历史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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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资本主义萌芽
对于中国历史学来说,资本主义萌芽似乎是一块搬不走砸不碎又绕不过去的巨石。流行的观点是这样:如果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使得中国自己的资本主义发展受阻而搁浅的话,中国社会在自身惯性的作用下会自发走向资本主义,因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存在是个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
中国的历史学家在中国的"封建社会"起于何时这一问题上可能争议很大,但却鲜有不承认中国存在资本主义萌芽的。这一问题与中国现实结合得是如此的紧密,以致于历史学不得不顺时顺势而动。不过人们可能有意无意地忘记了马克思晚年的告诫―他对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必然性的研究只限于西欧,也有意无意地忘记了马克思对亚细亚社会的一贯立场和观点,即"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亚洲生产方式不是指一个纯粹的历史概念,而是指历史中的死巷,指‘背逆时间像植物一样懒洋洋成长‘的社会,它们只有过去,却没有现在和将来"(《反革命氛围》,阿里夫·德里克,王宁 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8月第一版,第315页)。马克思的一生中直接论述中国的著作不多,现在能看到的除了收集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中的有限几篇外,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五卷还有一篇论述太平天国的文章《中国记事》,在该文中,马克思予中国社会和太平天国以否定评价,认为中国社会的停滞不前以及太平军的乏"建设性"等,前一观点在其他论述中国的文章中已有所表露,不过不似该篇那样直白而已。由于这篇文章选集不选,因而知道的人并不太多。
当然,今天看来,马克思的观点不一定正确,他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了解并不是很多,他一生关注的焦点始终在西方。有人指责马克思的观点中潜隐着欧洲中心论意识,他对东方社会的一系列观点并不符合东方社会历史发展的事实。不能说这种指责没有道理,权作一种参考。
顾准认为中国社会不会产生资本主义萌芽,他说:"中国那些奢谈什么中国也可以从内部自然成长出资本主义的人们,忘掉资本主义并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法权体系是上层建筑,并不只有经济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决定,什么样的经济结构生长出来或不能够生长出来。资本主义是从希腊罗马文明中产生出来的,印度、中国、波斯、阿拉伯、东正教文明都没有产生出来资本主义,这并不是偶然"(《顾准文稿》,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第329页)。顾准把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诞生归结为希腊罗马的文明传统,这种观点受十九世纪后半期至二十世纪前半期在欧洲占优势的"现代主义"古典观的影响较大,它强调"古代资本主义",主张希腊罗马与近代的近似性。而如今,这种"现代主义"古典观已被"原始主义"古典观取代,后者强调希腊罗马全然不同于近代西方,即强调希腊罗马的非资本主义性或原始性。
可以说,每一代人都在按照自己的理解诠释历史,对此作永久的真假善恶之类判断好象没有多大意义,重要的是,不可能把一种制度的诞生归结为单纯的某一种或几种因素的作用,否则历史岂不因此而终结?人们又将以何种理论来应付现实的种种挑战呢?
正统史学以经济因素来解释资本主义萌芽,把工厂手工业和雇佣关系的产生看作其诞生的标志,完全忽略资本主义的产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在历史学中,可以把某一种思想诞生的标志确定为某一年某一部著作的发表,但是对于一种制度的孕育诞生,则要以世纪来衡量,看到其社会全面的变革与变化,单纯纠缠于某一种现象,这好象不是十分可取的态度。
从西欧资本主义发展史来看,资本主义萌芽的诞生是社会全面变革的结果。从经济领域看,它是工厂手工业的出现和雇佣关系的形成和发展;从政治领域看,它是新的阶级(阶层)的产生以及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发生;从意识形态领域看,它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得以成功地实行;从空间发生上看,它是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上述各个方面在特定历史时期的风云际会才是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整个过程,也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才得以发展壮大。
对这类问题的认识,最好放宽历史的眼界,拓宽历史事件发生的的时间和空间,有了历史的纵深,也许会更清楚一些。
既然如此,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有无问题就不是个应该继续争论不休的话题了,对中国历史而言,它根本不存在。刘启良先生认为,尽管东方社会并非铁板一块,甚至差异性很大,"但有一点在古代东方却是相同的,即在土地王有制和个人缺乏财产的最后所有权的情况下,私有制的发展始终是受限制的"(《东方文明畅想录》,刘启良,花城出版社,2001年4月第一版,第115页)。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并没有产生什么资本主义萌芽,虽然出现过一些新的经济现象,也并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仍然属于前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范畴。为了进一步说明这一问题,刘先生在概念澄清上下了一番功夫,着重区别了以下五组概念:商品经济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类资本主义经济现象与资本主义萌芽;资本主义经济现象与资本主义社会;古代社会的雇佣劳动者与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下的雇佣工人;城市居民与市民社会。不可否认,对这些概念的辨析有助于人们更好地思考这一问题。不过,正统史学认定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存在资本主义萌芽,其目的和动机所在,有更现实的力量驱动,而其原因,也并不是概念混淆那么简单。十月革命后,中国从苏俄那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进而也接受了二者的社会形态发展观点(所谓"五形态论"),自然也就有个资本主义的产生问题,而对这一问题的成功论证既可以填补用"五形态论"切割中国史所产生逻辑空白,又可以进一步证明"五形态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毛泽东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提出资本主义萌芽这一观点。1949年,对这一问题的争论和考证以"中国在明代中后期产生资本主义萌芽"被史学界广泛接受而告一段落。显然,这里有政治权威干预的因素。
马克思把欧洲中世纪称为封建社会,但他从未把中国或印度叫作封建社会。马克思所说的封建社会具有明确的内涵,它起码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分封制、私有制、贵族集团、政治格局上的宗教神权与世俗王权的二元格局(近代以来经宗教改革所形成的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发展所起到的进步作用可以证明宗教的存在对社会发展的意义)等等。从中国历史发展来看,中国自秦以降就不存在大规模长期的分封制,至于受法律保护的个人所有意义上的私有制,它的发展始终受到多方面的限制,而贵族集团,先秦有过,后来随着社会斗争的加剧而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国自秦以降,有官僚、庄园主、商人、农民、手工业者,而基本的阶级分野则是官与民,惟独没有贵族。当然,中国也没有象基督教那样能够整束人心,减轻社会不满情绪并指向终极关怀的宗教。
前文说过,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是个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它需要多种力量的支撑。而在古代中国,找不到这些力量,相反,限制它的力量却很多,比如无所不在的政治权力对"民"的侵犯,抑商的传统,史官文化的制约,闭关锁国的政策,这些力量愈益强大,挤满资本主义可能产生的各个角落和缝隙。因而,中国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尽管与欧洲几乎同步诞生,然而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不但没有日益壮大反而日渐萎缩,缘何如此?无它,盖当时所出现的根本不是什么资本主义萌芽。
关于封建社会
对历史"常识"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中国秦汉至清这一段历史被称为封建社会。这要归功于数十年来不断的全方位的灌输。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即使对历史知识毫无兴趣的人,在这种灌输下也不会无动于衷。但早已有人指出,把这一段历史称为封建社会很容易与中国古已有之的封建社会相混淆,除了让人五迷三道外起不到什么作用。不过也有人认为,在这一问题上"正名"没什么意义,因为"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外,‘封建‘或Feudalism这两个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不仅仅在‘马克思主义者‘中)中已经形成了与其原始辞义不同的概念。这就如‘经济‘一词在古代汉语中是‘经国济世‘即搞政治之意,但如今不会有人以为‘经济学‘就是做官术一样。如果说过去的经济学有错,那也不是错在‘经济‘一词的用法不合古义,而是旧经济学的整个解释体系有问题。同样,要反思过去的‘封建社会‘论,也不能仅仅指出封建一词的用法不合古义......"(《问题与主义》,秦晖,长春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第443页)。这种观点乍一看挺有道理,但"封建"与"经济"两词在各自的领域所起的作用以及产生的影响决不可同日而语。没有谁吃饱了没事干非要去追究后者古今异义,因为这无关大体,然而前者却不可等闲视之。
"封建"一词古已有之,原义为封地建国。《左传》曰:"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之,已蕃屏周。""周之有懿德也,犹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史记》曰:"故王者疆土建国,封立子弟,所以褒亲亲,序骨肉,尊先祖,贵支体,广同性于天下也。""昔五帝异制,周爵五等,春秋三等,皆因时而序尊卑。高皇帝拔乱世而反诸正,昭至德,定海内,封建诸侯,爵位二等。"柳宗元在《封建论》中说:"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幅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捍城.""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中,此其所以为得也。""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可见,封建一词,史有明文,史有明义,它的能指和所指是一致的而且非常明确。秦始皇废封建,改郡县,从此封建亡,这是我国政治制度史的大事,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常识。
但是,这个词首先被日本学者借过去用以指称欧洲中世纪的Feudal  system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初入中国之时,又被从日本归来的以郭沫若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从日本拿回来,在"五形态论"的指导下,在政治权力的倡议下,硬生生按在中国自秦至清这一段历史上,从此这个标签就挂在那儿了,成了它的一件合法的帽子。封建搞定了,中国社会性质清楚了,革命对象也有了。
不过,无论从形式到内容,中国古已有之的"封建(封邦建国)"与欧洲的Feudal  system以及自秦至清的"封建(土地私有、租佃关系)" 三者都是迥异的。把这三者作成一锅粥煮完全是救亡压倒启蒙,政治权力强奸学术理性的恶果。仅以此而言,秦晖先生认为无须"辩名"是说不过去的。想我堂堂中华,泱泱大国,五千年文明史,别说找十个八个概念,就是找它百十来个概念来指称那段历史又有何难,又有何不可?为什么偏偏揪住一个张冠李戴的"封建"不放?这个可怕的指称把根本不是它的许多东西拢入怀中,结果在"反封建"的大旗下,把无以记数的本属于应该好好继承和发扬的文明成果摧毁殆尽,而真正应该反对和抛弃的却偏偏又完好无损。自"五·四"开始的中国近现代史,要说有什么惨痛的损失的话,那就是反对了不应该反对,继承了不应该继承的。所谓古为今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过是空话一句,对于几千年的文明成果,我们到底继承了什么,实在值得怀疑,可皇权帝制之类却阴魂不散,时时作祟。时至今日,我们除了用筷子吃饭以外,恐怕也没剩下什么东西了。就以这一方面而言,"反封建"所造的孽实在不轻。"正名"之必要也正在于此。
然而这只不过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弄清楚中国古代的历史到底是怎样的,是否如正统史学所讲的那样,政治上的地主与农民的对立,经济上租佃关系等等。
早在五十多年,王亚南在其名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即已指出,秦汉之制下的中国政治,是一种官僚政治,这种官僚政治,并非仅仅作为一个政治在操作的"技术方面"存在,而是一种社会体制,其基本特点是:官僚把握政府的全部权力,普通公民的权利得不到有效地保护,官僚利用政府的措施图谋私利。在这种社会中,官僚阶层并不是哪个阶级的代表,它自身就构成了一个具有自己特殊利益的阶级,因此,"官民对立"构成了这种社会的基本特征,而不象教科书所讲的那样是什么地主与农民的对立。关于这一点,秦晖先生的研究可以为此作一个很好的注脚。在《封建社会的关中模式—土改前关中农村经济研析之一》一文中,他根据关中各地的档案材料指出,在土改前,关中地区地主人数占总人口的份额极小(约2%左右),其所拥有的土地占4%左右。土改前的关中几乎就是一个自耕农的世界,那种靠出租土地收取地租的传统意义上的地主几乎没有,关中的地主主要是因为雇工经营或放债而得到地主这一成分的,因此,"关中无地主,也无租佃"。在关中地区,"有产者(生产资料,主要指土地)与无产者的对立模糊,而有权者(身份性特权与政治权力)与无权者的对立突出。主佃冲突几乎不存在,主雇冲突也并不激烈,而官(豪—黑白合流而形成的恶霸)与平民的冲突则异常紧张。"在关中,基于生产资料的阶级分化模糊,而基于人身依附关系的等级分化则极为明显,"按资分配"的两极分化不发达,而"按权分配"的两极分化则异常尖锐。关中地区的这种特点当然不能证明整个中国全是如此,但它起码推翻了过去那种用租佃关系解释一切的旧模式,说明中国古代社会既不同于西方的Feudal system 也不同于先秦的"封建",更与正统史学所勾画的模式相去甚远,它就是那么个东西,它存在于那里,具有自身的独特的属性。
近几年来,学界许多有识之士已纷纷从旧史学的羁绊中走出来,尝试用新的方法,新的理论,重新建立史学体系,力图通过对史学的重建,加强我们的民族认同感,以期对当前进行的改革有所裨益。毕竟,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具有几千年文明的大国来说,在如今这"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前,如果失去了对历史的认同,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因为中国是一个缺乏宗教的国家,民族的认同不可能靠宗教来完成,只有对历史的认同,才可能为自己找回自信,寻回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本,内可以建立正常的社会秩序,外可以抗拒外敌的干扰与压迫。
关于"五形态论"
关于中国历史分期理论,学界争论由来已久。官方史学一直视"五形态论"(即人类社会的演进依次分为无个阶段: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为圭皋,将其视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以此统令整个学术界,尤其是历史学界。
但是马克思终其一生并没有明确说过人类社会历史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他只说过这样的话:"大体说来,亚细亚的 、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83页)。如果说"五形态论"源于马克思的话,那么,这无疑是强有力的证据。但是,这需要证明"亚细亚生产方式"是指原始社会的生产方式,不过,这在理论上似乎不可能。马克思这段话见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该序言写于1859年,此时,马克思对史前人类社会并不是十分清楚。写于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认为,人类历史始于异化劳动;写于1845—1846年的《德意制志意识形态》则试图将异化劳动理论展开为具体的历史图景,他将前资本主义社会划分为三种所有制形式,即部落所有制、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而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则认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直到1888年,恩格斯才对此句加注说:"确切地说,这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可以看出,至少在1859年前,史前社会并不在马克思的视野之中,而从《伦敦手稿》中对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可以看出,他所分析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亚细亚所有制、古代的所有制、日尔曼的所有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已经有了剥削现象。无论从哪方面说,显然,亚细亚生产方式根本不可能是原始社会的生产方式,否则,恩格斯也不会直到近三十年后才对《共产党宣言》中的那句话作出解释了。
那么,马克思的历史分期理论到底是怎样的呢?由于这不是本文主旨所在,本文在这里不拟做祥解,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对马克思文本的理解不同,论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也不一致,有人认为是三形态,有人认为是四形态,也有人认为是东西方不同。无论持何种主张,可以肯定的是,从马克思那里找不到支持五形态的理论依据。
其实,五形态的始作俑者是列宁。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通过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才被中国人所接受的。不过,马克思主义在十月革命前已经传入中土,那时的思想界并不接受,非要等到十月革命的炮声响过后才肯接受,究其原因,一是十月革命并不是纯粹西方意义上的革命,而是马克思主义这一西方思想向东方落后地区让渡的产物,二是因为经过列宁斯大林等人改造过的马克思主义更符合东方人的口味,具有强烈的东方色彩。因此,实际上,我们当初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经过了列宁斯大林等人的"二传"(列宁曾对当时的中国有过定论:是处于半殖民地地位的国家,是落后的半封建的农业国家)后,他们的许多的观点也就成了经典了。
列宁是第一个集中而明确的表达了"五形态"的社会历史观的人。他在《论国家》这篇演讲中说:"世界各国所有一切人类社会数千年来的历史,是这样向我们表明这种发展的一般规律性、常规和次序的:起初是无阶级社会—父权制原始社会,即没有贵族的原始社会;然后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社会,即奴隶占有制社会。......在历史上继这种形式之后的是另一种形式,即农奴制。......后来,在农奴制社会内,随着商业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出现,随着货币流通的发展,产生了一个新的阶级,即资本家阶级(《列宁选集》第45—46页)列宁在这里没有提到社会主义,但列宁这篇演讲词作于1919年,社会主义在俄国已成现实。
列宁的观点在斯大林那里得到进一步的强化,《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秉承斯大林旨意而做,全盘接收"五形态论"的观点。然而有趣的是,斯大林既不承认他的这一观点源于列宁,也不承认这一观点源于马克思,他认为这是他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所做出的创新。他对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的概括不予理睬,他长段援引《序言》中关于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经典表达,并将之推崇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质所做的天才表述"。但引文只引到"概括"之前。这说明他不仅清楚地意识到他的五形态论与马克思的这个概括有原则区别,而且他根本反对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和理论。那些力图用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来说明东方社会的结构和性质的学派遭到他的严厉打击,也在事实上证明了他的这一态度。
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史学家从斯大林那里接受了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用这一理论来诠释中国历史,"天才地一个一个地解开了古代的神秘的谜",从而最终证明了"我们中国"典型地经历了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郭通过中国奴隶制的考证,得出结论曰:"关于奴隶制这个问题,我敢十二分坚决地主张,中国也和希腊、罗马一样,对于马克思的那个铁则并不是例外"。
由于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关系到中国革命理论的建构以及中国革命的前途,因此,这一理论为中国学术界所接受,已经不仅仅上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完完全全纯纯粹粹的政治问题。真正的动机 是通过对中国社会的这种研究,证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理论的正确,进而表明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1949年后,"五形态论"成为正统史学的基础理论而被定为一尊,并且得到广泛承认。当然,其得以登堂入室的原因也是日后史学危机的导火索。
人类社会因为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前进,人类在历史中创造历史,在创造历史中认识历史。就象人类在不断创造历史一样,人类也在不断地认识历史。由于时间的一维性,人类对历史的认识永远不可能达于历史真相,这也就意味着在历史研究中永远不可能有什么绝对真理。任何被宣称为真理的东西都有可能在明天成为谬误和笑柄,成为阻碍人类进一步认识历史的桎梏。
人类社会历史前行的每一步都充满了千头万绪的变数和千差万别的偶然性,在这由纷繁复杂的细流构成的洪流背后是否存在着冥冥中的主宰,至今仍是个争论不休的话题,即:历史发展至此是否注定如此,未来是否必将如此?
"五形态"弊病并不仅仅在于它怎样界定和规范奴隶制和封建制等问题,更为致命的是它对上面这个问题作出了肯定回答:历史发展至此即必定如此,并且以此为落脚点推论将来也必定如此。它把"进步"与"落后"的价值判断演变成"必然规律"的事实判断,"这种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的混淆,一方面把实证的的历史学变成了对类似"‘正义终必战胜邪恶‘之类信仰的一种解释,从而造成学理上的损害。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混淆导致了基于价值的人文精神与基于事实的科学主义二者的‘伪结合‘。从而既为借人文之名的反科学蛮干、也为借科学之名的反人道暴行造就了口实"(《问题与主义,秦晖,长春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第339页》)。事实上,资本主义制度比前资本主义制度进步与优越,并不意味着所有的前资本主义制度都将产生资本主义。中国就没有诞生资本主义,非洲、美洲都没有,只有欧洲诞生了资本主义。而说到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诞生,则又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将其原因归结为市民社会与商品经济,归结为新教伦理、罗马法与基督教,甚至归结为古希腊哲学与希伯来宗教观念,都不能说没有道理,谁也没有权利认定只有一个因素决定欧洲诞生资本主义。同样道理,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也丝毫不意味着后者必定发展为前者。欧美迄今没有社会主义的踪迹,而在没有资本主义的中国却产生了社会主义。
自从人猿揖别至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按照"五形态论"所规定的模式来发展,而是呈现出千差万别形态各异的发展历程,其多样性与差异性,岂是一个"五形态"可以一言以蔽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