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黄河边的中国》——看中国现代化战略选择

读《黄河边的中国》——看中国现代化战略选择

    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推出曹锦清先生的《黄河边的中国》——一个学者对乡村社会的观察与思考。这是一本20世纪末中原腹地农村社会的考察报告，这本书没有虚饰矫情，基本上是中国现代化面临问题的观察与思考，不仅体现了作者对中国现代化中农民的关怀，而且直接把中国现代化中的城乡二元的大问题，摆在了读者的面前。

    从同光新政算起，中国的工业化历程近一个半世纪，作者从民间观察的角度，让读者看到当今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基本具有现代化硬件的城市社会和一个撑托着这个城市文明的尚在传统向现代艰难的爬行过程中的农村社会两个部分组成。这个两个社会群体之间显然有着明显的身份差别。

    前者是这个国家的能与现代文明联系的一个群体，后者是为这个国家的前者的形成做出巨大贡献，并被前者视为这个国家中落后的群体。前者的生活，在理论上和形式上处在一个类工业化的社会里，后者的社会，仍然是以三代内的血亲家族为的人际关系基本组织形态，并由此形成乡村生活中的家族政治经济利益群体。在此基础上包括县（县治地是农村社会与城市社会的结合部）乡在内的整个农村社会人际关系和行事方式，就是建立在相互帮助，讲求回馈（礼尚往来）的血亲或准（类）血亲关系网、人情网之中。作者指出，现实中县乡两级官员在人际关系和行事方式上基本上是按着传统的农村社会惯性运行，与城市社会特别是大都市的人在观念、行事方式上的巨大差异，国家决策层依法治国的主张难以穿越这张传统的人际人情网。

    当前，农村基层政权对农村社会的管理能力日益下降，整个农村社会的基层政权和组织，一旦失去了对土地这一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后，就丧失了管理农村的或说有效向农民贯彻国家意图的手段。这一方面，存在着技术上的问题，一些政策与法的实施没有具体的细则；另一方面，因为官员运用公共权力时各种腐败行为导致的不公正，对市场、信仰、忠诚、公共道德和各种文明的基本原则都是破坏性的，使政府公信力进一步丧失。对于从商鞅变法废除田里不鬻，绵延二千多年土地私有制，以农耕为本的中国来说，农村基层政权组织，不控制土地资源后（即实行联产承包家庭责任田后），就失去了有效地在农村贯彻国家意图（政策法令）的手段，说明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对农村社会生活的组织管理，处在了非常尴尬的境地。这样一个如此鲜明二元社会的形成，及国家缺乏更好的在农村进行现代化动员的手段，显然与中国的现代化战略选择有关。

    曹先生实际上已经看出了中国农村的现代化根本的出路就是城市化。但是50年来，中国决策层始终是沿着一条片面现代化的战略思路走，城市化的进程严重滞后。这条现代化战略的出发点是建立在落后就要挨打，因此首先要让国家具备现代战略反击能力，并为此组建自己的工业体系，为了迅速达到这一目的，用强大的国家机器把整个社会资源组织起来为此服务。在此出发点上，中国先是选择了苏联式的计划体制来实现工业化，除去种种人为的失误造成的灾难，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把广大农村当成原料产地并通过不合理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民身上提取大量的剩余劳动，用于城市的工业积累；为了维持这种军工赶超的战略，用户口身份人为地把农民排除为现代化进程之外，使城市先行工业化，在工业、教育、文化、生活设施、医疗及社会保障投入上，城市处在绝对优先的地位。就是人为地在城乡之间划了一条等级线的前提下，中国建立起了前所未有的强大的军工体系和国防。后来，在国际政治的演变和极端路线的困境中，决策层感悟到发达国家在市场条件下军事和经济、技术的进步非苏联模式能比，于是又从计划向市场转轨，以所谓综合国力为首要目标，一方面试图建立几个国际级的大都市，并继续在部分军事科技尖端产品上追赶，另一方面又维持着现有的低效工业体系和低效的社会管理服务体系。整个社会可用于发展的财力，大都在上述目标上耗尽，而农村仍然是国家现代化战略财力所不及的地方。

    目前，国家的财力在农村走向现代社会最基础和关键的现代教育上不能投入，甚至全国有近半数的县，官员和教师工资都不能按时足额发放，没有财政支持的地区义务教育法已失去了使中国走向现代社会的意义。曹先生观察到，在农村有德有才治村的“能人”少，而依仗血亲“权势”和“拳势”的村霸则普遍。这里除了让人为百年来中国社会革命中无数人的流血付诸东流浩叹外，不能不让人想到，组建社会的规则的实质性改善与现代教育的普及，比简单地依靠暴力消灭一茬劣绅恶霸，重新分配一次财产，对社会进步来说也许来得更扎实。面对当代中国农村人才的严重馈乏，再一次使人想起了马克思的至理名言“人，在其现实性上是其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农村地区教育的荒芜，是农村社会“能人”馈乏的根本原因之一。而农村社会生活的落后，村霸污吏不受控制的发展，近一步损耗农村社会已不多的道德资源，使愿为公共利益服务的“能人”产生的社会条件更加困难。传播知识是人类文明得以繁荣的坚实基础。曹先生指出后发的即“外铄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是始于观念，终于政治制度变革，然后通过政权力量自上而下来推动现代化的。这一过程以观念和政治的“应变量”为动源。他肯定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乡村教育运动的意义是相当有见识的。用现代的观念改造乡村传统的生活方式和行事规则，是30年代中国知识界在农村现代化过程中，最闪光的亮点。由于教育的滞后，多数农村地区的青年在观念和劳动技能上，都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和现代经济，即使进入城市也难以在运用现代技术的经济中有较好的发展，更何况城市化的滞后，无法完成农业人口向城市的大量转移。农村始终无法完成从传统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从东方后发现代化国家日本和韩国全社会完成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换来看，最终是多数乡村青年离开农村吸附到城市二三产业，这一过程快慢取决于现代教育的普及程度和工业化的效率。上述国家基本上用一代人或两代人就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变，但中国工业化的努力已历经一个半世纪，至今农村仍在现代化进程之外，难道我们不应该反省一下我们的现代化战略是否存在缺失？坦率地说，前苏联是在计划体制下完成了全社会工业化的，而中国在计划体制下的工业化是以把农村排除在这个进程之外为前提的，两者计划水平和对社会生活的理解，于此也可见高低。前几年用第三只眼看中国的人把向往城市生活，大量农民到城市谋生视为礼崩乐坏，不能说不与中国多年来推行的以国为本，甚至以国家安全为本，而不是以民为本，以社会全面发展为本的现代化战略有关。只有这种战略下，才能为了炼钢铁，不收粮食；为了GNP经济指标，不顾人的生存环境；为了国家的某些目标需要，把为广大乡村义务教育提供财务支持的国家责任，抛给了希望工程的赞助者和在经济上收入最少的社会弱势群体——农民。

    曹先生注意到当前财政制度的问题，除了提出“量入为出”外，也提出国家财政收入再分配能否对农村教育支持的问题。在中国改革开放后，为了鼓励地方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国家财政实行了分灶吃饭的制度，这一制度的推行未顾及到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分灶到县到乡的财政收支，不但没有使广大中国内陆本来就严重的城乡差别得以缩小，反而在财政制度上近一步加剧了两者的差距，90年代以来中国近半数县财政不能保证官员和教师的工资，遑论办公及教育经费。90年代中期的财税改革，只是注重了财政收入的增加和中央对地方财政收入比重的增大，分灶吃饭加剧的问题，并未有丝毫减少。因此，对农民的摊派各种费用不但是工业落后的县乡政府财务支出的主要来源，而且是官员“出政绩”、吃喝贪腐的各项开支的财务来源。对于单纯靠土地农耕收入的农民来说，在年人均实际收入仅有800多元的中原某县乡，从农民身上提取的各种税费达到了50%左右。已远超过了农耕社会什一税率，达到了秦始皇的“泰半之赋”。这样一个片面化的现代化战略导致的财政制度，只能说是前现代社会的国家战略财政，而不是现代国家的社会公共财政。

    “密纳发的猫头鹰到了黄昏才起飞”。曹先生对现在的发展战略提出的质疑及对中国可能向非社、非资的第三条中国特色的官僚主义现代化道路走去的忧虑不是杞人忧天。他不盲目乐观也不悲观的态度是值得赞许的。我希望中国思想界能以此理性的态度探讨中国未来发展的诸重大战略问题。

      （山西省委党校研究员 赵诚 2001年2月1日于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