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玉岭：重视提高中国国际现代化进程中的自主性

重视提高中国国际现代化进程中的自主性

任玉岭

    中国现代化始终离不开国际化的牵引和推动

        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是对本国国际化的推进和提升。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明显加快，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实行了对外开放政策，扩大了国际联络，重视了吸取国际上的技术和经验。是在国际化不断深入与提高的过程中，才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
        回想30年前，每个过来人都不会忘记，那时的中国处在高度封闭状态，不要说外资企业在中国组织生产、开设商铺、举办银行了，就连中国大城市，除了首都可见到少有的外国使领馆工作人员外，其它地方外国人的身影十分罕见。中国人不要说出国做生意和旅游观光了，就连到国外学习都因有着严格限制，而寥寥无几。那时虽然也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而在这种高封闭状态下，也只能是停留于“口号”而已。
        自1978年，中国的大门向外敞开之后，中国的一切都发生了重大改变。改革开放起步的1978年,是中国打开大门之年,也是中国跨向国际化的起步之年.从那时起中国便融入了国际化的时代潮流、紧跟国际化的步伐前进。这才是中国30年来巨大发展和天翻地覆的动力与源泉。事实证明，中国的现代化不仅需要有国际化的牵引和推动，而且中国也一定能够在国际化，全球化的进程中赢得中华民族的辉煌和复兴。    中国国际现代化进程中暴出的问题并不轻松　　　　　　　　　

问题之一：资源需求对国外的过度依赖。

        工业化连续几十年的推进后，我们发现，国内资源十分有限。我国人均矿产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2，人均森林和水资源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1/3，耕地面积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1/6，石油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10，天然气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20。随着我国生产建设的快速推进，2005年，我国对石油、铝、铜、镍、钢、煤、水泥的需求和消费数量已占到全球当年消费量的7%、19%、20%、21%、25%、30%、40%。大量的消费需求与资源的严重不足已经成了我们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现代化更离不开国际化、全球化的大环境，某些资源的进口已经成了稳定发展的重要条件和保证。2005年，我国对铁矿需求的50%、氧化铝原料的50%、铜原料的60%和原油的40%都必须靠进口来保证。迄今中国在世界上成了石油进口大国、铁矿石进口大国、钾肥进口大国、木材进口大国、飞机进口大国、大豆进口大国，出现了中国进口什么，什么都涨价的怪现象。中国对国外资源依赖度的加大，为我们的经济发展蓄积了潜在的危机和风险。

问题之二：市场需求对国外的过度依赖。

        改革开放初期，外汇的严重缺乏，不仅限制了我们对国外设备、技术和人才的引进，也限制了我们的对外合作与交流，成了发展的重要瓶颈。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更多赚取外汇，从80年代初起，便启动了外向型经济战略，加速了外向型经济发展。当年，韩国的人均出口额是中国大陆的25倍，中国香港和台湾的人均出口额高达大陆100倍。而由于外向经济战略的实施，很快使中国的出口额在1990年便有了4倍的快速增长。2007年，中国的出口额达到12180亿美元，占世界总出口额10%以上，中国的外汇储备达到17000亿美元。
        本来我们的市场方针是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但由于国内贫富的过度悬殊，基尼系数已经攀升到0.469,再加上房价，学费与医疗费用的无限飚升，导致大多数人群的消费水平过分偏低。发达国家居民消费占GDP总量多接近70%，而我国却长期停留在40%左右，内需不足，国内市场疲软，造成市场的对外依赖度接近市场总量的60%。这种过分的依赖度，也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就业带来了随时可能出现的不稳定。

问题之三：技术需求对国外的过度依赖。

        改革开放当初，日本生产600万吨钢的企业只有600人管理、而当时我国鞍钢也生产600万吨钢，管理人员竟高达23000人，是日本的23倍多。为了迅速改变这种技术落后的局面，国家实行了“拿来”主义，大力推进技术与装备的引进。正是这一举措实施的快速而得力，才使我们走了一个发展技术的捷径，才有了我国生产技术的显著提高和经济的快速发展。
        但是，也不得不看到，由于对引进技术装备的消化吸收提倡不够，也造成技术需求对国外的过度依赖。上海是我国技术研究开发单位最集中的地方，发表论文和创造科技成果都在中国居领先地位，但是上海的产业技术，2004年对国外的依赖度高达75%。同1993年对国外依赖度为65%相比，十年提高10个百分点。上海60.2%的企业技术靠引进，1/3以上的企业使用国外的生产线。正是这个原因，造成我国的工业品较少有自已的知识产权，中国自有品牌严重短缺。2005年，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总量中，75%是外资企业或合资企业的产品，属本土企业的不到25%。

问题之四：出口产品过分集中于劳动密集型行业，造成利润低下风险增加。

        因中国工人的工资水平远低于同等工业化国家的水准，所以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所生产出的工业品，其价格低于其它国家。这种情况下，此类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迅速挤出了其它国家。国内企业，因看到这类产品出口既有市场、又有利可图，于是便出现了“大家一起上”的大发展。
        这些情况的出现，说明了我们的很多出口产品的发展，全是靠廉价劳动力所至的低成本成就的。此类产品出口数量过大，价格过低，势必对世界原有的经济秩序产生较大冲击。导致他国经济的低落和失业率的上升，从而招来猛烈报复。如西班牙烧掉中国鞋城，很多国家以反倾销为名，不断对中国产品出台进口禁令。欧美的配额限制、墨西哥对原产地的限制，几乎都是对着中国的。今年以来，中国广东和浙江沿海，一大批外向型工厂亏损，还有些外向型企业倒闭。这都提醒我们，出口产品过分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其风险将十分巨大，而且不可避免。

问题之五：出口产品过分注重于比拼资源、污染环境的行业发展，严重违背了科学发展观。

        鉴于我国资源紧缺和环境污染严重，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要求建立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减少对资源的浪费和对环境的污染。但是，作为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现在在发展出口产品时，却仍在支持比拼资源和污染环境的行业，明显违背了科学发展观。
        以钢铁的生产为例，中国不仅铁矿石资源严重紧缺，需要大量进口，而且炼钢是耗能源大户，也是重要的污染源头。但是，因为钢铁生产有较高效益，所以钢铁生产依然在竞相发展。2007年全球钢产量约为13亿吨，中国产钢4.9亿吨。中国钢产量占世界产量的1/3，是日本的4倍多、美国的5倍多、印度的9倍多。2007年中国出口钢材6271万吨，比印度的总产量还要多。
        另外，大量消耗钢材的产业发展和出口也十分突出。其中汽车、造船，都是钢铁堆成的。他们的发展和出口，给资源紧缺和环境污染造成的压力不可低估。在造船方面， 2007年中国造船完工量1893万吨载重量，比上年增长132%，手持船舶订单15889万载重吨，比上年增长131%。据英国克拉克松研究公司对世界造船的统计，以载重吨计，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承接船舶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分别占到世界船舶市场份额的23%、42%和33%。我国所造30万吨船泊出口价仅1.1亿美元，而欧洲国家制造的万吨豪华游轮售价则高达7～8亿美元。可见我国造船业的附加值十分之低，实际是在比拼资源和环境。
问题之六：外资企业投资地域过偏给统筹区域发展造成困难。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大量走进中国、投资中国，截至2007年，外商投资中国的资金总量已接近1万亿美元，兴办企业60万家，实际开业运营的有32万家，这对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带动我国的企业进步，应该说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但是，由于特区城市和享有“免二减三”政策的各类开发区多集中于东部，因此，外商的投资基本上集中于东部地区，例如1983年～2004年，外资投向东部地区的总额占到全国外商投资的87.4%，其中广东一省就占到25.5%，超过中西部19个省市区总和的1.01倍。东部地区外商总户数占全国总户数的86.9%，仅广东就占22.6%。西部10个省区市三资企业总户数仅及广东一个省的20.6%。
        鉴于外商投资多以合资，合作形式出现，所以在外资大量投向东部之时，也拉动了内资特别是国有企业、银行的资金向东部云集和投入，有资料证明外商投资最多的省市，也是国有资产最集中的省市，例如广东外商投资居全国第一，同样广东拥有国有资产量也居全国第一，占中国地方国有资产总量的13%。因此，外商投资地域的过偏，不仅造成东中西区域经济发展速度的差距扩大，而且也造成生产力的畸型布局，不利于和谐发展，给中央的统筹区域发展战略的实施带来了阻力和因难。

问题之七：外资在制造业投入比重过大导致外商对中国市场控制趋严。

        2006年参加年检的“三资”企业共有274863户，总投资17076亿美元，其中外商出资7406亿美元，外商占股78.2%。这些“三资”企业中，分布于一产的总投入占2.1%，分布于三产的总投入占27.2%，由此看出外商投资的重点是第二产业，至2006年外商在第二产业办“三资”企业194284户，投资11667亿美元，占外商总投资的70.7%。在二产中，外商着力发展的是制造业，企业数目为187458户，总投资10412亿美元，分别占外商在中国注册户数的68.2%，占外商在中国总投资的61%。外商在这18万多户制造企业中所占股份高达79%。
        迄今中国的玻璃行业、啤酒行业、电梯行业、洗衣粉行业、化妆品行业，饮料行业、相机与胶卷行业、电池行业、炊具行业、医药行业、灯泡行业、轮胎行业、造纸行业、制鞋行业、冰箱行业、自行车行业、大豆食品行业、方便面行业、摩托车行业基本上为外资企业所掌控。另外，在电子行业中，通讯设备的62.5%，集成电路的91.3%，计算机的72.7%,电子元件的56.7%，日用电器的75.7%，收音机的77.5%，都掌握在外资企业的手中。如此局面，固然带动了中国总体经济的攀升，但也造成了我们对市场掌控的被动和难度的剧增。
问题之八：中国的农民权益受到挤压，而且正在面临更大盘剥的新情况。
        在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推进过程中，对农民权益的侵害十分严重。很多龙头企业拿着国家的产业扶持资金和很行贷款，大量圈占农民土地，并以所谓的“公司+农户”，让农民以低廉报酬为他们生产外销产品。例如，我们在山东考察时，看到一家龙头企业让农民为他们种草霉，他的外销价每斤为10元，而给农民的每斤只有6角钱。这虽然也叫“公司+农户”，但公司所创利润，农民却得不到一分钱。农产品的加工、营销利润常是产品的3倍至5倍，有的国家为了保护农民的加工、营销收入，是不允许非农企业进入的，而我国农民应享有的这些权益几乎都已经被原本非农的企业也包括大批外国企业走进农村给拿走。
        另外，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各国都更加重视了对国际资源的利用和国际市场的开发。有些石油出产国，原本通过海水淡化发展农业的做法，已经在国际化、全球化的冲击下被改变。他们正在着眼于用资本换资源。如此，很多国外的投资者，面对中国丰富的土地和便宜的劳动力，正在着眼于投资中国的种植业和养殖业，也还有些国家正在考察在中国建设他们的养殖基地和种植园。在这个挑战中国农产品生产的风潮中，如果没有好的政策法规跟上来，保护农民的权益和利益，必将导政“三农”问题更严重，农民的致富更困难。

    中国国际现代化需着力提升我们国家的自主性　　　　　　　

        中国现代化离不开改革开放，国际化、全球化一定会促进中国现代化。但是，前面提到的八个问题，确实已经发生，它们对中国现代化的不良影响和破坏作用决不能低估和看轻。为了确保中国现代化的健康推进，需要从实际出发，大力提升中国国际现代化进程的自主性。

    （一）通过中华民族文化的弘扬和传播提高自主性
        要想让外国人不拒绝我们，就首先要让外国人了解我们。文化是民族的灵魂，也是软实力的核心。要提高中国国际化进程的自主性，就一定要从文化入手，大力弘扬民族文化，更要用新技术、新形式向全世界、全人类传播我国的文化和传统。
        近年来，韩国曾把针灸术、端午节注册为他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欧洲也有国家把活字印刷视为他们的发明。这一情况的出现，说明我们对自己文化的不够重视，更说明我们对外的宣传过于欠缺。现在反映外国的影视文化产品大量涌进中国，而中国能出口的却少的可怜。外国文化产品对我国的贸易进口量是我国出口的50～100倍。又如我国在动漫产业发展方面并不落后，但一直处于来料加工状态，一部能挣10亿元的动漫片我们所得仅为其总价值1%，而且是在为外国文化的传播服务和出力。要提高中国国际现代化的自主性，就必须立足于战略高度，在整合与创新中国文化的传播方面下功夫。

    （二）通过技术创新和打造品牌提高自主性

        要改变众多产品出口的低效益，我们必须转变“轻创重引”的观念，高度重视自主创新和打造自己的品牌，降低对国外技术和品牌的依赖度。
        在创新方面，第一要解决的是以企业为主体的问题。企业为主体有利于解决“论文崇拜”导致的创新与经济两张皮的弊端，可以提高创新的针对性、实效性、快捷性。企业为主体，首先要在投入上做主体，没有企业做投入主体，既不可能有足够经费做保障，也不利于调动企业创新的责任心和积极性。
        第二要解决的问题是国内市场的支持问题。任何一个创新成果的推广和著名品牌的形成，没有国内市场的支持都将成为不可能。
       我们现在有很多新技术、新产品，实属国内所独有。例如三升水的冲便器，节能4/5的电灯泡等，其技术和应用价值都很高，但就是缺乏国内市场的支持与采购。为了提高中国国际现代化进程中的自主性，我们需要像韩国那样在中国提倡“身士不二”的精神，从民众到政府，都应怀着爱国者的心理关心中国创新的新技术，使用中国的新产品。

    （三）通过调节分配、启动内需提高自主性
        为了降低我国产品市场对国外市场的依赖度，就一定要大力启动内需，发展国内市场。中国有13亿人口，伴随人民收入与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内市场前景十分可观。
当前制约国内市场的关键还是二元经济没打破，占总人口70%的农民身份和农民生活方式没改变。虽然已有近2亿农民走进了城镇，但由于他们大多数并没有得到城市的接纳和承认，农民工在工资水平及住房、教育、医疗等方面，还没有和市民取得同等待遇。农民工“业不稳”、“家难聚”，再加上工资甚低，于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还和农村差不多，他们的消费水平还很低。
        国内市场难启动的另一个原因是，全国范围内收入差距过于悬殊。一是城乡的悬殊；二是地区的悬殊；三是人群的悬殊。
        因此，要减少中国商品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更好启动国内市场，还必须从收入分配与再分配上去努力。只有认真破解二元经济，认真改善农民工的待遇，认真缩小分配上的巨大差距，普通人的收入水平才能提高，内需才能启动，对外的依赖度才能降低。

    （四）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提高自主性
        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多是发展观问题，科学发展观的贯彻与实施必然对提高我国国际现代化的自主性发挥重要作用。
        当前，我国国际现代化进程中遇到的自主性下降，被动性增加，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发展观不正确、不科学的影响和制约。为此，我们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从中国实际出发，大力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使我们从被动走向主动。
        以钢铁产业、造船产业为例子，面对2007年我国进口铁矿砂3.8亿吨并引起全球铁矿砂涨价60%的实际，我们必须要考虑一下中国钢产量高出美国5倍以上和出口钢材超过印度总产量的必要性。最近报道，我国又在广西防城港投资一个1000万吨的大钢厂。这种情况下，不管其是企业行为，还是政府行为，我认为都应该给予思考和干预。另外造船是大量消耗钢材的产业，在低档船舶出口价格较低情况下，是否也应该对其年增132%的速度泼点冷水呢？

    （五）通过城市化的大力推进提高自主性
        中国发展中的很多难题，几乎都出自于农村人口的过于庞大和农民收入的过于偏低。中国农民总量占世界农民总量的1/3，改革30年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农民的平均收入离当初邓小平提出的小康水平（800美元）还差近300美元。农业的收益率过低，农民相对贫困，这不仅是劳动力廉价和内需不足之根本，也是中国国际现代化自主性不强的重要原因。
        应该说，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很重要的就是要减少农户、减少农民和提高农业收益率。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在减少农民和促进农民变市民的城市化方面步子是十分缓慢的。我们对“三农”的政策始终没有摆脱稳定小农经济的模式。
        为了真正减少农民、分流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收益率，彻底解决中国农民致富问题，必须要解决农民变市民的问题。这不仅要解决现有城市对农民的接纳政策问题，而且需坚持以人为本，依据人口布局，用大力气把一大批拥有500万至1000万人口的地级市的中心区发展为百万人的大城市或中小城市群。国家的产业规划、投入方针都要与此目标相适应，支持城市化的发展和推进。
        城市化就是农民的市民化。城市化的使命就是聚集生产要素，创造就业岗位、接纳外来人口，特别是农业人口。这样做有利于降低交换成本、促进社会分工、创造更大效益。一般大城市服务业的就业岗位占到60～70%，没有大城市的发展，服务业的就业岗位很难形成。只有通过城市化，把人口聚起来，服务业才能大量生成，农民工才能找到工作的新岗位，才能使农民工改变地位，增加收入。另一方面，也只有在城市化大力减少农民情况下，农业的经营才能集约化、科学化。这样才能真正提高农民的收益，让农民走上致富路。
        为在中国国际现代化进程中警惕国际资本提走中国的“菜篮子”，防止国际资本对中国养殖业和种植业的价格操控和农民自主权进一步丢失，我们必须要未雨绸缪。要在城市化和使农民变市民方面迈出更大步伐。在农民减少的前提下大力推进农村和农业经营的高水准、高效率，以农业的现代化应对和接轨中国现代化的国际化。从而解决中国国际现代化进程中农民权益受挤压的新情况，使中国的自主性进一步增强和壮大。

原载九三学社主办的《民主与科学》双月刊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