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不让返乡农民工大修水利

    这是安徽利辛县永兴镇双龙村一片干旱的麦地（1月22日摄）。安徽省气象台2月1日10时发布干旱红色预警，预计未来一周淮河以北地区有60%以上的农作物受旱。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 摄

    郭松民    作者文集

    我国北方遭遇严重干旱，部分地区已达重度干旱，各地连发最高级别干旱警报，涉及我国北方主要产粮区，农业专家认为干旱成灾已成定局——据最新气象干旱监测显示，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安徽、湖北、陕西等地部分地区的气象干旱已达重度干旱或特旱（2月4日中国新闻网）。

    一连串的干旱警报让人触目惊心，在国际金融危机使中国经济面临严峻挑战的时刻，这场大范围的旱灾来的真不是时候：旱灾势必导致农作物减产、食品价格上涨，令低收入阶层的生活雪上加霜。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严重的干旱迫使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重新审视农村的水利建设，并且惊讶地发现，旱情之所以如此严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年我们在水利建设上欠账太多，在不少地方，农业已经回归靠天吃饭的老路。

    根据水利部网站提供的数字，我国农田水利工程大多建设于20世纪60-70年代，由于近二十多年来管理维护较差，长期运行，工程普遍存在老化失修问题：全国大型灌区骨干工程建筑物完好率不足40%，工程失效和报废的占26%，个别地区可灌面积减少50%；全国拥有较完善灌溉设施的水浇地8亿多亩，仅占耕地总面积的45%。2003年，在我国19.5亿亩耕地中，仅有8.38亿亩为灌区面积，1.5亿亩有抗旱水利措施，11.1亿亩为“望天田”，旱涝保收面积仅有5.92亿亩，2/3的灌溉面积还在沿用传统落后的灌溉方法，灌溉水利用系数为0.45，实际上已经无法满足确保粮食安全需要。

    大型水利工程如此，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如何呢？其水利功能也严重退化了。不少地方的农民把这些工程形容为“堰塘像碟子、渠道像筛子、水库像池子”。黑龙江全省农村小型工程配套率70%，完好率60%，实际灌溉面积只有设计能力的30%；山西有1.6万处小微型工程因蓄水能力不足，致使90多万亩灌溉面积徒有虚名；湖北省有效灌溉面积正以每年20-30万亩的速度递减。水利设施的严重欠账，使得粮食生产缺乏保障，一次较大的自然灾害就可能使刚解决温饱的农民重新返贫。

    农村水利的欠账之所以如此严重，是和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过于乐观地判断农业形势有关的，这导致了对水利建设的投入大大减少；同时也和我们在水利建设、管理体制上盲目推行“市场化”改革有关，而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环顾世界各国，防洪、灌溉抗旱等水利设施，基本上都是一项公益性的社会事业和政府组织行为，这是由水利设施的性质决定的。

    水利设施建设的长期欠账，使我们在今天面临旱灾时不得不付出沉重代价。不过事情总是相互转化的，目前正好有一个还清水利欠账的有利时机：一方面，从中央到地方推出了总额达十几万亿人民币的刺激经济计划，这可以解决兴修水利的资金问题，另一方面，近两千万农民工失去了在城市的工作返回农村，这使大兴水利的劳动力问题也同时得到了解决。只要政府能够统一规划并组织协调，不仅可以使水利设施的现状得到根本改善，同时也可以大大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农村消费，拉动整个中国经济的增长。灾情不等人，有关方面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再犹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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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传某糖尿病药品医学专家“孙仕友”、推销纪念钞的钱币专家“孙云”、某理疗广告中的北大客座教授“张国行”、北京协和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吕青”……这些电视广告中的专家虽然身份和姓名截然不同，但实际上是同一个人。近日，一则名为《电视广告中出现的相貌一样名字不一样的一群骗子》的曝光帖走红于各大论坛，最少的“专家”也有过两次“变脸”。（2月4日《新京报》）

    这种行为对社会的危害随着问题的暴露而彰显。接下来，公众期待的自然是如何处罚了。令笔者担心的是，尽管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法制建设成绩不小，“依法治理”已成为常见口号，然而对于媒体（包括传统媒体和新媒体）有关行为的处置并不经常依据由国家立法机关通过的正式法律，而是打着“依法”的旗号以“……的规定”、“……暂行办法”之类行政部门性规章加以惩治，在适用法律方面往往是空置的，这与依法治国的本意相去甚远。当然这也凸显了为传媒专门立法的重要性。

    不过这次是一个例外。中国目前虽然还没有专门针对发布广告的媒体法律，但早在1994年10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就已经对虚假广告的相关责任方进行了规定。《广告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利用广告对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宣传的，由广告监督管理机关责令广告主停止发布、并以等额广告费用在相应范围内公开更正消除影响，并处广告费用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对负有责任的广告经营者、广告发布者没收广告费用，并处广告费用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依法停止其广告业务。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据此，广告主、伪专家和相关媒体的民事责任是非常清楚的。

    笔者推算，由于“伪专家”虚假广告情节严重，处以广告费用五倍的罚款是可能的；而由于播出时间长，播出媒体多，某个伪专家代言的数则广告费总数的五倍可能高达数千万元，加上以“等额广告费用在相应范围内公开更正消除影响”，那一定是一个大数目。除了广告经营者之外，荧屏上的代言者也应是主要处罚对象，伪专家如果被处罚，可能要“大出血”数百万元。而一旦追究其刑事责任，根据《刑法》控以诈骗罪将是可能的。

    当然，认定诈骗数额将是相对困难的，因为要对有关企业的销售业务中将通过伪专家广告实现的销售和其他销售逐笔加以甄别。为了维护处于弱势地位的普通消费者的利益，根据《广告法》，作为广告监督管理机关的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而不是新闻出版和广播电视管理部门）理应承担上述举证责任，并移送检察机关，由后者提起公诉。    但是，这么一部难得适用于媒体领域的法律近年来却往往被束之高阁。在本文开头所引的记者的报道中，被提及的是下列规章：《药品广告审查发布标准》、《药品广告审查办法》、《关于进一步禁止和取缔利用公众人物、专家名义作疗效证明的药品广告的通知》。在笔者看来，现在是改变那种“架空”法律、还法律以威严的时候了。（展江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教授）\\\\\\\\\\\\\\\\\\\\\\\\\\\\\\\\\\\\\\\\\\\\\\\\\\\\\\\\\\\\\\\\\\\\\\\\\\\\\\\\\\\\\\\\\\\\\\\\\\\\\\\\\\\\\\\\\\\\\\\\\\\\\\\\\\\\\\\\\\\\\\\\\\\\\\\\\\\\\\骇人语录警示独尊经济学家之害

    经济学家的策略可以在短期内快速推动经济发展，却不一定能做到长期、科学的发展。过分听信经济学家的意见，而忽视人文科学等其他领域学者们的作用，是一个重要的教训。

    1月8日《新快报》报道，近日，网上盛传一篇题为《中国经济学家骇人语录大全》的文章，文中收录了厉以宁、张曙光、张维迎、郎咸平等著名经济学家的言论。一些经济学家的话的确让人无法理解，如“房价涨得快是好事” ，“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 ，“腐败是改革的成本”等。

    可以想见，这些“骇人语录”必然会使某些经济学家遭到舆论质疑。或许，有的语录忽略了话语存在的背景，有断章取义之嫌，但是，在涉及社会分配、福利制度、房地产市场等与民生息息相关的领域，有些言论的立足点离民生很远，却是不少人的感觉。

    应该承认，我们不能指望所有经济学家都是“平民经济学家”，都研究“穷人经济学”。正如德国学者斯宾格勒所言，评价一个知识分子首先应该看他是否对现实具有敏锐的洞察力。的确，经济学家不能为了迎合民意而不讲科学，但是，经济学家更不能总站在利益集团一边，为他们服务。

    笔者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下，更为可行的不是改变经济学家，而是改变他们在社会生活中过于重要的地位——现在，某些负责“解释世界”的经济学家正在对“改善世界”起着过于重要的作用。由于我们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长时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更由于某些地方过于看重GDP，奉行经济至上主义，所以经济学家在一些地方被奉若神明，经济学成为这个时代最为张扬的“显学”。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曾说，现在，很多重大决策，确实都会倾听专家们的意见，但这些专家，十个里面大概有八个是经济学家，再加上两个社会学家或政治学家，没有一个是人文学者。的确，在一些地方，人文学者基本淡出了政府决策的“智囊团”，很少有领导愿意听一个哲学家、文学家谈论中国应该往哪儿走。

    经济学家的语录“骇人”不可怕，但让这些“语录”在现实中“害人”更可怕。尤其是在资源紧缺、污染加剧、贫富分化严重等问题面前，我们正越来越明白，经济学家的策略可以在短期内快速推动经济发展，却不一定能做到长期、科学的发展。当然，其主要原因要到决策部门那里去找，但不能否认，过分听信经济学家的意见，而忽视人文科学等其他领域学者们的作用，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因此，要实现科学发展，就要从这种偏差中走出来，让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充分博弈，这样，不但我们的社会能更加公平，经济学家想为利益集团代言也不太可能了。（毕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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