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倒映未名湖（之七）：王建军

    我们北大77、78级，真不是一个“牛”字了得的。

    现在网上的暴民说起我们这班“精英”就咬牙切齿，好像我们都使了啥见不得人的手腕，moved his cheese偷了他的香馍馍。其实，您还别酸，俺可个个都是凭着真本实力干出来的——你想，当初我们从文革10年积攒下来的考生中一举考入全国最高学府，没有两把刷子，行吗？

    据非科学不完全统计，如今咱北大77、78级中至少出了政治局常委一名（法律系的），政治局委员一名（国际政治系的），中央委员若干。而且是党政工商学全面开花，如全国住房开放总公司（住总）的老总孟晓苏（中文系的，在北大那会儿以学生会领导的身份时不时地来我们话剧社串演——当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了）、微软（中国）的老总刘凤鸣（法律系的，也就是那位政治局常委的同班同学，我们还曾在一个事务所共事过）、著名作家陈建功（中文系的，跟俺一个宿舍楼）、著名作家黄蓓佳（算是中文系的系花吧，也是我们话剧社的）、著名剧作家梁左（她妹梁欢——也是我们北大学妹——后来嫁给了我们话剧社社长英达）、著名作家查建英（中文系一高个儿女孩，人称“小查”）……(咋尽是些文科的呢？经过文革的洗礼，我们这代人的笔杆子和嘴皮子比较厉害，至于数理化就基本算是荒废了。)

    就别说全校了，光我们英语班就出了世界银行执行董事祝宪、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赵晓宇、香港期货交易所老总周元、野村证券（中国）的老总岳子明、古英语头一号沈弘、北大欧美文学一把手申丹、社科院英美文学专家吕大年（现代汉语语法泰斗吕叔湘之后，后来我们还在伯克利同学，他念英文系博士，我念法学院博士）等一干人马。

    说句对不住北大老师的话，我在北大四年最大的收益，就是可以从这帮有着天大的造化的同学那里学到太多的东西。

    哲学系的王建军就是其中一例。

    我们是校游泳队的队友。那时北大室内游泳池不开，天冷了，游泳队就每周两趟开着校车到海军大院或者华侨学校去训练，这一下我们就把洗澡、锻炼和聊天儿都全解决了。训练完了，大家坦诚相见，肝胆相照，一边洗着热水澡，一边高谈阔论，煞是开心。每次我们的教练邱震老师都要催好几次，大伙儿才姗姗来迟上了回校的大巴。经济系的李少民，上学前当过工人（我们那届的学生，大多下过乡、当过工人）。记得有回少民冲着热水淋浴，有感而发，跟我们学着工人师傅们讲大实话，说是在万恶的旧社会，门头沟的煤矿工人有三大乐事：“洗澡、喝酒、逛窑子。”我们的阶级觉悟顿时大涨！

    在来去的路上，我跟王建军聊得最多。他没比我大几岁，本来也挺高大俊朗的，可却给人一种少年老成的印象，也许是因为用脑过度，才20多岁，头发就呈现了“火”字头的趋势。我跟他还有一个共同之处，我们的女朋友都是军花——俺媳妇是陆军，他婆姨是海军，尽管都还没结婚，说起各自的女友口口声声都是“我老婆”“我老婆”的。他的专业是马列主义，说起《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反杜林论》自然头头是道，可是他读的更多是些课外书，如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萨特——光听这些名字就长见识。那时候的各种“思潮”特别多，王建军对这些都不屑一顾，嗤之以鼻，“跟我要建立的理论体系差远了！真的，特牛B。”至于他的博大精深理论体系到底是啥玩意儿，他一直跟我卖关子，直到快毕业了，才吝啬地透一点风：今后的世界，不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战胜社会主义，而是双方互相靠拢，互相兼容。

    须知，当时的正统思想是绝对不能容忍半个“资”字的，而我们这代人亲身经历了文革的血雨腥风，对正统的思想大都持彻底否定的态度。所以王建军同志的见解在当时是非常独到的——更是左右不讨好的。

    今天，20多年过去，更看到王兄的高瞻远瞩。这两个星期，美国出现了70多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最讲究经济放任自流laissez faire的共和党政府居然推出了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由政府直接干预市场，上星期五又干脆提出要政府收取银行股权——从1930年代的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以来这还是头一遭。在日臻白热化的总统选举中，两党的竞选人都提出了全民医疗保险的方案。一夜间，资本主义的龙头老大向社会主义迈出了一大步！反观咱中国，30年改革开放，说穿了就是引进了不少资本主义的东西，因此国家综合购买力(purchasing power parity)才一代人时间就从“一穷二白”跃居全球第二（仅次于美国）。

    在经济生活中，人有两大天性，一是贪婪，一是懒惰。由于贪婪的本性，如果政府对市场放任自流，商人们一定会利欲熏心，干下伤天害理的勾当。美国的有毒债券和中国的有毒牛奶就是最好的例子。但是，人又是懒惰的，如果政府管得太多，以至于多干少干、快干慢干、干与不干收入都差不多，人们大多选择后者，甚至宁可大家一起穷死、饿死。中国改革之前就是这副德性。另外，政府管得太多，在经济生活中的权利太大，还会形成严重腐败的温床——人的贪婪本性总是要通过一种渠道顽强地表现出来的。

    所以，一个社会永远都是在大政府与小政府、管理与松绑、集体与个人、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和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锤摆之间寻找平衡，不可能有永远的真理、一劳永逸的康庄大道。如果一个体制内部失去了这种自我调节的机制，就会发展到极端，就会发生激烈的冲突，就会流血。仅在过去的100年里，人类就经历了太多的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之间的人头落地、血流成河。

    美国人到现在还是把社会主义视为洪水猛兽，对红色中国的崛起忧心忡忡。政府明明是用社会主义方式干预经济却要委婉地称之为“监管”(regulation)。在中国也有不少人保持冷战思维，还在念叨“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明明是引进资本主义方式，也只好犹抱琵琶半遮面，美其名曰“市场经济”(market-oriented economy)。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哪天大家都能放下意识形态的面具，老老实实地承认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呢？

    我不敢妄自诠释胡温的政见，但是我斗胆猜想，所谓的“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恐怕就是要在两种制度之间不断地寻找和调节平衡点，既要把生产力从吃大锅饭的懒惰心态中解放出来，又不能让贪婪走向极端而造成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失衡。

    对不起，今天说起老校友，“大”题“小”做，绕了一个大弯子。总之，王建军真的是非常牛，而且那时他还不过是个本科生。

    毕业后，我曾以王建军为原型（还加上我的同班同学周元的影子），写了一篇小说，发表在《青春》文学杂志上。发表时，还配有洋洋一大篇编者按，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成为文革后大学生题材的开山作品之一，并获得了当年的《青春》二等奖。起初编辑通知我时，我心里还老大不高兴，才（!）二等奖，后来知道谁获得头等奖时，我服了——那是梁晓声的《今夜有暴风雪》！当时跟我同时从《青春》出道的还有苏童（后来他的中篇小说《妻妾成群》被张艺谋策划改编成《大红灯笼高高挂》搬上银幕）。所以，您还别看俺今天浑身散发铜臭，曾几何时咱还正儿八经是个蓄长发的“文学青年”呢——当然还得归功于王建军。

    （后记：我们游泳队的队友中，邹亮（数学系的，也是我在话剧队的队友）成了阿姆斯特丹大学教授，唐文方（国政的）成了匹茨堡大学教授，张文军（也是我们英语专业的）成了美国律师，李少民拿了普林斯顿大学博士，成了著名的社会学家，凌风（中文系新闻专业、孟晓苏的同班同学）成了著名摄影师。至于王建军，不知下落——哥们，你在哪儿忧国忧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