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和毛主席唱反调并活下来的人[中国战略论坛]

梁漱溟最后一次挨批判，则是在打倒“四人帮”之后。1978年2月，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同时在北京开会，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制定新宪法。在政协会上，梁漱溟再次放炮：“我的经验是，宪法在中国，常常是一纸空文，治理国家主要靠人治，而不是法治……我的话是有根据的。就说最近十年吧，毛主席为了解决刘少奇的问题，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如果按党章，刘少奇是中共第二把手，必须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才能解决问题；如果按宪法，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必须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解决。毛主席没有那么做，内在的原因据说是刘少奇并非孤家寡人，他在中共党内的上层有不少有力的支持者，他在普通党员和人民群众中也很有威信。毛主席考虑到首先在党内高层开会就会遇到麻烦，弄不好就会搞成僵局。因此，他采取了非常手段，绕了个大弯子，直接从下边开始，把热情有余的娃娃们鼓动起来，发动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搞得天翻地覆，国无宁日。结果被冲击的就不单是刘少奇，还有许多其他人，中共的、非中共的都有，倒的倒了，死的死了，好大一摊子！而不是常说的‘一小撮’。毛主席的这种搞法，自然是人治，而不是法治，宪法也限制不了他的所作所为。我还想过，为什么毛主席能这么做，而且畅通无阻，一呼百应，反对者甚少呢？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毛主席本人是一位功高如山的人物，可以说他缔造了党，缔造了国家，他的权威太大了。毛主席不加限制地发挥了自己的这种权威，于是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毛主席也就从人变成了神，成了偶像。第二，是由于中国的历史，上个世纪以前不用说，本世纪以来虽曾有过各种纸上的宪法，但从总体看都没有真正施行过。法统、法制、法治，种种法的观念从上到下，大家都非常淡薄。而对于人治，却是多年来所习惯的……中国由人治渐渐入于法治，现在是个转折点，今后要逐渐依靠宪法和法制的权威，以法治国，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中国前途之所在，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

此炮一放，一大堆罪名便噼噼啪啪落在了梁漱溟头上：“攻击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诬蔑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毕竟今时不同往日，批判只是装个样子，谁也不再认真，火力之弱形同挠痒。后来，事实证明，梁漱溟的话讲得对，他的预见也在逐渐成为现实。

梁漱溟在北大哲学系任讲师时，常与同系的教授杨怀中切磋学问。每次到杨家，都由一位高个子的湖南青年开门，彼此相视点头，未曾互报姓名。梁进客厅与杨怀中谈天说地，这青年便去别的房间，从不加入话局。后来，杨怀中介绍，这位青年是湖南老乡，在长沙读过师范，抱负不凡，来京拜师求学，现在北大图书馆做事，晚上宿于杨家。杨怀中肯定提到过这位青年的名字，但梁漱溟并未记住。杨怀中病故后，这位青年成了杨家的女婿，返回南方。

1938年，梁漱溟考察延安，见到毛泽东，毛泽东的第一句话就是：“梁先生，你还记不记得？民国七年在北京大学，你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你常来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开大门。”梁漱溟赶紧道声惭愧，夸赞毛泽东好记性。1945年，抗战胜利后，梁漱溟第二次访问延安，与毛泽东大谈如何进行经济建设，发展现代工业。自然无法投趣，毛泽东对这位自命为思想家的民盟秘书长客客气气，但对他的某些政治观点未肯苟同。国共和谈失败后，梁漱溟向记者发出哀叹：“一觉醒来，和平已经死了！”这句话不胫而走，广为流传。他曾起草过折衷方案，结果是国、共双方都不满意。一介书生，又如何能理清乱局，明白就里？他既不领共产党的情，又不受国民党的礼，要在两党之间保持独立地位，掌握为广大中国社会发言的权力。他这是一厢情愿，结果事与愿违，并不奇怪。最典型的是，他在《大公报》上发表《内战的责任在谁》、《敬告中国国民党》、《敬告中国共产党》，认为内战的责任主要在国民党，战争打了几年，死了许多人，祸害了国家民族，究竟谁主张打？战犯是哪些人？为什么不受到惩办？都应该搞清楚。至于共产党方面，也打了三年仗，也应该宣布在这三年战争中，对国家人民所遭受的损害，同感歉疚。共产党再用武力打下去，不排除在一年内有统一中国之可能，但那时既没有联合，也没有民主……梁漱溟对国、共双方各打五十大板，他还对外界宣称，只发言，不行动。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上台，这位代总统一度想拉拢梁漱溟这位广西老乡，派程思远去北碚看望梁漱溟，还送上一大笔钱，表示想见上梁一面。梁则叹息时局如此，和平无望，干脆以“不行动”为由婉言谢绝。至于程思远送来的钱，梁漱溟悉数笑纳，都充作了勉仁学校的教育经费。在此期间，梁漱溟把全部心思都用于办勉仁学校和写《中国文化要义》上，不再与暧昧的政治勾勾搭搭。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梁漱溟与毛泽东的交往经历了一个短短的“蜜月期”。当时，毛泽东欢迎梁漱溟成为新政府的一分子。梁漱溟却仍是一副犟驴子脾气，坚持要以局外人的身份为国效力，为民请命。他的话说得还算委婉：“主席，像我这样的人，如果先摆在政府外边，不是更好吗！”对此，毛泽东未置可否，他让梁漱溟先去重游先前搞过乡村建设的故地，全由官方接待，不用自掏腰包。1951年，梁漱溟赴西南参加土改。回京后，毛泽东问他下面的情况如何。梁漱溟如实相告，地主被打得太凶，有的忍受不了折磨，跳河自杀。毛泽东笑着说，贫雇农的怒气也要有发泄的渠道。

1952年，梁漱溟写了一篇“自我检讨文”《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公开承认自己“不曾革命”。他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过去纵一事无成，今后亦何敢自逸。他重申前请，不顾年高，要去苏联留学，研究巴甫洛夫的理论。这近似于一个玩笑。毛泽东没理会梁漱溟的茬，只同意他在国内游历，喜欢调查什么就调查什么，一切便利都可由政府提供。及至梁漱溟欲创设中国文化研究所的草案被毛泽东当面否决，他们的“蜜月期”便宣告结束了。在毛泽东看来，梁漱溟一身傲骨，好执异端，合作态度不鲜明，是那种敬酒不吃偏要吃罚酒的人。

1953年9月8日，梁漱溟在全国政协第十九次常委扩大会议上捅了个大漏子。他发言时讲，共产党依靠农民起家，顺顺当当夺取了政权，现在却忽视民生疾苦，只重视城市中的产业工人。他最为直率的话是这样一句： “如今工人的生活如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如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会议上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与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

毛泽东的话讲得这样重，梁漱溟深感委屈，非要辩白不可。他写信给毛泽东，请求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以消除误会。毛泽东同意给梁漱溟二十分钟见面（在怀仁堂京剧晚会开幕前）。可是梁漱溟越解释，毛泽东越恼火。毛泽东他要的是道歉，是认错，而不是什么喋喋不休的解释。而梁漱溟固执己见，言语间与毛泽东频频发生冲突，结果不欢而散。

梁漱溟读过《韩非子·说难》，应该知道，龙的喉下有逆鳞，撄之必怒，怒则杀人。他要明智一点，最低限度也该是保持沉默，可是他的调子越来越高，既不认错，还要标榜自己是“有骨气的人”，把那“九天九地”的话再说了一遍。这样，他的对抗只可能招致更猛烈的反击。如果这反击来自毛泽东，当时中国任何人都吃不了得兜着走。更何况周恩来还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证明梁漱溟一贯反动，所谓中立只是伪装。毛泽东说：“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梁漱溟反动透顶，他就是不承认……你梁漱溟的功在哪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事情闹到这步田地，梁漱溟倒是战意更浓，不胆怯，不退却，硬着头皮继续顶牛，连何香凝、陈铭枢等人站出来为打圆场，他也不领情。在大会上，梁漱溟僵持在讲台上，非要毛泽东给他充分的发言时间不可。他的话近乎挑衅： “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毛主席如有这个雅量，我将对你更加尊敬，如无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你的尊敬。”这岂不是藐视毛泽东的权威，逼他主动让步吗？毛泽东非常生气，称梁漱溟是野心家，是伪君子，他不问政治是假的，不想做官也是假的，他具有骗人的资格，这就是他惟一的资本。至此，会场大乱，梁漱溟坚持要把自己的历史和现状解释清楚，毛泽东给他十分钟，他嫌少，一定要享受公平的待遇。于是不少人指责梁漱溟狂妄之极，反动成性，通过表决，将他轰下台去。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毛泽东举手赞成梁漱溟继续讲下去，却是少数派！

“文革”期间，梁漱溟受到冲击，家被抄，房屋被占，夫人挨打，书籍、信件、字画被焚，手稿被没收。在这样的惨境下，他倒是没有自杀，而是坚强地活下来，在资料全无的情况下，写成《儒佛异同论》和《东方学术概观》。谁说“文革”期间只有两部学术著作（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和章士钊的《柳文指要》）？梁漱溟的著作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但其学术价值比那两部官方认可的“杰作”要高得多。

喜欢出风头的人，永远都有风头可出；喜欢冒险的人，也永远有险可冒。“批林批孔”运动一起，梁漱溟就认为林彪与孔子既不对门又不对户，风马牛不相及，将他们捆绑在一起实在太荒唐。北大教授冯友兰甘为乡愿，撰文批孔，大出风头，尤其令梁漱溟气愤。他写信给这位昔日的弟子，声明与之绝交。当时全中国只有两个人不肯批孔，一个是梁漱溟，另一个是吴宓。梁漱溟认为孔子的思想有糟粕，也有精华，不能一概抹杀。至于林彪，是鬼不是人，完全没有人格。这家伙假扮马克思主义者，编语录，唱赞歌，说假话，既无思想，也无路线，只是一门心思想夺权。将他与孔子强行牵扯，甚至相提并论，是愚蠢可笑的。“林彪欺骗了毛主席，毛主席错认了林彪，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谁会像梁漱溟这样说话呢？居然认为毛泽东养虎贻患，难辞其咎。这还得了！批判会不断升级，从1974年3月到9月，历时半年，大会小会一百余次，火力够猛够烈，竟然轰不垮这位八十一岁的老人，真是不可思议。梁漱溟有幽默感，而且是非同一般的幽默感，他在批斗会上调侃道：“给我贴大字报，自是应有之举；会上同人责斥我驳斥我，全是理所当然。这种驳斥、责斥，与其少不如多，与其轻不如重。如果平淡轻松，则不带劲，那倒不好。”待到“批林批孔”运动快要结束时，有人问他对批斗的感想如何，梁漱溟亢声回答道：“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匹夫’就是独自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的这个人消灭掉，也没办法夺掉！”这话差点没把那人当场噎死。

一个人豁出性命，“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单有道德勇气是不够的，他必定还有一种信念作为后盾：天地间有一个我，天地间就多一份正气，浩然正气是不灭的，它与日月星辰相辉耀，与宇宙天地相始终。中国知识分子集体软弱，缺乏独立之人格和自由之精神，就是因为胸中没有养成这种滂沛的浩然之气。梁漱溟曾写过一副赠友兼自箴的对联：“无我为大，有本不穷。”他的勇气和信心皆源于佛家精神和儒家精神。他具有菩萨心肠，是现世的君子儒。冯友兰被梁漱溟踢出门墙，但他对老师还是敬佩的。1988年，梁漱溟逝世后，冯友兰以九十三岁高龄撰写纪念文章，称赞梁漱溟“百年尽瘁”，无愧为“一代直声”，这一评价允为确当，理应万世不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