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的哥杨孝明的斗争[内蒙人走遍中国]

重庆的哥杨孝明的斗争

人物介绍： 2008年11月3日，重庆出租车全城罢运，让人们——尤其是官方，开始关注这个行业的问题，也开始关注出租司机的发声器——杨孝明。 出租车司机们没有人不知道杨孝明，这个大胆的“的哥”敢与交警打官司，还张罗着要成立“人民的”出租车公司，不再交“份子钱”。 他是“的哥”中的名人，是重庆出租车业里少有的能写能张罗的人。

 
内容提要： 此前，46岁的 “的哥”杨孝明同另外几名孤独的斗士曾执着地用多种“温和”的方式突围，却屡屡碰壁。直到2008年11月，重庆的出租车司机采用了更激烈的罢运手段。杨孝明不太欣赏这种两败俱伤的做法，但他无奈地发现，罢运事件之后，“事情闹大了”，全国关注，市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亲自与司机座谈，他们的处境开始有所改观。

  组建工会受挫
在出租车这个行业里，有文化，能洋洋洒洒写下千言的司机几乎凤毛麟角。官方统计，中国大约70%的出租车司机都是农民工出身。 杨孝明是其他司机眼中喜欢“跳”、有想法的不安份子。他曾写了一份《关于主城区出租车体制改革的倡议书》，建议取缔出租车公司的中间盘剥环节，并发动231人签名，将信寄往市委书记、市长、交通委等多个部门以及市内各个媒体。
与交警打官司
因为一笔本不应该开出的200元罚单，杨孝明与交警较劲了15个月。 他请求撤销行政处罚的官司，从渝中区法院一直打到了市一中院。官司没有打完，杨孝明已经名噪一时。两次开庭，走廊里都坐满了重庆的“的哥”。 最后，这场“重庆首例的哥告交警案” 以杨孝明赢得诉讼告终。

  这个看起来斯文的中年男人是重庆市出租车司机中的名人。他曾参与出租车的“集体休息”，他还试图组建出租车驾驶员行业工会，但屡屡碰壁。 

     重庆的哥的斗争 11月3日上午，重庆市主城区出租汽车全城罢工。重庆打不到出租车了，从早上6点钟左右起，重庆主城几乎所有出租车开始“放假休息”。

面见薄熙来 11月6日，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就重庆主城区出租车运营事宜与的哥代表进行座谈，的哥代表反映自己的诉求。

 重庆出租司机生存现状写真 廖禄强， 重庆的哥，22岁，初中学历，妻子没能找着工作，他在大坪夏家湾与人合租了一套房子，合租人除了两个远房的亲戚外，还有一个人，他也不认识。

 等待梦想照进现实 杨孝明现在依旧每天坐在阳台的一角，守着那台老式电脑，等待梦想照进现实的那一天。

     重庆，这个一出门就需要爬坡上坎的山城，除公交车外，出租车是百姓最重要的代步工具。 2008年11月3日，重庆出租车全城罢运，让人们——尤其是官方，开始关注这个行业的问题。 此前，46岁的“的哥”杨孝明同另外几名孤独的斗士曾执着地用多种“温和”的方式突围，却屡屡碰壁。

    直到2008年11月，重庆的出租车司机采用了更激烈的罢运手段。杨孝明不太欣赏这种两败俱伤的做法，但他无奈地发现，罢运事件之后，“事情闹大了”，全国关注，市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亲自与司机座谈，他们的处境开始有所改观。 出租车司机们，没有人不知道杨孝明，这个大胆的“的哥”敢与交警打官司，并且还打赢了。

    他还张罗着要成立“人民的”出租车公司，不再交“份子钱”。 他是“的哥”中的名人，是重庆出租车业里少有的能写能张罗的人。 做“的哥”代言人 与想象中的豪侠人士的外貌完全不同，这个带着眼镜说话斯文的中年男人，看起来很像一名中学老师。事实上，成为出租车司机前，杨孝明曾是一名坐在国企办公室里的文员。

     时间追溯到2001年的6月11日，杨孝明成为出租车司机不足一年。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这一天，全市的出租车司机也曾集体“休息”。那场罢运曾让杨孝明兴奋，他的名声也是从那天起开始在司机中传播。 那场罢运的起因是，传闻重庆市要在三年内将中巴车退出主城区的运输市场，3000辆中巴车全部换成出租车。无论是司机还是车主，都认为当时的出租车运力已经过剩，不能再增加出租车的数量。 罢工的前一个星期，号召的传单已经在出租司机的圈子里疯传。杨孝明半信半疑地观望：“开出去看看，如果外面出租车少了，我也把车开回去支持一下。” 到了约定的那天，路上果然再看不到满街跑的“黄壳车”。一部分司机们来到重庆市运管局门前的广场，拉起条幅请愿；另外一些司机，则在路上拦截、打砸没有停运的出租车，不允许他们开工。 杨孝明也去了广场，内心充满“起义者”的激情，在条幅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罢运主要由个体车主们发起，车主们推选了了11名代表，要求与运管局对话。 杨孝明和另外几名司机挤到前面，在楼梯口请求保安让杨孝明进入谈话会场。司机们替他说话：“刚才进去的都是车老板，我们驾驶员也推选了代表，要求参与谈话。” 就这样，杨孝明成为出租车司机的唯一代表进入谈话会场。谈话之后，运管局否认有更换羚羊车的决定，说是谣传。司机们也得到了更多的实惠，在路边增设了停车栏、增加了换座套点。 挤进去参与谈话的杨孝明成了司机中的明星。此后的7年，他不断地为改变司机的命运而四处奔走。 与交警打官司 2001年9月26日傍晚，杨孝明将出租车停在大都会广场车站排队候客。

    在没有轮到杨时，停在他前面一辆出租车因违章被值勤巡警拦下，杨孝明没办法前行。这时，一名女乘客拉开杨的车门坐了上去。他的车很快被拦下，交警以“在城区道路上随意上下客”为由，给了他一张200元的罚单。 因为这一笔本不应该开出的200元罚单，杨孝明与交警较劲了15个月。 他请求撤销行政处罚的官司，从渝中区法院一直打到了市一中院。官司没有打完，杨孝明已经名噪一时。 “的哥”们，还没有谁敢把“顶头上司”告上法庭，也没有谁会相信，处于弱势地位的出租车司机，会把警察告倒。两次开庭，走廊里都坐满了重庆的“的哥”。 最后，这场“重庆首例的哥告交警案” 以杨孝明赢得诉讼告终。法院作出裁决，认为巡警支队对杨作出的行政处罚主要证据不足，应予以撤销。 杨赢得了官司，也赢得司机们的支持。

     自此，他开始相信，应该以一种更理性的方式与管理者对话。 组建工会受挫 在出租车这个行业里，有文化，能洋洋洒洒写下千言的司机几乎凤毛麟角。官方统计，中国大约70%的出租车司机都是农民工出身。 杨孝明是其他司机眼中喜欢“跳”、有想法的不安份子。他曾写了一份《关于主城区出租车体制改革的倡议书》，建议取缔出租车公司的中间盘剥环节，并发动231人签名，将信寄往市委书记、市长、交通委等多个部门以及市内各个媒体。 这231个签名花了他近两个月，每天出车，他都要随身带着这封信，吃饭的时候、加气的时候拿出来让其他司机看完签名。大约有1/3的人会支持他的行为。 这封信同此前寄往各部门的信件一样，石沉大海。但杨孝明依然不断把自己的想法变成文字，一封又一封寄出去。他的执着，也得到了越来越多同行的支持。 在渝中区开车的出租车司机们，总喜欢聚在临华村的三妹面庄吃饭。这个24小时营业的饭馆的侧面墙上有一块小黑板，贴满了招驾驶员、卖车的小广告。2005年，杨孝明在这里贴了第一份倡议书，留下自己的联系电话，倡议维出租车维权。 小黑板成了他的宣传栏。它让杨孝明认识了老魏、老陈等8名司机。

    这两位中年男人也有很多想法，2005年的8月，他们找到了当时的重庆市总工会群工部，提出组建出租汽车行业工会。 一份由杨孝明执笔，关于建立重庆出租车驾驶员行业工会的建议书出炉。 重庆市总工会给出的答复是：应当以企业为基础组建工会。工会的费用也成问题——《工会法》规定，企业应交1%的费会。

    几个人默默退了回来，没有找公司要钱。”他们是要吃我们的，怎么会给钱让我们成立工会？”杨孝明说。 组建工会的事情就这样失败了。但更多司机加入了杨孝明的行列。他们不断写信，不断呼吁；不断失望，又不断希望。 建立“人民自己的”公司 最初的8个人采纳了杨孝明的建议，打算筹建自己的出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让的哥的姐成为股东，再自主组建工会。 杨孝明给公司取名为“人民出租车股份有限公司”，他解释说“人民”这个词一定要用——这是“的哥”自己的公司，不受现有公司的盘剥。 他们认为，出租车司机困境的根源在于当下的公司经营管理模式。

    他们的理想，是要改变当下出租行业的生态链。利益分配不公、公司盘剥、经营者牟取暴利、拒绝订立劳动关系、拒办社会保障……这之前他们遇到的一系列问题都将会随着“人民”公司的成立迎刃而解。

    但事情的进展并不顺利。 2005年12月，他们在重庆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拿到了名称核准通知书，核准名称为“重庆人民出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依据该核准通知书，他们可以合法地进行筹建活动。 “我们的构想是，通过募集的方式，最终成为拥有199名股东，车辆2199台，注册资金5000万的出租车司机自己的公司。”杨孝明说。

    杨孝明学会了上网，在各个驾驶员论坛上发帖，求教相关法律知识、宣传公司，他们甚至同几名热心市民建立了重庆出租汽车论坛。 宣传同时在现实生活中展开，几名发起人带着打印好的公司筹备计划，在每个休息的间隙，向同行们兜售自己的理想。 这个新颖的提法得到了很多司机的支持，陆续有41名司机加入他们的公司发起人队伍。他们在此基础上成了“人民公司发起人协会”。这41人中，多数都是国企的下岗职工，仅有几名农村司机支持。

    但发起人真正的聚会只有两次，一次是分组，要按照区域来选组长；另一次是要起诉运管局。每次活动人都来不齐——总有1/3在开车，1/3睡觉，还有人要从30公里以外开车赶过来。一旦耽误了出车，就得自己给公司掏“板板钱”（份子钱），如果耽误一个班(8小时)，自己就得掏超过200元的份子钱。这笔钱，出租车司机起码要4天才能挣回 “大家的想法不一样，”筹备组的成员这样解释，“农村的哥并没有城市的哥这样关注出租车行业的发展，他们有自己的田地，能开一年就是一年，总比在外面打工强，不开了还可以回家种田。城市的司机，却全靠这个来生存。 更多的人对公司的成立保持怀疑，认为是这帮人瞎折腾。

    乌托邦的梦想 杨孝明不会用键盘打字，他电脑内关于建立出租车公司的十几万字梦想，全靠自己用手写板，一笔一划写出来。这台老旧的台式电脑，被挤在阳台的一角。离婚之后，他一直跟妹妹、妹夫住在一起，床就搭在不足十平米客厅内。 不断有出租车司机在网上看到“人民出租车公司”，并留下电话，申请加入筹备中的公司。 队伍在不断壮大，但公司的筹备依然阻力重重——他们无法提供工商注册所需的政府部门行政许可的批准。

    2006年3月，他们向重庆市道路运输管理局提出许可证申请，申请发放2199辆车的经营权，及许可开业。市运管局在3月15日答复,要求他们提供“出租车指标证明”、“经营权证明”等内容。 这是一个极高的要求，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去购买现在营运的出租车汽车指标。中国目前实行的是出租车特许经营制度，政府将城市的出租车业务授予少数公司经营，这些公司再向司机出售营运资格。一般，政府卖给出租车公司一个经营指标，25年收5万元。而出租车公司依靠垄断稀缺的“出租车经营权指标”资源，向出租车司机收取的承包费，5年就高达30万元，这还不包括管理费。在重庆，一辆拥有25年经营权的指标曾被炒到70万元的高价。 由于无法补交“出租车指标证明”，重庆市运管局认为不具备该局受理条件，也没有下达是否许可的行政裁定。

    在与运管局长达一年多的交涉中，协会并没有停止过四处呼吁奔走。他们自费打印了若干份材料，写信给管理部门、求助国内专家，并发给周围的司机不断扩大影响。 2007年5月，公司筹备组几位股东代表对重庆市运管局提起了行政诉讼。诉讼请求称，市运管局行政不作为，并设置《行政许可法》之外的重重障碍。数十名出租车司机自发地去旁听。 诉讼还是以失败告终。 以改革之名挑战出租车行业既得利益者的杨孝明，也由此失去了的哥的饭碗。自2007年1月以后，公司再也没有给他排班，他开始入不敷出。

    杨孝明不敢告诉外界发起人的名单，这些人还在现有的公司里打工，发起人协会只能在地下秘密活动，“否则，公司可能会给大家穿小鞋”。 2008年上半年开始，发起人协会的活动，也如同当年的工会申请，进入停滞状态。 看不到希望，发起人协会的副会长和另外一个司机宣布要退出。成立公司的事情越发八字没有了一撇。
作为会长的杨孝明却异常认真。成立公司，是他的一个严肃而又神圣的事业。即便要求退出的两人从此不再来参加协会的活动，杨依然坚称，发起人还是41名。

    “如果要退出，必须向协会提交写出书面申请，口头上的退出不能算数，这不是儿戏！” 转机发生在罢运之后 杨孝明们的努力并没有让司机的状况发生改观。2008年10月，各公司向出租车司机们传达消息，称《交通行政执法新规》将要出台，违章、拒载等现象将被重罚。加之长期存在盘剥重压，弦，终于到了绷断的边缘。 出租车司机们经常吃饭、休息聚会的地方、座套换置点开始出现号召罢运的传单。七年前的一幕幕，又在此刻重演一遍。

     “发起人协会”一度被外界怀疑为事件的始作俑者，被司机们广泛传读的罢工传单，也被认为出自杨孝明之手。 “我们只会通过正常的程序来争取自己的权益。” 协会成员们否认了这一传言。 “很多司机，没有想到过他们的困境是出于制度上的问题，遇到难题，只会经常把罢工放在嘴边。”杨孝明说。 令人困窘的现实是，略带清高的发起者们试图改变制度，却在按部就班的程序中屡遭碰壁。 不论是出租车司机，还是协会本身，最终还是从协会不支持的全城罢运中得到了转机，看到走出困境的希望。 协会再次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杨孝明则依旧每天坐在阳台的一角，守着那台老式电脑，等待梦想照进现实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