煽情主义的话语策略(朱大可)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0 00:21:05
作者:朱大可
为了在阅读者那里引起必要的市场价值回响,选择恰当的话语策略,已经成为后资本主义时代言说者的一项基本技巧。这种策略包括:1. 确立具备市场价值的话语姿态(这个过程是内在的);2. 寻找大众关注的文化(历史情结)母题;3. 寻找大众热爱的故事或(事件与人物)模式;4. 采纳高度煽情的叙述方式,等等。几乎没有任何当代畅销作品能够逾越这个市场策略框架。
在《文化苦旅》中,我们可以透彻地看到书写者所采用的话语策略。基本母题是经过历史鉴定而永垂不朽的,那就是一种浸透着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的传统“爱国主义”(也即“民族主义”,这正是该书发行时面临的一种流行思潮),而后在这一母题的引导下进入深度操作的层面(这点我将在后面作进一步阐释)。
第一篇‘王道士’是一个奠定民族主义基调的重要篇章,它确立了整部书的话语(价值)姿态:这个道士以他的无知和贪婪出卖了中华文化的瑰宝“敦煌石窟艺术”珍品。这种道德化的母题和“故事”完全符合大众的“民族主义”走向。不仅如此,书写者还使用了一些煽情主义话语记号来强化这种戏剧性的效果。
“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一位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正在滴血。……“ (在王道士用石灰粉刷壁画和按一个农民的趣味“修改”雕塑之后)今天我走进这几个洞窟,对着参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脑中也是一片惨白。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直晃动着那些刷把和铁锤。“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我甚至想向他跪下(朱案:“跪下”这个词用得耐人寻味),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
“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比之于被官员大量糟踏的情景,我有时甚至想狠心说一句:宁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这句话终究说得不太舒心。被我拦住的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哩?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它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我好恨!……
“伤口”、“滴血”、“下跪”、“恳求”乃至‘哭泣“,所有这些意象或独白都展示了一种露骨的煽情技巧。尽管它从文学技巧上看相当笨拙,但在中国的读者市场却是双重有效的,它既点燃了读者的历史怒气,又使之产生了对作品乃至书写者的无限锺爱。这样的例子在余文中俯拾皆是。
审视余文的基本母题,从往事怀旧(对家乡、童年、老师、故人的缅怀)、历史文人和王朝(官吏)的恩怨关系、到百姓耳熟能祥的民间传说、著名的风物掌故、地理,均已包含煽情的内在语法。文人的怀古幽怨、现实感伤、古典雅趣和爱国胸怀,最终都汇入了大众的价值关怀的博大江河。迷离的历史在这里被现实化和通俗化了,或者说,封闭的历史在新的诠释下重新向大众开放。经过情感包装的技术处理,最终成为图书市场的畅销商品。
这种情形在台湾和香港已经有过相似的先例。除了柏杨的撰写的中国通史,还有一些古代典籍的现代诠释版、以及各种通俗的古代思想的“简体字版”或“漫画版”等等。但是,在许多人看来,这种市场化的策略还不够彻底,因为它们仍然存在着某种阅读障碍。 一个纯粹理性的历史文本,无论怎样利用现代大众话语,均难以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只有余文和少数几种文本击碎了这最后的壁垒。只有它成功地利用历史随笔与情感化的叙述方式,引发了大众的阅读回响。尽管人们并未从这些历史诠释中获得新的概念,但封存在历史中的传统价值和现代生活的断裂,获得了某种修复;旧式文人的理想、趣味和面容遭到了大众之手的亲切抚摸;而最终,所有这些破碎的历史掌故的花瓣,均温柔地漂浮在民族主义的池沼之中,编织成了汪诗式的诗意图景。那么,在一个所谓“建构大中华文化圈”的大汉民族主义思潮中,余文受到台湾、新加坡(香港有所例外)乃至世界各地华人知识分子读者的响应和鼓掌,便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即便如此,据余秋雨在《文化苦旅》的“后记”中记载,仍然有出版商认为余文尚不够“通俗”和“轻松”,“很难成为在每个旅游点兜售的小册子”,故决定作“大幅度删改”,幸而得到了及时拯救。我不认为这个“插曲”可以用来证实余文的不够“通俗”,相反,它是只是一次市场消费定位方面的技术分岐而已:究竟是把它当做实用旅游指南,还是当做普遍适用的日常精神生活导引。毫无疑问,后者能够更好地在市场运作中实现余文的文化价值。我也不同意作者在这篇“后记”中之所言,此书的出版只是“一种侥幸”,恰恰相反,它充份表达了文化消费市场的热切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