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异议媒体?的停滞与流变之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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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社会研究季刊
第二十期 1995年8月
Taiwan: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N20.August,1995.
异议媒体?的停滞与流变之初探：
从政论杂志到地下电台
冯建三
The Dissident Media in Post-War Taiwan:
From Political Magazine to "Underground Radio"By
Chien-san Feng
关键词：地下电台、异议媒体系谱、政治选举、市场机能、广播政策
Keywords: underground radio, genealogy of dissident media,
political election, broadcasting policy 摘 要
本文检视了一九五O年代以来的台湾异议媒体，重点放在一九九四年间大举引发注意的地下电台。作者发现，虽然报纸、杂志、录像带、有线电视频道或收音机电台等异议媒体的内容，并不完全局限在政治言论，但它们往往因为政治上亲近在野党派而招忌。尤其是在选举期间成为在野党的文宣工具后，更是引起国民党政府的取缔与镇压。不过，作者进而论称，这些来自政治层面的压制，并非造成一九八O年代党外政论杂志消失的主要原因，事实上，这些杂志.乃至于稍后出现的影带及有线电视，难以有效而持续发挥异议作用的更重要原因，或许在于脱疆的市场力量肆虐，以及异议份子本身未能协调其媒体营运活动；参照这些历史经验，并考察海外多个国家的地下电台发展轨迹之后，作者指出一九九O年代朝野共同协奏而有的电波开放私有的政策，最后可能淡化退步份子使用收音机的异议效果，或甚至使其消失。本文的结论是反对力量、国民党政府及公共空间的建构三者之间，关系应当重新模铸。
Abstract
Focusing on the burgeoning of underground radio broadcasting in Taiwan in 1994. this essay traces the genealogy of Taiwan's dissident media since the early 1950s. It is contended that violent clamp-down by the state normally befalls these marginal media, whether they are in the form of a newspaper, magazine, cable channel, video or radio programme, once they began to serve as the mouthpiece of the opposition party, especially during election campaigns, even though the coverage has not exclusively been restricted to the narrowly party-political. It is further argued that. in light of previous experiences of domestic dissident media and overseas underground radios, it is un-bridled market forces and lack of coordination on the part of dissident groupings, more than state coercion perse, that hold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the passing away or malfunctions of these media. As this historical experience seems to indicate, merely releasing more air-wave resources for private uses, a policy jointly orchestrated by the ruling party and the opposition forces in the1990s may very well end up with dilution or even disappearance of progressive voices. The author concludes by suggesting that the political-theoretical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oppositional forces,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public space as traditionally conceived be challenged and reformulated. 1.前言
收音机会是我们能够想象的最美妙的公共传播体系，巨量的频道......可以让听众不再只是收听，而且也让他们能够说话，不再只是孤立听众，而是串连听众......这是会让人当作乌托邦看待的提议......我知道......但......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持续不闻断的提议...... -B. Brecht, 1930/1979/1983.
根据杨碧川(1988)辑录的史料，收音机广播首次见于台湾，始自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台北广播局」之开播。在过去六十多年的广播史上，作为大众媒介的一个形武，收音机从来没有超逸台湾政治权力当局的控制之外。 这个为建制单位整体控制的情况一直到最近几年才发生变化，出现了裂隙，尤其是在蕴酿及写作这篇论文的期间，无线收音机广播的生态，更是加速地即将进入另一个阶段。
这个新的阶段，源生自什么样的背景，可能会往什么方向演变？由完全生疏而渐至热稔，笔者对于收音机作为一种异议媒体的探讨，起自现实关怀，并没有将它当作是与政治策略完全无关的脑力劳动。因为这股驱力，本文的论述也就试图在特定时空内，尽力往纵往横搜寻，取用本地及境外的类似例子，作为参与无线电收音机生态的演变方向的动力之一小部份。 首先，收音机这个最早为世人运用于公共传播的电子媒介，它在台湾的历史沿革与当下的转变，是整体环境胎动的－部份，尤其是与政治异议份子(指挑战国民党政权的政治力量)冀望开办「地下电台」作为其选举工具的意图，无法分开考察，虽然地下电台诞生之后的发展内容，似乎不是单纯的政党选举机器所可以完全涵概，而其最后归宿与其对收音机生态结构的影响，究竟会以什么样的面貌沉淀，仍然有待时间考验(虽然很有可能在相当短暂的期间内，即有可能尘埃落定)。
其次，即便往前回溯，只从战后的台湾社会探源，当前这个俗称 「地下电台」的现象所彰显的意义，并非没有前例，尤其是一九七O年代中期至一九八O年代中期，此起彼落的「党外杂志」 ，足以比拟一九九O年代初、中期的这股异议媒体的风潮，或许约略可以称作是地下电台的印刷版本。党外杂志之外，其它时期所曾出现的政论杂志之发展沿革，一九八O年代中期以来，录像技术这样的生产工具相对普及以后，它所制作的政治异议节目影像带，亦透过杂志出版晶的发行方武与线缆电视系统的若干频道，有限度的流通，这些媒体的经验，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都能照亮现今地下电台的意义。
最后，如果比对国际间所能够找到的实例，一九七O年代中期起自意大利然后蔓延至法国、比利时等欧陆国家的『自由电台运动』(free radio movement )，展示了国家机器长期掌控的电波资源，在面对挑战时，可能会展示的响应过程及后果，似乎以让人惊讶的相近风格与路径，预见了当前台湾地下电台所掀起的浪潮，可能寓居的结局之一。相应于自由电台运动，非商业的小区收音机在美加等英语系国家，以及在丹麦、瑞典与挪威北欧国家的发展轨迹，乃至于日本的「迷你调频」风潮，甚至拉丁美洲与菲律宾的革命性收音机的(短暂)经验，都可能浮现了台湾地下电台的影迹。
如果历史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发展中层现其特有的形构，则以上这些本地与境外的异议媒体之际遇，也就不能说必然会重复见诸一九九O年代台湾异议电台的未来动向。然而，在日益资本化的媒体生态下，地下电台是否能够脱逸其限制、是否能够庚续存在、以什么形式存在而展现什么样的内涵，其可能的变异范围有多大，似乎亦不太容易超越这些不等异议媒体的格局，就此来说，结合理论与实例的分析，从中规范性地探讨本地(异议)媒体的出路，至少应该说是小有必要了，虽然完整理解异议媒体的社会意义及相关论题，需要更多未来的研究成果，才能补齐。
2.异议媒体的演变与国家机器的管制
论及战后台湾的政治异议媒体，最早必须追溯至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创办的《公论报》，以及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创刊的《自由中国》半月刊。这两份出版品分别从执政党外内，批评时政，最后则共同因为涉身反对党的筹办而被迫易手及停刊。先看自由中国半月刊这个刊物的创办，它源起于国民党知识分子所欲进行的内部自我改革，一方面反共，另一方面则监督国民党的当权派。就此色彩而言，该刊与几乎晚了二十年(一九六八年元月)才创办的《大学杂志》，并无差别。
这两份杂志的差异，在各自创刊两年以后，逐渐清楚显露。大学杂志在一九七O年伴随蒋经国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准备接掌政权的过渡阶段，向内发展而成为不具异议色彩的刊物(王杏庆，1992)，发行持续至一九八O年代后期。自由中国则往外开拓，在第六卷亦即一九五二年以后，由于国际情势转至对国民党有利，而国民党在台湾内部亦已完成了巩固政权的布署，「至此，《自由中国》的自由主义……才在台湾扮演其异议意识形态(dissidentideology)的角色」(钱永祥，1988:72)。然而，当时的国民党既然已有实力走向整体的威权政体，就逻辑上言，已不再可能容许政治异端自拥媒体对其公然挑战，若说尚肯容许，则或许是异端所代表的这股言论力量，毕竟还没有意识或尚未发为行动想要取代此一威权政体，因此可为其节制所致，等到异端不再只是坐而言，不再单音高唱而是有了串连的意图之后，情况将有变化。考察自由中国的发展轨迹，自一九五七年才积极讨论反对党问题，然后在次年「今日的问题」十五篇社论中，以<反对党间题> 作结，并在这段期间开始，透过邀约在自由中国撰稿与合办地方选举座谈等方式，陆续与多名地方政治领袖展开接触而展开新反对党的筹备(前引文，pp.85－9)，到最后(一九六O年九月四日)，刊物主事者雷震被警备总部以叛乱罪名逮捕，致使杂志只能停刊的史实看来，多少已揭露了自由中国及往后的异议媒体、政治反对运动、政治选举与国民党的关系之原型。
公论报在这段期间遭受的打压，未曾间断，到了组织新党的间题爆发，雷震下狱以后，则国府予以最后的致命一击。杨锦麟(1993： 345－66)在《李万居评传》述及，早在一九五九、六O年之交，李氏投身组党活动之前，国民党就已经透过各种手段，企图封销公论报，比如不准政府在公论报刊登广告(当时政府几乎是报纸的唯一广告收入来源)、不准政府机关及各种公营企业购买该报，并且不准报摊展售公论报等。这些压抑虽然不能达到使公论报关门的目的，但却迫使李 万居为了维持报纸的营运，在一九五九年十月采取增资方武，致予国民党有机可乘。当时，国民党唆使其党员、台北市议会议长张传祥融资介入，趁机改组报社人事组织，并于法院判决后，接掌在一九六一年三月五日正式脱离李万居之手的公论报，使其亡失异议立场。
不到一年之间，自由中国与公论报相继消失于政治压力。但值得探索，而迄今似乎尚未见到回溯重构的是，它们所涵育的读者群所表征的异议力量，在失去了信息管道以后，是否就此萎缩甚至消沉，或是沉潜蓄积，伺机而动？这里先就其读者数量作初步推估。据祝萍与陈园祥(1987：48－9)引用的资料，一九五二、三年的公论报发行份数分别是5570~4550份，各占该年全国报纸销售数的1.98%与 1.35％。该报在面临停刊命运前夕(一九六O年九月)，发动组织新党的人士，曾经为其发起募款活动，一周内(后因国民党中伤而无法持续)得50万元(杨锦麟，1993；祝萍舆陈国祥，1987均曾引用这笔资料)，其时待遇最优厚的官营新生报的记者，依刘一民(1989：40，98)所述换算，日薪约在30元，因此大约等于是16，667日的记者所得。以同样方式计算，一九九四年七月三十日十四家地下电台同时被抄当晚，台湾之声一家电台募得1000余万的款项(见次日各报新闻)，约合10，000日的记者所得(但现今的台湾人口数，已经是公论报时代的两倍左右)。这两个数字固然无法精确传达相距三十余年，两个时代的异议媒体阅听人之数量，但作为公论报与自由中国时代，台湾已有为数颇众的异议媒体力量之反证，则似乎尚能接受。
两份出版品消失以后，再有吻合本文捐称之异议媒体出现的时机，相距已有十多年。其间原有异议媒体的读者群，是消失或只是转换而另行找寻其它读物？创刊于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五日的《文星》杂志，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第49期以后，开始由李敖接手主编，除相继引发与胡秋原及东西文化论战官司以外，亦逐渐触及现实政治而最终于一九六五年十二月被政府强迫停刊，这本刊物、一九六三年八月创刊的《中华杂志》与一九六八年问世的大学杂志，虽然不是本文指称的异议媒体，但其读者与自由中国与公论报的读者，关系究竟若何？是否有若干承继或转换？应该再作追索，以便能够了解异议媒体的存在基础，亦即反对派的政治活跃份子在他们原来支持的媒体消失或色彩转换以后，数量会是继续积累或断层耗损？
自由中国与公论报展现的台湾异议媒体模式是，政治反对份子起而行动，(从事选举)前即被扑杀，连带其出版物亦失去附着而停刊。这个情况到了《台湾政论》发刊时，稍有变化，成为从政人物为了选举而开办媒体，发行数次而证明读者众多，然后在选举前夕为政府取缔。台湾政论于一九七五年九月创办，正值立法委员选举前，首期再版五次，而十二月出版的第五期已至选举月份，政府以该期<两种心向>，<早日解除戒严>等文触犯出版法及内乱罪为由，予以停刊(不过，据称该期销售达五万份)。一九七六年没有选举，未见新政论杂志创刊。一九七七年七月县市长选举前，《这一代》问世，但到了十月，即选举前一个月，就因社论<特权向法律挑战>被停刊一年。一九七八年四月，国府禁止登记新杂志一年，一九七九年三月禁令解除后，并未有人申请，原因可能是声请书中规定杂志的发行旨趣，必须包括 「宣扬反共国策，激励民心士气」等内容，难以为异议人士接受有关。比如，日后担任台中民主有线电视台董事长的吴哲朗，一九七九年四月计昼申请《春雷》杂志的执照，但因不愿加入前述字样遭驳回后，干脆就从同一月份二十七日起，径自发行不定期(三至五天)刊物《潮流》(现任立委陈婉真为主持人之一)，以省议会为主要报导对象(陈国祥，1979：32)。《潮流》出版至46期，由于印刷公司负责人杨裕荣及杂志交印人陈博文为警总逮捕，从八月八日停刊。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该非法地下刊物在出版后，「广为流传，在全省各地公然出售」(包斯文，1979：39)，或许已鼓舞了大量政论杂志尾随其后，一波接一波地出现，如《八十年代》于六月创刊，至《美丽岛》达到发行的最高峰。美丽岛于杂志解禁当年的八月创刊，销数一度达十万份左右，并于全省多处设立据点进行串连，为选举作准备，最后于十二月爆发美丽岛事件，被勒令永久停刊。从此以后，政治强制力仍然还是透过查禁、扣押、没收，乃至于盯梢印刷厂及书报摊等杂志发行据点，但不再能够有效管制党外杂志的出版及有限度的流行于异议份子之间，表2-1所登录的数据，可以作为左证。一九七九年创刊11本，查禁9本，此后每年均有5本名称不同，但负实人很可能相同的杂志发行，而历年积累下来而能够存续营运的杂志，亦不见减少，至一九八五年，虽然该年的查禁，造成出刊的346期当中，有58.7%(203期)被禁，财务损失达3000万元，但市面仍有21本使用不同名称的异议政论杂志流通。
表2-1 党外政论杂志创刊及查禁或停刊数的对照*，1979-1985
至该年年底 创刊数 同年已停刊或遭查禁数 最多积累存续数
1979 11 9 2
1980 7 4 6
1981 10 6 10
1982 7 4 13
1983 6 5 14
1984 23 19 18
1985** 无此项资料 无此项资料 21
资料来源：冯建三，1983：17-18；欧阳圣恩，1986：79-83：赖永忠1993；自立 晚报，1985.12.16：2版。
*这些资料均为个人搜集，并非官方或杂志社之统计，可能不完备。
**至1985年12月8日，原始记录是当年共有11家党外杂志出版19种杂志，加上《纵横》与《雷声》，共21种杂志，出版346期，查禁203期。财务损失3000万。
在查禁党外杂志的同时，由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三日起，政府机关连续数年实施「顺风项目」，并开始查扣非法录像带及非法播映系统 (第四台)，但官方的管制似乎松疲，未见特定的政治意图。官方由消极转至积极查禁的关键期，似乎是一九八九、九0年之交，当时第四台这个电子媒体的若干业者，公开与政治反对运动及选举产生结合关系，真正成为本文定义之下的异议媒体，以下的时间顺序数据，应该可以作为这个观察的左证。有线电视首次在「特定时候」、「特定一个频道」及「特定组织所属的系统」，正式为反对党竞选及播放政治影带的记录，分别是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三十日、一九九O年二月二十八日及十月二十五日(详细的反对商控党营之广电生态的大事纪，参见冯建三，1993:386-7，亦见翁秀琪，1993：475－84)，而新闻局所提供的数据显示(转引自翁秀琪，1993：471-2)，一九九0至九三等四年期间，政府各级单位共以2601万元用第四台的取缔工作，而在此之前似乎未见以此名目编列的专项预算：此外，自一九八七年七月至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的二年半期间，各级政府机关共取缔第四台的44件发射台、26件架线及剪除12651公斤线缆与没入1146个强波器：但从一九九0至九二的三年期间，以上的对应数字却高达222件、154件及575076公斤与45101个，第四台正武为反对党所用而成为异议媒体以后，在当时所引发的效应是，国家机器分别以5、5.9、45.5与39.4倍的暴力，压制其营运。
以上说明，无法完全证明作为反对运动一部份的异议第四台，是否因其异议遭忌，致而引来执政党的镇压，因为在同一段期间，台湾因面临美国及本国影视业要求取缔未经授权即播放影像产品的压力甚巨，使得国家机器不作响应(强化取缔工作)即无法缓和不同资本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国家取缔第四台，原因不外（1）经济压力(智慧财 产权的纠纷，或是（2）政治考虑。假使要精确分析这两个因素孰轻孰重，必须将遭取缔者与未遭取缔者的政治背景(及，如果可能的话，未经授权使用影像产品的程度)列入比对，才能知晓(就此目的而言，如果官方未作此记录，则新闻报导亦可作为认证的参考)。
伴随著作权法于一九九二年六月完成大幅度修订、十二月国民党党营博新公司成立并以营运第四台为主要目标，以及一九九三年七月通过有线电视法，取缔第四台的政经考虑与正当性，逐渐减褪。
从党外杂志到第四台，国家机器作为圈限异议媒体运作的压力，尽管失去实际作用，但却在这个过程，升高其强制而外显的暴力，配合主流舆论的塑造，矛盾但更为清楚地将自己清楚暴露为可见的攻坚对象，使得攻击国家机器的人与事之一切或真或假、或言之成理或徒然只是叫嚣的批评文字(就媒体而言，台、中与华等三家电视台是最明显的被批评目标)，成为最具有卖点的销售『商品』。最好的例子是一九九四年底的选举新闻之商品化，主流印刷媒体(联合、中时与自由三大报系)夹其财势而与新兴的跨国卫星公司及岛内三大政党的有线系统合作，制播选举新闻及议题评论(详细资料参见1994年12月《财讯》页192)，《中时晚报》也首创印刷媒体连续42天逐日监看三台选举新闻的记录。讽刺的是，在这过程中，先前供输非主流政治(包括选举)新闻的多数规模较小的报纸(如自立，民众与台时)，此次反而不是三台以外电子媒体的合作对像(原因可能是财力，也可能是合作之产品与本身原有产品的特色，并无区隔)，而这些规模较小的报纸在整体选举新闻结构的地位，亦见减弱(日后这个情形是否持续成趋势，深具意义，值得观察)。
一九八O年代至今，台湾的选举新闻，年复一年，成为各方同质炒作的商品，但吊诡的是，就在国家机器为商品(选举新闻)创造了生存与繁荣的空间之同时，它也吸纳了异议及主流媒体的资源，使其投入选举新闻之商品的生产与传输，相当程度上阻绝了选举政治范畴以外的议题，进入媒体的讨论内涵。在这个过程，更受影响的或许是异议媒体，因为它所能够得到的阅听大众之数量，在主流媒体的瓜分下，趋向分散零碎，限制了其发展空间及格局，至于异议媒体是否在此压力下，会辩证式地舍弃选举及政治领域等内容，另行开拓性别、阶级环境、身体、知识、生态、种族、国际及城乡等等方面的差异所形成之权力关系，成功地找到新的运转方向，就是后续节次的讨论目标。
3.异议媒体的演变与市场机能的管制
前段述及，一九七九年国府解除新杂志登记禁令的意义，基本上可以视作国家机器不再能够有效管制异议杂志的象征。此后，因为政治反对路线的分歧，造成异议冒论的各个生产单位无法相互协调，于是走进市场机能的管制，亦即生产过程陷入无政府状态：一方面尽量缩短生产周期，期望借此刺激读者求新求速的口味，以便推广销路，另一方面却又因为读者偏好，原本不容易掌握，于是趋向眼进与模仿，每当市场上出现畅销品味或内容，无论是因为策画成功或纯粹只是意外，短时间内就引发竞相角逐的热潮，以致于造成言论内容及表现手法等同质现象。然而，这两个诱使生产者扩充产能的因素，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却逆向而行，一方面升高异议媒体的经营成本，再则是加速折损读者品味，两相加总互乘，生产及消费面同时发生了限制了异议言论广度及深度的效应，最终甚至使其消失。贺照缇整理当时的资料，发现一九八二年起对抗国民党的政治反对运动，已浮现群众路线与议会路线之争。到了次(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四日《前进》率先推出『周刊』形式，并据说在一个月卖出五万本以后，便有六本党外杂志跟进，从月刊亦转为周刊。经过这个转变以后，取其平均数计算，每个月的生产成本(人事费及稿费，月刊以周刊的三分之一估算)立刻从10.7万(月刊)增加至26.8万(周刊)；此外，由于编采及评论人员等生产者的数量扩充速度，显然无法在短期内相应成长，人手不足的情况，使得杂志社开发及策画其内容的可能性，再次降低，跟着流行走竟然成为唯一的道路。各种相近甚至相同的讯息，无法查证或是没有查证的评论、内幕新闻与耸动新闻，重复出现的比例随而增口。以『蒋家秘辛』为例，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三日至七月二十七日，就有五家周刊以它作为封面故事(贺照缇， 1993：27-8,36)。欧阳圣恩(1986：137)曾以台湾政论(1974.8-12)、 美丽岛(1979.8-12)、八十年代系统(1979.6-1984.12.22)、深耕系统(1981.6.1-12.31)与前进系统(1983.3.14－1984，12.31)等先后时期的党外政论杂志为对象，分析它们刊载『内幕报导』的比例，赫然发现依序是0％、1.2%、6.796、8.1％与14.9％，求刺激读者某些特定口味，但没有开发其它可能性的情况，确实『与时俱进』，至一九八三年春季逐渐走入高峰。在读者方面(每期需八千本左右才能让周刊保持平衡)，短期内想要相应扩充，使读者数量能够支撑产能至少已然增加四倍的异议言论数量，是否可能？以后见之明作结论，答案是否定的。更何况实际上由于杂志的增加量，可能不只四倍，而是十倍以上，参见表2-l所载一九八二至八四年间党外杂志数量的变化。
到了一九八五年四月中旬，政府在七天内查禁九本党外杂志之后，党外杂志编辑人联谊会举办座谈，共有一百多名杂志主持人及读者参加，并且都体认到了『周刊过于饱和，市场压力巨大』。但到底如何响应这个困境，则与会人士似乎意见分歧，若干与会编辑人建议杂志内容应该节制、注重事实而不要沦为个人工具；另一方面，另有人采取对立的看法，认为党外杂志的功能在于宣传、组训与筹措财源。于是，异议媒体的负责人尽管都已经意识到问题的存在，也因为官方刺激而集会协商，但对『今后言论方向』仍然是『各说各话』，自然也就没有能够形成规划市场的共识(民众日报，1985.4.2l：2：台湾时报，1985.4.2l：2:欧阳圣恩，1986：139)。越一年至一九八六年八月，时事评论家南民(王杏庆)已观察到，由日后的民进党多位政治人物挂帅、李敖个人持有、国民党正式掌控与暗中支持的『党外』杂志，再加上若干具有『商人性格』的党外杂志，数量繁多且色彩杂乱，已经让『不直接介入党外运动的人……看不懂』什么是党外杂志。一九八八年四月，一项针对38所公私立大学专任教师724人所作的调查发现(张明贤，1989)，在12项似乎可以用来作为测量媒体在其阅听人l目中之地位的指标，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结果：(1)国民党籍教师与无党籍教师，对于报纸与电视表现的评价，相差很大，前者大多肯定(除了第7项)，后者大多否定，除了第10与第11项：(2)但这个差异却没有表现在政论杂志的评价，亦即无分党籍，有六成多的大专教师都认为它的分析不客观而偏倚、没有平衡报导、也不精确无误(第3、6、9与12项，各项指标及国民党及无党籍教师的填答细部资料，请见表3-1)这个结果或许可以作为一个反证，显示在比较可能同情政论杂志的读者群中(无党籍学院教师)，政论杂志的形象亦不见妥当，没有公信力(credibility)，在这种情况下，阅读党外政论杂志的人口逐渐流失，并不意外。
以『红』(政治立场)为主要诉求的媒体，掉进产销俱乱的市场而不克自拔，最后终底于覆亡的过程的同时，另有两股动向有别的杂志同步涌动，一股来自异议媒髅的对立面，即主流媒体的派生杂志，另一股则是本文所称的旁支异议媒体。表3－l 无党籍及国民党籍大专院校教师对政论杂志的评价，1988
国民党籍N=396
﹪ 无党籍N=300
﹪
1 不同意报纸的分析客观、不含偏倚 47.7 62.3
2 不同意电视的分析客观、不含偏倚 37.7 57.8
3 不同意政论杂志的分析客观、不含偏倚 68.6 67.7
4 不同意报纸对各观点平衡报导 48.0 60.5
5 不同意电视对各观点平衡报导 41.7 57.6
6 同意政论杂志对各观点平衡报导 62.1 64.0
7 不同意报纸报导精确无误 51.0 60.9
8 不同意电视报导精确无误 39.4 55.7
9 不同意政论杂志报导精确无误 62.8 62.8
10 不同意报纸的题材值得报导 29.4 44.9
11 不同意电视的题材值得报导 20.2 33.3
12 不同意政论杂志的题材值得报导 44.6 40.6
资料来源：张明贤，1989：50-1，60-1，71.
第一类杂志在异议媒体开疆拓土，找到什么样的言论能够得到读者青睐、什么样的言论尺度已经能够为政治权威当局接受以后，亦进入政论或时事的信息市场，以开明的保守甚至偶或前进的姿态，承袭了若干原异议媒体的内容，这个情况或许就是『另类媒体』在议题建构过程中，经常溢效至主流媒体的一个例子(参见Mathes and Pfetsch，1991)。这类杂志的代表刊物或许是两大报系先后出版的《时报杂志周刊(1980.1－1985.12)，与《中国论坛》(1975.10－1992.10)（关于中国论坛的深入分析，见陈重生，1992）、《联合月刊》 (1981.8.1－1988.1)。除了跟进已被显露出来的市场以外，这些刊物的创办目的之一应该是联合报系创办人王惕吾，针对联合月刊的发刊所作的解释：「以这月刊作为报纸篇幅的延长，由此储备人才，以备 将来篇幅限制取消后可以立即有可用之才......况且......报纸与杂志的功能常是互补......(如)......抗战之前舆论上对知识分子产生重大影响的《晨报》与《独立评论》」(转引自赖永忠，1993：621)，两大报日后又出版了《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同步迻译美国的周刊US News and World Report，1986.9.20-1990.8）与《时报新闻》周刊 (1986.6.1-1987.7)，就市场接受力来说，均告失败。
第二类杂志虽然不直接出于选举需要或政治领域的考虑，但其内容所呈现的政治及文化等方面的价值取向，大多显现对正统的不满与挑战。依照时间顺序，最先是《夏潮》(1976－1978)，该刊后来 (1983.2－1984.11)复刊为《夏潮论坛》，然后接续有《人间》 (1985.11－1989.9)、《文星》(1986.9－1988)、《南方》 (1986.10－1988)、《台湾新文化》(1986.9－1991)、《台湾春秋》 (1988.10－1990.5)、《五月评论》(1988.5－1988.12，四期)，《新文化》 (1989.3－1990)与《实践笔记》(Ⅱ990.1，半月刊，只出版四期)。一九九O年代伊始，这些出版品已告走出舞台，发行收入不敷所出，应是主要原因。虽然《中华杂志》(1963.8.16－1992.8)创办人胡秋原说该刊停办是因为『同仁……无人愿意接办』，但如果不是中华『一个月相差四万元』所显示的读者群不足的因素，又为什么会有人不愿接办？夏潮论坛亦因『被禁及财务困难……而自动停刊』(欧阳圣恩，1986： 73)，南方的吕昱则每期亏损五万元(赖永忠，1993：637)。
至一九九四年底，若干先前曾经是党外杂志时期的重要编辑或作者，但问世以来，更为强调专业形象，而其运行比较受市场机能控制的杂志，似乎只剩下政治新闻为主的周刊《新新闻》(1987.3.12－)。至于一九九三年十月八日创刊的《黑白新闻周刊》，由前曾支持台湾春秋的辜宽敏挹资，彷佛重返昔日党外杂志的重红(支持特定政治人物及台湾独立立场)色彩，就生产与消费的控制来说，比较接近约翰笙Johnson，1972)所说的『赞助人－侍从』(patron-client)的关系，而不是诉诸市场机能的节制。《新国会》(无党籍林正杰，1993.9－)与《国会双周刊》(民进党蔡同荣，1993.4－)的内容及取向繁复有别，但均由在野公职人员创办。《海峡评论》(1993，1－)则与《台湾评论》(1992.10－1993.10，1994.3重新出版)均为意识形态主导的刊物，分别强烈主张台湾隐与中国大陆统一及独立。《澄社报导》(1992.2－)与《教授论坛》(1991.1－)则由成员颇多重迭，但团体形象似有区隔的学院知识分子发行。它们集结重刊澄社及台湾教授协会会员，已在报刊发表的时事政论短文，以此作为降低生产成本的方式，然后在出版以后，按月邮寄索阅或捐献支持其立场的读者。
在党外政论杂志走进黄昏的同时，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三十日的桃园机场，因为前省议员、桃园县长、民进党主席许信良，在未经国民党许可而执意返回台湾之时，发生了警民冲突事件。当时的「绿色小组......游击......式影像记录......发挥另类影带最大的社会效果......并鼓励其它......人......投身另类影带......短期间成就另类影带众家争鸣的盛况」(廖素霞，1994：58-9)，但随着绿色小组无法对外发行影带(贺照缇，1993：65)，这个盛况在一九九O年八月可以说已经结束，其后以影像作为异议诉求的媒介，只能说是零星而偶发，它能够产生的异议内涵，虽然确实不再局限于选举或对国民党国家机器的抨击，但其流通形武与书籍已相去不远 。
就生产及流通所需投入的资本来说，影带科技比杂志等印刷媒体还要高，如果印刷版本的党外政论杂志已无法生存，则影像版的党外杂志似乎应该说是更缺乏存续的空间了。 更何况骤然从威权国家机器解放出来的台湾的社会条件，还没有足够时间孕育发展，存在于南非、尼加拉瓜、美国与巴西等许多国家的支持另类影带的资源(如宗教单位、大学院校、法令及国际团体，参见冯建三，1992c：18l－3)，尚未充份运用。以电子科技作为异议媒体的可能性，至今主要还是在野党对抗国家机器的过程中才能存在，尤其是在一九九四年底的省市长选举期间。至于它是否能够永续发展，是否能够超越以国家机器的权力关系作为对抗之对象，则是引导下一节讨论「地下电台」的主轴。
4.『地下电台』的崛起及殒落？
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
－－庄子人间世第四。
一九九O年起，绿色小组及其它反主流影像的小众媒体，淡出异议媒体的舞台，与此同一阶段，收音机与其擦身而过，然后迅即大步迈进，跃升成为最主要的对抗建制电子媒介的流星(参见冯建三，1993，表6.5及冯建三，1994 )。
前省议员、民进党秘书长，现职立法委员的张俊宏，应该是实际有效使用收音机作为反对运动用途的第一人。一九九二年初，他先以只有25瓦功率{另一说则是七月，功率200瓦}的简易发射器，从其立委办公室内开播(自立早报，1994.3.16：14；4.16：14)，次年二月一日则已使用『价值将近四百万』、『坐华航进来的』300瓦发射器材播音(中国时报，1993.2.1：22)，并在同年十二月七日取得第一批中功率调频频道，于一九九四年十月一日正式以3000瓦发射器，每日节目24小时地合法试播。
不过，真正引发候选人以开办收音机电台作为竞选之用的触媒，来自亦曾租用张俊宏频道的许荣棋。许氏的『台湾之声』(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开播)，加上出租车及『扣应』(callin)形式的大量使用，引起各政治势力及社会的全面注意并跟进(吕松庭，1994)。惟与一九七九年以来的政论杂志连绵近十年的风潮不同的是，缘于其科技属性，政治暴力持有者(国家机器)几乎能够完全有效压制收音机广播的使用，至于是否压制，则取决于国家对以下三个行动单位的评估－－
1.国家机器本身的内部流派之对抗意志与力量，以台湾言，就是国民党认为民进党与新党是否足以阻碍它的行动。这又涉及国民党本身的意志是否齐一，以及民进党与新党是否认为有必要及两党拥有多少实力反对国民党领导之国家机器的行动；
2.社会部门当中的直接关系者之对抗意志与力量，亦即地下电台的播音内容是否直接挑战国家机器的法律与秩序，抑或是从其它领域(如文化)的权力现象入手，因此得以在下赤裸裸刺激政治暴力合法拥有者的情况下，暂时免除受其攻击的危险？或是受其攻击时，是否得有能力有效地抵抗或阻止国家机器的行动；
3.社会部门当中的舆论反应，由于电子媒体由国民党掌控，而地下电台的兴起既多直指国民党而作批判，亦凸显广电资源受其垄断的不合理，因此就此议题而言，电子媒体无法具备舆论意义，在这个情况下，主要印刷媒体的反应，成为评估党国机器的电波政策是否合理的舆论指标。以环绕地下电台的论述来说，争议的焦点应该包括：
(1) 开放的电波数量是否足够？
(2) 决定谁能使用电波的过程与标准是否公平？以及，最重要的，但舆论却最没有反省的，
(3) 产权形态是应该公共经营而为公民集体持有、各级政府所有，或是私人为商业动机而持有？而这些下等形态的新开设电台，其财源又应该如何筹措才能够下致彼此干扰而负面影响彼此的营运绩效？由于舆论对这些议题几乎完全未作处理，没有提供公共论坛就此集思广议，则在照下文(第五节)述及的国际(尤其是欧陆自由)电台运动时，我们或许能够领会一个事实及一个危险。事实是转型中的台湾威权国家机器威权仍在，而民间力量其实尚弱；危险则是，由于没有充份讨识（3）里所列的议题，我们可能再次目睹让商业力量收割彼邦自由电台运动之果实的历史，异地隔时而重演于当今台湾的地下电台。
以下先将过去一年来，环绕地下电台而生的执政党、在野党、地下电台与舆论之反厅，按时间顺序作成表4-1(参见下页)，并次第依序讨论。
表4－1 地下电台反体制行动、执政党行动/抄台理由、在野党及主流舆论*的反应，1994.2.22-1995.2.6
月日 地下电台反体制行动 执政党行动/抄台理由 在野党反应 舆论
2.22
数百辆出租车听台湾之声至财政部抗议保险费问题。 3，11台北地检署侦察许荣棋等四人。 没有 稍不利
4.12
三月以来陆续有新地下电台开播，共四台。 新闻局罚锾或警告。
没有
4.2l
台湾之声电召百辆出租车包围国民党中央党部。 台北地检署抄台湾之声、多家电台遭电波干扰煽惑他人犯罪。第一次抄台。司法单位主导。 民进党立委周伯伦开记者会表将删中广预算/中央党部及立院党团强烈谴责。 稍有利
5.14
(因4.12事件)
(未见特别行动) 台北地检署公诉许荣棋等五人。
没有
7.22
(因许荣棋傅唤不至)
(未见特别行动) 警方逮捕许氏归案。 陈水扁、颜锦福与周伯伦保释许氏/立委党团并谴责。 稍利/稍不利
7.30 (大陆与台湾主管两岸事务官员本日开始
于台北会谈)全国地下电台数目已经增加
至14家。 新闻局抄全国十四家地下电台/非法播音，维持广电秩序、法律尊严、合法业者权益。第二次抄台，新闻局第一次主导。 民进党中央开记者会抨击并表示若再封杀将自办电台/北市议会党团谴责/北县长扬言警力将不配合/多位立委促全面开放频道并在过渡期准地下台合法化。新党肯定依法查办 利/稍不利
8.1 地下电台业者抗议取缔在新闻局前与警方流血冲突/8.2独立放送头等六家电台成立「民间电台联合会」，表将集中联播及抄一台换一台。 谴实暴力，表示强力取缔到底。
民进党：人民有抵抗权，但应避免以暴易暴。若国民党继续垄断则地下电台不断。新党：抄台不妥，但2日赵少康指陈水扁保许荣棋应负责。 不利
8.3 (新闻局抄台科员张台安被砍/但日后查与抄台无关) 促严惩暴徒，持续抄台。4日，连战表示『抄台不竟全功，不得停止』。 谴责暴力并抗议国民党以此抹黑民进党/8.6邀新闻局长与业者座谈/民进与新
党指国民党垄断电波是问题根源。 不利
8.31凌晨 (板桥地检署指台湾之声舆群众之声播音内容涉嫌烂动他人犯罪及侮辱公署罪，率千余警力取缔之) 同前/国民党有立委要求更严格取缔，否则冻结警政预算。第三次抄台，司法单位主导。 民进党表应发还器材且须一个月内善意响应否则自办电台/尤清为9.3之北县政府电台口试，图予新闻局好印象，故表谅解，并疏通群众。 纯报导
11.4 持续未经申请而使用电波。 新闻局本日发函要求16家电台7天内停止播音否则抄台(后未抄) 中央党部11日举行座谈(2 1家参加)：民间电台非民进党附庸/广电源重分配/谴拟抄台并将遏止/速组电台联盟，护言论空间。 **
12.22.
25 全民出租车司机戴正昌被杀在德惠街设灵堂公祭。涉嫌煽惑德惠街事件。曾经开播的地下电台数最多已到50个，没有确实数据显示每天均定时播音的电台数。 毁出租车20辆以上。抄台湾国。第四次抄台，新闻局与司法单位联合指挥。重申『不竟全功，绝不中止』 警方反应过度，陈师孟至现场，各报指责。陈水扁指政策应合理，但若中央取缔，北市会配合。新党26日表示支持新闻局开放政策，该党电台即日起全部停播。 一面倒，不利
12.30 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约集调查局长、国家安全局长、新闻局正副局长、交通部长，法务部次长，宣示元旦后全面抄台决心。
1995 1.3 官方指涉嫌聚众纠事。 抄宝岛新声。
新闻局与司法单位联合指挥。第五次抄台。 陈水扁指应让地下电台合法，但支持警方依法办事。 报导/不利
1.6 官方指非法播音。 抄宝岛新声及新思维。新闻局与司法单位联合指挥。第六次抄台。 民进党不满/指应开放所有频道/公布审议标准。新党指新思维与其无关。
报导
1.10 宝岛新声集众1500人。立法院抗议抗议客家文化遭漠视。 政院秘书长表将意见上转院长连战。第七次抄台。 民进党立委叶菊兰、彭百显等表将要求新闻局解释。 无/淡化
1.9 民进党国代郑宝清、立委李进勇指新闻局取缔电台为违宪，要求监院弹劾胡志强。 报导
1.11 新思维不开门，宝岛新声开门，均被抄。后者损失较重。第八次抄台。 新闻局主导续抄台，并投书中时响应，表示连日抄台合于情理法。
未见媒体报导
报导比昨日多
1.12 台中与高雄六家电台被抄，第九次抄台。 新闻局主导，非法使用电波，未申请搜索票。 民进党高市议会党团指违宪违法。
更多报导
1.14 再抄新思维，大台北电台(未播音被抄) 新闻局主导，理由不详。第十次抄台。 未见反应。 未报/报导
1.16 台湾国，真理之声与番薯台等八家再被抄(未播音被抄)。 新闻局主导。违法播音。第十一次抄台。 扩大报导
1.21 嘉义台湾之声与高雄番薯台等四家再被抄 新闻局主导。第十二次抄台。
民进党立委蔡同荣，朱星羽至现场，报载朱星羽跪地声援三小时未获回应。 报导
1.23 许荣棋等人开始在美国华盛顿绝食抗议。 无报导
2.6 台北的宝岛新声主播，台湾围、真理，太平洋、基层之声、朝代，群众、台中望春风、嘉义台湾之声及高雄蕃薯之声于上午十至十一时联播抗议。 国府言词上仍表示将取缔，惟前述电台仍有多台联机于周一至周六中午十二时至下午一时联播改造媒体的对谈节目，至二月十八日仍然播音不坠。 电子通讯网路持续出现关于美国台人的抗议活动新闻及美国若干公益电台的近况报导
无报导
*指中国时报与联合报次日的新闻报导及评论，若有二个反应，则前为中时，后
为联合。
**本日未见官方抄台行动，两报未特别报导，惟联合报于11月9/10/11日均有 相关报导及评论，大多不支持抄台。
台湾之声与南台湾之声早在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即已开播，与官方维持相安无事的关系。翌年二月因出租车包围财政部引发事端，司法单位二十天后开始侦察(公诉又晚了近三个月)，并在四月指台湾之声广播内容『煽惑犯罪』，展开第一次抄台，但此时已开播的南台湾之声、宝岛新声与绿色和平，仍能播音不坠，换句话说，许荣棋传神的说法，『电波是在空中跑的，人民’捉下来用’有何不可』(兰熏，1994)，在这个阶段至第二次抄台前夕(一九九四年七月底，电台数量已增加至14个)，仍然未受到政府的强烈反对。许荣棋及后来的电台被抄，主因不是私用电波，而可能是肇因于使用电波进行直接挑战国家机器的威权，并招惹其官员，使不胜其扰，中国时报(1994，8.2：5)记者张景为在群众橐集新闻局发生抗议冲突的次日，有如下分析：「社会抗争事件及地下电台在其中的角色，不断成为行政院会中舆情报告的题材，不少部会首长除了抨击此一现象，并抱怨自己家中电话遭到地下电台公布而遭骚扰。由于此一问题不断被提出，连战……因此多次指示相关权责单位要彻底执行公权力。」经此事件以后，国民党内部长期以来，以军事安全及其它理由扣用电波的国防部、司法院、交通部、新闻局与情治单位，先前对于镇压地下电台的歧见与对法律条文解释的差异 ，从此不再存在，国府意志已经凝聚，是否行动，什么时候行动，而是否能够竟功，端视在野党(及其电台支持者)及舆论的反应了。
如表4-1记录，与执政党相同，民进党对台湾之声的反应，也是到了抄台之后才有较明显的行动，但除了只在原则上宜示『(国民)党政军』退出三台(及收音机)产权与经营以外，并无有效的具体行动能够实现这个原则，甚至其重要人物的前后态度，判若泾渭。如台北县长尤清在第二次抄台时，对于警方未照会他就配合新闻局取缔，大表震怒，但一个月后在第三次抄台时，由于该县申设电台的口试在即，因此无意得罪新闻局，于是协助警方疏通民众，事后获悉申请案未获 通过后，尤清据报又「激动的以......‘混蛋’，怒斥新闻局」，并『警告 ......考虑自行装置一台在县府......看看新闻局敢不敢取缔』(自立早报，1994.9.7：2)，事后却不见下文，亦未见由此提出与中央分享小区电波权的主张。陈水扁在许荣棋被捕当天，协同其它立委为其作保，为此亦遭新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赵少康抨击，但当选台北市长以后，论调持平，对于他间接捐赠40万创办的宝岛新声(自由时报，1995.1.4：3)被抄台，亦复如是。
在一九九四年七月三十日联抄十四家电台以前，政府意志尚未完整成形，舆论亦大致上对于地下电台采取同情立场，甚至在较边缘的版位还出现了「弱势族群地上没电台，地下电台是他们真实可靠的管道」、「地下电台给灰黯的城市增添亮光」、「地下电台考验民主政治的智慧/小市民的’地下’声音」(中国时报，1994.4.28：11:7.26： 1l：7.27：39，均为该版主文之标题)，直至八月三日新闻局科员张台安遇刺，情势短暂逆转，地下电台再次被强烈与街头犯罪构连成对(如联合报四日二版的『黑白集』说：『对政府管制电台......反感......对地下电台......同情或理解......但......所有......人均应......声讨这种丑陋卑鄙的暴行！』然后直到选举前夕，正反面陈述及评论交加 ，但大底仍表反对抄台(如联合报十一月九至十一日)，而在野党派亦因为选举当前，认为电台可以作为文宣利器，每每适时抨击国民党并作态护台。但随着选举结束，国民党、民进党与新党于政治收益上均有所得，电台的选举效用亦已不再，在野党无复得有诉求，较少能够动员舆论支持反抄台，而十二月二十二日发生全民出租车戴正昌被杀案件之后，舆情急转直下，从对被害之出租车团体之不满，延伸至对台湾国电台与整体地下电台的防患，乃至于不安气氛的塑造 ，由此进入新阶段。十二月二四日小功率电台通过46件，其中与民进党关系近者18件，国民党10件(中国时报，1994.12.25：22)，拆解了部份民进党反对抄台的引信，而新党表示为支持新闻局的开放政策，二六日宣布暂停播音，提供国民党政府本来已宣示强力抄台的决心，一股额外驱力。
此后，原本效能就不高的群众集结压力，已更加不可能作为对抗国家机器的法制暴力之手段。
短暂一年之间，国家机器的三个主要政党，就其行为的效果评断，可以说是各有盘算，连手窒息，或至少说是迟延了收音机电台作为公益使用的广度与深度的可能性。国民党的策略是『弃卒保帅』：旧有的中广等收音机资源大致没有被成功挑战，但开放先前未被(合理)使用的电波却正好能够赢得若干舆论支持，兼可分化反对垄断电波阵营中，原本就没有严格组织之力量，再者，国民党毕竟亦取得了新开放电波的一部份。民进党的整体态度或许是『得陇望蜀』，由于实存地下电台大多与其公职人员有关，因此申请电波而合法取得执照以后，事实上在这部份有限的电波配用，已经取得优于国民党与新党的收获， 至于原有之更多电台资源的重分配而言，民进党既然实力未逮，只能吞忍而不妨留待他日，俟机再作要求。新党则或许是『以退为进』保存实力，原因是多方面的，或许自限于选前的『法律与秩序』形象而在此时刻可以再作强化，也有可能是固守现法对于新党的广电实质利益可以损失最少(这段期间的地下电台，意见倾向新党者，明显少于民进党)，或许也因为另有非该党直接经营，但为其党籍民意代表主持的新思维电台尚可运作于新党最主要的支持区域(台北市)。
地下电台，如同十年前的党外杂志编联会，虽然在国民党大抄台之后(八月一日，六家)及选举期间(十一月十一日，二十一家)与连续抄台之后(一九九五年二月六日)，曾经齐聚聚首，但似乎并没有产生任何效果。此外，由于各家电台物质条件高低不齐，主观认知似乎亦有分歧，因此处于单兵与国家机器对抗的局面，难以成事，如《群众之声》一九九五年元月三日在三台晚间新闻出现，表示听令不播音是因为缺财源，担心被抄以后较难复原，嘉义《兰潭之声》与嘉义《台湾之声》亦有冲突情事传出(自立早报，1995.1.6：11)。主流报纸方面是否已断绝反抄台的讨论空间 ，显得暧昧，但可以确定的是，报纸也未以此议题值得大加讨论只由外稿评述且经常以编辑正配负，抵销效果 ，因此并无积极探讨的意图，因此即使偶尔批评国民党之政策，亦属杯水车薪。
在野党反对国民党抄台的实力，原本不大，历经选举及新频道获分配以后，内部更因此产生反抄台力量的分化，而此时舆论已逐渐将抄台事件当作一般新闻处理，地下电台的意义更难凸显，在面对国家暴力的连续镇压而不留余地的情况下，电台所能召唤的民间活力，用于应付实时的抄台阴影与困境，都有所不及，若说在此局面，电台还能超越国家机器的范畴，构思未来的发展前景，使如何不致重蹈十年前党外杂志不亡于国家暴力而销镕在市场的无秩序生产，可能已经 是非份的期待了。5.从「党外杂志」的读者到「地下电台」」的听众
市井小民有话要税，而且居然是重要的话要透过广播来说，这样的想法为人接受的速度，非常缓慢。果真市井小民使用广播表达他自己的意见，毫无遽拦而话语并不修饰，那可真几乎是所有良好社会秩序形将瓦解的征兆7。
－－D.G..Bridson，1971，《主与仆》，
转引自Crisell，1986:]8]。
然而，地下时期的这些新兴电台虽然大多兴起于政治选学动员的需求，并且也亡失于国家机器的政治暴力，不过这并不是说在一九九五年密集抄台之前「承平」运作的一年左右期间，它们的广播内容全部局限在狭碍的当下政治或选举领域，事实上，虽然似乎没有人能够在这段时间从事全面的地下电台收音调查，但是有一些数据能够间接左证” 它们确实在没有广告收入下，提示了、见证了甚至扩充了六十五年前布莱希特(Brecht，1930)对收音机正面可能性的肯定：可以低廉制播，因此能够免除受到商业控制，呈现较多样化的节目结构，以及听众扣应(call in)及至电台参与等经验所带来的脱除疏雕与产生力有所出(empowering)之氛围。
因此，本节的重点摆放在从电台听众的扣应分析，反衬收音机被抄台前的过往表现，在一些时候应当能够视为某种形式的『代议式的参与民主』与公共领域原则的体现(Jakubowicz，1990：335)，而不全部徒然是政党的宣传或组织工具。至于这样的『一些时候』究竟在什么条件下，始有常态存在的可能，则是本文最后一节预定探索的课题。依照时代顺序，我们先将一九八三年的政论杂志读者和一九九四年的地下电台听众扣应与一九九四年报纸读者投书的基本数据，作成表5-l、表5-2与表5-3。
这些公民透过杂志的订阅及主动与媒体接触，显现他们是信息活跃份子，而认知经常与实际行动相关，因此他们往往也是政治上比较积极的人，或许从三家政论杂志订户均有八成以上曾经劝人投票这个事实看出(表5-1)，因为，根据陈义彦、郑清芬及廖达祺对一九八O年底选举期间的台北市民、北市大学生及桃园县选民所作调查，选举期间曾劝人投票的比例分别只是26.0：6、31.3：6与32.6%(冯建三，1983：65，表4.10)。
在主动追逐信息与政治参与这个相同点之外，这三类阅听人及其媒介所彰显的意义，可以讨论如后。
表5－l 三家政纶杂志销数及其订户资料，1983年2月
杂志 销数
千本 男 女 省籍
本 外 党籍
国 无 喜读中共新闻
人数 ﹪ 惧中共潜在威胁
人数 ﹪ 以三民主义自豪
人数 ﹪ 曾劝人投票
人数 ﹪
80年代 19.0 77 5 76 5 34 47 1 1.2 5 6.3 18 26.5 71 87.7
深耕 8.5 175 8 167 16 41 130 0 0.0 11 6.1 28 20.3 159 88.3
中华 2.5 316 22 101 237 237 88 41 12.2 66 19.8 223 71.9 268 80.7
合计 30.0 568 35 344 258 258 265 42 7.0 82 13.6 269 44.6 798 82.6
资料来源：销数资料取自郑杰光，1982；其余取自冯建三，1983。 表5-2 六家地下电台听众扣应基本资料，1994年12月
电台 收听时数 扣应人数 性 别
男 女 使用语言
国语 台语＊ 并用 说话语调
平常 激动 交叉 回应人数
＊＊ 平均长度 占节目比例
全民 9 3.1 2.1 1.0 0.7 1.9 0.6 2.2 0.4 0.4 2.2 112 16.2
绿色和平 18 7.6 5.0 2.6 1.1 5.2 1.2 6.7 0.2 0.6 2.4 98 24.1
宝岛新声 19 8.3 6.4 1.9 2.8 4.5 0.9 7.0 0.8 0.4 3.3 148 39.1
群众 9 11.0 9.3 1.7 0.9 6.8 3.3 7.1 0.8 2.2 5.5 128 39.3
台湾国 9 17.4 11.4 6.0 2.3 1.0 15.4 1.1 0.9 12.1 143 61.7
新党＊＊＊ 19 10.5 7.7 2.8 9.7 0.6 0.2 8.3 1.4 0.8 3.8 181 47.8
合计 83 9.4 6.8 2.6 3.9 4.4 1.0 7.7 0.9 0.7 4.3 141 36.9
资料来源：1994.11.26/30(选前):12.14/17(选后)等四天等距抽样共83小时的收听记录。
＊包括一小时的客语收听。
＊＊指扣应者是针对节目主持人或其它扣应者所说的话之反应而扣应。
＊＊＊选前取新思维电台，选后取新台北电台。
＊＊＊＊感谢下列人士协助本表的资料搜集与登录：冯琼慧，以及政治大学新闻
系所与广电系同学蔡铭育，古家瑜，官智卿、黄雅婷、郭晏铨、刘昌德、
罗慧雯、洪贞玲，管中祥、萧景腾、郭琼俐、黄淑绫、蓝丽娟、蔡毓慈、
刘世泽、尤瑞琦，黄一平、郭育滋、洪秀碧、孙秀英、王浩威的协助。
陈光兴慷慨地提供数据，帮助很大，亦伸谢忱。表5-3 中国时报与联合报言论版的投书读者身份及发言比重分析，1994年12月
学院知识分子 政治人物 报社人员 其它读者 中小学教师 公务员 专业人士 资本家 无从判断 14天合计 一天平均
投书则数 39 14 14 69 13 17 9 4 13 3 195 13.9
使用面积 32.5 8.8 6.7 30.7 6.2 2.9 1.2 3.8 2.1 100 -
平均面积 0.84 0.62 0.48 0.44 0.39 0.36 0.32 0.3 0.29 0.7 0.51 -
资料来源：取12月第四个星期(12月19至24日)七天的报纸作分析。
无线电子媒介的特色之一，表现在它解决了印刷媒体(如杂志)的发行问题，亦无须听众额外花费就能够接收其广播内容，因此就数量来说，地下电台能够达到的人数，一定远超过先前的党外杂志。后者人数以表5-1资料乘10倍(因为政论杂志不止三本，而一本杂志的流通常在一人以上)计算，约为读者群30万(一九八三年全台湾地区)。前者人数的情况是，根据一九九四年八月大举抄台后的1690人之调查发现，有44％的大台北地区民众收听过地下电台节目，其中有20％左右是在家中与自有车辆等可以自行控制的环境中主动选择收听 (民生报，1994.8.11：18):另有一项选举期间，以1016个台北市合格选民为对像所作的调查发现，有29.4％的选民曾经从地下电台收听选举新闻(中时晚报，1994.11.6：2)，依此有限资料推论，若说过去一年内，台北县市六百余万人口当中，有潜在的听众大约264万与主动接触的听众53万，可能街属可信。其次，若是比较这些异议媒体的坚定使用者，则最明显的是性别的变化，就杂志来说，男女订户的比 是15.8：l，而电台的扣应男女听众此是2.6：l，差距达6倍以上，收音机不一定是组训工具，但至少用来召唤女性参与公共生活，效果比杂志好，而如果在父权体系之下，女性的政治态度倾向保守，则地下电台所具有的颠覆潜能，更见可观 。
就异议媒体的使用者的省籍特色来说，十二年来的变化，对比颇为明显，可作二点说明。第一，台籍异议媒体的省籍色彩减淡，然而，第二，大陆籍异议媒体的省籍色彩却似乎反倒添浓。
一九八三年的《深耕》及《八十年代》订户，台眚与外省比是11.6：1。如果容许我们以扣应所使用的语言作为区分标准，以使用国语者为外省，而台（客）语为台省，则地下电台的台省与外省扣应人数比，最高是《群众之声》的7.5：1，最低是《宝岛新声》的1.6：1，这些异议媒体之使用者的省籍色彩，被冲淡1.5至7.2倍左右。另一方面，假使从喜读中共新闻、惧中共潜在威胁及以三民主义自豪的人数来看，当年《中华杂志》的读者的政治态度应该比较接近现今的《新思 维》电台扣应者，但其读者的台外省比例变化，从中华杂志的1：2，3，增加至新思维的l：16.2，跃升7倍多，这个情况与前一组相对照，恰成反比例。为什么两类异议媒体的使用者的省籍变化方向，背道而驰？或许是能够流利且愿意使用台（客）语的新思维电台的本省籍听众，人数少于其原籍，因此这里记录的外省籍听众人数被膨胀：其次，这个情况或许与一九九四年底台北市长选举的新党候选人赵少康保卫大中华诉求策略，激发部份外省籍人士的危机感不无关联，而新思维电台扣应人数大多使用国语，只是当时这个现象的一部份。
再看报纸读者投书及电台扣应所容纳的参与人数，如果偏低估计，一台每天以播音十二小时算，一小时有9.4人扣应而由媒介讯息消费者成为媒介讯息生产者，则一天每台可以容纳113人扣应。现今得有能力每天提供一个版面作为读者投书的(中国时报)与（联合报)扣掉内稿及约稿(假设学院知识分子的稿件全属约稿，而且其它稿件均为投书)，则其容纳参与的程度是每天10.1人。但电台扣应及报纸 投书所显示的差别意义，不单只是数量这个面向的差距有十三倍，而 且也是参与质量的分野，前者是双向的来往，并且不因身份之差别而得到不等待遇，扣应的人几乎没有，也不太可能有被拒绝的情况，每个人并且平均得到14l秒的发言时间，至于扣应者使用的时间是长于 或短于平均数，通常在听众本人的意愿，较少是在主持人未经预告下 就打断，而在一个小时平均9.4人的扣应中，有4.3人(45.7％)是听了节目主持人或其它扣应的人之发言以后，即刻给予的回响。报纸的读者投书的主动权，很大一郎份掌握在编辑及报社政策手中，因为 这不但涉及文字能力的考验，而且也因为投书费工费时又较迟才能知 道是否见用，因此阻绝或较不能鼓励读者的主动性：此外，投书者身份的差异也造成读者反应是否被接受，以及所获得的发言篇幅之多寡，两大报在言论版发言的十种身份，就每篇文稿所占版面的比率来说，只有学院知识分子(0.84%)与政治人物(0.6296)得到高于平均水平的篇幅待遇(0.51%)，报纸刊登的投书，较诸电台，比较容易 是单向的来往及因身份之差别而得到等差待遇。
最后，异议媒介本身并不是同质化的单一体，非但一九八○年代的政论杂志如此，一九九○年代的地下电台，大致上也呈延续了这个分野及媒介类型，最大的差异表现在对于中国大陆的政治立场。如一九七九年七月创刊的《疾风》杂志人士，不但在创刊之前，曾经成立「反共爱国锄奸委员会」(同年元月二十四日，党外至高雄游行声援余登发的后两天)，也在九月包围(美丽岛)创刊酒会会场，致而引发中泰宾馆事件，该杂志更在次年初攻击中华杂志生讼而后于一九八○年 八月连同八十年代均被停刊。十多年后的地下电台倾向新党者，是否存在疾风与中华之间的差别，较难察知，但在统独立场与新党对立而主张台湾独立的五家电台中，《全民》、《绿色和平》、《宝岛新声》、《群众》与《台湾国》之间，确实有同有异。一方面，若就其听众使用的语言、男女比例及扣应语调的轻重急缓，固然比较不能呈现彼此的差异，但另一方面若是以比较能够显示听众参与的热度与特质，亦即反应了听众心目中的媒介形象的三个指针来看，也就是比对五家电台的每小时扣应人数、扣应者是否为响应他人，以及扣应时间占该节目时间的比例，则这五家电台反对国民党体制的色彩，恰好成为鲜明印记。张俊宏拥有而在新闻局开放中功率电波时，就得到执照的全民电台(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九日)，比较温和，扣应人数是每小时3.1人，其中2.2人为响应，占节目总时间16.2%，其次是一九九四年九月六日亦取得中功率执照的绿色和平，而色彩接近前者但中功率及小功率(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两次均未获通过的宝岛新声居第三，开播较晚而无意(或无资本)申请执照、由主张劳工路线、创办《群众杂志》的前礁溪镇镇长、前(台湾政论)编辑张金策创立的群众之声的扣应人数已上升至一小时11人，但宗教色彩强烈且于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被抄台的台湾国电台更高达17.4人扣应，而其时间已占节目的61.7%。
这些不等的扣应，究竟谈了什么话题，怎么谈法，呈现什么观点，仍待后续分析，惟确知的是，从政论杂志的读者到地下电台的听众之间，应该不止是信息、政治异议及活跃份子的延续与扩张，而且也涉及了异议信息的生产者及产品使用者的关系，亦发生了相当程度的改变。另一个饶富社会意义的是，政论杂志与地下电台的创办人及其讯息生产者，二者身份在多大程度上是重迭的？这个问题，有待日后探讨。
６.『地下电台』的国际经验：三个模式
收音机并未离我们而去……只是鲜见关于收音机的批判性眼光……晚近……人们对收音机的兴趣巳见‘复苏’，原因有大有小，就其小而言，是因为收音机广播等等另类传播形式已告浮现，就其大而言，则必须归因于科技、经济、权力与文化生产在全球之间、在本地之内，刻正转变与巩固。
－－J. Berland，1993:209。 在国际环境里，「地下电台」现象的存在，由来已久，此即各个国家在战时或平时，透过电波频谱中的低频或特低频，对邻国或敌国宣传，但彼此并末首肯之，而是时常以电波干扰或取缔本国民众的收听 (Short，1986)，直至前东欧集团已经崩解五年的现在，美国出资的「自由欧洲电台」(Radio Free Europe)也没有完全放弃对前所谓的共产实存政权进行「民主教育」改造的企图，反而能够借着将播音中心从德国慕尼黑东移至捷克布拉格，缩减预算，预定从一九九三年的2.1亿降至一九九五年的0.75亿美元(Forbes，September 26，1994：25：December 20，1993：61)o我国政府也由新闻局编列预算，长年委托中央广播公司及国民党营的中国广播公司海外部对外播音，目前则可能扩大办理，以「中央广播电台设置条例」作为设立国家电台的依据，合并前二者的业务，开办经费六亿元预定全额由新闻局补助(联合报，1994.12.15：6)。
简短作前段之叙述，目的在说明，未得相关主权国家之许可而擅自广播，从一九三O年代至今，存在已有六十多年。现在这个相同的国家机器，却经常反身向内施压，禁止境内公民进行它在国际间所作的「地下电台」的发声行动，难免略有「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的味道 。
假设再比拟数据所及国家的情况，则我们又可以发现，国家机器压制百姓使其不能点灯(进行地下电台的活动)的效率，如第三节所述，台湾政府可能属一属二，直到最近才出现成功点燃的例子，对照之下，国际间的地下电台「百姓点灯」活动，使用收音机传播建制国家机器所不乐见而经常想要管制的信息，时间早了许多，方式也颇为多样。当前台湾地下电台在转型至合法的公益电台途中，仍然只能虑及以听众捐输为最主要或唯一经费来源，不但不是「一条新的路」，不但=「在世界上……」不「是创举」(谢金蓉，1994)，而且事实上已经迟到，甚至这些电台在规划其财源时，可能会因为遗忘了听众捐输以外的可能性之情况下，致而增加其财务的不稳定性，亦未为可知。
以广播功能乃在反对建制政权，甚至政体为准，则国际间的地下电台运动，至少已经出现三种模式，再按其运作之稳定程度，由低至高，分别是：(1)爆发力强，因应特殊情势，但比较难以持久，往往在(未)完成其特定阶段的工作后，即告消失；(2)兴起于对抗国家机器 对电波资源的全面垄断，但经常容易在未能防范商业利益的渗透力之下，对抗国家机器的公民力量，反倒等于是吊诡地为资本利益开道；(3)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虽然由政治异议人上发起，但并不起因于选举，也不局限在现存政党的争斗，这类电台从特定小区而扩展至本国其它地方，但其运作过程，经常必须在国家机器及市场机能之时紧时松的压力下，警戒而生。
这些不等模式的电台，虽然距离完善境界尚很遥远，但较诸主流的商业科层广播公司，它们在鼓励听众参与、提高电台组织的内部民主程度及增加组织效率等方面(cf. Hochheimer, 1993：Jakubowicz, 1993)，均有可观之处，以下依序讨论这三类「地下电台」。
第一种可以举一九八六年二月下旬的菲律宾为例。当时，「收音机、电视机、摩托车、随身听、电话、火腿族、市民网民、录放机、流动的人群」配合电台的运作，形成了对抗马可士政权的通讯网(Brls-bin, 1988:62)，但这个模式虽然在四天内(22至25日)使科拉容 (Cory Aquino)接任总统的过程，减少了流血伤亡，但就对菲国广电秩序的冲击来说，「这场革命性行动之后，少有可供羡慕之处」 (ibid.：63)。另外，在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如古巴、尼加拉瓜与厄瓜多尔，在从事普罗革命，企图将其本国与美国资本逐出的过程，亦曾有效使用收音机(Frederick，1986)，但这类电台的问题出在内部运作难以民主，而且革命后很快就被变作党的收音机（Raboy，1993：130）。
就美国来说，虽然频道众多，但一直到了现在，其境内还是存在 很多规模很小，通常不具备太大传播意义而只是渲泄不满，使用低功率，并且可以快速移动的器材(多为业余科技爱好者或政治活跃份子 使用)。由于逃避电检的方法很多(如器材便宜可合法购买)，除非有人检举或是有人作特定政治诉求引来公诉，盗用电波者很少被处罚，据估计美国一年只有20起非法电波查禁事件，只为全部盗用者的一小部份(Strauss，1993：125：另参考Hoffman，1993；Leplae，1991)。此外，美国至今也仍还存在与台湾地下电台相近的广播，如找到电波就用而未向政府申请的美国旧金山解放电台(Liberation Radio，使用93.7兆赫)，于一九九四年中开播，并在七月六日晚间<叛乱之声>(VoiceofRebellion)两小时的节目中，第一次开放扣应，共得六名听众(ReclaimingRadioWaves，1994 September/ October)o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见注1)期间，本地曾短暂出现这类电台，而去(一九九四)年台湾之声播音，引发出租车及其它听 众闻讯而包围财政部以后，参谋总长刘和谦曾说，地下电台这种搞群 众运动的方法，简直就是在搞都市游击战}(陈昭如，1994：135)，但 这个指控夸大了地下电台的能力，因为本地现实环境毕竟难以提供革命性电台的存在基础。
其次是欧陆的拉丁语系国家，于此，论及非商业、自主的地方收 音机电台，全然与央格鲁萨克逊族裔的英美加模武不同(详后)。法农(Frantz Fanon)曾在阿尔及利亚提及：「剎那之间，正与法国抗争，争取从法国殖民宗主园独立的阿尔及利亚人，猛然发现收音机如同武器，都是争取独立的必要工具」，这个想法棺后扩散至加国法裔为主的加拿大魁北克独立份子，再影响了意大利与法国(Lewis and Booth，1989：139)。
在大约二十年前，许多意大利异议团体都很想兴革义国的信息环境。因为至当时为止，意大利的广电主角Raido Audironi ltaliane(RAI)，在政治上全部由亲右翼的基民党掌控，新闻偏坦很严重，不但未能合理传达地方上对共党的强烈支持，不满义共的青年极左派也难以在RAI露脸发声。在地理区方面，RAl鲜少照顾地方需求而径自耽溺于都会首善区的品味:就其专业及经营能力来看，间题也很多，比如，RAI直到一九七七年才引进彩色电视，雇员繁多、预算丰沛却 没有能够提供对等服务，以一九八九年为例，员工达一万四千人，预算是17亿美元但仍有赤字1.86亿(Noam，1991：151)，但人口与经济力接近意大利的英国，其BBC在一九六九年已全部转入彩色播放，而一九八九年的总收入大约是15亿美元，并无赤字情事(Facts and Figures BBC, 1993)。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起，一群由学生、工人及传播专家合作组成的队伍率先在北部大城波隆那(50万人)设立《波隆那全民近用电台》(Radio Bologna perl' Accesso Pubblico)，接连数周非法广播，企图「加速信息体系的兴革，并向民众展示地方分权以及非常便宜的成本即可近用电台的可能性」，电台播音虽然是地方性质，但随后浪卷的风潮影，响遍及意大利全境，至一九七八年六月，据官方调查，全意大利的收音机广播网的加盟及地方独立电台的数量已达2275家(它与 台湾电台数量的对照，参见表6－1)。
非常反讽，波隆大左翼等进步力量，看准了「罕见的社会张力历史时期」，意欲向政府施压，让电台事权分化，「没有想到却给商业力量大开方便之门」，有财力的人只要找到电波就能设台，直到塞满FM波段为止，结果是其中绝大多数是「商业性质的，是音乐商、电器商及出版业的延伸」，是能够得到银行团背书的大商家(Lewis and Booth，1989：140－2)。至此，义国整个收音机电台的结构，不但因为欠缺公权力规划而造成「产权的多元化、原创收音机形式、地方文化 与民主控制，付诸东流」(ibid：147)，而且其最大电子媒体集团(尚经营旅馆、职表6－l 意大利、台湾地区与台北县市收音机电台数量比较
地区 意大利 台湾地区全部 台北县市*
日期/年月日 1978.6 1994.12.3 1994.12.3性质 合法 合法 地下 合法 地下电台**总数 2275*** 383 49 64 24
一家平均服务人数 24727 48611@ 56818@
一家平均服务面积**** 132 83.3@ 26.4@ 资料来源：Sanchez-Tabernero et.a1., 1993：47；郑瑞城，1993：33－46；相关剪报资料。
*面椟2322平方公里，人口以500万计，惟应注意.这些电台当中，似不乏播音短暂者，同时存在而运转的地下电台数，应少于这里的数字很多；
**公/私/小区的调频/幅(短波不计)均计算在内；
***1990年已连2512家；****平方公里；@均为合法与地下电台合计。业队队等其它行业)「芬尼维斯特」(Pininvest Group)正是在这段期间运势崛起(Schlesin, 1990)，其总裁员鲁西卡尼 (Silvio Berlusconi)更在一九九四年四月出任义园联合内阁总理九个多月。一九七五年公营电台占了意大利收音机十五岁以上听众收音时间的95％，但至一九九○年，这个数字下降到只剩下46%(Sanchez?Tabernero et. al. 1993:108)。
在法国，虽然「国会多数每一改变，新影视法相应而生」(Cayrol, 1991:190)，但直到一九七○年代末期，广电秩序仍然为国家完全控制，它被打破亦与左翼有关，但最后也是被商业力量收编。由于在一九六八年的五月学运，法国的边陲电子媒介RTL及Europe－l曾详细报导警方动作，且一九七三年创立的《解放报》(及其它印刷媒介)也大致如实报导了一九七O年代初期的社会抗议活动，因此「鲜有法国知识分子或政治活跃份子曾将收音机视作组织工具」，这个情况因
为三个原因出现了转变：(1)左派在意大利地方收音机爆炸初期获得之成功，(2)当时右翼政权强力而又笨拙地镇压反对运动，以及(3)生态党恰在此时参选，收音机符合他们的信仰(少数人即能自行操作、容易分权)。
开创第一家地下电台的是A.Lefebure，他在伦敦学习相关的技术，并曾在KPFA(详后)担任义工。回法国以后，一九七七年三月日后曾出任环境部长的Lefebure(Millell992：266)陪同生态党候选人参加电视选举座谈，挟带小型发射器于手提包内，利用机会将设立Radio Vertd的音讯透过该电视网(TF1当时法国四大电视网之一)传出，震动法国，他并在九月与同僚成立组织(Association pour la Liberation des Ondes，ALO)，指出应「避免意大利的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但由于ALO仍接受广告(每小时五分钟)，引起更左人士的批评，更左人士并在次年六月组成「非商业自由电台全国联盟」(FNRLNC)。
支持FNRLNC哲学而开办于一九七七年七月的Radio93认为『收音机是特定团体的表意工具，如果这个团体不存在，收音机也可以消失……』。既然如此，它的节目都是现场播出不录音，没有节目表，由扣应者引导主题的进行。它的台址在巴黎北郊，服务外籍劳工，起初不定期播音并移动台址以避免被逮捕，在听众辩论等支持进入后步入正轨并增加功率，往往在让听众进行空中辩论以后，随即号召与议题有关的行动，于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九日被抄台，其它地下电台驰援并借其设备以示团结。次日，许多知名之土均call in或亲至现场表示支持，包括德勒兹(Gilles Deleuze)与加塔里(Fel ix Guattar i)等人，其活动在五月一日得到报端广泛报导，为电台赢取了舆论。历经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对立，以及随之而来的抄台与护台行动 ，最后，却以彻底商业化作结 ，直至可用电波占满为止，尤其是巴黎(至一九八一年十二月有113个FM台，最迟至一九八六年初，巴黎地区同情左派的电台消失一空)(LewisandBooth，1989：148－57)，一九九O年法国的公共、城市与私营收音机电台共是1610家，而英国只有161家，德国亦祇拥有165家(Sanchez-Tabernero et.al，1993：46)。
法国的收音机随政党兴替而变新貌，最后演变成私营电台大为盛行的结果，固然不是当时行动者能够预见，但这种重蹈意大利覆辙的情况，亦即两地对抗资本运动及国家机器的进步力量，短暂地使用了抗争果实之后，很快就被资本积累的动力吞没，而这整个过程，或许「已经在很重要意义上……预示了整个较大欧洲的发展趋势。法国的过程……提供了丰饶的机会，让我们预见欧洲广电政治与实务的未来。」 (Miller，1992：261-2)，法国开放电波的政策之失败，由三方面可以看出：(1)虽然耗费时间使军方交出频道，但地方电台的所在地根本不是计划性产物，(2)部会首长无能有效管理电波，无能管理在「自由化」环境下运作的新电台，(3)最糟的是，非商业的小区形态收音机广播，失去了发展的契机，至一九八九年，法国余有200个左右的小区电台，虽然从国家得到少量的象征性资助，但财务上还是都很困难(ibid.：272－5) 。
比利时的自由电台运动于一九七八年三月由Radio Eau Noire发难，动机是为了Couvin人反对在当地兴建水库，未久，众多电台林立并组成『自由天空』(FreeclomoftheAir)联盟，要求政府承认他们的存在，但马特拉与皮马(Mattelart and Piemme，1980：325)指出，整个运动尚未正式登场，就立刻面临了来自两方面的威胁: 「商业化与权力政治之运作」。就商业利益而言，流行音乐电台蠢蠢欲动，伺机待发；就政治压力来说，比国各家政党游走两间，「想要额外拥有一个不怎么花钱的选举宣传机器，虽然他们明白，不能让这些电台自陷于，同仁收音机，(ghetto radio)而只诉求特定目标的境地」。比国地下电台分成两类，总数最多时曾达一千余家，一种是政治、文化诉求的非营利电台，另一类则臆于商业性质，前者于一九八一年合法化，但商业台仍然处于非法状态，引起公益电台不满，要求政府取缔它们 (Noam，1991：177－8)。
紧按欧陆义法此等自由收音机运动，日本的『迷你调频』(MiniFM)运动在加塔里接受日人访问稿在日本刊出后，亦告出现，起自一九八一年八月。这些电台成为播音范围内居民的聚会场所，并进而成为「一个触媒空间」，刺激新的另类杂志、社团……等等的成立及运作(在都会地区中，居民关系较淡，这个模式较难推行)，至一九八三年六月，这个性质的迷你电台已有七百多家(Kogawa，1993)。Kogawa认为，这种按法规只能在五公里范围内播音的电台，正是因为欠缺商业吸引力，才能让日本的自由收音机运动与小区之结合，能够免受染指(p.94)，而且虽然日本电信部受此刺激而考虑修改法律，但Kogawa判断，在经济趋势、科技进展及一个要求相对民主秩序的社会情境如日本，除非出现一个『极端反动的政府』，否则日本的自由收音机运动，必将是一个长存的社会运动，『是从内部破坏这个支配系统的一个基进可能性』(p.96) 。
地下电台的美国模式，主要并非前文已提及的旧金山解放电台，而是因为早在一九四五年，联邦传播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 Committee， FCC)即已规定，八八至一0八兆赫电波中，应有20个调频(FM)频道作为非商业性质使用(LewisandBooth，1989：25) ，政治异议份子因此得以透过合法手段拥有频道目前这种非营利使用的电台共占全美电台数的八分之一，其中大专院校的校园电台 又占四分之三，其余四分之一又有大部份属于『全美公共收音机联盟』 (National Public Radio,NPR，NPR)，剩下的才是本文指称的异议电台，在美国的名称是『小区电台』(community radio)，约占全美广播电台总数的百分之一，经营这类电台的人均自觉地将自己定位为小区运动之工具，邑电台的社会政治目标清楚，就是要「让人们动起来，改变他们的意识」 (move people and change their consciousness)，既不同于商业主流，亦有别于美国的公共收音机电台（Brlow,1988:83；Raboy,1993：130-1）。美国小区电台在一九七五年设立联盟，由NPR集中于服务较大的范围，而小区电台则集中在100-3000瓦的电波（太平洋基金会的电台除外，见后文），至今双方已具互信基础，较易统合资源，不使浪费而能用于公益广播（Brlow,1988:99）
全美最早，亦属全球第一个具有政治异议色彩，营运经费大多取自听众捐输的小区电台是柏克莱的KPFA，创办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政治犯Lewis Hill及其同僚，一九四九年四月开办，来年八月正式开播，其内部组织可说是一种『接受科层规范的个人主义风格』(bureaucratically regulated individualism) (Downing，1984：83)，内部各项工作也让职工都能学习、参与，所以，『几乎KPFA的所有技术人员也都能够制作节目，而许多节目制作人也都相当了解技 术事务 (ibid.：84)，迄今管理KPFA的太平洋基金会(the Pacific Foundation)除了它之外，另在洛杉矶(KPFK)、休斯敦(KPFT)、华盛顿特区(WPFW)及纽约市(WBAl)拥有FM电台(后者规模最大，一九八O年代中期的年预算80万，15全职员工，200志工，固定听众15万人心，Barlow，1988：83) ，咸认为这个机构『具有潜能，成为美国最大影响力的另类大众媒介』(Spark，1987：577)。
加拿大类似性质的电台，以拥有百万人口的温哥华《互助电台》 (Co-op Radio)最知名，由于该市的主流媒介的产权所有人与温市两大报纸，关系密切，并且其广电生态亦走完全商业的路线，而来自美国的电视溢波，亦长驱直入温市。因此，一九七四年三月该电台向加政府申请设立时，就明白表示要作『这些主流媒介之外的一个基进的另类出口』。有趣的是，这个基进立场不但得到官方认可，更为官方认为是『可欲的』，说该电台代表了一种『有计划的小区近用模式』。社员费、捐赠或听众响应特定节目的募款活动，为电台最大收入来源，但接受厂商赞助，只是额度不能超过节目制播所需经费的百分之十。至一九八O年代中期，电台每日播音20小时以上，并印制45页的志工手册，叙述电台宗旨、历史、募款、公关、法律……及200个以上志工的权利义务等，全职人员4.5人，分别负责(1)经营管理、招幕社员、公关：(2)监管节目、职训、小区参与:(3)志工协理；(4)会计:(5)技术协理则为兼差，器材维修与发展(Lewis and Booth，1989：124－32) 。 惟应正视的是，这些具有进步性格的美国小区电台，并不是一成立以后就天下太平，而是经常(尤其是在保守党的里根执政时期)经常遭到右翼组织攻击，如『媒介正确性组织』(AccuracyinMedia)的非难，指其广播内容『肮脏、主张共产主义、种族歧视』，并游说FCC取消其执照。另外，在实践其基进立场时，电台面临外部政经压力与理念诠释的冲突，内部民主及组织纪律的乖隔……等问题时，亦须不时在摸索与创新，以及守成坚持之间，判断调整，与时变动而犹须持恒” 。
在美加之外，性质接近台湾地下电台者，似乎只有玻利维亚的矿工电台，且历史久远，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异数，也是拉丁美洲诸国中唯一的例外。
一九五二年玻国新政府将矿业国有化、开始进行土改并赋予全民选举权后，由矿工捐轮月费支持营运的电台，如雨后春笋般地扩散(Fox, 1988:27)，矿工收听这些电台是其生活的部份，从身旁琐事到国际政治，都是他们抗拒主流文化的一部份，对于玻国矿工来说，收音机是「基进甚至是革命的政治信念」的工具(O'Connor，1990： 102)o平时，电台是工会及其成员的桥梁、是矿工及矿区民众的日常文化之部份，及至危机到来，电台亦摇身一变，成为反抗军事政变的联络网络，宣布组织决策并让工会干部及成员，妇女与学生提供意见，等到军事统治后，它们再转入地下集结，如一九八○年军事政变后，就有二十三家矿工电台联机，持续以「民主播音网」(a chain of democracy)与军政府周旋直至被抄台消灭(ibid.)。然而，武力并不真正能够永远镇压将电台的发声，主要原因有五个(O'Connor，1990；LewisandBooth，1989：176)：(1)矿工极具集体意识，(2)具有占尽优 势的口语文化源流(Aymara，Quechua语仍广为使用)，(3)各矿区都地处偏远，(4)矿工自知其经济地位重要(人口只占玻国3，4％－9％，但占玻国所有外汇收入的三分之二以上，(5)高度的政治自觉(所有劳工中最基进者)，而且(对总工会)具有大影响力。
在承受官方的分化、轰炸、暗杀，罚金与苦刑等政治与军事暴动以外，在承平时期，「国家总企图透过引进更多的商业媒介产品，削弱 矿工电台的传播效能」，何况它们仍须面对资金不足、设备老旧而需与现代化之商业电台竞争的压力，而「最大的威胁……则是连年的经济危机及政府决定拆迁大批矿场的决定……大多数的小电台因而关闭」。至一九八八年六月，仍有九家矿工电台还在积极运作，全职员工 最少者二名，最多者二十一名，平均十人左右(O’Connor，1990：107－8) 。
7.结语：一些永续异议电台的规范性探讨
过度强调地方色彩(10calism)将导致对抗现行秩序之力量的零碎化……地方色彩可能是意识形态上的一个烟幕弹，无论就小区或就商业来说，均无意羲，差别只在商业动机往往使其力足以超脱法律规范，(译按：使节目无视于法规之地方取向的要求，而径自)为了经济规模的要求而串速成地区性或全国性网络……而小区活跃份子却只能受其本身意识形态的羁蚌与财政上的限制，在地方色彩的限度内打转。
－－Lewis and Booth，1989:188 。 异议媒介的受挫及发展史上，国家机器一直以强大暴力肆行镇压，在此过程使得直按从事异议媒介运动及其关怀者，莫不以对抗国民党为主要或唯一压力来源(比之于对台、中与华视的批判，亦同)，这并无不可理解之处。然而，完全关注短期的政治暴力之肆虐，却不及于随时渗透、如水银泻地般无孔不入的长期的资本积累之约制，在这个资本增殖已经愈来愈倚重媒介等文化产业的时代(也就是后工业或信息社会的说法)(如，Schiller，1994)，可能得到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非但较难营造较合理的广电环境，反而有可能陷进另一种跨国影响的商业同质化局面，如前文所述的意大利与法国收音机生态。
从事电子媒体改造的人或团体，如果笃信政治攻坚是为上策，则这个信仰可能是有偏差的，因此是一种意识形态。或者，这也有可能只是权宜策略，认为社会的发展有其阶段性，认为政治的限制必须先行祛除，然后让市场机能进入广电环境作为规范的力量，而等到市场机能出现缺失时，再由政治力矫正才是正途。果真如此，则这个预设 正是发展理论中，现代化论述的广电版本，殊不知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当中，核心及(半)边陲地区进入这个体系的时序(tming) 并不相同，也造成了各个社会形构无法彼此复制的事实：更何况即便是核心国家，其政经力量连手并举压制社会活力的过程，也是随时空条件的差异而互作不等组合。因此，从核心到(半)边陲国家，若要因革社会结构，都不应分开应对，只能同时筹谋。
在此考虑下，抛开非市场机能即为国家威权管制的思考限制，另寻可用的概念并在实践中，认知广电改造一如各种社会兴革，若要求短期收功，反倒可能原地跑马、功有唐捐而俾益有限。至此，深化这个认知应该是当务之「急」了。哈伯玛斯(J. Habermas)倡议多年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概念，此时应该正有其时宜之功，近年西方学界论述媒介时，亦广为引用，而在学人(Brown，1994)誉为整理的最好的一篇论文中，伦敦大学高德史密斯学院(the Goldsmith College)传播学院教授柯兰(Curran，1991)开宗明义地说，关于媒介的自由主义者的评论，根源于当年媒介流通量还不大，且这些媒介多属政治性出版品的十七、八世纪，彼时掌控国家者是为数不多的地主菁英，如今条件变异虽然巨大，但这派人士的见解，却「仍然毫无反省批判地一直重复出现」，殊不可理解，所以，「现在该是让这些论说庄严走进坟场的时候了」(a decent funeral)(p.82)。与此相对， 哈伯玛斯的公共领域概念，固然尚有缺失，「但对于民主社会中，媒介的角色若何，仍然是一个强有力且引人注目的观点(vision)」(p.83)，在这样的公共领域中，媒介是一个解放的力量，具体功能之一是作为「代议工具」(an agency of representation)，是「要带动市民社会」(invigorates civil society)，「协助各个集体组织(collective)动员其支持者，帮助他们传达具有实效的抗议意见并开拓与推广另类方案」。这样的看法与[后现代]之说全然不同，因为后现代常将「媒介消费等同于政治活动，以为个人私自持有政治上的见解，也就与政治上的活跃无异」(pp.102－5)。
就本地民众的媒体经验来说，部份地下电台在过去一年不到的表现，相对地贴近于柯兰笔下的公共领域之媒介。以后见之明论事，则这个表现有一部份应该归因于收音机科技的特性，不仅只是实时、强制、只动用耳朵因此容许其它行动同时进行等等物理、感官与消费面向的特性，而且更是收音机的科技及与其相关的资本特性。调幅与调频收音机分别只使用0.009与0.2兆赫电波，电视则需6兆赫(郑瑞城，1993：7)，而高画质电视是24－30兆赫，耗用较多电波也就意味 着较昂贵的软硬件生产设备与成本，因此容易走向超高中央化，亦即垄断、大型政治机器的禁脔、支配人们使其意识在无意识中符合常规，求同顺服而压制人心，反之则是趋向细微化，亦即创造了集体取用媒介的可能性、真正是沟通工具、数量庞大而大众可用，并且少数劣势族群亦可自由、自行经理以满足其欲望(Guattari, 1978)。
问题在于，科技特性使收音机可能比较可以不被资本支配，并不足以确保资本不在对其有利的时机利用收音机作为增殖的工具，尤其是在台湾的有声出版品市场扩充急速(去年平均每天出唱片两张)，以及流行音乐市场的快速跨国公司化的情况下(中国时报，1995.1.3－4： 22)，若是日后出现驱力压迫开放更多频道、转换现有频道或联结地方 台成为全国网而使更多的收音机变成音乐公司的促销工具，并非完全不可想象的前景 。
于是，正如同自由收音机运动作为一个特定时期的社会现象，其每日存在就具有强有力的意义，所以台湾的地下电台也正面临「如何而可让它永续存在」的问题(Mattelart and nemme, 1980：326)o
但地下电台由于新闻局的抄台，倾力防范抄台或抨击抄台及其背后的国民党国家机器，已几乎耗尽精神，还会、还能、还愿意去考虑这个问题吗 ？地下电台难道真会只是一九九四年的流星，乍起乍落？其实，只要电波不被占满，而事实上政治力是可以管制电波，不使完全被占满，则现今的地下电台东山再起，冉冉上升而终成恒星，并非不可能。卖成镇压电台的国家机器，妥善保管社会的电波资产，不使旁落于私人谋利的工具，一定是『与虎谋皮』而不可能吗？这需 要理性的讨论与评估空间。
要之，如果本地政治环境已经多少开创了一些理性讨论空间，而断伤电子媒体的暴力不再只是国家机器，而更是资本利益的窥视，那么，现在国家机器的不完全开放电波，以及继续对主要而庞大的广电资源的垄断，是否在换个方式审度时，反而有一点可能很吊诡地蕴藏着一些正面意义，等待开发？亦即如果全部释放电波或让现有地下电台全部就地取得执照，是不是会出现两种可能性？(1)电波迅即被商业用途占满，(2)小区小功率电台林立而各成部落主义的奉行者，未能及时整合下，给予(跨国)资本利益有机可乘，如同本文结语起首所引的那段话所述。
开放电波只是一个形式的祈使陈述，重要的实质内涵应该是「开放给谁，产权形态是公共所有、私人持有或以多少比例混和，财政基础如何设计，用来作些什么用途」。推进兴革广电秩序的社会力量，在擎举「党政军退出广电媒体」的大旗之同时，是否应该亦对这些问题进行评估，便之作为动员社会能量的一部份，吊诡地让党政军抵挡财团的渗透，争取时间，在广电媒体产权尚未沦落为难以逆转的私人手中之前，往公共领域的方向回复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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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议媒体?的停滞与流变之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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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建三
The Dissident Media in Post-War Taiwan:
From Political Magazine to "Underground Radio"By
Chien-san Feng
关键词：地下电台、异议媒体系谱、政治选举、市场机能、广播政策
Keywords: underground radio, genealogy of dissident media,
political election, broadcasting policy 摘 要
本文检视了一九五O年代以来的台湾异议媒体，重点放在一九九四年间大举引发注意的地下电台。作者发现，虽然报纸、杂志、录像带、有线电视频道或收音机电台等异议媒体的内容，并不完全局限在政治言论，但它们往往因为政治上亲近在野党派而招忌。尤其是在选举期间成为在野党的文宣工具后，更是引起国民党政府的取缔与镇压。不过，作者进而论称，这些来自政治层面的压制，并非造成一九八O年代党外政论杂志消失的主要原因，事实上，这些杂志.乃至于稍后出现的影带及有线电视，难以有效而持续发挥异议作用的更重要原因，或许在于脱疆的市场力量肆虐，以及异议份子本身未能协调其媒体营运活动；参照这些历史经验，并考察海外多个国家的地下电台发展轨迹之后，作者指出一九九O年代朝野共同协奏而有的电波开放私有的政策，最后可能淡化退步份子使用收音机的异议效果，或甚至使其消失。本文的结论是反对力量、国民党政府及公共空间的建构三者之间，关系应当重新模铸。
Abstract
Focusing on the burgeoning of underground radio broadcasting in Taiwan in 1994. this essay traces the genealogy of Taiwan's dissident media since the early 1950s. It is contended that violent clamp-down by the state normally befalls these marginal media, whether they are in the form of a newspaper, magazine, cable channel, video or radio programme, once they began to serve as the mouthpiece of the opposition party, especially during election campaigns, even though the coverage has not exclusively been restricted to the narrowly party-political. It is further argued that. in light of previous experiences of domestic dissident media and overseas underground radios, it is un-bridled market forces and lack of coordination on the part of dissident groupings, more than state coercion perse, that hold the key to understanding the passing away or malfunctions of these media. As this historical experience seems to indicate, merely releasing more air-wave resources for private uses, a policy jointly orchestrated by the ruling party and the opposition forces in the1990s may very well end up with dilution or even disappearance of progressive voices. The author concludes by suggesting that the political-theoretical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oppositional forces,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public space as traditionally conceived be challenged and reformulated. 1.前言
收音机会是我们能够想象的最美妙的公共传播体系，巨量的频道......可以让听众不再只是收听，而且也让他们能够说话，不再只是孤立听众，而是串连听众......这是会让人当作乌托邦看待的提议......我知道......但......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持续不闻断的提议...... -B. Brecht, 1930/1979/1983.
根据杨碧川(1988)辑录的史料，收音机广播首次见于台湾，始自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台北广播局」之开播。在过去六十多年的广播史上，作为大众媒介的一个形武，收音机从来没有超逸台湾政治权力当局的控制之外。 这个为建制单位整体控制的情况一直到最近几年才发生变化，出现了裂隙，尤其是在蕴酿及写作这篇论文的期间，无线收音机广播的生态，更是加速地即将进入另一个阶段。
这个新的阶段，源生自什么样的背景，可能会往什么方向演变？由完全生疏而渐至热稔，笔者对于收音机作为一种异议媒体的探讨，起自现实关怀，并没有将它当作是与政治策略完全无关的脑力劳动。因为这股驱力，本文的论述也就试图在特定时空内，尽力往纵往横搜寻，取用本地及境外的类似例子，作为参与无线电收音机生态的演变方向的动力之一小部份。 首先，收音机这个最早为世人运用于公共传播的电子媒介，它在台湾的历史沿革与当下的转变，是整体环境胎动的－部份，尤其是与政治异议份子(指挑战国民党政权的政治力量)冀望开办「地下电台」作为其选举工具的意图，无法分开考察，虽然地下电台诞生之后的发展内容，似乎不是单纯的政党选举机器所可以完全涵概，而其最后归宿与其对收音机生态结构的影响，究竟会以什么样的面貌沉淀，仍然有待时间考验(虽然很有可能在相当短暂的期间内，即有可能尘埃落定)。
其次，即便往前回溯，只从战后的台湾社会探源，当前这个俗称 「地下电台」的现象所彰显的意义，并非没有前例，尤其是一九七O年代中期至一九八O年代中期，此起彼落的「党外杂志」 ，足以比拟一九九O年代初、中期的这股异议媒体的风潮，或许约略可以称作是地下电台的印刷版本。党外杂志之外，其它时期所曾出现的政论杂志之发展沿革，一九八O年代中期以来，录像技术这样的生产工具相对普及以后，它所制作的政治异议节目影像带，亦透过杂志出版晶的发行方武与线缆电视系统的若干频道，有限度的流通，这些媒体的经验，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都能照亮现今地下电台的意义。
最后，如果比对国际间所能够找到的实例，一九七O年代中期起自意大利然后蔓延至法国、比利时等欧陆国家的『自由电台运动』(free radio movement )，展示了国家机器长期掌控的电波资源，在面对挑战时，可能会展示的响应过程及后果，似乎以让人惊讶的相近风格与路径，预见了当前台湾地下电台所掀起的浪潮，可能寓居的结局之一。相应于自由电台运动，非商业的小区收音机在美加等英语系国家，以及在丹麦、瑞典与挪威北欧国家的发展轨迹，乃至于日本的「迷你调频」风潮，甚至拉丁美洲与菲律宾的革命性收音机的(短暂)经验，都可能浮现了台湾地下电台的影迹。
如果历史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发展中层现其特有的形构，则以上这些本地与境外的异议媒体之际遇，也就不能说必然会重复见诸一九九O年代台湾异议电台的未来动向。然而，在日益资本化的媒体生态下，地下电台是否能够脱逸其限制、是否能够庚续存在、以什么形式存在而展现什么样的内涵，其可能的变异范围有多大，似乎亦不太容易超越这些不等异议媒体的格局，就此来说，结合理论与实例的分析，从中规范性地探讨本地(异议)媒体的出路，至少应该说是小有必要了，虽然完整理解异议媒体的社会意义及相关论题，需要更多未来的研究成果，才能补齐。
2.异议媒体的演变与国家机器的管制
论及战后台湾的政治异议媒体，最早必须追溯至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创办的《公论报》，以及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日创刊的《自由中国》半月刊。这两份出版品分别从执政党外内，批评时政，最后则共同因为涉身反对党的筹办而被迫易手及停刊。先看自由中国半月刊这个刊物的创办，它源起于国民党知识分子所欲进行的内部自我改革，一方面反共，另一方面则监督国民党的当权派。就此色彩而言，该刊与几乎晚了二十年(一九六八年元月)才创办的《大学杂志》，并无差别。
这两份杂志的差异，在各自创刊两年以后，逐渐清楚显露。大学杂志在一九七O年伴随蒋经国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准备接掌政权的过渡阶段，向内发展而成为不具异议色彩的刊物(王杏庆，1992)，发行持续至一九八O年代后期。自由中国则往外开拓，在第六卷亦即一九五二年以后，由于国际情势转至对国民党有利，而国民党在台湾内部亦已完成了巩固政权的布署，「至此，《自由中国》的自由主义……才在台湾扮演其异议意识形态(dissidentideology)的角色」(钱永祥，1988:72)。然而，当时的国民党既然已有实力走向整体的威权政体，就逻辑上言，已不再可能容许政治异端自拥媒体对其公然挑战，若说尚肯容许，则或许是异端所代表的这股言论力量，毕竟还没有意识或尚未发为行动想要取代此一威权政体，因此可为其节制所致，等到异端不再只是坐而言，不再单音高唱而是有了串连的意图之后，情况将有变化。考察自由中国的发展轨迹，自一九五七年才积极讨论反对党问题，然后在次年「今日的问题」十五篇社论中，以<反对党间题> 作结，并在这段期间开始，透过邀约在自由中国撰稿与合办地方选举座谈等方式，陆续与多名地方政治领袖展开接触而展开新反对党的筹备(前引文，pp.85－9)，到最后(一九六O年九月四日)，刊物主事者雷震被警备总部以叛乱罪名逮捕，致使杂志只能停刊的史实看来，多少已揭露了自由中国及往后的异议媒体、政治反对运动、政治选举与国民党的关系之原型。
公论报在这段期间遭受的打压，未曾间断，到了组织新党的间题爆发，雷震下狱以后，则国府予以最后的致命一击。杨锦麟(1993： 345－66)在《李万居评传》述及，早在一九五九、六O年之交，李氏投身组党活动之前，国民党就已经透过各种手段，企图封销公论报，比如不准政府在公论报刊登广告(当时政府几乎是报纸的唯一广告收入来源)、不准政府机关及各种公营企业购买该报，并且不准报摊展售公论报等。这些压抑虽然不能达到使公论报关门的目的，但却迫使李 万居为了维持报纸的营运，在一九五九年十月采取增资方武，致予国民党有机可乘。当时，国民党唆使其党员、台北市议会议长张传祥融资介入，趁机改组报社人事组织，并于法院判决后，接掌在一九六一年三月五日正式脱离李万居之手的公论报，使其亡失异议立场。
不到一年之间，自由中国与公论报相继消失于政治压力。但值得探索，而迄今似乎尚未见到回溯重构的是，它们所涵育的读者群所表征的异议力量，在失去了信息管道以后，是否就此萎缩甚至消沉，或是沉潜蓄积，伺机而动？这里先就其读者数量作初步推估。据祝萍与陈园祥(1987：48－9)引用的资料，一九五二、三年的公论报发行份数分别是5570~4550份，各占该年全国报纸销售数的1.98%与 1.35％。该报在面临停刊命运前夕(一九六O年九月)，发动组织新党的人士，曾经为其发起募款活动，一周内(后因国民党中伤而无法持续)得50万元(杨锦麟，1993；祝萍舆陈国祥，1987均曾引用这笔资料)，其时待遇最优厚的官营新生报的记者，依刘一民(1989：40，98)所述换算，日薪约在30元，因此大约等于是16，667日的记者所得。以同样方式计算，一九九四年七月三十日十四家地下电台同时被抄当晚，台湾之声一家电台募得1000余万的款项(见次日各报新闻)，约合10，000日的记者所得(但现今的台湾人口数，已经是公论报时代的两倍左右)。这两个数字固然无法精确传达相距三十余年，两个时代的异议媒体阅听人之数量，但作为公论报与自由中国时代，台湾已有为数颇众的异议媒体力量之反证，则似乎尚能接受。
两份出版品消失以后，再有吻合本文捐称之异议媒体出现的时机，相距已有十多年。其间原有异议媒体的读者群，是消失或只是转换而另行找寻其它读物？创刊于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五日的《文星》杂志，在一九六一年十一月第49期以后，开始由李敖接手主编，除相继引发与胡秋原及东西文化论战官司以外，亦逐渐触及现实政治而最终于一九六五年十二月被政府强迫停刊，这本刊物、一九六三年八月创刊的《中华杂志》与一九六八年问世的大学杂志，虽然不是本文指称的异议媒体，但其读者与自由中国与公论报的读者，关系究竟若何？是否有若干承继或转换？应该再作追索，以便能够了解异议媒体的存在基础，亦即反对派的政治活跃份子在他们原来支持的媒体消失或色彩转换以后，数量会是继续积累或断层耗损？
自由中国与公论报展现的台湾异议媒体模式是，政治反对份子起而行动，(从事选举)前即被扑杀，连带其出版物亦失去附着而停刊。这个情况到了《台湾政论》发刊时，稍有变化，成为从政人物为了选举而开办媒体，发行数次而证明读者众多，然后在选举前夕为政府取缔。台湾政论于一九七五年九月创办，正值立法委员选举前，首期再版五次，而十二月出版的第五期已至选举月份，政府以该期<两种心向>，<早日解除戒严>等文触犯出版法及内乱罪为由，予以停刊(不过，据称该期销售达五万份)。一九七六年没有选举，未见新政论杂志创刊。一九七七年七月县市长选举前，《这一代》问世，但到了十月，即选举前一个月，就因社论<特权向法律挑战>被停刊一年。一九七八年四月，国府禁止登记新杂志一年，一九七九年三月禁令解除后，并未有人申请，原因可能是声请书中规定杂志的发行旨趣，必须包括 「宣扬反共国策，激励民心士气」等内容，难以为异议人士接受有关。比如，日后担任台中民主有线电视台董事长的吴哲朗，一九七九年四月计昼申请《春雷》杂志的执照，但因不愿加入前述字样遭驳回后，干脆就从同一月份二十七日起，径自发行不定期(三至五天)刊物《潮流》(现任立委陈婉真为主持人之一)，以省议会为主要报导对象(陈国祥，1979：32)。《潮流》出版至46期，由于印刷公司负责人杨裕荣及杂志交印人陈博文为警总逮捕，从八月八日停刊。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该非法地下刊物在出版后，「广为流传，在全省各地公然出售」(包斯文，1979：39)，或许已鼓舞了大量政论杂志尾随其后，一波接一波地出现，如《八十年代》于六月创刊，至《美丽岛》达到发行的最高峰。美丽岛于杂志解禁当年的八月创刊，销数一度达十万份左右，并于全省多处设立据点进行串连，为选举作准备，最后于十二月爆发美丽岛事件，被勒令永久停刊。从此以后，政治强制力仍然还是透过查禁、扣押、没收，乃至于盯梢印刷厂及书报摊等杂志发行据点，但不再能够有效管制党外杂志的出版及有限度的流行于异议份子之间，表2-1所登录的数据，可以作为左证。一九七九年创刊11本，查禁9本，此后每年均有5本名称不同，但负实人很可能相同的杂志发行，而历年积累下来而能够存续营运的杂志，亦不见减少，至一九八五年，虽然该年的查禁，造成出刊的346期当中，有58.7%(203期)被禁，财务损失达3000万元，但市面仍有21本使用不同名称的异议政论杂志流通。
表2-1 党外政论杂志创刊及查禁或停刊数的对照*，1979-1985
至该年年底 创刊数 同年已停刊或遭查禁数 最多积累存续数
1979 11 9 2
1980 7 4 6
1981 10 6 10
1982 7 4 13
1983 6 5 14
1984 23 19 18
1985** 无此项资料 无此项资料 21
资料来源：冯建三，1983：17-18；欧阳圣恩，1986：79-83：赖永忠1993；自立 晚报，1985.12.16：2版。
*这些资料均为个人搜集，并非官方或杂志社之统计，可能不完备。
**至1985年12月8日，原始记录是当年共有11家党外杂志出版19种杂志，加上《纵横》与《雷声》，共21种杂志，出版346期，查禁203期。财务损失3000万。
在查禁党外杂志的同时，由一九八三年七月十三日起，政府机关连续数年实施「顺风项目」，并开始查扣非法录像带及非法播映系统 (第四台)，但官方的管制似乎松疲，未见特定的政治意图。官方由消极转至积极查禁的关键期，似乎是一九八九、九0年之交，当时第四台这个电子媒体的若干业者，公开与政治反对运动及选举产生结合关系，真正成为本文定义之下的异议媒体，以下的时间顺序数据，应该可以作为这个观察的左证。有线电视首次在「特定时候」、「特定一个频道」及「特定组织所属的系统」，正式为反对党竞选及播放政治影带的记录，分别是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三十日、一九九O年二月二十八日及十月二十五日(详细的反对商控党营之广电生态的大事纪，参见冯建三，1993:386-7，亦见翁秀琪，1993：475－84)，而新闻局所提供的数据显示(转引自翁秀琪，1993：471-2)，一九九0至九三等四年期间，政府各级单位共以2601万元用第四台的取缔工作，而在此之前似乎未见以此名目编列的专项预算：此外，自一九八七年七月至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的二年半期间，各级政府机关共取缔第四台的44件发射台、26件架线及剪除12651公斤线缆与没入1146个强波器：但从一九九0至九二的三年期间，以上的对应数字却高达222件、154件及575076公斤与45101个，第四台正武为反对党所用而成为异议媒体以后，在当时所引发的效应是，国家机器分别以5、5.9、45.5与39.4倍的暴力，压制其营运。
以上说明，无法完全证明作为反对运动一部份的异议第四台，是否因其异议遭忌，致而引来执政党的镇压，因为在同一段期间，台湾因面临美国及本国影视业要求取缔未经授权即播放影像产品的压力甚巨，使得国家机器不作响应(强化取缔工作)即无法缓和不同资本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国家取缔第四台，原因不外（1）经济压力(智慧财 产权的纠纷，或是（2）政治考虑。假使要精确分析这两个因素孰轻孰重，必须将遭取缔者与未遭取缔者的政治背景(及，如果可能的话，未经授权使用影像产品的程度)列入比对，才能知晓(就此目的而言，如果官方未作此记录，则新闻报导亦可作为认证的参考)。
伴随著作权法于一九九二年六月完成大幅度修订、十二月国民党党营博新公司成立并以营运第四台为主要目标，以及一九九三年七月通过有线电视法，取缔第四台的政经考虑与正当性，逐渐减褪。
从党外杂志到第四台，国家机器作为圈限异议媒体运作的压力，尽管失去实际作用，但却在这个过程，升高其强制而外显的暴力，配合主流舆论的塑造，矛盾但更为清楚地将自己清楚暴露为可见的攻坚对象，使得攻击国家机器的人与事之一切或真或假、或言之成理或徒然只是叫嚣的批评文字(就媒体而言，台、中与华等三家电视台是最明显的被批评目标)，成为最具有卖点的销售『商品』。最好的例子是一九九四年底的选举新闻之商品化，主流印刷媒体(联合、中时与自由三大报系)夹其财势而与新兴的跨国卫星公司及岛内三大政党的有线系统合作，制播选举新闻及议题评论(详细资料参见1994年12月《财讯》页192)，《中时晚报》也首创印刷媒体连续42天逐日监看三台选举新闻的记录。讽刺的是，在这过程中，先前供输非主流政治(包括选举)新闻的多数规模较小的报纸(如自立，民众与台时)，此次反而不是三台以外电子媒体的合作对像(原因可能是财力，也可能是合作之产品与本身原有产品的特色，并无区隔)，而这些规模较小的报纸在整体选举新闻结构的地位，亦见减弱(日后这个情形是否持续成趋势，深具意义，值得观察)。
一九八O年代至今，台湾的选举新闻，年复一年，成为各方同质炒作的商品，但吊诡的是，就在国家机器为商品(选举新闻)创造了生存与繁荣的空间之同时，它也吸纳了异议及主流媒体的资源，使其投入选举新闻之商品的生产与传输，相当程度上阻绝了选举政治范畴以外的议题，进入媒体的讨论内涵。在这个过程，更受影响的或许是异议媒体，因为它所能够得到的阅听大众之数量，在主流媒体的瓜分下，趋向分散零碎，限制了其发展空间及格局，至于异议媒体是否在此压力下，会辩证式地舍弃选举及政治领域等内容，另行开拓性别、阶级环境、身体、知识、生态、种族、国际及城乡等等方面的差异所形成之权力关系，成功地找到新的运转方向，就是后续节次的讨论目标。
3.异议媒体的演变与市场机能的管制
前段述及，一九七九年国府解除新杂志登记禁令的意义，基本上可以视作国家机器不再能够有效管制异议杂志的象征。此后，因为政治反对路线的分歧，造成异议冒论的各个生产单位无法相互协调，于是走进市场机能的管制，亦即生产过程陷入无政府状态：一方面尽量缩短生产周期，期望借此刺激读者求新求速的口味，以便推广销路，另一方面却又因为读者偏好，原本不容易掌握，于是趋向眼进与模仿，每当市场上出现畅销品味或内容，无论是因为策画成功或纯粹只是意外，短时间内就引发竞相角逐的热潮，以致于造成言论内容及表现手法等同质现象。然而，这两个诱使生产者扩充产能的因素，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却逆向而行，一方面升高异议媒体的经营成本，再则是加速折损读者品味，两相加总互乘，生产及消费面同时发生了限制了异议言论广度及深度的效应，最终甚至使其消失。贺照缇整理当时的资料，发现一九八二年起对抗国民党的政治反对运动，已浮现群众路线与议会路线之争。到了次(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四日《前进》率先推出『周刊』形式，并据说在一个月卖出五万本以后，便有六本党外杂志跟进，从月刊亦转为周刊。经过这个转变以后，取其平均数计算，每个月的生产成本(人事费及稿费，月刊以周刊的三分之一估算)立刻从10.7万(月刊)增加至26.8万(周刊)；此外，由于编采及评论人员等生产者的数量扩充速度，显然无法在短期内相应成长，人手不足的情况，使得杂志社开发及策画其内容的可能性，再次降低，跟着流行走竟然成为唯一的道路。各种相近甚至相同的讯息，无法查证或是没有查证的评论、内幕新闻与耸动新闻，重复出现的比例随而增口。以『蒋家秘辛』为例，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三日至七月二十七日，就有五家周刊以它作为封面故事(贺照缇， 1993：27-8,36)。欧阳圣恩(1986：137)曾以台湾政论(1974.8-12)、 美丽岛(1979.8-12)、八十年代系统(1979.6-1984.12.22)、深耕系统(1981.6.1-12.31)与前进系统(1983.3.14－1984，12.31)等先后时期的党外政论杂志为对象，分析它们刊载『内幕报导』的比例，赫然发现依序是0％、1.2%、6.796、8.1％与14.9％，求刺激读者某些特定口味，但没有开发其它可能性的情况，确实『与时俱进』，至一九八三年春季逐渐走入高峰。在读者方面(每期需八千本左右才能让周刊保持平衡)，短期内想要相应扩充，使读者数量能够支撑产能至少已然增加四倍的异议言论数量，是否可能？以后见之明作结论，答案是否定的。更何况实际上由于杂志的增加量，可能不只四倍，而是十倍以上，参见表2-l所载一九八二至八四年间党外杂志数量的变化。
到了一九八五年四月中旬，政府在七天内查禁九本党外杂志之后，党外杂志编辑人联谊会举办座谈，共有一百多名杂志主持人及读者参加，并且都体认到了『周刊过于饱和，市场压力巨大』。但到底如何响应这个困境，则与会人士似乎意见分歧，若干与会编辑人建议杂志内容应该节制、注重事实而不要沦为个人工具；另一方面，另有人采取对立的看法，认为党外杂志的功能在于宣传、组训与筹措财源。于是，异议媒体的负责人尽管都已经意识到问题的存在，也因为官方刺激而集会协商，但对『今后言论方向』仍然是『各说各话』，自然也就没有能够形成规划市场的共识(民众日报，1985.4.2l：2：台湾时报，1985.4.2l：2:欧阳圣恩，1986：139)。越一年至一九八六年八月，时事评论家南民(王杏庆)已观察到，由日后的民进党多位政治人物挂帅、李敖个人持有、国民党正式掌控与暗中支持的『党外』杂志，再加上若干具有『商人性格』的党外杂志，数量繁多且色彩杂乱，已经让『不直接介入党外运动的人……看不懂』什么是党外杂志。一九八八年四月，一项针对38所公私立大学专任教师724人所作的调查发现(张明贤，1989)，在12项似乎可以用来作为测量媒体在其阅听人l目中之地位的指标，有两个值得注意的结果：(1)国民党籍教师与无党籍教师，对于报纸与电视表现的评价，相差很大，前者大多肯定(除了第7项)，后者大多否定，除了第10与第11项：(2)但这个差异却没有表现在政论杂志的评价，亦即无分党籍，有六成多的大专教师都认为它的分析不客观而偏倚、没有平衡报导、也不精确无误(第3、6、9与12项，各项指标及国民党及无党籍教师的填答细部资料，请见表3-1)这个结果或许可以作为一个反证，显示在比较可能同情政论杂志的读者群中(无党籍学院教师)，政论杂志的形象亦不见妥当，没有公信力(credibility)，在这种情况下，阅读党外政论杂志的人口逐渐流失，并不意外。
以『红』(政治立场)为主要诉求的媒体，掉进产销俱乱的市场而不克自拔，最后终底于覆亡的过程的同时，另有两股动向有别的杂志同步涌动，一股来自异议媒髅的对立面，即主流媒体的派生杂志，另一股则是本文所称的旁支异议媒体。表3－l 无党籍及国民党籍大专院校教师对政论杂志的评价，1988
国民党籍N=396
﹪ 无党籍N=300
﹪
1 不同意报纸的分析客观、不含偏倚 47.7 62.3
2 不同意电视的分析客观、不含偏倚 37.7 57.8
3 不同意政论杂志的分析客观、不含偏倚 68.6 67.7
4 不同意报纸对各观点平衡报导 48.0 60.5
5 不同意电视对各观点平衡报导 41.7 57.6
6 同意政论杂志对各观点平衡报导 62.1 64.0
7 不同意报纸报导精确无误 51.0 60.9
8 不同意电视报导精确无误 39.4 55.7
9 不同意政论杂志报导精确无误 62.8 62.8
10 不同意报纸的题材值得报导 29.4 44.9
11 不同意电视的题材值得报导 20.2 33.3
12 不同意政论杂志的题材值得报导 44.6 40.6
资料来源：张明贤，1989：50-1，60-1，71.
第一类杂志在异议媒体开疆拓土，找到什么样的言论能够得到读者青睐、什么样的言论尺度已经能够为政治权威当局接受以后，亦进入政论或时事的信息市场，以开明的保守甚至偶或前进的姿态，承袭了若干原异议媒体的内容，这个情况或许就是『另类媒体』在议题建构过程中，经常溢效至主流媒体的一个例子(参见Mathes and Pfetsch，1991)。这类杂志的代表刊物或许是两大报系先后出版的《时报杂志周刊(1980.1－1985.12)，与《中国论坛》(1975.10－1992.10)（关于中国论坛的深入分析，见陈重生，1992）、《联合月刊》 (1981.8.1－1988.1)。除了跟进已被显露出来的市场以外，这些刊物的创办目的之一应该是联合报系创办人王惕吾，针对联合月刊的发刊所作的解释：「以这月刊作为报纸篇幅的延长，由此储备人才，以备 将来篇幅限制取消后可以立即有可用之才......况且......报纸与杂志的功能常是互补......(如)......抗战之前舆论上对知识分子产生重大影响的《晨报》与《独立评论》」(转引自赖永忠，1993：621)，两大报日后又出版了《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同步迻译美国的周刊US News and World Report，1986.9.20-1990.8）与《时报新闻》周刊 (1986.6.1-1987.7)，就市场接受力来说，均告失败。
第二类杂志虽然不直接出于选举需要或政治领域的考虑，但其内容所呈现的政治及文化等方面的价值取向，大多显现对正统的不满与挑战。依照时间顺序，最先是《夏潮》(1976－1978)，该刊后来 (1983.2－1984.11)复刊为《夏潮论坛》，然后接续有《人间》 (1985.11－1989.9)、《文星》(1986.9－1988)、《南方》 (1986.10－1988)、《台湾新文化》(1986.9－1991)、《台湾春秋》 (1988.10－1990.5)、《五月评论》(1988.5－1988.12，四期)，《新文化》 (1989.3－1990)与《实践笔记》(Ⅱ990.1，半月刊，只出版四期)。一九九O年代伊始，这些出版品已告走出舞台，发行收入不敷所出，应是主要原因。虽然《中华杂志》(1963.8.16－1992.8)创办人胡秋原说该刊停办是因为『同仁……无人愿意接办』，但如果不是中华『一个月相差四万元』所显示的读者群不足的因素，又为什么会有人不愿接办？夏潮论坛亦因『被禁及财务困难……而自动停刊』(欧阳圣恩，1986： 73)，南方的吕昱则每期亏损五万元(赖永忠，1993：637)。
至一九九四年底，若干先前曾经是党外杂志时期的重要编辑或作者，但问世以来，更为强调专业形象，而其运行比较受市场机能控制的杂志，似乎只剩下政治新闻为主的周刊《新新闻》(1987.3.12－)。至于一九九三年十月八日创刊的《黑白新闻周刊》，由前曾支持台湾春秋的辜宽敏挹资，彷佛重返昔日党外杂志的重红(支持特定政治人物及台湾独立立场)色彩，就生产与消费的控制来说，比较接近约翰笙Johnson，1972)所说的『赞助人－侍从』(patron-client)的关系，而不是诉诸市场机能的节制。《新国会》(无党籍林正杰，1993.9－)与《国会双周刊》(民进党蔡同荣，1993.4－)的内容及取向繁复有别，但均由在野公职人员创办。《海峡评论》(1993，1－)则与《台湾评论》(1992.10－1993.10，1994.3重新出版)均为意识形态主导的刊物，分别强烈主张台湾隐与中国大陆统一及独立。《澄社报导》(1992.2－)与《教授论坛》(1991.1－)则由成员颇多重迭，但团体形象似有区隔的学院知识分子发行。它们集结重刊澄社及台湾教授协会会员，已在报刊发表的时事政论短文，以此作为降低生产成本的方式，然后在出版以后，按月邮寄索阅或捐献支持其立场的读者。
在党外政论杂志走进黄昏的同时，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三十日的桃园机场，因为前省议员、桃园县长、民进党主席许信良，在未经国民党许可而执意返回台湾之时，发生了警民冲突事件。当时的「绿色小组......游击......式影像记录......发挥另类影带最大的社会效果......并鼓励其它......人......投身另类影带......短期间成就另类影带众家争鸣的盛况」(廖素霞，1994：58-9)，但随着绿色小组无法对外发行影带(贺照缇，1993：65)，这个盛况在一九九O年八月可以说已经结束，其后以影像作为异议诉求的媒介，只能说是零星而偶发，它能够产生的异议内涵，虽然确实不再局限于选举或对国民党国家机器的抨击，但其流通形武与书籍已相去不远 。
就生产及流通所需投入的资本来说，影带科技比杂志等印刷媒体还要高，如果印刷版本的党外政论杂志已无法生存，则影像版的党外杂志似乎应该说是更缺乏存续的空间了。 更何况骤然从威权国家机器解放出来的台湾的社会条件，还没有足够时间孕育发展，存在于南非、尼加拉瓜、美国与巴西等许多国家的支持另类影带的资源(如宗教单位、大学院校、法令及国际团体，参见冯建三，1992c：18l－3)，尚未充份运用。以电子科技作为异议媒体的可能性，至今主要还是在野党对抗国家机器的过程中才能存在，尤其是在一九九四年底的省市长选举期间。至于它是否能够永续发展，是否能够超越以国家机器的权力关系作为对抗之对象，则是引导下一节讨论「地下电台」的主轴。
4.『地下电台』的崛起及殒落？
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
－－庄子人间世第四。
一九九O年起，绿色小组及其它反主流影像的小众媒体，淡出异议媒体的舞台，与此同一阶段，收音机与其擦身而过，然后迅即大步迈进，跃升成为最主要的对抗建制电子媒介的流星(参见冯建三，1993，表6.5及冯建三，1994 )。
前省议员、民进党秘书长，现职立法委员的张俊宏，应该是实际有效使用收音机作为反对运动用途的第一人。一九九二年初，他先以只有25瓦功率{另一说则是七月，功率200瓦}的简易发射器，从其立委办公室内开播(自立早报，1994.3.16：14；4.16：14)，次年二月一日则已使用『价值将近四百万』、『坐华航进来的』300瓦发射器材播音(中国时报，1993.2.1：22)，并在同年十二月七日取得第一批中功率调频频道，于一九九四年十月一日正式以3000瓦发射器，每日节目24小时地合法试播。
不过，真正引发候选人以开办收音机电台作为竞选之用的触媒，来自亦曾租用张俊宏频道的许荣棋。许氏的『台湾之声』(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开播)，加上出租车及『扣应』(callin)形式的大量使用，引起各政治势力及社会的全面注意并跟进(吕松庭，1994)。惟与一九七九年以来的政论杂志连绵近十年的风潮不同的是，缘于其科技属性，政治暴力持有者(国家机器)几乎能够完全有效压制收音机广播的使用，至于是否压制，则取决于国家对以下三个行动单位的评估－－
1.国家机器本身的内部流派之对抗意志与力量，以台湾言，就是国民党认为民进党与新党是否足以阻碍它的行动。这又涉及国民党本身的意志是否齐一，以及民进党与新党是否认为有必要及两党拥有多少实力反对国民党领导之国家机器的行动；
2.社会部门当中的直接关系者之对抗意志与力量，亦即地下电台的播音内容是否直接挑战国家机器的法律与秩序，抑或是从其它领域(如文化)的权力现象入手，因此得以在下赤裸裸刺激政治暴力合法拥有者的情况下，暂时免除受其攻击的危险？或是受其攻击时，是否得有能力有效地抵抗或阻止国家机器的行动；
3.社会部门当中的舆论反应，由于电子媒体由国民党掌控，而地下电台的兴起既多直指国民党而作批判，亦凸显广电资源受其垄断的不合理，因此就此议题而言，电子媒体无法具备舆论意义，在这个情况下，主要印刷媒体的反应，成为评估党国机器的电波政策是否合理的舆论指标。以环绕地下电台的论述来说，争议的焦点应该包括：
(1) 开放的电波数量是否足够？
(2) 决定谁能使用电波的过程与标准是否公平？以及，最重要的，但舆论却最没有反省的，
(3) 产权形态是应该公共经营而为公民集体持有、各级政府所有，或是私人为商业动机而持有？而这些下等形态的新开设电台，其财源又应该如何筹措才能够下致彼此干扰而负面影响彼此的营运绩效？由于舆论对这些议题几乎完全未作处理，没有提供公共论坛就此集思广议，则在照下文(第五节)述及的国际(尤其是欧陆自由)电台运动时，我们或许能够领会一个事实及一个危险。事实是转型中的台湾威权国家机器威权仍在，而民间力量其实尚弱；危险则是，由于没有充份讨识（3）里所列的议题，我们可能再次目睹让商业力量收割彼邦自由电台运动之果实的历史，异地隔时而重演于当今台湾的地下电台。
以下先将过去一年来，环绕地下电台而生的执政党、在野党、地下电台与舆论之反厅，按时间顺序作成表4-1(参见下页)，并次第依序讨论。
表4－1 地下电台反体制行动、执政党行动/抄台理由、在野党及主流舆论*的反应，1994.2.22-1995.2.6
月日 地下电台反体制行动 执政党行动/抄台理由 在野党反应 舆论
2.22
数百辆出租车听台湾之声至财政部抗议保险费问题。 3，11台北地检署侦察许荣棋等四人。 没有 稍不利
4.12
三月以来陆续有新地下电台开播，共四台。 新闻局罚锾或警告。
没有
4.2l
台湾之声电召百辆出租车包围国民党中央党部。 台北地检署抄台湾之声、多家电台遭电波干扰煽惑他人犯罪。第一次抄台。司法单位主导。 民进党立委周伯伦开记者会表将删中广预算/中央党部及立院党团强烈谴责。 稍有利
5.14
(因4.12事件)
(未见特别行动) 台北地检署公诉许荣棋等五人。
没有
7.22
(因许荣棋傅唤不至)
(未见特别行动) 警方逮捕许氏归案。 陈水扁、颜锦福与周伯伦保释许氏/立委党团并谴责。 稍利/稍不利
7.30 (大陆与台湾主管两岸事务官员本日开始
于台北会谈)全国地下电台数目已经增加
至14家。 新闻局抄全国十四家地下电台/非法播音，维持广电秩序、法律尊严、合法业者权益。第二次抄台，新闻局第一次主导。 民进党中央开记者会抨击并表示若再封杀将自办电台/北市议会党团谴责/北县长扬言警力将不配合/多位立委促全面开放频道并在过渡期准地下台合法化。新党肯定依法查办 利/稍不利
8.1 地下电台业者抗议取缔在新闻局前与警方流血冲突/8.2独立放送头等六家电台成立「民间电台联合会」，表将集中联播及抄一台换一台。 谴实暴力，表示强力取缔到底。
民进党：人民有抵抗权，但应避免以暴易暴。若国民党继续垄断则地下电台不断。新党：抄台不妥，但2日赵少康指陈水扁保许荣棋应负责。 不利
8.3 (新闻局抄台科员张台安被砍/但日后查与抄台无关) 促严惩暴徒，持续抄台。4日，连战表示『抄台不竟全功，不得停止』。 谴责暴力并抗议国民党以此抹黑民进党/8.6邀新闻局长与业者座谈/民进与新
党指国民党垄断电波是问题根源。 不利
8.31凌晨 (板桥地检署指台湾之声舆群众之声播音内容涉嫌烂动他人犯罪及侮辱公署罪，率千余警力取缔之) 同前/国民党有立委要求更严格取缔，否则冻结警政预算。第三次抄台，司法单位主导。 民进党表应发还器材且须一个月内善意响应否则自办电台/尤清为9.3之北县政府电台口试，图予新闻局好印象，故表谅解，并疏通群众。 纯报导
11.4 持续未经申请而使用电波。 新闻局本日发函要求16家电台7天内停止播音否则抄台(后未抄) 中央党部11日举行座谈(2 1家参加)：民间电台非民进党附庸/广电源重分配/谴拟抄台并将遏止/速组电台联盟，护言论空间。 **
12.22.
25 全民出租车司机戴正昌被杀在德惠街设灵堂公祭。涉嫌煽惑德惠街事件。曾经开播的地下电台数最多已到50个，没有确实数据显示每天均定时播音的电台数。 毁出租车20辆以上。抄台湾国。第四次抄台，新闻局与司法单位联合指挥。重申『不竟全功，绝不中止』 警方反应过度，陈师孟至现场，各报指责。陈水扁指政策应合理，但若中央取缔，北市会配合。新党26日表示支持新闻局开放政策，该党电台即日起全部停播。 一面倒，不利
12.30 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约集调查局长、国家安全局长、新闻局正副局长、交通部长，法务部次长，宣示元旦后全面抄台决心。
1995 1.3 官方指涉嫌聚众纠事。 抄宝岛新声。
新闻局与司法单位联合指挥。第五次抄台。 陈水扁指应让地下电台合法，但支持警方依法办事。 报导/不利
1.6 官方指非法播音。 抄宝岛新声及新思维。新闻局与司法单位联合指挥。第六次抄台。 民进党不满/指应开放所有频道/公布审议标准。新党指新思维与其无关。
报导
1.10 宝岛新声集众1500人。立法院抗议抗议客家文化遭漠视。 政院秘书长表将意见上转院长连战。第七次抄台。 民进党立委叶菊兰、彭百显等表将要求新闻局解释。 无/淡化
1.9 民进党国代郑宝清、立委李进勇指新闻局取缔电台为违宪，要求监院弹劾胡志强。 报导
1.11 新思维不开门，宝岛新声开门，均被抄。后者损失较重。第八次抄台。 新闻局主导续抄台，并投书中时响应，表示连日抄台合于情理法。
未见媒体报导
报导比昨日多
1.12 台中与高雄六家电台被抄，第九次抄台。 新闻局主导，非法使用电波，未申请搜索票。 民进党高市议会党团指违宪违法。
更多报导
1.14 再抄新思维，大台北电台(未播音被抄) 新闻局主导，理由不详。第十次抄台。 未见反应。 未报/报导
1.16 台湾国，真理之声与番薯台等八家再被抄(未播音被抄)。 新闻局主导。违法播音。第十一次抄台。 扩大报导
1.21 嘉义台湾之声与高雄番薯台等四家再被抄 新闻局主导。第十二次抄台。
民进党立委蔡同荣，朱星羽至现场，报载朱星羽跪地声援三小时未获回应。 报导
1.23 许荣棋等人开始在美国华盛顿绝食抗议。 无报导
2.6 台北的宝岛新声主播，台湾围、真理，太平洋、基层之声、朝代，群众、台中望春风、嘉义台湾之声及高雄蕃薯之声于上午十至十一时联播抗议。 国府言词上仍表示将取缔，惟前述电台仍有多台联机于周一至周六中午十二时至下午一时联播改造媒体的对谈节目，至二月十八日仍然播音不坠。 电子通讯网路持续出现关于美国台人的抗议活动新闻及美国若干公益电台的近况报导
无报导
*指中国时报与联合报次日的新闻报导及评论，若有二个反应，则前为中时，后
为联合。
**本日未见官方抄台行动，两报未特别报导，惟联合报于11月9/10/11日均有 相关报导及评论，大多不支持抄台。
台湾之声与南台湾之声早在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即已开播，与官方维持相安无事的关系。翌年二月因出租车包围财政部引发事端，司法单位二十天后开始侦察(公诉又晚了近三个月)，并在四月指台湾之声广播内容『煽惑犯罪』，展开第一次抄台，但此时已开播的南台湾之声、宝岛新声与绿色和平，仍能播音不坠，换句话说，许荣棋传神的说法，『电波是在空中跑的，人民’捉下来用’有何不可』(兰熏，1994)，在这个阶段至第二次抄台前夕(一九九四年七月底，电台数量已增加至14个)，仍然未受到政府的强烈反对。许荣棋及后来的电台被抄，主因不是私用电波，而可能是肇因于使用电波进行直接挑战国家机器的威权，并招惹其官员，使不胜其扰，中国时报(1994，8.2：5)记者张景为在群众橐集新闻局发生抗议冲突的次日，有如下分析：「社会抗争事件及地下电台在其中的角色，不断成为行政院会中舆情报告的题材，不少部会首长除了抨击此一现象，并抱怨自己家中电话遭到地下电台公布而遭骚扰。由于此一问题不断被提出，连战……因此多次指示相关权责单位要彻底执行公权力。」经此事件以后，国民党内部长期以来，以军事安全及其它理由扣用电波的国防部、司法院、交通部、新闻局与情治单位，先前对于镇压地下电台的歧见与对法律条文解释的差异 ，从此不再存在，国府意志已经凝聚，是否行动，什么时候行动，而是否能够竟功，端视在野党(及其电台支持者)及舆论的反应了。
如表4-1记录，与执政党相同，民进党对台湾之声的反应，也是到了抄台之后才有较明显的行动，但除了只在原则上宜示『(国民)党政军』退出三台(及收音机)产权与经营以外，并无有效的具体行动能够实现这个原则，甚至其重要人物的前后态度，判若泾渭。如台北县长尤清在第二次抄台时，对于警方未照会他就配合新闻局取缔，大表震怒，但一个月后在第三次抄台时，由于该县申设电台的口试在即，因此无意得罪新闻局，于是协助警方疏通民众，事后获悉申请案未获 通过后，尤清据报又「激动的以......‘混蛋’，怒斥新闻局」，并『警告 ......考虑自行装置一台在县府......看看新闻局敢不敢取缔』(自立早报，1994.9.7：2)，事后却不见下文，亦未见由此提出与中央分享小区电波权的主张。陈水扁在许荣棋被捕当天，协同其它立委为其作保，为此亦遭新党台北市长候选人赵少康抨击，但当选台北市长以后，论调持平，对于他间接捐赠40万创办的宝岛新声(自由时报，1995.1.4：3)被抄台，亦复如是。
在一九九四年七月三十日联抄十四家电台以前，政府意志尚未完整成形，舆论亦大致上对于地下电台采取同情立场，甚至在较边缘的版位还出现了「弱势族群地上没电台，地下电台是他们真实可靠的管道」、「地下电台给灰黯的城市增添亮光」、「地下电台考验民主政治的智慧/小市民的’地下’声音」(中国时报，1994.4.28：11:7.26： 1l：7.27：39，均为该版主文之标题)，直至八月三日新闻局科员张台安遇刺，情势短暂逆转，地下电台再次被强烈与街头犯罪构连成对(如联合报四日二版的『黑白集』说：『对政府管制电台......反感......对地下电台......同情或理解......但......所有......人均应......声讨这种丑陋卑鄙的暴行！』然后直到选举前夕，正反面陈述及评论交加 ，但大底仍表反对抄台(如联合报十一月九至十一日)，而在野党派亦因为选举当前，认为电台可以作为文宣利器，每每适时抨击国民党并作态护台。但随着选举结束，国民党、民进党与新党于政治收益上均有所得，电台的选举效用亦已不再，在野党无复得有诉求，较少能够动员舆论支持反抄台，而十二月二十二日发生全民出租车戴正昌被杀案件之后，舆情急转直下，从对被害之出租车团体之不满，延伸至对台湾国电台与整体地下电台的防患，乃至于不安气氛的塑造 ，由此进入新阶段。十二月二四日小功率电台通过46件，其中与民进党关系近者18件，国民党10件(中国时报，1994.12.25：22)，拆解了部份民进党反对抄台的引信，而新党表示为支持新闻局的开放政策，二六日宣布暂停播音，提供国民党政府本来已宣示强力抄台的决心，一股额外驱力。
此后，原本效能就不高的群众集结压力，已更加不可能作为对抗国家机器的法制暴力之手段。
短暂一年之间，国家机器的三个主要政党，就其行为的效果评断，可以说是各有盘算，连手窒息，或至少说是迟延了收音机电台作为公益使用的广度与深度的可能性。国民党的策略是『弃卒保帅』：旧有的中广等收音机资源大致没有被成功挑战，但开放先前未被(合理)使用的电波却正好能够赢得若干舆论支持，兼可分化反对垄断电波阵营中，原本就没有严格组织之力量，再者，国民党毕竟亦取得了新开放电波的一部份。民进党的整体态度或许是『得陇望蜀』，由于实存地下电台大多与其公职人员有关，因此申请电波而合法取得执照以后，事实上在这部份有限的电波配用，已经取得优于国民党与新党的收获， 至于原有之更多电台资源的重分配而言，民进党既然实力未逮，只能吞忍而不妨留待他日，俟机再作要求。新党则或许是『以退为进』保存实力，原因是多方面的，或许自限于选前的『法律与秩序』形象而在此时刻可以再作强化，也有可能是固守现法对于新党的广电实质利益可以损失最少(这段期间的地下电台，意见倾向新党者，明显少于民进党)，或许也因为另有非该党直接经营，但为其党籍民意代表主持的新思维电台尚可运作于新党最主要的支持区域(台北市)。
地下电台，如同十年前的党外杂志编联会，虽然在国民党大抄台之后(八月一日，六家)及选举期间(十一月十一日，二十一家)与连续抄台之后(一九九五年二月六日)，曾经齐聚聚首，但似乎并没有产生任何效果。此外，由于各家电台物质条件高低不齐，主观认知似乎亦有分歧，因此处于单兵与国家机器对抗的局面，难以成事，如《群众之声》一九九五年元月三日在三台晚间新闻出现，表示听令不播音是因为缺财源，担心被抄以后较难复原，嘉义《兰潭之声》与嘉义《台湾之声》亦有冲突情事传出(自立早报，1995.1.6：11)。主流报纸方面是否已断绝反抄台的讨论空间 ，显得暧昧，但可以确定的是，报纸也未以此议题值得大加讨论只由外稿评述且经常以编辑正配负，抵销效果 ，因此并无积极探讨的意图，因此即使偶尔批评国民党之政策，亦属杯水车薪。
在野党反对国民党抄台的实力，原本不大，历经选举及新频道获分配以后，内部更因此产生反抄台力量的分化，而此时舆论已逐渐将抄台事件当作一般新闻处理，地下电台的意义更难凸显，在面对国家暴力的连续镇压而不留余地的情况下，电台所能召唤的民间活力，用于应付实时的抄台阴影与困境，都有所不及，若说在此局面，电台还能超越国家机器的范畴，构思未来的发展前景，使如何不致重蹈十年前党外杂志不亡于国家暴力而销镕在市场的无秩序生产，可能已经 是非份的期待了。5.从「党外杂志」的读者到「地下电台」」的听众
市井小民有话要税，而且居然是重要的话要透过广播来说，这样的想法为人接受的速度，非常缓慢。果真市井小民使用广播表达他自己的意见，毫无遽拦而话语并不修饰，那可真几乎是所有良好社会秩序形将瓦解的征兆7。
－－D.G..Bridson，1971，《主与仆》，
转引自Crisell，1986:]8]。
然而，地下时期的这些新兴电台虽然大多兴起于政治选学动员的需求，并且也亡失于国家机器的政治暴力，不过这并不是说在一九九五年密集抄台之前「承平」运作的一年左右期间，它们的广播内容全部局限在狭碍的当下政治或选举领域，事实上，虽然似乎没有人能够在这段时间从事全面的地下电台收音调查，但是有一些数据能够间接左证” 它们确实在没有广告收入下，提示了、见证了甚至扩充了六十五年前布莱希特(Brecht，1930)对收音机正面可能性的肯定：可以低廉制播，因此能够免除受到商业控制，呈现较多样化的节目结构，以及听众扣应(call in)及至电台参与等经验所带来的脱除疏雕与产生力有所出(empowering)之氛围。
因此，本节的重点摆放在从电台听众的扣应分析，反衬收音机被抄台前的过往表现，在一些时候应当能够视为某种形式的『代议式的参与民主』与公共领域原则的体现(Jakubowicz，1990：335)，而不全部徒然是政党的宣传或组织工具。至于这样的『一些时候』究竟在什么条件下，始有常态存在的可能，则是本文最后一节预定探索的课题。依照时代顺序，我们先将一九八三年的政论杂志读者和一九九四年的地下电台听众扣应与一九九四年报纸读者投书的基本数据，作成表5-l、表5-2与表5-3。
这些公民透过杂志的订阅及主动与媒体接触，显现他们是信息活跃份子，而认知经常与实际行动相关，因此他们往往也是政治上比较积极的人，或许从三家政论杂志订户均有八成以上曾经劝人投票这个事实看出(表5-1)，因为，根据陈义彦、郑清芬及廖达祺对一九八O年底选举期间的台北市民、北市大学生及桃园县选民所作调查，选举期间曾劝人投票的比例分别只是26.0：6、31.3：6与32.6%(冯建三，1983：65，表4.10)。
在主动追逐信息与政治参与这个相同点之外，这三类阅听人及其媒介所彰显的意义，可以讨论如后。
表5－l 三家政纶杂志销数及其订户资料，1983年2月
杂志 销数
千本 男 女 省籍
本 外 党籍
国 无 喜读中共新闻
人数 ﹪ 惧中共潜在威胁
人数 ﹪ 以三民主义自豪
人数 ﹪ 曾劝人投票
人数 ﹪
80年代 19.0 77 5 76 5 34 47 1 1.2 5 6.3 18 26.5 71 87.7
深耕 8.5 175 8 167 16 41 130 0 0.0 11 6.1 28 20.3 159 88.3
中华 2.5 316 22 101 237 237 88 41 12.2 66 19.8 223 71.9 268 80.7
合计 30.0 568 35 344 258 258 265 42 7.0 82 13.6 269 44.6 798 82.6
资料来源：销数资料取自郑杰光，1982；其余取自冯建三，1983。 表5-2 六家地下电台听众扣应基本资料，1994年12月
电台 收听时数 扣应人数 性 别
男 女 使用语言
国语 台语＊ 并用 说话语调
平常 激动 交叉 回应人数
＊＊ 平均长度 占节目比例
全民 9 3.1 2.1 1.0 0.7 1.9 0.6 2.2 0.4 0.4 2.2 112 16.2
绿色和平 18 7.6 5.0 2.6 1.1 5.2 1.2 6.7 0.2 0.6 2.4 98 24.1
宝岛新声 19 8.3 6.4 1.9 2.8 4.5 0.9 7.0 0.8 0.4 3.3 148 39.1
群众 9 11.0 9.3 1.7 0.9 6.8 3.3 7.1 0.8 2.2 5.5 128 39.3
台湾国 9 17.4 11.4 6.0 2.3 1.0 15.4 1.1 0.9 12.1 143 61.7
新党＊＊＊ 19 10.5 7.7 2.8 9.7 0.6 0.2 8.3 1.4 0.8 3.8 181 47.8
合计 83 9.4 6.8 2.6 3.9 4.4 1.0 7.7 0.9 0.7 4.3 141 36.9
资料来源：1994.11.26/30(选前):12.14/17(选后)等四天等距抽样共83小时的收听记录。
＊包括一小时的客语收听。
＊＊指扣应者是针对节目主持人或其它扣应者所说的话之反应而扣应。
＊＊＊选前取新思维电台，选后取新台北电台。
＊＊＊＊感谢下列人士协助本表的资料搜集与登录：冯琼慧，以及政治大学新闻
系所与广电系同学蔡铭育，古家瑜，官智卿、黄雅婷、郭晏铨、刘昌德、
罗慧雯、洪贞玲，管中祥、萧景腾、郭琼俐、黄淑绫、蓝丽娟、蔡毓慈、
刘世泽、尤瑞琦，黄一平、郭育滋、洪秀碧、孙秀英、王浩威的协助。
陈光兴慷慨地提供数据，帮助很大，亦伸谢忱。表5-3 中国时报与联合报言论版的投书读者身份及发言比重分析，1994年12月
学院知识分子 政治人物 报社人员 其它读者 中小学教师 公务员 专业人士 资本家 无从判断 14天合计 一天平均
投书则数 39 14 14 69 13 17 9 4 13 3 195 13.9
使用面积 32.5 8.8 6.7 30.7 6.2 2.9 1.2 3.8 2.1 100 -
平均面积 0.84 0.62 0.48 0.44 0.39 0.36 0.32 0.3 0.29 0.7 0.51 -
资料来源：取12月第四个星期(12月19至24日)七天的报纸作分析。
无线电子媒介的特色之一，表现在它解决了印刷媒体(如杂志)的发行问题，亦无须听众额外花费就能够接收其广播内容，因此就数量来说，地下电台能够达到的人数，一定远超过先前的党外杂志。后者人数以表5-1资料乘10倍(因为政论杂志不止三本，而一本杂志的流通常在一人以上)计算，约为读者群30万(一九八三年全台湾地区)。前者人数的情况是，根据一九九四年八月大举抄台后的1690人之调查发现，有44％的大台北地区民众收听过地下电台节目，其中有20％左右是在家中与自有车辆等可以自行控制的环境中主动选择收听 (民生报，1994.8.11：18):另有一项选举期间，以1016个台北市合格选民为对像所作的调查发现，有29.4％的选民曾经从地下电台收听选举新闻(中时晚报，1994.11.6：2)，依此有限资料推论，若说过去一年内，台北县市六百余万人口当中，有潜在的听众大约264万与主动接触的听众53万，可能街属可信。其次，若是比较这些异议媒体的坚定使用者，则最明显的是性别的变化，就杂志来说，男女订户的比 是15.8：l，而电台的扣应男女听众此是2.6：l，差距达6倍以上，收音机不一定是组训工具，但至少用来召唤女性参与公共生活，效果比杂志好，而如果在父权体系之下，女性的政治态度倾向保守，则地下电台所具有的颠覆潜能，更见可观 。
就异议媒体的使用者的省籍特色来说，十二年来的变化，对比颇为明显，可作二点说明。第一，台籍异议媒体的省籍色彩减淡，然而，第二，大陆籍异议媒体的省籍色彩却似乎反倒添浓。
一九八三年的《深耕》及《八十年代》订户，台眚与外省比是11.6：1。如果容许我们以扣应所使用的语言作为区分标准，以使用国语者为外省，而台（客）语为台省，则地下电台的台省与外省扣应人数比，最高是《群众之声》的7.5：1，最低是《宝岛新声》的1.6：1，这些异议媒体之使用者的省籍色彩，被冲淡1.5至7.2倍左右。另一方面，假使从喜读中共新闻、惧中共潜在威胁及以三民主义自豪的人数来看，当年《中华杂志》的读者的政治态度应该比较接近现今的《新思 维》电台扣应者，但其读者的台外省比例变化，从中华杂志的1：2，3，增加至新思维的l：16.2，跃升7倍多，这个情况与前一组相对照，恰成反比例。为什么两类异议媒体的使用者的省籍变化方向，背道而驰？或许是能够流利且愿意使用台（客）语的新思维电台的本省籍听众，人数少于其原籍，因此这里记录的外省籍听众人数被膨胀：其次，这个情况或许与一九九四年底台北市长选举的新党候选人赵少康保卫大中华诉求策略，激发部份外省籍人士的危机感不无关联，而新思维电台扣应人数大多使用国语，只是当时这个现象的一部份。
再看报纸读者投书及电台扣应所容纳的参与人数，如果偏低估计，一台每天以播音十二小时算，一小时有9.4人扣应而由媒介讯息消费者成为媒介讯息生产者，则一天每台可以容纳113人扣应。现今得有能力每天提供一个版面作为读者投书的(中国时报)与（联合报)扣掉内稿及约稿(假设学院知识分子的稿件全属约稿，而且其它稿件均为投书)，则其容纳参与的程度是每天10.1人。但电台扣应及报纸 投书所显示的差别意义，不单只是数量这个面向的差距有十三倍，而 且也是参与质量的分野，前者是双向的来往，并且不因身份之差别而得到不等待遇，扣应的人几乎没有，也不太可能有被拒绝的情况，每个人并且平均得到14l秒的发言时间，至于扣应者使用的时间是长于 或短于平均数，通常在听众本人的意愿，较少是在主持人未经预告下 就打断，而在一个小时平均9.4人的扣应中，有4.3人(45.7％)是听了节目主持人或其它扣应的人之发言以后，即刻给予的回响。报纸的读者投书的主动权，很大一郎份掌握在编辑及报社政策手中，因为 这不但涉及文字能力的考验，而且也因为投书费工费时又较迟才能知 道是否见用，因此阻绝或较不能鼓励读者的主动性：此外，投书者身份的差异也造成读者反应是否被接受，以及所获得的发言篇幅之多寡，两大报在言论版发言的十种身份，就每篇文稿所占版面的比率来说，只有学院知识分子(0.84%)与政治人物(0.6296)得到高于平均水平的篇幅待遇(0.51%)，报纸刊登的投书，较诸电台，比较容易 是单向的来往及因身份之差别而得到等差待遇。
最后，异议媒介本身并不是同质化的单一体，非但一九八○年代的政论杂志如此，一九九○年代的地下电台，大致上也呈延续了这个分野及媒介类型，最大的差异表现在对于中国大陆的政治立场。如一九七九年七月创刊的《疾风》杂志人士，不但在创刊之前，曾经成立「反共爱国锄奸委员会」(同年元月二十四日，党外至高雄游行声援余登发的后两天)，也在九月包围(美丽岛)创刊酒会会场，致而引发中泰宾馆事件，该杂志更在次年初攻击中华杂志生讼而后于一九八○年 八月连同八十年代均被停刊。十多年后的地下电台倾向新党者，是否存在疾风与中华之间的差别，较难察知，但在统独立场与新党对立而主张台湾独立的五家电台中，《全民》、《绿色和平》、《宝岛新声》、《群众》与《台湾国》之间，确实有同有异。一方面，若就其听众使用的语言、男女比例及扣应语调的轻重急缓，固然比较不能呈现彼此的差异，但另一方面若是以比较能够显示听众参与的热度与特质，亦即反应了听众心目中的媒介形象的三个指针来看，也就是比对五家电台的每小时扣应人数、扣应者是否为响应他人，以及扣应时间占该节目时间的比例，则这五家电台反对国民党体制的色彩，恰好成为鲜明印记。张俊宏拥有而在新闻局开放中功率电波时，就得到执照的全民电台(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九日)，比较温和，扣应人数是每小时3.1人，其中2.2人为响应，占节目总时间16.2%，其次是一九九四年九月六日亦取得中功率执照的绿色和平，而色彩接近前者但中功率及小功率(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两次均未获通过的宝岛新声居第三，开播较晚而无意(或无资本)申请执照、由主张劳工路线、创办《群众杂志》的前礁溪镇镇长、前(台湾政论)编辑张金策创立的群众之声的扣应人数已上升至一小时11人，但宗教色彩强烈且于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被抄台的台湾国电台更高达17.4人扣应，而其时间已占节目的61.7%。
这些不等的扣应，究竟谈了什么话题，怎么谈法，呈现什么观点，仍待后续分析，惟确知的是，从政论杂志的读者到地下电台的听众之间，应该不止是信息、政治异议及活跃份子的延续与扩张，而且也涉及了异议信息的生产者及产品使用者的关系，亦发生了相当程度的改变。另一个饶富社会意义的是，政论杂志与地下电台的创办人及其讯息生产者，二者身份在多大程度上是重迭的？这个问题，有待日后探讨。
６.『地下电台』的国际经验：三个模式
收音机并未离我们而去……只是鲜见关于收音机的批判性眼光……晚近……人们对收音机的兴趣巳见‘复苏’，原因有大有小，就其小而言，是因为收音机广播等等另类传播形式已告浮现，就其大而言，则必须归因于科技、经济、权力与文化生产在全球之间、在本地之内，刻正转变与巩固。
－－J. Berland，1993:209。 在国际环境里，「地下电台」现象的存在，由来已久，此即各个国家在战时或平时，透过电波频谱中的低频或特低频，对邻国或敌国宣传，但彼此并末首肯之，而是时常以电波干扰或取缔本国民众的收听 (Short，1986)，直至前东欧集团已经崩解五年的现在，美国出资的「自由欧洲电台」(Radio Free Europe)也没有完全放弃对前所谓的共产实存政权进行「民主教育」改造的企图，反而能够借着将播音中心从德国慕尼黑东移至捷克布拉格，缩减预算，预定从一九九三年的2.1亿降至一九九五年的0.75亿美元(Forbes，September 26，1994：25：December 20，1993：61)o我国政府也由新闻局编列预算，长年委托中央广播公司及国民党营的中国广播公司海外部对外播音，目前则可能扩大办理，以「中央广播电台设置条例」作为设立国家电台的依据，合并前二者的业务，开办经费六亿元预定全额由新闻局补助(联合报，1994.12.15：6)。
简短作前段之叙述，目的在说明，未得相关主权国家之许可而擅自广播，从一九三O年代至今，存在已有六十多年。现在这个相同的国家机器，却经常反身向内施压，禁止境内公民进行它在国际间所作的「地下电台」的发声行动，难免略有「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的味道 。
假设再比拟数据所及国家的情况，则我们又可以发现，国家机器压制百姓使其不能点灯(进行地下电台的活动)的效率，如第三节所述，台湾政府可能属一属二，直到最近才出现成功点燃的例子，对照之下，国际间的地下电台「百姓点灯」活动，使用收音机传播建制国家机器所不乐见而经常想要管制的信息，时间早了许多，方式也颇为多样。当前台湾地下电台在转型至合法的公益电台途中，仍然只能虑及以听众捐输为最主要或唯一经费来源，不但不是「一条新的路」，不但=「在世界上……」不「是创举」(谢金蓉，1994)，而且事实上已经迟到，甚至这些电台在规划其财源时，可能会因为遗忘了听众捐输以外的可能性之情况下，致而增加其财务的不稳定性，亦未为可知。
以广播功能乃在反对建制政权，甚至政体为准，则国际间的地下电台运动，至少已经出现三种模式，再按其运作之稳定程度，由低至高，分别是：(1)爆发力强，因应特殊情势，但比较难以持久，往往在(未)完成其特定阶段的工作后，即告消失；(2)兴起于对抗国家机器 对电波资源的全面垄断，但经常容易在未能防范商业利益的渗透力之下，对抗国家机器的公民力量，反倒等于是吊诡地为资本利益开道；(3)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虽然由政治异议人上发起，但并不起因于选举，也不局限在现存政党的争斗，这类电台从特定小区而扩展至本国其它地方，但其运作过程，经常必须在国家机器及市场机能之时紧时松的压力下，警戒而生。
这些不等模式的电台，虽然距离完善境界尚很遥远，但较诸主流的商业科层广播公司，它们在鼓励听众参与、提高电台组织的内部民主程度及增加组织效率等方面(cf. Hochheimer, 1993：Jakubowicz, 1993)，均有可观之处，以下依序讨论这三类「地下电台」。
第一种可以举一九八六年二月下旬的菲律宾为例。当时，「收音机、电视机、摩托车、随身听、电话、火腿族、市民网民、录放机、流动的人群」配合电台的运作，形成了对抗马可士政权的通讯网(Brls-bin, 1988:62)，但这个模式虽然在四天内(22至25日)使科拉容 (Cory Aquino)接任总统的过程，减少了流血伤亡，但就对菲国广电秩序的冲击来说，「这场革命性行动之后，少有可供羡慕之处」 (ibid.：63)。另外，在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如古巴、尼加拉瓜与厄瓜多尔，在从事普罗革命，企图将其本国与美国资本逐出的过程，亦曾有效使用收音机(Frederick，1986)，但这类电台的问题出在内部运作难以民主，而且革命后很快就被变作党的收音机（Raboy，1993：130）。
就美国来说，虽然频道众多，但一直到了现在，其境内还是存在 很多规模很小，通常不具备太大传播意义而只是渲泄不满，使用低功率，并且可以快速移动的器材(多为业余科技爱好者或政治活跃份子 使用)。由于逃避电检的方法很多(如器材便宜可合法购买)，除非有人检举或是有人作特定政治诉求引来公诉，盗用电波者很少被处罚，据估计美国一年只有20起非法电波查禁事件，只为全部盗用者的一小部份(Strauss，1993：125：另参考Hoffman，1993；Leplae，1991)。此外，美国至今也仍还存在与台湾地下电台相近的广播，如找到电波就用而未向政府申请的美国旧金山解放电台(Liberation Radio，使用93.7兆赫)，于一九九四年中开播，并在七月六日晚间<叛乱之声>(VoiceofRebellion)两小时的节目中，第一次开放扣应，共得六名听众(ReclaimingRadioWaves，1994 September/ October)o一九四七年的二二八事件(见注1)期间，本地曾短暂出现这类电台，而去(一九九四)年台湾之声播音，引发出租车及其它听 众闻讯而包围财政部以后，参谋总长刘和谦曾说，地下电台这种搞群 众运动的方法，简直就是在搞都市游击战}(陈昭如，1994：135)，但 这个指控夸大了地下电台的能力，因为本地现实环境毕竟难以提供革命性电台的存在基础。
其次是欧陆的拉丁语系国家，于此，论及非商业、自主的地方收 音机电台，全然与央格鲁萨克逊族裔的英美加模武不同(详后)。法农(Frantz Fanon)曾在阿尔及利亚提及：「剎那之间，正与法国抗争，争取从法国殖民宗主园独立的阿尔及利亚人，猛然发现收音机如同武器，都是争取独立的必要工具」，这个想法棺后扩散至加国法裔为主的加拿大魁北克独立份子，再影响了意大利与法国(Lewis and Booth，1989：139)。
在大约二十年前，许多意大利异议团体都很想兴革义国的信息环境。因为至当时为止，意大利的广电主角Raido Audironi ltaliane(RAI)，在政治上全部由亲右翼的基民党掌控，新闻偏坦很严重，不但未能合理传达地方上对共党的强烈支持，不满义共的青年极左派也难以在RAI露脸发声。在地理区方面，RAl鲜少照顾地方需求而径自耽溺于都会首善区的品味:就其专业及经营能力来看，间题也很多，比如，RAI直到一九七七年才引进彩色电视，雇员繁多、预算丰沛却 没有能够提供对等服务，以一九八九年为例，员工达一万四千人，预算是17亿美元但仍有赤字1.86亿(Noam，1991：151)，但人口与经济力接近意大利的英国，其BBC在一九六九年已全部转入彩色播放，而一九八九年的总收入大约是15亿美元，并无赤字情事(Facts and Figures BBC, 1993)。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起，一群由学生、工人及传播专家合作组成的队伍率先在北部大城波隆那(50万人)设立《波隆那全民近用电台》(Radio Bologna perl' Accesso Pubblico)，接连数周非法广播，企图「加速信息体系的兴革，并向民众展示地方分权以及非常便宜的成本即可近用电台的可能性」，电台播音虽然是地方性质，但随后浪卷的风潮影，响遍及意大利全境，至一九七八年六月，据官方调查，全意大利的收音机广播网的加盟及地方独立电台的数量已达2275家(它与 台湾电台数量的对照，参见表6－1)。
非常反讽，波隆大左翼等进步力量，看准了「罕见的社会张力历史时期」，意欲向政府施压，让电台事权分化，「没有想到却给商业力量大开方便之门」，有财力的人只要找到电波就能设台，直到塞满FM波段为止，结果是其中绝大多数是「商业性质的，是音乐商、电器商及出版业的延伸」，是能够得到银行团背书的大商家(Lewis and Booth，1989：140－2)。至此，义国整个收音机电台的结构，不但因为欠缺公权力规划而造成「产权的多元化、原创收音机形式、地方文化 与民主控制，付诸东流」(ibid：147)，而且其最大电子媒体集团(尚经营旅馆、职表6－l 意大利、台湾地区与台北县市收音机电台数量比较
地区 意大利 台湾地区全部 台北县市*
日期/年月日 1978.6 1994.12.3 1994.12.3性质 合法 合法 地下 合法 地下电台**总数 2275*** 383 49 64 24
一家平均服务人数 24727 48611@ 56818@
一家平均服务面积**** 132 83.3@ 26.4@ 资料来源：Sanchez-Tabernero et.a1., 1993：47；郑瑞城，1993：33－46；相关剪报资料。
*面椟2322平方公里，人口以500万计，惟应注意.这些电台当中，似不乏播音短暂者，同时存在而运转的地下电台数，应少于这里的数字很多；
**公/私/小区的调频/幅(短波不计)均计算在内；
***1990年已连2512家；****平方公里；@均为合法与地下电台合计。业队队等其它行业)「芬尼维斯特」(Pininvest Group)正是在这段期间运势崛起(Schlesin, 1990)，其总裁员鲁西卡尼 (Silvio Berlusconi)更在一九九四年四月出任义园联合内阁总理九个多月。一九七五年公营电台占了意大利收音机十五岁以上听众收音时间的95％，但至一九九○年，这个数字下降到只剩下46%(Sanchez?Tabernero et. al. 1993:108)。
在法国，虽然「国会多数每一改变，新影视法相应而生」(Cayrol, 1991:190)，但直到一九七○年代末期，广电秩序仍然为国家完全控制，它被打破亦与左翼有关，但最后也是被商业力量收编。由于在一九六八年的五月学运，法国的边陲电子媒介RTL及Europe－l曾详细报导警方动作，且一九七三年创立的《解放报》(及其它印刷媒介)也大致如实报导了一九七O年代初期的社会抗议活动，因此「鲜有法国知识分子或政治活跃份子曾将收音机视作组织工具」，这个情况因
为三个原因出现了转变：(1)左派在意大利地方收音机爆炸初期获得之成功，(2)当时右翼政权强力而又笨拙地镇压反对运动，以及(3)生态党恰在此时参选，收音机符合他们的信仰(少数人即能自行操作、容易分权)。
开创第一家地下电台的是A.Lefebure，他在伦敦学习相关的技术，并曾在KPFA(详后)担任义工。回法国以后，一九七七年三月日后曾出任环境部长的Lefebure(Millell992：266)陪同生态党候选人参加电视选举座谈，挟带小型发射器于手提包内，利用机会将设立Radio Vertd的音讯透过该电视网(TF1当时法国四大电视网之一)传出，震动法国，他并在九月与同僚成立组织(Association pour la Liberation des Ondes，ALO)，指出应「避免意大利的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但由于ALO仍接受广告(每小时五分钟)，引起更左人士的批评，更左人士并在次年六月组成「非商业自由电台全国联盟」(FNRLNC)。
支持FNRLNC哲学而开办于一九七七年七月的Radio93认为『收音机是特定团体的表意工具，如果这个团体不存在，收音机也可以消失……』。既然如此，它的节目都是现场播出不录音，没有节目表，由扣应者引导主题的进行。它的台址在巴黎北郊，服务外籍劳工，起初不定期播音并移动台址以避免被逮捕，在听众辩论等支持进入后步入正轨并增加功率，往往在让听众进行空中辩论以后，随即号召与议题有关的行动，于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九日被抄台，其它地下电台驰援并借其设备以示团结。次日，许多知名之土均call in或亲至现场表示支持，包括德勒兹(Gilles Deleuze)与加塔里(Fel ix Guattar i)等人，其活动在五月一日得到报端广泛报导，为电台赢取了舆论。历经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对立，以及随之而来的抄台与护台行动 ，最后，却以彻底商业化作结 ，直至可用电波占满为止，尤其是巴黎(至一九八一年十二月有113个FM台，最迟至一九八六年初，巴黎地区同情左派的电台消失一空)(LewisandBooth，1989：148－57)，一九九O年法国的公共、城市与私营收音机电台共是1610家，而英国只有161家，德国亦祇拥有165家(Sanchez-Tabernero et.al，1993：46)。
法国的收音机随政党兴替而变新貌，最后演变成私营电台大为盛行的结果，固然不是当时行动者能够预见，但这种重蹈意大利覆辙的情况，亦即两地对抗资本运动及国家机器的进步力量，短暂地使用了抗争果实之后，很快就被资本积累的动力吞没，而这整个过程，或许「已经在很重要意义上……预示了整个较大欧洲的发展趋势。法国的过程……提供了丰饶的机会，让我们预见欧洲广电政治与实务的未来。」 (Miller，1992：261-2)，法国开放电波的政策之失败，由三方面可以看出：(1)虽然耗费时间使军方交出频道，但地方电台的所在地根本不是计划性产物，(2)部会首长无能有效管理电波，无能管理在「自由化」环境下运作的新电台，(3)最糟的是，非商业的小区形态收音机广播，失去了发展的契机，至一九八九年，法国余有200个左右的小区电台，虽然从国家得到少量的象征性资助，但财务上还是都很困难(ibid.：272－5) 。
比利时的自由电台运动于一九七八年三月由Radio Eau Noire发难，动机是为了Couvin人反对在当地兴建水库，未久，众多电台林立并组成『自由天空』(FreeclomoftheAir)联盟，要求政府承认他们的存在，但马特拉与皮马(Mattelart and Piemme，1980：325)指出，整个运动尚未正式登场，就立刻面临了来自两方面的威胁: 「商业化与权力政治之运作」。就商业利益而言，流行音乐电台蠢蠢欲动，伺机待发；就政治压力来说，比国各家政党游走两间，「想要额外拥有一个不怎么花钱的选举宣传机器，虽然他们明白，不能让这些电台自陷于，同仁收音机，(ghetto radio)而只诉求特定目标的境地」。比国地下电台分成两类，总数最多时曾达一千余家，一种是政治、文化诉求的非营利电台，另一类则臆于商业性质，前者于一九八一年合法化，但商业台仍然处于非法状态，引起公益电台不满，要求政府取缔它们 (Noam，1991：177－8)。
紧按欧陆义法此等自由收音机运动，日本的『迷你调频』(MiniFM)运动在加塔里接受日人访问稿在日本刊出后，亦告出现，起自一九八一年八月。这些电台成为播音范围内居民的聚会场所，并进而成为「一个触媒空间」，刺激新的另类杂志、社团……等等的成立及运作(在都会地区中，居民关系较淡，这个模式较难推行)，至一九八三年六月，这个性质的迷你电台已有七百多家(Kogawa，1993)。Kogawa认为，这种按法规只能在五公里范围内播音的电台，正是因为欠缺商业吸引力，才能让日本的自由收音机运动与小区之结合，能够免受染指(p.94)，而且虽然日本电信部受此刺激而考虑修改法律，但Kogawa判断，在经济趋势、科技进展及一个要求相对民主秩序的社会情境如日本，除非出现一个『极端反动的政府』，否则日本的自由收音机运动，必将是一个长存的社会运动，『是从内部破坏这个支配系统的一个基进可能性』(p.96) 。
地下电台的美国模式，主要并非前文已提及的旧金山解放电台，而是因为早在一九四五年，联邦传播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 Committee， FCC)即已规定，八八至一0八兆赫电波中，应有20个调频(FM)频道作为非商业性质使用(LewisandBooth，1989：25) ，政治异议份子因此得以透过合法手段拥有频道目前这种非营利使用的电台共占全美电台数的八分之一，其中大专院校的校园电台 又占四分之三，其余四分之一又有大部份属于『全美公共收音机联盟』 (National Public Radio,NPR，NPR)，剩下的才是本文指称的异议电台，在美国的名称是『小区电台』(community radio)，约占全美广播电台总数的百分之一，经营这类电台的人均自觉地将自己定位为小区运动之工具，邑电台的社会政治目标清楚，就是要「让人们动起来，改变他们的意识」 (move people and change their consciousness)，既不同于商业主流，亦有别于美国的公共收音机电台（Brlow,1988:83；Raboy,1993：130-1）。美国小区电台在一九七五年设立联盟，由NPR集中于服务较大的范围，而小区电台则集中在100-3000瓦的电波（太平洋基金会的电台除外，见后文），至今双方已具互信基础，较易统合资源，不使浪费而能用于公益广播（Brlow,1988:99）
全美最早，亦属全球第一个具有政治异议色彩，营运经费大多取自听众捐输的小区电台是柏克莱的KPFA，创办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政治犯Lewis Hill及其同僚，一九四九年四月开办，来年八月正式开播，其内部组织可说是一种『接受科层规范的个人主义风格』(bureaucratically regulated individualism) (Downing，1984：83)，内部各项工作也让职工都能学习、参与，所以，『几乎KPFA的所有技术人员也都能够制作节目，而许多节目制作人也都相当了解技 术事务 (ibid.：84)，迄今管理KPFA的太平洋基金会(the Pacific Foundation)除了它之外，另在洛杉矶(KPFK)、休斯敦(KPFT)、华盛顿特区(WPFW)及纽约市(WBAl)拥有FM电台(后者规模最大，一九八O年代中期的年预算80万，15全职员工，200志工，固定听众15万人心，Barlow，1988：83) ，咸认为这个机构『具有潜能，成为美国最大影响力的另类大众媒介』(Spark，1987：577)。
加拿大类似性质的电台，以拥有百万人口的温哥华《互助电台》 (Co-op Radio)最知名，由于该市的主流媒介的产权所有人与温市两大报纸，关系密切，并且其广电生态亦走完全商业的路线，而来自美国的电视溢波，亦长驱直入温市。因此，一九七四年三月该电台向加政府申请设立时，就明白表示要作『这些主流媒介之外的一个基进的另类出口』。有趣的是，这个基进立场不但得到官方认可，更为官方认为是『可欲的』，说该电台代表了一种『有计划的小区近用模式』。社员费、捐赠或听众响应特定节目的募款活动，为电台最大收入来源，但接受厂商赞助，只是额度不能超过节目制播所需经费的百分之十。至一九八O年代中期，电台每日播音20小时以上，并印制45页的志工手册，叙述电台宗旨、历史、募款、公关、法律……及200个以上志工的权利义务等，全职人员4.5人，分别负责(1)经营管理、招幕社员、公关：(2)监管节目、职训、小区参与:(3)志工协理；(4)会计:(5)技术协理则为兼差，器材维修与发展(Lewis and Booth，1989：124－32) 。 惟应正视的是，这些具有进步性格的美国小区电台，并不是一成立以后就天下太平，而是经常(尤其是在保守党的里根执政时期)经常遭到右翼组织攻击，如『媒介正确性组织』(AccuracyinMedia)的非难，指其广播内容『肮脏、主张共产主义、种族歧视』，并游说FCC取消其执照。另外，在实践其基进立场时，电台面临外部政经压力与理念诠释的冲突，内部民主及组织纪律的乖隔……等问题时，亦须不时在摸索与创新，以及守成坚持之间，判断调整，与时变动而犹须持恒” 。
在美加之外，性质接近台湾地下电台者，似乎只有玻利维亚的矿工电台，且历史久远，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异数，也是拉丁美洲诸国中唯一的例外。
一九五二年玻国新政府将矿业国有化、开始进行土改并赋予全民选举权后，由矿工捐轮月费支持营运的电台，如雨后春笋般地扩散(Fox, 1988:27)，矿工收听这些电台是其生活的部份，从身旁琐事到国际政治，都是他们抗拒主流文化的一部份，对于玻国矿工来说，收音机是「基进甚至是革命的政治信念」的工具(O'Connor，1990： 102)o平时，电台是工会及其成员的桥梁、是矿工及矿区民众的日常文化之部份，及至危机到来，电台亦摇身一变，成为反抗军事政变的联络网络，宣布组织决策并让工会干部及成员，妇女与学生提供意见，等到军事统治后，它们再转入地下集结，如一九八○年军事政变后，就有二十三家矿工电台联机，持续以「民主播音网」(a chain of democracy)与军政府周旋直至被抄台消灭(ibid.)。然而，武力并不真正能够永远镇压将电台的发声，主要原因有五个(O'Connor，1990；LewisandBooth，1989：176)：(1)矿工极具集体意识，(2)具有占尽优 势的口语文化源流(Aymara，Quechua语仍广为使用)，(3)各矿区都地处偏远，(4)矿工自知其经济地位重要(人口只占玻国3，4％－9％，但占玻国所有外汇收入的三分之二以上，(5)高度的政治自觉(所有劳工中最基进者)，而且(对总工会)具有大影响力。
在承受官方的分化、轰炸、暗杀，罚金与苦刑等政治与军事暴动以外，在承平时期，「国家总企图透过引进更多的商业媒介产品，削弱 矿工电台的传播效能」，何况它们仍须面对资金不足、设备老旧而需与现代化之商业电台竞争的压力，而「最大的威胁……则是连年的经济危机及政府决定拆迁大批矿场的决定……大多数的小电台因而关闭」。至一九八八年六月，仍有九家矿工电台还在积极运作，全职员工 最少者二名，最多者二十一名，平均十人左右(O’Connor，1990：107－8) 。
7.结语：一些永续异议电台的规范性探讨
过度强调地方色彩(10calism)将导致对抗现行秩序之力量的零碎化……地方色彩可能是意识形态上的一个烟幕弹，无论就小区或就商业来说，均无意羲，差别只在商业动机往往使其力足以超脱法律规范，(译按：使节目无视于法规之地方取向的要求，而径自)为了经济规模的要求而串速成地区性或全国性网络……而小区活跃份子却只能受其本身意识形态的羁蚌与财政上的限制，在地方色彩的限度内打转。
－－Lewis and Booth，1989:188 。 异议媒介的受挫及发展史上，国家机器一直以强大暴力肆行镇压，在此过程使得直按从事异议媒介运动及其关怀者，莫不以对抗国民党为主要或唯一压力来源(比之于对台、中与华视的批判，亦同)，这并无不可理解之处。然而，完全关注短期的政治暴力之肆虐，却不及于随时渗透、如水银泻地般无孔不入的长期的资本积累之约制，在这个资本增殖已经愈来愈倚重媒介等文化产业的时代(也就是后工业或信息社会的说法)(如，Schiller，1994)，可能得到的结果，往往适得其反，非但较难营造较合理的广电环境，反而有可能陷进另一种跨国影响的商业同质化局面，如前文所述的意大利与法国收音机生态。
从事电子媒体改造的人或团体，如果笃信政治攻坚是为上策，则这个信仰可能是有偏差的，因此是一种意识形态。或者，这也有可能只是权宜策略，认为社会的发展有其阶段性，认为政治的限制必须先行祛除，然后让市场机能进入广电环境作为规范的力量，而等到市场机能出现缺失时，再由政治力矫正才是正途。果真如此，则这个预设 正是发展理论中，现代化论述的广电版本，殊不知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体系当中，核心及(半)边陲地区进入这个体系的时序(tming) 并不相同，也造成了各个社会形构无法彼此复制的事实：更何况即便是核心国家，其政经力量连手并举压制社会活力的过程，也是随时空条件的差异而互作不等组合。因此，从核心到(半)边陲国家，若要因革社会结构，都不应分开应对，只能同时筹谋。
在此考虑下，抛开非市场机能即为国家威权管制的思考限制，另寻可用的概念并在实践中，认知广电改造一如各种社会兴革，若要求短期收功，反倒可能原地跑马、功有唐捐而俾益有限。至此，深化这个认知应该是当务之「急」了。哈伯玛斯(J. Habermas)倡议多年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概念，此时应该正有其时宜之功，近年西方学界论述媒介时，亦广为引用，而在学人(Brown，1994)誉为整理的最好的一篇论文中，伦敦大学高德史密斯学院(the Goldsmith College)传播学院教授柯兰(Curran，1991)开宗明义地说，关于媒介的自由主义者的评论，根源于当年媒介流通量还不大，且这些媒介多属政治性出版品的十七、八世纪，彼时掌控国家者是为数不多的地主菁英，如今条件变异虽然巨大，但这派人士的见解，却「仍然毫无反省批判地一直重复出现」，殊不可理解，所以，「现在该是让这些论说庄严走进坟场的时候了」(a decent funeral)(p.82)。与此相对， 哈伯玛斯的公共领域概念，固然尚有缺失，「但对于民主社会中，媒介的角色若何，仍然是一个强有力且引人注目的观点(vision)」(p.83)，在这样的公共领域中，媒介是一个解放的力量，具体功能之一是作为「代议工具」(an agency of representation)，是「要带动市民社会」(invigorates civil society)，「协助各个集体组织(collective)动员其支持者，帮助他们传达具有实效的抗议意见并开拓与推广另类方案」。这样的看法与[后现代]之说全然不同，因为后现代常将「媒介消费等同于政治活动，以为个人私自持有政治上的见解，也就与政治上的活跃无异」(pp.102－5)。
就本地民众的媒体经验来说，部份地下电台在过去一年不到的表现，相对地贴近于柯兰笔下的公共领域之媒介。以后见之明论事，则这个表现有一部份应该归因于收音机科技的特性，不仅只是实时、强制、只动用耳朵因此容许其它行动同时进行等等物理、感官与消费面向的特性，而且更是收音机的科技及与其相关的资本特性。调幅与调频收音机分别只使用0.009与0.2兆赫电波，电视则需6兆赫(郑瑞城，1993：7)，而高画质电视是24－30兆赫，耗用较多电波也就意味 着较昂贵的软硬件生产设备与成本，因此容易走向超高中央化，亦即垄断、大型政治机器的禁脔、支配人们使其意识在无意识中符合常规，求同顺服而压制人心，反之则是趋向细微化，亦即创造了集体取用媒介的可能性、真正是沟通工具、数量庞大而大众可用，并且少数劣势族群亦可自由、自行经理以满足其欲望(Guattari, 1978)。
问题在于，科技特性使收音机可能比较可以不被资本支配，并不足以确保资本不在对其有利的时机利用收音机作为增殖的工具，尤其是在台湾的有声出版品市场扩充急速(去年平均每天出唱片两张)，以及流行音乐市场的快速跨国公司化的情况下(中国时报，1995.1.3－4： 22)，若是日后出现驱力压迫开放更多频道、转换现有频道或联结地方 台成为全国网而使更多的收音机变成音乐公司的促销工具，并非完全不可想象的前景 。
于是，正如同自由收音机运动作为一个特定时期的社会现象，其每日存在就具有强有力的意义，所以台湾的地下电台也正面临「如何而可让它永续存在」的问题(Mattelart and nemme, 1980：326)o
但地下电台由于新闻局的抄台，倾力防范抄台或抨击抄台及其背后的国民党国家机器，已几乎耗尽精神，还会、还能、还愿意去考虑这个问题吗 ？地下电台难道真会只是一九九四年的流星，乍起乍落？其实，只要电波不被占满，而事实上政治力是可以管制电波，不使完全被占满，则现今的地下电台东山再起，冉冉上升而终成恒星，并非不可能。卖成镇压电台的国家机器，妥善保管社会的电波资产，不使旁落于私人谋利的工具，一定是『与虎谋皮』而不可能吗？这需 要理性的讨论与评估空间。
要之，如果本地政治环境已经多少开创了一些理性讨论空间，而断伤电子媒体的暴力不再只是国家机器，而更是资本利益的窥视，那么，现在国家机器的不完全开放电波，以及继续对主要而庞大的广电资源的垄断，是否在换个方式审度时，反而有一点可能很吊诡地蕴藏着一些正面意义，等待开发？亦即如果全部释放电波或让现有地下电台全部就地取得执照，是不是会出现两种可能性？(1)电波迅即被商业用途占满，(2)小区小功率电台林立而各成部落主义的奉行者，未能及时整合下，给予(跨国)资本利益有机可乘，如同本文结语起首所引的那段话所述。
开放电波只是一个形式的祈使陈述，重要的实质内涵应该是「开放给谁，产权形态是公共所有、私人持有或以多少比例混和，财政基础如何设计，用来作些什么用途」。推进兴革广电秩序的社会力量，在擎举「党政军退出广电媒体」的大旗之同时，是否应该亦对这些问题进行评估，便之作为动员社会能量的一部份，吊诡地让党政军抵挡财团的渗透，争取时间，在广电媒体产权尚未沦落为难以逆转的私人手中之前，往公共领域的方向回复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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