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志强和一些经济学家的谬误

    经济学一地鸡毛

    近两年来最令人痛心也最令人欣慰的事，莫过于网络上的草民们对经济学的猛烈抨击。痛心的是，中国的经济学和大众的意见形成了尖锐的矛盾。而细观对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批评，还并非无理，有时候简直就是远远超过了经济学家们的真知灼见。欣慰的是，这个现象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和盲目崇洋的理论取向之间的较量，并且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使得我们开始用更理智、更求实的眼光和不唯书、不唯洋的态度来处理问题，这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大有好处。

    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家们的表现可以用狼狈这个词来形容。先是经济学家们的歌颂声犹绕梁未绝，歌颂的对象却锒铛入狱。然后便是“集体失语”，演变到剌出“反对改革”的最后一枪，依然未能奏效后，便摆弄出“学者”的风采，声言不当“民意代表”，高挂免战牌不与舆论一般见识。

图中人物为任志强 来源：深圳新闻网

    任志强勇冠三军

    就在经济学灰头土脸的时候，斜剌里杀出一员大将——任志强先生，单枪匹马，锐不可挡。休说你经济学家，哪管你网络舆论，任志强先生引经据典潇洒应对。

    依我看来，任志强先生个人品格令人称道，直率、敢言、无惧。令人称羡的是，任志强先生商务之余，读书不倦，学识也称得上渊博，有人称之为儒商，也当之无愧。

    于是我们看到，在经济学家几乎噤口不言的时候，任志强勇冠三军，豪气干云，其光采甚至压倒了经济学家们。

    经济学作为后盾

    任志强先生爱读书，虽未能看到他列出书目，但以他的一贯言论看，是关于市场经济方面的多。依据也有一个，那就是任志强先生还推荐过《从资本家手中拯救资本主义》这本宣扬自由竞争的洋书。我看来看去，经济学原理是任志强先生无畏的最根本理由。以下试举两例。

    任志强先生说只为富人造房。其实这就是市场原理，他并没有乱说。如果把刺激情感这个因素去掉，我们看到，市场确实是个只认钱不认人的东西，市场上的东西永远是出价高的人获得，支付不起那价钱的人则必须靠边。活动于市场之上的任志强，其社会属性决定了他自然要按这规律做，否则他便有可能在市场上败北。因此，倘若在市场原理上和任志强争论，他不太可能落败。

    任志强说不应该公布建房成本，如果不考虑别的因素，只考虑市场价格的形成机制，他仍然是有理的。因为，市场上商品的价格，确确实实只是由供需决定的，和成本无关。成本高的可能贱卖，成本低的可能贵售，一切取决于商品提供者是否看准了市场需求。因此，在成本该不该公布的问题上，任志强先生如果一个劲咬定价格决定机制不放，他也立于不败之地。

    于是，有经济学原理撑腰，任志强便常常是有理的，至少是不肯违心服输的。我看到的任志强先生，是一个站在商界和经济学界的分水岭上的辩士。他有现实，有理论，至今岿然屹立于风口浪尖，英姿焕发。

    然而，任志强先生是错了。其实观察民意和舆论，倒不在于那市场争论中的一招一式，而是要从舆论这个总体现象上看出问题的本质。嫌贫爱富、只追求效率的西方经济学无法提供这方面的知识，因此任志强先生并没有看到舆论背后体现的实质是对公平的追求。而任志强先生表现的神勇，实质只是代表了西方经济理论所谓的效率。所以，任志强先生是在舞动效率这个利器和目前尚不很强大的公平交战。

    如果我们站到更高一个层次，在公平和效率的层次来看任志强先生，而不和他在房地产市场上的点点滴滴上争辩，我们就会哑然失笑：原来任志强先生代表的只是房地产市场按西方定义的效率，无论如何骁勇，其实只是西式效率马前的一个卒子。他所说的，不过都是小道理。

    原理也是有层次的。只有在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处理好以后，才谈得上效率。一个社会却决不仅仅只是由经济构成。只有在社会各个方面处于和谐时，效率的追求才有了基础。当中国的基尼系数高近0.5时，任志强先生仍在舞动着来自于西方经济学原理的效率大旗，应该说看问题的层次不高。

    但客观地说，任志强先生的表现由不得他自己，作为一个活跃在市场上的商人，他只能这么做，这是他的社会属性决定的。让任志强们便宜卖房子决无可能，除非市场供需形势逼迫他这么做。

    效率论不堪一击

    什么是西方经济学的效率呢？没钱的不买房，钱少的卖差房，有钱的卖大房，这就是市场，这就是效率：各得其所，其乐却不见得融融，虽然在经济学上，这叫做帕累托最优境界在房地产市场上的表现。最优境界，很动听很煽情的一个词汇。

    问题是，这么漂亮的词汇竟然骗不倒老百姓，却只骗倒才高八斗的任志强和经济学家们！

    老百姓不太懂理论，但他们有一个最朴素的因而也是坚不可摧的真理在手上，那就有了房就可以安居。要是没有房，管你什么最优境界，不信！你要是说得多了，人家也看得多了，知道那所谓的最优境界，在收入分配恶化的情况下不过是富人的最优境界罢了。

    观任志强先生在论争中的立论，无不以市场的效率为基础，无不是在维护这个最优境界。这时候，人们不“骂”他“骂”谁？任志强先生应该站得高一点，跳到比市场更高的地方放眼看看世界，他就会明白，原来这个世界上除了效率之外，还有公平。

    任志强先生应该更求实一些，不要装作没看见中国收入分配的现实，什么基尼系数，什么财富的集中程度，不用我来说，求知若渴的任志强先生也应该知道。那么，任志强为什么偏偏为只追求西式效率的房地产市场却偏偏不肯看得更宽一些呢？在不敢冒失地用“利益集团”来指责任志强先生的情况下，除了用认识上的错误来解释，我确实还不知道有别的什么理由。

    等待论实为画饼

    观任志强先生的言论，我认为他最有力的一种说法是：先为富人造房，因为这是资源有效配置的市场规律，等到经济发展起来了，穷人也就变成了富人，一切就都解决了。其实这也是西方经济学，不论从刘易斯关于劳动力无限供应下的发展理论，还是库兹涅茨的倒U形假说，还是索洛—斯旺的增长模型，都体现了这个思想。因此，任志强先生的这种说法，不过是老调重弹。

    这种说法是个骗局。从发展中国家的多数情况看，这个说法是天方夜谭。从拉美的现实看，这个说法是破坏性极强的玩艺。而从我们的情况看，这个说法不利于社会和谐不利于长期发展。

    美妙的说法一旦被识破，事情便有些微妙的变化，有人来劝任志强先生少说话了。这个给任志强先生提劝告的人不简单，比任志强先生高明。

    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势所趋，公平和效率已经在经济学家的鼓吹中、在任志强先生这样的商人们的行为中形成了尖锐的矛盾。中国社会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连那位按理任志强先生要称为老师的吴敬琏先生也承认“我们这个社会是生了病了”。这时候的任志强先生无疑处于尴尬中。要坚持以前的效率宏论，不仅徒然刺激不懂经济学的人的神经，而且实质是逆大势而为必遭败迹。要改弦更张把立场站到公平一边来，却因身为商人必须追求“暴利”而难于上青天。因此我说任志强先生最好是闭嘴，不发一言，也算得是藏拙之一计。

    不说话了，任志强先生岂不寂寞？不，静当若处子，动必若脱兔。任志强先生完全可以在静默中读几本书研究一下中国社会，把自己提升到超越西方经济学理论之上，用一种更全面、更客观、更求实的态度来看中国的问题，反省自己为了所谓效率的所做的一切理论争战其实只是低层次的徒劳，只是一种局部的小道理而无益于大局，岂不善哉？

    公平和效率均衡

    用经济学语言和任志强几句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作为饱读诗书的商人，任志强先生应该知道，从旧体制绝对公平的状态出发，任何向效率的前进的所得，必然超过对公平的损害。而在目前收入分配已经恶化的情况下，任何对效率的追求，所得都不能补偿对公平的损害。这是从全社会的角度看问题的。这个层次要高于任志强先生只讲效率的层次。

    例如，目前关于房地产市场是否有暴利争论不休。我的看法是，这个争议层次低，因而几乎没有意义。尽管任志强及其对手可以乐此不疲，我却认为，这不是暴利不暴利的问题，而是只有富人买得起房，穷人买不起房的不公平问题，有暴利也罢，无暴利也罢，当公平和效率的关系表现为尖锐的矛盾时，房价必须降下来。至于手段，有的是，而且注定并不出于任志强先生手中的西方经济学的书中，这里带过不提。

    那么，任志强先生还有必要为房地产市场说那些市场经济理论的老套话吗？我看是没有必要了。相反，任志强先生不妨静下心来认真想想，从单纯追求效率到现在我们要实现公平和效率的兼顾甚至把公平放在首位，是否会出现某些商机？如果能从这个角度想问题而不是拘泥于此前那些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上的套话，我想才是真正大智大勇的儒商。这一点，愿任志强先生勉之。

    任志强只是个例

    其实，放开眼界看，任志强先生的杰出表现，其实只是反映了一种对西方经济理论的盲目崇拜现象。就任志强先生而言，我认为其非凡的表现是两个原因造成的：其一，任志强先生作为一个儒者，熟读西方经济学理论，行事按此种理论。其二，任志强先生作为一个商人，必须为股东负责赚钱，他必须讲暴利讲效率。

    具有类似理由的人不少，最应该强调的是经济学家。经济学家成名早于任志强先生，鼓吹效率第一忽视社会公平则是经济学家们的一贯作为。经济学家们如此行事的理由和任志强先生如出一辄：其一，经济学家们被西方经济学理论掌握，言必西方理论。其二，作为服务的提供者，经济学家必须有产出，而简单地抨击体制现状描绘类似于西方现状的体制前景的治学方法，具有最小成本、最大效益的特点。

    任志强和经济学家们的共同点是，只强调西方经济理论中帕累托最优境界体现出来的效率而不讲公平。这种处理方法的为害我们已经看到，那就是中国的收入分配超过了国际警戒线不少，对社会和谐造成了威胁，因而从长远看，反而表现为低效率无效率甚至负效率。原因如上所述，是陷于效率第一的认识误区中不能自拔。

    舆论对任志强和经济学家们的批评，反映的只是认识层次上的差别，任志强先生和经济学家们大说市场效率，其理论源于西方，而舆论强调公平和效率的统一，其思想来自中国实践。在世人眼中，优劣早判。经济学家们已经显得有些沉默，而任志强先生的声音注定渐趋式微。毕竟，消除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强调公平和效率的统一已经万众归心，这是蕴育于中国这块土地之上的客观规律，这不是任志强先生和经济学家们能抵挡得住的历史潮流。

    结论

    综上所述，任志强先生体现的是只在效率层面上谈问题的现象，任志强先生不过是其中的佼佼者罢了。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政体、中国的资源和人口、中国的发展程度等因素，都提出了不可任由收入分配恶化的必要性，也提供了保证公平和效率实现中国式的统一的充分性。不幸的是，有这样一批人，而且往往是有学识有地位的人，他们眼中只有西方的理论而无中国的现实。仔细观察其言行，不过是不厌其烦地背诵西方经济学常识，如前所述，是一种低层次的行为，有可能误了大事。

    在股东特别大会召开之前，市场流传一些不利于电讯盈科的消息。有“疑似种票”传言称，有人以一手电盈股票作报酬，诱使多名富通保险经纪，以电盈股东身份投票影响私有化投票结果。电讯盈科的职工总会近日又表示，公司拟裁员600人以减少开支，并且可能削减部分员工的薪金。

    投票过程一波三折

    4日下午，电讯盈科先召开法院会议，多于75%的公司小股东赞成私有化，少于10%的独立股东反对私有化，该私有化建议获得通过。

    在随后召开的股东特别大会上，有小股东以“种票事件尚未清晰、强行投票并不公平”为由，要求将私有化动议押后，直至证监会完成对此事的调查。股东大会于是就押后私有化的动议进行表决，574名股东参与投票，其中有73.54%的出席股东反对押后私有化决议，押后动议被否决。随后大会继续原来的程序，表决并通过私有化议案。

    当押后私有化的提议被否决后，部分小股东一度显露出不满情绪。有消息称，在大会上有小股东质疑表决结果，并称“无反对的人士监票”，电盈非执行董事、法院会议及股东大会主席霍德(David Ford)对此表示：“唱票工作由独立机构负责，若小股东有质疑，可向法院反映。”

    霍德表示，现阶段未有发现有股东曾进行任何不当的股份转让，有关审阅电盈于2008年12月至2009年1月期间的股东名册的报告将交予法院，故不宜作出任何评论。

    李泽楷被迫提高价码    去年11月4日，电讯盈科主席李泽楷开始了对公司的第三次私有化尝试。李泽楷将通过盈科拓展连同第二大股东中国网通，以每股4.2港元的价格(较停牌前收市价2.9港元溢价44.8%)收购二者尚未持有的52.42%股份，涉及资金最高达154.9亿港元。    该方案公布后，在市场中引起很大争议。有流通股股东表示，私有化方案对两大股东更为有利，在付出150亿港元左右的回购代价后，两大股东将获派发总计169.64亿港元的股息。有消息称，在私有化方案提出后，董事会曾就此引起争论，董事会成员认为应该保护少数股东的利益，而私有化方案看起来是大股东受益。

    电讯盈科随后表示，如果小股东拒绝李泽楷和中国网通提出的总价19亿美元的收购方案，未来可能会削减股息。

    去年12月30日，在电讯盈科举行的股东大会上，李泽楷与网通集团突然提出，将私有化作价由此前的每股4.2港元提高至4.5港元。(杨志刚 蒋家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