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幼鸣：靠道德通货膨胀形不成社会伦理底线

　　作者：袁幼鸣

　　在“先跑事件”本将随时间淡出舆论之际，范美忠被都江堰光亚学校解聘引发了网民新一轮对抗。粗略地把持不同观点的人分为“倒范派”和“拥范派”，我的观感是：网络上“倒范派”和“拥范派”人数大致是六成强对四成弱。平面媒体上抨击范跑跑的人占大多数，一些乍看是为范说话的人也多半是要求吊销范美忠教师证程序必须合法。光亚学校校长曾坚称不会因为言论问题解聘范美忠，突然解聘内幕扑朔迷离，教育部发言人已称与此无关，所谓的要求程序合法说自然不了了之。

　　确凿无疑的事实是范美忠丢了饭碗，起码今后一段时间也不可能当教师。他已经不再是四川话所比喻――“一个人吃饱一家人不饿”，也连累了妻女。“倒范派”民意直截了当地觉得这属于活该，是大快人心事，教授与时评家则一本正经地说范跑跑可以做其他的事情嘛。而既然事已至此，我必须指出：不管解聘范美忠的压力是如何奏效的，就其本质，这类似于以“划右派”方式迫害一个公民，在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今天，无形的古拉格群岛依然包裹在道德的面具之下。

　　汶川大地震震出的若干事件引发价值观与思想方法交锋，一度，我曾希望持不同观点的人群对立不要太直接、情绪不要太强烈。因此写作了《地震时，我曾先跑》，期望以一种“置身情景”的经验论视觉缓解“道德家”的怒火。既然现在既有裂痕进一步被撕开，范美忠被解聘没有引发“道德家”一丝态度软化，那我也就没有什么话语策略上的作茧自缚了，不妨公然为范美忠辩护一番。

　　一、在事实层面上，范美忠在地震中的表现不比一些现在正被讴歌着的正面人物差多少。“道德家”不仅无法“共情”，他们还不拘小节，只思考大事，没有时间关注事情的细节。不是吗？在凤凰卫视节目中，范美忠的一位同事顶着压力，一再介绍范美忠在学生跑到操场后，是做了安排、组织学生(避灾)工作的。“道德家”不屑听，也听不懂这些话的意思：在余震不断引起惊恐的氛围中，范美忠表现得并不是他的博客文章所言的那样自私，他没有脱离学校奔向他的妻女，即使当时通讯已断，家人生死未卜。“道德家”认定跑出来之后就进入安全的保险箱，他们只盯住地动天摇那一瞬间你是不是英勇无畏、大义凛然。

　　“道德家”无法置身事物的情景却可以想当然，比如，北大伦理学教授王海明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称：“其他教师都没有临阵脱逃啊，也就这么一个范美忠(跑了)”。而事实又是，近7000间教室倒塌，先跑的教师绝非个别。在灾区倒塌的校舍旁，大家统计的是哪些老师、同学跑出来了，哪些没有跑出来，而不问他们是如何跑出来的。无可否认，范美忠因言获罪。地震发生时，跑的人很多。“道德家”提到教师、医疗等行业的人绝不能跑，事实却是：震后那几天的具有真实性的电视报道透露，在距离震中比都江堰远的成都中心城区，地震时，华西医院正在做手术的医生、护士以及手术室外的病人家属绝大多数都跑了；没有跑或者跑后又回到手术室，冒着余震威胁做完手术的医生就是令观众流泪的英雄。那些跑离手术室，以及为躲避余震而中止手术进程的医生、护士是不是也需吊销执照呢？

　　二、范美忠主张通过博弈、协商方式形成教师在地震这样的情景中的行为规范有合理之处。我的一些朋友有小儿女，属于“倒范派”，针对我写的《地震时，我曾先跑》，他们一再追问：如果你有孩子上幼儿园，你会听任老师在灾害发生时不照顾他吗？我说，普通灾害发生时，我自然认为教师有照顾学生的责任；但是，除非同老师达成细化的协议(这种协议可以是具体法条这样的社会契约)，我无权要求他们为我的孩子牺牲生命。几乎所有认定教师应该不惜为未成年学生牺牲的人都没有置身过实践情景，教授和时评家们更是一丝风险都没有，他们的话无法令人信服。

　　把范美忠打入社会另册，于是学生就更安全是一种幻觉。范美忠主张通过博弈、协商方式形成教师在地震这样的情景中的行为规范倒是具有可行性。理性地看，家长其实属于教师责任的博弈一方，教师本人以及他们的亲属属于博弈的另一方。某些“道德家”混淆了不同的职业要求，拿对军人的规定要求教师等。军人供应国防公共品，需要时必须牺牲，所以实行强制性兵役制度。要求教师必要时为本学生牺牲生命可以，但必须形成契约。说得俗点，就是社会要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下，就教师一旦需要付出的“命价”达成协议。

　　三、现在“道德家”已经走得太远，需要警惕他们荒腔走板带来的多重危害。同样以北大伦理学教授王海明为例，他的泛道德主张一经发作，居然提出对捐款“进行强制”，说网上对他们(收入高而捐款少的人)进行通缉声讨是“低的强制”，还应该有其他强制，比如单位、机构是否可以考虑加入。按照一般财政学知识，既如此，王教授不如直接主张征收赈灾特别税呀？通观他接受采访的说法，有可能觉得直接征税尚无法体现过程中的道德教化作用吧。

　　说到底，我所指称的“道德家”们认为可以从一套价值预设中推导出可以付诸行为的“道德底线”。在思想方法上，“道德家”不是经验论者而是唯理论者。在社会层面，唯理论走到极致就会出柬埔寨那个波尔布特大哥。切实可行的“道德底线”来自于社会成员之间的协商与博弈。单方面的道德主张、呼吁、强制、绑架形不成“道德底线”。以“划右派”方式处罚范美忠让“倒范派”获得一时之快，却根本无助道德提升，相反将导致道德水准下降。中国历史上，这样的道德通货膨胀现象屡见不鲜。一番幻觉之后，道德通货膨胀只让“道德家”获益，他们的道德大棍更有用武之地――这是六成强“倒范派”亦需提防的，当心大棍子哪天敲到你们头上。

　　(作者为东方早报首席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