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打工文学初探

在疼痛中苏醒和超越
 
——深圳打工文学初探
□彭学明
 

 
 
  2008-12-25 18:53:23 【左岸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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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深圳，我们基本都是从报纸新闻等媒体上了解的。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哨。不到三十年的时间，中国就再造了一个比许多国家都大得多的城市，而且是美丽富饶的城市，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中国选择了深圳，深圳添彩了中国。深圳是幸福的，也是幸运的。深圳是中国政治智慧的结晶，也是改革开放的胜利。这种结晶和胜利，是一代又一代知识精英的奉献，更是千千万万外来打工者的牺牲和付出。有热泪和快乐，也有苦泪和悲伤。在热泪和苦泪沁润的土地上，深圳的文学，也记录了深圳的荣光与辉煌，艰辛与沧桑。在每一个字里，在每一句话中，我读到了文学的疼痛和幸福，读到了疼痛与幸福里，深圳的脚步，是那样的坚韧和顽强。
　　疼痛，这是深圳文学，特别是深圳的打工文学最为耀眼也最刺人心的主题。写文学的人疼痛，看文学的人疼痛，文学里的主人公更是痛上加痛。疼痛，是打工文学最深的伤口，有痛苦的表情，有流血的汗水，有残酷的青春，有苦难的生命。恶劣的生产生活环境是他们要表达的痛。超负荷的劳动强度是他们要表达的痛。老板的剥削压榨是他们要表达的痛。城市的冷漠、歧视是他们要表达的痛。世道的阴暗、险恶他们要表达的痛。社会的忽略和抛弃是他们要表达的痛。他们的痛，不是单向度和单层面的，而是在社会的每一根神经上，在人心的每一个细胞里，来自生命的深处，来自灵魂的深处，来自心灵的深处，所以真实，悲切，有强大的灼热感和穿透力。
　　在疼痛中哭泣和呐喊。先看郑小琼的散文《铁》。在所有疼痛的文字里，《铁》具有代表性。郑小琼从乡村医院的铁门开始，写对铁的认识。她从小就以为铁是最坚硬的，长大后才知道在羸弱的乡村里，疾病比铁更坚硬。疾病铁一样插进乡村时，乡村的那些乡亲们就会熄灭在铁一样的淬火里，乡亲们的生活就会沉入一片无声的疼痛中。她以为逃离了乡村，铁依然是铁，铁依然很硬。可她没想到，铁在现代工业的文明里却软如泥土，会无声息的断裂，分割，变成各种模样，跟她一样整天让机器削铁如泥的打工者们，也被机器削掉了手指、手臂和胳膊、大腿，割断了他们命运的咽喉、人生的希望，然后，他们就“像堆在露天废料场的铁屑废料一样，被扔下了”，“剩下一片模糊的红褐色的铁锈，日渐变深，看不见了”。以至于打工者们看到铁就神经过敏似的心惊肉跳，疼！铁，作为城市最硬的符号，带着血，连着骨，深深地插在了打工者命运的胸口，让整个世界都痛。一池雪就是在在其诗歌《铁》里就是这样痛心疾首的哀求郑小琼的：小琼，你不要再喊铁了，再喊，我的手指就会被你喊破，我的脑袋就会被你喊锈，我的心就会被你喊烂。
　　对远离家乡，怀揣梦想的每一个外来工来说，他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地方，可都是朝着同一个方向的。梦也一样，痛也相同。他们都像诗人许强一样“关心一张瘦骨嶙峋的简历，如何变成一盘丰盛的用工合同”，都“扮成一匹自信十足的千里马，等待伯乐牵走”，然而苦苦的等待里，“招聘人员只是企业设在现场的信报箱，你捏在手中的只是一份虚无的不知何年何月的等待通知。”于是，众多的打工者在投奔亲朋无望的情况下，只好在子夜里流泪、流浪，像“一只无家可归的狗，正嗅着命运的骨头”。许强的一句“在子夜里没有流过泪的人，不是真正的打工者”，像一滴泪水，滴落在了读者的心里，打工者求职的艰难，流浪的艰辛，泪湿每一个读诗的人。在昏暗、潮湿或肮脏的出租屋里，他们跟诗人罗德远一样跟蚊子同居，和蚊子做伴，尝尽人间酸甜和孤独。罗德远在《与一只蚊子同室而居》写道“南方出租屋，蚊子是先我而至的住客。蚊子亮出暂住证，与我同室而居，毫无羞涩之感。陌生的城市和徒劳的奔走，让我选择孤灯下，用文字换取我们生存的权利”。想睡个安稳觉的刘大程，在《总想睡个安稳觉》里担心迟到和罚款，总在短暂的梦里听到铃声和打卡声，总在铃声和打卡声里不断醒来。工作的高压带来的心灵的焦虑，凸显了老板与现实的严酷。而黄吉文在《打磨工》里，是这样表达生活的暗度的。“这些冷漠的铁与铜，锌与铝，携带着致命的毒素与阴影，与飞翔的砂轮擦出火花，一次次划下滴血的伤痕，这些形状各异的苦难，被夜打磨成镜子和化石，一片咳嗽的声音，比噪音重，比尘埃轻，沉淀成我们多年后的疼痛。能喊亮秋风的打磨工，能掏出火焰的打磨工，在人生的拐弯处，却不能镀亮内心的黑暗，泪水留给生活的湿度，让隐蔽的往事生锈，而难产的幸福迟迟不来”。当那些各种各样的门槛横亘在打工者面前时，当那些各种各样的歧视淹没打工者的梦想，当各种检查、惩罚、驱赶摧毁打工者的尊严时，诗人柳东妩在诗歌《命运是条被炒的鱼》里很形象地写到：“是一条鱼，它总在小心翼翼地在水中乞讨自由，用腮呼吸，却无法融进一片水域。玻璃缸里，所有的方向都不存在，水就是网，网就是水”。而女诗人刘虹则在《打工的名字》里非常直白地表达了自己的愤懑：“本名：民工，小名：打工仔打工妹，学名：进城务工人员，别名：三无人员，曾用名：盲流，俗称：乡巴佬，绰号：游民，临时户口：社会不稳定因素”。
　　我们很多人，都把这些打工作家称为打工作家的代言人，其实，他们不是什么代言人，他们就是打工者，他们哭的喊的就是自己。这些赤裸裸的哭泣，赤裸裸的呐喊，是赤裸裸的伤口，赤裸裸的疼痛，心悸，心酸，心伤，心恸。特别是他们精神上的疼痛和挣扎，更是可以看到文字的骨节在一截截脱节，一声声碎响，然后把我们所有人的心捣烂，滴血，流泪，同情，愤怒，哭喊，让整个中国的文脉都隐隐作痛。戴斌的《暖冬》、韩三省的《栀子花》》、和林坚的《别人的城市》是我看到的最让我的灵魂隐隐作痛的。
　　戴斌的《暖冬》里，农民工陈拐子和老婆刘芙蓉冲破家庭婚姻的阻挠来到城里打工。本以为得了一个好饭碗，会幸福，却没想，陈被机器断了四根手指，刘又不断遭受车间主任的骚扰，陈听不了同事的议论，一碗砸碎了刘的一只眼睛和刘对陈的一切幻想和感情。于是商议等陈还清给刘的赔偿后再离婚。瞎了一只眼和断了一只掌的夫妻二人，只好来到郊区种菜。结果，一个推土机，把他们的梦想全部推掉。这里的地要征收！陈愤怒的拿起饭碗砸向推土机！农民工饭碗的一次次被毁，农民工陈把饭碗砸向推土机的无声反抗，带着多少血，沁着多少痛？！
　　韩三省的《栀子花》则选取栀子花这么一个载体，让淡淡的栀子花香中透着浓浓的悲情。作者，从刘三打电话给朋友一个个借钱写起，写刘三不停地买彩票，写刘三漫无目的的逛商场、公园、买栀子花，直到刘三最后推开医院重症室的门，我才明白刘三借钱和买彩票的目的是为了给老婆和孩子治病，而实际上他自己也已经染病。但是，他没有借到一分钱，也没有中一分钱的彩票奖，他只能没有头绪地在街上瞎转。最后，他不得不买了四朵小小的栀子花给老婆和孩子。是赎罪，也是安慰。栀子花，成了刘三无言绽放的泪滴和苦胆汁。
　　林坚的《别人的城市》，也诉说了同样的疼痛和艰难。段志在城市里苦苦打拼却最后不得不回到家乡的命运，表达了无脚鸟无处可栖的漂泊之痛，无根之恨。
　　在疼痛中苏醒和坚强。这些锥心刺骨的疼痛，不但伤及了中国的文脉，让中国文脉隐隐作痛，也伤及了政府的神经，政府的神经也跟着十指连心的痛。政府关于农民工政策的改变，虽然是各方努力的结果，但，我想，与这些打工作家们发出的痛声，也有关。因为，我们都听见了这种痛。但是，如果，我们的打工文学都只是集体呼喊疼痛，表达苦难，那我们的打工文学就逊色很多。
　　在一次次的疼痛的呼喊里，文学开始在疼痛中苏醒和坚强。打工文学作家们开始由简单的呐喊和宣泄转为对自觉自醒和坚强的书写。这种自觉自醒和坚强，就是做人的尊严和顽强。这就把打工文学推向了一个心的台阶。虽然，早期，也有这样书写的萌芽，但因为疼痛的喊声太强大了，这种声音时有时无，甚至被遮蔽了。在我的视野里，张伟明和黎志扬的作品是最早表现自觉自醒并坚强的。张伟明的《下一站》和黎志扬的《打工妹在“夜巴黎”》，是早期很有代表性的作品。张伟明的《下一站》里，当香港老板代理人叫吹雨为马仔时，吹雨理直气壮地说：我不叫马仔，我叫香港1997。当香港老板代理要炒吹雨炒同事鱿鱼时，吹雨又仗义执言，坚决不炒，最终自己被老板炒了鱿鱼，无奈而潇洒第走下了下一站。黎志扬的《打工妹在“夜巴黎”》中，当秃头老板以威逼利诱等手段骚扰打工妹容妮时，容妮没有投其所好和胆怯。而是狠狠地踢了老板一脚。相比梦溺《敬你一杯酒》里面，三个青春女子的自我迷失、沉沦和堕落，张伟明和黎志扬笔下的这两个人物，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人格尊严的自我觉醒和保护，为打工文学注入了一种新的力量和坚强。
　　在表现打工人自醒自觉和自强最具代表性的当数安子的《青春驿站》。说实在话，《青春驿站》的文学性，远远不及后来郑晓琼、王十月的作品。文字粗粝，故事简单，也没注意什么文学性艺术性。但是《青春驿站》巨大的真实，却掀起了打工文学的狂潮，引起了打工者自身和社会的广泛关注。《青春驿站》里的人物虽然众多（16人），互不关联，但个个都是她们自己的影子。她们的生活，她们的青春，她们的血汗，她们的眼泪，她们的疼痛，都在《青春驿站》里让她们亲切。这种真实和亲切，是作品和她们融为一体的最基本的情感元素和文学元素。这种情感的共鸣，是作品成功的最大因素。我们现在的作品，太多的孤芳自赏，无情无义，或太多的无病呻吟，矫情虚情了。《青春驿站》的真情实感，是对批着华丽的文学外衣却不知情为何物的垃圾作品最大的打击。而作品里洋溢着的蓬勃朝气和青春斗志，也是吸引打工者重要元素。打工妹们在屈辱和疼痛中奋发图强，走向成功的足迹与喜悦，是对打工妹和所有打工者们的一种鼓舞和力量。打工妹用血汗和荣誉换来的成功、尊严和尊敬，是对打工者的认同、鼓励和颂扬，是打工者为之奋斗的榜样源泉和希望所在。
　　在疼痛中悲悯和超越。心怀悲悯，心怀敬畏，是每一个作家所必须具备的文学素养和情感。对众生心怀悲悯，对众人心怀敬畏，是文学最稀缺、最宝贵的情感营养。有了这种情感，其作品就会具有大悲、大爱、大义、大情，才会具有一种更加绵密和柔韧的穿透力穿透世俗，直入人心。王十月《出租屋的磨刀声》、毕亮的《回家的路有多远》和曾楚桥的《幸福咒》就有一种大悲悯，而于怀岸的《台风之夜》，就有一种大敬畏。
　　王十月《出租屋的磨刀声》，讲述的是两对农民工的故事。这两对农民工都住在相邻的出租屋里，磨刀人身体残疾，不能打工，没有文化的老婆，为了养活孩子和天佑，只好天天去卖淫挣钱。磨刀人一想到自己的老婆跟别的男人睡觉，他就痛苦得睡不着觉，他就想杀人，于是就天天晚上磨刀，来消解自己的苦闷与仇恨。住在隔壁的天佑两口子，因天天听着出租屋隔壁的磨刀声而不能放心做爱，以至于天佑忧郁郁闷得阳痿了，忍无可忍的天佑便提了刀，闯进了磨刀人的出租屋。磨刀人见有人来，故意用话激怒天佑，天佑终于忍无可忍误砍了磨刀人两刀。磨刀人不但不恨，反倒感谢天佑砍的这几刀，说把他麻木的心灵砍醒了。然后夫妻双双悄然离开了出租屋。苦闷的天佑，也夜夜磨起了刀子，出租屋的磨刀声依然不绝。农民工精神的幽暗和疼痛，由此产生了强烈的震撼。一个出租屋磨刀声的消失，另一个出租屋磨刀声的响起，就有了更深刻的意味。它揭示的不仅仅是一个农民工精神的疼痛和幽暗，而是一群农民工精神的疼痛和幽暗。不一个疼痛的结束，而是疼痛的周而复始。王十月的悲悯，就不在是对某一个人的悲悯，而是对一个群体和一个阶层的悲悯。
　　毕亮的《回家的路有多远》和韩三省的《栀子花》都是我新近看到的小说。《回家的路有多远》讲的是湖南民工赵卫国准备回家过年时的遭遇。赵卫国离乡背井，几年没回家了，只因为没有路费回家，今年，好不容易挣了3000多元，他一定要用这3000多元好好安慰下妻子儿子，补偿对妻儿的爱。为了节约30多块钱的邮寄费，他没有把钱寄回家，而是缝在了贴身的内裤里。然而，到处充满陷阱的大都市，使他把3000多元全部从裤裆里掏给了骗子，连回家的路费也没有。他不得不乞讨。人家看他身强力壮的，以为他好吃懒做，没人施舍他。他灵机一动，学电视上的行为艺术家，表演“饥饿表演”，以挣钱回家。人们真以为他是行为艺术家，上了新闻，还赢得了很多年轻的艺术崇拜者，与他签名合影。而只有饿得奄奄一息的赵卫国知道，他是在以另一种方式在乞讨，他要回家。可是，当他想张嘴给人们说，他不是行为艺术家，他要回家时，他已经饥饿得喊不出来了，没有人听得见他心底的哭泣和呐喊，没有看得到他内心的痛苦与挣扎。他也许一辈子都回不了家。赵卫国内心巨大的悲怆，表达了作者内心巨大的悲悯。赵卫国要回家的默默温情，和他不能回家的严酷现实，构成了极大的发差，让人悲悯中嘘嘘不已。
　　曾楚桥的《幸福咒》讲述的更是一个离奇却又顺理成章的事。翠珍的丈夫来顺在城里的脚手架上摔死了。翠珍按照乡下风俗给丈夫在城里做道场，希望死者酒泉下安息和幸福。可是，谁也不会想到，在做道场时，工头的两个情人在麻将桌上争风吃醋打了起来，结果是“林黛玉”打伤了“牛仔”的眼睛，住进了医院，“牛仔”喊人在灵堂里当着死者来顺的遗像和众人把“林黛玉”剥了个精光，并在屁股上绣上“我是贱人”的字样。报复者扬长而去，“林黛玉”和众人也若无其事离开了灵堂，只留下翠珍和道士先生。骗了几次翠珍的道士见翠珍质朴好骗，就说给死者念幸福咒，死者就会在地下活得好些。活得艰辛的翠珍就出钱选了最贵的幸福咒，让道士念给丈夫，自己也在幸福咒中吃了大量的安眠药自杀。自杀未遂的翠珍醒来时看见丈夫的遗像在幸福的笑，还长了新的胡子。幸福，原来就是一场诅咒。幸福，就是一短咒语。虽然虚幻、飘渺，却寄托着穷人的奢望和祈愿。这幸福中的绝望，绝望中的幸福，显示了作者内心最大的善良、悲痛和悲悯。
　　悲剧的力量，往往比喜剧显得更强大更坚硬更结实。悲悯的情怀，也往往比其它情感更博大更包容更宽厚。人类，往往因悲悯而善，而爱，而高尚。打工作家们从自己的悲苦中走出来，让自己的爱变得宽广博大，走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而于怀岸《台风之夜》里，对平民百姓和小人物的敬畏，更是令人惊喜。
　　在《台风之夜》里，四个从我老家湘西去的打工者被广州一家鞋厂开除后，乘车去汕头找工作。一路上，他们不但一路被城市的地头蛇欺骗、抢劫、追杀，还在逃亡中遭遇了台风。　　　　在这又冷又饿的台风之夜，他们不但要躲避和迎战自然的台风，还要躲避和迎战城市的种种欺压和陷阱。在他们狼狈大逃亡的过程中，在命悬一线的生死线上，他们也想到了偷，想到；了抢，想到了以恶还恶，但是，他们最终没有去做。相反，他们在逃亡的过程中，帮助了一位来广东寻找儿子的江西老人。那个风雨交加的台风之夜，不但是大自然的台风之夜，也是他们心灵的台风之夜。他们最终在一次次善与恶的交锋中，战胜了自己，赢得了新生。他们的灵魂，也在台风之夜得到了洗礼。当台风退去，几个人手牵手第走在黎明下时，我们看到的是平民百姓和小人物的心灵的黎明、人性的黎明，那黎明下的光辉，是平民百姓和小人物心灵的光辉、人性的光辉。作者对平民百姓和小人物的敬畏，都寄寓于在了这极不寻常的台风之夜。　
　　我们常常说文学艺术创作要超越，可是超越什么呢？文本要超越，文笔要超越，更重要的是情感要超越。如果一个作家对他所写的对象，没有悲悯情怀和敬畏之心，不算超越，也超越不了。作家的情感，只有实现了情感上的超越，才会有艺术上的超越。
　　张伟明对深圳回流打工女的深度追踪与记叙，更是实现了悲悯与敬畏的双重超越。他的长篇系列纪实文学《深眸.女》，不再把目光停留在还在打工的人群身上，而是延伸到了那些曾经在深圳打工，而今不知道流散何方的打工女身上。他关心她们的过去。他关心她们的现在。他关心她们的未来。他游走祖国各地，四处打听和采访曾经为深圳流过血汗做过贡献的打工妹，把悲悯的情怀和敬畏的心灵，带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和崭新的高度。张伟明情感深处传递出来的温馨和温情，不仅是人性的光芒，也是文学的光芒。人性和文学的体积与容量，在张伟明这里得到了更为温暖的扩展和张扬。在这本书里，他满怀虔诚，记叙了几十位不同女性的风雨人生。她们坎坷的命运，她们曲折的人生，她们善良的心灵，她们博大的胸怀，她们坚韧的品格，她们顽强的背影，都在张伟明质朴而清新的叙述里，流淌着女性的柔美与刚强，彰显着女性的平凡和伟大。他充满深情地写到：她们是国家的活水，流到哪里哪里就充满着生机和变化，而且是潜移默化的、深层次的变革，史无前例，影响巨大。张伟明对普通人物这种深度的关注、悲悯和敬畏，使文学具有了坚韧而庞大的力量。这种力量代表了文学前进的方向和未来，代表了人类必需的情感和情怀。

　　记得在2006年初，我第一次跟王十月、曾楚桥、戴斌等几位打工作家见面时，我就跟他们说，现在的打工文学多停留在集体呼喊疼痛和集体诉说苦难的层面上，应该还有自醒、自觉、自珍、自爱、自强、自立，还有真、善、美、爱和快乐、幸福等更丰富的东西。现在，我很惊喜地看到了不少这样的东西。深圳的打工文学，已经开始脱离了集体对苦难的哭诉和呐喊，已经开始了对人心、人性、精神和社会等更高层面的攀登和超越，有了很高的情感亮度、人性光度和文学高度。我想，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在未来的作品里，我们会更多地看到自醒、自觉、自珍、自爱、自强、自立，看到真、善、美、爱和快乐。因为，这个社会给我们的不仅仅是疼痛，还有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