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领袖们获取权力的瞬间1

『煮酒论史』 [历史随笔]最高命运——政治领袖们获取权力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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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第八元素 提交日期：2004-9-5 11:27:00  尚未完成
　　书名：最高命运——政治领袖们夺取权力的瞬间
　　目录：
　　开篇辞：最高命运——惊险的一跃 1
　　李世民：天下英雄莫能当 4
　　后记：细节决定成败 18
　　希特勒：疯狂的元首 20
　　后记：民主社会的基石 33
　　戴高乐：孤独的领袖 36
　　后记：（暂无 52
　　叶利钦：帝国终结者 53
　　后记（暂无） 68
　　普京：最后一位总理 69
　　后记：领袖的告别 85
　　斯大林：红色暴君 88
　　后记：权力、异化和平常心 100
　　
　　
　　开篇辞：最高命运——惊险的一跃
　　一
　　“每个人只有一个命运。”这是《教父》中冷酷无情的考利昂老头子的名言，简洁而又耐人寻味。
　　美国诗人弗洛伊德曾经写过一篇《林中路》，仿佛是在为这句话做精彩的注脚：诗人把人生比作在树林中走路，有无数的岔路口，任你选择，但你永远只能选择其中一个。沿着你选择的岔路口走下去，你又会遇到无数的岔路口……当你做出了无数选择——正确的或错误的，走到路的尽头回头再看，所有的岔路口都不见了，你会发现，其实你只走了一条路——那就是你来时的路，那就是你那唯一的命运。
　　“对于这仅有的一个命运，我们应该如何把握呢？”保尔·柯察津的回答也许只适用于他的时代，但这个问题本身，却早已永恒。
　　弱者的命运由别人把握，强者的命运由自己把握。
　　而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由领袖把握。
　　1953年，当政近三十年的“钢铁巨人”斯大林向死神屈服了，1813年，拿破仑在滑铁卢遭遇了他生平最惨重的失败，2000年，叶利钦在二十世纪最后一个夜晚发表了他的辞职演说，1969年，戴高乐在全民投票中失败，黯然下台……这些和历史巨人道别的时刻，总是令人感慨。很多次，当一个民族的伟大领袖离开的时候，几乎所有的观察家都会想到这样一句话：
　　“一个时代结束了。”
　　是的，一个时代结束了。领袖人物是他所在的时代灵魂，因此，他的离开，就是一个时代的谢幕。他的命运，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命运，是“最高命运”。
　　而要让个人命运上升为最高命运，就必须得到一样东西。
　　最高权力。
　　二
　　最高权力的游戏，如此残酷，又如此美丽。
　　在人类的所有欲望中，没有那一种欲望，比对权力的渴望，尤其是对最高权力的渴望，更为强烈；没有哪一种诱惑，比权力的诱惑，尤其是最高权力的诱惑，更能扭曲人性；没有哪一种斗争，比权力斗争，尤其是最高权力的斗争，更能带来这么多令人不寒而栗的阴谋、背叛、疯狂和屠杀。但同样，也没有那一条道路，比夺取最高权力的道路，更能产生这么多令人心驰神往的传奇、辉煌、成就和雄心。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这场游戏的参与者，是国家总理、政党领袖、地方诸侯、三军统帅……，都是一个国家里那些具有最好的运气、胆略和智谋的人物。在一般人看来，他们已经功成名就，地位显赫，但如果他们就此停步，那就只能和历史上数不清的总理、党魁、诸侯一样，在岁月的流逝中渐渐模糊。当我们翻开史书，偶尔也能见到他们的名字，知道他们曾经说过的一两句话、做过的一两件事——但也仅此而已，时代的主题并不由他们书写，历史的命运也并不由他们把握，他们只是跟班、随从和配角。
　　当拿破仑征服意大利返回巴黎的时候，老同学布里昂恭维他说：“波那巴，你已经名闻遐迩、震烁古今了。”这位后来的欧洲征服者轻蔑地一笑，坚定的说：“不，布里昂！如果我今天死去，10个世纪以后，关于我的记载，在世界史上都不会占到半页的篇幅！”
　　列夫·托尔斯泰这样评价林肯：“他的地位，相当于音乐中的贝多芬，诗歌中的但丁，绘画中的拉斐尔和人生哲学中的基督。但如果他不当总统，他的伟大恐怕只有上帝才知道。”
　　马基亚维利曾经说过：领袖人物是自然数，人民群众只是零。他们只有添在领袖人数后面才具有意义。
　　崇高的地位和历史的变迁，为这样一批人提供了从零到自然数的飞跃的机会。这是无比惊险的一跃。一个人数十年的磨炼，一个国家数百年来的机遇，一个在人类数千年历史中注定要写下的篇章，突然之间，就在那一刻全部汇聚、冲突、爆发，然后决定。人类所能拥有的所有力量：野心与奉献、知识与智慧、激辩与沉默、妥协与暴力、坚强与忍耐、果断与沉着……都在那一刻得到了尽情的展现。有的人赢了，他从此属于千秋万代；有的人输了，他从此泯然于芸芸众生。
　　0，还是1？这就是本书要讲述的一个个改变命运的瞬间。
　　
 作者：第八元素　回复日期：2004-9-5　11:30:10　  
　　李世民：天下英雄莫能当
　　
　　背景
　　公元604年，太子杨广杀死自己的父亲隋文帝杨坚，登上了梦寐以求的皇帝宝座，改元大业。
　　杨广是中国历史上最“能干”的亡国之君。他老爹杨坚是历史上少有的明君，其文才武略，恐怕只有后世的唐太宗李世民与清圣祖康熙能与之相比。行均田令，颁《开皇律》，精简机构，发展商业，兴科举，设三省，天下大治。其时经过西晋末年八王之乱以来连续三百余年的混战，民心思定，文臣武将无不尽心竭力地为帝国服务，大家都以为又一个盛世已经来临。即使出现一个中等暴君，以隋初国力之强盛，也可以承受得住。但杨广着实出手不凡，远征高丽、营造东都、开拓运河、巡游江南……如此种种惊人之举，每一样都动用人力数百万，登基七年就激起民变无数，只用了十五年就把杨隋帝国成功葬送。
　　隋末，天下大乱。镇守太原的唐公李渊兵多将广，素有问鼎天下之志。公元617年，李渊趁杨广巡游江南、群雄并起之际，起兵造反，夺取首都长安，立杨广的孙子杨侑为帝，尊杨广为太上皇。619年，乘龙舟南巡的杨广于江都（今扬州）在一次兵变中被杀，李渊于是废杨侑自立，改国号为唐，封长子建成为太子，二子世民为秦王，三子元吉为齐王。而在洛阳，东都留守官王世充等人拥立杨广的另一个孙子杨侗为帝，延续杨隋一脉，大权尽数落入王世充手中。此外，尚有山西刘武周、河北窦建德、山东李密、领导江都兵变的宇文化及等多股势力虎视天下。
　　大野龙方蜇，中原鹿正肥……
　　
　　
　　一
　　天下英雄莫能当——唐宋虎牢关之战
　　（1）王世充
　　街头小混混出身。据说他小时候就得到了跟曹操一样的评价：“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从他当权后扫荡群雄的威风来看，其军事才能不在曹操之下。他升官很快，炀帝南巡时，被委之以留守洛阳的重任。江都兵变后，王世充联合元成都拥杨侗为帝，随后发动兵变，杀元成都，威逼隋主封自己为右仆射，总领内外兵事，也颇有点曹公当年“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味道。可惜当时隋立国不到50年，跟立国四百余年的汉朝相比，“‘天’子姓杨，‘天’自然姓杨”的正统观念没有深入人心，其威力也就大打折扣。
　　兵变以后，王世充为了摆脱洛阳无粮可食、无险可守的窘境，决心夺取洛口仓和虎牢关两大战略要地。他看到唐军的主力正在西北和李轨交战，无暇东顾，于是作了一次军事冒险。顷尽十万大军向东攻击洛口，而把洛阳完全暴露给自己西侧的李渊。
　　李密闻讯，立即下令王伯当镇守金墉关，自己亲率大军迎敌。部将裴仁基向李密建议：“王世充悉众前来，东都必然空虚。不妨分兵死守，不与他正面交锋，另遣精兵三万，绕道河西，径袭东都。王世充必然回去救援，到时前后夹攻，可以轻取洛阳。”李密深以为然，但手下的单雄信、陈智略、樊文超等人，主张速战速决，把他犹豫不决的老毛病又逗发了。因为在这以前，他和王世充曾经打过几场硬仗，都是打赢了的。这一次，又有什么理由会输呢？
　　他最终决定和王世充正面交锋。
　　李密忘了，他对王世充的胜利都是在洛阳兵变以前取得的。世界上这样一种人，在为别人服务的时候碌碌无为，一旦自己成为领袖，却会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和智慧。汉高祖刘邦、魏武帝曹操皆属此类，他们是天生的领袖。
　　王世充也是这样的人。
　　王世充对战争作了充分的准备，深夜遣轻骑潜入北山隐藏起来，又命兵士皆秣马蓐食，天一亮就发动突击。李密仓猝列阵，勉强招架，突然数百骑兵从山上猛冲而下，竟将密军冲作数截。王世充又把准备好的一个极象李密的人，两手反绑，牵过阵前，佯呼道：“李密已擒住了！”军士大呼万岁。李密军本来就被骑兵冲得乱七八糟，怎禁得这番哗乱，不由得误认为真，顿时大溃。
　　王世充一鼓作气，取洛口、夺金墉、下虎牢，把李密赶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得投奔李渊去了。一路上，他又收降了秦叔宝、程咬金、罗士信、单雄信等隋唐名将。随后班师回洛——他的军事冒险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随即，王世充又趁唐军主力在山西与刘武周决战之际，联合窦建德西征李渊。唐军节节败退，函谷以东、黄河以南的土地几乎全部丧失，只得退守函谷关。此外，还收降了朱璨等小股势力。其时李轨、刘武周被李世民所灭，宇文化及为窦建德诛杀，而王世充东据洛阳，西占徐州，南达襄阳，北抵黄河，终于实现了自己跟曹操一样，挟天子、据中原，三分天下有其一的王霸理想。
　　不过，王世充的军事才能不稍逊曹操，政治才能却差得很远。他非常相信巫术，每次征战前都要请巫师来占卜，把卦象看得比手下谋臣的建议更重要。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威，他又命人捕了一些小鸟，在脖子上挂上小锦囊，里面放着各种令符，无非是王世充奉天承运一统天下之类的鬼话。然后就有农夫山人捕了鸟儿，前来进献，王世充大喜，一一封赏。这种把戏，用来欺骗群氓村夫可以，在洛阳这样的天子之都，只能招来文臣武将的蔑视。有一天，程咬金对秦叔宝说：“王世充器量浅狭，好作妄语，喜欢装神弄鬼，岂能做扫平乱世、一统天下的明主？我看我们还是早早另谋出路的好。”这个见解是明智的，秦叔宝立即表示赞成。当时王世充正和唐军交战，万万没想到，就在战场上，秦叔宝和程咬金双双请战，待等他们骑马出营以后，下马跪拜：“蒙公厚待，极思报效，只因公猜忌信谗，我等如若久留，恐怕有祸，因此告辞。”头也不会，直奔唐营去了。在两军交战之际，手下大将公然投奔打了败仗的一方，尚属罕见。王世充气得仗也不打了，班师回朝，却去找那个倒霉的皇帝杨侗算帐。在他看来，秦叔宝等人的跪拜之辞无非是借口，真正的原因是嫌自己官不如李渊大，没有帝王气魄，难成大业。于是一回洛阳就把杨侗毒死，自己当起皇帝来，改国号为郑。
　　皇帝瘾还没有过足，战报传来，李世民率领的唐军主力已经消灭了刘武周，现在挥师南下，兵出函谷关，旌麾直指洛阳。
　　（二）李世民
　　李世民是那种中国历史上罕有的军事天才。从十九岁起（现在高中毕业生的年龄）就统帅数万大军南征北战，攻无不胜，战无不克。只是由于后来当了皇帝，治国才能过于突出，后人往往津津乐道于“贞观之治”，而忘了他的赫赫武功。所以在《说唐》这样的民间话本中，他被描写成知人善任，但武功平平的儒将形象，时时需要手下武将的保护，这才有了程咬金月下赶秦王，秦叔宝抱病战尉迟，单雄信割袍断义，尉迟恭御苑护主等脍炙人口的段子。实际上，李世民不仅善于指挥军队，自己也是一员“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猛将。北征刘武周时，他只带了一名甲士到战场附近的一座小山上去观看敌军营寨，不料被数百敌军包围。他骑马便跑，却被对方骑兵紧追不舍，杀了甲士。在此千钧一发的时刻，李世民突然勒马转身，大喝一声冲了过来，在众人惊愕之际，拉弓便射，领头的武将措手不及，应弦落马，又刷、刷、刷几箭射倒数人。兵众见头领被杀，秦王勇不可当，不敢再追，慌忙退去。其勇猛可见一斑。
　　看李世民打仗，既欣赏他的智谋，更惊叹于他的勇猛。他不仅是卓越的军事指挥家，也是血气方刚的青年，常常在战场上做出一些惊人之举。在和刘武周的大将宋金刚交战时，手下武将纷纷主张速战，他冷静的分析道：“宋金刚孤军深入，粮草不足，然兵精将猛，锐不可当，速战速决对其有利。我军应当闭营养锐，耗其锋芒，待其粮尽，自当遁走，到时我军趁机追击，可保全胜。”在耐心等待了三个月之后，宋金刚果然撤退，李世民立即倾巢出击，一昼夜行二百余里，战数十合，大败宋金刚，其手下猛将尉迟敬德降唐。追击到高壁岭时，由于推进速度过快，辎重和粮草都已经被甩下很远。谋士刘宏基拉住李世民的马苦苦劝谏道：“大王破贼，逐北至此，功已足矣。如此追击不已，不爱身乎？且士卒饥疲，宜在此稍歇，待兵粮毕集，然后再追，为时不晚。”李世民并不下马，正色答道：“宋金刚计穷溃走，军心沮丧，正当一举歼灭。功难成而易败，机难得而易失。若有片刻滞留，使之稍有喘息，不可复攻矣。吾竭忠殉国，岂顾身乎！”于是率领数千精锐骑兵继续猛追，把主力部队完全甩在后面。连续两天不吃饭，三天不卸甲，狂奔数百里，终于在今天山西中部的介休捕捉到宋金刚的主力，一日之内连续突破宋金刚八道防线，杀敌上万。第二天又击破第九道防线，杀敌三千。宋金刚一辈子没见过这么不要命的人，杀得他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当他准备组织第十道防线的时候，士气完全崩溃，部下拒绝听命，四散逃跑。宋金刚与百余骑兵逃往突厥，后被突厥抓住腰斩。
　　当李世民战胜宋金刚，来到被刘武周围困以久的孤城张难堡时，守将樊伯通、张德政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探子刚刚回来报告刘武周已把唐军赶出了山西，他二人已经准备以死尽忠，没想到第二天秦王就亲率大军兵临山西中部的张难堡，简直是神兵天降。樊、张二人高兴得竟然忘了君臣之礼，象小孩子一样又哭又叫，李世民已经累得连话也不想说，只看着他们表演。直到左右告诉二人秦王已经两天没有进食了，他们才如梦初醒，连忙请罪，伺服秦王进食、洗浴、休息。
　　收复山西以后，李世民又马不停蹄，挥师南下，准备一举消灭王世充。
　　二月初，唐军步兵、骑兵共五万，已兵临洛阳城下，郑军出城迎击，双方在位于洛阳城西北面的青城宫展开了一场大决战。王世充采用了他消灭李密的突袭战术，待唐军刚刚抵达青城宫、立足未稳，就发起猛攻。不过这一次他的对手显然比李密高明许多，李世民尚未扎营，就已经先把防线布置好了。王世充突袭未果，双方展开正面交锋。李世民为了打破僵持不下的局面，亲率数十骑兵从侧翼冲入敌阵，希望能打乱敌人阵脚。这种战术曾在对西北薛仁杲时发挥过奇效。不过王世充的军事才能非薛仁杲可比，况且他自己就用这招来对付过李密，岂能吃这个亏？李世民奇袭不成，反而使自己身陷险境。随自己征战多年的爱马“飒露紫”被流箭射死，敌军见秦王落马，一轰而上，准备生擒。他的副将丘行恭赶紧拍马来救，射死离秦王最近的几人，把坐骑让给秦王，自己持长刀步战。好不容易才冲出重围。这样，双方的计谋都未能得逞，只能硬碰硬。现比比拼的不是战术，而是在比谁平时治军得力，在持续的混战中，阵形能否保持良好，兵士能否不惜死战。
　　李世民遭遇到了他身平最险恶的一场战斗。唐军四次把郑军冲散，但王世充硬是率领众将四次把队伍迅速整合，迎头再战。李世民也不得不佩服这个对手，他深知王世充手下的军队有一半是收降李密的农民起义军，整合军队的时间不到一年，竟能经得住自己久经战阵的正规军的反复冲杀，实在不易。战斗从早晨一直持续到下午，郑军才开始渐现疲态，无法抵抗唐军的冲击。王世充只得下令退守洛阳，李世民本待敌军退却，立即象他在西北扫荡薛仁杲一样，趁势攻入洛阳。但郑军虽然败退，阵脚不乱，无懈可击。洛阳为隋朝东都，城墙坚固，防御严密，李世民强攻不下，于是将洛阳团团围住，再派兵清扫了洛阳外围据点。
　　洛阳被围几个月以后，跟中国历史上无数次的围城一样，粮源断绝，饥荒蔓延，家家皆有饿死之人，路边尽是倒毙之尸，先吃死人，后吃活人，甚至易子而食，可怜帝王之都,竟成了饿殍鬼城——这样的人间惨象，在中国历次改朝换代的混战中，到底上演过多少次，不知可有人统计过？也许，已经多的无法统计。我们赞叹李世民的赫赫战功，但有些东西，也实在无法回避。
　　围城八个月，洛阳城中三万户人家已经降至三千户——真正的十室九空。王世充仍然在顽强的抵抗着，这大大出乎李世民的意料，也更加膺服王世充之能。已经饿殍遍地，还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出城投降，没有出现人民暴动，这样的人才不论治国治军，都是一流的。唐军现在也疲惫不堪，人心厌战，不断发生军士甚至大将逃亡之事，以李世民的统帅才能竟然发生这样的事情，可见情况之严重。李世民不得已颁下强硬军令：“敢言班师者斩！”以稳定军心。
　　当世两大高手对决，颇象《神雕侠侣》中洪七公和欧阳锋在华山雪地比武，先使用各种武功招数，谁都无法取胜，于是比拼内力——王世充稍逊一筹。现在，双方都耗尽真气、形同废人，一个武功平平的杨过就能把他们轻松搞定。
　　就在这时，夏王窦建德的十万大军到了。
　　他是来帮王世充的。
　　（3）窦建德
　　窦建德是农民起义出生，又跟李世民的母亲窦氏沾亲带故，论辈分还是李世民的母舅。自己在河北打出一片江山以后，竟自比夏禹，改国号为夏。这个乱世英雄以仁爱宽厚闻名天下，这在农民起义领袖中是极为少见的。称王以后，他吃穿都非常简单，妻子曹氏也不穿着华贵的衣服，婢妾不过十余人。每打胜仗，所得敌方资财总是尽数分给部下，自己分毫不取。他治理的地方人民负担较轻，所以深得民心。唐统一以后，山东、河北一带的百姓还在悄悄修建纪念窦建德的“夏王祠”，可见其影响之深。
　　以军事才能而论，窦建德显然不及李世民和王世充。他属于那种有点军事天才，但没有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统帅，所以打起仗来不是大胜就是大败。不过这种本事在农民起义军首领中间已经算得上出类拔萃，加上他待人宽厚，民心归附，所以在李世民平定西北，王世充巩固洛阳的时候，窦建德也能在河北、山东扫灭群雄。他大破隋将军薛世雄，杀伪魏帝魏身儿，夺取冀、易、定等州，后来又消灭了被李密击溃的宇文化及势力，联合王世充，夺取了李密献给李渊的山东部分地区。
　　李世民兵出函谷以后，王世充曾经请窦建德出兵相助，那时窦建德正在忙着扫荡虎牢关外最后剩余的孟海公和徐元朗两股的小势力，所以没能帮得上忙。不过他还是给予了王世充精神上的支持，还修书一封给李世民，请他把被原本就属于唐，后来被王世充占领，现在又被李世民夺回来的土地奉还给王世充。李世民看完信不禁失笑，觉得有点无聊，就把使者扣下，连信也懒得回。
　　实际上，窦建德拒绝出兵不仅是因为抽不开身。所谓“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道理窦建德当然明白。战争一开始就出兵，和士气正盛的唐军交战，不论胜负，必然损失惨重，就算赢了，也不见得能从王世充那里得到多少好处。所以不妨先坐山观虎斗，等到洛阳的人都快饿死完了，唐军锐气尽失、疲惫不堪之际，已经扫平徐、孟，没有了无后顾之忧的窦大侠再出来主持公道，自然是再好不过。窦建德的算盘是在唐军最弱的时候逼迫其和自己进行一场战略决战，一举歼灭唐军主力，顺便吞并已经奄奄一息的王世充，一石二鸟，趁势一统天下。
　　这个战略是正确的，也是任何高明的战略家处在窦建德的角度所能做出的唯一正确的选择。局势的发展不仅完全符合窦建德的预料，而且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好消息：北方的突厥趁机南下，蚕食李唐的地盘，使得围洛唐军不可能得到任何支援。从士气上看，窦建德新破孟海公，气势正盛。从实力来看，自古以来河北多好汉，‘天下精兵尽在赵代’，夏军的战斗力当强于王世充的洛阳军，看后来刘黑闼的战斗力就可以知道了。事实上夏军和李唐曾多次交手，都是胜多负少，当然，没有和李世民指挥的唐军最精锐的主力交过手，但也不失为一方雄师，并不是没见过世面，没打过硬仗的。从河北赶到虎牢，夏军推进极快，唐军牵制夏军的主力根本没有进行任何像样的抵抗便被击溃。对于洛阳攻坚战中疲惫不堪的三万多唐军来说，窦建德十万大军的到来的确让人震怖。
　　（4）虎牢关
　　窦建德出兵的消息传到唐营，李世民立即在青城宫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会上，包括屈突通等名将在内的大多数唐军将领认为王世充凭守坚城，难以猝拔，窦建德席胜而来，锋锐气盛；唐军腹背受敌，主张暂先退保新安以避敌锋。唯有郭孝恪、记室薛收提出了不同意见：
　　“王世充部下都是江淮精锐，能征善战，只因缺了粮饷，所以困守孤城，坐以待毙。若夏军与之会合，输粮相济，其势益强，则统一大业，遥遥无期。今王世充将败，窦建德又来，看来是天命要让二人双双败亡于此。机不可失，今请分兵继续困住洛阳，大王亲率骁锐，先据虎牢，以逸待劳，定可破灭建德，建德既破，洛阳自克，不出旬月，两贼俱缚。”
　　这一段话说得掷地有声。其实李世民围洛打援之计已决，召开会议听取大家意见，只是等待一个人说出来罢了，也可以观察一下诸将的反应。所以薛收一说，他马上表示了赞成。屈突通等人又出来反对，李世民既然已经表明态度，也就不等薛收等人开口，自己做了解释：
　　“王世充兵疲粮尽，上下离心，不必强攻，可以坐克。窦建德新破孟海公，士气虽高，但骄傲疲惫。我军据守虎牢，易守难攻。窦建德若冒险争锋，取之甚易。若狐疑不战，再过数月，我军攻陷洛阳，然后合兵一处，可以轻取建德。若不如此，待夏军入虎牢，两贼并力，其势必强，害莫大焉。吾计决矣！”
　　屈突通等人还想再争论，李世民不许。
　　随后，李世民立即令李元吉、屈突通等将继续围攻洛阳；自己则率精兵3500 人抢占虎牢关。
　　也就是说，他要用这3500人面对窦建德的十万大军。
　　这也许是人类战争史上兵力最为悬殊的战略决战。
　　三月二十四日，王世充登上城楼，看见烟尘滚滚，一溜兵马向东而去，他知道这是唐军去迎战窦建德了。他也猜到，李世民必然选择在虎牢关迎击夏军。
　　虎牢关的战事将会如何呢？自己的命运，已经完全掌握在别人手中。听天由命般的等待，对王世充这样的枭雄来讲，是不可忍受的。不过当他得知李世民只带了3500人前往虎牢关时，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3500人是守不住虎牢关的。
　　王世充觉得自己已经安全了。
　　由于夏军推进速度极快，李世民不吃饭、不睡觉、不下马，日夜兼程，经河阳、过巩县，二十五日下午到达虎牢时，窦建德已经离虎牢关不足三十里了——好险，如果夏军占领虎牢关，从虎牢到洛阳无险可守，唐军就只能从洛阳撤军了。
　　为了遏制夏军高速推进的势头，李世民二十五日下午到，第二天上午就带着五百骑兵直奔虎牢关以东的夏军大营挑衅。一路上令秦叔宝、程咬金等人布下埋伏。自己和尉迟敬德一起，带着四个骑兵继续前进，在距离夏军大营不足三里的地方，遇到了一队巡逻的骑兵。这几个骑兵见他盔甲金光闪闪，看来身份极高，自然想不到是秦王，却又实在不知本军中还有这样年轻的高级将领。正在纳闷，李世民大吼一声：“我乃秦王也！”说罢，一箭过去，射落领头将官。
　　那几个巡逻兵慌忙逃回营中报信，“秦王”二字果然魅力不凡，不一会儿便从夏军大营里杀出骑兵五六千人。跟随李世民的四人大惊失色，李世民说道：“你们先走，我和敬德殿后。”于是刷、刷两箭，射倒了冲在前面的两人，众人惊恐，怕有埋伏，不敢追赶，又见李世民走得不紧不慢，实在舍不得，于是再追。如此反复，李世民射死五、六人，尉迟敬德用大刀砍死十多人。就这样，追兵在犹犹豫豫间被引进了埋伏圈，秦叔宝、程咬金率领伏兵从侧翼奋力冲杀，大破敌军，斩首三百余，活捉夏军大将殷秋、石瓒。
　　这一战，成果辉煌，却也可以看出李世民的处境困难。当时自己顶住压力出兵虎牢，如若不胜，局面将会相当被动。其时士卒疲惫，几乎无人相信区区数千兵马能够力敌窦建德十万大军。加上年轻好胜，李世民肩上的压力之重可想而知，所以只能使出这不要命的招数，孤身诱敌，期望以传奇般的胜利来鼓舞军心。幸好没出什么意外，要是又被射中坐骑什么的，不但成不了英雄，还要落个千秋笑柄。当然，他被几千人追赶，还能回马放箭，且箭无虚发，其箭术之精、胆略之高，远非寻常将领能比，靠的也不仅仅是运气。
　　随后，李世民又修书一封给窦建德，其语气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河北、山东，一直就为我所有，却被阁下所夺，还将我皇姑皇妹虏走。但看在你已经恭恭敬敬的把她们送回来的份上，也就不跟你计较了。王世充曾和阁下联合与我大唐为敌，后来又跟你翻脸争地，可见其反复无常。现在洛阳危在旦夕，又用一些花言巧语来向你求助。可笑阁下竟然真的兴师动众，耗费千金之资、粮草无数，来救这样的卑鄙小人，是不是有点不太明智？我今天本来想亲自到阁下大营说明情况，却不料您竟用几千铁骑欢迎我，有失待客之道。更没想到，贵军竟然一触即溃，真是令人遗憾之至。依我之见，凭阁下这点实力，还是趁早带兵回家，方为上策，不然到时候身死他乡、魂归故里，怕是要追悔莫及了。”
　　这封信的目的，看似激将，实则疑将。李世民素知窦建德为人宽厚，冷静有余而果断不足。这种一看就是想激怒对方的语气，反而让窦建德狐疑不定，迟迟不敢进兵，为唐军赢得了宝贵的休息时间。
　　就这样，唐夏两军在虎牢关对峙了足足一个月。一月之间，李世民变着方儿骚扰夏军，每次都是小胜而归。又派王君郭袭击夏军粮道，俘获大将张青特。眼看夏军士气渐衰，人心浮动，进又不敢，退又不甘，难以持久。
　　这时，谋士凌策向窦建德建议，北渡黄河，甩开唐军主力，进攻山西。
　　消息传到李世民耳朵里，大为震骇。唐军主力尽在洛阳，山西空虚，夏军必可势如破竹。占领山西，就可以直接威胁唐的根据地关中。到时候将不得不放弃洛阳，回师救援，若王世充率军追击，和窦建德南北夹攻，关中危矣。幸好王世充的说客苦苦哀求，说洛阳危在旦夕，等不到夏王您扫平山西的那一天了。说得窦建德十分犹豫。不过如果虎牢关再迟迟不下，说不定他会改变主意。
　　当然不能让他改变主意。
　　看来只能孤注一掷，主动寻求夏军决战了。
　　现在的任务不是用3500人守住虎牢关，而是要用3500人消灭十万夏军。
　　李世民也真敢想。
　　怎样才能引诱夏军拔营倾巢出战呢？正在这时，唐军情报人员送来了可靠的军事情报：窦建德计划趁唐军粮草不足，到黄河北岸牧草丰美之地放马，骑兵不能发挥作用的时候进攻虎牢关。
　　这个情报来得太是时候了，李世民听罢大喜，立即定下牧马之计。
　　（5）“豆入牛口”
　　五月一日下午，李世民将战马千匹，尽数运到黄河北岸放牧。窦建德闻讯大喜，第二天天还没亮就拔寨起兵，到虎牢关外的牛口布阵，隔着一条汜水便可看见虎牢关。你想十万大军，何等壮观，营寨相接，绵延二十余里。从虎牢关上远远望去，便如黄河暴涨，大江横流，满山遍野，一直连到天边去了。众将领见夏军声势浩大，都不免有些害怕。唯独李世民说道：
　　“贼自起山东，未尝遇过强敌。逼城下寨，是有轻我之心。布阵时声音大而杂乱，显然缺乏纪律。我按甲不出，彼勇气自衰。时间一长，士气消退，我军蓄势而发，无不克者。我与诸将打赌，不过中午，必破之矣！”众人半信半疑。
　　窦建德见唐军不出，轻敌之心更甚，于是派了三百骑兵渡河挑衅。其时战马还未全部运回虎牢，李世民故意与他拖延时间，只派了两百骑兵手持长槊出战，时进时退，不分胜负。夏军将领王琬被搞得莫名其妙，正在疑惑，冷不防一人从右面持刀砍来，慌忙举枪一隔。不料对方使的是虚招，刀上没有用劲，长枪隔了个空，上半身整个亮了出来，两马相错，只听得一声：“过来吧！”还没看清是谁，已被人家长臂一伸，当胸抱了过去，再也挣不脱了。只见那敌将擒了自己，并不回阵，转了一圈，却来追自己的青骢马。奔驰之间，右手一捞，已牵住马缰，这才一手一个，回了唐营。
　　原来李世民在一旁掠阵，认出王琬骑的是隋炀帝的青骢宝马，十分喜爱，不由得大声赞叹起来。尉迟敬德在一旁听了，就要上前夺马。李世民连忙劝道：“岂可因一战马而丧一勇将。”好马不可与猛将相比，有爱才之心，但这个“丧”字，实在太不给面子。尉迟敬德哪里听得这样的话，不由分说，夺马而出。
　　夏军见尉迟敬德顷刻之间，擒将虏马，勇猛难当，正在害怕，突然迎面宇文士及率领三百骑兵冲杀过来，哪里抵抗得住，连渡水回营也来不及，于是向东奔逃，宇文士及穷追不止。
　　窦建德看见宇文士及三百孤军远离本阵，以为有机可乘，于是马上派出数千骑兵向东追击，却不知中了李世民之计。原来当时已近中午，战马全部运回，且饱餐了一顿鲜美的牧草，一个比一个精神。李世民远远望见夏军没有吃饭，饥渴难耐，大家都散乱的坐在地上休息，还有不少士兵出营，到河边饮马洗澡。暗拊窦建德治国宽厚固然不错，但治军过宽，纪律松弛，实在大错特错。现在军心已疲，阵形已散，于是派宇文士及诱出他数千骑兵，阵脚更乱。
　　窦建德骑兵一出，李世民即刻大喝：“贼势已懈，急击勿迟！”唐军虽然只有3500人，但象秦叔宝、程咬金这样的猛将就有数十，其余也都是身经百战的骁骑，虽然没有吃饭，但常跟李世民打仗，早就习惯了，也不觉得怎么饿。于是分成八队，一齐渡河。
　　偏偏此时窦建德正在召集朝臣开会，他压根没想过数量如此微弱的唐军会主动出击，只盘算着怎么进攻，所以竟然将主帅大营设在离汜水不足五百米的地方。听到唐军渡水来攻，连忙命令朝臣后撤，组织骑兵前突。一时人流混杂，朝臣们慌乱后退，挡住了骑兵前进。窦建德一看不行，又命令朝臣先回大营，等骑兵通过以后再行撤退。
　　进退之间，唐军已至。
　　一通好杀。
　　这三千铁骑踏入夏营，就好像几只野牛闯进菜园子一般，也不管是冬瓜南瓜萝卜白菜，统统踩得稀烂。所谓兵败如山倒，二十余里的大营，第一道防线被突破以后，后面的人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见前军潮水一般的逃命，杀声震天，想是败了，也跟着转身开跑。有些跟窦建德征战多年的老兵，经验丰富，还想着列阵坚守。偏偏阵中还有刚刚收降的徐元朗、孟海公的三万多人，无心恋战。特别是孟海公旧部，自当兵以来只打过一仗，就是窦建德平孟海公那次，以为打仗就是先逃跑后投降，一见前边败了，马上夺路狂奔，挡都挡不住，敌人还没看见，先把自家营垒冲个七零八落。这一下真是黄河决堤，一溃千里，夏军兵马自相践踏，死伤不计其数。夏王窦建德见势不妙，想趁乱逃跑，但无论他如何东窜西窜，总有两骑穷追不舍。原来他那身黄金宝甲实在太引人注目，被唐军车骑将军白士让、杨武威二人看见，知道肯定是重要人物，想抓了领赏。想当年曹阿慲割须弃袍，何等英明果断，汉高祖被项羽追杀，连亲儿子都要推下车去减轻重量，窦建德却连身金甲都舍不得，看来确实是平时勤俭节约惯了的。跑到汜水和黄河汇合的牛口渚，再也无路可跑，想起以前军中流传的歌谣“豆入牛口，势不得久”，心理登时绝望。犹豫间，杨武威拍马赶到，抬手就是一槊，刺在马腿上。窦建德一个不稳，跌落下来。眼见白士让跟着举槊刺来，慌忙喊道：“莫杀我，我是夏王。如若相救，富贵与共。”二人听得心花怒放，高兴得几乎要给他行礼——连忙绑了回营。
　　李世民收军升帐，检点敌囚，白士让和杨武威抢着上帐献功，报称拿住了窦建德。李世民大喜，即令将其推入。窦建德立而不跪。李世民也不在意，冷笑道：“我自讨伐王世充，你来凑甚热闹？越境前来，犯我兵锋，今日何如？”窦建德心灰意冷，羞愧难当，哪里还经得住这一番冷嘲热讽，只得低头答道：“今不自来，恐烦远取。”听得李世民忍不住一乐，本想好好羞辱他一番，见他如此沮丧，反倒没了心情，挥挥手把他押了下去。八王之乱后，汉赵帝国的刘聪抓住西晋最后一个皇帝，问道：“司马家个个贵为王侯，却为何如此自相残杀，失了天下？”司马某答道：“司马家的知道姓刘的要做天子，不敢劳您动手，所以先行了断。”相当惨痛，与窦建德的回答有异曲同工之妙。窦建德立而不跪，是有骨气，一问之下，却说出这样没出息的话来，真是既可笑又可悲。
　　这一仗，李世民以绝对劣势的兵力获得全胜，杀敌万余人，获得俘虏五万余人，擒获敌军主帅，可谓完美。唯一麻烦的就是那五万俘虏，唐军兵力太少，不要说消化，连看管都困难。在古代战争中，降军数目过多、难以消化时，一般都难逃被屠杀的命运。因为如果释放，就等于给敌方保留了一支有威胁的有生力量。秦赵长平之战，秦军以六十万俘获赵军四十万，秦末农民战争，项羽以六万俘获秦军三万，都是全部坑杀。甚至到了近代，拿破仑远征埃及时，以两万兵降四千卒，也是无法处理，只得全部枪杀。但这一次降卒实在太多，要想一次杀完都不可能，如果分批进行，一个不慎，就会引起暴动。无奈之下，李世民只得将他们就地遣散，这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后来窦建德部将刘黑闼起兵，确实有不少人又重新聚集，继续和唐军作战。但在当时，只能释放。
　　处理完降卒后，李世民立即押着窦建德，回抵洛阳城下，用鞭指着囚车，仰呼城上道：“王世充！你看囚车里面，是什么人？便是来救你的窦建德。”王世充正在城楼，向下一瞧，果然囚车里闷坐一人，心理顿时凉了半截，只得壮着胆子问道：“囚车内是否夏王？”窦建德道：“不必说了，我来救你，先作囚徒，你真害得我好苦呢。”说完竟然哽咽起来。王世充也不禁垂泪，还要想说点道歉的话，唐军又牵出三辆囚车。一看，竟是与窦建德合兵一处来救自己的哥哥王子琬，还有自己派去夏营的说客长孙安世、郭士衡二人，一时愁上加愁，痛上加痛，差点立脚不住，从城墙上掉下来。这一下再无怀疑，万念俱灰，突然觉得功名霸业，都是虚幻，只求保住兄长、家人性命，再无他求。李世民见他不吱声，高声喊道：“如若不降，我便将他们一一处斩！” 王世充止住眼泪，慌忙说道：“且慢！我当出降，大王肯许我免死么？”李世民道：“准你免死！”
　　王世充于是开城投降。
　　虎牢关之役，李世民将智谋、勇猛、耐心、果断等各种统帅才能发挥到了极至，以数千骑兵破十万强敌，一战而擒两王，威震天下。
　　时年李世民二十五岁。
　　二
　　功高盖世，兄弟相残——玄武门之变
　　（1）李建成
　　由于后来李世民皇帝当得太好的缘故，后世常常把李家老大描写成跟他三弟李元吉一样的弱智形象，无尺寸之功，只知贪财好色、栽赃陷害，处处与李世民作对。其实不然。
　　李渊问鼎中原的志向由来已久，出任太原留守，统领山西以后，便把长子李建成、三子李元吉派往河西郡，广招人才，却把次子李世民留在身边，直接参与密谋。这一安排，是因为他知道李世民才能出众，是自己不可或缺的助手，同样对李建成寄予厚望，希望他能独立行事，将来继承大业。晋阳起兵以后，李建成率领自己召集的义军从河东返回，李渊见他手下人才济济、军容整齐，十分高兴，立即授予他统军大权，命他去攻打西河郡，而把原本统帅晋阳义军的李世民降为其副手。由于义军刚刚召集不久，缺乏严格训练，李建成即着手制定军法，宣告上下，经过一番整顿，军容有了很大改观。
　　进军路上，李建成和弟弟李世民，身先士卒，与士兵同甘共苦。他们力求不骚扰百姓，路旁菜果，非买不食，如有偷窃，立刻赔偿，对于偷窃者一般处罚较轻。这样既争取了民心，又不失军心。百姓苦炀帝暴政已久，见到这样的军队，自然人人感动，尽力支持。到了西河城下，兄弟二人一起查看地形，身不披甲，也不带兵，可见两人胆略都不在小。李建成下令不得伤害百姓，任由西河城门大开，百姓自由出入，当然这也可以方便唐军间谍出入。次日，义军刚开始攻城，城内郡司法书佐朱知谨策动百姓起义内应，引义军入城。这一仗打得干净利落，除了郡首高德儒以外，未杀一人就占领了西河，从而为义军进攻长安打开了通道。李建成、李世民从出发到凯旋返回太原，不过九天。李渊问知经过以后，对兄弟俩大加夸奖：“以此用兵天下，横行可也！”
　　西河取胜后，李渊改编军队，让两人分掌军权，李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率左三统军，兼任太原郡守；李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率右三统军。公元617年，大业十三年，李渊任李元吉为太原留守，带着两个儿子，亲率三万大军西征长安，意在夺取关中，作为进图天下的根据地。李渊遥尊远在江都的杨广为太上皇，立代王杨侑为帝。不过留守长安的杨侑并不领他的情，派了宋老生率两万精兵驻守霍邑，迎击义军。
　　李渊军走到离霍邑还有五十里的贾胡堡，恰逢秋雨连绵，道路泥泞，只得暂缓进兵。李渊又派人到太原叫李元吉增运一个月的粮草。突然军中流传刘武周联合突厥南下进攻太原的消息，也不知是真是假。由于众将领的家属均在太原，偏偏派去要粮草的军士一直没有回来，看来情况多半属实，一时军心动荡。李渊连忙召集群臣开会，会上，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宋老生兵精粮足，据险以守，一时难以攻下，再说这秋雨不知下到何时，主张先率军返回太原，再作打算。
　　唯独李世民表示坚决反对：“刘武周为人骄傲多疑，突厥人又喜欢贪图眼前利益，不讲信义，双方看似和睦，其时互相猜疑。突厥与其不远千里来攻太原，不如趁刘武周南下就近吞并他的地盘。刘武周自然也看到这一点，未必敢和突厥同谋。朝廷知我军高举义旗，害怕关中百姓受我军影响纷起响应，所以冒险把全部精兵都突到远离长安的霍邑，我军只需强攻霍邑，以后便可势如破竹。现在没有弄清楚情况就回师，军队不知道情况，恐怕生变。就算情况属实，刘武周南下，我军士气低落，一时难以战胜，背后宋老生、屈突通趁势追击，南北夹攻，我军危矣。”说得十分精彩。李渊沉思了很久，终于摇头道：“粮草将尽，势难逗留。如若晋阳有失，我等岂不无家可归。”于是下令立即回师太原。
　　当天晚上，李世民找到李建成，希望他能与自己一起去劝阻父亲。李建成摇头说道：“你的看法，我很赞同，但父亲决心已下，恐怕难以更改。”说完转身要走。
　　李世民连忙拉住他，叫道：“大哥！父亲回师太原，意在保家属平安。但既然起兵造反，本来就是把全家性命放在了刀刃上，哪能万无一失？就算这次击败刘武周，保了全家性命，但时机一失，将来天下为他人所夺，我们全家，又有谁能够活命？”说完竟留下泪来。
　　李建成看着弟弟，沉吟半晌，握住他的手道：“好吧，既然如此，哥哥就与你一道去求父亲，或许可行。”李世民转悲为喜：“你我兄弟同心，父亲定然回心转意！”于是二人直奔主帅大营，但其时天色已晚，李渊已经睡下，二人不敢贸然入内，就双双跪在军帐之外，齐声痛哭。李渊正在辗转难安，听到哭声，觉得奇怪，仔细一听，竟然是自己两个宝贝儿子，大吃一惊，连忙把他们召入帐内。李世民再次进谏：“军队刚刚招募，高举义旗去攻长安，进则士气高涨，攻无不克，退则军心溃散，灭亡无日。所以痛哭。”李建成点头称是。
　　见两个儿子意见坚决，又没了群臣在一边鼓噪，李渊才恍然大悟，追悔莫及，说道：“但军队已经向北撤退，如何是好？”李世民说道：“我统领的右军还没有动。”李建成摇摇头，说：“左军已经奉命撤退了。不过走得不远，现在去把他们追回还来得及。”李渊于是决心已定，马上命二人连夜将左军追回。
　　几天之后，从太原增援的军粮运到，证实了并无刘武周南下之事。
　　又过了几天，天气放晴，由于地面潮湿，起了大雾。李渊当即亲率骑兵，沿东南山旁小路，在大雾的掩护下，急袭贾邑，在离贾邑五里处的小山安营扎寨。宋老生仗着贾邑城易守难攻，只是坚守不出。当时李渊军缺乏攻城器械，一时也没有什么办法。李建成建议道：“宋老生有勇无谋，以数十轻骑前去挑衅，必然出击。如果他不上当，我们就派内奸散布谣言，说宋老生与我军密谋，所以不愿出战。到时候畏于压力，不由得他不战。”
　　李渊深以为然，于是由李建成、李世民各率十余轻骑，到城下大声辱骂。宋老生果然恼羞成怒，倾巢出动，二人慌忙逃回本营，宋老生怕有埋伏，也不猛追，只在离城一里处下寨。李渊想让军士先吃午饭再战，李世民说道：“敌军立足未稳，机不可失。”从在贾家堡退兵的反应来看，李渊已知李世民的独立统军能力胜过李建成一筹，于是自己和李建成一起率领左军在城东布阵，而让李世民单独带领右军悄悄到城南布阵。随即，李渊和李建成率军向隋军发起猛攻。宋老生虽然立足未稳，吃了点亏，但率领的都是隋军精锐，且人数占优，李渊军刚刚组建，杀了一阵，渐感不支，开始向后退却。隋军又有一支军队从东门杀出，袭击义军侧翼，李世民见势不妙，亲率千余骑兵从南面猛冲入敌阵，身先士卒，砍死数十人，把刀都砍得卷了仞，大家见主帅勇猛，也不甘落后，杀得起劲。右军步兵也随骑兵掩杀过来，隋军腹背受敌，阵脚已乱，李世民又传令军士齐声大喝：“已获老生矣！”乱上加乱，隋军大溃，纷纷逃向城门，逃进去一半时，李建成引兵堵住，只留下宋老生一支孤军在外。此时城上隋军放下一条绳索，宋老生正在沿着绳子爬上去，被义军将领刘宏基看见，跃马过去，砍为两段。
　　贾邑一战，隋军主力被歼，李渊军队再未遇什么像样的抵抗便进了长安。从进入长安以前的表现来看，李建成的军事才能虽然不及李世民，但能立法令、体民心、有智谋、有胆略，实为帅才，并非碌碌之辈。如果能够长期带兵打仗，相信也会立下不少功劳。就算当不成皇帝，至少可以驰骋沙场，不失为一代名将。
　　但命中注定，他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李渊进入长安以后，令杨侑封自己为唐王，立建成为世子，杨广死后，自己登基当了皇帝，又立李建成为太子。根据传统，太子是国之储君，应该留在君主身边，习理朝政，一般统军作战是不派太子亲征的，所谓“君之嗣嫡，不可以帅师。”这样，李建成因为嫡长子的身份，得一个储君的空位，却丧失了统军的实权。李世民则正好相反。
　　从此以后，兄弟二人便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2）李渊
　　作为开创大唐四百年基业的君主，李渊无论文才武略都是不错的。他选择了正确的时机起兵，又定下西取长安、再图天下的战略，确实是深谋远虑。起兵以后，沿途郡县、小股地方势力竞相归附，看来是早已威名远播。也正因为如此，才能教出李建成和李世民两个文能治国、武可安邦的儿子，这既是他的幸运，也是他的不幸。
　　幸运之处是显而易见的。李渊能力出众固然不错，但肯定远远达不到刘邦、刘秀、曹操、赵匡胤、朱元璋、努尔哈赤的水平，他最大的缺点是缺乏知人善任之明——这是一个领袖最重要的素质。攻陷长安以后，抓住了马邑郡丞李靖。李渊素知此人文武全才，但想起以前跟他有些私人恩怨，就想趁机杀了。行刑前李靖大呼：“公兴义兵，本为天下除暴，以成大业，何挟私怨以杀壮士！”李渊充耳不闻，还是要杀，只是李世民求情，才免了他一死。后来又听信谗言，误杀开国功臣刘文静。至于各地义军头目，不论自己是归降的，还是战败被抓的，也不论势力大小、能力怎样、态度如何，包括李密、薛仁杲、李轨、窦建德等人，一律杀了。只有郑帝王世充，因为李世民反复求情，说自己已经亲口答允饶他一死，杀之不义，才勉强放过。但不久后王世充在自己家里被仇人所杀，杀人者又被李渊赦免，不知其中有何奥妙。以上种种，全靠两个儿子，特别是李世民给他弥补了。李渊用人，是典型的任人唯亲，文官的任免上还好一些，军权完全由自己的儿子、兄弟、女婿等一拨人掌握，这些人当中大部分没有能力统兵打仗，屡战屡败，唐军除了李建成、李世民率领的军队外，很少打胜仗。如果不是运气好，摊上了李世民这么一个百年不遇军事奇才，怕是刚刚起兵，从霍邑返回太原，不久就兵败被杀了。靠儿子打江山，自己开国当皇帝的，古今中外，仅此一例。这是李渊的大幸。
　　不幸之处就是这样的儿子一下摊上两个，如果李建成也跟李元吉一般无用，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多麻烦。皇帝的宝座只有一个，手足相残不可避免。在处理皇位继承的问题上，李渊优柔寡断的毛病暴露无遗。他一直就清楚李世民不论文才武功，都在李建成之上，自己从心里面也最喜欢这个有些桀骜不逊的二儿子，但还是一定要立长子为太子。立了李建成做太子，仍然死守古训，不让他再带兵打仗，放着一个优秀的统帅不要，却派不争气的李元吉胡乱带兵，被打得丧师失地，最后还得李世民东南西北到处救火。作为开国之君，这点突破陈规的魄力都没有，实在差劲。
　　随着李世民战功日高，李建成日益感到自己太子地位所受到的威胁。李建成本来是心胸开阔的，但在宫中日久，对黑暗的宫廷斗争耳濡目染，心态难免不起变化。而且在中国古代的绝对专制的皇权体制下，也由不得他心慈手软。唐统一以后，李世民以为“海内渐平”，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政治问题上来，开文学馆，广招治国之才，这更是激起了李建成的愤怒，下定决心除掉李世民。有一次高祖李渊带着李世民、李元吉外出巡游，而让李建成留守京都。李建成想在半道派兵截杀李世民，事情败露，因为李渊和李世民同行，所以这次行动就由普通的兄弟争权成了谋反大罪。参与行动的将领杨文及情知必死，干脆起兵造反。李渊大怒，将李建成囚禁，派李世民前往征讨，并向他许诺：“征讨杨文及之后，我便立你为太子。至于建成，我不能象隋文帝那样自诛其子，当封为蜀王。蜀地经济落后，士兵战斗力不强，今后他若能安守本份，当然很好，如有不臣之心，你要消灭他也不难。”看来是主意已定，连后事都想好了。但等李世民得胜归来，他又听了被李建成贿赂的嫔妃、大臣说情，改变主意，只是把李建成手下的谋士全部流放了事。废立太子之事，提也不提，弄得李世民十分尴尬。
　　后来，李渊看见太子和李世民矛盾日深，流血冲突不可避免，于是异想天开的想出了一个主意。他招来李世民对他说：“晋阳起兵，扫平海内，都是你的功劳，本该立你为太子。但建成是长子，又为嗣已久，我实在不忍心把他废了。你们兄弟不和，同处京都，恐怕有祸。我有一个办法，你自到洛阳，建立王府，洛阳以东的国土都归你管理，我还特许你出入使用天子专用的车马、旌旗。你看如何？”这种办法，简直骇人听闻，亏他想得出来。倘真如此，李渊一死，天下非大乱不可。李建成比他老子有头脑，知道李世民留在长安，自己还有胜算，去了洛阳，便是潜龙入海，谁也休想制得住他，马上派亲信劝说李渊。李渊于是又改变了主意，此事不了了之。
　　天子之言，岂能如同儿戏？何况太子废立，事关国体。李世民就算不想篡位，经他这么一折腾，不想也得想了。如此摇摆不定、言而无信，将来被自己儿子兵变赶下台，也是活该。
　　（3）李元吉
　　所谓龙生九种，李渊有四个儿子，四子李元霸早夭，剩下的三个当中有两个才堪治国，已经算命中率极高了，所以出一个李元吉这样的酒囊饭袋，也不能怪他教子无方。李渊西进长安，让李元吉做太原留守。刘武周手下宋金刚兴兵来攻太原。他把司马刘德威招来说道：“你率老幼守城，我领强兵出战。”说得跟真的似的，果然当晚就托词出兵，带着妻妾，一溜烟逃回了长安。连敌人都没看见，就把黄河以东的土地，全部拱手让给了刘武周。李渊见他不成，就先不让他带兵，跟着李世民历练历练，也没长什么见识。后来李世民去守虎牢关，留他继续围攻洛阳，却被王世充一小拨出城挑衅的军队杀的丢盔弃甲，连损几员大将。若不是围城八个月，郑军早已虚弱不堪，竟被王世充解围，那不管李世民在虎牢关如何完胜，也都无济于事了。
　　后来窦建德旧部刘黑闼在山东起兵，李世民前往征讨，又带上李元吉一路，大败刘黑闼。不料李建成在长安串通高祖爱妃张婕妤，说李世民拥兵自重，不把李渊放在眼里。李渊竟然信了，中途把李世民招回，却将兵权交给李元吉。刘黑闼本来已经被杀得只剩两百骑兵逃往突厥，一听李世民被招回，大喜过望，从突厥借了几千骑兵，联合徐元朗，来攻淮南。淮南王李神通招架不住，去请齐王李元吉、亲王李道玄前来支援。李元吉满口答应，只是按兵不动。李道玄亲眼看见李世民杀得刘黑闼抱头鼠窜，以为好欺负，也学着李世民的样子，身先士卒，提刀冲入敌阵，哪知刚冲进去就被层层围住，再也冲不出来，丢了性命。李道玄虽然不自量力，到底还算有些血性。李元吉则是望风而逃，根本不敢交战，胆小如此，倒也罕见。不到半个月，刘黑闼已将失地全部恢复。
　　此时，李建成的谋臣魏征向他建议：“秦王功盖天下，内外归心，殿下仅因长子的身份，立为太子，此时不立大功，恐怕不能服众。今刘黑闼败而复回，兵少将寡，人心未定，殿下可自请出征，讨平残孽，立下战功，并趁机接纳山东豪杰，才能巩固你的地位。”李建成深以为然，立即向高祖请求领兵讨伐刘黑闼。李渊也发现问题所在，希望他能立下军功，与李世民抗衡，于是破例同意了，授他为山东道行军元帅，李元吉仍旧当跟班。李建成打仗不如李世民勇猛，也不强攻，还是他当年取西河的老套路，收买民心，离间敌军，断人粮草。刘黑闼哪里吃得消，还没打仗，士卒散尽，粮草断绝，只得逃跑，偏偏手下又有人被李建成收买，将他杀了降唐。一个月后，刘黑闼和徐元朗的势力即被消灭。
　　李建成很好的实现了魏征的战略，后来密谋半道截杀李世民，就是依靠他这次东征结识的一批将领。可惜扫平刘、徐以后，天下再没有势力可供他去消灭，这样一次小胜获得的资源，远远无法和李世民相比。
　　对李元吉而言，这是他在唐军入关中以后头一次和李建成长期共处。他跟着李世民征战数年，本该和二哥亲近些，但李世民治军极严、性情刚直，对李元吉贪生怕死、喜欢耍小聪明十分看不惯，时常注意严加管束，所以李元吉从他那里没讨什么好去，兄弟二人始终不和。现在李建成领军，他发现大哥治军甚宽，尤其是对自己，从来不以军纪约束，任随自己花天酒地，大合脾胃。李建成在皇宫呆惯了，也学了一些宫廷里钩心斗角的本事，对李元吉搞阴谋诡计的才能十分欣赏。二人一拍即合。
　　（4）玄武门
　　太子和齐王联合，形势迅速变得对李世民不利起来。
　　李世民虽然长期征战，但现在身居长安，不得随意调动军队，只有秦王府中以秦王卫队的名义保留八百精兵。李元吉也有相当数量的齐王卫队。李建成是太子，可以保留的军队较多，二人加起来共有两千兵马。李世民能征善战，李建成却也不弱，都是带过数万兵马的，各自顷尽全力训练千百个精兵，实力不相上下。但二王兵力多出一倍，从地理位置上看，秦王府居于东宫和齐王府之间，到时候两边夹攻，可使秦王府腹背受敌。并且城内巷战不同于野战，李世民最为得意的骑兵战术难以发挥功效，要想以少胜多，十分困难。
　　李建成久居长安，早已将高祖身边的近臣、宠妃笼络尽了，在李渊面前说了李世民不少坏话。东征回来以后，多了不少猛将，又招来狗头军师一名，动作渐渐阴毒起来。在李元吉的谋划下，他开始有步骤的将秦王手下的文臣武将一个一个诬告逐出长安，程咬金、段志玄、房玄龄、杜如晦等皆被调走。李世民用兵如神，但面对比军事斗争复杂万倍的政治斗争，尚不能进退自如，加上性格刚直，平时结交的都是英雄豪杰，不要说主动巴结，就是高祖的那些贵妃近臣向他索要什么好处，也往往自讨没趣。所以空有一身盖世功勋，却很快在政治、军事上都处于劣势。尚在秦王府的尉迟敬德、长孙无忌等人十分焦急，每每劝秦王及时动手除掉太子和齐王，李世民只是不准，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众人只得干着急。
　　二王却在毫不松懈，步步紧逼。
　　公元626年春，即平定刘黑闼以后三年，突厥又兴兵南犯。李建成推荐齐王统军抵抗，李渊居然一口答应。李元吉这种逃命将军，当然不会真的去跟突厥交战。他向李渊提出，调秦王府的尉迟敬德、秦叔宝等人随行出征，想趁此机会调走秦王府的骁骑猛将，好对秦王下手。李渊也一一准允。
　　得知此事后，尉迟敬德立即与长孙无忌进谏李世民：“还不动手，祸在目前了。”李世民道：“骨肉相连，我如何忍心下手？”尉迟敬德道：“大王居功至伟，天命所归，路人皆知。所谓天与不取，反且受殃，岂可因为这等小仁小义，不顾大局？”李世民还在犹豫。突然有密探来报，齐王与太子定计，邀请秦王与太子至昆明池，为齐王北征饯行，席前伏下刀斧手，先杀秦王，然后逼高祖禅位。长孙无忌说道：“事已至此，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没有别的选择了。”李世民这才长叹一口气，说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骨肉相残，古今大恶，我如何不知祸在旦夕，但所以一直按兵不动，其实是想等他们先动手，然后仗义出讨，方能服众。”
　　尉迟敬德见秦王已经开始半推半就，于是趁热打铁：“大王若不决断。我等再留在王府，恐怕死无葬身之地，请准许我辞官回乡。”长孙无忌马上表示也要辞职。李世民只得勉强同意，于是召集府僚商议，众人无不赞成立刻动手。李世民还不放心，命人取来龟卜，正要占上一占。突然人群中走出谋臣张公谨，拿起龟卜，砸个粉碎：“卜以决疑。此事有何疑问，竟然需要占卜？如今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如果问卜不吉，难道就罢手不干不成？”真是爽快之极，众人齐声叫好。李世民这才下了决心，立即叫长孙无忌密召房玄龄、杜如晦二人定计。二人均被调出，但却冒险隐居长安，就是等待秦王起事。见长孙无忌来请，故意推辞：“皇上已经降旨，令我二人不得再事秦王，私自晋见，乃是死罪，不敢奉先生教。”长孙无忌回报李世民。李世民大怒，拔出佩刀，递给尉迟敬德道：“玄龄如晦，安敢叛我！今命你持刀前往，若再不前来，可用此刀杀了，持他二人首级来见。”—— 在道义、政治、军事三重劣势的压力下，虎牢关前那个傲如骄阳的李世民曾经一度豪情不再、做事拖泥带水，变得让人几乎认不出来了，但终于在危急关头做出了正确的抉择。这一拔刀授命之举，可见他又找回了当年一战擒二王的气魄。
　　尉迟敬德、长孙无忌是早就和房、杜二人商议好了的，并不担心他们不回来，眼见秦王恢复了往日豪情，更是喜不自胜。房玄龄、杜如晦见尉迟敬德持刀前来，三人相对哈哈大笑，当即化妆成道士，秘密回了秦王府。当晚，已和李世民商定出一条毒计。
　　第二天，李世民晋见高祖，将二王如何设计害他，一五一十的讲了——说假话之前，先说点真话，有助于进入状态。说完装着痛哭流涕：“臣于兄弟丝毫无负，岂料他们竟然想取儿臣性命，若非走露了风声，孩儿再不能与父皇相见了，却要到地下去被王世充、窦建德之流嘲笑。”抬眼见李渊将信将疑，又信口胡说，声称是自己撞见他们与高祖爱妃张婕妤、尹德妃淫乱，二人想杀他灭口。高祖大怒，下令太子、齐王明天早朝，六部会审。
　　早有密探告知二王李世民诬告详情，李元吉在搞阴谋诡计上颇有心得，嗅出了其中的味道，害怕有变，建议托病不出，暗中调兵遣将加强戒备。李建成对父亲是听话惯了的，屈指一算，明天是六月庚申日，正好是自己的亲信常何负责皇宫守备，而且参加会审的大臣大多都被自己收买，更何况关于与张婕妤私通完全是李世民打胡乱说，想来他也那不出什么证据，觉得完全不必害怕，于是坚持前往。
　　李元吉想了想，同意了。
　　第二天一大早，李建成刚刚出发不久，便有密探报至东宫，说秦王李世民已经买通了常何，带着尉迟敬德等数人在玄武门埋伏，要对二王动手。东宫卫队车骑将军冯力大惊失色，一边命人通知齐王府，一边率领一千余人直奔皇宫。不久齐王府车骑将军谢叔方也带了八百精兵前来，于是合兵一处，两千余人浩浩荡荡来攻玄武门。
　　（5）杀兄逼父
　　此时，李建成和李元吉刚刚走进玄武门，前面墙后骑马出来一人，正是李世民，远远的喊道：“太子、齐王，如何现在才到，我已在此恭候多时了。”
　　二人见他手持弓箭，背负战刀，情知不妙。李元吉二话不说，拉弓便射，刷、刷、刷三箭，无一命中，最后一箭还被李世民伸手接住了。李世民大喝道：“我已让你三箭，从此你我兄弟，恩断义绝！现在我还你一箭。”将就李元吉的箭，射了回来。
　　李建成见李元吉吓得全身伏在马脖子上，正要看他藏得藏不住，不料那一箭竟是直奔自己而来，躲闪不及，正中心口，落马而死。
　　李元吉听见“扑通”一声，还以为是自己落马了，闭着眼睛就要去死。等了半晌，好像还活着，睁眼一看，原来死的是李建成，又惊又喜。再看李世民已经骑马冲到面前，慌忙调转马头开跑，一回头却看见尉迟敬德等数人冲了过来，吓得又把马头一转。李世民刚好冲到他背后，举刀要砍，突然看见李建成横尸当场，想起十年前与大哥一起跪在贾家堡军帐前齐声痛哭的场景，不由得悲上心来，一时分了神，跟李元吉的马一撞，两人双双落马。李元吉刚好压在李世民身上，眼疾手快，一把抓过李世民掉在旁边的弓，正要勒死他，突然想起身后还有尉迟敬德，把弓一扔，上马直奔武德殿高祖处求救。
　　众人见秦王落马，连忙下马搀扶。尉迟敬德叫众人护卫秦王到别室暂歇，自己骑马去追李元吉。李元吉舍命狂奔，眼看要到武德殿了，突然听见背后一声箭响，刚一回头，箭已飞到面前，正中咽喉。尉迟敬德射落李元吉，下马枭了首级，再回玄武门，看见张公谨带了几十个秦王府卫兵将宫门死死顶住，外边人声鼎沸。原来东宫齐王府两千精兵已经杀到，这次秦王府卫兵只来了百余人，加上常何的数百禁卫兵，怎能抵挡得住这两千人马，云麾将军敬君弘、中郎将吕世衡都已经战死。只有张公谨带着几十人关门死守。宫门厚重，二府卫军没带攻城器械，一时也无可奈何。秦王已在数名武将保卫下从别路回王府去了。
　　过了一阵，外边声音渐歇，隔着门缝一看，两千兵马竟然尽数退去。张公谨一见，脸色大变，喊道：“速回王府救驾！”尉迟敬德顿时一惊，连忙枭了李建成的首级，直奔秦王府而去。果然那二府卫军转攻秦王府来了，尉迟敬德冲到面前，将迎面几人挥刀砍倒，左手提起两颗人头，怒目圆睁，大声喝道：“咄！你等试看这两个首级，乃是何人！”众人一看，无不大惊失色，知道大势已去，各自逃命去了。
　　尉迟敬德入府拜见秦王。李世民看了二王人头，又是一声叹息，说道：“事已至此，只能进宫去向父王请罪了。”说是请罪，却带了数百骑兵，回奔玄武门。张公谨见秦王安然无恙，喜极而泣。进了玄武门，尉迟敬德转身道：“如今不知圣上态度如何，进宫恐有危险，待我先进去探明。宁死敬德，不伤大王。”说完带了十几个人前往武德殿，进去一看，六部大员都在，只是独独不见了唐高祖。原来李渊昨天听了李世民的密奏，怒气冲天，但晚上回去被张婕妤一哭一闹，又没了主意。今天见他三人都迟迟不到，还以为互相避面，正好模糊过去，留下诸大臣在此等候，自己却带着妃嫔，到后宫泛舟为乐。外面打架，十分热闹，他竟全然不知，挈眷游湖，也可谓莫愁天子。
　　高祖正与众妃游得高兴，突然见一员大将带着十余骑兵全副武装冲了过来。尉迟敬德也不待高祖上岸，在岸上就远远的拜跪，高声说道：“太子与齐王引兵作乱，已被秦王平定，二人俱已授首了！特派敬德前来，保卫陛下安全。”高祖大惊，连忙命划船靠岸。尉迟敬德厉声道：“二王作乱，张婕妤亦参与密谋，请陛下将其拿下问罪。”张婕妤就在高祖旁边，听得花容失色，一把拉住高祖，跪下痛哭求救。其她妃嫔个个吓得面容惨白，任凭张婕妤哭声震天，也不敢瞟她一眼。尉迟敬德不等高祖说话，将手一挥，左右卫兵上来，强行拖走，高祖只是垂泪。这时六部大臣也都随后赶到，高祖问道：“不料今日竟见此事，后事将如何处置？”那群大臣是说秦王坏话惯了的，现在情况有变，自然要与时俱进，一路上早就已经商量好了，只等高祖一问，齐声回奏：“太子齐王，自起义以来，寸功未立，竟然起兵作乱，肇祸萧墙。惟秦王功盖天下，内外归心，如今又立下平乱大功，请立为太子，委以军国重务。陛下便可垂拱而治了。”个个声音洪亮，生怕尉迟敬德听不真切。李渊虽老，这点头脑还是有的，为了避免跟隋文帝一样的命运，只得点头称是。
　　公元626年，唐武德九年，六月庚申日，玄武门之变后第三天，唐高祖李渊下诏，立秦王李世民为太子，军国庶务，无论大小皆由太子裁决。八月甲子日，李渊退位，称太上皇，传位给李世民，是为唐太宗。其时距虎牢关之战，只有五年。五年之中，李世民在形势对自己极为不利的时刻，出奇制胜，连续两次上演“一战擒两王”的好戏，终于实现了自己统一中国、君临天下的梦想。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盛唐时代，也随即来临。
　　
　　
 作者：第八元素　回复日期：2004-9-5　11:31:46　  
　　后记：细节决定成败
　　唐夏虎牢关之战，千年之下，仍让人惊心。读这段历史，欣赏到的当不仅是气魄、勇气和智谋，还应该有一些更深刻的启迪：
　　一、好的战略必须通过好的战术来实现，即所谓“细节决定成败”。从战略上讲，窦建德的选择无懈可击，如果指挥夏军的是另一个李世民，那唐军就绝无半点胜算了。窦建德之所以会失败，败就败在一系列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上——到达虎牢关的时间比李世民晚了一天，到了之后又没有发上发动攻击，午饭的时候放松的戒备，把主帅大营设的离前线太近了等等。最后，正是这些小问题上的失算使自己丧失了整个战略先机，也丢掉了自己的性命。网上有人这样评价虎牢关之战，说：“李世民的胜利其实没什么，不过是在该行军的时候行军，该防守的时候防守，该进攻的时候进攻而已。而窦建德的失败也没什么，不过是在该行军的时候休息，该进攻的时候扎寨，该打仗的时候吃饭，如此而已。”真是精辟！《资治通鉴》在描写李世民渡水击夏军的时候用了八个字——“进退之间，唐军已至”，把那一瞬间的形势描写的惟妙惟肖，令人拍案叫绝。其实，夏军之所以一触即溃，唐军冒险渡河能够成功，不就在窦建德的朝臣们的一退一进之间决定的吗？正是由于细节，李世民创造了奇迹，也正是由于细节，窦建德被李世民创造了奇迹。拿破仑在远征意大利的时候写信给法国的督政们说：“你们要求我创造奇迹，我做不到……只有谨慎从事，怀有智虑和远见，我们才能完成伟大的目标。从失败到胜利只有一步之遥。我从众多重大的事件中得知，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最终来说，决定每个事件的往往是个细节。”实际上，后来的人们都知道，拿破仑创造了奇迹。而这种奇迹，正是由一个个细节组成。在他成为总司令的前20天之中，光是解决军队供应的书面命令他就颁布了123项，对于如何处理盗用公款、短斤缺两、伪劣用品等问题都做了细致的规定，而且这些命令都是在行军途中，利用战斗的间隙发布的。所谓“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常常被人们误解为“做大事情的人可以不主意细节”，实在是大错特错，这句话的原意应该是“做大事情的人不应该墨守陈规”、“在远大的目标和眼前的小利益面前要知道取舍”，与不注意细节何干？古往今来，不注意细节而成大事者，未之有也！世民曰：“功难成而易败，机难得而易失。”建德以三分天下，十万雄狮，来取渔翁之利，而一战被擒，国灭身死，何也？无它，细节而已矣！
　　二、要战胜敌人，不是看你是否努力，而要看你是否比你的敌人更努力、更拼命。窦建德率军一路上连克元州、梁州、管州等地，势如破竹，推进速度极快，看得出也是在快马加鞭，不敢怠慢。他以夏王之尊，能够亲率大军日夜兼程，与士兵吃同样的饭菜，休息得也不如他在王宫里好。可能在他自己看来，自己跟孟海公、罗艺这样的人比起来，已经很不错了。但他忘了这一次的对手是李世民，你吃粗茶淡饭，他却可以两天不吃饭；你每天只睡三个小时，他却可以两天两夜不合眼；你只骑马不坐轿，他却率领精锐骑兵日夜狂奔。就这样，李世民两天里（五月二十四早晨到二十五日下午）比窦建德多走了三十里路，而抢先到达虎牢关，正是这三十里路，决定了二人不同命运。《孙子兵法》开篇即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道，存亡之地，不可不察也。”带兵打仗，不是一般的竞争，而是关系着成千上万人的生家性命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有人说：“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酷”，而在战场上，对自己的仁慈也就是对自己的残酷。窦建德以仁爱得天下，也以仁爱失天下。古语有云“慈不将兵”，你对自己的士兵心慈手软，平时训练的时候不忍心叫他们太苦太累，行军的时候让他们对休息一个小时、多吃一顿饭，有人不遵守军纪却不忍心责罚，不能象李世民那样“敢言班师者斩！”，最后就是象窦建德那样害得自己的士兵在战场上遭人屠杀。在十月革命胜利后，面对外国武装势力的干涉和国内白军的叛乱，在形势最危机的时刻，红军领袖托诺茨基曾这样宣布：“没有镇压就无法建立军队。指挥部的武器库里要是没有死刑就不能率领大批群众去决死战斗。必须让士兵们介于前进可能死和后退必然死之间。”——最后，他获得了胜利。在人生的道路上，可能不会遇到象战争那么残酷的竞争，但竞争的道理都是一样的，不要总以为自己很努力了，然后在失败后感叹命运不公平。却不妨多问一问，在我努力的同时，我的对手在如何努力，我是否比他们都更努力。惟有如此，才能把“只要努力了，就不后悔”留给别人去自我安慰，而把“付出总有回报”的信心留给自己。
　　三、兵不贵多而贵精。既然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那么一堆老鼠屎更要坏一锅汤。十万人打不过三千人，就是“多”与“精”的关系的最好说明。如果从十万夏军中挑出五千精锐，再加以严格的训练，配上最好的武器和战马，加上一个相当于王世充水平的统帅，绝对可以和李世民的三千五百精锐一战。但这五千“潜在”的精兵没有得到良好的训练和组织，混杂在十万军中，则完全不能发挥作用。特别是军中还有徐元朗和孟海公的旧部，刚刚收复，士气低落、未经整合，看起来多了三万人可以大壮军威，但一打起仗来完全不顶用，徒然乱了自家阵脚，还不如不要。李世民只有数千骑兵，但各个身经百战、训练有素，能够在没有吃饭的情况下，一声令下便毫不犹豫的冲向对方十万大军，把握住对方组织防线一瞬间的混乱，大获全胜。如果没有这种铁的纪律、高昂的士气、勇猛的斗志，李世民就算是把战机瞄得再准，也会被士兵们浪费。所以，好的统帅，其才能不仅表现在战场上指挥作战，更表现在平时挑选和训练一个能够完成自己战术布置的队伍，不然再出色的指挥也是纸上谈兵。列宁曾经说道：“给我一个革命家的组织，我就能把俄国翻过来。”他做到了，靠的就是成立了一个人数不多，但思想绝对统一、组织绝对严密的布尔什维克党。1903年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大会，在吸收党员的标准问题上，列宁宣称：“宁可让十个从事实际工作的人没有成为党员，也不能让一个空谈家有机会入党！”，尽管列宁在观点在会上得到了多数的支持，但他仍不满足，为了完全排斥孟什维克，又在会后成立了独立于俄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委员会。曾经有人建议列宁放宽标准，把部分孟什维克团结到自己阵营中来，但列宁拒绝了。他要从事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需要的不是1905年革命那样各种政治派别的大表演，而是一群最坚定不移的革命家，并在这群革命家的领导下建立一支绝对服从党领导的职业革命军——红军。他们数量虽少但战斗力极强。后来的历史证明了列宁的远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面对国内外反对势力的进攻，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刻，苏维埃政权被逼得退缩到莫斯科极其附近地区、战区经济完全崩溃，党内始终没有出现任何分裂和动摇，而他的敌人们，尽管看起来声势浩大、数量众多——有英、法、美、德等强国的武器支援和各国“志愿军”，还有东南西北各个方向群起围攻红色政权的白军，但大都是临时拼凑的队伍、缺乏统一的指挥调度，最终被红军各个歼灭。后来这一模式为世界各国的共产党所效仿，尽管在不同的国家，共产党在政治斗争、经济建设等方面取得的成效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都能征善战、以一当十，就是得益于这种“益精不益多”的建党建军思想。这样的道理，用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也是一样，很多企业盲目扩张，追求营销总额的扩大，而忽视了管理队伍建设，企业规模上去了，但缺乏一支坚强有力的中层管理队伍，最后出现人员、资金的混乱、一夜之间突然崩溃。要想把中小企业做大做强，就必须花大量的时间来组建一支人数不多但精明能干、忠诚团结的管理队伍，由这支队伍来带领一批经验丰富、培训严格的员工，只有这样，才能拥有坚强的钢筋水泥骨架，把大厦建得再高也不会崩塌。
　　
 作者：第八元素　回复日期：2004-9-5　11:33:13　  
　　希特勒：疯狂的元首
　　背景：
　　1918年，第一次大战结束。以德国为首的同盟国集团战败投降。这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屠杀中，900万人丧生。500万人失踪，经济损失达36亿美元。
　　战争给德国带来的后果主要有两个：
　　第一，战后，德国被迫接受了屈辱的《凡尔赛和约》。和约的目的是为了报复德国、遏制德国，企图通过严重削弱德国的实力来维护“欧洲和平”。它的主要内容包括：
　　(1)关于德国领土的处置。条约规定：战前德国的海外殖民地以“委任统治”的名义均为英、法、日、比和南非联邦割取；阿尔萨斯和洛林归还法国；萨尔区由国联管理15年，期满后通过公民投票决定其归属；划归丹麦、波兰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原德国领土及国联直接管理区。
　　(2)关于战后德国军备的处置。条约规定：禁止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限定陆军不超过10万人，用于维持国内秩序(即镇压国内人民革命运动)，不能拥有空军，不能使用坦克和重炮；海军只能拥有36艘军舰，禁止使用潜水舰；莱茵河以东50公里宽的地带为非军事地区，以西的北部、中部和南部地区分别由国联占领 5年、10年和15年。
　　(3)关于德国的赔款问题。条约规定由协约国成立“赔款委员会”来确定赔款的数目，限定30年内偿清。但在1921年5月1日前，德国应预先偿付200亿金马克。后来，“赔款委员会”确定德国的赔款的总额为1320亿金马克。
　　《凡尔赛和约》对德国无疑是严厉的制裁和骇人听闻的掠夺。列宁谴责这个和约“把亿万人，其中包括最文明的人，置于奴隶地位。”巨额赔款使德国经济崩溃，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德国人把《凡尔赛和约》视为民族耻辱，强烈要求改变改变凡尔赛和约下的国际格局。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埋下了祸根。
　　第二：由于战争带来的经济崩溃，1918年11月德国国内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德皇威廉二世被迫退位。1919年7月31日，国民议会在德国南部小城魏玛通过了德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史称“魏玛宪法”。
　　（1）宪法第一条明确规定“德国为共和国”，正式宣告废除帝制。
　　（2）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德国实行联邦制，各邦有自己的议会、政府、宪法和警察，并保留相当的自主权利；
　　外交、国防、殖民、货币、关税、财政、邮电等权都归联邦政府；
　　联邦立法高于各邦立法，总统有权使用武力迫使各邦政府遵守联邦宪法和法律，联邦政府有权变更各邦疆域或设立新邦。
　　（3）立法机构
　　由上议院（参议院）和下议院（国会）组成。参议院由各邦代表组成，权力较小。
　　国会由普选产生，席位不固定，每6万张选票产生一个议席，最后剩余选票在3万张以上（含）的也可以产生一个议席。国会是最高立法机构，可以采用由2/3成员中2/3赞成票通过决议的办法修改宪法，总理及各部部长必须对国会负责并得到国会信任。
　　（4）总统
　　由公民直接选举产生，任期7年，可以连选连任。
　　总统有权任免军官并统帅军队，但他对军队发布的命令必须由总理或部长副署。
　　宪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总统有权解散国会，但出于同一原因，仅得解散一次。新选举最迟应于国会解散之第六十日举行之”；
　　第四十八条规定，“如某一邦不履行其依照联邦宪法或法律所规定的义务时，总统有权使用武力强制它履行。如德国境内的公共安宁和秩序受到严重扰乱或危害时，总统为恢复公共秩序和安宁，有权采取必要的措施，需要时可以使用武力”，并可以宣布宪法规定的某些个人权力无效。这就是著名的魏玛宪法中的“总统紧急状态权力”条款。它为个别野心家剥夺公民权利，建立独裁专制打开了方便之门；
　　第五十三和五十四条规定，“总理，以及由总理推荐的联邦政府部长必须由总统任免”，但是，他们为行使职责，必须取得国会的信任，“当国会对其中之一明确表示不信任时，该官员必须立即辞职。”也就是说，总理既要在国会取得超过半数议员的支持，也要得到总统的支持。
　　（5）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所有德国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宪法还保证了公民的人身自由、迁徙自由、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
　　宪法保证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每个公民拥有经济上的自由权，国家有权资助失业者的生活，实行社会保险政策。
　　
　　
　　一
　　1932年11月17日，新一轮议会选举结束。帝国总理冯·巴本，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失败——他的内阁已经无法维持一个最基本的国会支持率。按照宪法第五十四条，他应该辞职。但这个被实权人物当作橡皮图章推上总理宝座的老好人，却在不到半年的时间中被他本来想拒绝的总理宝座所迷惑了，权力的诱惑使他无法像一个真正的政治家一样果断的离开。现在谁帮得了他呢？他很自然的想到了两个人：兴登堡老头子和他的心腹斯莱切尔。六个月前，斯莱切尔把他推荐给老头子，并在过去六个月一直支持他的各项政策。而老头子本人，也很赞赏他的军人派头和君子风度，并握着他的手说：“亲爱的巴本，我希望你能助我一臂之力，帮我度过难关。”现在，只有老头子的强有力的支持才能使他继续呆下去——毫无疑问斯莱切尔会支持他的。他要老头子动用宪法第48条赋予总统的紧急权力，暂时终止国会，用警察甚至军队维持现在一团糟的国内秩序，以防止极右的纳粹党夺权。尽管这涉及到总统违宪的问题，但面对纳粹党起义的危险，他觉得老头子只能接受这样的方案。
　　果然，在经过一天的反复讨论后，84高龄的一战英雄终于精疲力尽，他起身对909iu巴本说：“总理先生，我支持你，我将让新政府执行你的计划。”
　　巴本脸上露出难以察觉的微笑：他还将是总理，而且是拥有紧急权力的总理。
　　这时，国防部长斯莱切尔说话了。他向总统分析当前的局势，认为如果执行巴本的计划，陆军将难以维持国内的局势。尽管他的理由是地方部队早已被纳粹分子渗透，陆军将无法控制纳粹起义。但这实际上是在告诉总理，军方并不打算支持他继续执政。
　　面对脸色骤变的巴本，斯莱切尔继续提出了他的方案：现在，只能由他自己出任总理，代替巴本。他声称自己业已和纳粹党的实权人物格力戈里·斯特拉赛尔达成妥协，任命斯特拉赛尔及其几个心腹在内阁任职，此举将导致纳粹党内部关于武装夺权与和平夺权的两个派别的分裂，社会民主党和其它资产阶级政党也会支持他，总统也就不必冒违反宪法的危险。当然还有一句关键的话他没有说出来：只有采纳这个方案，军队才会支持。
　　冯·巴本被这样的突然袭击弄的不知所措，但他很快明白过来，这是斯莱切尔精心策划的阴谋：他远远不满足于做一个伟大人物的幕僚和无关紧要的内阁部长。六个月前，正是他怂恿前总理勃鲁宁颁布法令，宣布纳粹的党卫军和冲锋队的活动为非法。这一行动的目的，是要摧毁在政治上幼稚的总理。果然，禁令带来了国内局势的混乱，在右派的一片抗议声中，斯莱切尔矢口否认军方承诺支持现政府，勃鲁宁被迫辞职。斯莱切尔又及时向老头子推荐了他自以为会很“听话”的冯·巴本总理。他让总理和纳粹进行两败俱伤的斗争，自己却始终置身事外，暗中与一部分温和的纳粹党人达成妥协。现在，国会选举中总理和纳粹党果然双双落败，正是他坐收渔利之时。
　　与巴本一样，总统和其它内阁成员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实际上，这里有一个关键的错误，斯莱切尔阴谋搞掉勃鲁宁是真，却无意牺牲冯巴本以抵消纳粹的影响。斯莱切尔推荐冯·巴本的目的，是想利用他的温和来与纳粹达成妥协。他希望巴本能给希特勒一种假相——即使在副总理的职位上，也能因为总理的软弱而享有实际权力。这一计划几乎成功，在总统的书房与巴本会见后，他曾说：“在某方面说，与巴本共事是不错的……如果他愿意在总理府内与夫人一起虚度年华，把权力真正交给我，那我就不介意。”如果希特勒真的上当，斯莱切尔就可以通过对总理的控制以及对总统的影响力来遏制他，从而成立一个包括纳粹在内但又不受纳粹控制的右派政府。组建这样一个政府的目的，是为了把纳粹从政权外部吸收到政权内部来，让它不再捣乱，再设法将其狂热的民族主义转移到德国军事力量的壮大中去，从而安定被纳粹搅得一团糟的国内局势。
　　如果这一安排成功，将是德国之福、欧洲之福，因为当时是1932年末，29年开始的大萧条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开始逐步消退，德国国内的经济情况也有了好转的迹象，纳粹的号召力正在减退，如果再过一两年，经济恢复，希特勒和他的国家社会主义恐怕就要永远退出历史舞台了。
　　但斯莱切尔失算了。
　　冯·巴本并不仅仅是一个有钱的老好人。这个拥有贵族血统的前参谋总长对出身卑微的希特勒心存鄙夷，认为纳粹党不过是一群只会在街头打砸抢的流氓，只要几个警察就可以解决，而看不到隐藏在它背后的民意基础——在凡尔赛和约的屈辱和经济危机的打击下，纳粹提出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增加就业的“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其反犹太人的狂热，废除凡尔赛和约、恢复德国大国地位的许诺有着相当广泛的民意支持。尽管当着总统和希特勒的面，巴本仍然保持了一贯的君子风度，但会谈一结束，他就把内容捅给了新闻界，绘声绘色的描述了希特勒如何想当总理而被总统拒绝，然后被迫接受副总理一职。这种可耻的小动作果然激怒了希特勒，他马上收回了自己与巴本和老头子达成的口头协议。冯·巴本又轻率的向总统申请动用紧急权力，严厉打击纳粹的活动。资产阶级自由派和共产党都对破坏民主的“紧急权力”向来十分感冒，纳粹和他们团结起来，在国会通过了对冯·巴本的不信任案。巴本在总统的支持下解散议会重新选举，仍然落败。
　　直到这时，斯莱切尔才放弃了对巴本和希特勒联合的幻想，转而寻求与纳粹党二号任务斯特拉赛尔的合作。于是才有了他在老头子面前对巴本的突然袭击。
　　实事求是的讲，斯莱切尔确实有追逐个人权势的野心，但他为了稳定局势、振兴德国而所作的努力无疑也是真诚的——实际上，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有点档次的政治家都是这两个方面不同程度的结合。不幸的是，他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方式来向对手摊牌，这使他作为一个阴谋家的形象在一向信任他的兴登堡总统、巴本、以及在内阁和国会中的朋友当中固定下来，而人们也就把他对维护政局稳定所作的努力也看作是阴谋家的伎俩。他最大的政治资本是老头子对他的信任——这也是国会中各党派对他表示支持的原因，但他却误以为军队才是他强有力的后盾，他甚至拿军队来向老头子施加压力，这就大错特错了。他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但它给他的朋友和敌人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当后来关于他要发动军事政变的谣言流传时，各种政治势力都没有经过什么思考就全都相信了。
　　此时此刻，兴登堡总统也认为是斯莱切尔背叛了他。玩了一辈子政治的老头子当然不会在生命的最后关头被人玩弄，当前的形势逼迫他作出选择，但他彷佛已经看到斯莱切尔未来的命运。他站起身，缓缓的走到冯巴本的面前说：“亲爱的巴本，如果我现在反悔，你一定会认为我是一个言而无信的无耻之徒。但我年事已高，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不能再承担内战的责任了，我们只能以上帝的名义让斯莱切尔先生去碰碰运气了……”
　　——冯·斯莱切尔先生终于如愿以偿的成为了帝国总理，而这次胜利还有额外的荣光——他已经成为自1890年蒙特古戈利将军接任俾斯麦以来首位被任命为总理的将军。他迫不及待的要发布他的执政纲领，实施他改造德国的伟大计划。斯特拉赛尔已经表示愿意接受帝国副总理和普鲁士总理之职，纳粹党即将分裂，那样，德国就不再有能够与他竞争的政治势力，只待老头子归天，他就可以在军队的支持下登上总统宝座，开创一个属于斯莱切尔的新德意志时代。
　　然而，实际情况比斯莱切尔想象得要复杂得多。
　　此时，冯·巴本已经作出了一个可怕的决定。这个原本不想当总理的“老好人”，在兴登堡改变任命的一瞬间，感到自己蒙受了羞辱，对权力的渴望战胜帝国总理的荣誉感，受人玩弄的愤怒战胜了维护国家稳定的理想。他要去找那个人——那个自己三天前还用尽一切力量与之殊死搏斗的家伙，那个宣称要杀光一切犹太人和共产党人的疯子。为了报复，他背叛了自己的政治原则，决定把这个德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最邪恶的政治势力推上前台，碾碎那个可耻的阴谋家斯莱切尔，当然最后也碾碎了他自己，碾碎了整个德国、整个欧洲。
　　二
　　斯特拉赛尔的背叛对希特勒来讲，只是他最近一段时间所遭受的一系列打击中比较轻微的一个。一个月以来，他彷佛已经深陷绝境：
　　总统竞选中败给了兴登堡，而老头子在当选后断然拒绝了让他出任内阁总理的要求；党内二号人物斯特拉赛尔和斯莱切尔勾结，和政府达成妥协，引起了党内的严重纷争；尤为可气的是，他最信任的宣传家戈培尔居然像着了魔一样，去跟自己不共戴天的死敌共产党一起搞什么运输工人大罢工，还振振有词的说是为了拉工人阶级的选票，结果却使他失去了资产阶级的支持；在新一轮国会选举中，纳粹党丢掉了200万张选票和34个议席，合法斗争的受挫使他越来越难以控制手下那些天天叫嚷武装起义的激进分子——这给他的政治生涯带来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现在，希特勒已经可以听见他的敌人欢呼他的失败了，“希特勒完蛋了，不是作为一个鼓动者或者具有进取心的少数派领袖，而是作为一个可能的独裁者已经彻底失败。”在写给当选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报告中，威廉·布里特这样写道，“希特勒的影响正在迅速减弱，政府已经不再担心纳粹运动的发展。”
　　这还不算，更让他伤心的是，一向深爱他的爱娃·布劳恩也来凑热闹，不知是谁给了她一张他和一个女明星在一起的照片，在写了一封满纸幽怨的情书以后，她对准自己的颈部动脉就是一枪。尽管后来抢救了过来，但大报小报的各种夸张报道更让在私生活方面一向谨慎的希特勒尴尬不已。
　　“我已经丧失了一切希望，”在给瓦格纳太太的信中，希特勒他绝望地写到，“我的梦想什么也实现不了，我的对手太强大了。如果我失败了，我将遵守自己的诺言，在三分中之内用子弹结束一切。”
　　后来的历史证明，希特勒遵守了他向瓦格纳太太许下的诺言——尽管这可能是他一生中遵守的唯一的一个诺言。但那是1945年，三千万生灵在他的淫威下丧生之后的事情。把这一枪推迟了13年的人，正是冯·巴本。
　　巴本的来访让希特勒欣喜若狂。在如此狼狈的处境中，希特勒仍然表现出他是天生的政治家。他没有在巴本面前表现出任何懊丧或求助的表情，相反，他断然拒绝了冯巴本提出的两个人联合执政的“希特勒－巴本”政权的建议，而坚持必须由他本人出任总理并掌握政府的全权，但他仍承诺接纳冯巴本的一些人出任内阁部长，并任命巴本为副总理。巴本并未接受这一建议，因为如果他的目的仅仅是副总理的话，他可以很容易的从兴登堡那里得到。这是希特勒意料之中的事情，他并不急于达成协议，他现在正忙于整合由于斯特拉赛尔的背叛而陷于内耗的党，不具备向巴本要价的条件。在与巴本的对话中，他已经得知了前总理和现总理之间不可弥合的裂痕，甚至了解到了老头子和他的心腹之间日益增强的不信任。知道这些就够了。他现在要做的是把裂痕越挖越大，然后，自己便可以从这中间钻过去。
　　果然，第二天柏林一家报纸就用醒目的标题报道了巴本与希特勒秘密会谈的情况，甚至附上了两人握手的照片。这让巴本和斯莱切尔同时感到恐慌。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斯莱切尔暴露出他作为一个野心家的才能不足之处，他气冲冲的闯进总统府，告了巴本一状，说他背叛，要求总统不再接见巴本，除非他自己也在场。老头子有些愤怒的拒绝了这个干涉他自由的要求。他把这看作是对他最高权威的一种挑战，加深了对斯莱切尔的不信任。
　　数天后，兴登堡进一步降低了他对斯莱切尔的评价。斯莱切尔计划在德国没收容克地主的庄园。容克地主阶层向来是德国军国主义势力的阶级基础，这不是一个刚刚上任的总理所能承受的激进变革。兴登堡的客厅里挤满了容克的家属代表，他们强烈要求解散斯莱切尔政府。更重要的是，斯莱切尔此举还使自己失去了军队的支持：作为将军的斯莱切尔应该知道，帝国对外扩张的共同事业已经把容克和军队连接在一起有两百年了！
　　斯莱切尔盲目的改革措施让希特勒受益非浅，他很巧妙的利用越来越高涨的不满情绪，在德国南部小邦利柏争取选举。他把这次小型的选举当成全国大选，将全党的实力都投入到这次地方选举中去。结果希特勒取得了巨大的成功，选举的胜利使他恢复了因全国选举失利而失去的威信，斯特拉赛尔随即被开除出党，纳粹党再次实现了团结。
　　失去了斯特拉赛尔，又面临冯巴本的压力，斯莱切尔不得不谋求和希特勒的合作。但这次会谈的情况再次被泄漏给了冯·巴本。如果稍微有点脑子的话，巴本应该想到，斯莱切尔开给希特勒的条件不可能比自己高。但在慌乱之中，巴本同意了让希特勒担任总理，并安排了一次希特勒与总统儿子的会见。很自然的，这次会见又被泄漏给了斯莱切尔，他再一次在危机面前失去了冷静，他紧急晋见兴登堡，要求赋予他实行“军事专政”的权力——这当然被老头子拒绝了。这是一个致命的决定，它像一个鹰爪子一样紧紧的把希特勒和巴本捏在一起，巴本不仅同意让希特勒出任总理，还同意帮助他获得近乎独裁者的权力。各党派知道斯莱切尔意欲建立军事专政的情况后，几乎是马上就抛弃了他。然而，各党派领导人仍然对希特勒不放心，这时，冯·巴本却急于将斯莱切尔逼上绝路，他活象一个有着高超演技的话剧演员，绝望的向他们吼道：“如果不能尽快成立新政府，军队就要出动了，斯莱切尔将要建立军事独裁！我们将被统统枪毙！”在前总理活灵活现的表演下，各党派终于达成了妥协，斯莱切尔被彻底孤立了，而“老好人”冯·巴本先生的私仇也即可得报。
　　面对绝望的局面，斯莱切尔仍然试图做最后一搏。他来到总统府，劝说总统下令解散国会和停止大选。当他提出要求以后，他从老头子脸上看到了一种有些蔑视而又带一点得意的神色，这是他以前所未见过的：“总理先生，两个月前，正是基于你的关于不用解散国会和停止大选就可以稳定局势的承诺，我才任命你为总理的。我恐怕不能答应你的要求，就像我两个月前没有答应巴本先生的要求一样。”
　　“您的意思是要让我像巴本那样辞职？”
　　老头子的脸阴沉着，没有回答。
　　“你有没有考虑过让纳粹掌权的危险？”斯莱切尔绝望的质问道，“你难道忘了我们曾经一起为遏制纳粹所做的斗争？”
　　这个尖刻的问题让老头子失去了他一向稳重的神色，他似乎长叹了一口气，用拐杖向上指了指，说道：“亲爱的斯莱切尔，我也不知道这个决定是否正确。不过，我到了上边以后，很快就会知道了。”
　　“在此次背信弃义以后，阁下。”斯莱切尔明白自己的前途和德国的前途都已终结，不再顾忌自己的言语，“您是否能进入天堂，恐怕还是个疑问！”说罢，拂袖而出。
　　——在各方面的压力下，斯莱切尔被迫辞去总理职务，这标志着这位野心勃勃的将军政治生命的终结。两年以后，他和他的夫人在家里被双双击毙——他不仅没有成为德国历史的伟大人物，反而在政治斗争中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有着复兴德国的雄心和决心，以及一整套的计划，他主张遏制垄断，打击大地产所有者，维护工人和农民的权利，保证公民的权利和发展民主。这些计划如果得以实施，德国的命运显然会比希特勒执政好得多。但凡尔赛和约下的德国，不允许进行这样的激进变革。斯莱切尔本人也缺乏把这些政策贯彻的政治智慧，在上台伊始，有共产党和纳粹党一左一右两大反对党，右派和中间党派对他的支持也并不坚定，希特勒的私人部队冲锋对时时在叫嚣起义，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以为自己的权力已经巩固得可以向容克地主开刀——在尚未树立起有效的权威的时候，大刀阔斧的改革只能革掉改革者自己的命。
　　和斯莱切尔相比，那个被后世认为是疯子、狂人、煽动家的希特勒却更懂得获得权力的冷静的艺术。十四年了，他由一名街头流浪汉，一个低级士兵，一个阶下囚一举成为帝国总理，在如此巨大的成就面前，他保持了可贵的冷静。在那个纳粹党为夺取政权而举行的全城大游行的晚上，他所说的最激进的“改革措施”不过是指着他的总理府说：“这个房子像个雪茄盒，接待客人很不像样子，我得将它全面改观。”
　　三
　　２月１日，新任总理希特勒向选民发表了他的第一次广播讲话，和前任总理上台伊始便宣读大段大段的改革纲领不同，这次讲话没有任何实质内容，有的只是一些鼓舞人心的空洞辞藻。他明确宣布，他只是想恢复过去的旧美德，讲话中没有攻击任何一种政治势力或观点，至于他以前在大小场合必然慷慨陈词的犹太人问题，更是只字未提。
　　在这些毫无意义的词句背后，掩藏着一个政治天才的深思熟滤：在向着他伟大目标迈进的过程中，还有很多敌人必须消灭。如果让他的敌人知道他的最终目标，他们就会团结起来，把这个潜在的独裁者扼杀在总理的宝座上。作为当政的总理，他的话不再被当作一个煽动家争取选票的演说，他说的每一个字都会被全国各种势力当作政府的行动宣言加以认真的研究，任何一个没有把握的威胁都可能带来敌人疯狂的反扑。他已经制定好了消灭所有现实的和潜在的反对者的全盘计划，但在一个一个将他们扼死之前，必须让他们安安静静的睡在摇篮里。
　　确实，上台伊始的希特勒还远远不能称之为一个独裁者：纳粹党虽然是国会中的第一大党，但其席位只占总席位的30％，远未获得能够使希特勒行动自由的多数。老头子并不喜欢这个曾经当过油漆匠的煽动家，他对希特勒所做的评价是：“这家伙并不适合当国家总理，他所能胜任的最高职位莫过于邮电部长。”只是在老头子自己的候选人被国会一一推翻以后，才勉强同意这一任命，但只要他愿意，他随时可以动用总统的紧急权力，解散政府和国会，实行军事专制（当然这要冒引发内战的危险）。希特勒还远未掌握军权，甚至连军方的支持也算不上，军队只是保持了一种善意的沉默，军方对他的私人部队冲锋队心存敌意，因为他们担心总理会用冲锋队取代帝国陆军在国家中的地位。在地方上，纳粹只控制了普鲁士和一些小州，绝大多数州，包括纳粹党的发源地巴伐利亚州仍然掌握在社会民主党人手中，对柏林的政策并不会毫无保留的执行。即使是总理应该掌握的行政权，也不是那么稳固，跟据希特勒上台前为了获得其它政党支持而达成的妥协，纳粹党在内阁中只占据了两个名额，民族党人控制了经济部门，而国防和外交则由总统提名的两个独立于政党的专家担任。副总理冯巴本在没有了军事政变的威胁以后并未像以前那样安分，他甚至私下对朋友说：“他（希特勒）是我们雇来的，兴登堡只信任我，用不了两个月，我们就能把他远远挤进角落，让他吱吱呀呀的叫唤。”
　　面对这样的局面，希特勒正在小心翼翼的制定他的计划：
　　首先要解散国会，重新大选，他将利用掌握的行政权力为纳粹党提供有力的支持，并打击其它党派的竞选活动，从而获得纳粹党在国会的多数，然后利用这种多数授予自己独裁者的权力。有了这种权力，他就可以按照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右派政党－盟友的顺序挨个消灭，最终建立纳粹一党专政；
　　对待老头子可得小心点，他是普选产生的总统，拥有广泛的宪法权力，可以随时剥夺希特勒处心积虑积累起来的各种权力。他对军队的影响力无人能比，又有垄断资本家和容克的支持，任何与老头子对抗的行为都是危险的。幸好有一个比阿道夫·希特勒更危险的家伙已经准备对他下手了，一旦老头子一命呜呼，世界上就再没有人能约束希特勒了。实际上，作为帝制时代的陆军元帅，老头子对民主宪政一直十分反感，只是一直苦于找不到国会中三分之二的多数修改魏玛宪法。在这一方面，总统和总理的目标完全一致。在死神一天一天剥夺他的权力欲望的时候，他是不会反对希特勒建立独裁统治的。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随时表现出对老头子的忠心耿耿，让老头子把他当作自己事业的继承人，以便在他死后军权能顺利滑落到自己手里。
　　至于冯·巴本，希特勒并没有高估自己的这个副总理，在历次权力更迭的过程中的表现，说明他只是一个受权力欲蛊惑的庸才，缺乏独立的政治理想和领袖才能，一旦局势明朗，他就会变成一条再温顺不过的狗。不过现在，除了小兴登堡以外，他是老头子最信任的人，这也许是他最后的利用价值。相反，倒是已经退位的斯莱切尔，还有必要在适当的时候彻底铲除。
　　在这一计划的指导下，希特勒上台后不久就通过巴本说服老头子将国会解散，重新大选。其它党派对这种赤裸裸的背信弃义惊讶无比，因为根据他们与希特勒的协议，国会的现状须予以维持。但他们用不了多久就会发现，订立盟约和违反誓言对希特勒来讲就跟呼吸空气一样自然。
　　随后发生的事情说明希特勒是如何勤恳的利用他的权力为竞选服务。戈林被任命为普鲁士内政部长，控制了警察权，他随即对警察队伍进行了大清洗，把不信任的人全部清除出警察队伍，他毫不掩饰的颁布为纳粹竞选服务的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取缔一切与冲锋队、党卫军和国防军有敌对情绪的任何事物……警察的职责是要协助做好关于国家社会主义的宣传。”而对于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宣传，则被当作敌视国家的行为，警察应该采取果断的行动，并可以随时动用武器。在国家机器的有力支持下，纳粹党的行径完全肆无忌惮。戈林征召了五万人的“辅助警察”这些人来自冲锋队、党卫队和钢盔团。他们不断制造暴力和恐怖活动，向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挑战，他们殴打、绑架、关押甚至杀害所有他们视作敌人的人，但是纳粹领袖们希望的“布尔什维克起义”没有出现，没有罢工，也没有大规模的示威，直到二月二十九日国会大厦的神秘起火，才使希特勒等到了他梦寐以求的机会。这一事件出现得如此及时，以至于人们一直怀疑它是纳粹策划的阴谋，但直到现在，也没有找到支持这一观点的有力证据：
　　二月二十九日，德国国会大厦突然起火，警察在现场逮捕了有纵火前科的荷兰共产党员范·德·鲁柏，纳粹领袖们立刻宣布这就是共产党阴谋叛乱的铁证。希特勒得知这一消息后激动无比，马上赶往火灾现场，看着雄雄燃烧的国会大厦，他简直要被感动了，就像一个圣徒看到圣灵显现一般，甚至消防队员关于大楼可能倒塌的警告也不能让他离开。面对匆匆赶来的内阁官员以及其它政府要员，他又一次发挥他憋了六个星期的演讲天才，这种声嘶力竭的吼声把他从一个街头流浪汉变为帝国总理，现在，又要把他从总理推上独裁者之路：
　　“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信号呀，先生们！如果让共产党的阴谋得逞，六个月之内，不，两个月之内，整个欧洲都会像这栋大楼一样陷入火海！这是共产党人起义的开端，现在一分钟也不能浪费，必须给他们点颜色瞧瞧，谁敢阻挡我们就把他打倒！德国人民长期以来太软弱了。当官的共产党个个都得枪毙，当代表的共产党今晚统统都得吊死，共产党员的朋友也要全部关起来！我们必须用铁拳将这条害人虫砸烂！”
　　当天晚上，希特勒好像又回到了他刚刚开始政治生涯的青年时代，他不顾帝国总理之尊，带着他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在《人民观察家报》的编辑部干得热火朝天，亲自写稿，审稿，排版，校对，一直忙到天亮。而他的内政部长戈林也没有闲着，他正在普鲁士官方报纸里大发雷霆：“完全是胡说八道！引火材料怎么可能只有100磅！它至少有1000磅！”说完他抓起蓝铅笔，把引火材料从100磅改成了1000磅，当被提醒一个范·鲁柏扛不动1000磅材料时，他又顺手把“范·德·鲁柏”改成了“范·德·鲁柏及其共产党同伙”。但改来改去始终不能令他满意，于是干脆自己重新写一份了事。与此同时，所有警方电台都在呼叫，要抓国会里的共产党议员，以及地方议会的共产党议员。对于共产党官员也要捉拿，所有赤色报纸一律封闭。
　　第二天天一亮，辛苦了一整夜的希特勒顾不得欣赏自己的“杰作”，又匆匆赶回办公室，拟定了一份文件。快到中午的时候，内阁紧急会议召开了，一项紧急法案《国家紧急状态法》被提了出来，法案的内容包括：
　　对个人邮件、电报、电话进行检查；
　　限制结社、集会自由；
　　限制出版自由、言论自由；
　　取消对被逮捕公民的法律保护；
　　取消无力维持本州秩序的政府的警察权；
　　对叛国、投毒、纵火和破坏等罪名增加了死刑；
　　对于谋杀政府成员和破坏治安的罪，应判处死刑或终身苦役。
　　对于这项法案，希特勒信誓坦坦将尽可能小心的使用这些权力，仅被用来防止赤色分子的袭击，而对于普通人，则将根本不会感觉到这项法案的存在，一旦非常状态结束，它将被“放置在角落里静静的休息。”
　　在共产革命的恐惧中，部长们选择了保持沉默。希特勒立即拿着草案晋见总统，请求他动用紧急权力签署这道法案。当老头子对这道法令的颁布心存疑虑的时候，希特勒说：“元帅阁下，昨晚共产党的猖狂，使我们政府感到，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安全，这个法令有必要颁布。”
　　总统看了看伫立在一旁的巴本副总理和梅纳斯顾问，他们都没有说话。老头子于是不再说什么，在法案上签了字。就这样，在没有一声抗议中，一个现代社会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力和自由被几乎完全取消了，而这一切，都是严格的按照法定程序实现的。
　　法案通过以后，希特勒立即下令镇压共产党叛乱。大批冲锋队员和党卫军匆忙宣誓为国家而战，协助警察执行任务。他们冲进早已掌握的共产党活动的房间和酒店，把他们一车一车的投入监狱或地下审问室，被正规警察拘留的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就有3000多人。短短一个月内，共产党作为一种政治势力，实际上已经被消灭了。但希特勒并未取缔共产党，因为这将导致共产党的支持者将选票投给左派的社会民主党，共产党的议员可以直接动用紧急权力让他们到监狱去参政议政，而社会民主党议员则没那么容易处理。
　　尽管如此，大选的结果也并不完全让人满意，纳粹党只得到了43.9％的选票，靠着其几个同盟的小党的支持，希特勒勉强在国会中取得了半数。胜利虽然微弱，但对希特勒而言，他的整体计划中最关键也是最脆弱的一步终于迈了出去。现在，他要对那些尚未完全屈服的州下手。3月9日中午，冲锋队头子恩斯特·罗姆率人冲进巴伐利亚州总理赫尔德的办公室，要求他任命冯·埃普为州总督。赫尔德致电柏林提出抗议，柏林的答复是：冯·埃普已经被任命为总督。这样，巴伐利亚便合法的落入纳粹之手。其余各自由州也在类似的措施下——各地纳粹进行威胁，柏林发电干预——一一就范。
　　在巴伐利亚夺权当天，希特勒飞往慕尼黑，在这个他曾经沿街乞讨的地方，他曾经因为发动一场幼稚的武装政变而遭受羞辱的地方（当时有几个年轻的冲锋队员们走上街头，有几个市民问：“你们在街上玩如此危险的游戏，你们的父母同意吗。”那几个人于是羞愧的回家去了），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用一种动情的语调表达了自己内心的得意之情：
　　“在德国，我最贴心的城市就是慕尼黑，作为一个青年、一个军人、一个政治家，我是在这里开始奋斗的。这个城市是用1923年在这里牺牲的同志的鲜血洗礼的。尽管我们今天取得了胜利，但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仍然是艰巨的。帝国政权绝不能再受巴伐利亚分裂分子的骚扰。我发誓，将完成俾斯麦未尽之业：州的存在，必须为帝国的利益服务！”
　　四
　　从巴伐利亚回来之后，希特勒开始为新一届国会的召开而忙碌。这一次，他已经做好准备和民主进行一场决战。
　　现在，纳粹党及其盟友在国会中已经取得了过半的简单多数，但对通过修改宪法的《授权法案》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还有一定差距。要想在这场斗争中取胜，还必须采取一些措施，对此，希特勒已经想好了一整套各个击破的办法：
　　对共产党议员，不能指望他们妥协，幸好有了国会纵火案和《国家紧急状态法》，可以以叛乱的罪名，把他们全抓起来关到监狱里了事；
　　中央党是信任老头子的，只要老头子愿意出面，他们就不会反对；
　　民族党等其它与纳粹同为右派的政党，对授权法并不反对，他们担心的是希特勒的个人独裁将危及他们的生存，对此他们只要给一些一文不值的保证就行了；
　　社会民主党比较麻烦，这个左派政党不会同意通过一个结束民主程序的法律，又不能把他们全抓起来，不过幸好他们的议席并不多，只要采取一点小伎俩让那几个激进分子无法出席，然后再利用纳粹在国会中人多势众的优势，不让他们有机会发言来影响其它议员的决定；
　　当然，所有的措施中，都少不了要贯穿一项——武力威胁。那些被魏玛宪法宠坏的家伙成天高谈民主宪政，私下进行肮脏的政治交易和斗争，从不知道什么叫团结，一旦真要他们准备用自己的政治前途和个人财产——更不要说鲜血——来捍卫民主时，他们躲的比谁都快。前两次政府倒台的过程中各党派的精彩表演，足以让希特勒已经对他的敌人们的水平做出合理的评价。
　　这个计划的第一步，就是要获得老头子的信任。在希特勒的一手导演下，一场类似于话剧的新国会开幕仪式上演了：
　　开幕式在波兹坦卫戍区教堂举行，这个精心选择的地点对于已经退位的前霍亨佐伦王朝和老头子本人都有重要意义。波兹坦是霍亨佐伦王朝的皇城，有腓特烈大帝的古墓。兴登堡第一次站在这个教堂是1966年，当时他还是一个年轻的中尉，他刚从促成德国统一的普奥战争中归来，他永远以能够参加那场战争为荣。这也是取悦于军方之举，因为这里一直被认为代表了普鲁士军人的传统。
　　３月２１日，正是俾斯麦在1817年主持德意志帝国第一届国会开幕式的日子，波兹坦城被卍字旗和旧帝国的黑白红三色旗帜装饰得喜气洋洋，它标志着新兴的纳粹势力与德意志帝国传统的和谐共处。在隆隆炮声中，陆军、党卫军和冲锋队排起了庄严的队列，在春日的明媚阳光下，官方的摩托车队，铃声阵阵，朝着卫戍区教堂驶去。
　　身穿普鲁士褐色元帅服的兴登堡高大的身驱一出现，全场顿时起立。兴登堡身上佩满了他戎马一生获得的各种勋章，一手托着金顶元帅头盔，另一只手执着元帅棒，威严地缓步前行。行至皇帝的宝座前时，他身体微躬，举起元帅指挥棒，向宝座致敬——宝座上不再有皇帝了，但在老头子心目中，他永远是帝国忠诚的元帅，而不是什么魏玛共和国的国家首脑。
　　和这位全身戎装的元帅相比，站在他身旁的希特勒身材瘦小，身穿礼服，周身不安，让人无论如何也无法把他和独裁者联系起来，倒更像元帅身旁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小侍卫。在法国大使弗朗斯瓦·本塞看来，他“像一个胆怯的生人，由一个显赫的保护者，向一群陌生的人士作介绍一样”。
　　在总统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之后，希特勒发表了一篇冗长而枯燥的演讲，整个演讲并无新意，只是不停的回顾历史，阐述德国过去的荣光和因凡尔赛和约而受到的羞辱，指出纳粹将为结束这种羞辱而努力。最后，他转向兴登堡，大大颂扬兴登堡，称他是军队的首脑和人民的领袖。“您同意我们为德国的振兴而尽力，这是我们的幸福。”
　　他讲完话之后，会场沉默了很长时间。这时，他向前走了三步，来到老头子面前，低下头，紧紧握住老人的手。这是帝国传统中表示继任者誓死秉承先辈理想的动作。老头子深受感动，这也同样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军官、容克、君主主义者，他们都坚信，希特勒对老头子必恭必敬，会遵循普鲁士理想的。这正是希特勒所要追求的效果。
　　国会开幕式非常成功，中央党领袖不久即收到了老头子的一封信，信中表示支持希特勒：“本人拟告诉你，总理已经明确表示，即使在没有明确宪法义务的情况下，也愿意在与本人充分磋商后，才在授权法的基础上采取措施。”
　　3月23日，新一届国会正式开幕。此时的希特勒，已不再是那个开幕式上元帅跟前谨小慎微的附庸形象，当他身穿褐色的纳粹党制服走上讲台时，国会内的纳粹议员和国会外的冲锋队员一起高喊：“胜利万岁！希特勒万岁！”这种山呼万岁的情况，竟然出现在作为现代代议制民主象征的议会的开会现场，确实让人不寒而栗。
　　这是他首次在国会里露面。在这次精心设计的讲话中，胡萝卜和大棒被很好的结合起来。他立誓要尊重私人财产和个人的积极性；保证援助农民和中产阶级；他将结束失业，与法国、英国，甚至苏联讲和。但是为了做到这些，他需要国会通过他提出的授权法案，这个法案将把国会拥有的几乎所有权力都授予他。他把它的名字弄得听起来很动听，叫做《减轻帝国和人民苦难法》，且保证“只在执行极端必要的措施非动用不可时才动用紧急权力。这并不会威胁国会的存在。总统的地位和权力依然不变，政府最重要的任务将是按照他的目的行事。”
　　在向国会、总统、各州和教会保证不侵犯他们的任何权利后，希特勒话锋一转，以强硬措词结束其讲话。如果国会拒绝给予他“友好合作的机会”，新政权则“准备不顾国会的拒绝以及可能由此产生的敌对情绪干下去”，而且先前所做的不侵犯他们任何权利的承诺就会一笔勾销。最后，他进行赤裸裸的威胁：“议员先生们，是战是和，就请诸位选择吧！”
　　社会民主党领袖提出了抗议，在他们发言的时候，几乎是把国会包围起来的手持武器的冲锋队员齐声高喊：“我们要授权法——或者是放火屠杀！”在这样的怒吼中，希特勒第二次登台了，他向社会民主党人毫无理智的破口大骂：“我并不需要你们的选票！德国会自由的，但不是通过你们！别把我们误作是资产阶级。德国之星正在上升，你们的确在没落。你们的丧钟已经敲响了！”
　　希特勒的疯狂，不但击毁了社会民主党人徒劳的反击，而且吓坏了中央党，他们坚信一旦法案被国会拒绝，这个疯子便会毫不犹豫的诉诸暴力。投票的结果很快出来了，441票赞成，94票反对，远远超过了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数——授权法通过了，就这样，民主以民主的方式终结了它自己，德国人自一战战败以来14年的民主尝试以失败告终。
　　——纵观希特勒从国家总理到独裁者的过程，从表面上看，每一步都是合乎民主程序和法律规范的。但是这并不是民主制度的过错，而恰恰是因为在这个社会中，有太多的人不去遵循民主的原则进行政治活动，而是寄希望于违反民主原则的私下交易、权术欺诈甚至是暴力恐吓。兴登堡总统、德国军方和德国国内的大财阀、大地主们对民主政治的痛恨以及各个民主政党本身的软弱、犹豫不定、缺乏切实的政治纲领和有效的执行手段，使得希特勒巧妙的利用了各派实力的弱点和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平的攫取了无限的权力。这一历史事实永远警戒我们，在一个缺乏民主法治传统的国家，即使在表面上建立起民主制度，它也可能成为野心家获取专制权力的工具。民主法治的真正确立，绝不可能靠某一个制度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而是一个艰苦的、漫长的过程。它要求在人民中间建立起对民主、法治、权利、自由等观念的正确认识和坚定信念，需要民主社会的各种元素：新闻媒体、政党、工会、社会团体以及其它利益集团等发展成熟——这需要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只有这样，民主才能有坚实的基础和框架。准备为了民主和法治而奋斗的人们，必须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并做好为此付出艰苦努力的准备。
　　五
　　随着授权法的通过，希特勒获得了他梦寐以求的独裁权力，各个党派、工会很快被挨个取缔。但只要老头子还活着一天，他的权力就至少在理论上可以被剥夺。希特勒当然不会愚蠢到试图对老头子动手，但随着老头子因身患绝症越来越接近生命的终点，军队与冲锋队的矛盾日益激化也让他越来越感到坐立不安，没有军队的支持，自己能否顺利接任总统之位，将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冲锋队本身的存在也很令希特勒头痛。恩斯特·罗姆，从纳粹党建立之初就追随自己，和他一起参加10年前的慕尼黑政变，并和他一起被投进监狱。现在，罗姆已经把冲锋队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他具有出色的组织才能和军事才干，对希特勒的忠诚也勿庸置疑。在希特勒看来，作为冲锋队头子，他只有两个缺点：一、他过于强调冲锋队的独立性，冲锋队向希特勒效忠，但在组织上必须完全听命于罗姆，对上反对希特勒的干涉，对下实行独断专制；二，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在希特勒一无所有的时候追随他，是出于对希特勒国家社会主义的理想的信仰，而不是对希特勒个人效忠。
　　这两个缺点，在大家为了共同的目标奋斗，与共同的敌人战斗时，可以忽略不计。但在独裁政权建立以后，这就完全可以称之为心腹大患了。独裁者需要的是没有理想的奴才，而不是有理想的同志。有理想的人，今天因为理想替你卖命，明天也就可能为了理想要你的命。恺撒被自己最好的朋友布鲁斯刺死的故事便是独裁者们心中永远的痛：
　　公元前44年，大权在握的恺撒来到元老院，突然周围响起一片“杀死暴君”的喊声，一群人冲上来用长剑向他围攻，恺撒开始怒吼着用随身携带的短剑进行还击，身上被创四十余处。但当他在围攻的人群中发现自己最信任的朋友布鲁斯时，他终于绝望的拉下斗篷，蒙上自己的眼睛，任凭自己被乱剑刺死。
　　而如果这样一个理想主义者又手握重权、喜欢独立行事的话，情况就更加危险了。任何一个稍微有点头脑的独裁者，都不会让身边有这样一个人物。
　　实际上，危险不仅仅来自罗姆一人。纳粹代表着极右翼势力，冲锋队成员又是纳粹中的极端分子。街头暴力是他们最喜欢的表达意见的方式，这种无序的力量对于冲击旧政权功不可没，但纳粹由在野党成为执政党后，尤其是在消灭了一切敌对势力之后，它就与新政府恢复经济、解决失业的目标相背，而且为新的野心家夺权提供了可趁之机。
　　希特勒确实尝试过约束冲锋队的行为，他给罗姆发了一封信，大力称赞他率领冲锋队在纳粹夺取政权中的功绩，并委婉的说道：“如果说陆军有责任保卫国家，抵御外敌，那么冲锋队的职责则是保证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捍卫国家社会主义政权。”希特勒的原意是，一方面称赞他，另方面要警告他，保卫国家的事情最好还是要留给军队去做。但罗姆未领会这点。他以为有希特勒撑腰，胆子更大了，竟向国防部发去一份照会，声称保卫国家的安全是冲锋队的特权。
　　这便使潜在的矛盾激化了，冯·勃洛姆堡将军请求希特勒裁决。希特勒懊丧地把冲锋队和国防军的领导人请到国防部的训导厅里开会。在他的“动人的，揪心的”演讲中，希特勒劝双方妥协。他说，党解决了失业问题，但在８年后，经济又会衰退，唯一的补救办法是为过剩的人口创造生存空间。这可能会有必要先在西方然后在东方采取短暂的、决战决胜的军事行动。然而，罗姆所建议的民兵“一点儿也不适于国防”。解决的办法是加强正规军，对他们进行严格的训练，并用最新式的武器武装他们。冲锋队必须将自己限制在内部政治事务的范围内。
　　这一演讲充分展示了希特勒的战略眼光，他支持陆军的目的不仅限于近在咫尺的总统权力之争。也许冲锋队能再次帮助他登上总统之位，但要发动对外战争，必须依靠职业军官和正规军。这是希特勒和斯大林最大的不同之处，除了追逐专制权力以外，希特勒至少还有自己追求的帝国理想。斯大林为了个人的绝对权力，面对日益临近的战争危险，对军队进行足以摧毁其战斗力的大清洗。这两种不同选择的结果，在二战初期的苏德战场上得到了充分反映。
　　希特勒的这种眼光不仅体现在军事问题上，也体现在他处理政权问题和经济问题上。上台后不久，他就发表公开演讲，支持用企业家管理企业，而不论他们是否纳粹党员。他还告诫各州总督，不能让党的组织代行政府权力，而经济部门的领导，必须由经济专家而不是党的理论宣传家担任——刨去独裁和战争，希特勒确实是一个治国天才。
　　军人出身的莽汉罗姆无法理解这种智慧，他只看到了自己的权力和地位受到威胁。更重要的是，在他看来，冲锋队是国家社会主理想的先锋队，希特勒要求冲锋队向没有革命理想的旧军队低头，是对革命的背叛。所以，尽管他当着希特勒的面与陆军达成了协议，但私下却对自己的亲信发泄了一通对希特勒的不满：“那个荒唐透顶的下士说的话算个屁，我根本不想遵守这份协议。希特勒是个叛徒，最少也要去休假……要是有了他，目的便达不到，我们干脆就不要他。”冲锋队大队长维克多·卢泽被这种赤裸裸的背叛语言吓坏了。他立即向希特勒告发。
　　希特勒对这种警告保持了沉默。他了解罗姆的固执脾气，和解的尝试已经失败，但 “拒绝与军方和解”不能成为镇压冲锋队的理由，单凭一个告密者的揭发也难以服众。如果现在就采取行动，将无法平息纳粹党内为罗姆鸣冤的情绪。军方也会把这样的行动理解成纳粹党内部的权力斗争，而不是希特勒帮助他们的消灭了自己的敌人。
　　他要让事态发展。
　　在希特勒的纵容下，罗姆更加公开的表达自己的不满情绪。４月，他在柏林召开记者招待会，出席的除外国记者外，还有各外交使团的官员。他身材又矮又胖，浑身是劲，威风凛凛，讲话的语气也咄咄逼人：“冲锋队是德国革命的意志和思想的英勇化身。但是人们常常听见有人说：冲锋队已经失去了任何存在的理由。说这些话的人，在我看来都是反动分子和资产阶级因循守旧分子。只有冲锋队才代表国家社会主义革命！”
　　军方再次向希特勒提出抗议，但这次希特勒拒绝表态。罗姆的公开话在纳粹党内引起轩然大波，它被看成是罗姆对党内对手采取行动的宣言，他们觉得希特勒应该采取行动，但他什么也没有做。
　　这样，罗姆的敌人迅速团结起来，被任命为陆军将军的戈林、盖世太保头子希来姆、党卫队首领海德里希，以及真的担心希特勒地位受到威胁的纳粹副领袖赫斯结成了统一战线，着手收集罗姆叛变的证据。这几个家伙各自心怀鬼胎，还真的搞出了点东西，罗姆和冯·斯莱切尔秘密会谈的消息开始流传，甚至还整出了一套两人联合发动政变的方案。政变成功以后，由罗姆建立军事独裁，斯莱切尔取代冯巴本出任国家副总理，重新组阁。甚至被开除出党，隐退以久的斯特拉赛尔也将参与了这场政变。
　　听说自己的死对头有可能复出，沉默以久的冯·巴本先生又率先跳出来表演：6月17日，副总理来到汉堡大学做演讲，他猛烈的抨击了罗姆的宣言，要求希特勒必须马上和罗姆决裂，采取维护帝国陆军的尊严的措施。声称如果希特勒再不采取行动，他就要马上辞职。
　　一向沉默的冯巴本的突然爆发，显然是在军方和总统的授意下所为。老头子很快告诉希特勒，如果冯巴本被解职，将说明希特勒无力处理危机，他就准备让军队接管政权。
　　火候已到。
　　6月20日，希特勒亲自向巴本为自己的失职表示“道歉”，并与陆军达成妥协，他将准备镇压冲锋队，而陆军则支持他在老头子去世以后接任帝国总统。
　　6月25日，总司令冯·弗立契宣布陆军处于待命状态，下令取消所有休假，军队在营房待命；
　　6月28日，德国军官协会宣布开除恩斯特·罗姆；
　　6月29日，《人民观察家报》刊登了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堡的署名文章，表明了陆军的态度：“陆军忠实的做国家统治者的后盾，做总统冯·兴登堡的后盾，做最高统帅的后盾，做德国领袖阿道夫·希特勒的后盾——他来自它的队伍，始终是我们队伍中的一份子。”
　　6月30日，希特勒亲自奔赴慕尼黑，以召开冲锋队领导人会议为名，将冲锋队主要领导全部逮捕，未经审判全部枪毙。同时他用暗语发密电给在柏林戒备以久的戈林。“我下令向这次叛乱的头目开枪，并继而下令，将在我们家庭生活中往井内下毒的毒手，并在外边下毒的毒手全部杀光，一个不留。”
　　在郊区，冯·施莱彻尔将军的厨子领着两个盖世太保来到了这位前总理的书房。其中一个问他是否是施莱彻尔时，前总理抬头回答说：“是”。话音未落两人便开了枪。在角落里听收音机的施莱彻尔夫人连忙朝中弹的丈夫奔去，中途中弹倒地。施莱彻尔夫妇双双毙命；
　　格里戈利·斯特拉赛尔在和家人吃饭时被盖世太保逮捕，投入单人牢房，随即被乱枪打死；
　　罗姆被给了一把只有一颗子弹的手枪，但他这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冲锋队头子在高喊了几声“希特勒万岁！”之后，仍然没有勇气抠动扳机。最后，行刑官不得不对对他的手下说：“帮帮罗姆先生的忙。”罗姆直到死都不相信希特勒会对自己动手，被逮捕之后，他说了一句千古名言：“一切革命，都会吞噬自己的儿女。”这句话，已成为古往今来一切暴力革命的真实写照。
　　屠杀一直持续到7月2日清晨，在哥伦比亚大厦，一个见习军官将队长卡尔·施列耶从牢房中叫了出来。见习军官说：“奉元首令，对你执行枪决。”施列耶曾目击３位同志被拉去处决，每半小时一人。施列耶被押下楼梯，上了一辆小运动车——将被拉至刑场处决。正在此时，一辆小汽车开了过来，里边跳出一名卫队军官。他拼命在打信号。“停下！停下！”他喊道，“不能再有事了！元首已向兴登堡保证，枪决到此结束。”
　　7月2日晚，希特勒收到了总统发来的贺电：
　　“从呈交本人的多份报告中，本人获悉，由于您的果敢行动及您之勇敢的亲身干预，一桩叛国案已被消灭于萌芽中。您救德国于危难。为此，本人向您表示最深切的谢意和感激。”
　　对于希特勒而言，这是一个事后颁发的屠杀许可证。这是他最后一次拿到这样的许可证。从今以后，他做事情再也无须取得任何人的许可——哪怕是事后的也不需要。
　　六
　　在对冲锋队的清洗之后，希特勒的地位已经彻底巩固。这次行动被证明如此及时，因为事后不到一个月，1933年8月1日，冯·兴登堡总统便去世了。
　　希特勒的内阁马上通过决议，将总理办公室与总统办公室合并。他通过成为帝国总理掌握了行政权；通过《国家紧急状态法》等一系列法令掌握了警察权、检察权和司法权；通过《解除帝国和人民苦难法》掌握了立法权；现在，又成为国家元首，也是三军最高统帅。所有的权力都已合并，大独裁者终于横空出世！
　　登上总统之位后，希特勒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冯·勃洛姆堡和三军的总司令叫到他的面前宣誓：
　　“我在上帝面前宣誓，我将无条件地服从帝国元首和武装力量最高总司令阿道夫·希特勒及帝国的人民。我以勇敢的军人身份，保证誓死遵守誓言。”
　　这一誓词是史无前例的。从前的誓词只要求服从宪法和总统。它却对某人作了指名道姓作的效忠，在元首与每个海陆空士兵之间建立了私人的联系。然而，却没有哪位军官对此举世无双的措词提出疑问。随后，三军将士人人皆进行了同样的、忠于个人的宣誓。在冯·勃洛姆堡将军的建议下，他们将不再称希特勒为“希特勒先生”，而改称“我的元首”。希特勒对此表示欣然同意，这个纳粹党员对其党魁的尊称就此成了德国领袖的标志。
　　1934年9月10日，在纽伦堡的卢波尔德竞技场上，希特勒用最狂热的方式展示了他对德国强有力的统治：用最新式武器装备起来的机动部队，在巨大的草坪上作了完美的表演。自战败以来，在德国，这还是首次向公众显示武装力量。看到这场现实的作战演习，３０万名观众欣喜若狂。纳粹副领袖赫斯带领着疯狂的群众和军队齐声高喊：“希特勒就是德国！德国就是希特勒！胜利万岁！希特勒万岁！”30万人的怒吼声震碧霄，希特勒坐在检阅车上，直挺挺的平举着右臂从狂热的观众和军队面前走过。几乎所有德国人目睹这一场面都会禁不住热泪盈眶：德意志终于又回到了她渴望以久的强人的怀抱。那些试图用凡尔赛和约来羞辱、掠夺、削弱一个伟大民族的国家，即将为它们的愚蠢付出惨重的代价……
　　
　　
 作者：第八元素　回复日期：2004-9-5　11:34:45　  
　　后记：民主社会的基石
　　如果民主只被理解为投票表决和少数服从多数的话，那就太可悲了。希特勒的上台和魏玛共和国的覆亡充分说明，一个民主制度要得以维持下去，还必须有很多投票表决以外的东西作为基础和保障。
　　一、权力的分立和制衡。
　　大二的暑假，我随人大校辩论队赴武汉参加全国大专辩论赛，在火车上，我们的教练周校正老师问了我一个问题，令我深受启发，他说：“世界上，只有一样东西能够制约权力，你说是什么？”我毫不迟疑的答道：“民主！”他很得意的摇了摇头。我想了一会儿，又说：“法制。”他更得意的摇了摇头。我冥思苦想了很久，终于也摇了摇头说：“不知道。”他笑着说：“无知是专制之源，‘不知道’当然更不能制约权力。告诉你吧，是权力。在世界上，只有权力能够制约权力。”经过他一番点醒，我终于明白了其中玄机。是啊，民主不能制约权力，因为人民的意志过于分散，人民的激情容易被煽动和误导，在拥有无限权力的独裁者面前，人民的力量往往是脆弱的。拿破仑和袁世凯称帝都是以绝对多数票通过的“民主表决”。而二十世纪最著名的几个独裁者，希特勒、斯大林、佛朗哥、墨索里尼……都不是被人民的力量推翻的，相反，倒有好几个是利用人民的支持上台的。而法制也不能制约权力，因为法律是死的，必须要靠人来制定、裁判和执行。当立法、司法、执法的权力合并以后，法律就成了独裁者玩弄于股掌之间的工具，成为其破坏民主、镇压人民反抗的帮凶。只有权力才能制约权力。不同权力的拥有者们相互斗争、相互监督，都想保住并扩大自己的权力，最终形成一种平衡，使得没有哪一种权力能够扩大到任由某一个人或某一个集团独断专行的地步。只有在这个时候，各种权力才会听命于人民的意志和法律的权威。所以说，凡是权力未分立的地方，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一人一票选出来的，无非是一个合法的独裁者。
　　当然，权力的分立必然会影响国家机构的办事效率，这是为了制约权力的滥用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所以权力的分立又必须有一定的限度，不能过于分散，使得国家机器过分庞大、无法正常运转。如果那样，又将是民主政体的末日。
　　二、较为成熟的媒体监督。
　　也许有人认为还可以用更恰当的词语来表述第二点的意思，不过暂且先让我这么说吧。所谓“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人民的思想之所以会被控制或煽动，就是因为他们不能全面、透彻的了解现状，而听信了野心家的一面之词。所以，人民有权要求了解事情的各方面的情况：正面的和负面的。而这种信息的来源当然不能寄希望于当权者，因为他们只会向人民提供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希特勒之所以能够利用“国会纵火案”煽动起人民对德国共产党的仇恨，并通过《国家紧急状态法》来打击共产党，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在《人民观察家》报等报纸上故意扭曲事实、编造谎言。试想如果报社的编辑们能够抵住压力，拒绝发布假消息，或者德国当时还有很多独立的报纸，能够从不同的角度报道和分析问题，这种反共狂热恐怕就很难煽动得起来了。美国二战后两次弹劾总统：尼克松和克林顿，其“猛料”都是由新闻媒体抖出来的。那些著名的私立报社，如《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它们既有独立的文化人理想，更有炒作新闻吸引读者的强烈利益驱动，在调查这些密闻上其工作干劲自然要比拿死工资的检察机关猛不止一百倍。而对民众来讲，传媒的亲和力与可靠度要大于专门的检察机关。不难想象，一个手无寸铁的知情者，更愿意和文质彬彬的记者交谈，还是愿意坐在冷冰冰的问讯室里和穿着制服的检察官交谈。检察机关再独立，也毕竟是体制内的监督，在考虑问题的时候难免掺杂一些政治的和人事的考虑在里边，相对而言，媒体要考虑的东西就要单纯得多。所以那个在“水门事件”中，半夜发现民主党办公室里有人活动的人不是先打电话给警察局或国会，而是哪里，当然是报社！只有在一个拥有大量敢于报道事实真相，反应人民呼声的新闻媒体的社会中，民主才能持久。
　　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不是绝对的，民主的权力也必须收到限制，尤其表现为不能借民主之手践踏弱势群体的正当权益。
　　凡是在学生阶段住过集体宿舍的人可能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大家都做一件事，比如半夜跑出去买方便面加餐之类，但都不愿意去。于是有人提议：“我建议让某某人去，同意的人请举手。”显然除了被提名的那个人以外的人都会举手，于是大家就会说：“你看，少数服从多数，你一个人反对无效，该你出去买。”这往往是一种玩笑，“少数派”如果坚决不去，大家也没有什么办法。但这种玩笑，反映了我们一种潜在的观念——多数对少数拥有强制性的权力。实际上，我们之所以需要民主，乃是为了防止暴政，为了保护每个个人的基本权利不受政治权力的侵害。如果民主产生的权力也去侵害个人的基本权利，那么这就不是民主，而成了“多数人的暴政”，这种所谓的“民主”最后也只能走向个人独裁。
　　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也是一样：人生活在社会里，按照不同的标准划分，既可能是多数，也可能是少数。如果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是绝对的话，当权者就可以不断的变换划分标准来打击反对自己的力量，把所有的人都变成少数，最后把民主送进坟墓。曾经有一位德国神父这样忏悔：
　　“当他们迫害犹太人的时候，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当他们迫害共产党人的时候，我也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
　　当他们取缔所有政党的时候，我还是没有抗议，因为我不属于任何政党；
　　……当他们迫害我的时候，再也没有人可以为我说话了。”
　　在这个社会里，只有每一个人的权利都得到保障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权利才能得到保障。民主的权力跟其它所有的权力一样，都不能是不受限制的，它主要表现在选举国家机构和对全国性全地区性的重大公共事务的表决上。实际上，这是对本文第一点的扩大解释，立法、司法、行政的分权是“小分权”，而在国家中还应该存在一种“大分权”，即政治权力、经济权力、文化权力的分立。民主解决的是国家政治权力的合法性问题，而在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当中不应占主导地位。当然，不论小分权还是大分权，所有的权力都有一个共同的界限，那就是个人的基本权利。对这个界限的划定需要涉及复杂的政治哲学理论，如果硬要用一个简单的方式来说明的话，我想可以用一下这个并不精确的表述：
　　“人人生而平等。未经事先制定的公正的法律，并按照公正的司法程序，由独立的司法机构进行公开的审判，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财产和生命。”
　　（注：自由既包括法律明文规定的言论、出版、结社等自由，其它一些无须法律规定的自由，比如说，刮胡子还是留胡子的自由。）
　　之所以说它不精确，主要是由于对“公正”的定义没有做精确的界定。而且在很多国家已经取消死刑的情况下，“生命权”是否会成为一种绝对不可侵犯的权利也存在争论。当然，篇幅所限，我们不能展开讨论。
　　四、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有着对民主的正确认识和坚定信念。
　　常常有人借口“中国人素质太低”来反对各种形式的政治体制改革。这种说法其实也没有大错。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数千年专制主义传统，并且直到现在种植农业所占人口都在全社会中占几乎半数的国家，要进行民主的变革，即使最激进的自由主义学者也不得不承认，它与美国从一片全新的大陆、全新的人民中开始的民主进程完全不是一回事。魏玛共和国的灭亡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型的缺乏民主传统国家进行民主尝试失败的范例：人民为迫害犹太人欢呼、为冲锋队的暴行欢呼、为独裁者上台而欢呼，而对公民的基本权利被取消、宪法被逐步破坏却保持了沉默。因为极权主义、国家主义等观念几百年来已经深入人心，而自由、权利、宪法等概念对他们来说太陌生了，这些东西是否存在跟自己的生活似乎毫无关系，只要希特勒许诺解决就业、恢复德国的大国地位，谁管他采用民主还是专制的手段呢？是的，在没有强大的民意基础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民主，是无法持久的，最后只能滑向混乱或绝对专制的深渊。但是否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就应该停滞不前，等到某一天人民的“觉悟”突然提高了再进行改革呢？实际上，这是一个“不会游泳怎能下水”和“不下水怎能学会游泳”之间的矛盾。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比民主的实践本身更能锻炼人民的民主观念和正确行使民主权利的能力了。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说道：“美国人是通过参加立法活动来学会法律，通过参加管理工作来掌握政府的组织形式的。”并称赞美国的乡镇自治形式，认为拥有自治权力的乡镇，是北美殖民地在英国的“总督制”条件下保存民主传统、培养民主传统的基地。要改变某些人所谓的“中国人素质太低”的现状，不能仅寄希望于经济的发展和教育的普及，而应该从现在做起，通过完善基层民主，实现乡镇自治，在基层民主实践中提高人民的“素质”。
　　以上四点，是一个民主社会得以健康、持续发展非常重要的四个基石，但决不是仅有的四个基石，还有比如防止军事力量对政治的干预，社会多元利益集团的极其政治代言人的形成，对选举制度的设计，对总统制还是议会制、一院制还是两院制的选择等等，很多很多，难以尽述。总之，“民主”两个字，远比我们很多人想得要复杂，无论从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是如此。真正想为民主和法制的事业而奋斗的人，必须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并作好为此付出艰辛努力的准备。
　　
 作者：第八元素　回复日期：2004-9-5　11:38:49　  
　　"所以那个在“水门事件”中，半夜发现民主党办公室里有人活动的人不是先打电话给警察局或国会，而是哪里，当然是报社！
　　
　　这句话后来经过查证有误,贴的时候忘了删掉了,请勿见怪
　　
　　戴高乐：孤独的领袖
　　“没有神秘感就没有威望可言。因为过于熟悉，尊敬之情就不会油然而生。只有象神像一样隐居深庙，才能显出凛凛的威风。无论是运筹帷幄，还是所思所为，都要令人捉摸不透。”
　　——《剑刃》 戴高乐 1932年
　　背景：
　　二战爆发后，希特勒在东线取得胜利，攻占波兰，又很快攻占北欧，随即迅速把战争的中心转移到西线。1940年5月10日，德军绕过德法边境的马其诺防线，从法国北面的“低地国家”荷兰和比利时突入法国。由于法国一直醉心与“祸水东引”的绥靖政策，缺乏战争准备，在北部的“齐格菲防线”更是十分脆弱，所以在德军现代化装甲部队的猛烈攻击下毫无还手之力。德军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占领了巴黎，把法国政府赶到了小城波尔图。而在政府中，也出现了以总理雷诺为首的“抵抗派”和副总理贝当为首的“投降派”的激烈争论。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
　　
　　
　　一
　　1940年6月17日的早晨，加莱海峡上空薄云片片，旭日初升，一架印着英国皇家空军标志的小飞机正在海峡上空飞行，穿过云层，向伦敦飞去。飞机上坐着一位脸色严峻的高个男子，他撩开窗帘，阳光从窗口徐徐照进来。清晨的阳光十分温柔，还不能撕碎海与天的朦胧，只把一道道光束穿过云缝，在浩瀚的海平面上留下灿灿鳞波。这是一个宁静、安详而美丽的欧洲的早晨，一幅上帝赐予欧洲的美景。
　　这个男人就是法国国防部次长、陆军准将戴高乐。此时此刻，他正在经历生命中最痛苦的思想的煎熬。窗外的美景并不能让他的心情有任何好转，反倒令他觉得，在这茫茫的大海中，自己是何等的无依无靠。在德国新型机械化化装甲部队势不可挡的冲击下，除了他之外，竟然没有一个内阁成员主张坚决抵抗。一个通过民主程序产生的政府，一个被世界各国公认代表法国的政府，即将按照国内和国际的法律程序宣布投降。他私自离开法国，乘坐英国人的飞机独自逃往伦敦。是他背叛了他的国家，还是这个国家的政府背叛了它的人民？
　　他曾经梦想要象拿破仑那样，指挥千军万马去击败法兰西的所有敌人，从而为自己赢得不朽的英名。为此，他违背父母的意愿进入圣西尔军校学习，并表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成绩优异，在各种模拟作战中几乎百战百胜。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以为自己建功立业的时候到了，谁知第一次参加战斗就被流弹击中大腿，不得不返回后方疗养。后来伤愈复出，晋升为上尉连长，参加著名的凡尔登战役，正在和一名德军士兵拼刺刀，又不知哪里又飞来一颗流弹把他击倒。于是他就在德军战俘营里面度过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战俘生活，直到一战结束。获释以后，他专心军事理论研究，认为法国应该学习德国，建立一支的高度机动的装甲部队，却遭到了政界和军界的一致反对，并由此严重影响了他的晋升，直至二战爆发，他还只是一个49岁的“资深”上校。直到德军的装甲部队已经扫荡了波兰和北欧，突破齐格菲防线后长驱直入，法国的领袖们才如梦初醒，匆忙把戴高乐提拔为准将，任命他为国防部次长，负责组建装甲部队。但此时就算拿破仑再世，也已经无力回天了，随着他仓促组建的第四装甲师被德军击溃，戴高乐的名将之梦，终于完全破灭。他望着窗外茫茫的大海，不由得感慨万千：自己19岁参军，现在已经50岁了，把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光献给了法兰西军队，从一个热血青年成了一个半百老人，空负一身军事才能与报国之志，却总是阴差阳错，竟然没有打过一次胜仗，反而眼睁睁的看着祖国一步步沦陷而无能为力，一个人的力量在命运的安排面前是多么的渺小啊！同样是一战中的英勇杀敌、身负重伤的年轻士兵，街头混混出身的希特勒已经是帝国元首，而他，戴高乐，圣希尔军校的高才生，好不容易在年满50之前几个月成了一个将军，还是将军中级别最低的准将，被任命为内阁成员，但只是内阁中最不起眼的次长。现在，他又不得不放弃自己半辈子辛苦努力换来的这一切，背叛给予他这些职务的政府，孤身一人逃往国外，开始新的冒险生涯。大海茫茫，祖国已远，不知自己何时才能踏上归程？
　　中午的时候，飞机在伦敦希思罗机场降落，戴高乐在斯皮尔斯将军的陪同下去见丘吉尔。丘吉尔虽然只跟戴高乐有过几次交往，但已经知道这个法国大个子是个自尊心极强而且十分孤傲的家伙，现在法国败亡，他独自一人流亡到英国，更是要小心翼翼不要去触犯他那有些过于敏感的民族感情。所以当戴高乐一走进办公室，丘吉尔就热情的走上前去主动和他握手，称他为“我最亲爱的朋友”。戴高乐十分坦然的接受了这种礼遇，面无表情的和丘吉尔握了握手，直截了当的说道：“首相阁下，请允许我利用贵国的大英广播公司电台（BBC）向法国发表一份号召书，用以召唤所有愿意继续战斗的法国人和我一起战斗。”
　　“没有任何问题。”丘吉尔爽快的答道，“您准备什么时候发表这个声明？”
　　“现在。”
　　“可是法国政府还没有正式宣布投降。”
　　“您的建议非常有益，首相阁下。”戴高乐沉默了一会儿后说道，“我决定在法国政府宣布投降后再发表声明。谢谢您对我的支持。”
　　“将军阁下，”丘吉尔对戴高乐这种盛气凌人的语气感到又好气又好笑，决定和他开个小玩笑，“您将以什么名义发表声明呢？你觉得你一个人就能代表法国吗？”
　　戴高乐的脸上果然出现了不快的表情，不过对于这个问题他显然已经思考过很久了。他很快恢复了平静，从容的答道：“当然能，首相阁下。没有一个政府有权力合法的出卖它的国家和人民。在国家危亡的时候，一个政权的合法性就体现为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继存。现在，法国遭到德国的入侵，我是唯一一个坚持抵抗的政府成员。因此，一旦现任政府宣布投降，我就将代表法国人民执掌战时政权。我能够代表法国，而且只有我一个人能够代表法国！”
　　“如果法国只有你一个人坚持抵抗，”丘吉尔故意停顿了一会儿，然后十分坚定的说，“我就只支持你一个人！”
　　二
　　……五年后的11月13日，又是一个早晨。加莱海峡上空薄云片片，旭日初升，一架印着英国航空公司标志的飞机正在海峡上空飞行，穿过云层，向巴黎飞去。飞机上坐着一位胖胖的中等身材的男子，他撩开窗帘，阳光从窗口徐徐照进来。窗外的风景和五年前戴高乐看到的相比并，并没有什么两样。但欧洲的局势，已经完全改变。五年过去了，那个孤身一人逃往英国的戴高乐，现在已经是拥有三十万陆军、五万海军、三万空军的法兰西三军最高统帅，以临时政府主席的身份回到巴黎，成了法国的民族英雄和强有力的统治者。而他自己，曾经以庇护者的身份迎接这个流亡者的大英帝国首相，却成了一介平民。尽管难免会有一些心理落差，但他并不嫉妒戴高乐。因为他亲眼见证了这个孤傲的法国人是如何在最艰难的时刻奋起战斗的：既要联合同盟国打击法西斯，还要和英美斗争以维护法国的尊严和利益，和贝当领导的傀儡政权争夺海外殖民地，跟其它法国的抵抗运动领袖争夺领导权，戴高乐有的时候完全是一个人在同时和德国、法国、英国、美国作战，但却顽强的在几乎所有较量中都取得了胜利，所以今天所有的一切权力与荣耀，对戴高乐而言，都是应得的。戴高乐是让他钦佩不已的战友，又是他需要时刻防范的对手。在他看来，这个世界上，只有美国总统罗斯福能与戴高乐相提并论，当然，还有他自己。
　　这个男人就是英国前首相、二战风云人物丘吉尔。此时此刻，他的心情说不出是烦恼还是轻松。三个月前，他还在波兹坦参加英、美、苏三国首脑会议，讨论如何处置战败的德国和建立战后国际格局。他的老朋友，二战中给了他最强有力支持的罗斯福总统去世了，美国在二战中坚持到了最后，但它的总统却没能坚持到最后，接替罗斯福出席的是前副总统杜鲁门——他已经根据宪法成为代总统。这让丘吉尔非常难过，但他没有想到，连自己也不能享受最后胜利的喜悦了。他所领导的保守党在国会大选中败给了艾德礼领导的工党，根据英国选举法，国会中的占多数的党派负责组阁，这样，他就不再是英国首相，也就无权再代表英国参加三国首脑会议，不得不中途离开波兹坦返回伦敦。尽管临走的时候，杜鲁门和斯大林都对他表示出极大的尊敬，但在心高气傲的丘吉尔看来，这完全是一种羞辱，他宁愿像罗斯福一样死在任上，也不愿以这种丢人现眼的方式告别。特别是当他想到艾德礼和杜鲁门亲切会面的情形，简直就有点吃醋了，是自己和罗斯福领导了这场战争走向胜利，最后竟然由这两个无名小子下山来摘桃子。而“赐予”他这种羞辱的，正是他六年来不分昼夜为之服务的英国人民！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他们就又开始相信党派斗争的空头许诺，迫不及待的抛弃了在存亡关头拯救了他们的民族英雄。在返回英国的路上，他脑子里只想着著名传记作家普鲁塔克的名言：“对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一切强大民族的特点。”
　　离职以后，精力充沛的丘吉尔并没有闲着，他一边写回忆录，一边到世界各国访问、旅游，倒还比他当首相的时候自由得多了。他这次到巴黎只做短暂的停留，并没有正式的活动安排。由于法国国内正在忙于制宪会议的选举，他这次路过没有受到媒体的关注，反倒是丘吉尔时刻关注着这次法国战后第一次全国选举。就在丘吉尔到达巴黎的当天，经过公民投票选出的制宪议会一致推举戴高乐为政府总理，参加投票的议员555名，赞成票也是555名。得知这一消息后，丘吉尔感慨万千，他知道戴高乐向来我行我素，讨厌和任何党派打交道，自己也不组建政党参加竞选，能够在共产党和社会党人占了三分之二的制宪议会中得到100％的赞成票，完全是靠他在法国人民中无可争辩的威信。他立即给戴高乐写了一封祝贺信，信中写道：
　　“普鲁塔克错了！”
　　看完丘吉尔的贺信，戴高乐苦笑着摇了摇头。这个和自己并肩战斗五年的老朋友啊！尽管在流亡英国的日子里，为了维护法国的尊严和利益，他在丘吉尔面前始终保持了高傲而倔强的态度，甚至多次与之激烈的争吵。但在他孤独的内心里，丘吉尔仍是这个世界上他唯一可以称为“朋友”的人，除此以外，都是敌人、对手或下属。罗斯福本来也是值得尊敬的，去美国访问的时候，因为年轻时参与森林救火而瘫痪的罗斯福坐在轮椅上和他边走边谈，美国总统矮小的轮椅和戴高乐一米九八的高大身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他们走到阳台上的时候，罗斯福指着前面笑着对戴高乐说：“你看到我的游泳池了吗？我就在那里游泳。”这句话给戴高乐带来的震撼是难以言寓的，在那一瞬间，向来心高气傲将军头一次感觉自己完全被一种精神的力量所折服，他对罗斯福充满了敬佩之情。但美国总统满脑子的美国霸权思想使得他们之间不可能存在友谊，罗斯福数次企图扶植一个听话的法国人来取代戴高乐。这还不算，他甚至有一种比威胁其法国领袖的地位更让戴高乐愤怒的想法：法国政府既然已经投降德国，就应该当作法西斯的同盟国来处理，在法国光复以后一度要求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对法国进行军事占领。戴高乐气得差点命令法军向盟军开枪，幸好丘吉尔坚决站到戴高乐一边，不仅支持法国的独立，还在德国的军事占领区分了一块给法国，这就等于完全承认了法国作为战胜国的大国地位。同样是在罗斯福的坚持下，诺曼底登陆、开罗会议、雅尔塔会议这样的重要事件都没有戴高乐的份。所以，尽管戴高乐对罗斯福本人抱有和丘吉尔同样的钦佩之情，但在国家利益面前，他宁可去和斯大林打交道也不愿意跟罗斯福会面。这两个伟大人物之间的积怨甚至连死亡也不能化解——罗斯福去世后，在戴高乐的坚持下，在巴黎举行纪念罗斯福的活动被取消了，因为在他看来，罗斯福是法兰西的敌人。也正因为如此，当丘吉尔被迫离开波兹坦的时候，他的心情非常难过。他的脑子里也立即浮现出普鲁塔克的名言，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罗斯福去世了，丘吉尔下台了，自由世界的反法西斯领袖只剩下一个孤独的戴高乐了，他能幸免于难吗？他这样回忆自己当时的心情：“现在丘吉尔驾驶的大船已经系缆，由我掌舵的船眼看也要进港了，当我听到英国人把他们在风暴中请来的船长请下船的时候，我预料到我离开法国舵手的岗位也为时不远了。”当时，离全国大选还有三个月，三个月后，他以全票当选为总理，又收到老朋友的贺信，但这种悲剧性的想法，反而越来越强烈了。这种感觉，即使是在他只身逃往英国的时候，也从未有过。
　　他曾经说：“我是一个孤独的人，我如此酷爱孤独。”
　　“孤独”这个词，对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含义。对一个普通人来讲，孤独意味着缺少朋友；对一个英雄来讲，孤独意味着缺少够档次的对手；对一个领袖来讲，孤独则意味着他的伟大思想不能为他的人民所理解和接受。
　　当戴高乐在1934年发表他的《建立职业军》的时候，他是孤独的。因为人们还无法理解，在构建了如此坚不可摧的马其诺防线之后，还有什么必要花大力气去改革现有的步兵和炮兵联合作战体系，而去建设一支从未用于实战的装甲部队。总参谋部对他的见解的评语是：“无用、不受欢迎、违反逻辑与历史”；有一位将军在报上发表文章说：“德国人是天生侵略的民族，自然就必须有装甲师。但法国是和平与防卫的民族，所以就需要反摩托化”；国防部长莫林将军甚至当众训斥当时还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当秘书的戴高乐：“再见吧，戴高乐！在有我的地方，就不会有你的地位！”直到法国引以为豪的步兵配合炮兵作战的部队被德军装甲师打得落花流水的时候，人们才想起他来，仓促之间任命他指挥第四装甲师——一个还未成立的“装甲师”。东北区防线总司令乔治将军握着他的手说：“戴高乐，你来了！你长期以来所持的见解，敌人已经实现了，现在正是你大显伸手的时候了。”
　　可惜，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当戴高乐独自扛起反法西斯大旗的时候，他还是孤独的。因为他的人民还无法理解，为什么在现行政府继续“合法”存在的情况下，一个逃亡的将军可以未经民主投票宣布自己“代表法国”。是的，“民主程序”、“合法性”这样的观念确实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基本准则，它是由伏尔泰、卢梭、杰斐逊等众多人类的先知经过几个世纪不懈努力，才在人群中建立起来的坚定信念。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它在英、美、法这样的发达国家，已经从“大逆不道”的革命思潮成了“天经地义”的政治教条，以至于人们忘了，无论“民主”还是“法制”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这些观念的提出和实践，最终都是为了实现人民的自由、安宁和幸福，以及国家的强大和民族的独立。所以即使是经过合法的民主的程序产生的政府，如果它违背了人民和国家的根本利益，那么人民仍然有权通过民主和法律以外的手段，包括暴力手段来推翻它的统治。在法西斯的铁蹄摧毁了一切国际准则和国内法制的情况下，只有那些最敏锐的人物能够突破陈规，重新回到所有原则的基点，在历史剧变的关头把握住它发展的方向，为人民指引道路，并使自己成为这个时代的伟大人物。但由于他们的思想总是走在人民大众的前面，所以往往不能被他所热爱的人民所理解，并由此感到巨大的孤独。在戴高乐向所有法国人发出号召以后，响应者寥寥无几。一位收到他邀请的将军说：“我认为法国应该抵抗到底，但我是个军人，我应该服从政府的命令。”一位为了抗议政府投降而辞职的公务员也拒绝支持戴高乐，他说：“我反对投降，但违法的事情我可不能做。”直到贝当傀儡政权已经成为彻头彻尾的法西斯帮凶，剥夺法国人民的基本权利，大肆迫害犹太人和共产党人，将大批法国人运往纳粹集中营做苦力的时候，他们才逐渐明白政府已经“合法”的成了法国独立和自由的敌人，这才转而支持戴高乐。
　　如果说在1934年和1940年的戴高乐的孤独是显而易见的话，那么在1944年，戴高乐重返法国，在成千上万的民众欢呼声中穿过凯旋门，1945年，他又以全票当选法国总理的时候，却很少有人知道，他还是孤独的。
　　而且此时的孤独感，比他四年前只身逃往英国时更加强烈，也更加深刻。
　　三
　　“法兰西经历了无数的岁月，至今仍然生存。”
　　这是戴高乐在他的《希望回忆录》中的第一句话，简简单单的一句话，道出了他对法兰西历史深沉的热爱。对戴高乐来讲，法兰西的伟大和光荣是他从小就树立的信念，也是他一生中最为珍视的东西。他不仅要领导法国获得战争的胜利，还要恢复法国因为战败投降而丧失的大国地位。而正是这一点上，他再次被他的人民所抛弃。
　　在戴高乐看来，第三共和国脆弱的政治体制导致了法国在二战初期惨败的根本原因。法国要想强大，要想不再蒙受亡国之耻，就必须彻底改革政党主导的政治制度，建立一个不受政党和议会控制的独立行政的政府：
　　第三共和国的政治原则是议会至上，议会由全民选举产生，政府再由议会产生，只有在议会取得多数的政党才能组织内阁。英国也是议会制国家，但实行的是两党制，议会由两个主要的政党控制，两党在制定政策时，只有考虑到全国大多数的普遍利益才能在选举中获胜。负责组阁的首相一般都是政党领袖，他既控制政府，又通过政党控制议会，所以政府的权力仍然很大，政府地位比较稳定。而法国第三共和国实行的是多党制，各个政党按照选举中的得票比例分配议席。所以政党的利益和自己所代表的那个利益集团紧密联系，只要在国内有一小部分人支持该政党的纲领，哪怕有90％的人反对，它也可以得到几个议席，在国民议会中翻云覆雨。这种制度设计使得政党能够无视国家的整体利益和大多数人的反对而生存下去，极为有利于大量中小政党的生存，而没有哪个政党能够在议会取得过半数的议席，因此只能由好几个政党联合组阁。每一个内阁总理在上台之前，都要和主要政党达成协议，由支持自己的政党来分摊内阁部长的职位。一旦政府的行为违背了某些政党的特殊利益，他们又会联合起来“倒阁”。所以行政权力完全臣服于立法权力，政府总理不得不在众多政党的利益之间小心翼翼的寻求妥协以维护自己的地位，如履薄冰，各部部长也不是听命于总理而是听命于各自所属的政党。这样的政府极为缺乏效率，更缺乏应对危机、进行改革的权力。任何有效的改革措施都不能推行下去，因为一旦改革触动了某个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政府就会倒台。第三共和国从1875年正式成立以来，到1940年覆亡的65年里，竟然先后搞出了102届政府，平均每届政府执政不到七个月，创下了“政府更新速度”的世界记录，而同一时期英国和美国只换了20届和14届政府！
　　政局的动荡使政治家们把主要精力浪费在无休止的政党斗争中，无心关注希特勒上台以后急剧恶化的欧洲局势，也拿不出任何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戴高乐在1934年，希特勒刚刚上台不久，就出版了他的《建立职业军》，提出了建立装甲部队的设想，在法国政军两界都引起激烈的争论，但直到希特勒的数十万装甲部队从无到有，已经横扫波兰的时候，法国的政治家们还在喋喋不休，法国仍然没有建立起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装甲师。二战爆发以后，主战派领袖丘吉尔在英国上台，组织战时内阁，迅速而强有力的进行抵抗，并坚定的拒绝了德国的和谈要求。而同样是在法国，也是主战派领袖保罗·雷诺出任政府总理，但各个政党在国家危亡之际仍然念念不忘瓜分部长职务，雷诺甚至连任命戴高乐出任国防部长的权力都没有，只能任命他为国防部次长。而投降派的代表人物贝当和魏刚则在各自的政党支持下分别出任副总理和总司令。更奇怪的是，前任总理达拉第尽管由于执行绥靖政策倒台，但由于支持他的激进社会党在议会中占据了大量席位，他仍然在雷诺政府中担任国防部长和陆军部长两个要职。所以，从表面上看，“战时内阁”由主战派总理领导，但在一群投降派部长的包围中，雷诺实际上什么事也做不成，法国的覆亡也就在所难免了。当雷诺被迫辞去总理职务，而由投降派领袖贝当组织内阁时，戴高乐终于下定决心逃往英国。从那一刻起，他就成了“政党政治”不共戴天的敌人。
　　戴高乐坐在飞机上，回想起他所亲眼目睹的三个民主共和国的覆亡——西班牙、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和魏玛共和国。它们被三种不同的方式结束：内战、外敌入侵和民主投票。但在戴高乐看来，它们都亡于可耻的党派斗争。魏玛共和国确实设立了拥有实权的总统，但行政权仍然从属于立法权，只有在议会中取得多数的政党才有权组阁。尽管兴登堡是一个保皇派、军国主义分子，但如果总统能够独立于议会任免总理的话，如果不是政党们习惯于肮脏的幕后交易的话，希特勒是不可能上台的。左派政党联合组成人民阵线能够在民主选举中获胜，但在残酷的内战考验下，却无法像他们的对手一样在一位强有力的统帅领导下作战，人民阵线内部的分裂最终导致了民主共和国的失败和佛朗哥法西斯专政的建立。事实证明，民主政体要赢得和独裁者的斗争，它也必须有一个能够独立承担责任的领袖。从制度上讲，就必须让政府首脑由人民直接投票选出，这样，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直接对人民负责而不是对议会，也不是对某一个或某几个政党负责。只有一个独立而拥有实权的国家元首才能维护国家的团结和统一。这个人当然应该是全民直选的共和国总统，他是国家整体利益的代表，也是宪法和国际义务的保证人。换而言之，只有一个总统制的共和国才会是一个真正坚强有力的民主共和国。在历史上，法国曾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的国家，行政权力的滥用和独裁者的暴政给这个国家留下了过于深刻的印象，因此，让行政权从属于立法权，让由按照多数原则采取行动的议会取代根据个人意志行动的国家领袖作为政治权力的核心，便成了许多启蒙思想家们用民主取代专制的良方。由于在法国大革命中，议会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并在不同的时期由不同的政党来控制议会，这样，多党制的议会主导政体便成了法国民主的主要传统。它与几乎是在相同时期诞生的美国式的总统制政体成为了资本主义民主的最重要的两种实现形式。这样一种制度，有无数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对它进行阐述和论证，通过法国人民为之骄傲的大革命的鲜血才得以建立，并在过去一百多年里已经和这个国家的历史、荣誉紧密的纠缠在一起，要想从根本上改革它，何其难也！
　　他们急于要享受新的生活，而不愿去痛苦的反思是什么让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蒙受了这样一场深重的浩劫。戴高乐是如此了解他的人民，他不忍心像丘吉尔那样用“忘恩负义”来形容自己的民族，但等到制宪会议选举结束，他收到丘吉尔的贺信的时候，局面的发展已经让他不得不承认，普鲁塔克的话确实还是正确的。
　　四
　　法国光复以后，戴高乐将他领导的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组了法国临时政府，并将其从阿尔及利亚的首府阿尔及尔迁到巴黎。在正式的选举之前，戴高乐成为了法国的独裁者，尽管存在一个临时议会，但它的地位主要是咨询机构。就其性格来说，戴高乐是一个天生的独裁者，对于权力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渴望。有一件事充分的说明了隐藏在戴高乐身上的独裁者气质。有一次他在办公室里办公，听见外面喧闹无比，原来是一群学生示威造成了交通堵塞。戴高乐立即叫来警察局长，让他去把那群学生驱散。警察局长提醒他说：“这是巴黎学生的传统，也是他们的权力，我无权这样做。”戴高乐立刻咆哮起来：“你当然无权这样做，但我有权命令你这样做。如果你只尊重他们的权力而不尊重我的权力，那你马上就从警察局长的位置上滚蛋！”警察局长掂量了一下这句话的分量，一时也搞不清楚到底是谁的权力，不过他至少知道最重要的是保住自己的权力，于是很快派出数十名警力将示威学生驱散了。
　　戴高乐进入巴黎的第三天上午，就把纳粹占领时期国内抵抗运动委员会的二十几位代表召集在一起。在表示了他们期待的祝贺之后，戴高乐指出了国内抵抗运动委员会的命运。他说，既然巴黎已经解放，全国抵抗运动委员会就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他不允许国内存在任何与临时政府平行的权力机构。它应该合并到从阿尔及尔迁来的临时议会中去。从今以后，一切行政权力都只能由临时政府行使。内地军队将并入国家军队，由陆军部负责统一指挥。任何民兵或游击队都不再需要，必须立刻解散。并宣布柯尼西将军已经被任命为巴黎军事长官，负责监督非正规军合并到军队的工作。
　　一些委员听从了这些苛刻的处理办法，另一些人则激烈反对。然而，戴高乐打断了所有人的谈话：“我召集你们来不是参加辩论，而是要求你们执行命令的。明天柯尼西将军将派人到你们那里接管军队，请你们作好准备。今天的会见到此结束。”说完他起身离开会客厅，用行动中止了一切争论。
　　第二天，柯尼西将军就开始派人到各支内地军那里接管军权，大部分抗战领导人十分顺从的交出了权力，对于少数不愿交出军权的，柯尼西将军就告诉他们：“我奉戴高乐将军的命令接管这只部队，如果你们违抗命令，我就派装甲师强行接管。”这样，戴高乐用他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很快解除了各个政治派别手中的军权，统一了全国的武装力量。很快，他又用同样的方式清除了在国内抵抗运动中形成地方军事力量和行政机构。由于行政结构的迅速恢复，以及独裁政权在短期内特有的高效率，在战争中崩溃的国内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很快步入正轨。这一段时期，是戴高乐和法国的关系最密切的时期，他作为一个独裁者的天赋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他所取得的成就也让他更加坚定了在法国应该建立总统制的观点。
　　但根深蒂固的政党力量并非那么容易消灭。1945年3月19日，盟国与法西斯的战争还在继续，议会中各个党派就组成联合代表团，向戴高乐正式提出对政府的不满，认为政府应该收到议会的约束，不能再做出与议会通过的主张相抵触的决议。戴高乐立即拒绝了这个要求，当代表们声称应该由抵抗运动表达人民的意志时，戴高乐答道：
　　“法国的抵抗运动要比大家所代表的团体广泛得多，而法国又比抵抗运动更为广泛。所以，我是以法国的名义来履行我的使命，而不是以一个党派的名义来执行我的使命的。尽管这个党派的力量十分强大。在将来举行普选之前，我要对国家的命运负责，我也只对国家负责。”
　　尽管戴高乐语气如此强硬，尽管他是如此渴望保持自己的独裁地位，但他还是清醒的知道，这种个人独裁的状况不会维持太久。这毕竟不是拿破仑的时代，更不是路易十四、查理大帝的时代了，即使拿破仑生在二十世纪的法国，他也只能选择做一个赞成民主的领袖。而总统制还是议会制，最后只能靠公民投票来决定。
　　在临时政府迁回巴黎后不久，他就到各省巡查，在各地的集会上发表演讲，在几个星期内，他所接触的法国人民超过了1000万。他希望跨过政党这一媒介直接到人民中去寻找支持。在人民的欢呼声中，他感到了自己的力量。他似乎找到了改造法国的信心，可以依靠人民的支持来和党派政治斗争。
　　但戴高乐很快就失望了。人民对他欢呼是把他当作二战的民族英雄，而不是改造法国的希望，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弄明白议会制和总统制之间的差别。人民永远是短视的，只有伟大人物才会反思。在外敌入侵的时候，他们会团结在领袖的周围，一旦能够安居乐业，他们就拒绝对现状做任何改变。在那些安分守己的普通人看来，战争就好像一场噩梦，现在噩梦醒了，他们只希望恢复以前的“正常”生活。
　　戴高乐所坚决反对的“政党政治”正在成为事实：共产党享有极高的威望，社会党也活跃起来，皮杜尔领导的号称中间派政党“人民共和运动”成为第三大党，此外，激进党等也恢复了活动。10月21日，法国就未来宪法问题和选举一个代替咨询会议的新的立宪议会举行了公民投票。结果96%主张选举立宪议会，制订一个取代第三共和国宪法的新宪法。在新的议会中，法国共产党取得的席位最多，其次是社会党，再次是人民共和运动。共产党主张建立一个单一的国民议会，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而右派则主张恢复第三共和国的两院制议会，加强参议院的权力来限制国民议会。但所有的政党都同意一点，议会必须继续成为国家政治权力的中心。11月13日，立宪议会一致选举戴高乐为临时政府总理。戴高乐虽然取得了一致的拥护，但是，他知道，这并不代表政党赞成他政治改革的观点，那只是因为他在当时是唯一能够支撑法国政局的人，他没有一个有组织的力量作他的坚强后盾。他的政策、方针等靠谁来执行呢？实际上，戴高乐无法左右众多政党形成的体制，他失去了在阿尔及尔临时政府中那种一人说了算的至高无上的决策权。立宪议会享有立法权；政府要制定法律、决定财务、解决外交上的重大问题，都必须取得议会的多数支持。戴高乐是政府总理，但是议会议长却是社会党的费利克斯·古安。这样的政体使戴高乐感到被捆住了手脚，只有处理政府日常事务的执行权。在他的新政府中不得不容纳四名共产党部长，四名社会党部长、四名共和党部长，一名激进党部长，两名无党派人士和两名抗战民主联盟部长。这自然不是戴高乐所喜欢的政府组成。然而，实际被迫如此，戴高乐在11月21 日只能按这样的部长分配方案组成政府。已经开始工作的立宪委员会，一致同意取消未来总统的实有权力，并主张政府服从议会。而这个与戴高乐主张水火不容的立宪原则，竟然被拒绝通知给戴高乐。
　　戴高乐在得知立宪委员会的决议后，陷入了沉思。
　　1946年1月上旬，他到了地中海之滨的昂提布做了一段时间的休假。从到伦敦宣布自由法国诞生起已经六年了，在这紧张的六年当中，自己时而戎马倥偬，时而与盟国相冲突，无论多么繁忙，遇到何等尖锐的矛盾，他总是觉得，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但现在，他成了民族英雄，掌握了最高权力，却感到眼前一片空白。几乎所有的政治力量都反对他，在二战中团结到他身边的人纷纷离他而去，到各个政党中去寻找他们的政治前途了。现在，只有他一手创立的军队还坚定地站在他一边，但他又怎么能够用军队来对付自己的国家呢？自己在赤道非洲发布的《布拉柴维尔宣言》中曾庄严地宣布过：一旦法国本土有了名副其实的代表，就将移交政权。既然人民还对政党政治抱有希望，那就让他们去尝试吧，总有一天他们会明白戴高乐的远见卓识的。但那会是多久以后呢？混乱的第三共和国延续了65年，56岁的戴高乐可等不了那么久了。不管怎样，只能等待了，难道戴高乐这样的人物可以忍受一群无聊的政客坐在议会里对他指手画脚吗？绝对不行！议会主导的法兰西共和国终究会垮台的，戴高乐对此坚信不移。如果自己等不到那一天，那就由我的继承人来实现我的理想吧！那时候，人们一定会明白我的苦心，我放弃了自己的正确见解，放弃了自己的最高权力，为的只是尊重人民的选择啊！看着茫茫的地中海，一种最为强烈的孤独感油然而生。古往今来一切伟大民族的领袖，都比任何人更加深爱着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因为他们已经把生命和事业与之结合在一起，密不可分。但是，这种爱往往会成为一个伟大人物身上最大的弱点。对一个像戴高乐这样的人民领袖来讲，最可怕不是他的敌人，而是他的人民。敌人再强大，他也有足够的力量与之战斗，而得不到他所深爱的人民的理解，他就只能默默的走开。
　　“我该走了。”他这样对自己说。
　　“这个英格兰糟老头，这回可要自己打自己嘴巴了。”他那冷峻的面容上竟然忍不住露出了一点得意的颜色。
　　“我还会回来吗，像上次一样？”他这样问自己。
　　……
　　1946年1月20日，就在丘吉尔断言：“普鲁塔克错了！”之后两个月，戴高乐把部长们邀请到他在圣多明尼克的办公室。星期天的紧急召见令部长们惘然不知所措，隐约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在跟每个人握手致意后，将军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他没有用任何语言或手势示意大家坐下，部长们只得十分尴尬的站着。戴高乐毫不理会任何人的表情，慢慢的从文件夹里抽出一张纸，缓慢但十分有力的宣读起来 ：
　　“排他性的党派制度又复活了。我是不赞成的。但是，除非用军事力量建立起我个人的独裁统治，我没有办法阻止这种尝试。我不愿意这样做，独裁统治即使建立也不会有好结果。因此，我决定辞职 。”
　　这个辞职声明过于简短，以至于部长们还没有从震惊和难过中清醒过来，戴高乐已经走了出去——他再一次用行动制止了没有意义的辩论。
　　“这样的辞职可真够漂亮的。”共产党领导人多列士看着戴高乐远去的背影自言自语的说道。
　　五
　　1951年7月23日，在法国北部小镇科隆贝的拉布瓦瑟里，正是离职后的戴高乐隐居的地方。他在这里静静的等待，等待第四共和国脆弱的政治体制垮台，等待法国人民重新召唤他去执掌法国的最高权力。尽管第四共和国的政府跟第三共和国一样，象走马灯似的换，但一转眼五年过去了，这样的呼声还没有响起来。戴高乐已经习惯了在这不足300户人的小镇隐居的生活，尽管日子过得颇为清苦，但每天能够在花园里浇花剪草，倒也十分惬意。
　　这天上午，将军的老部下蓬皮杜走进了拉布瓦瑟里的花园，他是这里的常客，所以将军并未理睬，仍旧继续浇他的花。
　　“贝当死了。”蓬皮杜走到将军身边，十分笨拙的说道。一路上，他反复思量该用什么样的方式和口气告诉将军这个消息。他自认为十分了解将军，但将军和贝当之间的恩恩怨怨实在太复杂，连蓬皮杜也无法猜测将军会以什么样的心情接受这个消息，所以只得选择了这四个在他看来最没有偏见的字眼。
　　“不，是元帅死了。”戴高乐停止浇花，轻描淡写的说道。但他没有放下花壶，似乎在思考什么。他想起自己在军校时对这位一战英雄的崇拜，想起贝当第一次见到他就夸奖这个年轻人所具有的天赋和远大前程，想起他对自己的教导、提拔和关怀——那时，他敬他如父……他又想起后来他们因为是否需要建立装甲部队而爆发的争吵，想起他们在各自领导维西政权和临时政府时互相判处对方死刑，然后又都下令赦免对方……但是，所有的这些恩恩怨怨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贝当出卖了法国。仅此一点，戴高乐就永远不能原谅自己的恩师。“这真是一个历史的大悲剧。如果他在二战前死去，他将永远是法兰西的英雄，就像霞飞、福煦等名将一样名垂史册。”
　　“可惜啊……”将军轻叹了一口气，“元帅的长寿是法国最大的不幸。他不该把法国引起歧途。他把国家给毁了，把军队给毁了。”
　　“他以为他这样做可以保护一些东西，实际上却毁掉了一切。他保护的不过是一些坛坛罐罐，但真正需要保护的是法国！”戴高乐已经完全沉入对二战的回忆，那是他的英雄年代。
　　“幸亏有了我，是我拯救了法国！”
　　这个老人好像重新燃起了激情，声音高亢起来，他自豪的宣布自己的丰功伟绩。
　　……“现在一切都过去了。”将军又开始浇花，走了几步又停了下来，抬起头若有所思，“罗斯福死了，接替他的不是巨人；英国人手舞足蹈的摆脱了丘吉尔，但他们推举出来的也不是巨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死了，德国和意大利一片沉寂。没有英雄了，这个时代不再制造英雄，也不再需要英雄了。”
　　“法国不会复兴，也不会再伟大了……”
　　“也许您可以再试一试。”蓬皮杜等了好久都不见将军再说话，平淡的插了一句。
　　“让我试试看吧。”将军这次并不停止浇花，“但法国已经自暴自弃了，不再需要我了。”
　　“我想那是因为时机还没有到来。”
　　“丘吉尔告诉我，在我还是国防部次长的时候，他就曾经当着我的面说我是‘应运而生的人’。天晓得，我压根没听见过那句话，也许他是用法语说的。”戴高乐每次提到丘吉尔，总忍不住要嘲笑一番，“不过也许我真的只有在法国最危急关头才会发挥作用。”
　　“过不了多久英国就要进行大选了，丘吉尔很有可能重新上台执政。”蓬皮杜顺口说道。
　　“除非彻底改革我国现行的政治制度和道德挂念，我们在任何方面都不可能取得成功。”将军似乎并未理睬蓬皮杜的话。但对于这句看似突如其来的感叹，蓬皮杜是很能理解其中三味的。他曾经跟蓬皮杜谈起过，丘吉尔在下台后仍然能够翻云覆雨，是因为他身后有一个强大的保守党势力做后盾。他在1949年也尝试着利用政党来向第四共和国发动进攻，组织了一个法兰西人民联盟参加竞选，但最后还是没能在议会中取得可以修改宪法的多数——当然这个多数足够戴高乐上台当总理，不过如果他只是想当总理的话，他根本犯不着去组织什么政党。选举的失败让戴高乐更清楚的认识到自己东山再起的难度，丘吉尔要战胜的只是一个工党，而他的对手则是整个法兰西第四共和国——以及它所有的党派，还包括一百多年来形成的议会制传统。要实现自己的再造法国的理想，就不能像丘吉尔一样仅靠在体制内的努力，而必须有一种体制外的力量来推动。但这样的力量将来自哪里呢？
　　不管怎样，一个月以后，丘吉尔领导的保守党确实在大选中获胜，大英帝国的民族英雄终于再次入主唐宁街十号。这个消息对戴高乐来说是一种心理上的安慰，他和丘吉尔都是在二战中功成名就，又都在战后走下最高权力的宝座。现在，丘吉尔重新执政了，是否也意味着自己东山再起的日子为期不远了？
　　但是，他再一次失望了，直到1955年丘吉尔因为健康原因离开政坛的时候，第四共和国的现状还是什么都没有改变。而此时，他已经65岁，距他辞去总理职务，已经快十年了。戴高乐时代的往事，已经成了历史陈迹，被拍成记录片、电影、电视剧由人们欣赏。二战时的民族英雄被人们牢记，而那个垂垂老矣的戴高乐似乎被完全遗忘在科隆贝茂密的森林和起伏的群山之中。二战后唯一一个一直坚守岗位的斯大林同志也在1953年被死亡赶下台了，证明了再伟大的独裁者也无法逃脱时间冷酷无情的捕杀。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英雄们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吗？
　　六
　　在戴高乐在科隆贝无聊的打发他的退休生活的时候，第四共和国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如何处理过去的殖民地问题，是历届法国政府最为头痛的问题。第四共和国的当权者们采取了一条强硬的镇压政策，使法国陷入了难以自拔的殖民战争。特别是在越南的印度支那战争中，法军在奠边府大败，导致了拉尼埃政府的倒台。1954年，孟戴斯－佛朗斯上台组阁，承诺在7月20日以前结束印度支那战争，实现和平，否则就下台。结果他果然在7月20日的那天晚上签订了结束印度支那战争的《日内瓦协议》，结束了历时八年半的印度支那战争。但是，当法国人民还沉浸在实现和平的喜悦中时，11月1日，类似的战争在阿尔及利亚又全面爆发了。
　　阿尔及利亚位于非洲北部，与法国隔着地中海遥遥相望。是离法国本土最近，也是法国最重要的殖民地。战后，法国曾于1947年通过一个阿尔及利亚法案，根据这个法案，组成了一个议会。阿尔及利亚人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议会，逐步过渡到自己管理自己，形成一个独立的阿尔及利亚。但是，当地的殖民者阻碍这个法案的实施，规定组成两个选举团，每个选举团选出一半议席。占当地居民十分之一的法国人组成一个选举团，阿尔及利亚人组成一个选举团，而主要由法国人组成的当地政府还要干预当地人组成的选举团，这激起了阿尔及利亚人的愤怒。在战后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大潮的推动下，他们开始拿起武器进行战斗。
　　政府一开始支持当地殖民当局进行残酷镇压。几乎将法国所有的精锐部队都调往阿尔及利亚作战。但在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之后，起义军仍然没有被镇压下去。法军战争中的一些虐待战俘、屠杀平民等行径被曝光，法国政府的行为遭到了世界舆论的一致谴责，国内舆论和不同政治势力的立场也开始出现分歧。
　　迫于国内外的压力，也由于武力解决的前景黯淡，一些政治家暗中准备通过谈判实现停火。1956年，居伊·摩勒政府曾经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领袖本·贝拉有过接触。1958年的皮埃尔·弗林姆兰任总理后也试图用谈判解决问题。但是，由于顽固的殖民主义思想在法国还很有市场，第四共和软弱无能的政治体制使得任何一届政府都没有足够的能力迈出与“叛军”谈判这一步。而在印度支那战争中遭到惨败以后，军方迫切希望通过阿尔及利亚战争的胜利来找回军队的荣誉，反对停战。在很多将领看来，法国之所以在越南遭到失败，就是由于政府的软弱无能，频繁的政府更迭，朝令夕改，也未能在军事装备和弹药粮草等方面保证供应，让在前线作战的部队无所适从、军心溃散。现在在阿尔及利亚，政府又陷入了跟印度支那战争期间的混乱状况。一些有眼光的将军明白，这已经不是谁上台执政的问题，而是整个第四共和国的政治体制问题，从1947年1958年的11年间，已经换了差不多20届政府，最长的一年半，最短的只有两天，在这个由众多政党控制的政府中，决不能指望有谁能够独立承担起将战争进行到底的责任。于是，在军人中间产生了干预国家政治的思想，他们认为，如果再不过问法国的政治大局，目前在台上的政客还会把他们引向失败。
　　但在军事将领和殖民当局的官员中，并没有一个能够撑起大局的人。在将军们看来，只有一个人能够带领他们走向胜利，他是法国军队的创始人，也曾经是三军最高统帅，他们中大部分人在18年前就在他的领导下战斗，并为法国、为军队赢得了荣誉。他在人民中有着巨大的威望，甚至在阿尔及利亚人中间的号召力也无人能及。他在法国沦陷之后曾经把阿尔及利亚当作他反攻本土的基地——二战中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总部就设在阿尔及尔，他对“法国的阿尔及利亚”有着深厚的感情，不会容忍阿尔及利亚从法国独立出去。前阿尔及利亚总督，他忠实的追随者苏斯戴尔就以主张“法国的阿尔及利亚”著称。而且，他正好是第四共和国的敌人，主张建立稳固而强有力的政府。
　　他们迫切希望戴高乐能出来主持大局。
　　当他们向戴高乐发出呼吁的时候，将军已经等待了十二年，他已经67岁了。
　　戴高乐本人退隐后全部时间蛰居科隆贝，深居简出。但戴高乐追随者在政坛上却是十分活跃。人民共和党的费利克斯·加亚尔组阁，国防部长就是著名的“戴氏四虎”之一的雅克·沙邦一戴尔玛。沙邦—戴尔玛曾经委派前抵抗运动成员雷翁·德尔贝克作为他的特使，到阿尔及尔活动，为戴高乐再次出山作舆论准备。
　　德尔贝克在阿尔及尔进行了广泛的联络工作，宣传只有戴高乐才有威望和能力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德尔贝克回国后，不仅向沙邦—戴尔玛汇报了接触的情况，而且也向戴高乐的私人秘书奥利维尔·吉夏尔作了报告。他还对戴高乐本人谈过他到阿尔及尔进行活动的情况，并且说，阿尔及尔的军政领导人都期待戴高乐东山再起。戴高乐默默的听完了他的汇报，未置一词。
　　戴高乐的态度是审慎的，十二年都过去了，不能着急这一时，时机还不十分成熟，绝不轻易表态。1957年初，他对莫里斯·舒曼说 ：“我再也不会重新上台了，永远也不 。”莫里斯·舒曼向戴派议员米歇尔·德勃雷谈了这件事。德勃雷是“戴氏四虎”中的元老，他是了解戴高乐的。他笑着拍拍舒曼的肩膀，神秘兮兮的说：“舒曼老兄，你错了。如果他对你说他永不再上台，那他是希望你说出相反的话。他所想的是另一回事 。”
　　1958年４月又一个政府因为阿尔及利亚问题倒台后，科蒂总统在内阁危机中想到戴高乐，于５月５日派人试探戴高乐是否愿意受命组阁。在静静的听完使者滔滔不绝的阐述科蒂总统的殷切希望，痛陈国家危亡的大体之后，戴高乐只冷冷的说了四个字 ：“为时尚早 。”
　　——他要让科蒂明白：他不愿意同现在的议会一起治国，他需要的是特别权力，以便在紧急情况发生时独自行使政府大权，作出决定。要么让全法国都臣服在他一个人脚下，要么做一个什么都不是的平民——“零或全部”，在这中间，绝不选择第三条道路，这是他从辞职那一天起就立下的决心，一个对残酷而又伟大的决定。
　　此时，阿尔及尔的右翼军人和白人殖民者早已紧锣密鼓地策动推翻第四共和国。戴派首领也在巴黎紧张地活动。5月12日，米歇尔·德勃雷、雅克·弗卡尔、奥利维埃·吉夏尔等戴高乐的追随者在巴黎聚会，决定到适当时机即派前阿尔及利亚总督、“戴氏四虎”中的苏斯戴尔飞往阿尔及尔。但苏斯戴尔认为事关重大，行事之前必须请示深居科隆贝的戴高乐。十二年的隐居不是白费的，戴高乐此时已经是一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了，他知道阿尔及利亚问题给他重新执政提供了最好的时机，但他也知道，卷入军事政变会给自己的名声带来损害，十二年前，自己不就是因为拒绝军事独裁而辞职的吗？难道十二年后反倒会做这样的傻事？更重要的是——这是支持他的将军们做梦也想不到的——他实际上并不反对阿尔及利亚独立，而只是把军队作为他重新掌权的工具。在吉夏尔汇报完情况之后，他淡淡的说了一句 ：“让苏斯戴尔看着办吧，我不想过问这类事了 。”
　　戴派领袖们早已习惯将军说话做事的风格，他们当然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你们放手去做吧，别搞砸了就行。
　　苏斯戴尔立即着手秘密潜往阿尔及尔。
　　阿尔及利亚的形势正在迅速恶化。
　　5月初，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宣布他们处决了三名被俘的法军士兵。这一事件对于紧张的局势无异于火上浇油。5月10日，退伍军人协会决定，于本月13日在阿尔及尔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
　　５月13日，阿尔及尔从清晨起，气氛就格外紧张，月晕而风，预示着要发生一些异乎寻常的事情。
　　殖民者中的极右团体以各种名目出现，招摇过市，准备借口三名法国土兵被杀指责法国无能，进而要求成立军人政府。示威者的行进目标是占领总督府。5月13日刚过中午，商店就急急忙忙关上了大门，街上出奇的安静，不时走过一批一批的人群。有的声嘶力竭地喊叫 ：“法国的阿尔及利亚 ！” ，“让军队执政 ！” ，“科蒂辞职 ！” ，“把本·贝拉送上绞架 ！”，“苏斯戴尔，苏斯戴尔 ！”，偶尔地也有人喊几声“戴高乐，戴高乐 ！”。
　　下午５时，高音喇叭响起来了 ：“被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在突尼斯杀害的三名法国士兵的真正凶手，并不是叛匪，而是那些很久以来支持杀人凶手的法国知识分子和政客们！……无论当前政体的所有政府发出什么命令，我们都将看作一钱不值。现政府是个无所作为的政府。谁也不会听它的，谁也不会再服从它的。唯一合法的政府只能是一个公共安全政府。”
　　大约下午６时，示威者迫近总督府，横冲直闯，很快占领了整个大楼。玻璃窗被砸碎，家具被捣毁，纸片横飞 ，一个半世纪的文书档案被扔得遍地都是……半个小时过去了，总督府一副遭劫的样子。混乱中，时时可闻火药爆炸的声音，警卫施放了催泪弹。混乱稍微平息了一些，殖民当局的军政要员萨朗、马絮、儒奥、阿拉尔等聚在一起，准备成立公共安全委员会。总督府的楼顶上升了法国的三色旗。当这些人来到总督府时，忽然，人群中有人认出了空降司令马絮将军，扯着喉咙喊了一阵 ：“马絮万岁！让军队执政 ！”马絮神情紧张，急促地走进大门。这时是７点30分。
　　晚上8时45分，马絮出现在阳台上，当众宣读了一份匆忙起草的声明，宣告公共安全委员会成立，由马絮担任主席。随即马絮电告科蒂总统，他领导的公共安全委员会已经接管了阿尔及利亚的行政和军事事务。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军事政变。马絮把暴乱的组织者、军队将领和戴派分子都列入公共安全委员会中。当晚，在戴派分子的鼓动下，委员会给戴高乐拍了一封电报，呼吁他“把民族的命运掌握在手里 ”。
　　深夜的巴黎，由于社会党人普利文组阁失败，国民议会就弗林姆兰的内阁提名进行投票。终于在14日凌晨通过了弗林姆兰这一提名，第四共和国11年历史上的第20届政府成立了。从法律上讲，只有它才有权处理阿尔及利亚问题，但是已经没有人把它当回事了。
　　阿尔及尔的总督府门前，一直聚集着人群，等待着戴高乐的答复。戴高乐这几天曾在巴黎逗留了片刻，有人劝他在阿尔及尔的示威活动正在势头上的时候及时应命，只要他登高一呼，政权就可以到手，但他还觉得不到火候。但是，如果还不表态，又会让阿尔及利亚的叛乱分子失望，可能会使局势失去控制。于是5月15日，戴高乐决定打破沉默，发表了一个简短声明：
　　“国家的衰落不可避免的使得同法国结合在一起的各族人民疏远起来，使得战斗中的军队发生动乱，使得全国分崩离析，并且导致丧失独立。法国12年来，始终纠缠于党派政权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之中，它已经陷入了这个灾难性的过程。
　　上一次，国家在危急存亡的关头曾赋予我以重任领导全国救亡图存。
　　今天，当法国面临考验的时候，但愿全国知道，我已经做好了接管共和国权力的准备。”
　　“救亡图存”，戴高乐断定，对于法兰西民族来说，现在是另一个1940年６月。尽管措辞十分含糊，但至少表明戴高乐决定出山了。这给政变军人们大大的打了一针兴奋剂，他们决定不顾一切逼迫弗林姆兰政府倒台，给戴高乐上台创造条件，并制定了向法国本土进攻的“复兴作战计划”。
　　巴黎的空气十分紧张，台上的弗林姆兰政府朝不保夕，随时都有可能倒台。政界人士对于戴高乐重返政治舞台莫衷一是。人们从阿尔及尔的暴乱分子打出拥护戴高乐的旗帜，从苏斯戴尔摆脱警察局的监视前往阿尔及尔，从戴高乐一向谴责政党政治、反对第四共和国宪法等情况中，本能地把戴高乐重新执政同个人独裁联系起来，同在阿尔及尔发动暴乱的殖民主义分子联系起来。为了打消人民的疑虑，进一步控制局势，戴高乐决定与19日举行记者招待会。
　　全法国都在焦虑地希望了解戴高乐所说的他将准备掌握共和国的权力究竟意味着什么。
　　法国共产党反对戴高乐再次出山，社会党的多数也如此。但是社会党领导人居伊·摩勒和樊尚·奥利欧却支持戴高乐，不过他们要求戴高乐在第四共和国宪法许可范围内重掌政权，要求他谴责那些制造暴乱的殖民主义军人。
　　戴高乐19日的记者招待会是在巴黎道赛宫举行的。大厅里，新闻记者们熙熙攘攘，挤得水泄不通。
　　塞纳河两岸布满宪警和士兵，遵照内政部长儒尔·莫克的命令，把招待会大厅严严实实地包围起来。但是，始终秩序井然，没有任何骚乱。
　　戴高乐来到会场，除了他的侍卫官博纳瓦尔上校和一位司机以外，别无其他随从。当他看到政府竟动员了长龙般的装甲车时，不禁感到好笑，好像是要防范戴高乐带领一支突击队夺取道赛宫一样。政府就是由这样一帮胆小怕事的家伙组成的，难怪他们会在和军队的较量中败下阵来。法国的强大，难道可以依靠这样的政治家吗？如果现在德国人再一次打过来，他们的表现不会比1940年的法国当局好多少。想到这里，戴高乐脸上露出了轻蔑而又有些得意的表情：这是他的第二次1940年，20年过去了，现在还是只有戴高乐能够拯救共和国，他是法国唯一的英雄！直到这时他才确信，自己等待了12年的时机，终于到来了。
　　戴高乐高傲的坐到记者面前，他只回答他想要回答的问题。他拒绝谴责5月13日事件，他说既然连政府也没有这样做，他一个普通公民更不会这样做，何况暴乱已经平息下去了。他表示他所说的“掌握共和国权力”，是指他“已作好准备去恢复国家的权威和民族自信”。最后，戴高乐说 ：“我现在还将回到我的村庄去，并且将在那里听候国家的调遣 。”
　　会后，戴高乐立刻返回了科隆贝。
　　他并没有只是等待。５月23日，他致电萨朗将军，要求他派人到科隆贝来向他报告一下阿尔及利亚的情况——尽管他声称自己只是普通公民，对一个手握数十万军队的将军说起话来却俨然是上级命令下级的口气，而萨朗将军听起来也觉得十分自然。5月24日，公共安全委员会派往科西嘉岛的伞兵接管了当地政权，政府调派警察去恢复当地的合法政权，但警察却和叛乱者一起行动了。极右派还正在准备着“复兴行动”，放出风声说，只要戴高乐赞成，他们就于５月27日在巴黎动手，拥戴戴高乐上台执政。弗林姆兰的住所被威力不大的塑料炸弹炸的乱七八糟，总理和部长们都吓得不敢在自己家里过夜，整个巴黎陷入一片混乱，国防部长手里没有军队（主要军队都在阿尔及利亚），内政部长手里没有警察（能调动的警力已经在科西嘉跟叛乱分子合流了），阿尔及利亚事务部长甚至无法到阿尔及利亚去一趟（去了估计就回不来了）。
　　5月28日，萨朗的代表杜拉克将军来到科隆贝，向戴高乐报告阿尔及利亚的情况。杜拉克说，萨朗认为，如果戴高乐不尽快掌握政权，殖民军的最高司令部就无法阻止极右派军人率众向法国本土实行“复兴行动 ”。戴高乐不希望通过军事政变上台，他要的是合法的民主程序。杜拉克回去后向萨朗作了汇报，萨朗立即通过广播说：他已经与戴高乐将军取得了联系，将军已经开始采取行动接管国家政权，切望目前不要采取任何像“复兴行动”那类举动，拟于30日发动的“复兴行动”暂时取消，决定待“伟大的夏尔”遇到困难时再举行。
　　敢于蔑视中央政府的权力的暴虐的叛军，却像一个恭顺的孩子一样听从一个隐居乡下的老人在千里之外发出的指令，让第四共和国的政客汗颜无比。他们终于知道，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挡戴高乐上台了。
　　七
　　5月28日，筋疲力尽和走投无路的弗林姆兰在绝望中向戈蒂总统递交了辞职书，他的内阁只维持了15天。戈蒂此时明白，只能请戴高乐出山了。当天，科蒂邀请戴高乐和国民议会议长安德列·勒特罗盖以及参议院主席加斯东·莫内维尔见面。
　　会谈一开始就很僵，戴高乐提出了许多过分的要求。他要求议会授予他两年的特别权力，包括立宪权。在这两年内，议会必须完全休会，所有事情都要按照他的个人意志办理。同时他也不按照惯例去和各个政党领导人磋商，甚至也不参加在他授权仪式上的答辩。
　　勒特罗盖是社会党人，一听戴高乐说完就发起火来：“你说的根本不符合宪法。从阿尔及利亚到现在，我对你这个人真是看透了，你有一个独裁者的灵魂，根本不知民主共和为何物！你只想着你个人的权力！”
　　戴高乐冷冷的回答道：“你所要捍卫的民主、共和是我拯救的嘛，勒特罗盖先生。”
　　这时莫内维尔插话了，他是著名的“戴氏四虎”之一，当然要向着自己的精神领袖，但他没想到将军都这么大把年纪了还喜欢这么胡来，只得婉转的告诉他，按照法律，议会能授予的特别权力的期限最长只有六个月，还给他谈了一些宪法的细节问题。戴高乐显然对这个爱将的话是听得进去的，但将军的话不能随便更改，他对莫内维尔的劝告未置可否，会谈结束后便起身回科隆贝去了。
　　第二天，戈蒂向两院起草和宣读了一份文件。他在文件中提醒法国存在内战的危险，并向“那位法国最杰出的人士，那位在我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里曾领导我们争取自由，而且把全国团结在他周围之后，毅然拒绝建立独裁制而建立了共和国的那位人士”发出召唤。这是公开呼吁戴高乐出面组阁。戈蒂郑重声明，如果这一尝试失败了，他将辞去总统职务。这是没有实权的第四共和总统首次也是最后一次强力干预国家政治事务。
　　30日，弗林姆兰政府辞职。戴高乐在议会就委任他组阁进行投票以前，在科隆贝接见了居伊·摩勒和樊尚·奥利欧。对他们说，他执政后将效忠共和国和民主自由。在戴高乐提出的政府成员中，社会党的居伊·摩勒担任了副总理，刚卸任的总理弗林姆兰也加入了内阁。跟以前20届内阁一样，这不是一个团结的内阁。第一次内阁成员见面会上，在戴高乐出现之前，性情爽直的司法部长德勃雷觉得受了12年的气终于可以发泄一下了，他联合戴派部长们对非戴派的部长肆意嘲弄，他把比内叫做笨蛋，认为弗林姆兰是个恶棍，而伊·摩勒是个野人，引起戴派分子哈哈大笑，非戴派分子则敢怒不敢言。戴高乐之所以让非戴派人士进入内阁，不过是为了顺利通过议会授权，一旦获得特别权力，他就可以完全按照个人意志行动，谁当部长都无关紧要了。
　　6月1 日，戴高乐按照宪法，来到议会，宣读他的施政纲领。他要求给予他解决阿尔及利亚时局的特别权力——不过他没有说明特别权力的期限，他还要求授权他起草交全民表决的新宪法。根据惯例，在这之后还应该有一个答辩的过程。但宣读完之后，还没等反对派们开口，他就头也不回的走出了议会大厅。尽管议员们对此一片哗然，还有人站出来大声指责这是一种蔑视宪法的行为，但最后的投票结果，戴高乐以329票赞成，224票反对，32票弃权当选为总理。
　　第二天，国民议会又以绝对多数通过了三项决议：
　　授予新政府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特别权力；
　　授予新政府6个月的特别权力；
　　授予新政府修改宪法并交付全民表决的权力。
　　会后，经参议院同意，国民议会宣告解散。
　　——离开总理宝座12年之后，戴高乐终于通过合法手段取得了他想要获得的权力。而新宪法一旦为国人所接受，第四共和国就将寿终正寝，第五共和国便将应运而生。戴高乐重返政坛后，立即着手三件大事：第一，起草一个加强总统职权的新宪法，以取代第四共和国宪法；第二，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以及其他殖民地问题；第三，振兴法国经济。
　　在一般人看来，戴高乐是因为阿尔及利亚危机上台的，首要任务当然是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但对戴高乐来讲，他的目标远远不止稳定目前的局势，阿尔及利亚问题不过是他彻底改造法国的一个契机，因此，新宪法的制定才是重中之重。而且，上一次辞职的已经让他坚信，人民的支持是靠不住的，如果先解决了阿尔及利亚问题，他们又会“好了伤疤忘了痛”，必须趁热打铁，抓紧起草并通过第五共和国宪法。为此，戴高乐指定了坚决拥护其立宪观点的德勃雷主持制宪，并要求他严格按照自己于1946年6月16日在小城贝叶的讲话的精神为依据制定新宪法草案——那是他辞职以后第一次公开讲话，在那次讲话中，戴高乐首次系统的阐述了自己的立宪思想。德勃雷组织了一个精干的起草小组，动手草拟新宪法草案，准备在四个月内提交公民投票。
　　阿尔及利亚的情绪也是必须照顾的。６月４日，戴高乐飞抵阿尔及尔，局势基本恢复了平静，但是战争还在继续，极右派仍希望戴高乐成为他们的靠山。戴高乐在阿尔及利亚逗留三天，他虽然也喊过“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万岁 ！”，但是他知道依仗武力镇压是行不通的。在隐居的十二年里，他虽然深居简出，却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二战以后民族解放的潮流让他明白，大国殖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只有让阿尔及利亚人民自决来选择自己的道路才是唯一明智之举。戴高乐觉得，他必须尽快地通过谈判实现停火，否则军方就会利用一切借口延长战争。戴高乐派人在瑞士与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进行秘密接触。谈判的时机虽然还没有成熟，但积极的试探已在进行了。极右派军人策动的暴乱为戴高乐的东山再起打开了通路，然而作为既是军人，更是政治家的戴高乐却决心不让他们牵着鼻子走，对他们提出的极端主张，决定不予支持。不过在自己的权力彻底巩固之前，他仍然命令军队继续镇压阿尔及利亚起义军，一方面保证军队对他的支持，另一方面为以后的谈判创造有利条件。
　　6月７日，戴高乐从阿尔及尔回国，到巴黎后，他马上着手解决阿尔及利亚以外的殖民地问题。在６月13日的广播讲话中，戴高乐宣布法国政府正在考虑与“海外领地”建立某种新型关系的方案。
　　新宪法草案的起草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为了加强新宪法草案的权威性，还成立了一个以雷诺为首的委员会讨论和修改宪法草案，戴高乐本人也时时参加讨论。到8月14日，新宪法草案即公诸于世，准备９月28日，议会暑假结束前的一个星期交付公民投票。
　　新宪法草案的特点，首先是扩大总统权力。它赋予共和国总统国家元首、三军统帅和共同体总统的权力。总统任期长达七年，可以连选连任，只有两院都以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才能弹劾。总理不再由议会产生，而由总统直接任免，无须议会同意。内阁部长由总统根据总理的提议任命。总统有权主持召开国务会议，签署法令，批准国际条约，可以不经内阁附署，单独采取某些重要行动，如解散国民议会、将重要问题直接提交公民投票等。特别是宪法第16条规定，“当共和国制度、国家的独立、领土的完整、国际义务的履行受到严重和急迫的威胁，宪法公共权威的正常发挥中断，总统有权根据形势需要采取各种措施。”这就使法国总统权力骤然膨胀，这在法国历史上是少有的。
　　新宪法草案对政府的权力加以明确规定，政府成员均由共和国总统任免。“政府成员不得同时担任议员职务”。议员一旦被任命为部长，就得辞去议员职务。此举使政府的实际结构非议员化，政府得以摆脱议会党派的限制，提高政府对议会的权力。新宪法还改变了以前只有议员才能直接进入政府任职的陈规，有利于从议员之外挑选部长，而且有可能改善政府自身的素质，提高效率。
　　新宪法草案对议会的权力做了诸多限制。虽然议会仍然拥有立法监督的权力，但有许多立法要受到总统、政府和宪法委员会的限制。新宪法规定所有的法律都要由议会通过，但又规定总统有权越过议会把议案直接提交公民表决，议会因为立法或监督政府的某些事项而影响政府权力时，政府可以阻碍投票，使法案无法通过。当政府和议会出现分歧时，总统可以解散议会，或使议会无限期休会。在议会的议事程序中，戴高乐最讨厌的议员对政府提出质询的权力被取消了，并对弹劾和信任投票规定了严格的条件和一套繁琐的程序。新宪法草案还对议会两院的关系做了调整，第四共和国时，参议院的权力大大低于国民议会的权力。现在，两院几乎享有同等的立法权，当总统未能行使其职权时，也不再又国民议会议长担任，而改由参议院议长担任。这样，可以使两院保持平衡，相互制肘。
　　总之，这部宪法草案代表了一场极为深刻的法国政治变革，它使共和国总统拥有广泛的行政权、内阁成员任免权、立法权，以及撇开议会单独行动的“特别权力”，并大大限制了议会的权力，尤其是使行政权从立法权中独立出来，终结了自法国大革命以来议会居于权力核心地位的传统，使法国从一个议会制共和国向总统制共和国演变。
　　9月28日，法国公民投票以79.2%的绝对多数通过的新宪法。民意调查显示，有将近一半的公民根本没有看过新宪法文本就投了赞成票，在看过新宪法的公民中大部分人对总统制与议会制的区别不甚了了。但他们已经厌倦了第四共和国没完没了的政府更迭，希望有戴高乐出来第二次挽救法国却是真诚的，他们信任将军，所以投了赞成票——一个国家的延续上百年政体，就这样被一个人的威望和意志决定了。
　　新宪法被人民接受就等于戴高乐再次被人民接受，三个月后，戴高乐以同样的多数——79％当选为法兰西第五共和国首任总统。
　　第二年１月８日，戴高乐驱车前往总统府就职。
　　前任总统勒内·科蒂用这样话来迎接他 ：“第一个法国人现在成为了法国第一人 。”随后，两任总统并肩乘一辆敞篷车前往凯旋门，履行向无名烈士致敬的例行仪式。在从爱丽舍宫到凯旋门的路上，挤满了成千上万夹道欢迎的群众，他们大声呼喊：“戴高乐万岁！”——法国人民终于第二次“发现”了戴高乐。
　　在这个狂热的场面中，他一言不发，高举双臂，用他那著名的大“V”字形动作回应人民的欢呼，他那冷峻而高傲的表情充分说明，他还是一个独裁者，一个两次拯救了民主的独裁者。
　　七
　　谁将陪同戴高乐一起返回爱丽舍宫呢？这将意味这他在将来会大受戴高乐宠爱。
　　第五共和国首任参议院议长莫内维尔、国民议会议长沙邦－戴马尔、政府总理德勃雷——除了总统以外法国最有权力的三个人物、将军身边最著名的三个追随者、第五共和国的三大开国元勋，都用渴望的眼神看着戴高乐。
　　将军的目光从他们身上扫过——都没有停留。他却向无官一身轻的蓬皮杜招手：“你陪我到爱丽舍宫去。”
　　“我？”不爱抛头露面的蓬皮杜显得有些吃惊。
　　“是的，你。”戴高乐坚定的点点头。
　　众人用惊讶的目光看着这一幕的发生。目送着蓬皮杜与戴高乐坐车远去，一种深深的失落感同时掠过莫内维尔等三人的心头。
　　“岂有此理！这个无名小卒居然……”性子冲动的德勃雷忍不住要破口大骂。
　　“算了。”沙邦－戴马尔劝止住他，“将军是不想在我们中间表现出偏爱。”
　　“不，”冷静的莫内维尔摇头说道，“蓬皮杜将是下一任总统。”
　　三个人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了凯旋门……
　　半个小时以后，戴高乐在蓬皮杜的陪同下回到爱丽舍宫。刚进门，就接到了老朋友丘吉尔的贺电：
　　“祝贺您当选为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统！愿法国今后在您的领导下，从此走向更加富强、更加伟大！”
　　看着丘吉尔的贺辞，戴高乐冷峻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竟然忍不住哈哈大笑，拍着蓬皮杜的肩说：“你看，你看，这个英格兰老头子终于对我心悦诚服了！”
　　
　　作者：第八元素　回复日期：2004-10-3　22:30:28　  
　　叶利钦：决战1991
　　“叶利钦小的时候，家里很穷，是苏维埃政府给了他家一只羊，他们靠着这只羊才生活下来。但谁能想到，社会主义的一只羊，竟然养出了资本主义的一匹狼。”
　　 ——1992年 我小学六年级时写的一篇作文
　　背景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诞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随后，原沙皇俄国境内的许多地方也宣布成了苏维埃政权。1922年12月30日，所有的这些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联合，成立了横跨欧亚大陆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即通常所说的苏联。
　　斯大林三十年的统治给苏联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并使整个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都陷于僵化。斯大林1953去世以后，经过长时间的权力斗争，党内第5把手赫鲁晓夫排除前面四人成为总书记。赫鲁晓夫没有文化，性格粗鲁，头脑简单，靠着对斯大林的大肆吹捧进入政治权力的核心。他当上总书记以后说了一句很“酷”的话：“我以前在工厂当矿工的时候，什么都不懂，后来当了厂长，还是什么都不懂。随着我的职务一步步提升，我始终是什么都不懂。但现在我是部长会议主席和党的领袖，难道这世界上还有我不懂的事情吗？”
　　1956年2月24日，苏共20大在那天下午闭幕，在晚上11点的时候，赫鲁晓夫突然将在睡梦中的党代表紧急召集起来，连夜做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彻底揭露了斯大林时代血腥清洗、破坏党内民主、钳制思想自由、大搞个人崇拜的内幕。这份报告轰动了全世界，造成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大混乱，尤其是在苏联人民中间造成了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危机。这个事件一方面说明赫鲁晓夫身上多少还有点正义感，另一方面也显出了他办事莽撞的性格。
　　赫鲁晓夫执政期间，政治环境比较宽松，人民得以享受被剥夺了数十年的基本权利，知识分子开始敢于对政府提出公开的批评，很多反映斯大林时期的独裁专制给人民带来灾难的文艺作品得以发表，被称为苏联历史上的“解冻期”。但是赫鲁晓夫在经济上采用了他“权力即知识”的理论，乱搞改革，一年一个新花样，劳民伤财，毫无成效。经济改革的失败和言论的放开使得社会出现混乱，危及到苏维埃国家政权的稳固。于是，1964年10月，党内的反赫鲁晓夫势力趁他去黑海度假的时候发动政变，推举最高苏维埃主席勃列日涅夫为总书记。
　　勃列日涅夫跟赫鲁晓夫一样没什么文化，不过他比赫鲁晓夫有自知之明。秘书在给他的演讲稿中添加很多马列名言的时候，他就说：“大家都知道我没有读过什么马列著作，引用这么多名言会被笑话的。”勃列日涅夫当政长达18年，他在政治和经济上都采取保守的态度，不思进取，他所谓的“改革”不过是恢复了一些斯大林时代的专制作风，被称为苏联历史上的“停滞期”。其间社会比较稳定，人民生活比较有保障，生活水平也有了一定提高。但在他执政的晚期，开始出现个人崇拜的苗头，并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美苏争霸，特别是1979年入侵阿富汗，陷入阿富汗人民战争的泥潭不能自拔，使得十多年积累的国力迅速消耗，国内经济形势急转直下。
　　勃列日涅夫去世后，先后由安德罗波夫和契尔连科执政，但这两个人上台时都衰老不堪，没当多久就死在任上。一连串的“老人政治”以及国内经济形势的恶化，使得国内要求进行改革的呼声日益增强。1985年，年轻的改革派政治局委员戈尔巴乔夫被推举为总书记。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很快的更换了大量政治局委员和州委书记，提出“改革新思维”，开始逐步推行经济市场化和政治自由化。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面临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压力：一是由于斯大林以来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完全僵化，并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对改革的官僚特权集团，坚决发对改革；二是经济市场化和政治自由化之后，少数具有政治背景的冒险家迅速积累起巨额财富，只有更彻底的私有化才能保住他们的利益，于是他们又和具有西方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相结合，要求彻底摧毁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两面夹攻之下，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可谓步履维艰。
　　一
　　　　1934年4月一个普通的晚上，正是斯大林大清洗开始的年代。在俄国西南部，比尔姆州的喀山农业机械厂工地，由于天气寒冷，工人们都早早的睡下了。工棚的住宿条件十分艰苦，完全由木板钉成，一条公用走廊连接20几个房间，常常是一家人挤在这样一个不足20平米的小房间里。不过在那样疯狂的年代，大家只要能够生存，就已经很满意了。
　　“咣、咣、咣……”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打破了夜晚的平静。几乎所有的人都在那一瞬间惊醒了，惊恐万状的竖起耳朵。当听明白声音不是从自己的门口传来时，他们立刻感到一种死里逃生的快感，想到有人在这样的寒夜被抓去审讯，自己却能躲在温暖的被窝里睡觉，真是莫大的幸福，用力卷了卷裹在身上的棉被，把头往被窝里缩了一缩，心满意足的睡着了。
　　
　　　　而对被敲开的尼古拉·伊格纳季耶维奇·叶利钦一家来说，则完全是一场灾难。国家政治保安局的人员冲了进来：“尼古拉·伊格纳季耶维奇，你被控煽动对苏维埃政权的不满情绪，你被捕了。”女主人一听到这句话就不顾一切的大声痛哭起来，谁也止不住。她的情绪感染了躺在小床上的小男孩，他也哇哇哇哭个不停。男主人面无表情的起身穿好衣服，吻了一下妻子，留下一句：“好好照顾鲍里斯。我爱你。”就跟那几个人走了。留下那个可怜的女人抱着不满三岁的孩子在夜里一起哭个不停，在他们面前是一个近乎绝望的未来……
　　　　五十六年过去了。
　　　　1990年8月21日凌晨两点半刚过。
　　　　“咣、咣、咣……”又是一阵紧促的敲门声，打断了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的思绪。总统卫队长科尔扎科夫走进俄罗斯苏维埃大楼——白宫的地下室：“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紧急状态委员会已经下令逮捕你。军队正在向白宫发起进攻。已经有三个人被打死。现在请您马上离开白宫。”
　　　　“去哪里？”叶利钦问道。
　　　　“美国大使馆。美国大使已经同意，他们可以为您提供庇护。”
　　　　“我哪里也不去！”叶利钦的手重重的砸在放在办公桌上的他父亲56年前的案卷上，“他们又夺走了三个生命！多少年来，这个国家就是这样对它的人民犯罪的。这种情况绝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他完全忘记了害怕，胸中充满一种无法遏制的愤怒。去美国大使馆是安全的，但那意味者逃避，意味着放弃自己对国家的责任，也意味着自己政治生命的终结——俄罗斯人民不会接受一个临阵逃脱、向美国寻求庇护的总统。
　　　　看着一脸焦急的卫队长，叶利钦拿起电话，拨通了家里的号码，平静的向妻子说道：“他们开始进攻了，有人员伤亡。我一切平安。”
　　　　二
　　　　“我要求发言！” 叶利钦站了起来。
　　　　校长被弄蒙了，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七年级的小学生会在毕业典礼上突然要求发言。他和周围的老师商量了一下，得知这是个门门功课都拿五分的优秀学生，于是就同意了。
　　　　叶利钦快步走上讲台：
　　　　“谢谢校长给我发言的机会。我首先要感谢那些在生活中帮助过我们、培养我们学会思考和教会我们学习的老师。我将永远记住你们的教诲，谢谢你们！”
　　　　校长和老师们满脸笑容的带头鼓起掌来。
　　　　“但是，我还想说：我们的班主任不属于这类老师，她无权做孩子们的老师，并教育他们。她简直是在摧残孩子！”
　　　　接着，叶利钦就当着目瞪口呆的校长和老师们的面，痛斥自己班主任的种种恶行，讲述了她是如何嘲弄学生，怎样伤害他们的尊严，如何在女孩子面前让男生丢脸，在男生面前让女孩出丑。他举了很多具体的例子向他的班主任发起犀利的进攻。礼堂里面乱做一团，整个毕业典礼已经无法再进行下去了。
　　　　第二天，学校宣布取消叶利钦的毕业资格。
　　　　……
　　　　1987年，10月2日，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戈尔巴乔夫做完关于庆祝十月革命胜利七十周年的报告后，会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叶利钦同志要求发言。”主管中央书记处的党内二号人物利加乔夫宣布。今天他是大会主席。
　　　　叶利钦快步跑上主席台。他有点紧张，感觉手在战抖。既然上来，就没有回头路了。他紧紧握住早已准备好的发言稿，以激动但相当宏亮的声音把它一口气读完。
　　　　“……我对报告本身没有什么意见，但我想谈谈我在政治局工作这段时间发现的一些问题。
　　　　首先是要改变党的工作作风，而且要从中央书记处做起。党中央六月全会已经提到了这一点。但五个月过去了，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作风、利加乔夫同志的工作作风，丝毫没有改变。
　　　　其次，代表大会关于2－3年内完成改革的讲法会使党和人民严重的迷失方向。85年的时候我们声称两年内要完成改革，两年过去了，又说还需要2－3年。人民一开始热情极高，但六中全会以来，他们的信心开始下降了。问题在于，这两年的时间都用来制定一些纸上谈兵的文件，而人民根本没有从中得到什么实际的好处。他们因此感到不安！如果我们还是像以前一样不慎重，不拿出实际成果的话。我可以说，两年后全党的威信可能在群众中进一步降低。
　　　　……我想，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并不简单，但应该在这里向中央全会坦诚的说出来：
　　　　那就是，70年里当然有戈尔巴乔夫提到的成就，但也有教训，而且是沉痛的教训，沉痛的失败的教训。主要原因，就是由于缺乏集体领导机制，由于搞帮派斗争，由于党的权力完全集中在一个人手里，而且这个人绝对的拒绝任何批评。
　　　　比如，我感到非常担忧，最近一段时间来，某些政治局委员、某些政治局常委对总书记的歌功颂德大大加强了。我认为，这是不能允许的。当前，我们正在开始逐步在党内营造一种民主的、有原则的、同志式的关系，提倡面对面的批评，这种歌功颂德，可能会渐渐的成为某种‘规则’。我们不能允许这种情况出现，坚决不能允许。
　　　　最后，我想说，我在政治局的工作没有做出什么成果。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包括个人经验不足、能力不够，也包括缺乏某些人——尤其是利加乔夫同志的支持。因此，我请中央解除我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有关申请我已经交上去了。至于我莫斯科第一书记的职务，则将提请市委全体会议做出决定。”
　　　　会场马上骚动起来，几乎所有的人都开始交头接耳了——叶利钦竟然选择在这样的场合公开高层矛盾，不是自寻死路吗。叶利钦快步走下主席台，坐回自己的位置，这才发现自己的心跳得如此厉害。戈尔巴乔夫愤怒了，他宣布会议接下来由他主持：“同志们，我认为对叶利钦同志的发言要严肃对待。他大概讲了四点，我希望大家都来发表一下意见。”
　　　　接下来的会议就成了对叶利钦的批判大会。几乎所有和叶利钦有点关系的人——他的朋友们和敌人们，都毫不吝啬他们尖刻的言语。破坏团结、居心叵测、攻击诽谤、作风粗暴、哗众取宠、无理取闹……各种能够想象得到的批判、攻击乃至谩骂的字眼像雨点一样向他落下。也许确实有人同意他的观点，甚至支持他，但在这种场合，对叶利钦表示任何同情都是危险的。叶利钦孤独的坐在坐位上，默默忍受着狂风骤雨般的攻击。
　　　　会议结束了，在被正式解除职务之前，叶利钦还要若无其事的工作。但他身边的人，都把他当成一个已经已经被判处死刑的囚犯，小心翼翼的和他保持距离，也没有人会听取他的意见，只有来参加十月革命庆典的外国代表还对他表示出应有的尊敬。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孤立、沮丧。在发言前，他已经作好了了被解职的准备，但他希望自己的奋力一搏能够搅乱死水一潭的“改革”，唤起某些人的觉醒，现在看来，自己的牺牲毫无意义。11月9日，叶利钦顶不住了，由于发高烧和心脏病突发，他被送进了医院。
　　　　在病床上昏昏沉沉的的躺了两天之后，戈尔巴乔夫给他打来了电话，没有一句问候，只是冷冰冰的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今天要召开莫斯科市委全会，请你务必出席。”
　　　　简直是个恶棍。叶利钦强忍住心中的怒火，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对不起，我实在去不了，医生连床都不让我起……”
　　　　“不要紧。”戈尔巴乔夫打断了他的话，“我已经跟医生商量过，他们会照顾你的。”
　　　　叶利钦无言以对，只好服了一些止痛药，在几个医护人员的搀扶下走出医院，坐车直奔莫斯科市委大楼——他甚至怀疑自己能否活着回到医院。会议上，他头晕脑涨，强忍着心脏一阵阵剧痛，根本听不清大家的讲话，只知道又是一次轮番轰炸。会议通过决议，解除了叶利钦莫斯科第一书记的职务。不久，政治局解除了他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在那次会议后，戈尔巴乔夫对叶利钦说：“你的性格不适合从事政治活动，你以后不要从政了，我以后也绝不会再让你搞政治了。”
　　　　三
　　　　叶利钦为他的冲动付出了代价。被解职后，他步入了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光。戈尔巴乔夫在叶利钦病重的时候狠狠的折磨了一下这个在中央全会上让自己丢脸的家伙，算是出了一口恶气。不过他没有把事情做绝，给了叶利钦一个国家建设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闲职，还让他保留了中央委员的资格。但人人都知道他是政治上的被放逐者。他平时觉得可以指望的朋友全都离他而去，只有家人还支持他。他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
　　　　“许多人和我断绝了往来，他们曾经把自己伪装成同志和朋友。但那不过是因为我曾经是首长，当过莫斯科第一书记，他们曾经需要我，如此而已。
　　　　在中央会议和其它会议上，碰上面无法回避时，他们才跟我打招呼，以某种小心、谨慎的态度点点头，以此暗示：总的来说，我当然还活着，但这是有其名而无其实，因为在政治上我已经不复存在，政治上我只是一具僵尸。”
　　　　在政治漩涡中奋斗了20年的叶利钦，终于有了一段时间来反思考自己的政治生涯。这种反思索完全是一种折磨，因为他根本看不到出路——苏联近七十年历史上有哪个被打倒的反对派能翻身再来呢？但天生好强的他又不甘心承认失败，强烈的权力欲和残酷的现实之间的矛盾让他痛苦不堪。
　　　　——叶利钦陷入了注定毫无结果的分析，从白天到黑夜不停的分析：自己真的完了吗，真的没有人可以信任，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吗？不论走到哪里，都无法摆脱这种可怕的思绪。没有人来和他斗争了，但他却始终处于高度紧张的临战状态，每天只能睡3－4个小时。一醒来又马上接着想……
　　　　心脏病有了好转，头痛却无法治愈，看了很多医生都没有效，因为这完全是心理问题，他无法让自己的大脑休息。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他觉得越来越无法控制自己，开始在饭桌上、病床上对自己的家人大喊大叫，拍桌子，砸东西。有一段时间，他确实几乎彻底失控，街头上甚至出现了他自杀未遂的传闻。在他的敌人们看来，这不过是一个冒失的政治赌徒在输得精光以后的竭斯底里。
　　　　但叶利钦还没有完全绝望。在解职的消息传出后，在他当过十年州委第一书记的斯维尔德诺夫斯克州、在他大刀阔斧整顿过官僚机构的莫斯科，还有全国许多地方，有数不清的人致信苏共中央、《真理报》报社，表示强烈抗议，当然还有更多的人写信给他，支持他、鼓励他。没有了警卫，没有了专车，他独自一人走在大街小巷，总会有不认识的人向他报以充满敬意的一笑。甚至还有一所学校不顾团中央的干涉邀请他去演讲。这些东西在他濒临崩溃的时刻给了他信心，让他看到了自己力量之所在。他开始真的相信，只要把目前的“黑暗时期”熬过去，重振旗鼓的机会一定会到来。
　　　　他就这样在一半是希望，一半是绝望中痛苦的等待。
　　　　四
　　　　时间进入1988年，一切正如叶利钦所料，经济领域的改革没有取得什么实质进展。和改革前相比，人民的生活水平不仅没有提高，还所有下降。原因很简单，现行官僚体制根本不适合推行任何扩大经济自由的改革：禁酒令颁布了，但酗酒并没有减少，减少的是国家在生产和销售酒类产品方面的税收；企业自主权扩大了，企业的活力并没有增加，增加的是厂长和官员们的腰包。于是，戈尔巴乔夫开始把改革的重点转移到政治体制改革上来。
　　　　1988年6月28日，戈尔巴乔夫在苏共19大上的报告中指出，改革政治体制是解决所有复杂问题的关键。并提出政治体制的改革方向：党政分开。他建议成立新的最高国家权力机构：苏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再由大会选举出最高苏维埃。最高苏维埃为常设议会，“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并设立最高苏维埃主席一职。今后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只作为政治领导机构从事活动。国家的任何经济、社会问题，必须通过最高苏维埃解决。
　　　　经过争论，大会通过了戈尔巴乔夫的报告。根据新的选举办法，人大代表分选区差额选出，只要具有被选举权的公民，征集到一定数量的支持者签名，均可以参加竞选。
　　　　叶利钦的头痛不治而愈。他知道，东山再起的机会终于来了。
　　　　新的选举法规定：人民代表不得在行政机关兼任除了总理以外的部级或以上职务——这似乎是为叶利钦量身定做的，因为他的建委第一副主任的级别就是正部长级。不过这种小风险吓不倒冒险成性的叶利钦，他毫不犹豫的宣布辞去现职参加人民代表竞选。
　　　　当时，他可以选择在斯维尔德诺夫斯克州参加选举。他在那里当了十年的州委第一书记，政绩非凡。他让所有跟他父亲当年一样住在工棚的工人搬进了条件较好的新居，修建了第一条连接州首府和北部重要矿业城市谢罗夫的公路以及州首府的第一条地铁线路，农业发展也很迅速。他在十年里跑遍了全州56个主要城市，而且每个城市都至少去过四次，深入基层，和老百姓谈心。人们还对他始终乘坐地铁上下班印象深刻。总之，如果在斯维尔德诺夫斯克参选，他只需要在候选人登记表上签名，然后天天睡大觉，仍然会百分之百的当选。
　　　　但这不符合叶利钦的性格。一生中，他总是不断的去寻找新的挑战，如果没有挑战，他就会自己造出一个来。他最终决定在莫斯科参加竞选，尽管他只当了不到两年市委第一书记，尽管首都的竞选对手强手如林，尽管在这里苏共中央可以更容易的干预选举活动——所有这些都吓不倒他。选择莫斯科只有一个理由：他的目标绝不是一个人大代表，而是——克里姆林宫。只有在首都，他的竞选才真正具有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影响力。在莫斯科，即使失败，获得的政治资本也是在偏远的斯维尔德诺夫斯克全票当选无法比拟的。
　　　　以前那些痛苦的思索现在显示出它巨大的威力，叶利钦比任何时候都知道自己可以依靠谁，依靠什么。他知道，人民并不关心意识形态的争论，他们关心的是现状的改善，他们不会从根本社会制度的层面去批判现实，而是抱怨国家机关的低效，国家官员的腐败，商店里买不到东西，医疗条件、住房条件差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所以，他在竞选纲领中有意回避了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直接提出“反官僚、反特权”的口号，主张取消领导人的特权，取消食品的特殊供给、特殊医疗和特殊教育，让从普通人到总书记都能够平等的购买食品和其它日常生活用品，能够平等的享受住房、医疗和教育。1987年十月全会的失败现在也成了竞选的资本，他把自己树立成了不惜放弃高位、放弃特权来为人民说话的英雄。有了这个“资历”，谁也不会怀疑他反官僚、反特权的真诚和决心。
　　　　叶利钦的竞选手段也很得人心，他选择了群众集会作为宣传自己观点主要阵地。他明白在这种场合群众的热情是很容易被煽动起来的。他还把各种激进团体团结在他的周围，他们深入社会的不同阶层，为叶利钦四处奔走宣传。总之，他一开始就表现出非常先进的竞选理念。
　　　　与叶利钦相比，他的对手们的就显得十分落后了——大会小会一个接一个的开，在会议上对叶利钦发起攻击，然后由大会做出一个结论，再去找《真理报》这样的官方媒体公布会议精神，全然不理会会场外面的世界已经沸腾。他们组织编写了揭发和批判叶利钦的“黑材料”，逐级传阅。材料中，编写者仍然认为“违反中央政治方针”、“有个人野心”、“破坏团结”等口号还可以用来破坏对手的形象。他们提不出什么有煽动性的口号，即使有，也被那种八股文式的公文风格所淹没。总之，他们习惯了苏联式的选举，根本不知道“竞选”为何物。
　　　　这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的较量。最后，叶利钦以89.3％的绝对优势当选莫斯科第一民族选区的人大代表。这样高的支持率，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这当然要归功于他在主持市委工作期间务实高效的作风给市民留下的深刻印象，他正确的竞选口号和竞选方式，但更应该归功于他所处的时代。人们对这个制度已经完全丧失了信心，他们呼唤新的东西。俄罗斯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民族，但自从斯大林以来，这种激情被压抑得太久。他们生活中唯一的刺激只剩下了浓烈的伏尔加酒。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每个领导人上台都要宣布改革一番，但人们从未从这种改革中得到过多少实实在在的好处。现在，不管什么道路，只要能够改变现状，他们都愿意试一试。叶利钦在十月全会上的表现让人们相信他是一个坚定的反对派，所以有不少莫斯科在投票给叶利钦的时候就是这样一种心态：自己不是投票支持叶利钦，而是在投票反对现政权。
　　　　不过，尽管支持率居高不下，叶利钦入选最高苏维埃的过程还是遇到了一点小麻烦。由于苏共代表团结保守势力联合抵制叶利钦，他在代表大会的得票是1185票赞成、964反对，根据选举法，他的反对票过多，未能入选最高苏维埃。莫斯科的激进派别组织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宣布这一结果是对千百万人民呼声的蛮横无理的蔑视，甚至提出了举行政治总罢工的口号。此时，戈尔巴乔夫同志已经如愿以偿当上最高苏维埃主席，他觉得这种尴尬局面有损自己精心打造的政治改革的完美形象，于是他和叶利钦达成了妥协——劝说一个最高苏维埃代表放弃资格，再由大会投票通过叶利钦直接顶替。因为“顶替”是一个议案，只需要简单多数即可通过，而不必考虑反对票数，所以落选后第二天，叶利钦就再一次沉而复起，成了最高苏维埃代表。
　　　　两起两落的经历使叶利钦彻底看清楚了自己力量之所在，看清了貌似强大的苏共虚弱的本质——只要有人民的支持，自己就完全就可以与之对抗到底。在这种信心的鼓舞下，叶利钦马不停蹄，向苏共发动了一浪接一浪的强大攻势，让他的对手们毫无喘息的机会。
　　　　五
　　　　1989年7月，最高苏维埃会议召开。会议期间，叶利钦与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一起，联合了近300名全国人民代表，组建了“跨地区议员团”。叶利钦当选该议员团的两主席之一。他明确宣布：成立跨地区议员团，就是为了打破以前在苏联议会中苏共领导下团结一致的局面。跨地区议员团的成立，标志着苏联出现了历史上第一个反对派的议会党团。
　　　　1989年9月，叶利钦以苏联人大代表的身份访问美国，公开宣布不再信仰共产主义，而希望把美国的民主制度引入苏联，得到了美国总统和议会的大力支持。在与美国总统布什的会晤中，他直言不讳自己夺权的野心。他声称：“戈尔巴乔夫还有最多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来推行他的改革，如果再不能取得成效，那就需要另一位更加坚定的政治家来领导改革。”
　　　　1990年1月，叶利钦联合各种激进观点的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组成“民主俄罗斯”组织。煽动俄罗斯民族主义，认为苏联用大量的俄罗斯资源去发展那些贫穷的加盟共和国，阻碍了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俄罗斯联邦应该对本土资源拥有绝对的支配权，成为完整的主权实体。
　　　　1990年2月，叶利钦联合党内激进派，成了苏共“民主纲领派”，与利加乔夫为首的保守派和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中间主流派分庭抗礼，开始公开分裂苏共。
　　　　1990年4月，苏联第4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叶利钦领导的激进派提出的修改宪法的议案，取消了宪法第六条苏共领导地位的规定。
　　　　1990年5月，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成为苏联最大的加盟共和国的首领——在被解除莫斯科第一书记职务以后，他只用了16个月，就重新夺回了实权，而且这次获得的权力更大、更稳固。坐在白宫的办公室里，叶利钦又回忆起了七年级毕业时的往事——那帮家伙竟然因为他的轰动性发言取消了他的毕业资格。年仅13岁的他四处奔走，找区委会、市委会——他这才生平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区委会、市委会。他的不懈努力终于见了成效，市委甚至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他班主任的行为。经过调查，他不仅拿到了毕业证，而且如愿以偿的让自己痛恨的班主任被开除出了学校。是啊，四十六年前的那场胜利甚至比现在入主白宫更令他兴奋不已。
　　　　叶利钦永不停歇的进攻，受到了来自苏共内部的猛烈反击，很多地区和中央的领导纷纷发表讲话批评叶利钦。但在一片反对声中，戈尔巴乔夫保持了一种明显的善意的沉默。是他把观点激进的叶利钦提拔到中央并委之以莫斯科第一书记的重任，在十月全会后给叶利钦保留了机会，在人大会议上又同意了叶利钦顶替进入最高苏维埃。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借助叶利钦对抗来自党内保守派的压力。作为党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并不坚定，相反，他对西方的民主、市场经济、私有制有着和叶利钦同样浓厚的兴趣。他们最大的不同不在改革的目标，而在于改革的方式——激进的还是渐进的。如果没有叶利钦的激进路线，党内保守势力就会利用改革带来的危机把总书记赶下台——就像30年前，当赫鲁晓夫改革陷入困境时，勃列日涅夫联合党内保守势力发动政变一样。当然，这种走钢丝的策略只有在双方势均力敌的时候才能发挥最佳效果，它还有一个前提，就是斗争的双方都承认仲裁者的权威。不幸的是，戈尔巴乔夫遇上了有着赌徒气质的叶利钦，他总是不按照常理出牌，屡次在关键时刻打破平衡，把戈尔巴乔夫逼上绝境——在政治较量中，没有人会甘心被人利用，所有势力都是一种利用与反利用的关系，最后，只有真正坚强有力的一方才会获得主导权。
　　　　1990年7月召开的苏共28次代表大会上，叶利钦再次让戈尔巴乔夫领教了他变幻莫测的政治手腕。
　　　　由于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不久前宣布独立，在其它加盟共和国和一些重要城市，激进派纷纷当选上台，经济形式也在不断恶化，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遭到了苏共内部的强烈置疑。在这次会议上，保守派势力取得了优势。他们在大会开始的头一周组织了一次又一次攻势，苏共中间派和激进派领导人，包括总书记本人，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激烈批评。最初几天，这个会场都被尖锐的批评声和作为施压手段的掌声所淹没。在这种情况下，戈尔巴乔夫寻求叶利钦的支持。第六天，叶利钦发动了反攻。他的发言极其尖锐，与之相比，十月全会的“放炮”恐怕只能算是毛毛雨了。
　　　　他提出了一系列令保守派瞠目结舌的激进改革纲领：
　　　　（1）在组织上，允许党内的各种纲领派别共存；
　　　　（2）党的名称改为社会民主党；
　　　　（3）放弃这次大会要通过的章程和纲领，只通过简明的苏共改革宣言，然后重新选举新一届全国代表大会，产生新的章程和纲领；
　　　　（4）军队、安全部门和国家机关的党组织解散。
　　　　然后，他发出了赤裸裸的威胁：
　　　　“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如果党不按照这个纲领进行改革，那么，用不了多久，党的官僚机构就会失去一切合法权力。这样的党既不可能是先锋队组织，也不可能在苏维埃中起作用。那时候全国人民就会团结起来斗争，完全没收党的所有财产。可以预料，各级党的领导人都会被押上法庭。人民会向他们清算反酗酒运动造成的损失，外贸、农业上的失败以及民族政策的错误和军队问题，清算他们个人给党和国家带来的损失。党的官僚们将会面临东欧国家的领导人所遭受的厄运，会被关进监狱。事情发展极为迅猛，任何人企图制止事件的发展都是必然要失败的！”
　　　　代表们对叶利钦的发言感到恐慌，这正是戈尔巴乔夫要达到的效果。果然，保守势力对他的批评迅速减弱了，他们希望能和总书记联合起来制止疯狂的叶利钦。戈尔巴乔夫趁机抛出自己的改革方案：“在党章中既把民主集中制作为党的基本原则保留下来，又允许不同纲领的存在；既反对把苏共变成多党联邦的主张，又扩大了各加盟共和国党组织的自主性；苏共立足于社会主义，放眼于共产主义，但它同时赞成市场作用和私有制。”这种妥协的手法赢得了左右两派的一部分选票，从而扭转了对自己不利的局势——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建议被通过了，他的个人权力也得到了巩固。
　　　　就在戈尔巴乔夫为自己的胜利踌躇满志之时，大会主席说了一句话：
　　　　 “叶利钦要求发言。”
　　　　叶利钦快步走上主席台，向代表们大声宣读了他的声明：
　　　　“鉴于我已当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并对俄罗斯人民负有重大责任，考虑到社会正在向多党制过渡，我不能执行共产党的决议。我必须按照人民和他们非常有权威的代表们的意愿行动。因此，鉴于我身负的责任，我宣布，退出共产党。”
　　　　会场上马上一阵骚动，有人喝彩，但更多的人嘲笑他，骂他“可耻”、“叛徒”、“无赖”，所用的语言比十月全会上的更加恶毒。但这一次，他可以毫不在意了。他已经手握大权。这种权力来自公开的选举，不再需要党的承认了。他没有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头也不回，径直走出了会议大厅。
　　　　六
　　　　退出苏共，给叶利钦带来了巨大的声誉。这一举动，为他在稍前一些时候在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上提出并通过的“主权宣言”提供了精彩的注脚。该宣言声明：俄罗斯联邦加盟共和国对于苏联拥有全部政治和经济主权，对自己境内的资源拥有完全主权，共和国法律高于全联盟法律。正像他在退出声明中说的那样，退出的原因是为了对俄罗斯人民承担更大的责任。也就是说，他用行动向全体俄罗斯人表明，对他而言，俄罗斯联邦的利益与苏维埃联盟的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他将毫不犹豫的站到俄罗斯一边。他，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首先是一个俄罗斯人，其次才是——或者说已经不再是——苏联人。
　　　　当时，还很少有人能明白叶利钦退出苏共的真正目的，不过，在1991年5月21日的俄罗斯联邦第4次人代会上，所有人都明白过来。叶利钦要求修改宪法，设立俄罗斯总统一职，并抛出了一份俄罗斯联邦《总统法》草案，草案赋予了总统极大的权力。叶利钦在提出议案时强调，在俄罗斯设立总统职位并不是为了他个人的目的，而是从党派政治向独立行政迈出的重要一步，将大大提高行政机关的效率，而且还将使俄罗斯在与苏联争取权力的斗争中处于有利地位。立刻有许多代表附和叶利钦的意见，认为总统设立当然十分必要，总统选举更是事不宜迟，应该在一个月之内迅速选出俄罗斯总统。显然，这是叶利钦惯用的突然袭击的套路——他总是令对手猝不及防。一个月内，看不见任何人有实力和叶利钦竞争，超过一个月，就难免夜长梦多了。他也知道，总统的设立对俄罗斯人的民族情绪显然又将会是一个莫大的刺激，他要利用混乱的局势和自己目前的威望一举登上总统宝座，从而掌握足够的力量，在苏维埃联盟的尸体上建立起自己俄罗斯开国之君的不世之功。
　　　　很少有人怀疑设立俄罗斯总统的必要性。早在去年三月，根据戈尔巴乔夫的建议，苏联设立了总统一职，以实现党的权力和行政权力的分开。当然，跟最高苏维埃主席一样，总统大权不能旁落——由戈尔巴乔夫同志亲自担任。既然苏联有了总统，俄罗斯自然不能少，这也是绝大部分代表的心理。争论的焦点在于通过宪法修正案到选出第一任总统的时间。有不少代表认为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过于紧迫，明显有利于叶利钦，这是一个“不平等的竞争”。
　　　　不过，一向性急的叶利钦在苏联设立总统一年之后再抛出议案，这一年不是白等的。各种私下的政治交易都以达成，反对派们在几天的会议上的抗争已经无济于事。大会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和《总统法》，并决定，总统大选在6月12号，也就是大会结束后20天举行。
　　　　没有悬念，最高苏维埃主席可以做着专机到处演讲，而20天的时间还不够其他候选人组建竞选班子和筹集活动经费。最后，叶利钦以57.3％的得票率高居榜首，第二名雷日科夫只得到了16.85％的选票，而其它候选人的得票率都没有超过10％。
　　　　当上总统以后，叶利钦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访问美国，再次和布什总统会晤。从美国回来以后，他就开始正儿八经的享受起总统的种种待遇起来。他主持议会通过决议，将俄罗斯总统的月薪定为4000卢布，近乎是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2300卢布的两倍，是俄罗斯居民平均收入300卢布的13倍！然后他又下令组建了总统卫队。卫队采用美国特工的双层保卫方式，第一层是“小范围”的贴身保镖，始终跟随在总统左右；第二层为“大范围”的保卫工作，对总统的办公室、住宅、郊外官邸以及其所到之处进行经常不断的监视和保卫。除常用的保镖、厨师、司机和医生外，卫队中还有“食品新鲜程度与饭菜质量检查组”、“总统专用车辆试验组”等等。整个卫队成员超过300人，耗资约300万卢布。而在他竞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时写的回忆录中曾经对这种待遇深表厌恶：
　　　　“克格勃第9局正在为一、二十个人建立共产主义。
　　　　这个第9局是无所不能的，它能办所有的事情。他们日夜警惕的保卫着党的领导人的生命安全。任何奇特的任务，他们都能完成。座落在莫斯科河畔的那幢别墅，绿树环抱，面积很大，里面有花园，有运动和游乐场地。每间屋子都有卫兵守护，还有报警装置。就连我这样的政治局候补委员，都配有3个厨师，3个服务员，1个女清洁工，还有一个花匠。我本人、我妻子、我们全家都习惯于自己动手干活。在这儿，我们却不知该做什么是好。
　　　　在这里，你要想随便同谁见见面，随便接触接触，那是完全不可能办到的。你若是去电影院、剧院、博物馆、去任何社交场所，都要先派一个班的军警到那些地方检查一遍，然后封锁起来，这样，你才能在那些地方露面。
　　　　……（所有的食品都要经过检查）卫士竟指示我的夫人和孩子，要他们不要从市场上给我买蔬菜和水果吃，因为这些水果可能是有毒的。当我女儿胆怯的问是否可以吃这些水果时，得到的回答是：您可以吃，但您的父亲不能吃。也就是说，您可以服毒自杀，而他却是神圣的……
　　　　所有的一切都是那样毫无意义。我现在对什么是社会公正、什么是社会的两极分化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这是一目了然的事情。但这都是为了什么？为何要那样荒谬的、热衷于满足自己的那种讲究官僚气派的愿望？
　　　　我想，如果戈尔巴乔夫亲自制止自己享受特权，那么即使在战略有失误的情况下，改革也不回停止。（这种享受）在一个丰衣足食、人人满意的社会里那样做是很正常的、自然的，人们可以接受。但在我们国家，至少现在不行。”
　　　　——这段文字写的确实很精彩，唯一的缺陷是它的作者在当上总统后，就对他批判过的特权一样不少的享受起来。在两人的回忆录中，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相互攻击对方追求奢侈的物质享受，实际上，他们在这方面是乌龟对王八——旗鼓相当。不过，与戈尔巴乔夫在人代会上欲盖弥彰的声称自己没有任何私人别墅不同，叶利钦承认了自己享有的所有特权，他对此的解释只有一句话——“这是我为这个国家服务应该得到的报酬。”这种一半是道理，一半是无赖的解释倒还真封住了不少反对派的嘴。实事求是的讲，作为国家元首，如果叶利钦只享受明文规定的这些特权，没有再谋求更多的私利，倒也真不足为怪。如果谁都象咱们大清朝的道光皇帝一样天天穿着打补丁的龙袍上朝，那这个国家怕是真的没有多少气数了。
　　　　尽管追求个人特权，叶利钦却不是那种容易被权力弄晕头脑的人，更不是那种为了保住一时的利益而畏缩不前的人。他时刻清醒的看着自己最大的敌人——苏共。苏共一天不垮，他就一天不能睡个安稳。戈尔巴乔夫最终失败，正是缺乏认准敌人，然后不知懈怠、毫不妥协的与之血战到底的气概。总统大权在握，在叶利钦看来，不过是为下一场豪赌赢得了足够的赌注。
　　　　他要挑起一场最终决战。
　　　　在这场决战中，胜出者将功垂史册，失败者将失去一切，甚至包括生命。
　　　　七
　　　　……1950年7月，苏联全国大赦。
　　　　无数犯人从监狱或集中营里被放了出来。他们没有回家的路费，于是纷纷爬上火车顶踏上了漫漫回乡路。他们中有不少是斯大林冤狱的受害者，但也有很多人是不折不扣的流氓、恶棍甚至杀人犯。
　　　　在一辆由斯维尔德诺夫斯克开往喀山的列车顶上，犯人们发现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同路人。他独自一人做在车厢的一头，不跟任何人说话，这引起了他们的兴趣。
　　　　“小家伙，你叫什么，为什么不到车厢里坐，难道你也是刚放出来的吗？”
　　　　“我叫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我今年刚考上大学。我要到这个国家的各个地方去看一看，可是自己没有钱，所以只能坐车顶了。”
　　　　这个回答引发了一阵哄笑，不过看到这个年轻人一脸的认真，他们很快就觉得其实没什么好笑的。
　　　　“你这个小家伙还真有勇气。”一个犯人说道，“我们正在玩赌，你敢不敢来赌上几把。”
　　　　“我从来不赌博，而且我也没有钱赌。”
　　　　“你身上不是穿着衣服吗，敢不敢拿它来赌？”
　　　　“有什么不敢的，赌就赌。”叶利钦把衣服脱下来往车顶上一扔，毫不犹豫的赌起来。结果当然可想而知，他不仅输掉了衣服，还有帽子、裤子、运动鞋、手表。最后只剩下一条裤衩了。而参与赌博的其他人都挣到了出狱后的第一份财产。他们笑嘻嘻的对他说：“现在，我们要赌你的脑袋。如果你赢了，我们就把所有的东西都还给你，如果输了，我们就把你从火车上扔下去，而且要给你选择一个合适的着陆地点。你敢吗？”
　　　　叶利钦把眼睛一瞪：“赌！”
　　　　……
　　　　1991年7月20日，在刚刚宣誓就任俄罗斯总统之后十天，叶利钦就发布了“关于禁止政党和群众性社会运动的组织机构再俄罗斯联邦的国家机关、团体和组织中活动的命令。”即使在多党制国家，这个命令也违反了一般的政治活动自由的原则，也与叶利钦自己一直宣扬的民主自由理念相悖。
　　　　不过，“大行不顾细谨”，只要能搞垮自己的死敌，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这个命令看似针对所有政党，实则完全是冲着苏共来的，只有它才在各级军队和国家机构拥有各级委员会。这实际上是要把苏共从国家政治生活中排除出去。如果在最大的加盟共和国失去活动的舞台，苏共的力量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用再去斗争，它自己就会日渐萎缩，直至消亡。所以，这是逼着苏共发起绝地反击。
　　　　叶利钦要的就是这个。
　　　　苏共还是苏联第一大党，它还控制着军队、克格勃、内务部这样的强力部门，看起来仍然相当可怕，但叶利钦看到了问题的另一面：它内部四分五裂、缺乏民意支持。
　　　　他没有耐心一点一点的蚕食苏共，尽管那样成功的可能性要大一些。他要一举歼灭敌人，取得完胜——或者完败。
　　　　它取胜的机会至少要比五十年前的那次赌博要大。
　　　　这就够了。
　　　　叶利钦的命令一发布，立刻在苏联引起轩然大波。苏共各级党组织和一些领导人纷纷发表声明的讲话，对命令加以谴责。这一次，他们不是站在执政党的角度颐气指使，而是从法制和民主的层面进行回击。讲话普遍指出：这一总统令不仅违反苏联宪法、俄罗斯宪法和苏联社会团体法中的有关规定，也不符合国际社会公认的关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准则。它剥夺了公民的宪法权利，破坏了社会组织活动的条件。莫斯科市委呼吁一切政党和团体结成统一阵线，反对正在降临的独裁和违法行为；俄共发表《告人民书》，呼吁各界认识组成爱国阵线，拯救祖国。
　　　　在大多数中央委员的要求下，苏共七月全会通过了关于叶利钦非党化命令的声明，支持工会、社会团体、苏共各级委员会谴责叶利钦“反民主和违反宪法的方向，使国家走上独裁主义道路的企图”。并紧急建议苏联总统、苏联最高苏维埃、苏联宪法监督委员会刻不容缓的对俄罗斯总统的命令作出法律评价，捍卫民主成果。
　　　　现在，戈尔巴乔夫的态度至关重要。苏共已经不能直接对国家机构下命令了，只有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总统能够颁布取消叶利钦命令的总统令，也只有他才有足够的权威来启动对叶利钦命令的宪法调查。作为苏共总书记，显然他不能对苏共最大的组成部分——俄共的灭顶之灾无动于衷。尽管因为改革在党内造成的争议影响了他的权威，但在这样的危险时刻，作为党的总书记，只要他站出来，全党都会团结到他周围战斗的。那样，叶利钦就非常危险了。
　　　　戈尔巴乔夫迟迟没有表态。因为他在即将签订的新联盟条约的问题上需要叶利钦的支持——这一条约将把紧密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联盟”变为松散的“苏维埃主权国家联盟”。各共和国均享有独立的、完整的主权，有制定经济政策、支配本土资源的全权。联邦政府的职责包括国防、外交和协调各加盟共和国的经济关系，其中总统为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拥有最高行政命令权，领导国家安全机构，又是联盟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此外，联盟还设有最高苏维埃和联盟内阁。联盟内阁由总统与各共和国首脑协商成立，受总统领导，对最高苏维埃负责。总之，戈尔巴乔夫和各加盟共和国都将得到他们满意的权力，而曾经统治一切的苏共则在新的联盟中完全没有位置。
　　　　直到这时，苏共内部才有人开始明白过来：戈尔巴乔夫尽管还是苏共总书记，但实际上他跟叶利钦一样，已经抛弃了苏共。他跟叶利钦一样，看到了权力基础的转移，从88年政治改革开始，他就有步骤的拉开与苏共的距离，直接到民众中间去获得权力。他改革最高苏维埃，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然后设立总统制，自己出任总统，现在，又要签署新联盟条约，都是出于此种目的——在全苏联忠心耿耿的党员们都还翘首以盼团结在戈尔巴乔夫周围战斗的时候，却不知道他们的总书记已经把他们出卖给了叶利钦，以此作为俄罗斯支持新联盟的条件。
　　　　是的，戈尔巴乔夫总统现在已经不关心苏共的存亡了，他只关心一件事——新联盟条约能否如期签署。
　　　　1991年8月4日，叶利钦的非党化总统令正式生效。
　　　　同一天，戈尔巴乔夫宣布去苏联疗养圣地——黑海岸边的克里米亚开始一年一度的休假。有了这次休假，他相信到了8月20号，自己在和乌克兰、俄罗斯等九个加盟共和国签订《新联盟条约》时，一定会显得精力充沛。
　　　　八
　　　　8月18日下午，黑海岸边的总统别墅一片宁静，戈尔巴乔夫总统正美美的躺在卧室里午休。只有两辆警车停靠在大门不远处执行警戒任务。他的秘书和助手们还在工作间里为即将签署的条约忙碌着。
　　　　下午五时，一阵尖利的警笛声打破了这里的宁静。一队装甲车疾驶而来，冲进了别墅的大门。还没等警卫们明白过来怎么回事，大量士兵已经从装甲车中跳出，迅速占领了别墅的要害部位。他们切断了别墅和外界的所有联系，在高处架起机枪和望远镜，禁止任何人出入。苏联“第一女儿”被吓坏了，她哭着扑到父亲怀里问：“爸爸，他们会枪毙我们吗？”戈尔巴乔夫无法回答女儿的这个问题，对于外面发生的一切，他也完全不知道……
　　　　8月19日凌晨，莫斯科郊外的总统别墅，静悄悄。7点刚过，一个身影迅速冲进了叶利钦的卧室，拼命摇晃睡梦中的俄罗斯总统：“爸爸，爸爸，快醒醒，发生政变了！”叶利钦半醒半睡的答道：“噢，这是非法的。”说完翻了一个身，继续睡。
　　　　塔尼娅更加用劲的摇起来：“爸爸，别睡了，亚纳耶夫已经宣布戈尔巴乔夫因病不能行驶权力，由他代行总统职权。还成了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了！”
　　　　“什么？”叶利钦一个翻身坐了起来，眼睛一瞪，“你说的都是真的？”
　　　　“嗯。”塔尼娅有点委屈的点点头。
　　　　就在此时，一队又一队的装甲车和坦克开始开进莫斯科。在几个小时里，莫斯科上空不停回荡着隆隆的车辆声。
　　　　“战争开始了？”莫斯科的老太婆们用手捂着胸口问。
　　　　“军事政变。”年轻人们这样回答。
　　　　叶利钦已经穿好衣服，总统卫队长紧紧跟随在他身后。他看起来气色极好，而且显得有些兴奋。战斗！战斗！那帮家伙终于被自己逼上了决战的战场，看来他们虽然思想保守，至少还保留了一点十月革命的血性。对手的阵容是强大的，包括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国防部长亚佐夫、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苏联总理帕夫诺夫，内务部长普戈，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纳诺夫（主席是戈尔巴乔夫）——几乎囊括了苏联的全部实权人物。他们控制了军队、克格勃、警察（归内务部管理）——这三股力量曾经是苏联最令人望而生畏的力量，苏共曾经用他们镇压了多少反对势力。但现在不同了，苏共自己成了叛乱者。在没有枪口对准自己的时候被庞大的总统卫队包围着真是一种痛苦的享受！现在好了，又有危机可以处理了，而且是大危机！必须马上行动起来。
　　　　他的第一反应是起草《告俄罗斯人民书》，然后全家人一起通过电话、传真等方式把它向一切可能传出去的渠道发送。政变者原以为控制戈尔巴乔夫就可以控制局面，因此没有立即下令逮捕叶利钦。直到政变发动后一小时，世界各主要通讯社，俄国的大街小巷都开始谈论叶利钦的《告俄罗斯人民书》时，他们那生锈的脑袋才想起好像确实把某个人忽略了。
　　　　但仅靠一份宣言是什么也改变不了的，莫斯科正在发生政变，自己还能呆在市郊的总统别墅里无所事事吗？别墅外已经开来了好几辆装甲车，还有一些陌生人在活动，显然是派来监视自己的克格勃。树林里隐藏着狙击手吗？根据卫队长的报告很有可能。也许自己一露头就会被逮捕甚至枪杀。他们为什么不行动，一个5人的小分队就能把叶利钦逮捕，更何况还有坦克？是的，政变领导人还在犹豫。犹豫什么？难道他们不知道让叶利钦这样的人物多自由一分钟他们就多一分危险吗？是的，他们不敢宣布戈尔巴乔夫被软禁，而找来他生病这样幼稚的理由，同样也不敢明目张胆的逮捕叶利钦，怕激起众怒。这帮懦夫，坦克都开进莫斯科了，还装什么遵纪守法？看来计划太仓促，他们还没有时间来认真分析局势。现在必须行动，也许《告俄罗斯人民书》已经让他们看到了危险，说不定再过五分钟他们就会下定决心了，绝不能坐以待毙。必须马上离开这里，一分钟也不能多留。
　　　　走？到哪里去？警卫队建议他乔装打扮，到农村去躲避。是的，在这种时刻警卫们首先考虑的当然市总统的人身安全。但总统不能这样，他首先考虑的是击败对手而不是如何逃跑。现在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白宫，到比这里更危险的地方去。自己参加人大代表选举时为什么不在斯维尔德诺夫斯克，而要选择竞争更加激烈的莫斯科？现在也是一样的理由。那里更危险，但也更安全，那里的坦克和机枪更多，但还有数不清的外国记者和莫斯科市民，至少他们无法悄悄的把叶利钦抓起来然后声称他心脏病突发无法行使总统职权。对，必须马上走！
　　　　“科尔扎科夫，咱们走。”叶利钦突然站起来对他的卫队长说。
　　　　“到哪？”他的妻子问道。
　　　　“白宫。”
　　　　“你疯了吗？那里全是坦克，他们不会让你过去的！”结婚近四十年来，奈娜头一次对他的丈夫这样说话。即使在1987年他陷于崩溃境地的时刻也没有。
　　　　“嗯。”叶利钦觉得不该在担心自己的妻子面前表现什么魄力，他的口气缓和了，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说，“我的汽车上插着俄罗斯国旗，带着它我们就不会被阻拦。你放心好了。”
　　　　看着丈夫温和但坚毅的神情，奈娜无奈的摇摇头，不再说什么。叶利钦向她挥了挥手，突然想起56年前父亲被逮捕时的情形。他突然很想说：“照顾好自己，还有塔尼娅和娜依娜。我爱你。”但这不是最后道别，这样说只会让她更伤心，于是留给她一个笑容，转过身走了。
　　　　九
　　　　叶利钦走出大门，坐上汽车直奔白宫。在他的汽车上，有两样东西引人注目，一样是插在汽车前端的俄罗斯国旗，一样是总统卫队长科尔扎科夫闪闪发光的枪管。派来“看守”叶利钦的“阿尔法”小分队队长来之前先喝了小半斤伏尔加给自己壮胆。但当他看到叶利钦的汽车大摇大摆的开出别墅时，还是惊讶得目瞪口呆。他一边向上头请示，一边下令密切监视叶利钦。当他发现叶利钦的行车路线不是试图逃跑，而是直奔早已布满坦克和军队的莫斯科时，他感到放心——终于不用自己对叶利钦动手了。
　　　　叶利钦的专车在坦克和荷枪实弹的军队中穿行。大街上人头攒动，人们把坦克包围的水泄不通，部队根本无法自由行动。只是当插着俄罗斯国旗的总统专车开到时，人们才自发的让出一条通道，以惊诧的眼神目送它从身边开过。通过窗帘的小缝，叶利钦朝外看去，他看到一个年轻的士兵打开坦克盖，从里面钻了出来。坦克的炮口被市民插上了长满绿叶的枝条，他想把它拔掉。但他一探出头，周围的人群马上轰闹起来，有人指着他大声斥责，还有一些人爬上坦克，给他递上香烟、食品，似乎想跟他套近乎了解些什么。这个年轻士兵一脸的尴尬，既不知道怎么回答，也不知道该不该接过这些递上来的东西。
　　　　叶利钦拉上窗帘，满意的笑了。他现在可以肯定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他没有被冰冷的装甲和炮口吓倒，他看到了使用这些武器的人也是一群普通人，有着普通人的优点和弱点。他们对国家、对政治、对人民都有自己的看法，并非只是没有感情、没有头脑的国家暴力机器。政变者们希望象1968年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1976年出兵占领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那样，用武力的威胁来迫使人民屈服，而不用发生真正的流血。但这一次他们错了，苏联的坦克可以让布拉格害怕，也可以使布达佩斯屈服，但却无法让莫斯科低头。因为它是苏联的首都，苏联军队无法“占领”自己的首都，市民们也不会害怕“自己的”坦克，隔着铁甲的，都是苏联人，都是俄罗斯人。
　　　　俄罗斯总统来到白宫的消息传出后，记者和市民们马上开始向白宫聚集，俄罗斯的内阁部长和最高苏维埃的委员们也开始从各地来到白宫，紧急状态委员会也马上派兵前来围攻——它迅速成为一切斗争的焦点。看到成千上万前来支持自己的莫斯科市民，叶利钦感动的得近乎要流出泪来。但他明白现在还不是多愁善感的时刻，如此混乱的自发组成的群众队伍是一柄双刃剑，这股无序的力量如果被极端分子煽动，可能会主动挑起与包围白宫的军队的武装冲突，也可能过了一段时间热情冷却，在威逼恐吓或巧言欺骗下逐渐散去。不论出现哪一种情况，都将是“白宫保卫战”的彻底失败。
　　　　叶利钦马上组织成了“抵抗指挥部”。他命令军事改革委员会主席科别茨将军组织俄罗斯有限的武装力量，为白宫构筑防线，他们研究了白宫的平面构成，兵力分配，并制定了各种情况下的应急方案。鲁茨科伊将军负责协调保卫白宫的人群，他把总统卫队和差不多数量的警察，还有一些群众中的退役军人组织起来，对群众进行分区管理，构建人墙，设置路障，定时巡查，互通消息，还教授群众如何使用应对摧泪瓦斯的进攻。然后又在白宫成了专门接待新闻记者的办公室，对外发布各种宣言、新闻。另一方面，他命令外交部长科济列夫前往巴黎，争取国际支持，也准备好一旦白宫失陷即刻成立俄罗斯流亡政府。同时委派自己的亲信格诺夫潜回斯维尔德诺夫斯克，准备在政变成功以后领导俄罗斯民主抵抗运动。所有这些，都是在几个小时内迅速做出的——叶利钦天生就是处理危机的人才，如果天天都有这种危机的处理的话，相信他一定会觉得比当总统过瘾。
　　　　现在一切都组织好了，但叶利钦觉得似乎还缺了点什么。到底是还有什么没有做呢？他一边想一边在办公室踱步。他走到窗前，撩起帘子，看到窗外不远处停着一辆坦克。它早已被人群包围得动弹不得，司机把顶盖掀开了一点点，有点好奇的向外张望。这跟自己早上在莫斯科大街上看到的一幕何其相似！
　　　　对！还有这样一件事情需要做。我应该到他们中间去。面前有坦克，人群中一定隐藏着特工，周围的高楼上有狙击手，那又怎么样，难道他们会向我开火吗？不可能。紧急委员会那帮蠢材一定不会想到需要制定一个俄罗斯总统突然走出白宫的应对方案。是的，前面的所有措施都是防御性质的，必须主动出击，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想到这里，叶利钦兴奋的转过身，走下楼梯，打开了白宫的大门，走了出去。
　　　　叶利钦的突然出现在人群中引起了一阵骚动，一下子，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来。人群迟疑了一下，立刻开始激动无比的欢呼起来。他面无表情，径直向坦克走了过去，那个刚探出头的坦克兵惊讶得一动不动的盯着他，不知如何是好。年过六十的叶利钦来到坦克前，利索的爬了上去，一下站到坦克顶盖前。坦克兵又把头上的铁盖子往上顶了顶，以便使自己能近距离仰视俄罗斯总统一米九二的身躯。
　　　　人群在欢呼，还有许多记者、电视摄影师和照相师在忙着记录下这个历史性的瞬间。当叶利钦从口袋里掏出《告俄罗斯公民书》时，一切安静下来。他开始激动的大声的宣读起来——叶利钦并不是希特勒式的演讲天才，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讲话都是拿着写好的稿子照本宣科，演讲技巧也很一般，这一次甚至是大段朗读已经公开发表过的文件，但由于他总是能选择最不可思议的时机出现在听众面前，所以演讲效果仍然相当惊人。和普通人相比，伟大人物的成功也许不在于他们有更少的缺点，而在于能充分发挥自己的优点，就好像我们可以在夜晚清楚的看到月亮上的暗斑，但在太阳的万丈光芒之下，还有多少人能看到它身上的黑子呢？
　　　　读完以后，叶利钦蹲下身去，和坦克兵交谈起来。过了一会儿，坦克里的士兵都出来了，叶利钦又挨个和他们讲话，然后他们又回到了坦克。叶利钦跳下坦克，示意警卫疏散坦克周的人群，给坦克移动的空间。
　　　　坦克的履带开始轰隆隆的转动起来。只见它缓慢的转了半圈，把原来对准白宫的炮口调转过去，背对白宫，由进攻方变成了防卫方。
　　　　人群轰动了。
　　　　叶利钦心满意足的返回了白宫。他知道，这个象征性的举动会立即通过各种媒介迅速传向全国，被演绎成一个传奇，它对俄罗斯人民士气的鼓舞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这一回，他又赌赢了。
　　　　一天的对峙过去了，紧急状态委员会还没有采取行动。
　　　　他们原先的计划是一上来就将大量军队开进莫斯科，以造成恐怖气氛，使支持改革的民众不敢轻举妄动。再逐步的通过尽量合法的方式逮捕反对派领袖，进行一场不流血的政变。应该说，“不流血的政变”的主导思想是对的。斯大林可以用机枪对付广场上的示威者，但他们不行。时代变了，不再是个人专权和个人崇拜的时代，政变的领袖们没有一个人拥有如此大的权威，没有一个人对军队有这样的绝对控制力，可以放肆的向人民开枪。在现代化通讯条件下，一旦首都爆发流血冲突，消息马上会传遍全苏联和整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鲜血会造成西方国家的制裁，也可能在国内激起革命的狂热。政变领袖们深知，暴力冲突的按钮一旦按下去，就没有人能控制局面的发展了，最后碾碎的也许就是他们自己。
　　　　但这些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们忘了，世界上没有绝对安全的军事政变。他们想赢得整个帝国，却不敢投下足够的赌注。
　　　　现在，事态的发展已经迫使他们不得不使用武力，叶利钦在白宫的抵抗把所有计划都搅乱了。白宫多坚持一天，政变就多一分危险。他们原来给莫斯科卫戍部队下达的指令是“维持治安”，士兵没大多都是半夜被紧急叫醒糊里糊涂的来到了莫斯科，他们也被现在的情况搞的一头雾水，很多部队甚至根本没有带弹药。现在，他们不得不浪费一天的时间来重新部署兵力，制定进攻白宫的计划。
　　　　这是极为宝贵的一天，它足够各种力量对政变做出反应。
　　　　十
　　　　8月20日
　　　　哈萨克、爱沙尼亚、摩尔多瓦、格鲁吉亚等众多苏联加盟共和国纷纷发表声明，宣布紧急状态委员会颁布的法令在本国范围内无效；
　　　　俄罗斯两个最主要的城市——莫斯科市和圣彼得堡市的市长发布命令，拒绝服从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莫斯科市长波波夫还宣布对履行紧急状态委员会指令的人追究刑事责任；
　　　　俄罗斯境内数十个城市爆发大规模罢工或示威游行；
　　　　美国、加拿大、日本、法国、德国、丹麦等国纷纷发表声明，拒绝承认紧急状态委员会，支持叶利钦的《告俄罗斯公民书》，要求戈尔巴乔夫重新行使总统职权，并中止各种对苏援助；
　　　　世界银行发言人彼得·里德尔博格宣布世界银行暂停向苏联提供技术援助的决定；
　　　　……
　　　　政变领袖们和叶利钦都很清楚，双方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变化，一场最后的决战迫在眉睫。
　　　　8月20日晚，莫斯科卫戍司令加里宁上将宣布莫斯科时间23时至凌晨5时在莫斯科实行宵禁。
　　　　根据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作战计划，首先用空降兵和内务部控制的特种摩托化步兵师大范围保卫白宫，切断通往白宫的所有道路。然后，特警分队和空降兵冲入保卫莫斯科的人群中，打开一条通往白宫的通道，数十名“阿尔法”特种部队沿此通道逼近白宫。“阿尔法”分队用火箭炸开大门，冲进白宫逮捕叶利钦，克格勃专业人员封锁大楼所有人口，。
　　　　与此同时，克格勃“波浪”分队对莫斯科全境进行“扫荡”，逮捕一切包括俄罗斯全部领导人在内的抵抗分子；
　　　　伪装成普通群众的数十名摄影师在白宫前面排下白宫开火还击的镜头，以此说明是白宫率先打响了第一枪；
　　　　派三个坦克连在周围巡视，威吓保卫白宫的群众；
　　　　空中还有武装直升机的支持……
　　　　尽管不知道具体的行动计划，但白宫获得所有的情报都表明，军事进攻将在今晚发起。随着夜幕降临，白宫上空的气氛越来越紧张，妇女和儿童被要求疏散，所有人都发了一个防毒面具。留下来的人手牵着手，构成了一道又一道人墙。叶利钦总统也被转移到白宫的地下室。
　　　　有人敲门。叶利钦抬头一看，部长会议主席伊万·斯捷潘诺维奇独自走了进来，他的神色极为糟糕。他几乎不敢正视总统，过了很久才开口：“对不起，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今晚想回家，我……我想和我的家人在一起。”
　　　　说完，他低下了头。
　　　　看着斯捷潘诺维奇身后关上的铁门，叶利钦也禁不住想起了自己的家人。他看着手边的电话，它随时都可能响起，那将是妻子的问候，还是女儿的安慰？如果白宫只剩下他一个人，他一定会感到怯懦，回到她们身边。但现在有数万人在准备用血肉之躯来保卫他，他怎能抛下他们？
　　　　他从自己的公文包里慢慢的抽出一份文件。它已经完全变黄，破旧不堪，那是1934年审理喀山工地上工作的几个农民的《5644号案卷》，其中一个人的名字叫尼古拉·伊格纳季耶维奇·叶利钦。这是他在出任政治局候补委员以后从托人从喀山调阅出来的。上面记录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富农”小集团阴谋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案子。这在那个年代再常见不过了，仅仅是因为工地上分到了几个反革命的“名额”，工地的头头一想，叶利钦兄弟家里曾经是富农，虽然财产早已被没收，但肯定怀恨在心，所以就把他们报给了国家政治保安局。尼古拉·伊格纳季耶维奇·叶利钦始终没有认罪，但仍然在集中营了被关了三年。
　　　　他永远不能忘记1934年4月在喀山工地的那个夜晚，他总是把这个案卷放在身边。每当翻开它的时候，叶利钦就知道，除了对最高权力的极度渴望外，还有一些更崇高、更本质的东西在驱使者自己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去战斗。
　　　　不知不觉中，时针已经指向了凌晨两点半。白宫外面枪声大作，军事进攻开始了。
　　　　卫队长走了进来，要求他立刻离开，前往美国大使馆。他拒绝了。他不相信自己会输，因为19号上午在大街上见到的一切和下午在坦克上的演讲已经充分说明了人民的力量和军队的态度。
　　　　果然，在出现意外的人员伤亡以后不久，枪炮声就逐渐低了下去。面对紧急状态委员会疯狂的最后一搏，将军们选择了服从命令。但他们知道，要想顺利突入白宫，就必须让军队手持冲锋枪冲进数万人手牵手组成了三道、四道、五道人墙，冲过绵延达一公里的人群。在军人的天职和人类的天性之间，他们十分矛盾。直到枪声响起，三个无辜的青年倒下的时候，他们才完全清醒过来，拒绝继续执行命令。军队开始逐渐从白宫周围撤退，退入了莫斯科茫茫的黑夜中。
　　　　这场战斗胜负已分。
　　　　8月21日早晨，国防部长亚佐夫在将军们的压力下，宣布卫戍部队撤出莫斯科。
　　　　8月21日晚上七点，装着政变领袖们的图－154客机向克里米亚飞去。在总统别墅里，戈尔巴乔夫对他们大声斥责。他们无言以对。站在总统面前的是一群政治上的自杀者队伍，所有人都明白，紧急状态委员会委员的职务将是他们政治生涯中最后的一页。
　　　　当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机场受到热烈欢迎回到克里姆林宫时，叶利钦已经在那里等他了。他为戈尔巴乔夫准备好了两分文件。一份是他在“8·19”中间的各种命令和决定，其中有不少是超出俄罗斯总统职权范围，对整个联盟颁布的。他要求戈尔巴乔夫在上面签字，宣布所有的命令均合法有效。还有一份是关于取缔苏共的总统令。他以苏共深刻的介入了这场政变为由，要求戈尔巴乔夫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并建议苏共自行解散。
　　　　在戈尔巴乔夫签完字以后，叶利钦面无表情的说：“从今以后，你作出的所有重大决定，都必须征得我的同意。”
　　　　直到这时，戈尔巴乔夫才从重新掌权的喜悦中清醒过来：这次政变的失败者似乎不仅仅是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委员们。
　　　　十一
　　　　“8·19”政变失败了，政变的领导者或者被捕，或者自杀。由于联盟中央中除了戈尔巴乔夫之外的所有实权人物都参加了政变，中央的权威——包括它维护统一的力量和道德优势全都丧失殆尽。如果说在此之前尚有相当一部分人民觉得联盟的继续存在可以保证国家的强大，尚有很多分裂分子碍于强大的苏联武装力量不敢贸然宣布独立的话，现在，这些东西都已经不复存在了。在人民心中，这样一个掌握国家武装力量的联盟的存在可能随时威胁公民的自由和各加盟共和国的自主权力。在分裂分子看来，军队将会对这种斗争持中立观望的态度，这样，他们走向独立的最后一个疑虑也消灭了。
　　　　1991年12月1日，乌克兰就共和国独立问题举行全面投票，结果90％的选票赞成共和国脱离苏联独立。至此，苏联的15个加盟共和国中，除了俄罗斯和哈萨克之外，已经全部宣布独立。苏联实际上已经土崩瓦解。
　　　　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白俄罗斯主席舒什科维奇、乌克兰总统克拉副丘克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签订协定，宣布由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国组成“独立国家联合体”，同时宣告“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现实已经不存在”。
　　　　1991年12月21日，除了根本不愿再和苏联有任何牵连的波罗的海三国和格鲁吉亚外，苏联的11个加盟共和国首领齐聚哈萨克首府阿拉木图，正是宣布“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停止存在。”
　　　　1991年12月25日晚上7点，戈尔巴乔夫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他宣读了《告全国人民书》，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稍后，又宣布辞去苏联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的职务，并把核按钮交给了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十几分钟以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69年的苏联国旗在阴沉的夜色中降下，俄罗斯的白蓝红三色旗徐徐升起。占世界版图六分之一的苏联从此成为了历史。
　　　　对于叶利钦来讲，这个时刻他等待得太久了。他甚至等不到戈尔巴乔夫清理完办公桌，就急急忙忙的接管了克里姆林宫。坐在总统办公室里，他静静的体味着胜利的喜悦：这个横亘欧亚、世界领土面积最大的帝国，这个曾经涌现出彼得大帝、叶捷卡林娜大帝、普希金、托尔斯泰的国度，这个拥有全球第二核打击力量的国家，终于匍匐在自己的统治之下。世界历史的名人殿堂，将会永远记住这个红色帝国的终结者。五十六年前，国家政治保安局以危害苏维埃政权的罪名将尼古拉·伊格纳季耶维奇·叶利钦逮捕。现在看来，他们并没有冤枉他，他确实给苏联带来了巨大的危害。
　　　　他闭上眼睛，阳光从窗户里照进来，脑海里浮现出自己几个月前当选俄罗斯总统后回到家的情景，娜拉娜跑到他面前，垫着脚把手伸过他的头顶,用一种惊讶而景仰的语气说道：“爸爸呀，原来你已经升得这么高了。”
　　
 
作者：第八元素　回复日期：2004-12-15　17:33:18　  
　　拿破仑：跨越地中海的政变
　　“一个普通人，三年前谁也不知道他的名字，即使现在，他也只是获得了若干胜利，而别无傍依。可凭他的名字和他天才的意识，竟敢设想由他一个人来掌握三千万人的命运，把他们从对外的失败和内部的分裂中拯救出来。他竟然高喊着：‘空谈正在败坏法国！现在是拯救它的时候了！’
　　他离开了他的部队，冒着丧失其自由和名声的危险，横渡大海回到法兰西的土地……他为法国人民准备了从未感受过的威力和光荣的迸发。而这一切，或许是在他不计较任何人的血泪的情况下实现的：这就是可称之为人们所从未听说的最宏伟和最卓越的冒险事业之一；这也将是惊愕和赞叹地吸引后代人的冒险事业之一。”
　　——拉斯卡斯 《拿破仑一世回忆录》
　　 作者：第八元素　回复日期：2004-12-20　12:13:21　  
　　回楼上，我在本版贴的《最高命运——政治领袖们获得最高权力的瞬间》，刚开始一位××文艺出版社的编辑看上了，和我联系，结果把稿子拿去一个月之后告诉我不出了，据说原因是他们开会讨论选题的时候考虑到我没有名气，唉。后来又和一家书商谈，他很有兴趣，又拿去两个月，然后告诉我斯大林、叶利钦、普京通不过出版审查。唉，真不明白，我写点人物传记，其实写的时候都很小心了，主要都从人物性格、命运、权力斗争的角度写，对于意识形态避而不谈，没想到还是出了问题。斯大林通不过我还可以理解，为什么连普京也不行？我在文中完全是一种褒奖的态度，仅仅因为他是在任的国家领袖？我都故意回避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人物，为什么还是不行呢？现在市场上关于外国领袖传记的东西很多啊，不明白。
　　　　　　痛苦啊！！！如果是我写作水平不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但仅仅因为名气？因为谈到了外国领导人，就必须CUT?
　　　　　　唉……长叹一声
 作者：第八元素　回复日期：2004-12-20　12:18:32　  
　　背景：
　　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 命，既是一场空前的资 产阶级革命，也是一场暴民的狂欢，是各种野心家们的大表演。革 命破坏了旧的秩序，却始终无法建立新的秩序，巴黎人民象吸毒一样热爱上了武装暴 动，一个政权刚被推翻，刚上台的激进派不久就发现他们还不够激进，巴黎人已经又一次筑起街垒，宣布起义，新的激进派上台，把昨天还昂然宣布代表国家的政府首脑们象杀猪一样的全部杀掉。国王和王后被送上了断头台，贵族和保皇派被送上断头台，无裤套党人和吉轮特派又先后被雅各宾派送上断头台，随即雅各宾派也被热月党人送上断头台。这个国家完全没有秩序，完全没有安全感，每天都有新的阴谋出台，每天都有新的起 义或叛 变，每天都有新的法令颁布。人们无所适从，国家一片混乱。
　　在所有党派中，雅各宾派是最激 进的，在其执政期间，共有四万多人被处决，全国都沉浸在一片大革命的恐怖之中。推翻雅各宾派的热月党人试图结束这种没有节制的杀戮，恢复法律的秩序，他们于1795年起草并通过了一部温和的共 和宪 法。  
作者：第八元素　回复日期：2004-12-23　23:36:42　  
　　1795年宪 法将原先统一的最高权 力机构国民公会拆成只掌握立法权的上、下两院，上院称为“元老院”，下院称为“五百人院”。根据下院的提名，上院从50名候选人中选举产生5名督政，共同掌握行政权，以三个月为周期轮流担任督政府主席。督政府有任命政府部长和其它官吏、统帅武装力量、处理外交事务、掌握财政等各项大权。
　　宪法刚刚制定，督政府还没有正式成立，巴黎人民又宣布“起 义”。1795年10月5日，也是就法国大革 命纪年的葡月13日，24000人手持武器向国民公会蜂拥而来，热月党人的权 力和脑袋岌岌可危。大革 命以来，在势不可挡的“自 由民 主”思想的掩盖下，巴黎民众的武装暴 动还没有遭到过像样的抵抗。但这一次暴民们终于遇到了军事硬汉，一个年轻的准将毫不客气的从郊外调来了40门大炮，将所能调动的数百骑兵和4000步兵布置妥当。起 义军虽然人数众多，但全是一群乌合之众，连个统一的指挥都没有，根本不是正规军的对手，更何况这次指挥正规军的是个欧洲历史上千年未见的军事天才。四十门大炮一起怒吼，数百名骑兵列阵冲杀，数万暴民仓惶逃窜，不到一个小时“起 义”就被彻底镇压。从此以后二十年，巴黎再没有发生过武装起 义。这位少年准将一战成名，被誉为“葡月将军”。这样，督政府的地位得以巩固，比较好的恢复了国内的秩序。但欧洲其它封建国家视新生的共和国为仇敌，成立反法同盟，企图镇压法国革 命，恢复欧洲大陆的旧秩序。尽管在法国大革 命之前，英国已经通过资产 阶 级革命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但出于与法国争夺殖民地，维护欧洲大陆均势的考虑，站在了封建王国一边，充当了反法同盟的首领。又是这位年轻的将军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远征意大利，将俄奥联军打得丢盔弃甲，第一次反法同盟瓦解。但督政们害怕这位将军威望太高，威胁自己的地位，于是又派他远征埃及。欧洲诸国大喜过望，立即组织第二次反法同盟，各国军队再次从四面八方向法国扑来……
　　
 作者：第八元素　回复日期：2004-12-23　23:37:42　  
　　一
　　古老的埃及，四千多年的历史，悠久得让人发晕。1798年8月13日的傍晚，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瞬间，无边无际的大漠上，横卧的是万古不变的空旷和荒凉，太阳在地平线上摇摇欲坠，把沙丘、行人和马匹的影子拖得比这个国家四千年的历史还要悠长。万籁俱寂，开罗城外的法国军营，嗒嗒嗒的马蹄声，归来的是几个外出游荡的军人。一个身材矮小的年轻人走在前面，椭圆见方的脸，眼睛不大，透出高傲、忧郁和冷酷的神情。其他人在他后面亦步亦趋，却又小心翼翼的和他保持着距离。他毫不理会任何人的存在，也不和他们说一句话，好像这个世界自从诞生以来就只有他一个人来过一样。他似乎心情极为糟糕，时而纵马狂飙，发泄胸中的郁闷，时而缆缰缓行，陷入久久的沉思。又这样过去了一天，绯红的落日和无垠的大漠再次引发了他的思绪。他知道，早在他来到之前，不，早在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出现之前，很久很久，亿万斯年，太阳就已经像今天这样一次次染红这里的天空和大漠了。但是，为什么人们竟对如此古老的太阳视而不见，把它比作新生和希望，却要到这只矗立了区区几千年的金字塔前来缅怀岁月的流逝呢？看来，所谓漫长，不过是关于时间的幻觉。要不然，为什么帝国的兴衰、王朝的更迭、宗教的征服，竟然都远远比不上人的一生这样漫长？为什么自己所有29年的生命，竟然都比不上看到那封关于约瑟芬的信以来的七天这样漫长？——唉，终于还是又想起约瑟芬来了。仅仅因为一封来自法国的信，告诉他约瑟芬的风流韵事，就令这个先后征服了意大利和埃及的伟大统帅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失落和迷惘，甚至连他的军队也不顾了，只是天天这样漫无目的地骑着马到处失魂落魄的闲逛。没有了约瑟芬，好像这个世界就再也与他无关了。
　　
作者：第八元素　回复日期：2004-12-28　17:31:03　  
　　这是一段很奇妙的感情。她结过婚，比他大五岁，也许更多，因为她虚报了年龄，她还生了两个孩子，前夫是一个刚刚被送上断头台的政客，但他仍在第一眼看见她时就发了疯的爱上她，并马上和她结婚。她嫁给他似乎只是出于一个生在乱世中的弱女子需要寻找一个强有力的庇护者，而与爱情无关，因为她甚至拒绝改用这个新任丈夫的姓氏，而保留了她在出嫁以前的姓氏“博阿尔内”。远征意大利的时候，他几乎每天都会给她写一封激情似火的情书，而她呢，要么不回信，要么只是冷冰冰的只言片语，好像这不是战地丈夫的家书，而是一个讨厌的追求者的骚扰信。他征服了半个意大利，请求她到米兰来和他相会，她拒绝了，因为她要在巴黎尽情享受他征服意大利带来的荣耀——美丽而高贵的总司令夫人，乘着车马招摇过市，接受人们的欢呼，而对自己丈夫在前线的思念和危险漠不关心。直到拿破仑告诉督政们如果再不“派”约瑟芬来他就将返回巴黎时，害怕发生军事政变的督政们才软硬兼施，把泪水涟涟的约瑟芬遣送到了米兰。不过当她发现在这里的宫殿比巴黎还要豪华，她不再是享受统帅夫人的待遇，而是罗马皇后般的待遇时，才又高兴起来。她仍然拒绝随拿破仑到意大利各地，只在米兰尽情享乐。但无论她做得怎样过分，他还是象第一天看见她那样热恋着她，用那双在战场上几乎每天都要签署死刑判决的手写下一封封近乎哀求和哭诉的情书：
　　“我无足轻重。一个不为你所爱的人，他幸福与否已无关重要。但爱你却是我的命运。不必为你的丈夫分忧，他只是为你而活着。如果要求你象我爱你那样爱我，那是不公平的——谁能期望花边会跟金子一样成色十足呢？唉，我的全部过错就是大自然没有赋予我拴住你的魅力。我所能企盼的也就是：约瑟芬应给我一点体贴，一点尊重，因为我爱你爱得发狂，而且只爱你一人。如果我确定你不再爱我，我将隐瞒自己的痛苦，而满足于随时为你效劳……我再一次打开信，给你一个吻，啊，约瑟芬！约瑟芬！”
　　他那美丽而风流的妻子怎么阅读这样的信呢？在宫廷的舞会上读给她的朋友们听，然后笑着说：“真逗，这个波那巴。”随即扔到一边，继续翩翩起舞。
　　现在，为了防止这个征服意大利的民族英雄威胁自己的地位，督政们派他率军远征埃及，还不过三个月，她就和一个年轻英俊的军官伊利波特·夏尔勾搭上了，全巴黎，不，全法国都知道了这个绯闻。准确的说，这根本不是什么绯闻，因为她已经在巴黎郊外买了一栋别墅，公开和那个夏尔住在一起。巴黎关于约瑟芬的来信都被深知他秉性的助手、也是他在巴黎上军校时的同学布里昂扣下了，但年轻的将军朱诺是个胸怀坦荡的人，对儿女之情不怎么牵挂，觉得这种事情没什么大不了的，于是就告诉了他，还把信拿给他看。
　　拿破仑把信撕得粉碎，一边和朱诺交谈，一边情绪激动的踱来踱去。他脸色先是愤怒的涨红，然后发白，一阵白似一阵，面部开始抽搐，牙齿无法控制的呵呵作响，完全听不清楚朱诺在说什么，而刚开始还侃侃而谈的朱诺也很快被这个意想不到的场面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他开始绝望的那拳头嘭嘭嘭嘭地砸自己的脑袋，突然，他转向坐在帐篷前的布里昂，怒吼起来：“你！布里昂！你和我根本不是朋友！这个女人，约瑟芬！你早该告诉我！朱诺，他才是真正的朋友。约瑟芬——我在2000多英里外，她怎么可以这样背叛我？这些该死的纨绔子弟，小白脸们！我得干掉他们一批！我将与她离婚。是的，公开的、耸人听闻的与她离婚！我马上就写信去问个明白。如果她有过失，再见！我绝不做巴黎街头游手好闲者的笑柄！”
　　——他被完全击倒了，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感到绝望。他何尝不知道督政们的阴谋，但仍然来到东方，是想沿着亚历山大和恺撒的足迹，建立起一个伟大的东方帝国。所以随行的不仅有军人，还有一大批科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甚至诗人，俨然要用西方文明改造这个沉睡了数千年的东方古国。看起来一切都那么顺利，他不费吹灰之力就战胜了所有敌人，科学家和历史学家们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一个新的税收和行政系统也正在开始建立了。但现在，他突然感到一切都是如此的虚无飘渺、毫无意义。帝国再大，竟也比不上这个娇小柔弱的女人？他再也不想做任何事情——行政管理、军事部署、科学探讨、颁布法令……统统都不能提起他的兴趣，他唯一想做的，就是找个没有人的地方，独自忧伤。埃及无边无际的沙漠为他实现这个愿望提供了最好的场所，他每日早出晚归、无精打采，既无心军政事务，也很少和人说话，在写给哥哥约瑟夫的信中，这种绝望的情绪得到了最生动的体现：
　　“我家中出了麻烦，帷幕已经拉开，真相毕露——如今我只剩下你了。你的手足之情对我极为珍贵。你理解我现在的心情吗？请为我做安排，回家时可以在巴黎附近或者勃艮第有一座乡间居所，冬天的时候我可以在那里远离人群，独自居住。人类对我来说，已经变得可恶，我需要休息与孤独。感情的源泉已经枯竭，徒留伟大的名声又有何用？我才年仅29岁，但对权势和荣誉已经完全厌倦了。除了那些与生俱来的东西外，我已经一无所有……”
　　
 作者：968410　回复日期：2004-12-30　5:48:55　  
　　我帮你吧
 作者：世路如今已惯　回复日期：2004-12-30　7:43:53　  
　　作为开创大唐四百年基业的君主，李渊无论文才武略都是不错的。他选择了正确的时机起兵，又定下西取长安、再图天下的战略，确实是深谋远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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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传,高祖起兵,非为本愿.乃世子强劝所至.
　　
　　揭竿前夜,李渊于儿子前垂涕泣曰:"今日化家为国由汝,亡家败家亦由汝."
　　
　　综合楼主李唐篇中高祖之叙述,余以为在下所引之文不确.
　　
　　虽有此一言,在下仍叹服于楼主史传之文采斐然.
　　
　　 ---------------班门弄斧者敬上. 作者：世路如今已惯　回复日期：2004-12-31　1:22:17　  
　　晋阳宫监裴寂暗中以宫人陪李渊宿，有人说是李世民与刘文静的阴谋，有人说是李渊与裴寂的作弊，恐怕两者兼而有之。反正李渊、裴寂等人犯下了死罪，逼得李渊对世民叹道：“今日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矣！”--------《天马嘶云——新旧唐书随笔》选摘
　　（洪迪 王自亮 杨自强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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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日，世民复说渊曰：
　　“今盗贼日繁，遍于天下，大人受诏讨贼，贼可尽乎？要之，终不免罪。且世人皆
　　传李氏当应图谶，故李金才无罪，一朝族灭。大人设能尽贼，则功高不赏，身益危
　　矣！唯昨日之言，可以救祸，此万全之策也，愿大人勿疑！”渊乃叹曰：“吾一夕
　　思汝言，亦大有理。今日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矣！”
　　----------------------<<资治通鉴>>卷第一百八十三【隋纪七】起柔兆困敦，尽强圉赤备若五月，凡一年有奇。
　　
　　
作者：hash-boy　回复日期：2005-1-5　10:48:04　  
　　楼主我有一事不明，请问窦建德当初为什么一定要十万大军一起行动，而不取数千骑兵由一位擅长打快攻的将领（或者他本人）率领急行军，我想这样做避免了军队过多机动性较差的弱点，可能会和李世民差不多的时间到达虎牢吧。 作者：鞋舞飞扬　回复日期：2005-1-5　23:57:37　  
　　楼主真人杰也！
　　字字行行之间，莫不透露着楼主的英气！
　　楼主文思妙涌，尤其穿插于掌故之中对于法制和民主的评析，使我辈获益良多！纵使小说与事实有所出入，亦瑕不掩瑜也！
　　看得出，楼主读法且又治史，不但对中国现状有独到的见解，而且心系我中华。望楼主明鉴：民族的崛起，决不能只靠一两个精英；民族的振兴，首先是思想的振兴！中华大地正风行愚民思想和奴性教育！楼主对于民主和法制的见解无疑是治世济国的良方！唤醒民众，自然也要靠楼主这样有思想、有见解的精英！而来到天涯煮酒论史之徒，决非浑浑噩噩之辈，纵然算不得我民族的精英，也是我民众之中的佼佼者。精英思想的传播，也有赖于这无数无名的追随者。倘使因了楼主的文章、因了这无名的传播，使我中华民族真正的民主和法制早一秒钟而到来，那么这一秒钟，已经使我们的子孙后代福泽无穷了！纵然我辈卑微如草，然则“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三军可以夺其帅，而匹夫不可以夺其志！”望楼主为民族计，将全文贴发，莫惧豺狼当道。倘若楼主为版权计，不愿多发，我辈亦尊重楼主之愿，望楼主甚思量之！！！
　　
　　
 作者：花河马　回复日期：2005-1-6　17:58:46　  
　　不顶不行
 作者：第八元素　回复日期：2005-1-6　19:06:31　  
　　看到自己的统帅这样一天天沉沦下去，他的部下们除了感到痛惜外，也毫无办法。他们头一次发现他原来真的还是一个29岁的年轻人，唯愿时间的流逝能够渐渐抚平他内心的伤痛，重新振作起来，领导他们去开创更新更大的事业，并早日凯旋。
　　然而今天，他们再也等不急了。他又游荡了一天回来，走进大帐，所有人的神情都完全变了。还是跟以前一样沉闷，但却多了一种压抑，甚至还有一点悲愤。他们看着他，彷佛比他还要绝望。怎么回事，他们在责怪他的玩忽职守吗？为什么连门口的卫兵也是这样的眼神？
　　他在众人无声的注视中穿行，走到总司令的位置坐了下来，环视诸将——多了一个陌生人。他的心情顿时紧张起来。因为那不是陌生人，他那天才的记忆力使他记得手下的每一个士兵的面孔。他在检阅军队时见过他，是驻守亚历山大港的克莱贝尔将军的手下，怎么到这里来了？
　　那个通信兵立即向拿破仑报告情况，声音非常激动，有些结结巴巴，但其主要意思很容易就听清楚了：
　　没有海军了，法兰西的舰队全完了。英国人摧毁了一切，封锁了海面，和法国的一切联系都被切断，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作者：第八元素　回复日期：2005-1-6　19:08:18　  
　　二
　　……
　　1798年8月1日，埃及尼罗河口外。
　　地中海海面上狂风怒啸。猛烈的西北风遮天蔽日地吹来，卷起一层接一层的巨浪，排山倒海般的向尼罗河口涌来，好像要把整个地中海都倒灌进尼罗河一样。在尼罗河口西侧的阿布基尔湾，法军舰队沿着海岸一字排开，在不断来的波浪中摇摇晃晃、起起落落，整个海港看起来就像一个大摇篮，荡啊荡的，而船上的水兵们也就像摇篮中的婴儿，昏昏欲睡。为了控制苏伊士地峡，也就是后来的苏伊士运河区，切断英国和它殖民地的联系，他们来到来到埃及已经两个月了。在陆地上，有远征军总司令、战无不胜的波那巴将军指挥，不管是统治这里的土耳其苏丹的正规军，还是其傀儡马木鲁克骑兵，在这个自恺撒以来最伟大的军事天才面前，都完全不堪一击，他几乎是在一瞬间就征服了埃及。而在海上，英国人的舰队好像消失了一样，杳无踪迹。一个多月枯燥的生活早已麻痹了他们的神经，连陆上不断传来的捷报也不再能让他们兴奋起来，没有敌人、没有刺激、没有危险、没有希望——什么都没有，唯一有的只是永远这样无聊的晃荡、晃荡的无聊。
　　所有的这些感觉都没什么大错，除了一点：英国人的舰队并没有消失，而是一直在地中海上四处搜寻法国远征军的踪迹。
　　下午两点半的时候，在外海汹涌的波涛中，十多艘军舰的影子开始慢慢出现。
　　在中间的一艘船上，一个穿着海军制服的高个子男人正拿着望远镜聚精会神的观察着法军的舰队，他脸上露出了得意的微笑。
　　这个人就是英国海军上将纳尔逊。三个多月了，他被拿破仑的诡计捉弄得几乎要发狂。这个可恶的家伙在出发前大肆宣扬自己要率领大军到爱尔兰去支援反对英国统治的起义军，害得他集中全部战舰精神紧张的守住直布罗陀海峡，而法军则大摇大摆的向东航行。他得知法军的目的地是埃及后，大呼上当，连忙率舰队日夜不停的追击，要在法军抵达埃及前将其追上，累死累活的追到尼罗河口，哪里有什么远征军，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原来拿破仑并未走既定的东南向航线，而是先向东直走，攻占了马耳他岛，在那里美美的休息了两天，等纳尔逊心急火燎的冲过去，扑了个空，然后又原路折返之后，才偷偷的南下进攻埃及。
　　但纳尔逊是一个可怕的敌人。他没有拿破仑那样的军事天才，以至于大英帝国的海军上将竟被一个从来没有指挥过海军的家伙在海上象耍猴一样的逗来逗去。但他用不知疲倦的努力弥补了这一缺陷。在尼罗河口不见法军之后，他以为情报有误，又到君士坦丁堡等其它地中海战略要地搜寻，都是毫无结果。他并不气馁，发誓不找到法军决不罢休，不辞劳苦，再次前往埃及。这一次，终于让他逮了个正着。
　　拿破仑失算了。以拿破仑小心谨慎的作风，他本不该犯这样的错误。在成功的避开纳尔逊的舰队之后，征服一个千年帝国的雄心使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忽略了一个始终存在的危险。登陆以后，他向准备冲锋的士兵们高喊：“士兵们，四千年的历史在注视着你们！”，却忘记了在他背后，纳尔逊愤怒的目光也正在注视着他的舰队。
　　他急于向开罗进军，于是把舰队交给海军上将布吕埃斯全权负责。布吕埃斯是个自以为是的庸才，他曾向拿破仑建议不要从易守难攻的亚历山大登陆，而继续向西航行到海面比较开阔的阿布基尔湾登陆，拿破仑拒绝了这个建议，因为他担心纳尔逊的舰队很快会追上来，必须争取一切时间上岸，最后以300人的代价夺取了亚历山大港。从布吕埃斯的建议来看，他应该知道这两处海港各自的优劣点，但在被授予指挥全权之后，他却放弃了“易守难攻”的亚历山大，而是到“海面比较开阔”的阿布基尔布阵，我们至今无法理喻是什么让布吕埃斯找到了非这样做不可的理由。如果拿破仑肯稍微花一点时间来对海军的行动做出安排的话，他肯定会选择亚历山大港，利用港口的防御设施和舰队共同构建防御体系。因为他虽然对海上作战不太了解，但从他处心积虑的躲避纳尔逊并强攻亚历山大来看，他知道英法在海军实力上的差距，一定会注意通过地面设施来组织防御而不是在海上和英军舰队决战。他24岁时指挥了夺取土伦港的战役，当时，他集中全部兵力抢占了土伦港两个岬角的炮台，再利用炮台将反法联军的舰队全部赶走，在亚历山大，纳尔逊也不可能从这样的海陆协防战术中讨得什么便宜。但在登陆以后，拿破仑竟然把他半小时前还十分担心的英国舰队完全抛在脑后，不肯多花点时间来考虑海军的防御，没有留下任何具体指示，就匆匆忙忙的向开罗进发。
　　纳尔逊开始并未下定决心与法军交战，因为他现在只有13艘军舰，而法军有17艘军舰，而且每艘军舰上火炮的门数也少于法军。但当他看到法军在离海岸约1.4英里处平行布阵以后，改变了主意。
　　布吕埃斯的布阵犯了兵家大忌。
　　晚上八点的时候，五艘英舰离开舰队悄无声息的从侧面渐渐逼近法军。而法军却认为，这样五艘军舰根本不敢对庞大的法国舰队有所动作，所以当它们进入大炮的射程范围内时，布吕埃斯竟然没有发出开火的命令。纳尔逊在惊喜之余下令剩下的军舰立即从正面展开攻击，他激动不已的说道：“感谢上帝，我们终于可以把这头法国雄狮永远困在埃及的沙漠中了！”
　　六艘英舰一起迎面冲向敌舰，三百多门大炮一起怒吼，炮声和火光撕开了阿布基尔沉重的夜色。布吕埃斯这才如梦方醒，连忙命令开火还击。而侧面的五艘炮舰此时不顾一切的从法军舰队与海岸中间那1.4英里的缝隙中高速突入法军的背面——那是一个危险的浅滩，纳尔逊在拿舰队的命运冒险！他运气不佳，第一艘冲进去的军舰就搁浅了，纳尔逊的心脏都几乎停止了跳动。现在撤回另外四艘还来得及。但自己费尽千辛万苦才捕捉到法国海军主力，又怎可如此错失良机？
　　生死存亡，在此一搏了。
　　“打出信号，继续往里冲！”他声嘶力竭的高喊。
　　四艘英舰继续向前，避开前一艘搁浅的水域，终于突入到了法军舰队内侧。这一冒险行动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因为纳尔逊做出这个决定时并不知道，此时法国海军竟然有一半不在船上，而是被派到岸上去搜集饮水和食物。所以法舰背对海岸那一面的大炮竟然没有炮手！
　　法国舰队遭到了英国人两面近距离炮火的扫射，瞬间就陷入了绝境。在最后关头，布吕埃斯表现出了作为一个军人所具有的最大的勇气，旗舰已经中弹起火，他本人也身遭数创，但拒绝到绷带站做任何包扎，一直冒着英军密集的炮火站在司令台上亲自指挥作战，这一举动激起了绝望的士兵们抵抗到底的决心。可惜，一切都已经太迟了，大错已经酿成，作为一个军人的勇敢不能弥补他作为一个指挥官所犯下的错误，法国舰队的命运已经注定了。一颗炮弹打了过来，正好落在司令台上，这个勇敢而平庸的法国海军上将葬送了他的舰队，也葬送了他自己。
　　经过十八个小时的激战，十七艘法舰中，六艘被击沉，七艘被俘获，只有两艘战舰和两艘快速炮舰逃入亚历山大港，得以脱险。法国的海军主力覆灭了，他们至少在十年内无法与英国人在海上抗衡。纳尔逊将军在一次又一次徒劳的追踪以后，终于抓住了机会，在阿布基尔，一战而名垂青史。
　　
 作者：第八元素　回复日期：2005-1-6　19:25:26　  
　　三
　　他该做些什么呢？在这样的时刻，当然应该先鼓舞士气。所有的人都望着他，他们的生命和前途全都系于他一人，他们希望看到他表现出坚强和沉着。
　　拿破仑一言不发的坐在那里，阴沉着脸，显然在尽全力克制自己的激动和痛苦。归路已断，这支远征埃及的孤军陷入了极为危险的境地。马木鲁克人被打败了，但是远未被消灭，他们隐藏在偏僻的地区随时准备反攻；法国人突然出兵埃及已经彻底激怒了土耳其苏丹，他很快会和英国海军联合起来夺回他的领地，也许一周之后土耳其的骑兵就会乘坐英国人的船队在埃及登陆；要是埃及人民知道了阿布基尔海战的结果，还会象现在这样俯首听命吗，谁敢担保他们不会群起反抗，跟英国人、土耳其人、马木鲁克人来个内外夹攻呢？法军登陆时为三万人，现在还剩两万七千人左右，消耗不大，但是敌人将有源源不断的兵源补充，而自己将不会得到任何补充，我们还经得起消耗多少个三千人呢？来自法国的援助是没有希望了，督政们派他来到埃及就是想毁掉他，决不会采取任何积极的援助行动。而在埃及显然不可能建立起一支能够冲破英国人封锁的舰队，那么，难道所有人就只能在这里等死吗？
　　将军们似乎已经对他不报什么希望了，因为他们从约瑟芬事件中看到了他软弱的一面，他们对他的表现很失望。妻子的背叛已经让他失魂落魄了，一个因为这样的打击就自暴自弃的人，难道还能指望他在更多一重的打击下反而表现得更好一些吗？
　　拿破仑的内心正在经历一场可怕的斗争，其激烈程度超过了他指挥过的所有战斗。他的眼睛死死地瞪着前方，发出可怕的光芒，脸色又一次激动得发红，然后发白，抽搐，双唇在不停的颤抖。他在想些什么呢，绝望？愤怒？还是自责？没有人知道。但这次他没有踱来踱去，没有拿拳头砸自己的脑袋，也没有失去理智的大吼大叫。而是强烈的克制自己，保持着沉默。过了很久，他的脸色看起来渐渐恢复了正常。他开始说话了，说话之前先强迫自己站了起来，以显示最高统帅仍然坚强有力，他的语速很慢但很坚定：
　　“看来我们是要被截留在埃及了。这很好。我们必须得挺住。我们要经得起大风浪的考验，我相信这样的风浪总有一天会过去的！或许这是命运的安排，让我们留在这里改变东方的面貌。埃及曾经是一个强盛的帝国，这里的资源很丰富，足够我们使用很长的时间；我们的人很多，可以培养出无数军事指挥官和行政管理人员；把忠于我们的当地人训练起来，我们就有取之不尽的兵源。我们一定要留在这里，做好长远的打算，我们将不得不创立一个大帝国，就像古代的英雄们那样在这里完成伟大的功业！”
　　他在开始说话的时候还显出努力抑止痛苦的样子，但越说越流畅，越说越激昂，口气也变得如此勿庸置疑，令将军们感到吃惊和振奋。他们和他的目光相接，发现总司令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忧郁和痛苦在他脸上一扫而光了，当他说到：“就像古代的英雄们那样在这里完成伟大的功业”的时候，是如此激动和骄傲，就像是在自己的登基大典上向他的臣民们宣布自己的丰功伟绩。其实他说的这些话并非全是为了鼓舞士气，有很多是隐藏在心中从未对别人提起的想法。这个大革命的暴发户，对鲜血和权力的嗜好远远超过了对自由和平等的追求。他是读普鲁塔克的传记长大的，是生错了时间和地点的恺撒。古罗马的君主们凭借君权神授的理论，独断专行，掌握臣民们的生杀大权，这才是他向往的时代！他早就渴望有一天，能够远离自由平等的法国，到专制主义传统深厚的东方实现自己的梦想，这才有了他的埃及之行。约瑟芬的背叛曾经让他迷茫，他把所有的雄心壮志都丢掉了，去尽情品尝被抛弃的痛苦。感情的挫折把他从恺撒的神位上打回了凡间。现在，纳尔逊拯救了他。
　　拿破仑毫不迟疑的行动起来，他不仅要拯救自己，还要拯救整支军队。首先要恢复人们的信心，然后迅速而有效地把埃及组织起来。必须在埃及站稳脚跟！因为法军还要在此地呆相当长的时间。
　　他于8月15日致信在阿布基尔海战中幸存下来的冈多姆海军少将，任命冈多姆为舰队总司令。没有什么比这封信本身更能表明拿破仑是怎样用自己的坚强和乐观去鼓舞他的将士们的：
　　“海军将军公民，你自己所身历的那个场景的描述，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我相信，你在这种情况下没有遭到劫难，是由于你注定有朝一日要为我们的海军和我们的朋友报仇！为此，请接受我的祝贺。这是从前天我收到你的报告以来唯一使我愉快的想法……
　　向你表示敬意并拥抱你。
　　波那巴”
　　——对人类来说，痛苦有时是一种比欢乐更令人上瘾的东西。尤其是在涉及到感情的时候，人们总是象守财奴得到一颗宝石一样把这种痛苦死死捏住不放，而对近在咫尺的欢乐视而不见。所以感情的痛苦比世界上任何一种痛苦都更难于解脱，即使最坚强和最乐观的人也常常在它面前束手无策，徒然被它消磨去意志与光阴。这个时候，任何宽慰与鼓励都会归于无效，惟有时间的力量慢慢冲刷、磨平。即便如此，真正的伤痕也只无法被抹去——它最多只能被掩盖。当然，偶然也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巨大的考验从天而降，突然刺激那些被绵绵的伤痛渐渐麻痹了的神经，绝大多数人将被双重的打击所压倒，而英雄人物却会突然醒悟，冲破感情的魔障，显示出他身上原本具有的优秀品格，让这种品格经过情爱之水洗礼，闪耀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拿破仑已经完全苏醒，现实迫使他去做军事之外的很多事情，他从长远考虑，象一个创业的帝王一样，把这个国家的所有东西：税收、政府、法院、工业、农业、贸易、艺术、科学……统统管理起来并加以改革。
　　在他那天才的头脑不知疲倦的工作下，埃及各省区的行政机构开始组织起来，由各地具有声望的宗教人士和工商业领袖组成，尽管要接受各个军区长官的指导，但政府在日常事务中仍有很大的权力。各省都有由六十个本地人组成的治安巡逻队，负责维护本省的秩序。财政部也建立起来，每个省区设置税务官和税吏，捐税开始征收并上缴。设立了中央军马局，大量的马匹被送往开罗以满足军需。在从法国带来的科学家们的指导下，开罗造船厂开工了，很快造出了三艘平底小炮舰，每艘可以载二百人。大型烘炉和面包房被建立起来，以解决粮食供应的困难；建立了铸造厂和制硝厂，以供应机器、工具和火药……所有这一切就是为了使法军不需要依靠欧洲后方而生存下去。
　　8月21日，拿破仑以法国科学院为模式建立了埃及科学院，蒙日任院长，拿破仑任副院长。科学院的任务就是促进埃及的进步和传播文化。考古学者、地质学者和历史学家从尼罗河到阿斯旺瀑布，考察古代王国的遗迹。科学家、工程师们则研究防治传染病和设计灌溉工程。拿破仑冒着被马木鲁克人袭击的危险，在总工程师、建筑学家勒佩尔等人的陪同下，前往苏伊士地峡，研究开凿连接地中海和红海的苏伊士运河的可行性……
　　一切都很顺利，在总司令的鼓舞下，被逼到绝路的法国人重新振奋起来，他们比以前更加团结，不再互相抱怨，而是互相鼓励，暂时把返回法国的渴望抛开，以极高的热情投入到长远的管理埃及的事业中去——他们接受了不可改变的事实，因而变得快乐和坚强。
　　这是埃及历史的重大转折，这个四千年历史的东方古国终于开始了它的近代化历程。这也是法国历史的重大转折，作为军事家的拿破仑的潜能得以全面展开，作为政治家的拿破仑横空出世了。
　　
 作者：huhxl　回复日期：2005-1-6　20:22:03　  
　　拿破仑使法国燃烧，法国给予他辉煌。
　　事实上拿破仑的军事才能平平。滑铁卢之战，对于战局的变化明显穷于对策。这也不是他的第一次了。他最大的本事是使人狂热这是多数的胜利的原因。仅热情是无法笑到最后的，他的失败在所心然。
 作者：李逸　回复日期：2005-1-6　21:08:22　  
　　楼主的文章强,也许就是把细节与哲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吧.尤其是对李世民的评说,更是一针见血,"要战胜敌人，不是看你是否努力，而要看你是否比你的敌人更努力、更拼命。"这一句尤强
 作者：雷界　回复日期：2005-1-6　22:02:02　  
　　顶楼主！！！
 作者：江海凝青光　回复日期：2005-1-7　0:26:56　  
　　好文！史实佷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隐藏在历史事件背后的东西。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是有路径依赖的，这种路径一般来说就是当时的社会、政治结构。每一个历史上的枭雄不是横空出世的，培养一个这样的人物需要一定的制度和在这种制度下成长的无数人作为铺垫。伟人作为历史人物当然有其独特的人格魅力和卓绝的能力，但是也不能掩盖培他的制度对他的基本素质的塑造。楼主如果在这方面在下些功夫，可能会更过瘾。
  作者：第八元素　回复日期：2005-1-7　18:33:18　  
　　四
　　各方面的进展都很令人满意，但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仍然处处潜伏着危险。1789年10月，阿布基尔海战的消息终于走漏了，在开罗人民中流传，不仅如此，人们还知道土耳其苏丹已经和俄国结盟对法国宣战，土耳其统帅阿克梅特正取道叙利亚向埃及进军。不满人士受到了鼓舞，22日，开罗爆发了一次大规模的起 义。他们以清真寺的祷告声为号，同时在十多个地方向法军发动袭击，有十多名法军丧生。拿破仑怒不可遏，派出大军前去镇压，起 义失败。他决定替那十几个法军报仇，写信给开罗驻军首领贝蒂埃说：
　　“指令当地指挥官将持有武器的俘虏全部斩首。应于今夜将他们带到布拉克和老开罗之间的尼罗河岸边；斩首后把所有无头尸首抛入河中。”
　　但这种秘密处决并未达到威慑的效果。22日暴动后不久，又有一个阿拉伯人部落袭击并屠杀了一队法军。拿破仑这次被彻底激怒了——必须用公开的屠杀来让反叛者胆寒。他对克鲁阿泽副官发疯似的喊道：“马上率军去消灭那个部落，一个活口也不能留下来！是的，一个也不留！”
　　克鲁阿泽奉命出发了。第二天上午，开罗几个主要的广场上出现了一些驮着麻袋的驴子。法军在吆喝，象耍猴的艺人一样吸引众人的目光。人们好奇的围了上来。麻袋打开了，咕噜咕噜抖出来无数血淋淋的人头，在广场上滚来滚去。开罗居民被这恐怖的一幕吓得魂飞魄散，有的胆小者被吓得当场晕阙过去。此后连续好几天，在开罗的各个主要路口都立着用长矛穿起来的人头。“这将收到可喜的效果，仁慈在这里毫无作用。”拿破仑咬牙切齿的说道。他曾经以埃及人民的解放者自居，他帮他们打垮的土耳其的统治，允许他们建立自己的政府——尽管这个政府必须接受法国人的指导，但土耳其人连这种自治的形式也从未曾给他们。他尊重他们的宗教，向他们传授先进的文明，改进耕作方式，征收的税赋也并不比马木鲁克人多。但他们居然和土耳其人、马木鲁克人联合起来对付他！愚昧不堪的人，他们不知道自己正生活在四千年来最开明的统治之下，只有屠杀才能让他们明白生存下去乃是征服者赐予他们的恩典！
　　这样的举动尽管血腥，但必须承认它确实非常有用，从此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法国占领区恢复了平静，连需要派往四面八方的小股部队也可以自由行动了。
　　起义者的鲜血固然令埃及人丧胆，也让拿破仑那有些发热的头脑开始变得冷静了。几个月来所取得的成就给他的东方帝国计划狠狠的打了一剂强心针，甚至觉得拿破仑王朝就在眼前了。他装得像个伊斯兰教徒，公开宣称自己信奉《可兰经》，还和开罗的长老们谈论其中的奥义。现在他看清了，在这里他永远是侵略者，而且是异教徒。他可以用武力来征服这片土地，但是永远无法让它成为自己力量的来源。它可以成为拿破仑帝国的一部分，但永远不会成为帝国的根基。他是法国人，不是埃及人，这是再强大的武力也无法改变的现实，这是他注定了的命运。他曾经以为他逃脱了法兰西，但实际上他从来就没有离开过它，他的感情、家庭、荣誉、武功全都留在了那里，今生今世，再也休想带走。这里的人们只会害怕他，而只有法国人才会爱戴他。他又一次心情沉重的骑马穿行在大漠上，回想起自己从意大利凯旋归来所受到的礼遇，万人空巷，人山人海，人们争相目睹年轻的民族英雄的风采，疯狂的向他呼喊，甚至高兴得痛哭流涕，那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啊！而埃及呢，自己取得那么多辉煌的胜利，每次大张旗鼓的返回开罗，除了那些由傀儡政府组织的面无表情的“群众”外，什么人也见不着，即使那些出门的人们也会故意避开军队，或者站得远远的看，等到队伍过去了再穿过街道，办自己的事去，整个城市甚至显得比平时还要冷清。
　　“布里昂，你知道我在想什么？”他用马鞭指着法国的方向动情的说，“要是我还能看到法国该多好。我现在最渴望的是指挥军队在巴伐利亚低地和反法联军作战，打一场胜仗，一场大胜仗！我将洗刷路易十四1704年在那里蒙受的羞辱。然后我就退隐山村，过安静的生活，心满意足。”
　　当年在波河平原，他梦想着去东方建立帝国，而真的到了埃及，他又渴望到欧洲的巴伐利亚炫耀武功。千里奔袭之后，梦想又回到了它开始的地方。
　　返回法国？谈何容易。大海茫茫，以开罗造船厂现在造小炮舰的水平，再过十年也休想造出能带他穿越地中海的船来。他曾经想过从陆路走，远征叙利亚，消灭土耳其，然后进攻奥地利，取道维也纳返回法国本土。但这个计划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从来没有说一支不到三万人的孤军能够深入别国几千里而获得胜利——实际上埃及并未巩固，他最多能派出1.5万人参加远征。他太相信自己的军事天才了，为这个荒唐的想法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遭遇到了他1812年远征俄国之前最惨痛的失败。一万两千人的远征军，勉强打到了叙利亚中部的阿克要塞，无法攻克，黑死病流行，不得不狼狈返回，回到开罗时只剩下六千人了。相当于他征服埃及所损失人员的两倍，而且没有取得任何效果。
　　法国在做什么呢？阿布基尔海战过去都快一年了，在大革命的法国，不要说一年，一个月、一星期就可以让人们忘掉所有东西。也许督政府已经倒台，谁知道呢，要不是自己在1795年10月从巴黎郊外调来四十门大炮镇压叛乱，那几个家伙还没有当上督政就已经被送上了断头台，难道能够指望他们在没有拿破仑以后干得更好吗？英国、土耳其、俄国、奥地利都已经联合起来了，战争的情况怎么样了，人们对欧洲战场的关注会熄灭他们对东方的热情吗？国内是否又出现了一位百战百胜的将军，如果这样，人们就更有理由忘掉拿破仑·波那巴这个名字了。东方帝国的迷梦已经在叙利亚之战中彻底破灭，再被法国人遗忘将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啊。约瑟芬，你现在怎么样了呢？唉，不要去想她了，自己如果回到法国，第一件事情就是和她离婚！但那里还有哥哥约瑟夫，弟弟吕西安，还有母亲，他们又都怎么样了呢？东方和西方都已经抛弃了他，海上和路上的归路都被切断，前途一片渺茫。
　　困守埃及，得过且过，将会是拿破仑·波那巴最终的命运吗？
　　土耳其人已经从海上来了，不给他多愁善感的时间。他们乘坐英国人的运兵船在阿布基尔登陆，占领了要塞，俘虏了法国守军，恰好在阿布基尔海战一周年之际，整个法国远征军的生存再一次面临威胁。迫在眉睫的危险使他清醒。他立即率军向阿布基尔进发。马木鲁克的残余部队在穆拉德贝伊的率领下赶来和土耳其军队会合，这将使敌军数目两倍于法军，但拿破仑还是故意把他们放了过去，并且命令坚守各个据点的法军撤出，全部集结到他从开罗带来的部队中来，所有据点任由土耳其人占领。土耳其指挥官帕夏看到穆拉德贝伊时夸张的说：“喂！面对这些如此胆怯的法国人，你却抵挡不住。现在，我一出现，他们就逃跑了！”穆拉德贝伊的骑兵在金字塔战役中被拿破仑杀得鬼哭狼嚎，光是逃跑中掉进尼罗河淹死的就有上千人，现在听到拿破仑的名字就想转身开跑，他摇着头说：“唉，帕夏，我是舍命来帮助你的，你不用嘲笑我，还是先感谢先知让他们主动撤退吧。要是他们回过头来，你就会象尘埃在烈风面前那样消失掉。”
　　拿破仑在集结了一万人之后，于7月25日拂晓向土耳其人的防线发起了进攻。谬拉准将率领一个骑兵旅冲击，很快突破了土军的防线。吹牛吹过了头的帕夏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谬拉已经冲了过来，看准了这个穿着指挥官制服的家伙就是一刀，砍下马来，捉了个活的。穆拉德贝伊的军队反应最快，马上向海岸逃窜，抢着登船。土军没了统帅，乱作一团，突破、崩溃、逃窜只发生在一瞬间，在登船中掉下海淹死的比被法军杀死的还多，上千人被俘。战斗结束后，谬拉见到拿破仑，情不自禁的拥抱他说：“啊，将军，你象世界一样伟大，可惜对你来说，世界太小了！”拿破仑也毫不掩饰得意之情，他致函开罗当局：“你们肯定已经获知了阿布基尔海岸的战役，那是我生平所见到的最辉煌的一次！把登陆的土军全部赶下海，片甲不留。”
　　晚上的时候，拿破仑招来自己的副官克鲁阿泽，说：“明天你作为代表去和英军谈判，讨论交换俘虏的事。不过，我关心的不是这个。我们已经有十个月没有收到巴黎的消息了，现在情报比什么都重要，谈判的时候跟他们多扯一些欧洲事务，看能不能探听出法国的情况。”
　　“英国人会告诉我们吗？” 克鲁阿泽不无忧虑的问道。
　　“英国人可能不会告诉我们什么有用的东西，不过我们抓获的是土耳其俘虏，你设法和土耳其的代表见面，从他们那里也许可以得到一些情报。这是一个机会，我们必须尽力去争取。”
　　第二天，克鲁阿泽带着几个随从出发了。土耳其人曾经数次斩杀了法国的代表，不过这次对方是英国，他们的安全是有保证的。这是两个文明国家按照国际惯例进行的正常交往，双方都表现得彬彬有礼，尽管他们都把干掉对方作为最终目标。英国人接待了克鲁阿泽，还送了他们一些礼物，交换俘虏的条件也并不苛刻。但他们始终小心翼翼的避免克鲁阿泽和土耳其人接触，谈判桌上一个土耳其代表也没有。
　　“土耳其人在海上必须服从我们的指挥，英国海军有权决定接收和释放俘虏的任何事项。”当克鲁阿泽提出要和土耳其代表商谈时，他得到了这样的回答。“我们不是中立国或协调者，不会允许土耳其和法国在英国的军舰上进行外交活动。”
　　“你们的要求也可以满足，只是谈判的地点得改在阿克举行。”英国海军司令西德尼·史密斯的调侃引起了其他英军将领的哈哈大笑。
　　谈判已经快要接近尾声了，克鲁阿泽还是没有打听到任何关于法国的消息。他想拖延时间，但英国人已经不耐烦了。没有办法，他只得站起身来准备离开：
　　“先生们，非常感谢你们热情的接待和坦诚的谈判，我多么希望这样的时刻能够长久。我衷心希望两国能够早日结束目前的敌对状况，我相信，贵国的海上霸权与我国的在欧洲大陆上的优势是完全可以互不侵犯的。”
　　“什么？法国在欧洲大陆上的优势？”西德尼·史密斯假装一愣，随即夸张的说道，“我还真以为你们能用革命的新思想去改造东方，没想到你们脑子里的东西比埃及的历史还要古老。” 他这句话又一次引起了属下们的哄堂大笑。
　　“看看吧，克鲁阿泽老兄，法国在欧洲还有优势吗？不亡国就不错了。”史密斯将军幸灾乐祸的拿出了几张报纸递给克鲁阿泽。
　　克鲁阿泽拿过报纸，被上面的内容惊呆了。　　
 
 作者：第八元素　回复日期：2005-2-4　13:18:57　  
　　五
　　“这群混蛋！蠢材！低能！弱智！白痴！！！”拿破仑在他的帐篷里咆哮起来，拳头在桌子上砸得山响。“你看看，他们把我留给他们的法国变成了什么样子？舍雷尔被击败了，我们几乎丢掉了整个意大利！多瑙河防线被突破，军团司令被击毙，曼图亚正在被围攻……简直一败涂地！这还是一个多月前的报纸，天知道，敌人此刻已经不知到了何处。这些掌权的律师们全都是笨蛋，他们最适合去的地方不是爱丽舍宫，而是断头台！是我的多次胜利才撑起了整个政府，我一走，什么都跨了！”
　　“将军，你小声些，这样的消息走漏出去将会动摇军心的。”克鲁阿泽提醒道。
　　拿破仑没有理睬克鲁阿泽，但确实不再说话了，激动的低着头在帐篷里走来走去，时而又坐下来看看报纸，憋在胸中的怒火因为不能发泄而把他的脸庞涨的通红。就这样烦躁不安的折腾了一整夜，克鲁阿泽也一直坐在旁边，一言不发。
　　在拿破仑狂怒不已的背后，却隐藏着一种不易察觉的洋洋自得：法国还是不能没有他，他仍然是唯一能为法国赢得胜利的将军。这些消息让他更加确信，只有法国才是他真正大展鸿图的地方，它现在比以往任何一个时候都更需要自己！如果我现在出现在巴黎，将会怎样呢？举国欢腾，军心大振，整个法国都将为我的回归而疯狂。军队需要能打胜仗的将军，国家需要能稳定局面的领袖。全世界除了拿破仑，还有谁堪当此任呢？
　　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抓住它就等于抓住了法国，抓住了法国就可以抓住欧洲。而除了一千五百年前的查理曼以外，还从未有人抓住过欧洲。但当机遇出现的时候，自己却和它隔了一个地中海，多么令人遗憾！法国海军已经覆灭，地中海上游弋的是英国人的军舰，陆路则早已被证明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样的机会不会再来了，不会再来了。拿破仑感到一阵撕心裂肺的痛苦，这是他生命中最强烈的欲望——权力欲无法得到满足所激发出来的痛苦，与之相比，约瑟芬的背叛、海军的覆灭、阿克的惨败……算得了什么！
　　一个夜晚过去了，清晨的阳光把帐篷照得透亮，他已经走累了，踹着粗气坐倒在椅子，身体的疲惫反倒使紧绷了一晚的神经感到一阵轻松，昏昏欲睡。他闭上眼睛，休息了一分种，让混乱的头脑清醒一下，脑子里浮现出他的故乡科西嘉的美景、熙熙攘攘的巴黎、雄伟的阿尔卑斯山、广阔的波河平原……仿佛自己已经回到了法国，不是打仗，也不是去篡权，而是带着约瑟芬优游欧洲，享受生活，啊，约瑟芬……他几乎要睡着了，但在头猛的向下掉的一瞬间，他惊醒了，眼睛瞪得大大的，打量着这个陌生的世界，惊恐而充满敌意。
　　原来自己还在埃及。不行，法国在危急中，我怎么可以在这里睡觉？必须立即回到法国去，一刻也不能停留。我已经三十岁了，不能再等。
　　现在只有一条路可走——越海归国。
　　英国的军舰怎么办呢？只能看运气了，茫茫的地中海，未必就能让他们碰到。如果万一碰到又怎么办呢？战斗吗，决不是对手。投降吗，更不可能。唯一的选择是炸掉船只，让拿破仑的生命和梦想一起沉入地中海吧。想到这里，他心里一紧，闭上眼睛倒抽了一口凉气。唉，就这么决定了。埃及的军队呢？总司令的离开对他们来说无疑是巨大的打击，没有了拿破仑，这支队伍必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是我把他们带到了千里之外的埃及，现在正是危险的时候，却把他们丢下自己回国，是一个英雄的作为吗？回到巴黎后又怎么办，人们会责怪我抛下军队独自逃跑吗？督政府完全可以玩忽职守的罪名将我逮捕。报纸上的消息是一个半月前的，回到法国又要花至少一个半月的时间，三个月的时间情况完全可能发生变化。如果法军突然打了一场打胜仗，健忘的人民一定会跑去拥护另一位英雄，把埃及归来的将军冷落在一边。孤身一人回到巴黎，手中没有军队，没有自己的政党，除了一个将军的头衔外没有任何职务，靠什么夺取政权？
　　所有的这些都不能再考虑了，也没有时间再考虑，在埃及滞留的时间已经够长了，现在当务之急是回到法国。在这里将注定一事无成，只有上了船才有机会回到法国，只有回到法国才有机会夺取政权。上帝创造拿破仑，就是为了让他成为独裁者，权力是他的梦想，也是他的生命。机会一旦错过就不会再来了，为了权力，就用生命去冒险吧。
　　好，现在就行动。
　　“克鲁拉泽，去把冈多姆叫来。”
　　“是！”年轻的副官坐了一整夜终于等来一句话，连忙转身出去了。
　　“你立即到亚历山大港去准备两艘快速三桅船和两艘小船，以及四五百人两个月的粮食。”拿破仑意味深长的看着自己的海军司令，停顿了一会儿，继续说道，“我要返回法国。那里出现了异常的情况使我必须如此，你也将和我一起返回。这件事必须绝对保密。”
　　“是！”
　　“慢着，”冈多姆刚要走出去，拿破仑叫住了他，“还要准备足够的炸药。”
　　海军少将有点莫名其妙，他无法理解到底多少炸药才是“足够的”。
　　“一个月之内必须全部准备妥当。”拿破仑不理会冈多姆迷茫的表情，继续说道。
　　
 作者：qilongxing　回复日期：2005-3-28　8:40:21　  
　　帖子不错终于看完了，不过纠正一个哈“兴登堡第一次站在这个教堂是1966年，当时他还是一个年轻的中尉，”不是1966，是1866呵呵，除非老头子活了200岁他才能站到1966的教堂门前。
 作者：人就是江湖　回复日期：2005-4-1　20:24:06　  
　　写的很好 发现这些政治领袖有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敢于冒险 敢赌
　　 李世民用3500人击败10万夏军
　　 希特勒 面对全国所有党派的反对 阴谋夺权
　　 戴高乐 一人挑战整个议会和一百年来的政治体制
　　 叶利钦 敢于一人面对全副武装的士兵和坦克
　　 拿破仑 敢于放弃自己的军队 孤身穿越英军封锁的地中海前往动荡的法国
　　 他们敢赌 但不蛮干 所以会最终夺取最高权力
 作者：第八元素　回复日期：2005-4-14　22:12:06　  
　　六
　　８月５日，拿破仑离开了亚历山大港，10日到达开罗，不动声色的把很多事情安排妥当。为了掩人耳目，他派人放风说，他要去上埃及考察尼罗河三角洲，并要求开罗的政务会议在他不在时，按时向他报告当地的情况。军中谁也没人怀疑这一消息的可靠性，因为去考察尼罗河三角洲是拿破仑早已决定了的事。
　　拿破仑一行四五百人离开开罗，抵达亚历山大港。８月22日，拿破仑宣布，随他从开罗来的全体官兵的目的地是法国。全体官兵一阵欢呼雀跃，人人脸上显出极为兴奋的表情，他们早就在埃及呆够了。
　　在这里，拿破仑会见了梅努将军，他命他继续留在埃及，并对他说：“我要回巴黎去，无论结局如何，我都不会后悔这个选择。如果我能够顺利登陆，那么，空话连篇的时代就要结束了。我并没有抛弃你们，我留在这里将一事无成，只有我在法国获得胜利，埃及才会得到支援。”
　　此后，拿破仑又故意安排了一场明知自己不能赴约的约会，他邀请克莱贝尔将军到罗塞达来，同他会商极为重要的事情。他留下了一封信，任命克莱贝尔接替他为远征军总司令。他在信中说：
　　“我是抱着最大的遗憾离开埃及的。只是为了听从国家的召唤，为了我们国家的利益和光荣，以及在那里出现的异乎寻常的事态，才决定了我必须到敌人的舰队中去航行，以便返回欧洲。就我的内心和愿望来说，我要和你在一起；你的成就将会象我自己的成就一样为我所珍爱。我将在未来的岁月里关心这片土地。我为它所做的还很少，现在把它交付给你。请你指挥这只部队，并设法巩固这一刚刚给它打好基础的宏伟建筑。”
　　８月23日晚，夜色正浓，在微弱的星光下，拿破仑带着一支四五百人的队伍悄然登船了。此情此景，与恺撒在公元前49渡过卢比康河的一幕何其相似！他担心国内局势的发展将给自己带来危险，从高卢返回罗马，夺取了最高权力。那是一条高卢行省与罗马本土的界河，军事将领未经召唤擅自跨越就等于是叛乱。那也是一个夜晚，繁星满天，一千八百多年前的恺撒站在河的北岸久久的沉思，他说：“朋友们，如果不渡河的话，我将遭受多种灾难；如果渡河的话，全体人类都将遭遇多种灾难。”想到这里，拿破仑脸上不仅露出一丝冷笑，哼哼，让自己跟梅努和克莱贝尔说的那些话见鬼去吧，只有恺撒才会明白自己此时的真实想法。不过，如果他的朋友们回忆这段历史时没有撒谎的话，那恺撒就太诚实了——独裁者怎么可以在事业未成之前就说出自己的计划。
　　“骰子已经掷出去了，那就这样吧！”恺撒说完象着了魔一样冲向对岸，而现在，波那巴也坚定的下令起锚了。
　　“不要遵循通常的航线。”他对冈多姆说道：“这是一次冒险，但并不是赌博，命运仍然要由我们自己来把握。我们必须尽可能避开英国舰队活动频繁的区域。你一直沿非洲海岸航行到撒丁岛以南，然后再北上。这样，万一英国人追上我们，我可以乘小船上岸，带上这伙人走陆路到奥兰、突尼斯或者非洲别的什么港口，从那里我们再想别的办法回国。”
　　冈多姆上将按照拿破仑规定的路线启航了，这支小小的舰队开始了它的危险之旅。凭着点点星光，拿破仑目送着埃及的海岸渐渐远去，终于消失在沉沉的夜色中。他这才回过头来，看着法国的方向。而他此时的心情，恐怕连恺撒也无法感同身受了。卢比康河只是一条具有象征意义的界河，而横在拿破仑面前的则是浩无边际的地中海，还有日夜不停的巡逻的英国军舰。在恺撒身后，还有他最精锐的第十三军团一起渡河，而拿破仑则把他的远征军全部留在了埃及，几乎是孤身渡海前往法国。世界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将军将自己的军队丢在外国，独自一人回国发动军事政变的吗？从未有过，也许也从未有人这样想过吧。茫茫的地中海，小小的三桅船，承载的是一项前所未有的冒险事业，一个新恺撒。他会成功吗？拿破仑久久的站在船头，焦躁不安的看着无边无际的大海和更加无边无际的星空，完全不知道自己未来的命运……
　　
　　
  作者：gustavus　回复日期：2005-4-30　7:54:07　  
　　美国诗人弗洛伊德曾经写过一篇《林中路》，仿佛是在为这句话做精彩的注脚：诗人把人生比作在树林中走路，有无数的岔路口，任你选择，但你永远只能选择其中一个。沿着你选择的岔路口走下去，你又会遇到无数的岔路口……当你做出了无数选择——正确的或错误的，走到路的尽头回头再看，所有的岔路口都不见了，你会发现，其实你只走了一条路——那就是你来时的路，那就是你那唯一的命运。
　　
　　这个是Robert Frost吧　　
　　普京：最后一位总理
　　——“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诺维奇，我决定提名你担任政府总理。”
　　——“您任命我做什么工作，我就做什么工作。”
　　——“如果是最高职位呢？”
　　—— “……”
　　——“你好好想想吧，我信任你。”
　　背景：
　　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叶利钦总统任命盖达尔为第一任内阁总理，推行激进的改革计划“休克疗法”，突然放开对经济的一切行政管制，希望在一夜之间实现私有化，向市场经济过渡。但这种激进的改革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动荡，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跌。总统的威信受损，为此，叶利钦不得解除盖达尔的总理职务，任命主张稳健改革的切尔诺梅尔金为政府总理。俄罗斯议会在改革路线上一直与总统存在分歧，想趁此机会扩大自己的权限，遭到了叶利钦的强烈反对。最后，双方互相宣布对方为非法，叶利钦宣布动用紧急权力解散议会，议会则宣布弹劾总统，选举鲁茨科伊为临时总统。在关键时刻，军队宣布支持总统。于是，叶利钦调集坦克围攻俄罗斯议会大楼白宫——1991年的9·18政变中，他曾经在面对坦克的炮口誓死捍卫俄罗斯的独立和民主，现在，掌握大权以后，自己却用坦克来对付议会。唯一不同的是，这一次坦克不仅带足了弹药，而且真的开了炮，把白宫四层以上全部炸毁。
　　在武力的威胁下，议会被迫解散。叶利钦趁势将新的宪法草案交付全民公决并得以通过。这就是沿用至今的俄罗斯1993年宪法。
　　新宪法赋予了总统极大的权力。议会由原来一院制改为两院制，分为联邦委员会（上议院）和国家杜马（下议院）两个部分，以削弱议会的权力。联邦委员会由俄罗斯每个州、加盟共和国派出两名代表组成，国家杜马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主要权力尤其是立法权集中在国家杜马。内务部、国家安全局、军队等强力部门由总统直接控制。总理由总统提名，经国家杜马过半数票通过。总统有权随时罢免总理职务。如果总理提名连续三次都未获杜马通过，那么总统还有一次机会解散国家杜马，重新选举杜马。当然，作为一部共和宪法，仍然对总统的权力做了一些限制，杜马和参议院同时以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票可以弹劾总统，在弹劾程序期间，总统无权解散杜马，但弹劾程序持续不得超过三个月。
　　新宪法带来了政局的暂时稳定，但经济恶化的趋势仍然得不到缓解。在1996年的俄罗斯第二次大选中，叶利钦的生平死敌——俄共差一点获胜，俄共总书记久加诺夫仅仅以极为微弱的劣势败北。这次选举，与其说是人民仍然支持叶利钦，不如说是人民无论如何不愿回到苏俄时代，所以只能在久加诺夫和叶利钦之间“两害相权取其轻”。根据俄罗斯宪法，同一个总统任职不能超过两届，叶利钦本人的健康状况也日益恶化，因此，接班人问题，成了叶利钦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作者：第八元素　回复日期：2005-4-30　15:19:58　  
　　一
　　一九九八年三月二一日，星期六，切尔诺梅尔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敲开了莫斯科郊外戈尔基九号别墅的大门，别墅的主人想见他。
　　会见的气氛是沉闷的，仍旧是那些令人不快的话题：国内工业生产仍在滑坡，大量的企业拖欠工人工资，人民仍然看不到生活有改善的希望，不满情绪正在增长，媒体对政府的攻击变本加厉，货币改革成效不大，政府许多改善现状的计划却因为财政困难而胎死腹中……
　　切尔诺梅尔金并不害怕讨论这些问题。他的前任，试图用“休克疗法”，让拥有近七〇年计划经济历史的俄罗斯一夜之间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盖达尔下台的时候，情况比现在糟糕多了。他并不避讳问题，又小心翼翼的让别墅的主人感到，情况还是会好转的——尽管速度会非常缓慢。毕竟，在经历了狂风骤雨般的休克疗法之后，喜欢感情冲动的俄罗斯人不得不接受这种谨小慎微的经济改革。
　　但他已经不想再听这些陈词滥调了，国家需要新的东西。勉强听完切尔诺梅尔金的汇报之后，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气，缓缓的说：“我对你的工作不满意，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
　　“您这是什么意思，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 切尔诺梅尔金绝望的问道。在决定命运的关头，这个老练而坚强的权势人物也难免流露出一个普通人的弱点——不敢接受失败的事实。他本以为自己在政治上还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
　　“我考虑一下，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说完，切尔诺梅尔金转身走出了戈尔基九号，沉重的大门在他身后缓慢的关上。
　　二
　　七年了，曾经不可一世的欧亚大帝国苏联已经解体七年了。相对于数千年来无数的帝国兴衰，七年太短。但对于三万万普普通通的俄罗斯人来讲，却是痛苦的、耻辱的、难以忍受的和漫长的一千多个日日夜夜。帝国的荣耀没有了，民族的自豪没有了，私有化和自由化并未带来自由派们宣传的美国式繁荣，相反，以前官方政治宣传中资本主义的各种弊端——高通胀、高失业、贫富差距、治安混乱、精神空虚……全都在俄罗斯一一成为现实。
　　面对崩溃的俄罗斯经济，身处历史巨变中心的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心里无疑是痛苦的。他还记得，自己九一年参加俄罗斯总统选举时候的情景，无数人听他演讲、向他欢呼，白发苍苍的老人、怀抱孩子的母亲、贫苦的产业工人都把他当作他们的希望、救星。九·一八政变的时候，他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成千上万普普通通的莫斯科人自发聚集到他的办公地点来保护他，甚至坦克和武装直升机也未能让他们离开。他为他们的热情流泪，他曾发誓要给予他们自由、安全和富足。但现在，一切都变了，他的誓言没有实现，无论哪一个政治派别只要振臂一呼，痛斥叶利钦的改革政策，马上就会招来一大批听众。俄国的各种大小媒体，简直就是在比拼谁能更刻毒的挖苦克里姆林宫的腐败和低能。叶利钦个人支持率，已经降到了一位数。几乎人人都在等待着那一天，2000年六月，俄罗斯历史上第三次大选，把这个行将就木的老朽从克里姆林宫赶走。
　　叶利钦并不打算坐以待毙。身体状况和国家宪法都不允许他参加2000年的竞选，但他担心俄共会重新上台，把俄国带回苏联时代。如果这样，他一生所为之奋斗的事业就没有任何价值。他不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发生，他需要一个能忠于他事业的继承人。这个人将不再是一个旧时代的破坏者，而是一个新时代的建设者。显然，这个人不会是谨小慎微的切尔诺梅尔金。他在脑海里刻画着自己继承人的模样：坚强、果断、正直、勇于接受挑战、富有实干精神。更重要的是，他不能和旧时代有任何瓜葛，不能像丘拜斯那样因为执行私有化政策而饱受攻击，不能像切尔诺梅尔金那样从私有化过程中发家致富，也不能像卢日科夫那样在前苏联身居要职，当然更不能像马斯柳科夫那样跟共产党有任何关系。
　　那会是谁呢？
　　一张可爱的娃娃脸跳进他的脑海：年轻的能源部长。他才三十五岁，虽然看上去有些幼稚，却举止稳重，感情不外露，思维敏捷，说话严谨而且富有逻辑，工作能力出色，圆圆的眼镜后面是一双神情专注而的眼睛。他是经济学方面的高才生，又是很好的管理人才，给人的印象是温文尔雅的学者和年轻的企业家的完美结合。他没有卷入过任何势力的政治斗争，也还没有来得及被媒体“选为”某一利益集团的代表。总之，他是全新的，是从共产党人到金融寡头都意想不到的人选，他们将不得不从他成为总理之后的而不是之前的行为来对他作出评价——这就是叶利钦需要的效果。
　　就在和切尔诺梅尔金会面的那天晚上，叶利钦就召见了他的总统办公厅主任尤马舍夫，叫他起草解除切尔诺梅尔金职务的命令。这道命令将于周一颁布。显然，他并不打算给切尔诺梅尔金时间考虑是否辞职。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将为谁起草第二份命令？”谈话结束时，尤马舍夫小心翼翼的问道。
　　“明天晚上我会告诉你的。”——任何重大决策只有在公布之前绝对保密，才能让它起到最好的效果，这是叶利钦几十年政治生涯信奉的一条原则。
　　星期天晚上，叶利钦叫来尤马舍夫：“起草任命谢尔盖·基里延科为政府总理的命令。”
　　三月二十三日，星期一早上七点，基里延科来到克里姆林宫。他的心情十分复杂，他知道总统喜欢在早上公布重大决定。在星期一的早上被召见，这个决定的意义显然非同凡响。不过他知道，他还年轻，任何重大决定对他而言都不是不可承受的。
　　“谢尔盖·弗拉基连诺维奇，我决定提议你出任政府总理。”叶利钦甚至没有说一句客套话就单刀直入，他想看看这个年轻人如何面对如此重大的晋升与挑战。
　　“如果您委任我，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就做。”
　　不能有比这更好的回答了，叶利钦想。
　　切尔诺梅尔金也如约在八点来到克里姆林宫，他的心情糟透了。面对着六十七岁的总统和三十五岁的总理，切尔诺梅尔金感到了巨大的心理落差。他知道一切已经决定了，所以没有质疑，也没有问为什么，默默的在相关文件上签了字——他也许从没有想过自己会以被解职这种方式告别政坛，但当这一刻真正来临的时候，他表现得象一个英雄。
　　叶利钦似乎还想向这位爱将说些什么，他想告诉他：国家需要新的一代领导人，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新的一代！我们都已经老去，都将离开，只是在时间上略有差别而已。但最后，他还是什么都没有说，默默的看着切尔诺梅尔金沮丧的离开。他相信以切尔诺梅尔金的智慧，迟早一定会理解这种安排的。
　　
 作者：第八元素　回复日期：2005-4-30　15:21:53　  
　　三
　　三十五岁的总理！不仅俄罗斯，全世界都在讨论着这个年轻人仕途的飞跃，翘首以盼他给俄罗斯政坛带来的新气象。叶利钦出其不意的一招至少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俄国家杜马未经什么讨论就通过了这一总理人选，因为他们还来不及寻找反对他的理由。这一天，叶利钦在自己的日记里兴奋的写道：
　　“三十五岁的年轻人成为政府的首脑，这是第一次；有充分价值的巨大机会交给了完全是另一代的政治家，这是第一次；一个真正懂得经济的人来领导政府，这是第一次——一切都是首创。
　　俄国历史上终于有了年轻的政府，这正是一年以前我理想中的政府。一切都实现了，这个理想的实现几乎是出其不意，也许甚至违反所有事件的全部逻辑，但是，它实现了……”
　　总统的信任，杜马的支持，全俄乃至全世界的期待，命运把年轻的谢尔盖·弗拉基连诺维奇·基里延科推上了世界历史的舞台，把改写俄国历史、成就政治传奇的机遇交到他手里——这种机遇，在俄国上千年历史上，还是头一次出现。
　　他能把握住吗？
　　基里延科很快组建了属于自己的政府班子，这是一个由年轻的经济学家组成的内阁。他们把眼光放的很长远，着手制定长期的混乱中被忽略的经济法规，规划正确的宏观经济模式，试图从根本上重建俄国经济。这些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它迅速把政府对经济的控制纳入规范而切实可行的范围，有很多法规和经济模式沿用至今。在坚定不移地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同时，他又谋求左派的支持，开始同叶欧根尼·普里马科夫进行谈判，希望他能出任政府第一副总理——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展开。总之，从上台两个月的表现来看，这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在冷静的展开他的治国蓝图。
　　但处在历史剧变中的俄罗斯，不会给年轻的总理太多从容应对的时间，严峻的考验很快来临：
　　一九九七年七月二日，泰国中央银行宣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央行的外汇储备已经用尽，再也无法抵御入潮水般涌来的外国投机资本的进攻，从今天开始取消泰铢对美元的固定汇率，改为随金融市场状况自由变化的浮动汇率。同一天，泰铢应声下跌20％，泰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在一夜之间减少了1/5。震惊世界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了。
　　这场危机从东南亚开始，很快便席卷全球，演变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性的金融危机。它向二战以来，人们孜孜以求的全球一体化之梦提出了挑战。对于处于崩溃边缘的俄罗斯经济而言，更是雪上加霜，它不得不靠为数不多的外汇艰难的维持着卢布对美元的汇率。
　　一九九八年五月，也就是基里延科上台不到两个月，在金融市场的强大压力下，更坏的消息传来：世界石油价格下跌。而石油出口几乎是经济转型中的俄罗斯唯一的外汇来源!
　　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开始急剧减少，政府已经无力维持卢布对美元1：6的比价。现在唯一的办法是让逐渐放开管制汇率，让卢布缓慢的贬值。虽然损失不可避免，但可以减少汇率暴跌带来的混乱和危机，刺激出口，平衡国际收支。卢布贬值最大的问题是将严重触犯持有大量有价证券和短期债权的国内垄断资本家和金融寡头的利益。在俄国，这是一支任何人都不能忽视的力量，他们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金融体系和宣传媒体，没有他们的鼎立支持，年老体衰的叶利钦在九六年是不可能第二次当选俄国总统的。基里延科当然知道，就在今年七月，前联邦安全局长科瓦廖夫就是因为不自量力，试图对大寡头别列佐夫斯基动手，结果被总统解职，而调来了一个叫做普京的前克格勃特工来接替他的职务，他刚从圣彼得堡到莫斯科当总统办公厅主任尤马舍夫的秘书不到一年。任命书正好是总统委托基里延科转交普京的，所以他对此事印象特别深刻。
　　基里延科不想重蹈科瓦廖夫的覆辙，希望能先取得寡头们的支持。但寡头们拒绝认真听取任何关于贬值的建议，认为这不过是一个缺乏经验的年轻人在病急乱投医。而总统在这个时候保持了沉默。尽管叶利钦在事后回忆说，他当时保持沉默是为了给年轻的政治家独立行事的机会，但处在危机当时的人们，谁能不怀疑，总统保持沉默是因为连他自己也不愿意承担卢布贬值带来的巨大压力呢？
　　贬值，还是不贬？这个初懂金融的人都能解答的问题，却难倒了一个由经济学家组成的内阁。因为它已经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谁都能在平地跳出两米，但如果两米之间是一道万丈深渊，这时候考验的就不是弹跳力而是跳出去的勇气。基里延科面临的困难不是能否做对一道经济学练习题，而是是否敢于承担做这道练习题所带来的责任。
　　基里延科在犹豫。他不停的约见各方面的头头脑脑，广泛征求意见，与人商谈，希望能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
　　时间在一分一秒过去。
　　一直到八月十七日，中央银行用完了它抵抗卢布贬值的最后一分外汇，奇迹仍然没有出现。政府不得不宣布放开卢布汇率，卢布一夜之间狂跌50％，金融崩盘不可避免。俄罗斯的股市、债市和汇市陷于停盘交易状态，居民疯狂的挤兑存款以兑换美元，无数银行因此关门大吉，整个金融体系和经济运行几乎完全瘫痪。
　　八月二十二日，叶利钦在各方压力下，被迫解除基里延科的总理职务，重新提名切尔诺梅尔金出任总理。就这样，俄罗斯上千年来，头一次试图把它的命运交给一个出身平民的年轻政治家，基里延科成了第一候选人——但他终于在犹犹豫豫间与之擦肩而过。尽管后来他仍然担任政府要职、地方大员，在各种职位上都干的很出色，但这样的机遇，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告别的时候，基里延科显得很轻松，他似乎一直在等待某种解脱。五个月来一直压在他头上的负担令他痛苦不堪。他感谢总统给了他机会，给了他时间来做一些工作，并说这段经历将是他一生中最珍贵的回忆——这是一个年轻人的告别方式，他没有成就辉煌，但仍然有时间、精力和信心去面对未来。
　　希望为俄国寻找一位新一代政治家的第一次努力宣告失败。这对叶利钦是个沉重的打击，他看到要提拔一个新人来承担重任面临的困难：在危机中，西方各国政府拒绝给予一个从未打过交道的总理提供贷款，国内寡头也不信任这个三十五岁的年轻人，实权人物更不愿意与地位不稳的总理共事。而这个才干出众的年轻人，尽管思维敏捷，行事果断，但缺乏的是在关键时刻顶着压力用拳头砸桌子拍板的魄力。他想起九·一八的时候自己在政变者的坦克面前发表演讲的情形，又想起后来自己派坦克去炮轰白宫，强行解散国会的情形。不过那个时候自己也已经六十岁了，在年轻一代中，有谁能够达到这种境界呢？
　　作者：第八元素　回复日期：2005-4-30　15:27:56　  
　　四
　　切尔诺梅尔金的总理提名连续两次未能获得杜马通过，按照俄国宪法，如果三次提名都没有通过，总统就要辞职，或者解散杜马，重新进行选举，那将是严重的政治危机。这一次，左派是认真的团结起来了，他们决心利用金融危机逼迫总统接受一个代表左派的总理——要么就重新大选。在当前局势下，重新大选显然对总统不利。妥协，是叶利钦为自己错误的选择必须付出的代价。
　　叶利钦和共产党人交换了意见，他们要求的总理提名是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普里马科夫。听到这个名字，叶利钦不免觉得有些滑稽：自己辞掉切尔诺梅尔金，想找一个年轻的继承人，结果却出场一个比自己还大三岁的前苏联克格勃头子。
　　命运有时候就是像这样嘲弄那些步子迈得太快的家伙。
　　经过再三考虑，叶利钦接受了普里马科夫。因为普里马科夫尽管受到左派支持，他毕竟不是共产党员，而奉行一种中间偏左的路线。他需要利用普里马科夫的稳重把俄国平稳的带到一九九九年，并在这段时间好好的物色一个真正可靠的继承人。然后，再在适当的时机把他推上前台。
　　普里马科夫早在勃涅日烈夫时代就进入了苏共中央委员会，曾任苏联外交部长和克格勃主席。苏联解体前后，他一直在从事外交事务，对国内政局的剧变保持了一种谨慎的沉默。这使得他成为唯一至今还担任部级职务的苏联“老一辈政治家”，被视为中、左派的代表人物，并终于在七十岁的高龄成为政府总理。和他相比，被媒体骂成行将就木的老朽的叶利钦倒还显得年轻了几分。
　　上台以后，他表现得坚强、冷静，在政治和经济双重危机间不慌不忙的周旋。他小心翼翼的和各种政治势力商讨问题，既显示出尊重他们的意见又和所有派别都保持适当的距离。他逐渐的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赢得了地方实权人物的支持，连右派的寡头们也觉得他是一个温和改革者。他用一种低沉的语调、略带幽默但又不失严厉的语气向公众讲话，迅速安抚了所有人，大家开始相信情况会逐渐好转。
　　对于总统，他始终保持这一种独立性，如果总统不表态，他就会强有力的贯彻自己的意志。他又时刻表现出对总统的尊重，在与总统交谈时习惯性的把左手放到嘴边，显出认真听取的表情。他几乎从不反驳总统，也从不在总统面前高谈阔论自己的计划，而总是在每次谈话之后把总统所坚持的东西迅速付诸实施。
　　在普里马科夫老练沉着的领导下，经济开始缓慢的复苏。由于卢布贬值将近三分之二，政府的外汇支出压力大大减轻，于是有更多的钱来发放国内拖欠以久的工资、退休金，债券市场和股市也开始逐渐走出低谷。尽管由于卢布贬值带来的通货膨胀，补发的工资只能把人民生活维持在一个最低的水平。但不管怎样，社会秩序趋于稳定，各种抗议、示威、罢工也日渐减少。
　　总之，普里马科夫表现出来的这种力量，让叶利钦长期以来对自己继承人形象的构想在某些方面得到了具体化。也让他想到，要在年轻一代中找出具有这种成熟品格的人来，确实难上加难。
　　难道要让普里马科夫成为俄国的第二位总统？也许年龄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这个想法在总统脑中一闪而过。
　　他很快否定了这个想法——叶利钦想起自己和普里马科夫一次有趣的会面：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你看看这些家伙是怎么攻击我门的。”普里马科夫气乎乎的说到。说完他从自己随身带着的文件夹里抽出一样东西。
　　叶利钦很早就注意到普里马科夫随身带着一个文件夹，以他这种身份的人，似乎不应该自己带文件夹的，所以他一直很有兴趣知道里面到底装着什么。当他把东西拿过来一看，不禁哑然失笑——这是一个精致的报纸简帖板，上面贴满了报纸上关于新内阁及其领导的报导，更有趣的是，上面居然还用各种颜色的笔勾画出不同尖刻程度的批评，这让它看起来像一个小学生的剪贴画。他简直不敢相信日理万机的总理居然有心思去看这些东西，而且显然是看得相当认真。这有必要吗？他打算向谁抱怨呢，总统吗？
　　“叶欧根尼·马克西莫维奇，对这种东西我早就习惯了……已经多少年了，他们每天都在骂我，你知道他们用的是什么语调吗？又能怎么办呢，把报纸封掉吗？”
　　“不，可您可以读一读啊，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这简直是在全盘诋毁我们的政策。”
　　普里马科夫开始向总统解释，这个报道说明了什么，那个报道又可能是谁指使的，还有哪个报道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胡说。但他至始至终都没有说应该怎么对待这些批评。
　　总统尽量使自己耐心的去听他的抱怨，他对这个在前苏联《真理报》工作多年的老人——只有这个时候他才觉得可以称他为老人——表示同情，也感到好笑。苏联解体已经七年，明确规定保护舆论自由的俄罗斯宪法颁布也已经六年了，他还生活在新闻检查的时代——他永远都不能摆脱读报纸时候的神经紧张和捕风捉影，这正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可悲之处。
　　“您再看看这个。”普里马科夫讲解完他的剪贴画以后，又变戏法似的从文件夹里抽出几页纸。
　　叶利钦无奈的接过普里马科夫的“机密文件”，里面的内容令人吃惊：这是一份控告卫生部副部长哈伊尔·祖拉博夫勾结犯罪集团、收受贿赂的匿名材料。里面的内容如果是真的，祖拉博夫简直就不是什么政府高官，而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匪徒。
　　“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我们来搞搞清楚，这是些什么样的事实？您绝对相信这些材料吗？这些材料是从哪里来的？”
　　“这些材料是特工机关准备的，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已经要求副总理瓦特季连科立即解除祖拉博夫的副部长职务。”
　　“如果这些是真的，那么祖拉博夫就应该马上被绳之以法，而不仅是被解职。要么这些都是推测？要知道任何人任何事都可能被诬陷。”
　　普里马科夫显得有些委屈，收起了他的“材料”。叶利钦看着他厚实的文件夹，里面显然还有不少这样的“材料”。不过他不打算再看下去。他希望能用事实来给这个习惯于特工思维的总理换换脑子。
　　“这样吧，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我们来认真调查一下这一指控，看看这份材料是否靠得住。我们让联邦安全局局长普京来调查此事。”
　　——一个月后，普京走进总统办公室，递交了一份关于祖拉博夫的调查报告。报告很厚，叶利钦很想在读它之前先问一下他的安全局长对此问题的看法。
　　“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诺维奇，请告诉我你的调查结论。”
　　“没有证据表明祖拉博夫与犯罪集团有勾结或收受贿赂。对他的指控可能来自被他打击的制药行业黑手党的报复。”
　　标准的普京式回答，叶利钦想。自己一些突如其来的问题常常令人猝不及防，涨红了脸、痛苦不堪的去寻找答案。但每次普京都能这样迅速作答，而且回答得如此简明扼要，以至于让人没法再接着往下问——看来这个年轻人总是准备好去面对生活中突然出现的一切挑战。叶利钦一度很想知道他是如何做到的，但普京本人，似乎并无兴趣与总统讨论此类与本职工作无关的话题。这反而引起了总统的好奇——难道他不想和总统建立起良好的私人关系吗？这可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事情。
　　普京走了出去，叶利钦认真的翻阅起报告。自从科瓦廖夫被解职以来，联邦安全局的报告读起来舒服多了，格式规范而且条理清楚。他把普里马科夫的“材料”与联邦安全局的报告对应的地方一一做了比较，发现很多有趣的区别：
　　例如，联邦安全局的文件中写道：“不能确定祖拉博夫和高加索民族犯罪集团之间有牵连”，而普里马科夫的材料中却写道；“怀疑祖拉博夫和达吉斯坦犯罪集团有牵连”。联邦安全局的文件中写道：“不能确定祖拉博夫从制药公司收取贿赂”，而普里马科夫的材料中却写道“怀疑祖拉博夫从制药公司收取贿赂”。
　　同样一个问题，从不同的角度去阐述，对一个人的评价就完全不同了。看来普京和普里马科夫虽然都曾在前苏联克格勃工作，从他们思维模式的差异看，却完全是两代人——叶利钦一边对照一边想。
　　嗯，是的，两代人。
　　两代人？
　　
 作者：第八元素　回复日期：2005-5-20　11:45:58　  
　　五
　　　　普里马科夫在“材料事件”上碰了一个软钉子，但对于一个七十岁的老人来说，要想用言词或一些小事情来改变他的积习是不可能的。不久以后，他甚至把俄罗斯电视台的全体节目制作人员召集起来，用了整整一个小时斥责他们所犯的错误，声称他们所采取的那些语调是不能容忍的，告诉他们什么话可以讲，什么话不可以讲。
　　　　普里马科夫的这些作风却使自己赢得了很多人的支持。不管是在中央还是地方，都有一批，不，一大批人怀念苏俄时代国家的强大，把当前的一切混乱都归咎于自由化的改革，渴望回到一切都按部就班的旧秩序中去。在他们眼里，普里马科夫代表了这种向传统回归的希望。而普里马科夫本人，也开始有意识的把这些力量聚集到自己周围。他的在杜马和州长中间的支持率开始稳步上升。
　　　　有一个人对此表示了坚决的抵制。有一次，普里马科夫命令普京去逮捕俄罗斯独立电视台的马拉先科——他仍然以为国家安全机构可以随便逮捕不受当权人物喜欢的家伙，遭到了普京的严辞拒绝：“这是私事，不属于联邦安全局的职权范围。不然您就给我一份您亲自签发的政府正是密令。”普里马科夫气得七窍生烟，却也无可奈何。
　　　　普里马科夫与普京的矛盾被一些老情报人员知道了，他们在普京对联邦安全局作人员调整的时候被撤了下来。于是，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向普里马科夫反应，说普京正在对联邦安全局进行一次清洗，以便在安全局建立自己的独裁专断。普里马科夫向总统告状，声称普京把有经验的老工作人员解职，在领导层中全面安插“很嫩的”，没有经验的彼得堡人。普京对此的反应很简单，他请求总统安排一次普里马科夫与联邦安全局全体领导干部的见面会。在见面会上，普里马科夫惊讶的发现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是他熟悉的面孔，只有几个职位作了调整。通过交谈，他还发现他的老部下们对年轻的局长严谨、干脆的作风钦佩不已，盛赞他给安全局带来的全新精神面貌。这多少让总理感到有些尴尬，但他表现出了大政治家的作风：向普京表示歉意，从此以后再没有找联邦安全局的岔子。
　　　　这次会面也给总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想起自己曾被委派为莫斯科市委书记，负责整顿混乱不堪的莫斯科市委，在大刀阔斧的撤换一大批人以后，情况才开始有所改观。普京接替其前任时，面对的也是一个饱受攻击、怨气冲天的联邦安全局，他相当迅速的把一切工作纳入正轨。现在看来，他没有做太多人员调动就做到这一点。换了自己在普京的位置上，当然不会做的比普京差 ，但未必能比他更好，总统想。
　　　　不久后发生的“反犹太事件”使总统进一步提高了对普京的评价。十一月四日，退役将军阿尔贝特·马卡绍夫在一个集会上许诺要对犹太人进行恐怖主义的攻击：“我将携带数十名犹太人一起到另外那个世界去。”他狂热的把当前的经济困难归咎于犹太人的阴谋，强调：“为了人民的利益所作的一切都是对的。人民永远是对的。我们将成为反犹主义者，我们应当获得胜利。”这种言论是极端危险的，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记得希特勒靠疯狂的反犹宣传夺取政权的过程。在通货膨胀和失业威胁下，绝望的民众很容易被这种激进观点吸引。在马卡绍夫所在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辱骂“犹太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简直成了时髦，当地电视台迅速把这种声音向全国传播，甚至连州长也支持这种观点。如果对局势不加以控制，很有可能爆发一场袭击犹太人的骚乱。
　　　　叶利钦迅速发表了强烈的声明。但这一次他遭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孤立：国家杜马拒绝通过谴责此种言论的议案，最高检察院经过调查也认为马卡绍夫的声明并未违反宪法和刑法，普里马科夫对总统的指示表现出少有的心不在焉，他把问题转交给没有什么实权的民族事务部处理。他们都各自心怀鬼胎，不敢触怒激动中的民众，反而想利用这种情绪来赢得更高的支持率。在迫在眉睫的危险面前，政治利益的考虑超过了对国家利益的考虑。
　　　　只有普京站了出来，他发表了一份比总统更为激烈的声明，警告反犹主义者如果采取危害社会的任何行动，都将遭到严厉的打击。舆论对这个声明采取一边倒的攻势，批评普京想利用危机让俄罗斯回到“警察国家”的时代，是一个典型的克格勃余孽——这也许是一向低调的普京头一回受到媒体的关注。普京不为所动，那些想试探一下联邦安全局反应的反犹分子很快如愿以偿。尽管反犹言论仍然存在，却始终没有出现多少攻击犹太人的实际行动。马卡绍夫将军也对实践自己去另一个世界的诺言失去了兴趣。
　　　　是的，非常完美，这就是我所需要的性格！叶利钦兴奋的想。
　　　　嗯，似乎还不能完全作出决定。毫无疑问，作为一个优秀的国家领导人普京是合格的，但作为政治继承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需要考核——忠诚。
　　　　现在看来，普京对总统的忠诚是勿庸置疑的。但那是因为我是总统，向统治者表示忠诚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如果有一天叶利钦不再是总统，他才是总统呢，他会不会为了赢得左派的支持而对我动手，或者为了明哲保身而对政敌对我的迫害无动于衷？斯大林是怎样背叛列宁的？赫鲁晓夫又是怎样背叛斯大林的？难道他们在领袖面前表现过一丝一毫的不忠诚吗？世界上最难防范的背叛就是政治家的背叛——他们都是一些最具有智慧、耐心和毅力的人物。一个民主社会的总统似乎不该考虑继承人问题，而是把它交给民众去选择。但在转型中的俄罗斯，缺乏民主传统的国度，这种选择有可能会选出第二个希特勒。而且，在私有化过程中，有多少人因为政策制定的某些失误而倾家荡产，而我的亲人和朋友们，谁又能保证他们完全没有趁机中饱私囊呢？一旦追究起来，自己这个前总统的日子可不好过。在为国家考虑那么多之后，这个要求就算是总统保留的最后一点私心吧。
　　　　在“忠诚”——这最后也可能是最重要的问题上，让叶利钦下定决心的，是普京在“索布恰克案件”中表现出来的态度：
　　　　索布恰克是普京读大学时的法律老师，普京从克格勃退出后，时任圣彼得堡市长的索布恰克把他带入政坛，可谓师恩深重。在普京到总统办公厅工作以后，已经退休的索布恰克被指控在担任市长期间大量侵吞国有财产。普京一开始只是默默的关注这个案子，没有试图干预。但随着这个案子调查的展开，它越来越不像一个普通的刑事案子。内务部和最高检察院先后成立了好几个调查小组，他们潜入索布恰克的住所，暗中了解他的银行存款，甚至采取一些更极端的调查方式，这样弄了整整两年，仍然找不出有力的证据。但这种调查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显然是有人不彻底搞掉索布恰克不肯罢休。
　　　　一九九八年秋天，被不停的传讯和调查弄得疲惫不堪的索布恰克因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医院，而检察院在前几天下达了逮捕他的命令——这一切已经弄得非常像一场迫害。
　　　　索布恰克在担任市长期间，普京一直是他的助手。尽管没有任何人把他和对索布恰克的指控联系起来，但如果他主动介入的话，在旁人看来，就等于承认和此事有瓜葛。而且，如果这真是一场政治迫害，能够操纵内务部和最高检察院的幕后人物自然非同小可，任何试图帮助索布恰克的人都有危险。从法律程序上讲，联邦安全局也无权插手这个案件。这些恐怕都是普京一直不肯出面的原因。但当听到恩师住院的消息，普京坐不住了。他马上坐飞机直赴彼得堡，会见了医疗小组。他觉得在这种政治气氛下自己的恩师无法得到良好的治疗，于是利用自己在彼得堡的关系和一家私人航空公司谈妥，用飞机把索布恰克送到芬兰。索布恰克又从那里转到了巴黎。
　　　　整个行动是秘密的，因为当时最高检察院已经颁布了禁止索布恰克离开彼得堡的命令。所以普京可谓顶风作案，这对他的政治前途而言是相当危险的。
　　　　叶利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描写自己得知这个消息后的想法：
　　　　“当我得知普京把索布恰克送出国之后，我的心理活动非常复杂。他是在拿自己的前途去冒险，可从另一个方面说，普京的这一举动又激起了我发自内心深处的尊敬之情。
　　　　……在确定必须解除普里马科夫的职务之后，我常常这样痛苦的思索：谁会支持我？谁会真正站在我身后？
　　　　突然我醒悟过来——这个人就是普京！”
　　　　六
　　　　一九九九年五月，十二日，叶利钦召见了普里马科夫：
　　　　“叶夫根尼·马克西莫维奇，我将解除你的总理职务，任命一位新总理。”一年来，这已经是第三次说这样的话了。这一次他感到最为沉重，他从心里佩服普里马科夫，一个真正的大人物，是他把俄国平稳的带进了20世纪最后一年，如果不是总统选举迫在眉睫，他一定会和他继续配合下去。但现在，什么都不能对他说，这是一种痛苦。
　　　　“我接受这个决定，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普里马科夫平静的说，“根据宪法您有权力这样做，但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
　　　　切尔诺梅尔金被解职的时候尽力掩饰自己的沮丧，基里延科则感到逃脱压力的轻松，唯有普里马科夫是一种完全的平静，这是一个真正值得尊敬的政治家的告别。我走的时候，也要像这般平静，叶利钦想。
　　　　普里马科夫低着头，迈着沉重的步伐走了出去。
　　　　叶利钦随即召见了斯捷帕森：
　　　　“谢尔盖·瓦季莫维奇，我决定提名你担任政府总理。”
　　　　“谢谢您，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斯捷帕森对这个突如其来的任命感到有点激动，“我一定会努力工作，不负重托。”
　　　　叶利钦对这个回答不太满意。不过他并不怎么在意，因为斯捷帕森只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任命他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是因为他和普里马科夫关系融洽，也深得左派人士的赏识，自己无缘无故解除普里马科夫的职务可能招致左派的愤怒，只有提名斯捷帕森才能保证通过杜马表决；另一方面是现在离二〇〇〇年六月还有一年多的时间，推出普京为时过早。在普里马科夫的治理下，社会比较稳定，新总理不会有多少充分展示自己的机会。与其让他在总理的位置上平庸的坐几个月，不如等待关键时刻突然现身，他那坚强果断的性格只有在危机中才能充分发挥。普京是自己的杀手锏，必须一击必杀，容不得有半点闪失。
　　　　也正因为如此，叶利钦在任命斯捷帕森的时候才觉得特别沉重。看到斯捷帕森掩饰不住的高兴，他感到十分愧疚。尽管他告诉他一切都没有决定，他仍然有充分表现自己的机会。他知道斯捷帕森一定会想，在距离总统选举还有一年的时候提名他可能意味着什么。但他心理明白，斯捷帕森注定会在二〇〇〇年来临之前被解职。
　　　　现在唯一剩下的疑问是：那个推出普京的时机将在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来临？毕竟，时间只有一年了，如果这一年就这样稳稳当当的过去，那该怎么办？在波澜不惊的最后六个月任命一个默默无闻的特工头子做总理，无所事事，然后声称他是总统的最佳人选，会让一切看起来像一场闹剧。
　　　　是的，也许这不是什么计划，而是一场赌博。二十世纪人类最后一次政治豪赌。它将成就一段政治传奇——要么闹出一段政治笑话。迄今为止，甚至普京本人也毫不知情，只能由叶利钦独自承受它带来的压力。
　　　　命运在静静的观望。
　　　　七
　　　　时间在一天天过去，叶利钦仍在耐心的等待。
　　　　斯捷帕森努力实践着对总统的誓言，他工作得相当勤奋。在经济上，他不仅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如期向俄罗斯提供了贷款，而且成功的说服了西方同意俄罗斯延期偿还外债，从而使国家免遭了一场新的经济动荡。在政治上，他努力与杜马建立合作关系，同时又小心翼翼的和左派保持距离。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斯捷帕森的民众支持率稳步上升。面对不俗的表现，斯捷帕森并未居功自傲，始终对总统言听计从、毕恭毕敬。总之，他尽力使自己显得无懈可击。
　　　　在总统看来，斯捷帕森只有一个缺点：他无法领导右派赢得一二月份的杜马选举和明年的总统选举。在斯捷帕森执政期间，右派势力仍然各自为政，而中左势力“祖国”运动与地方实力派“全俄罗斯”运动结盟的趋势日益明显，直接威胁克里姆林宫的利益。
　　　　这就够了。
　　　　八月二日，北高加索地区传来令人震惊的消息：车臣头号恐怖分子巴萨耶夫率领五百余名非法武装分子入侵达吉斯坦，占领其南部地区。随后，车臣非法武装分子继续向达吉斯坦增兵，扩大占领区，北高加索地区局势岌岌可危。
　　　　——车臣和达吉斯坦都是俄罗斯的加盟共和国，穆斯林在人口中占了大多数。车臣的分裂运动由来已久，一九九一年十一月车臣宣布脱离俄罗斯独立，并迅速筹建了一支装备精良的“国民军”，利用苏联解体的混乱局面与俄罗斯联邦政府武装对峙。一九九四年，叶利钦在颁布新宪法、巩固了自己的总统位置以后，下令解除车臣非法武装。十二月十一日，俄罗斯出兵车臣，开始了旷日持久的车臣战争。刚刚经历了国家大分裂的俄罗斯军队武器陈旧、士气低落、指挥混乱，被游击站和巷战打得晕头转向，共有四千多俄军阵亡，1.7万人受伤，三千余人失踪。最后，叶利钦迫于国内外压力，于九六年八月与车臣当局签订停火协议，商定车臣问题搁置五年，到二〇〇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解决。车臣分裂分子当然不愿意等到〇一年束手就擒，他们此次武装冒险，袭击临近的达吉斯坦，是想利用各种势力忙于大选之际，打通里海出海口，为彻底独立创造条件。
　　　　时机到了。
　　　　八月五日早晨，叶利钦召见了普京：
　　　　“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诺维奇，我决定提议您担任总理。”
　　　　普京聚精会神的看着总统，没有说话。
　　　　这个反应有些出乎叶利钦的意料，他继续往下说：“你一定想知道我为什么要解除你前任的职务。我知道你和斯捷帕森是好朋友，你们都来自圣彼得堡，但现在不是考虑私人交情的时候。北高加索出现了武装叛乱，杜马选举也是一件麻烦事。现在只有你能完成这些任务。你要表现得沉着、勇敢，从而为自己赢得威信——要么什么都得不到。”
　　　　“您任命我做什么工作，我就做什么工作。”普京简短的回答。
　　　　在真正明白了总统的意图之后才作出回答，这是普京高于他的几个前任之处。
　　　　“如果是最高职位呢？”
　　　　普京迟迟没有做答，他开始意识到这是一次什么性质的谈话。
　　　　“我不知道，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想我还没有做好准备。”
　　　　叶利钦有点失望，他觉得普京应该更勇敢些。“你好好想想吧，我信任你。”
　　　　“我现在没有时间考虑个人职位的晋升，当务之急的是尽快平定叛乱，挽救被分裂势力威胁的国家。我需要您在这方面的坚决支持。”
　　　　“你需要什么权力，我就给你什么权力。”
　　　　普京离开以后，叶利钦把斯捷帕森和总统办公室主任沃洛申叫了进来。
　　　　“谢尔盖·瓦季莫维奇，我今天决定解除您的职务，并提名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诺维奇·普京担任总理。”
　　　　斯捷帕森涨得满脸通红，久久没有张口，他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总统的决定令他痛苦。
　　　　“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斯捷帕森艰难的开口了，“这个决定……为时过早了。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
　　　　接着斯捷帕森就开始向叶利钦解释，自己是如何忠心地为总统服务，甚至回忆了自己在九一年和九三年对总统的支持。他还请求总统再给他一次机会，他将马上联合右派筹建新的政党迎接杜马选举。就像一个被恋人抛弃的男人拼命回忆他们过去的甜蜜时光，想以此挽回已经属于别人的心，这种哀求总是能赢得眼泪，却从未改变过什么。一个国家总理竟然这样面对解职，真是太令人悲哀了。
　　　　“行了。”叶利钦用尽量温和的口气打断了斯捷帕森的倾诉，“我会好好考虑的，你先出去吧。”
　　　　斯捷帕森出去以后，叶利钦显得有些生气：“你在磨蹭什么？把解职书和任命书拿来！由你通知斯捷帕森他已经被解职，我不想再和他会面了。”他对沃诺申说。
　　　　沃诺申把准备好的文件放到总统面前，叶利钦很快在上面签了字。
　　　　八
　　　　媒体对斯捷帕森的解职一片哗然，如果说前几次解职还能找到一些捕风捉影的理由的话，这次则完全是莫名其妙。更莫名其妙的是，叶利钦居然把他以前一直牢牢控制的强力部门也交给普京，在随后发表的声明中，甚至将没几个人认识的普京作为自己选定的接班人：
　　　　“我相信，作为总理，普京将使国家深受其益，俄国人民将高度评价普京的性格品质以及工作作风。我对此深信不疑。我希望，所有在二〇〇〇年七月将站到选举站的俄罗斯人民同样坚信这一点。我非常了解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诺维奇，很早便开始仔细地观察他，当时他还是圣彼得堡市第一副市长。最近一些年我们一直肩并肩的工作。领导政府是一副沉重的担子、一个严峻的考验。他一定能胜任——对此我坚信不疑。而且，俄国人民也一定会支持他。”
　　　　报界对此的一致评价是：叶利钦疯了。
　　　　普京没有时间来理睬这些鬼话，也来不及体会高升的喜悦。他明白，必须马上行动起来，只有在入侵者尚未站稳脚跟之前就予以消灭，才能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阻止车臣分裂势力向整个北高加索蔓延。
　　　　八月十日，刚刚被提名为政府总理的普京发表讲话，表示“最近在北高加索地区出现的践踏法律的行为是不能容忍的，必须予以坚决打击。”
　　　　八月十一日，俄军向达吉斯坦集结。
　　　　八月十二日，普京主持召开达吉斯坦问题安全会议，制定平叛计划。
　　　　八月十三日，俄军大规模军事行动在达吉斯坦境内展开。
　　　　根据普京主持制定的计划，俄军一开始就出动飞机和远程大炮，对盘踞在达吉斯坦的非法武装进行狂轰滥炸，迅速切断车臣与达吉斯坦的战略通道，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对侵入达吉斯坦的孤军进行清剿。这种泰山压顶般的攻势令入侵者措手不及。至八月二十五日，俄军宣布在达吉斯坦的主要军事行动已经结束，两千名非法武装分子半数被歼，余者被赶出达吉斯坦。
　　　　九月份的时候，车臣叛军卷土重来，也很快被击溃，仓惶逃出达吉斯坦。整个达吉斯坦平叛历时一个月，歼敌2000多，俄军则付出了100多人的代价。新总理果断强硬的态度给公众和媒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叶利钦的神智似乎正在恢复正常。
　　　　现在的问题是，要不要穷追猛打，进攻车臣。
　　　　当然需要。九六年的协议极大的助长了分裂分子的气焰，中央权威荡然无存，州长们公开蔑视莫斯科的各种指令和政策。世界各国也以此为话柄，讥笑曾经兵威盖世的苏联解体后，继承了苏联大部分军事力量的俄国军队居然如此不堪一击。它一直被视为成为俄军的耻辱。近几年来，车臣地区一直是恐怖分子的安乐窝，在俄国境内制造了数不清的恐怖案件。尤其是在达吉斯坦平叛期间，他们在莫斯科制造了数十起爆炸案，造成200多人死亡，近千人受伤，首都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车臣不平，国难不已。
　　　　但问题仍然很多，侵入达吉斯坦的非法武装是孤军，不熟悉地形，也不受当地人民支持，消灭起来比较容易。而车臣处于实际上的独立地位已经八年了，有较好的民意基础，在协议签订后的三年，当权人物更是对内宣传民族狂热，大力发展军事力量，对外和阿富汗“恐怖大亨”本·拉凳勾结，早已作好迎接俄军来犯的准备。第一次车臣战争的阴影尤在，近几年俄国经济困难，军队待遇较差，纪律松弛，各种丑闻屡屡被媒体曝光，尽管在达吉斯坦平叛中表现出色，但在大规模、长时间的战争中，战斗力如何很难预计。杜马和总统选举在即，能够速战速决当然好，如果被拖入游击战的泥潭，军费开支过大，退又不能退，打又打不下，对政府威信的损害之大无以复加。而且，科索沃战争的前车之鉴尚在眼前，南联盟打击分裂分子的行动遭到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武装干涉，战前，人民狂热的支持强硬派总统米诺舍维奇，战后，却在选举中抛弃了他，而米诺舍维奇本人，则被抓到国际法庭受审去了。尽管西方国家不太可能对俄国采取军事行动，更不可能派几个特工来把总统抓走，但届时面临的政治经济压力不难想象。
　　　　打，还是不打？跟基里延科一样，普京必须尽快做出选择。
　　　　实际上普京已经做出了选择。在他制定的达吉斯坦平叛方略中，就包括了对车臣境内的军事目标进行空中打击的计划，而且确实在八月中的时候付诸实施。当时他就已下定决心，歼灭了入侵达吉斯坦的匪徒之后，立即趁势进军车臣，彻底解决车臣问题，绝不能等到二〇〇一年，更不能和叛军签订第二份耻辱的停战协议。没有国家团结、社会安定，一切改革措施都是扯谈。
　　　　——和普京相比，基里延科在行政管理和专业素质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唯一的缺乏的，是当挑战突然出现的时候，顶住压力，做出决断，并勇于承担责任的魄力。这种差异在平时很难被察觉，只有在危机来临时，它才会突然迸发，在一瞬间改变个人的前途，国家的命运——然后又消弭于无形。
　　　　九月十八日，普京发表讲话：
　　　　“俄联邦政府三年前与车臣当局签署和平协议是错误的。三年来，车臣武装分子有了喘息的机会，并把车臣变成国际恐怖分子的基地。根据协议，联邦军队撤出了车臣，并同意将车臣问题搁置五年。然而，车臣当局从未执行过协议，而且还在达吉斯坦和俄罗斯内地频频制造恐怖事件。在当前局势下，让协议多存在一天都是愚蠢的，联邦政府宣布：一九九六年八月签订的协议作废，车臣马斯哈多夫政权为非法政权。车臣是俄罗斯的领土，不管匪徒藏在车臣的什么地方，俄军都将把他们彻底消灭。”
　　　　九
　　　　十月一日，俄军装甲部队在炮火的掩护下，兵分三路，从达吉斯坦、印古什和斯塔夫罗波尔突入车臣境内。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
　　　　这次行动由普京亲自指挥。为了避免重蹈第一次车臣战争的覆辙，制定了全新的作战计划。传统的苏式作战方式注重地面进攻，以大量的装甲部队为前锋，强行突破敌军阵地。二战时的苏德坦克大战被认为是人类陆战史上的颠峰之作。冷战时期，世界军事界的普遍观念是，除了核武器外，没有任何力量能阻值苏联铁甲在大平原上的冲锋。但随着空军的发展壮大，这种作战方式落后了。在科索沃战争中，南联盟依靠苏联建立起来的防空系统和装甲部队，被北约的空军打得满地找牙——战争持续了三个月，让一个有着抵抗外敌入侵传统的国家屈服，而获胜方没有一个人在交战中死亡，这种梦幻般的胜利在人类战争史上还是首次。更直接的考虑是，苏军的作战方式无法对付诱敌深入的游击战和巷战，这也是第一次车臣战争失败的原因之一。从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来看，车臣叛军固然装备精良，但主要限于枪支、火炮、装甲车等传统武器，而无力建设一支昂贵的空军。因此，此次俄军放弃了主要靠地面强攻的传统，而是借鉴北约在科索沃战争中的策略，以己之长，攻彼之短，充分发挥空中优势，用空中轰炸摧毁各种地面防御，扫清障碍后再由地面部队推进。
　　　　在战争的第一阶段，俄空军对车臣境内的军事基地、弹药库、公路、桥梁、机场进行了狂轰滥炸，同时炸毁了车臣电视台和通讯设施，切断了车臣与外界的联系。除此之外，俄军还将车臣工业设施列为重点轰炸目标，摧毁了车臣非法武装控制的大量炼油厂、油井和输油管道。石油业是车臣经济的主要支柱，石油工业设施被摧毁后，车臣经济立即陷入瘫痪。
　　　　车臣虽然拥有二万多名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非法武装，但在俄军猛烈的轰炸之下，毫无招架之功，未作顽强抵抗便向车臣腹地撤退。俄军突破车臣边界以后，长驱直入，不到一周便占领了车臣三分之一的领土。十月七日，在俄联邦政府支持下，成立了车臣临时管理机构——国务委员会。
　　　　前线的军事胜利让这个喜欢烈酒的民族如痴如醉，苏联解体以来，他们头一次感到国家军事力量的给他们带来的安全感和自豪感。长期以来，饱受国家分裂、经济崩溃、社会动荡之苦的俄罗斯人民渴望一位强有力的人物的出现，结束这种混乱不堪的现状，他终于出现了。三个月前，很多俄罗斯人甚至还不知道他的名字，现在他们都认识了这个力主剿匪的总理、俄罗斯的民族英雄——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诺维奇·普京。
　　　　十月二十三日，俄罗斯新闻社发表了一条轰动全国的消息：普京首次在总统候选人的民意调查中名列榜首——普京只用了不到三个月就征服了俄罗斯。
　　　　随着普京声望的上升，各种不利的传闻开始出现。十月十三日，俄罗斯《今日报》发表了《普京将被解职》的文章，文章说：“一旦总统或他的亲信开始担心，他们再次选定的接班人的威望会过早的超过总统，那么他就要从跑道上下来了。”——实际上，俄罗斯媒体也是这样分析叶利钦解除切尔诺梅尔金和普里马科夫职务的。该报甚至煞有介事的说，克里姆林宫正在物色普京的接替者，被列入名单的有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长绍伊古和外交部长伊万诺夫。在经历了一连串莫名其妙的政府更迭之后，这种论调很容易获得市场。确实，在很多人看来，一切政治都是个人野心和阴谋诡计的结合，如果有人不按照这种规矩出牌，那倒是咄咄怪事。各种谣言迅速传播，甚至有消息称叶利钦宁可与车臣叛军达成妥协也要解除功高震主的普京总理职务。
　　　　在这种一人传虚，万人传实的情况下，将军们坐不住了，他们记得普京冒着危险亲临战场视察的情景：当时大家在一个军用帐篷里，普京举起一杯伏特加，建议为胜利干杯。正当大家准备一饮而尽时，普京猛然放下酒杯：“伙计们，等这块土地上不再有匪徒的时候，我再来喝这杯酒！”这一举动显然是精心准备的表演，当它确实起到了预计的效果。它让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将军们感到，总理是和他们在一起的。现在，他们觉得必须站出来支持普京。
　　　　十一月七日，车臣剿匪的将军之一弗拉基米尔·沙马诺夫接受了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的采访，他说：“如果命令我的部队停止进攻车臣，我将撕下军衔，离开军队，做个老百姓。我不想为这样一支军队服务。弗拉基米尔·普京现在是很多人追随的偶像，我毫不掩饰的说自己也是其中一员。俄罗斯人受人羞辱，向人乞讨，所有俄罗斯人对这一切已经受够了！”
　　　　随即，俄罗斯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也表示，如果下令停火，他将同其他将军一道辞职。
　　　　是的，对于军人而言，荣誉比生命更重要。他们在车臣已经蒙受了一次停火的耻辱，近几年来，外界对军队的描述不外乎从事走私、贩毒、洗钱等罪恶勾当，简直与黑社会无异。是普京给了他们洗刷耻辱的机会，军队用鲜血和胜利找回了他们在国家应有的地位，找回了人民的信任和尊重。他们绝不能接受第二次停火，绝不能接受普京被解职。
　　　　实际上，将军们的担心是多余的，情况正好相反。普京杰出的表现让叶利钦感到自己事业有托，他开始逐渐淡化自己，把普京推向政治舞台的中心。普京甚至开始作为国家领导人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他参加了奥斯陆领导人会议，负责向西方阐述俄罗斯在车臣问题上的坚决态度：“即使西方国家采取了经济制裁，在国家统一的大问题上，俄联邦政府绝不妥协，绝不打算接受任何停火协议”。所有的这些都是为了一个目的：让人民习惯普京，把他当作国家首脑来接受。让他们明白，普京就是未来的总统。所谓功高震主，正是叶利钦要达到的效果。面对将军们的警告，叶利钦向他们保证绝无罢免普京的意思，而且给车臣战争中几位功勋卓著的将军颁发了荣誉勋章，一场误会很快消弭。
　　　　十
　　　　处理车臣战事的同时，普京仍在积极准备杜马竞选。在叶利钦的巧妙安排下，普京和克里姆林宫唱起了双簧：
　　　　普京利用自己在车臣战争中树立起来的威信，把右派政党聚集到自己麾下，成立了支持政府的右派“团结”同盟参与杜马竞选。“团结”同盟的竞选口号是：“拯救并捍卫祖国”，把自己塑造成为亲政府的“合作派”。这样，它就可以利用普京的个人优势来提高支持率。同时，克里姆林宫开始集中火力攻击“祖国－全俄罗斯”竞选联盟和他们的首领普里马科夫，以期求得两败俱伤的结果。尽管人人都知道“团结”联盟的成立背景，也知道普京是克里姆林宫选定的接班人。但普京本人并不公开表态支持一方或攻击一方，也不参与任何竞选活动，让他的对手们想攻击他也无从下手。这样，即将退位的叶利钦充当了普京的冲锋队和挡箭牌，而普京则专心车臣战争和行政事务，继续保持其不讲空话、多干实事的“实干家”形象。
　　　　这一招不可不谓之狠毒，它让反对派们有劲使不上，陷入与克里姆林宫无休止的口水战，只能眼巴巴的看着他们真正的对手普京的支持率不断上升。当然，它也确实让总理可以全心全意的为国家服务，使国家机构能够在一片混战中正常运转，这对处于战争和经济制裁中的俄罗斯非常重要。
　　　　在经济发展上，尽管没有什么证据说明普京具有管理经济的特殊才干，但他却有比基里延科更好的运气。基里延科上台不久就碰上了国际石油价格下跌，而普京上台不久石油价格就重新上扬，加上卢布贬值的影响，以及普里马科夫执政时期打下的坚实基础，使俄罗斯在西方经济制裁、世界银行暂停对俄援助的情况下，国际收支状况仍然得以改善，经济缓慢复苏，真可谓天助普京。在十一月二十四日，普京执政一百天的日子，他在向杜马汇报工作中指出：俄罗斯今年头九个月的经济和金融形势有了一些好转。工业总产值在头九个月增长了7.5％，预算收入增长3％，均高于预期。拖欠的退休金已经全部偿清，拖欠的工资额也正在减少。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都有所下降。从而推翻了关于俄罗斯通货膨胀上升、工业生产和国内总产值下降将持续2－3年的预言。
　　　　但普京也并不讳言，这种成就是在国际石油和天然气价格上涨的情况下取得的，俄罗斯内部的经济结构调整，市场机制的完善还远远不够，资本外逃、外债利息沉重、经济结构单一等问题仍然威胁俄罗斯经济的发展，一旦石油和天然气市场行情恶化，国内经济将不得不面临极为严峻的挑战。总之，普京讲述了经济发展的成就，却明智的未将经济发展的功劳记在自己头上。对议员们提出的各种问题，他一一作了回答。对一些他不了解的问题，他就直接说他实在不知道怎么回答，而他的财政部长或能源部长可能知道得更多一些。
　　　　普京汇报中体现的务实作风给喜欢刁难政府的议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很顺利的就通过了杜马这一关。这当然也成功的提高了普京的支持率。
　　　　十一月二十四日，离杜马选举还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在叶利钦的授意下，普京突然抛开在杜马选举中采取的中立立场，卷入竞选。他在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在所有的竞选联盟中，只有‘团结’联盟真正支持现政府。作为俄罗斯公民，我将投票支持‘团结’联盟。”并呼吁支持他的人民也投“团结”同盟一票。 “团结”联盟领导人绍伊古第二天立即对此作出呼应，他说：“‘团结’它是亲政府的政治联盟，它的目的就是在杜马中建立一个支持政府的议会党团。以结束长期以来，由于政府和议会的对抗而导致各种改革措施无法顺利施行的局面。”
　　　　普京的突然袭击令其它党派猝不及防，因为他们一直在避免和威望正高的总理正面冲突。他们被迫仓促应战，发表了一些批评普京的言论，但已经太晚了，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谁也无法阻挡“团结”联盟支持率的飙升。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十九日，俄罗斯杜马选举如期举行。选举的结果是“团结”联盟大获全胜。这个新成立100多天的竞选联盟共获得74个席位，一举成为杜马第二大党团。俄共尽管仍然是杜马第一大党，但其席位从157降到了110，左派失去了对杜马的控制力。 中间势力“祖国－全俄罗斯”联盟获得了66个议席，退居第三，而在普京上台之前，他们一直被认为是有能力挑战俄共首席地位的势力。显然，克里姆林宫的策略取得了预期的效果。普京成了杜马选举最大的赢家。
　　　　得知杜马选举的结果，叶利钦心满意足的笑了。他一系列魔术般的换人取得了惊人的效果。他对时机的把握恰如其分，面对不同的局势进退自如，巧妙的利用各种政治势力和人物的关系，合法但灵活的运用政治手腕，使政府的频繁更迭没有引起社会动荡，更没有引发宪政危机，终于挑选出自己满意的继承人，并成功的帮助他获得俄罗斯人民的支持。
　　　　不，这还不是最后的胜利。现在，必须像普京剿灭车臣叛军一样，乘胜追击。这将是他一连串精彩攻势的最后一招，也将是最出人意料、摄人心魄的一招，他集中自己剩下的全部政治资源全力攻出，彻底断绝他的对手们的所有希望……
　　　　十一
　　　　十二月二十九日，新千年来临的倒数第二天。杜马选举的硝烟已经散去，总统选举的大幕尚未拉开。俄罗斯人民暂时忘却了政治角逐的紧张气氛，准备着迎接新千年的到来。莫斯科市内张灯结彩，各种庆典活动已经准备就绪，整个城市沉浸在节日的喜庆气氛中。以至于连最敏锐的观察家都没有察觉出普京在因特网上公开发表的《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中蕴涵的深意：一直以实干家形象出现的普京破天荒的用上万字的篇幅阐述了自己的执政纲领。文中声称尽管面临种种困难，市场和民主的改革道路仍将坚持下去，这似乎是在做出某种承诺，或者说保证。
　　　　莫斯科时间十二月三十日中午十二点，由于世界各地时差的存在，最早迎来的新千年的汤加共和国即将迈过一九九九年的门槛，世界各国的电视台都将现场直播汤加的千年庆典，所以大部分俄罗斯人都跟全世界人民一样，早早的打开了电视。
　　　　突然，叶利钦总统出现在了电视屏幕上，向全国发表讲话。按照惯例，俄罗斯总统通常在新年的钟声敲响前几分钟发表新年贺辞，叶利钦此时出现大反常规。人们隐约感到，叶利钦又要有什么惊人之举：
　　　　“亲爱的同胞们：
　　　　距离我们历史中那个不同寻常的时刻只剩下不多的时间了。二〇〇〇年即将到来。一个新的世纪，一个新的千年即将到来。
　　　　我们每个人都拿这个日子作过对比，从小到大都盘算过，二〇〇〇年时我们将多大岁数，我们的妈妈和我们的孩子将多大。曾几何时，我们一直以为，这个非同寻常的新年还很遥远。可转眼之间，这一天已经来到了。
　　　　亲爱的朋友们，我亲爱的同胞们！
　　　　今天，我最后一次向你们发表新年贺辞。但这并非全部。今天，我最后一次作为俄罗斯总统向你们发表讲话。
　　　　我作出了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我经过了长时间痛苦的考虑。今天，在本世纪的最后一天，我将辞职。
　　　　我多次听到有人说：叶利钦会不择手段地把持政权，他不会把权力交给任何人。这是胡说。
　　　　问题在另外一个方面。我一向表示，我绝不背离宪法一步。我说过，杜马选举应当在宪法规定的期限内举行。这一点做到了。我也曾同样希望选举能在二〇〇〇年六月如期举行。这对俄罗斯非常重要。我们希望开创实现政治文明、自愿交接的一个重要先例。由一位俄罗斯总统把权力交给另外一位新当选的总统。
　　　　但我还是作出了另一个决定。我要离开，提前卸任。
　　　　我意识到，我必须这样做。俄罗斯应该随着一批新的政治家，随着一批新人，一批聪颖、强有力和精力充沛的人一同跨入新千年。
　　　　而我们，那些已经执政多年的人，应当离去。
　　　　看到人们在杜马选举中满怀希望，满怀信任地投了新一代政治家的支持票后，我意识到，我已经完成了自己一生中最主要的事业。俄罗斯已经永远不会回到过去了。俄罗斯今后只会向前迈进。
　　　　我不应妨碍这个自然的历史进程。当国家已经出现能够胜任总统职务的强有力的人物，而且今天几乎每个俄罗斯人都把自己对未来的希望与他联系起来的时候，还用再执政半年吗？我干吗要妨碍他呢？干吗要再等半年呢？这不合我的心意，不合我的性格。
　　　　今天，在这个对我不同寻常的日子里，我想比平常多说几句心里话。
　　　　我想请你们大家原谅！
　　　　原谅我们大家的许多理想没能实现，原谅我们以为简单的事情，竟然变得那么沉痛。我请大家原谅，我辜负了许多人的期望。他们曾经相信，我们可以一蹴而就地、轻而易举地从灰暗、停滞、集权的过去，跃入光明、富裕、文明的未来。我本人相信过这一点，以为这是举手之劳。
　　　　一蹴而就没有实现。我在这方面显得过于天真了。有些问题也过于复杂了。我们在错误和挫折中摸索着前进。在这期间，许多人经受了震荡。
　　　　但我希望你们知道一点。我过去从未说过，今天对你们说出这一点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你们每个人的痛楚，也就是我的痛楚。它令我心痛，令我夜不能寐，让我苦苦思索——怎样才能让大家过得轻松一些、好一些，哪怕是一点点。对我来说，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任务了。
　　　　我就要离去了。我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我离去不是因为健康原因，而是所有问题综合促成的。接替我们的是一代新人，他们能够做得更好，做得更好。
　　　　根据宪法，在辞职时，我签署了命令，将俄罗斯总统职权移交给政府总理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诺维奇·普京。根据宪法，在今后三个月内，他将担任国家元首。三个月后，同样根据俄罗斯宪法，将举行总统选举。
　　　　我始终相信，俄罗斯人具有惊人的智慧，所以我对你们在二〇〇〇年三月底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毫不怀疑。
　　　　临别时，我想对你们每一个人说，祝你们幸福！你们理应得到幸福，理应得到幸福和安宁！
　　　　亲爱的同胞们！新年快乐！新世纪快乐！”
　　　　这是一次精心准备的演讲，很少有人能够不被一个临别总统的真情流露所感动。人们都还记得叶利钦登上总统宝座的过程，那是惊心动魄的，当他卸任的时候，没有政变，没有军队，也没有万众欢呼，但他在这一瞬间所做的，可能比他过去八年做的还要多。他没有履行完宪法规定的总统任期，但在演讲中，他三次强调“根据宪法”。他希望普京成为下一届总统，但在演讲中没有呼吁人民选举普京，只是表示对此满怀信心，最后的结果，仍然要由人民来决定。是的，宪政、民主，正是叶利钦一生所追求的事业，也是俄罗斯千年历史上一直缺乏的东西。当他明白自己的离去更能促成这一伟大事业实现的时候，他做出了痛苦而又伟大的选择。最高权力的宝座只有一个，能够获得它的人太少，获得它之后，又能够明智的和它告别的人更少。叶利钦做到了，从而使自己步入人类历史上少有的伟大人物的行列。当然，除了民主与宪政，他还追求过一个目标，与前两者相比，这个目标是更重要、更根本，那就是人民的幸福与安宁。无庸讳言，他没能实现这个目标，而且差得很远，也输得很惨。但在走的时候，他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衷心请求人民的原谅。他在最后证明了，他是个失败的英雄。他选择了在九九年的最后一天辞职，不仅是为了获得轰动效应，也把自己永远锁在二十世纪的门后，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俄罗斯完整的划归“叶利钦时代”，也把新的世纪完整的交给了年轻一代。当天文学家和历史学家们为了〇〇年还是〇一年才是二十一世纪的开端争论不休时，叶利钦用行动替俄国解决了这一难题。
　　　　这篇演讲稿的措辞也很讲艺术，它看起来只是在支持普京，而没有攻击任何人，实际上，当他说到“我们”——而不是“我”——“这些执政多年的人，应当离去。”的时候，人们很自然的会把普京最主要的对手普里马科夫、卢日科夫和久加诺夫归入应当离去的人的行列。它把一个老人动情的告别与推荐政治继承人搭配起来推销，让后者也具有了一种感人肺腑的力量。它选择在中午而不是晚上播出，是为了让全世界都能在新千年来临之前听到，让人民在投票选总统时，也不得不考虑一下“国际影响”。根据宪法，总统辞职后由总理代行总统职权，正式的总统选举将在辞职后三个月举行，在普京优势明显的情况下，叶利钦用合法手段让总统选举提前了三个月，让其他候选人丧失了扭转劣势的最后机会。厌倦了政局动荡的俄罗斯人，在普京已经成为国家首脑之后，只要他表现尚可，他们就不会冒险更换一个没有“试用”过的总统。所以，当叶利钦说他毫不怀疑俄罗斯人们将在二〇〇〇年三月底作出什么选择时，他确实是充满信心的。
　　　　签署完了生平最后一道命令的叶利钦走出了克里姆林宫，在深冬的寒风中，他最后一次向俄国挥手。他转过身，看着站在身后的普京总统，他突然间觉得还有很多东西没有交待，还有很多话需要说。他克制住自己的泪水，只对他说了一句：“珍惜俄罗斯。”
　　　　随即走下台阶，走进汽车，消失在二十世纪最后一个寒夜中……
　　　　
　　
 作者：mig27　回复日期：2005-5-20　16:59:41　  
　　王世充东据洛阳，西占徐州，南达襄阳，北抵黄河
　　---------
　　写错了吧！位置反了！
 作者：第八元素　回复日期：2005-5-24　11:32:25　  
　　后记：领袖的告别
　　直到写完本文以后，我才想起来问自己，这篇文章到底是在写普京，还是在写叶利钦？它到底是在讲述获得权力，还是与权力告别。后来我才明白，二十世纪俄罗斯最后一次权力交接，正是这两个人，两条路的完美结合。普京以其优秀从品质和出色的才干，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实现了从克里姆林宫的一个普通文秘人员到俄国总统的不可思议的飞跃，成就了一段俄国历史上千年未有的政治传奇。而身为的叶利钦能够审时度势，果断的把权力交给只当了四个月总理的普京，尽显大政治家的风范，堪称神来之笔。他的告别，是我所见过的最精彩、最伟大的政治家的告别。
　　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通过报纸和电视亲眼目睹了这一段历史。当叶利钦91年上台的时候，我还在读小学，跟家里人一起悲叹“苏联老大哥”的解体；当96年俄国第二次总统选举的时候，我和大部分关心政治的中国人一样，希望俄共总书记久加诺夫当选；当金融风暴席卷俄罗斯的时候，我正在读高一，天天买参考消息，以有点幸灾乐祸的心情关注着我们邻国一步步走向经济崩溃；当叶利钦解除切尔诺梅尔金的职务的时候，我在读高二，有一天到我二姐家吃饭，发现她手下的一些女业务员们竟然也在叽叽喳喳的议论一个35岁的年轻总理；当叶利钦一口气任命了普里马科夫、斯捷帕森、普京之后，我已经进入了繁忙的高三，而且也对他没完没了的换将失去了兴趣，对于普京是谁毫不关心——反正他很快就会被换掉；直到1999年12月31日那天晚上，学校放假，我回家和家人吃过晚饭，打开电视静静等待新千年的来临，却看见新闻联播里播出一条令人吃惊的消息：叶利钦辞去总统职务，由普京代理总统职务。
　　我当时的感觉是，叶利钦被人赶下台了？普京发动了政变？
　　直到后来才知道，原来我跟很多人一样，上了老叶的当。这真是二十世纪末期最精彩的一b出政治演出！十年之间，叶利钦已经改变了俄国这个上千年专制传统的国家的政治游戏规则：最高权力者并不是只有死神和政变可以让他下台。他的离开和华盛顿的离开一样，使由他开创的事业得以延续。
　　不过，如此潇洒的告别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权力的魔力如此巨大，所以才有那么多英雄人物为之呕心沥血、机关算尽，而能够在竞争中获胜，登上最高权力宝座的人物，一般都是很有远见、具有非凡毅力的人，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人物。但再伟大的英雄也有他老去的一天，不管愿意不愿意，他总会以某种形式失去最高权力。这对于那些统治欲极强的领袖人物来讲，离开常常是痛苦的，往往使他们显得拖泥带水、犹豫不决，也只有在这个时候，那些令人高山仰止般的伟大人物们才暴露出他们作为普通人的弱点。
　　德国前总理阿登纳就是其中的典型。
　　在西方国家领导人中，康德拉·阿登纳出人头地实在太晚了。1949年9月，他已经73岁了，别人在他的年纪，早就回家养老了，而他的事业才刚刚开始，出任西德联邦政府总理。他一上来就对最高权力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当上总理的第一天，他一大早就来到总理府，尽管第一天除了一些礼仪性的声明、接受祝贺外没有什么要紧的事，他还是在总理府一直呆到晚上八点才离开。
　　1959年，阿登纳一口气当了十年总理，已经83岁。当时西德总统特奥多尔·豪斯结束了第二任期，宣布隐退。阿登纳表示自己要放弃总理职位，竞选没有实权的总统，接受最高荣誉。但他不愿意把权力交给副总理、基民盟的二号人物路德维希·艾哈德，过了几天，他又突然改变主意，宣布自己要第四次参加总理选举。正因为艾哈德随时可能接班，他看到这位副总理就十分不顺眼，就在内阁会议上，多次当众指责艾哈德烟抽得太多，酒喝得太多，甚至饭也吃得太多，并对此表示极大的憎恶。
　　1962年，阿登纳以86岁的高龄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政府首脑出访，要有私人医生随行，这本来是惯例。但他唯恐别人说他衰老不堪，没有医生就不能出门，因此坚决拒绝医生随行。见到了戴高乐，戴高乐跟他说：“我已经71岁了，感觉自己太老了，是不是该退休了？”阿登纳一听，连忙向他宣传自己发明的“极限”理论：“我71岁的时候还没有当上总理呢，你就想着退休了。我告诉你，人的衰老是有极限的。人只要活过了一定的年纪，突破了这个极限，就不会再老了，就会永远年轻。”把戴高乐说的大点其头。
　　虽然阿登纳不肯承认新陈代谢的自然规律，但从他77岁那年开始，记忆力就明显减退了，做事情经常自相矛盾。由于议会第一大党基督教社会民主联盟是他一手创立的，党内骨干都是他的门徒，所以大家一直容忍他死死占据总理的位置长达14年。直到1963，他已经87岁了，还对他的秘书说：“一个人永远不要说‘为时已晚’，连政治方面也不会有太晚的事情。做出新的开端，始终不晚。”言下之意，他还可以再干十四年。他的门徒们终于忍无可忍，响起了“这个老头必须滚蛋”的呼声，并积极筹划，利用他外出休假的机会召开基民盟主席团会议，指派艾哈德继任总理职务。
　　阿登纳只得依依不舍的离开了绍姆堡宫。
　　当然，表现得象阿登纳这么夸张的人也是少数，大多数人表现为一种介于阿登纳和叶利钦之间的复杂心理。戴高乐在1946年的辞职是很潇洒的，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尊重民主、激流勇退的民族英雄形象。第二次掌权后，尽管他在总统府爱丽舍宫住了十年，但他始终只放在那里几本正在阅读的书和换洗衣服，家里的东西都放在科隆贝，好像随时准备离开的样子。他在1969年的“五月风暴”中镇压学生运动，在人民中丧失了威信。将军是高傲的人，不屑于当一个不受人民支持的总统，于是他决定通过公民投票来决定自己的去留。但当时的情况，大家都明白78岁的戴高乐已不可能在投票中获胜，既然将军一意孤行，很多戴高乐的追随者都开始把宝押在总理蓬皮杜身上。德勃雷、沙邦－戴马尔等人纷纷对蓬皮杜表示愿意支持他竞选下一任总统，希望在下一届政府中“发挥作用”。蓬皮杜自己也表示如果戴高乐在投票中失败，他将参加总统竞选。蓬皮杜是戴高乐亲手提拔起来的，也是他自己公开指定的接班人。在已经注定的投票结果出来之前做一些准备，也是为了维护政局稳定的正常之举，但戴高乐认为这是一种背叛。含沙射影的谴责蓬皮杜说：“过去，某人、某人背叛了我。而现在，又出来了一位某人。你们瞧，纵然某人巴不得我死，我还是活的好好的。”后来蓬皮杜的夫人卷入了一桩丑闻，蓬皮杜去寻求戴高乐的支持，却遭到戴高乐的一阵冷嘲热讽。他后来才知道戴高乐想利用这件事把他搞臭，前一阵正好蓬皮杜父亲去世，他不得不悲叹道：“我同时失去了两位父亲。”尽管投票结束以后戴高乐立即离开了爱丽舍宫，而后来蓬皮杜当选总统后也一直奉行戴高乐的内外政策，但戴高乐还是直到去世都没有原谅蓬皮杜，甚至葬礼也不许他参加。
　　和一向孤傲的戴高乐相比，丘吉尔是比较宽容大度的。1945年，当他的助手告诉他保守党在选举中失败的消息时，他正在洗澡。他听完后说道：“人民有权踢我下台，这就是民主，不然我们为何而战呢？现在，请你把浴巾递给我好吗？”他说得倒挺潇洒，实际上心里很不是滋味，回到英国后就把普鲁塔克的那句名言到处宣扬，又是题词又是写信又是演讲的，搞得全世界都知道了。后来他第二次当选，在1955年因为健康原因把保守党的领导权交给艾登，但老是觉得艾登这也不行那儿也不行，即使在艾登已经领导保守党获得了选举的胜利之后，他还跟自己以前的老部下说：“我觉得艾登还不成熟，不能挑起大梁，很多重要的事情你们还是先请教一下我比较好。”
　　我想，人的一生总是要面临很多的告别，和权力、朋友、爱人、亲人的告别，从领袖们的告别，我们可以把这些告别分为不同的层次：
　　最低的层次是阿登纳的层次，不肯接受不可改变的事实，死死抱着权力不放，最后还是只能很不体面的下台。本文中的斯捷帕森也是这样的例子，他追随叶利钦十年之久，应该明白总统做出的决定是不会更改的，但真要他去职的时候，仍然抱着侥幸心理，苦苦哀求总统收回决定。叶利钦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他觉得“自己无权打断斯捷帕森的倾诉”，并对此深感自责。但是，他最后还是忍不住打断了——尽管是用一种非常克制的态度。并在斯捷帕森走后把火气发到自己的办公厅主任身上，看来他确实是已经很不耐烦了。斯捷帕森不到四十岁就成为掌管全国警察力量的内务部长，可谓权势惊人（如果中国出现一位不到四十岁的公安部长，可以想象他将会成为一个什么传奇），但毫不客气的说，他在此刻的表现确实象一个懦夫。
　　第二个层次是戴高乐第二次辞职和丘吉尔两次下台的层次，即尽管心理不太情愿，但是当那一刻真正来临的时候，能够抱着乐观的心态接受。戴尔·卡耐基对此的论述十分精辟：“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势必遇到许多不快的经验，它们是无可逃避的，我们也是无所选择的。我们只能接受不可避免的事实做自我调整，抗拒不但可能毁了我们的生活，而且也许会使我们精神崩溃。”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曾说：“接受事实是克服任何不幸的第一步。”
　　第三个层次也是最高的层次就是叶利钦的层次，也是华盛顿的层次，是戴高乐第一次辞职的层次。他们不是去接受，而是在那不可避免的一刻来临之前，主动选择最好的时机果断出击，让告别也具有了开创性的意义。第一个层次我称为“俗”，第二个层次可称为“勇”，第三个层次则是“奇”。世界上绝大部分人停留在“俗”的层次，告别的时候哭哭啼啼、依依不舍，在世俗的眼光看来也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而少部分人可以达到“勇”的层次，在人生的挫折面前，他们无愧于勇敢者、英雄的称号，也是常人通过磨炼自己的意志、改善自己的心态可以达到的层次。而第三个层次则和前两个层次有质的不同，只有少数绝顶人物能够达到。他们首先是“勇”，但更是“智”，能够变被动为主动，化腐朽为神奇，让结局成为开端，让告别成为永恒，令人叹为观止。华盛顿正直盛年，可以再当两届，然后在体力不支的时候告别，只要不是老死在总统位置上，就无损他的美誉，这便是“勇”的境界。但他坚决只当两届，在自己声誉最高的时候辞职，用行动号召人们秉承美国革命平等自由民主的理想，开创了美国总统任职不超过两界的惯例，这就更奇妙、更精彩，这就是“奇”的层次。叶利钦还有六个月结束任期，他到时候自动离职，把权力顺顺当当的交给普京，自己高高兴兴的回家养老，这是“勇”的境界。但他却在新千年来临之际主动辞职，把旧的东西留给过去，把新的东西留给未来，让已有的胜利更加巩固，彻底断绝了俄罗斯回到过去的老路的可能，让全世界都猝不及防，把平平淡淡的告别变成美丽绝伦的表演，这就更好、更漂亮，这就是“奇”的层次。
　　当然，“奇”的境界太高，所以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它不仅需要绝顶的勇气和智慧，还需要很难得的机遇。刻意追求这种境界，反而可能弄巧成拙。我们在面临生活中的告别时，应该尽量摆脱“俗”的层次，举的起放得下，追求“勇”的层次，处处表现出乐观、大度。而如果遇到了恰当的时机，能够适时的“奇”上一把，那就更加妙不可言了。
　　　　
 　　
 作者：第八元素　回复日期：2005-6-23　22:48:50　  
　　林肯：人间的基督
　　
　　“上帝启示我说，只有鲜血才能洗刷这片国土上的罪恶。”
　　 ——彼得·埃克斯 1837年
　　 ——约翰·布朗 1859年
　　 ——六十万美国人 1861－1865年
　　 ——亚伯拉罕·林肯 1865年4月15日
　　
 作者：第八元素　回复日期：2005-6-23　22:50:20　  
　　背景：
　　美国独立的时候，只有靠近大西洋沿岸的13个州，北方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和南方的种植园奴隶制经济并存。随着美国领土不停的向西部扩张，这两种力量之间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冲突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经济上的原因，双方都要求在新获得的领土上建立对自己有利的经济制度，以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二是文化上的原因，早期的北美殖民者都是来自英国的清教徒，他们为了躲避英国国内传统宗教势力的迫害而来到这里，信奉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因此把奴隶制看成是一种对上帝信仰的亵渎。他们默认南部的奴隶制度，只是出于一种维护国家团结而做出的妥协，他们希望把奴隶制限制在一定范围内，让它随着经济的发展奴隶制能够逐渐消亡，因此不能容忍奴隶制向新的地区扩展。三是政治上的原因，美国的立法权主要集中在参议院，而宪法规定参议员名额是每州两个，所以种植园奴隶主认识到，随着新州的不断设立，如果畜奴州的数量不变而自由州的数量逐步增加的话，那么就会在参议院表决中丧失优势，一些限制甚至废除奴隶制的法律就会得到通过，从而危害自己的利益。所以必须尽可能的让西部各州成为畜奴州。反之，自由州也有相同的考虑。
　　双方一开始都谋求在宪法的框架内寻求妥协，比如著名的1820年《密苏里妥协案》中就划定以北纬36度30分为界，这条界限以北的地方新设立的州为自由州，以南的为畜奴州。但这种妥协只能是暂时的，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北方的激进分子秘密组织帮助南方黑奴逃往北方，而南方则根据1850年《逃亡奴隶法》到北方大肆搜捕，双方互相敌视，已经越来越超出了理性的范围而采取感情用事。
　　1854年，坎萨斯和内布拉斯加向联邦申请成为正式的州。按照《密苏里妥协案》，这两个州都在分界线以北，应该成为自由州。但民主党议员史蒂芬·道格拉斯却向参议院提交了《坎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主张由本州的公民来投票决定是否允许畜奴，并最终使这一法案得到了通过。这样，双方都拼命的向这两个州移民，又在选举中采用各种违规方式比如伪造选票来争取多数。最后，这种斗争终于突破了理性和法律的界限，在坎萨斯爆发了一场小规模的武装冲突，史称“坎萨斯内战”。
　　在这种形势下，美国传统的两大政党——辉格党和民主党也分裂了。部分北方民主党人以本党提出的这样一个法案为耻，他们宣布退出民主党，联合辉格党和其它一些对奴隶制持否定态度的党共同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党。为了彰显《独立宣言》中人人平等的精神，他们从《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杰斐逊创立的“民主共和党”中去掉民主一词，起名为“共和党”。奴隶制的存废问题，已经成了美国政治的核心问题，所有政治家都必须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而这种回答也就压倒对其它一切问题的回答成为了他能否获得人民支持，获得哪一部分的人民支持的决定性因素。
　　这个国家正面临着它成立以来最大的挑战。
　　
 作者：第八元素　回复日期：2005-6-23　22:51:23　  
　　一
　　美丽的弗吉尼亚，位于美国大西洋沿岸的中部，华盛顿和北卡罗莱州之间，它的西部是南北纵贯美国东部的落基山脉，东部则是广阔的沿海平原，这样的地理环境决定了它水量充沛、河流众多的地理特征。在它境内，横卧着四条大河——波托马克河、约克河、詹姆斯河、拉帕哈诺克河，这四条河流都发源于落基山脉，从西向东，在崇山峻岭之间奔流而下，切割出阴森可怖的大峡谷，进入平原后又变得宽阔而舒缓，在两岸滋养出茂密的森林和肥美的草原，最后在切萨匹克湾入海，汇聚成一片浩瀚的湛蓝，并在这里形成了无数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物产丰饶的沿海三角洲。当1607年第一批英国移民来到这里的时候，满心激动的感谢上帝赐予了这块美丽而神奇的土地，让他们可以逃脱宗教迫害和君主专制，在这个新世界里寻找人类文明史上从未有过的“自由”和“平等”。经过一个半世纪的孕育，在它那巍峨的群山、广阔的平原、险峻的河谷、浩浩的江流所汇成的美景之中，终于诞生了比这些大自然的神工鬼斧更为灿烂的思想——1776年，一个叫做托马斯·杰斐逊的弗吉尼亚人在费城的一间三层的小屋里这样写道：“人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被造物主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力，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正是为了维护这些权利，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这些文字后来经第二届大陆会议通过，成了举世闻名的《独立宣言》，人类政治文明史上一份划时代的文献。而在一年以前，另一位叫做乔治·华盛顿的弗吉尼亚人已在波士顿的坎布里奇宣誓就任北美大陆军总司令，率领人们为了自由和平等而战。他手持战刀向士兵和将领们致敬，和他们一齐高喊：“不自由，毋宁死！”——这个著名的口号，来源于帕特里可·亨利1775年在第二届大陆会议上那篇不朽的演讲，他也是一个弗吉尼亚人。
　　卓越的领袖、灿烂的思想和壮丽的河山，共同造就了弗吉尼亚的光荣和伟大。然而，这样的伟大从它一开始就伴随着不谐的杂音。1619年，弗吉尼亚第一批移民达到后的第12年，弗吉尼亚召开了北美第一个民主选举的立法机构——市民院，而也就是在这一年，一艘荷兰军舰运来了这块土地上第一批黑人奴隶。1776年，当杰斐逊在奋笔疾书《独立宣言》的时候，在隔壁的小房间里，住着两个他从弗吉尼亚带来服侍自己的黑奴。一切看起来竟是那么的协调，似乎谁也不想去打搅谁。多少年了，自由与奴役同时存在在这块土地上，看起来就像自古以来神圣与谎言、崇高与罪恶、男人与女人同时存在于这个地球上一样自然，符合上帝的法则。高傲而又富有学识的种植园主们也习惯于这样的思维并相信这是真理：“人人生而平等，但是黑人除外。”由于弗吉尼亚是位置最北的畜奴州，再往北就全是自由州了，所以这里经历了比别的州更多的争论、冲突、反思、抗拒，但黑人奴隶制始终在这块土地上留存下来了，它就这样与整个美利坚的立国理念矛盾但和平的相处了两个多世纪。
　　直到1859年10月16日的那个晚上。
　　在弗吉尼亚的哈帕斯渡口，这里临近弗吉尼亚第一大港口也是南部海军基地的诺福德，有一个联邦军队的军火库，在附近有不少大的种植园，可以很方便的利用渡口运输货物，将原棉转运出口到英国。如同很多发生重大事变的夜晚一样，这也是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军火库有两个卫兵把守，他们也跟电影里常见的那种倒霉鬼一样，心不在焉的打着瞌睡。在那个没有电灯的时代，黑夜带来的是死一般的沉寂。正是在这样的无声无息中，一艘载着二十多个武装人员的船悄悄靠岸了。
　　“啪、啪、啪”几声枪响打破了黑夜的沉默。59岁的约翰·布朗带着他的五个儿子、五个黑人和其它十来个志愿者偷袭了联邦军火库，他们很快得手，获得了大批武器。留下两个人看守军火库之后，他们又袭击了附近的几个种植园——能够在黑夜里如此迅速的行动，显然是精心准备了的。奴隶主们从梦中惊醒，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就被抓了起来。老布朗把所有的黑人奴隶聚集到一起，向他们讲话：
　　“我的黑人朋友们，你们自由了！我已经得到上帝的启示，在这个国家存在了两百多年的罪恶的奴隶制度马上就要灭亡了。它会被一场即将来到的战争毁灭！我们已经夺取了军火库，现在有很多武器。让我们拿起武器，一起进行这场消灭奴隶制度的战争！”
　　约翰·布朗是最先抵达北美殖民的“五月花”大帆船上那批移民的后裔，坚信自己的祖先飘扬过海来到这片蛮荒的新大陆是为了追求每一个人的自由，而不是一部分人的自由。他是一个激进的废奴主义者，曾经参加过“坎萨斯内战”，最后废奴主义者获得了胜利，全民投票的结果是坎萨斯以自由州的身份加入联邦。这次胜利使得布朗相信只有通过战争才能消灭奴隶制度，在经过一番精心的策划以后，他带着自己的儿子和一些志愿者举行了这次起义，希望由此激起大规模的奴隶暴动。
　　老布朗慷慨激昂的讲完之后，黑人们躁动起来，但没有什么热烈的反应。他叫战友们把从军火库拿到的武器抬了出来，拿起其中一支，“砰、砰、砰”朝天开了三枪：“战争已经开始了！凡是不愿意被奴役的人，站出来！拿起你们的枪，为自由而战斗吧！”有人走了出来，但更多的人无动于衷，用惊恐的眼神看着眼前的一切，当布朗的眼光扫过来的时候，他们慌忙避开了。
　　“唉，可怜的人们，愿上帝保佑你们……”布朗轻叹一声，将剩下的黑人全部遣散。
　　经过一整夜的袭击，第二天，老布朗组织起了一支一百人左右的起义队伍，占领了整个哈帕斯，并向全国发表公告，呼吁所有黑人奴隶都起来和他们一起为消灭奴隶制度而战。
　　布朗起义的消息象旋风一样迅速传遍的全国，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关注的热点。但起义者们等了很久，也没有等来期待中的奴隶起义，而等来的只是亲奴隶主集团的联邦政府派遣的1000名民兵和一支由罗伯特·李指挥的海军陆战队。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交火。由于敌众我寡，起义军大部分战死，约翰·布朗重伤被俘。
　　北方的废奴主义者们积极筹划把狱中的布朗救出来，被他拒绝了：“上帝启示我，只有鲜血才能洗涤这片国土上的罪恶。我曾经以为不用流很多血就能做到这一点，现在看来，这是徒劳无益的，将来必会有更大的流血。我活着已经不能再做更多的事情，死了反而更有意义。我希望我死后能够活在青年们的心中，激励他们在不久的将来为自由的事业而奋不顾身。”
　　1859年12月2日的早晨，3000名荷枪实弹的军人的将老布朗押送到了设在查尔斯镇的绞刑架旁。太阳升起来了，霞光万丈，最后一次照耀这个转瞬即逝的世界，在灰暗的大地上洗出鲜艳的色彩——能够在太阳升起的时候与世界告别，真是一种莫大的幸福。老布朗从容的走上了绞刑架，转过身来，深情的看着远处起伏的蓝岭山脉——云蒸雾绕，巍巍壮观，禁不住感叹道：
　　“这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国家，我直到今天才把它看得这样清楚！”
　　
 作者：第八元素　回复日期：2005-6-23　22:56:29　  
　　二
　　布朗之死震动了全国，激进的废奴主义者们称颂他的崇高气节，甚至把他和殉难的基督相提并论，南方奴隶主们则把他描写成一个大逆不道的叛国者和嗜血成性的狂人。而当这个消息传到老布朗生前战斗过的坎萨斯州的时候，有一个人的心情显然比所有人都更复杂。
　　他的名字叫做亚伯拉罕·林肯，肯塔基第一代拓荒者的后代。他身高达1.93米，身体很瘦但很结实，皮肤则也许只有站在黑人当中才能让人想起他原来是个白人。他脑门极大，鼻子也不小，耳朵几乎要占据他三分之一的侧面，两只眼睛则深深的陷到又大又黑的眼眶里去了，里面发出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忧郁的光芒，而这些巨大组件下面的部分却突然变得又瘦又长。这样的相貌确实令人不敢恭维，他曾经开玩笑说他发誓要杀死所有长得比他丑的男人，但所有见过他的人都从不为这个誓言感到担心。他的爷爷和父亲都是西部拓荒者，在方圆好几十公里都没有第二户人家的小木屋度过了孤独的童年，长大后移居伊利诺伊小镇斯普林菲尔德，当过勤杂工、邮递员、船工、土地测量员、售货员等等。从小就从事体力劳动的林肯身上从不缺少力气，曾经在船上独自击退了五个持刀抢劫的歹徒，他参过军，是连队的第一摔交手。但二十三岁以后，他就再也没有使用过这种力量来对付过任何人，而是用了一种比它强大千万倍的力量——他的谦虚、正直和雄辩的力量，成为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律师和共和党活动家，并在25岁的时候成为州议员，40岁的时候当选为国会议员。但他在谋求政治上的进一步发展时遇到了接二连三的挫折：1855年竞选参议员失败，1856年竞选副总统失败，又在一年前的参议员选举中再一次失败，此时，他已经年过半百了。他以有些沮丧的心情回到了他在伊利诺伊小镇斯普林菲尔德的家。竞选活动除了给他带来一身债务以外似乎没有其它结果，为了还债，他又重操旧业，继续干起了律师的行当，准备到1864年他55岁的时候，再在参议员选举中与他的老对手民主党人史蒂芬·道格拉斯一决高下。不过还没有等他还清所有债务，他在坎萨斯的朋友们邀请他去为这个刚刚驱逐了奴隶制的州发表演讲。这对他将来竞选参议员是有利的，于是他立即就动身了。当12月2日布朗在查尔斯镇走向绞刑架的时候，他正在坎萨斯的艾奇逊市讲话。
　　显然，布朗起义是他演讲中所无法回避的问题。
　　“这真是一个有着非凡的勇气和罕见的无私的老人。”他对自己这样说道。
　　“这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国家！”——是啊，要是自己死去的时候也能够这么说那该多好。
　　唉，难道真的“只有鲜血才能洗涤这个国土上的罪恶”吗？他又不禁皱紧了眉头。
　　他的感情是复杂的。他不愿意相信这句话，因为他厌恶战争，以任何原因进行的战争，人的生命最好永远不要和什么东西产生交换关系——尽管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经常发生，他希望奴隶制问题能以和平的方式被消灭，尽管时间可能要长一些，但总比让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在战场上死去要好的多。9岁的时候母亲的去世已让他的心灵饱受创伤，26岁的时候他最心爱的女孩的死亡更让他不忍回顾，而年仅5岁的爱子在他41岁的时候离开则剥夺了他对生活最后的热爱，现在，这颗脆弱的心脏又怎能去目睹更多的牺牲？
　　但奇怪的是，其实他早已相信这句话，不仅是出于对现实理性的分析，更是根源于一种在他心中埋藏了多年的宿命。他已经不是头一次听到这句话了，上一次是在1837年，当时，他才28岁……
　　那是一个炎热的下午，林肯和几个朋友乘着马车到新萨勒姆去参加一个布道会。林肯在一路上不停的讲一些小故事，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此次布道会的主讲人彼得·埃克斯博士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杰出演说家，他演讲的题目是“耶稣基督的主权”，主要表达这样一种思想：直到美国的黑奴制度被内战所摧毁，耶稣基督的国度才能降临到美国。
　　“上帝启示我说，只有鲜血才能洗刷这个国土上的罪恶！”
　　埃克斯博士已经头发花白，但面色红润，身体魁梧，看起来浑身都是劲，用一种高亢而富有感染力的声音这样讲道。他用了近两个钟头来阐述自己的观点，甚至对那场伟大的内战进行了具体的描述：“我已经看见，自由的军队在弗吉尼亚的平原上向奴隶主们的军队发起冲锋。他们不停的在敌人的炮火面前倒下，直到鲜血染红了河流、森林和草原，甚至把太阳也映得通红。突然，上帝在天空中睁开了眼，他说：‘你们的罪因你们的血而得赎。’于是，自由的军队冲破了敌人的防线，黑奴们获救了，这个国家终于得到了自由，耶稣基督的国即将降临！”
　　他那口若悬河、声如洪钟的演说具有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他用意志和信仰而不是逻辑的推理控制了所有人的思想，他激动他们也跟着激动，他平静他们也跟着平静。他让他们如痴如醉，似傻若狂，仿佛进入了一种幻境，这个时候即使让他们马上拿起枪向南部进军他们也会毫不犹豫的照办。
　　“我认真研读过先知的书，得知：美国的黑奴制度即将结束，时间就在近几十年内，大约是在1860年代。而且，我还得知——那场战争的领袖现在就站在你们中间！”
　　当埃克斯说这番话的时候，林肯就站在他面前十几米的地方。这声怒吼仿佛化作一阵猛烈的罡风撞到他脸上，令他呆若木鸡，情不自禁的打了一个冷颤。就在那一刻，他意识到了自己的命运，它来自一种神秘的召唤。
　　回家的路上，林肯一改来时的谈笑风生，始终沉默不语。一个朋友发现了他的异样，推了他一把，问道：“嘿，在想什么呢？”
　　他抬起头来，满脸严肃的说：“这是我听过的最具震撼力的演讲，它仿佛是上帝在对我说话，我从来不知道一个人竟会有如此巨大的能力。它让我坚信：美国的奴隶制度必将被内战所摧毁。”
　　他沉默了一会儿，又继续说道：“请你们不要见笑，在埃克斯博士演讲的时候，我真的进入了一种幻想，我清楚的看到：自己在战争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转眼22年过去了，已经是1859年，埃克斯博士所说的1860年代即将到来，废奴主义和奴隶制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坎萨斯内战和布朗起义先后爆发了。22年来，他从来没有忘记那次布道会和自己在回家的路上所说的话，他仿佛已经听到战争和死亡的召唤了。那么，现在，自己应该在讲台上对自己敬佩的约翰·布朗表达自己的敬意吗？呼吁大家在他的精神的感召下用武力消灭奴隶制吗？
　　如果是这样，他讲的时候一定会感到很痛快，肯定会比他以前的任何一次演讲都更充满信心。只是如果这样，他也就永远失去了在政治上进一步发展的机会。这个国家不象法国那样充满革命的激情，基于理性的妥协才是它的立国精神。它有一部制定得非常清楚的联邦宪法，规定了权力在不同机构的划分和这些机构的产生方式，每个人都按照宪法赋予的权力来发表自己的看法、决定自己的行动，所有的力量都在这个系统中较量、妥协，最后以法律或司法判决的形式得出结论，不同意这个结论的人们可以继续谋求修改法律，但在修改之前，仍然必须按照它行动。因为在决定产生之前，大家都已经认可了联邦宪法——这个国家最基本的游戏规则，所以就要尊重按照这个游戏规则产生的结果。不遵守游戏规则的行为，可能得到一时的少数人的喝彩，但不可能真正被这个国家所接受。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政治家要想取得成功，其言论和行动就不能超越公众情感和舆论所允许的限度。布朗的英勇行径固然激起了很多人的热情，但也给了南方奴隶主们攻击废奴主义者是暴徒、杀人犯的口实，他们甚至找出共和党领袖西华德一年前说的“将有抑止不住的冲突要发生”，煽动说共和党一旦当政，就会对南方动武或者挑起黑奴暴动，所以如果共和党人当上总统，他们就将被迫退出联邦，一时在全国掀起一股逆流。很多对废奴主义持同情态度的政治家纷纷表示与之划清界限。西华德现在是共和党内部呼声最高的总统候选人，但布朗起义显然大大减少了他在选举中获胜的希望。自己如果在这个时候站在讲台上对布朗起义表示同情，后果自然可想而知。
　　总之，从道德上讲他坚决反对奴隶制，从情感上讲他又绝不希望用战争来摧毁奴隶制，从理智和信仰上讲他知道战争不可避免，从实际考虑他又不得不继续表示必须尽一切可能避免战争——他感受到了灵魂分裂的痛苦，承受了一场心灵的内战。
　　不过，无论怎样的矛盾和痛苦，演讲的日程安排得很紧，他必须做出抉择。
　　他终于做出了抉择——即使战争不可避免，在它真正爆发之前做一些和平的努力仍然是明智的。如果游戏规则注定要被破坏，那么也必须让自己的对手先迈出这一步。这样，无论在道义上还是在合法性上都是有利的。而且对于一个真正成熟的政治家来讲，只要不违反一些基本的政治和道德原则，偶尔说一些违心的话也并非是不可接受的。他是一个知名的演说家，但如果演说不能带来实际的效果的话，他是不愿意多说一句的。多年的政治活动经验让他明白：这种演说的才能只有和巨大的权力相结合，才能爆发出它所蕴涵的真正力量。
　　于是，林肯在公开的演说中就对布朗的做出了比较中立但偏于负面的评价。指出尽管布朗表现出一种可贵的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但他的行动至少在两点上是错误的：第一，违法法律；第二，无助于反奴隶制的事业。林肯指出，我们在现阶段只应该反对奴隶制扩张，不干涉现存的南方奴隶制度，反对诉诸暴力解决，主张“选票比子弹更有力量”。
　　正是在这个时候，共和党领袖人物西华德因为发表了过激的反对奴隶制的言论而丧失了很多人的支持，很多共和党员开始把总统大选的目光从他身上移开，寻找真正能够获得大多数人支持的候选人。林肯因为其明智的选择而具有了这样的机会。
　　但是，机会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仍然很遥远，只有很少的人把他们寻找的目光停留在林肯身上。因为当时林肯的声誉主要限于伊利诺伊州，而在偏远的坎萨斯演讲也没有引起多少人对他的注意。林肯自己也觉得自己还不具有竞选总统的实力，在11月份给一位朋友的信当中，他这样写道：“就我个人来说，我支持共和党事业的永久的成功；而且，为了这个目的，我将在普通成员中间忠心耿耿的努力工作，除非是党的判断将指派我去担任不同的职务，但我认为这是不大可能的。”对林肯来讲，最现实的目标还是竞选参议员。
　　不过，命运对那些真正杰出的人物是从来不吝啬机会的。1860年初的时候，他意外的收到了来自纽约的演讲邀请，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有人替他安排好了在整个东北部地区的十多场巡回演讲，并承担他的全部路费和食宿。东北部地区是美国人口最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而纽约则是全美经济中心，也是新闻媒体最发达的地方，对政治家来说，在那里发表演说几乎就等于向全国发表演说。林肯在那里没有什么名气，也没有什么朋友，而这样很多人求之不得的机会竟在如此微妙的关头自己送上门来，却要“归功于”林肯的头号竞争对手威廉·西华德。
　　这件事还得从1854年说起……
　　
 作者：第八元素　回复日期：2005-6-23　22:57:59　  
　　三
　　那一年，威廉·西华德当选为纽约州州长，他踌躇满志的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得意非凡。这时，秘书走了进来：“州长先生，霍勒斯·格里利先生想要见您。”
　　西华德的脸上露出了严肃的表情，他当然知道格里利找他什么事情。如何对付这个难缠的家伙呢，一时还真的没有主意，把他拒之门外也不行，他会在别的地方找到自己的。嗯，看来只能打开天窗说亮话了，反正现在州长的宝座已经到手，量他也奈何不了自己。西华德点点头，示意秘书让格里利进来。
　　“西华德先生，恭喜您当选为本州州长！”格里利一进来就兴奋的上来和这个老朋友拥抱。
　　“谢谢你，我的老朋友，这完全得益于你的鼎立支持。”西华德微笑着说道。
　　“那么，”格里利单刀直入的说道，“我所推荐的人什么时候才能拿到土地管理局长的委任状呢？”
　　西华德迟迟没有回答。
　　性子急躁的格里利觉得有些不对劲，问道：“怎么了，西华德先生，难道您准备违背您的诺言吗？”
　　“是这样的，我亲爱的格里利，”西华德说道，“我考虑了很久，觉得你推荐的人并不适合担任土地局长的职务，所以我已经另外任命了一个人。”
　　“什么？”格里利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顿时就火了，“那你为什么不在选举以前告诉我，这可是我大力支持你出任州长的条件啊，老兄。你以为你可以随便违背自己的诺言，我却不认为我可以这么干，现在我怎么去向我的朋友交代？说实话，我生平头一次听到象今天这样厚颜无耻的语言……”
　　“住口！”西华德再也忍不住了，“你算什么东西，跑到州长办公室里来教训我！我现在是州长，只从本州人民的利益考虑问题，过去的私人恩惠不是我要考虑的范围。”
　　“哼，你倒装得象个人。”格里利被这番大官话气的几乎说不出话来，“好，你给我记住，别以为你当上州长有什么了不起，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为自己的背信弃义付出代价！”
　　说完格里利气冲冲的走了出去，两个人十多年的友谊从此彻底烟消云散了。
　　西华德似乎很快就把这个事情忘了，但格里利则却是一个可怕的复仇者。五年来，他一直在苦苦寻找机会。现在，西华德眼看要成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了，此时不收拾他更待何时？西华德在奴隶制问题上的态度甚至比林肯还要保守，只是他不象林肯那么管得住自己的嘴，有的时候说的起劲了容易说两句过头话，不过也没有多少人在意——当然格里利除外。布朗起义以后，本来没西华德什么事，不料格里利担任主编的《纽约论坛报》把他一年前说的“抑止不住的冲突”从故纸堆里翻了出来登在醒目的位置，让他成了南方奴隶主们重点轰击的目标。现在，格里利还要选择一个能够代替西华德参加大选的共和党人。作为西华德的死敌，他比任何人都仔细研究过西华德的缺点——爱出风头，经常得罪人，不时说一些过激的话，所以在选择这个替代者的时候，他按着这些缺点的反面去寻找，很快发现，一个正在坎萨斯演讲的大个子完全符合自己的条件。
　　于是，在格里利的操纵下，这个搞垮西华德的阴谋就开始运转起来。由纽约市的青年共和党中央联盟出面邀请，费用则由格里利提供。在林肯还没有到达纽约的时候，先让他沿途做了几次演说，然后由格里利主编的《纽约论坛报》以及他联络的众多纽约著名媒体大肆炒作，所以每场讲演听众都数不胜数，而且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当然这也跟林肯出色的演讲水平密不可分。按照格里利的计划，到了纽约的时候，应该是上万人的规模了，这在还没有发明高音喇叭的时代已经是一场演讲所能达到的极限。
　　不过老天爷似乎不愿意格里利的如意算盘进行得如此顺利，在林肯预定在纽约演讲那天，突然下去了一场罕见的暴风雪，演讲的时间又是安排在晚上，所以很多人无法前来。最后只来了1500人，大部分都是比较有名望的政治家和文化界人士——只有他们才雇得起马车冒着暴风雪来听演讲。当然，格里利先生则引人注目的坐在了林肯的旁边，得意洋洋。
　　他开始演讲了，刚开始有点紧张，说话还带着点肯塔基的土腔，观众对这个不修边幅、相貌丑陋的黑大个似乎感到有些失望。他甚至把演讲稿翻掉了一页，突然忘了几句话停顿下来，台下的观众觉得莫名其妙，格里利先生也有点沉不住气了。
　　但他很快就恢复了镇静，他毅然放下手中的讲稿，任凭自己的思想纵横驰骋，完全进入了状态。这个时候，他的听众们才发现这是一个具有超人魅力的演说家，他的眼神、他的手势、他的语言，无不充满一种动人的力量，甚至连肯塔基土腔这个时候也给他的讲话增添了一种神秘的味道。
　　在演说中，林肯认真的回顾了美国的历史。他指出，有21位宪法制定者和76位制定宪法修正案的国会议员对于奴隶制问题的了解同我们一样清楚，他们关于限制奴隶制的观点和和联邦政府有权控制联邦领土内的奴隶制的观点与共和党人是不谋而合的。并指出“奴隶制度是一种罪恶，不能容许它再有扩张，但仅仅由于它存在于我们当中，使得我们不得不对它加以容忍和保护，我们现在仍对它采取容忍和保护的态度。让我们先辈所给予它的一切保证得以，不是三心二意的，而是充分的，如实的，继续有效。这便是共和党人所尽力争取的目标，据我所知，同时我也相信，只要能达到这一目标他们也就心满意足了。”
　　在否认了共和党的激进废奴观点，平静的叙述了一些和平的、保守的主张之后，大家觉得心平气和了。这时，他突然话锋一转，对民主党发起了进攻：“但是，你们却说你们决不能容忍选出一位共和党的总统！你们说，如果真的出现了这种事，你们便将退出联邦，而且你们还说，到那时我们就必须承担摧毁联邦的重大罪名！这话可真妙。一个拦路贼拿手枪抵在我的耳边，却咬牙切齿的说，‘站住！把钱拿出来，不然我就一枪打死你，而你将成为杀人犯！’”
　　讲到这里，会场内一片沉静，大家都感到一阵紧张，林肯的口气好像即将要对南方宣战一样。他又将话锋一转，开始讨论共和党人的宽容和理解：“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无比迫切的希望，这个伟大的联邦的各个部分能够太太平平，和睦相处，让我们共和党人尽我们一切力量来做到这一点，即使我们受到十分无礼的挑衅，也决不发脾气，意气用事。即使南方人连听都不愿意听我们说些什么，我们还是要冷静地考虑他们的要求，而且要从履行我们的责任的观点出发尽可能的给予满足。”
　　……
　　经过近两个小时的起伏跌宕后，林肯的演讲进入了尾声。如同一条大河经过在崇山峻岭间的奔流，在大平原上浩荡之后，吹起了千军万马奔向大海的号角。他的声音变成了一种沉稳的重低音，响亮而又富有气势：
　　“如果我们认为奴隶制度是正确的，他们的要求我们都愿意接受；如果他们认为奴隶制度是错误的，那么我们的要求他们也都会答应。他们认为奴隶制度正确，而我们认为奴隶制度错误，这就是全部争端的症结所在。他们认为奴隶制度正确，所以要求把奴隶制度作为正确的东西加以肯定。但我们认为奴隶制度错误，我们能向他们屈服吗？我们能投赞成票赞同他们的观点而违背自己的观点吗？鉴于我们的道德、社会和政治责任，我们能这样做吗？
　　不！不要因为有人不实的指责和诽谤我们，因而便放弃我们的责任，也不要因为有人威胁要毁灭我们的政府，或对我们下什么毒手便吓得不敢动弹了。让我们坚信正义就是力量，并在这种信念的指引下，勇敢的按照我们自己的理解把我们的职责履行到底！”
　　——演讲结束了，全场立即成了一片欢腾的海洋。掌声、欢呼声和兴奋的跺脚声震耳欲聋，男人们把手中的礼帽高高的扔向空中，妇女们则激动的挥舞着绣着花边的手帕，抛出一个又一个飞吻。他们纷纷拥向前去，争相与林肯握手拥抱，久久不愿离去。而这些人当中最高兴的自然非格里利先生莫属了。他已经吩咐人记录下了演讲的全文，正在把它抄成数十份，马上分送到联系好的各家大报社，明天就见报。第二天，各大报社除了转载全文以外，还发表了很多大力赞扬林肯演讲的评论文章。纽约的一位记者撰文指出：“从来还没有人在纽约第一次演讲就给人如此深刻的印象。”林肯所在的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当地媒体《芝加哥新闻与论坛报》则鲜明的指出：林肯当选总统的呼声已经超过了西华德。
　　格里利为自己非凡的眼力和完美的计划而得意洋洋，但他可不象《芝加哥新闻与论坛报》那样把问题看得那么简单：林肯的声望确实通过纽约之行大大提高了，但还没有达到超过西华德的地步。这个可怕的复仇者不亲眼看到自己仇敌的倒下是不会懈怠的，他已经筹划好了下一步的安排，一个更为致命的阴谋即将出台……
　　
 作者：第八元素　回复日期：2005-6-23　22:59:24　  
　　四
　　当林肯在完成了他的纽约之行回到斯普林菲尔德的时候，他作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呼声已经远不是两个月前那么微不足道了。米尔顿·海代表当地共和党人俱乐部向林肯致词，表示他们对林肯的绝对支持：
　　“这个县的各个部分有相当多的公民表示，他们愿意您成为下届总统的共和党候选人。在您的周围也有那么一些人，他们以男子汉的气概、兴趣和骄傲，看着您从默默无闻到名声显赫。这里还有一些人，他们或多或少的知道，在您前进的道路上曾经遇到过不少挫折。我们的历史里充满了这样的例子，说明才能、坚韧不拔和正直能够取得什么成就。但是，在那些象这样从出身微寒攀登到名声显赫的长长的名单里，没有哪一个人能够超越亚伯拉罕·林肯的名字！
　　（当1854年国家各委员会里挑起了地方性的争吵和争论的时候）当1854年某些政客提出可耻的《坎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时候，您雄辩的谴责了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您能干的维护了被如此破坏的原则和政策，被出卖的人民开始从中看到比较高尚的品质和真正的政治家的才能。而具有这种才能的人，完全有资格担任最高职务和享有这种职务所赋予的荣誉。我们感到十分确信，除了您以外，我们要在共和国所有高贵的名字里边，寻找一个人，在其本身、其记录及其历史中，能够综合了这些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的人，将是徒劳无益的。”
　　这些溢美之词加上他纽约之行所表现出来的受欢迎的明显证据，使林肯有了新的信心。他不再把他的机会当成无足轻重的了。
　　“我确实尝到了一点味道。”
　　当别人问起他是否会成为总统候选人的时候，他这样回答。
　　1860年5月10日，伊利诺斯州的共和党提名大会在迪凯特召开。由于伊利诺伊州没有任何共和党人能和林肯相提并论，所以他很容易的就被一致推举为伊利诺伊州提名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六天以后，全国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在芝加哥召开。这个地点的选择说来也很有意思，因为象西华德、蔡斯这样一些知名人物早就被视为所在各州当然的总统候选人，所以最后的全国提名大会都不宜在他们所在的州召开，而林肯一直声称自己不参加总统候选人的角逐，当时声望也确实不够，所以大家就一致同意把全国总统候选人推举大会的地点定在“选不出候选人”的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直到1860年初，人们才发现林肯已经成为仅次于西华德的第二号热门候选人，但这个时候已经不能再更改地点了。
　　尽管林肯占有“主场”优势，但从当时的形势分析，西华德仍将获得多数票。前往芝加哥的各州代表在火车上进行投票试验，结果西华德的票超过了其它所有候选人的总和！有很多车厢当中甚至没有一张亚伯拉罕·林肯的票，某些代表甚至还不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存在。
　　这中间还有一个很微妙的心理因素：大会正好与西华德59岁的生日同一天召开。他很笃信自己将会获得提名，以此作为生日贺礼。他信心十足的跟国会参议院的同事们道别，并邀请亲朋好友到纽约的家中参加庆祝宴会；还租好了一门礼炮，拖进前院，装好彩弹，准备届时报喜之用。
　　根据当时选举候选人的惯例，被提名的各州候选人都不亲自来参加大会，而委托自己的朋友组成竞选团队来参加竞选。林肯的竞选团的首领是戴维·戴维斯。他只比林肯矮一点点，但体重却是林肯的两倍。他是林肯当律师所在的第八巡回审判区的法官，多年来跟林肯一起巡回审判，和林肯同住一个屋子，经常被林肯的小故事逗得捧腹大笑，对林肯的品德和人格大为赞赏。其他还有二十多个林肯的朋友。他们认真分析了一下局势，觉得事情并非象试验投票的结果那样毫无希望，因为提名投票并不是一轮简单多数决出胜负，而是每次投票以后刷掉排名最后的候选人，再进行第二轮投票，直到有人获得半数以上的票。林肯是全新的候选人，观点在共和党人中比较中庸，而西华德参政时间长，得罪过很多人，加上他说过不少偏激的话，最著名的就是那句“不可抑止的冲突”，所以很多州的共和党代表在本州提名的候选人被淘汰后会改投林肯的票，而西华德的得票会增加较少。当然，由于从现在来看西华德的得票甚至有可能在第一轮就超过半数，所以情况还是很不妙。他们在给林肯的电报中也只是说：“我们只能告诉你，你的机会不是最坏的。但不要过分奢望，对任何结果你都要鼓起勇气。”
　　5月17日，是正式提名候选人的日子，按照计划，投票将在这天晚上七点举行。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西华德的礼炮是注定要在那天晚上放出去了。所有的代表团都已经就座，其中最紧张的莫过于伊利诺伊州的代表们，他们焦急不安，好像在等待什么意外事件的发生。时间一分种一分种的逼向七点，戴维斯越来越坐不住了，嘴里不停的嘟囔着：“他怎么还不来，怎么还不来。”
　　当大厅里的钟指向七点的时候，戴维斯好像已经绝望，把身子往后一仰，300磅的身躯重重的砸在椅子的靠背上，说道：“完了，完了。”他闭上眼睛等着开始投票。
　　然而，过了很久主席团都没有宣布开始投票。原来不知道什么原因，给本次投票送计票纸的商人迟到了，无法正常计票。得知这一消息，戴维斯又打起精神来：“上帝保佑，上帝保佑，老兄，你一定要在那个积了大德的商人之前赶来啊。不然咱们就完了。”
　　然而，一个小时过去了，戴维斯等待的那个关键人物还没有出现，而送纸的商人也完全不知去向。五月正是芝加哥的夏天，上百名代表和数千支持者挤在一间大屋里，又闷又热，还有蚊虫钉咬，于是饥渴交加的代表们决定等到明天上午十点再开会投票。就在大家准备散场的时候，门口出现了一阵骚动。人太多太密，连高个头的戴维斯垫起脚也看不清来的这个人到底是送纸的商人还是他要等待的关键人物。纽约州的代表团坐在离门比较近的地方，当西华德的竞选团领袖梭尔罗·韦德抢先看到来者的时候，他的心都凉了。
　　因为来者不是别人，正是西华德的死对头霍勒斯·格里利。
　　他是来完成自己六年前立下的誓言的。
　　五
　　格里利其实早就来到了伊利诺伊，住在芝加哥附近的一个小镇，并和林肯的竞选团接上了头，但一直没有露面。因为他深信自己掌握的东西足以给西华德致命的打击，他不想给敌人任何反扑的机会，所以计划在投票前的最后关头出现。没想到半路上马车坏了，没能按时赶到，差一点弄巧成拙。在那个休会的晚上，格里利彻夜未眠，他挨个拜会了除了纽约州以外的每个代表团，他主编的《纽约论坛报》销路遍及北方，也算的上是很有影响的人，所以大家都愿意听他说话。
　　他从各个角度论证西华德不可能赢得总统大选，并提供了多年搜集的资料。他甚至把西华德30年前的文件和新闻报道都找出来了，以证明西华德曾经多次抨击共济会，在1830年依靠反共济会的选票当选为州议员，结果造成长远的不平。还有他在任纽约州州长期间，赞成废掉公立小学基金，主张为外国人和天主教徒分别设立学校，结果又引起熊熊的憎恨之火。当然还有一项最严厉的指控，就是这位“奸诈的鼓动者”一向过于急躁，曾提出废除奴隶制的“血腥计划”，高谈“抑止不住的冲突”等等，而很多南北交界处的畜奴州其实是反对南部各州分裂联邦的，但他们被西华德的激进论调吓坏了，决不会支持西华德当总统。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格里利竟然从不辞劳苦，亲自到宾夕法尼亚和印第安纳州把他们的共和党州长候选人请到了芝加哥来。这两个州长候选人挥拳怒目的说，他们的州的人民一定不会投票支持西华德。而众所周知，共和党在1856年的总统选举中失败，主要原因就是丢失了宾夕法尼亚、印第安纳、伊利诺伊和新泽西州的选票，所以大家都感到这次决不能再失去这两个州。
　　这样，对西华德的支持开始急剧退潮了，很多州都开始打算改弦更张，寻找他的替代者。而格里利前脚刚走，戴维斯和他的朋友们后脚就到了，他们也挨个拜访除了纽约州以外的所有代表团，劝那些放弃西华德的人支持林肯。他们说林肯从来没有发表过激进的观点，由于参政时间不长，行事一直比较低调，所以没有得罪过什么政治势力。而且，民主党一定会提名道格拉斯，全国没有一个人比林肯更适合对付道格拉斯。因为他在1854年的《坎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带来的争论中公开和道格拉斯进行了辩论，又在1858年的参议员竞选中进行了轰动一时的“林肯－道格拉斯”七次巡回大辩论，对道格拉斯的了解没有人能超过林肯。尽管前两次他都败给了道格拉斯，但是从纽约演讲回来后的林肯已经今非昔比，已经具有战胜道格拉斯的能力。而且，林肯的出身地肯塔基也是畜奴州，可以为那些立场不明的边境畜奴州赢得选票。他出身微寒，从劈木条、开垦荒地起家，其经历也有助于获得新开辟的西部各州的支持。
　　在阐明利害以后，他们又和一些代表团达成了许多政治交易。印第安纳州最后同意在第一轮中把它的26张选票投给林肯，作为报酬，戴维斯答应把内务部长和印第安纳专员的职务交给凯莱布·史密斯和威廉·多尔。而当天晚上最大的胜利则在于争取了宾夕法尼亚的选票，在保证其领袖卡梅伦得到一个内阁部长的职务之后，他们答应在第一轮投卡梅伦的票，第二轮投支持麦克来恩，而第三轮开始把所有56张选票投给林肯——如果他能够坚持到第三轮的话。由于卡梅伦和麦克来恩的票仅仅是为了表示敬意，所以实际上等于是向林肯承担责任。而新泽西的代表们也表示在第一轮向自己的候选人威廉·戴登投表示敬意的票之后，转而支持林肯。经过这样一番讨价还价之后，林肯终于可望在第三轮得票与西华德基本持平。而最后到底谁胜出，可能取决于一些很小的因素。
　　这些细小的因素有很多，不过伊利诺伊代表团的成员至少发现了其中一个——在上万人的大会堂里投票，群众心理和氛围是非常重要的。纽约州除了自己的几十名代表团成员外，还来了两千多人助威。由于西华德在共和党中的领袖地位，几乎所有的这些人都拿到了入场券，而作为东道主的伊利诺伊反而获得的入场券不多。于是他们连夜搞出了一个在1860年代还十分先进的阴谋诡计——伪造了一大批入场券，然后秘密的分发给支持林肯的人，并嘱咐他们明天尽早入场。一名伊利诺伊代表说他认识一个芝加哥人，据说他的吼声能够穿越密歇根湖，于是连夜把他找来，安排到了会场中一个重要的战略位置。另一个渥太华人也具有同样的大嗓门，他被指示到会堂的另一个部分发挥他的才能。他们被告知一看见林肯的朋友诺曼·贾德挥舞手帕就开始拼了命的喊叫。等所有的这些琐事都安排完毕之后，天已经朦朦亮了，他们这才抽空小睡了一会儿。
　　大会在5月18日早晨十点准时召开。大厅里如同往常一样挤得水泄不通。但与别的天不同，今天在场外也围满了人。这是一批极其愤怒的入场卷持有者，他们在理论上享有入场的权利，只是这种权利在实际上已经无法行使。因为当他们一大早在街头列队游行的时候，林肯的支持者们充分利用了昨天晚上伪造的入场券。这种理论和实践脱节的状况看来要一直持续到会议结束。
　　提名立即开始，当西华德的名字被提出来的时候，爆发出了震耳欲聋的叫喊声——他的朋友们并非全都留在外边。但是，这种喊声只是起到了挑衅伊利诺伊人的作用。当贾德提名林肯时，按照一个目睹者的说法：“相比之下前面所有的喊叫声都成了晚祷似的喃喃细语。没有语言能够形容这种吼叫声。上千只汽笛齐鸣，许多面铜锣的敲打，在两个从地狱挑选出来的先锋的率领下，即使是最野蛮的科曼契部落的喊叫声，在这个场合也会被淹没，而不为人所注意。”纽约代表团的许多人都被这种声音吓得脸色煞白。
　　随后，蔡斯、贝茨、卡梅伦、麦克来恩等人也被提名。投票开始。
　　在第一轮投票中，西华德获得了173票半，林肯获得102票，卡梅伦获得50票半，蔡斯获得49票，贝茨获得48票。其余选票分属其它一些人。林肯和西华德的对垒局面已经出现。
　　第二轮投票中，西华德得票增加了11张，但此时宾夕法尼亚改变主意，不再去向麦克来恩表示敬意，直接投票支持林肯，加上一些其它地方的支持，最后林肯的得票增加了79张，和西华德还差三票半。
　　第三轮投票开始了，所有的人都摒住了呼吸。结果林肯继续高歌猛进，得到了231张票，超过了西华德，但是还要差两票才能达到被提名的半数。这时，悄悄混到了俄亥俄代表团中间的伊利诺伊人约瑟夫·梅迪尔转过身来对俄亥俄人的主席戴维·卡特低声说道：“如果您能让俄亥俄代表团转向林肯，蔡斯先生将得到财政部长的职务。”卡特是一个口吃者，他一听到这句话就跳了起来，激动的喊道：“主——主席先生！我——我起——起来宣布，把蔡——蔡斯先生的四票改——改投给林肯先生。”
　　会场沉寂了片刻。然后——
　　诺曼·贾德先生的手帕挥了起来，两声最狂野的怒吼带动了整个会场的尖叫。人们欢欣雀跃，帽子、手帕、旗帜、手杖……甚至还有几双皮鞋，所有能抛的东西都被抛了起来。屋外的大礼炮轰然作响。听到炮声，停泊在密歇根湖上的轮船鸣起了汽笛。人群开始在大街上游行。芝加哥邮局的数十台电报机开始嘀嘀嗒嗒的响了起来，把消息传向全国各地。
　　看到梭尔罗·韦德流下伤心的泪水，格里利先生忍不住开怀大笑。一个为了报复朋友的背信弃义竟然苦心孤诣的守候了六年的人，终于让自己的敌人尝到了追悔莫及的滋味，当然应该尽情品味这种复仇的快感。更妙的是——当时谁也没有想到，这种私人的报复竟然成就了一位名动千秋的伟人，而格里利先生的名字和功绩也将附带的被每一个阅读林肯传记的人记住，名垂千古。这样上等的运气，便是笑上十天十夜，又有何妨？
　　此时，林肯正在斯普林菲尔德的《春天日报》社里焦急的等待，电报局就在楼上。在他身边的还有一些比他更着急的共和党朋友，有的人在祷告，有的人在议论纷纷。突然，电报员冲了下来，激动的说：“林肯先生，快看电报！”
　　林肯的心在那短短的几秒钟几乎停止的跳动。他的脸色苍白，嘴唇在微微颤抖。接过电报一看，上面只有一行字：
　　“我们成功了，光荣属于上帝！”
　　
 作者：第八元素　回复日期：2005-6-23　23:00:34　  
　　六
　　林肯获得了意想不到的胜利，而与此同时，另一个伊利诺伊人却被一种悲观失望的情绪所困扰：
　　“这个来自肯塔基乡下的土人，怎么会有那样的深谋远虑？”当林肯被提名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时候，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有人说我分裂了民主党，完全错了，是他，亚伯拉罕·林肯，分裂了民主党！他在1858年的参议员选举中输给了我，没想到竟然是故意的——狡猾的家伙，原来他早已经把眼光放到了今年的总统选举。但他又怎么知道自己将会在60年被提名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他不可能知道，58年的时候，除了上帝，任何人都不可能知道威望正高的西华德居然会输给这个屡战屡败的家伙。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他百思不得其解。
　　这个人当然就是民主党领袖“小巨人”斯蒂芬·道格拉斯了。他比林肯小四岁，两人都住在伊利诺伊的斯普林菲尔德，他在1856年以后成为民主党领袖，林肯则在1860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以后成为共和党领袖，这个不足3000人的小镇居然同时出现这样两个大人物，也确实称的上是人杰地灵了。
　　1858年，为了争夺伊利诺伊的参议员名额，道格拉斯和林肯在伊利诺伊举行了震动全国的七场巡回大辩论，那几乎可以说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著名、最经典的一次政治辩论。而让道格拉斯现在想起来懊恼万分的，便是8月27日在弗里波特举行的第二次辩论。
　　那一次，林肯在辩论中突然抛出了一个非常莫名其妙的问题：“合众国的一个准州（新开辟的已经基本具备建州条件但是尚未经国会正是批准的地区称为‘准州’），它的人民能够以任何合法的手段，违反合众国任何公民的意愿，在制定一部州宪法之前，将奴隶制排除在其境外吗？”在当时看来，这个问题对林肯很不利，因为伊利诺伊是自由州，道格拉斯只要回答“可以”就能够获得人民的支持，而且这也符合道格拉斯本人在1854年抛出的《坎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精神——奴隶制的存废由本州人民投票决定，联邦政府无权干涉。所以，道格拉斯先生信心十足的回答了这个问题：“依我之见，一个准州的人民可以用合法的手段在制定一部州宪法之前，将奴隶制排除在外！”
　　在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之后，道格拉斯更加踌躇满志，进一步说道：
　　“最高法院今后无论对奴隶制能否按照宪法进入一个准州这个抽象问题做出何种裁决都是无关紧要的，人民有合法手段按照自己的意愿引进或排除奴隶制，因为奴隶制除非受到当地治安条例的支持，在任何地方，甚至连一个小时也支持不了。治安条例只能由地方议会制定，如果人民反对奴隶制，他们会给议会选派代表，代表会以不友好的立法有效地阻止将奴隶制引进到他们中间。反之，如果人民赞成奴隶制，他们的立法会赞成把奴隶制予以扩大。
　　因此无论最高法院对那个抽象的问题做出什么样的裁决，按照《坎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人民使一个准州成为畜奴州或自由州的权利始终是完全的和绝对的。
　　我希望林肯先生对我的回答感到满意。”
　　道格拉斯的这番话赢得了台下一阵疯狂的叫好之声，而林肯则象个想弄个圈套害人，结果却自己钻进去的倒霉鬼一样可怜的站在旁边。最后，道格拉斯赢得了参议员的席位。
　　但直到1860年4月23举行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推举大会上，道格拉斯才明白过来：真正钻进圈套里边的人还是自己。
　　原来，道格拉斯这样的回答看起来不偏不倚——奴隶制是否正确我不管，一律交给州或准州去解决，联邦政府无权干涉。但实际上，这种回答在当时条件下是对南方奴隶主集团不利的。因为在1857年对“司各托案”的终审判决中，最高法院曾经做出了这样的裁定：
　　“国会无权在准州内禁止奴隶制度；密苏里协定是违反宪法的；奴隶是财产，如果一个奴隶主把他的财产带到一个以美国宪法为最高法律的地区，那么，他的财产是不能被剥夺的……”
　　这段文字等于正告人们：全国的准州都应该对奴隶制度开放。只有在州正式建立以后，才可以由全民公决是否保存奴隶制。道格拉斯所谓“最高法院今后无论对奴隶制能否按照宪法进入一个准州这个抽象问题做出何种裁决都是无关紧要的，人民有合法手段按照自己的意愿引进或排除奴隶制”，正是针对这个判决而言。而如果准州人民可以在正式建州以前就禁止奴隶制的话，那么在正式的宪法投票中奴隶制度将很难得到允许。在伊利诺伊范围内，道格拉斯的论点是能够得到支持的，但放到全国范围来看，这将使道格拉斯失去民主党的主要阵地——南部各州的支持。林肯的问题在竞选伊利诺伊参议员的场合提出来，等于把胜利拱手相让，但却在全国的范围内动摇了道格拉斯的支持。林肯当然不知道到自己会在1860年成为总统候选人，但他至少知道总统选举远比参议员选举对共和党的事业更重要，所以力排众议提出了这个问题，没想到这样的自我牺牲竟然在两年后为自己铺平了通向最高权力之路，也当真堪称好人有好报的经典案例。他在参议员竞选失败以后写信给自己的朋友说：“道格拉斯玩弄伎俩，在较量中充当了既粉碎奴隶制又保护奴隶制的工具，试图借以取得人们的支持。没有什么巧妙的办法能使这一骗局持久，另一次爆炸很快就要发生了。”
　　这次爆炸果然很快来到。民主党提名大会在南卡罗莱州举行，在会上，支持道格拉斯的民主党人占据了多数，但南方奴隶主集团的代表猛烈抨击了道格拉斯的“弗里波特政策”，认为通过道格拉斯所谓的“不友好的立法”把奴隶制排除在准州之外，跟共和党人主张由国会禁止的原则一样可恨。他们要求道格拉斯保证同意“提倡奴隶制自由进入一切准州，以及由积极的联邦立法保护一切准州的奴隶制。”这个要求遭到了以道格拉斯为首的民主党人的拒绝。于是，八个南方产棉州愤而退出会场，使得这次大会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就草草收场了。
　　6月，民主党从新在巴尔的摩开会。经过激烈的争论，道格拉斯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来自佐治亚州的赫谢尔·约翰逊作为他的竞选搭档。这个结果揭晓后，11个畜奴州的代表立即宣布退出会议，他们在巴尔的摩的另一个地点集会，另外提名肯塔基的约翰·布雷肯里奇为总统候选人——民主党彻底分裂了。一位抨击道格拉斯的南方激进分子这样说道：“在你看来，奴隶制的存在，既不是根据自然的法则，也不是根据上帝的法则，而仅仅是根据民众的规定——那就是你的立场。而这样的立场是错误的。如果你采取直接的立场，说奴隶制是正确的，应当存在，那么你就可以获胜。”
　　这个南方激进分子的话很好的说明了道格拉斯不能被南方接受的原因。林肯说的清清楚楚：“他们认为奴隶制度正确，我们认为奴隶制度错误，这就是所有争端的症结所在。”道格拉斯也看到了南北双方在道德问题上水火不容的态度，但跟林肯不同，他拒绝站在任何一方，而是想抛开道德的争议，用“人民主权”的理论来避开双方的锋芒，以此求得双方的支持。但是，只有在对立双方存在一定程度的共同点的时候，采取一种中间态度才能赢得双方的尊重，而这次南北方在奴隶制度是否正确的问题上，既无共同之处，也无妥协可言，所以道格拉斯的回避只能适得其反，同时被南北方所遗弃。从一个更深的层次来讲，奴隶制的存废问题，也不是通过全民投票可以解决的问题。正如本书在《民主社会的基石》一文中第三点所言，民主原则在这个时候遇到了它的极限——人的基本权利。公民投票的合法性基础，是“它可以表达全体人民的意见”，而现在连全体人民是指“黑人以外的全体白人”还是“包括黑人在内的全体白人”这样基础性的概念都没有解决，“全民投票”的合法性也就无从谈起。如果黑人是“人”，那么民主社会里的一部分人无权利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剥夺另一部分人的基本权利——人身自由权利，这样的投票即使通过也是无效的；如果黑人不是“人”而是“财产”，那么一部分人也没有权利通过投票剥夺另一部分人（奴隶主）的基本权利——财产权。划分“人”和“财产”的标准，是民主和法制建立的根基，而不是它要做出的结论。决定这一标准的，是比法律更高一级的社会基本道德准则，也可以说是“自然的法则”或“上帝的法则”。因此，奴隶制问题是个道德问题，不是一个法律问题，或者说是一个高于法律的问题。所以道格拉斯的“人民主权”理论从法理上讲也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都不屑用他的方式来解决奴隶制问题。
　　当然，民主党的分裂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18世纪末19世纪初美国工业革命以来，北方自由资本主义的发展相当迅速，而南方则相对落后。南方无论在经济实力、人口数量、政治力量对比中都逐渐处于劣势。从表面上看，南方在立法、司法方面都占了不少便宜，无论是“司各托”案中最高法院的裁决、《追捕逃奴法》和《坎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通过，都是对南方有利。但这主要是由于南方单一的经济体制和对自己弱者地位的忧虑导致了他们在行动的时候团结一致、呼声强烈，北方则是一种强者对弱者的宽容心态，经常为了维护联邦的统一而做一些让步，有点“爱哭的孩子有糖吃”的味道。而随着北方经济实力的日渐强大，其态度也越来越强硬，象林肯这种坚决限制奴隶制扩张，最终目标直指废除奴隶制的人竟然成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如果这种优势不断扩大，用不了多久，南方将被北方完全压倒，到时候无论北方采用立法限制、经济竞争甚至武力解决，南方都会毫无还手之力。因此，他们要求“一劳永逸”的解决奴隶制问题，要么联邦政府允许奴隶制自由扩张并通过积极保护奴隶制的立法，要么趁现在双方实力差距还不是很大退出联邦，成立一个完全维护奴隶制度的共和国。这是一种激进的赌博心理，显然不会为北方各自由州所接受，即使在畜奴州中间，也有一些州宁可在奴隶制上做出妥协也不赞成分裂联邦的行为，而民主党又向来分为比较温和的北方民主党和激进的南方民主党两个大派，南方民主党人既然有了这样的极端心理，民主党的分裂从客观上讲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作者：第八元素　回复日期：2005-6-23　23:03:33　  
　　七
　　民主党的分裂使得共和党的胜利显得非常有把握。道格拉斯看到了内战的危险，他并不反对奴隶制，但他坚决反对分裂国家。在1860年以前，总统选举的惯例是候选人自己并不直接参与竞选活动，而由他的支持者们去做。林肯是尊重这个传统的，尽管他的演讲才能远远超过他的任何一个朋友。他静静的呆在斯普林菲尔德的家里，偶尔也写一些信，接待一些来访者，指导竞选活动。而道格拉斯觉得自己有必要把内战的危险告诉每一个选民，他因此也就作为第一个直接投入总统竞选的候选人载入史册。作为可能赢得各自由州赞同的唯一反共和党候选人，他全力以赴的投入战斗。尽管寡不敌众，他仍然觉得他有可能获胜。他嗓子不好，但仍以超人的精力投入竞选，周游了新英格兰、北卡罗莱州和中部各州，然后去西部。他一个城镇一个城镇的发表演说，累倒了，休息一会儿又爬起来投入战斗，他用一种非常庄重的口气告诉听众：如果林肯当选总统，国家就将陷入分裂和内战的深渊，而只有他才能维护国家的团结。他的竞选口号是：“除了那些要求维护联邦的选票外，我不祈求任何人的支持！”
　　但到了9、10月份的时候，有一些州的州长选举结果出来了，共和党在北方各州几乎都取得了胜利——南方奴隶主集团分裂联邦的威胁并没有吓倒北方人民。道格拉斯通过电报获悉了这些消息，便严肃的对他的秘书说：“林肯先生将会是下届总统。我们必须设法拯救联邦。我要到南方去。”
　　——这是一个伟大的选择，一个令人感动的伟大的失败者的选择。当总统之梦成为泡影后，他没有逃避，而是勇敢的挑起肩上的责任，马上开始为了国家的团结和统一奔波忙碌。道格拉斯到了南方，开始大肆宣传他的联邦主义论调。他一次次试图让南方人民确信，一个共和党人当选总统，并不能成为南方脱离联邦的理由。但是，跟他在北部各州的演说一样，并没有多少人喝彩。因为他在北方被认为是拥护奴隶制的，而在南方则被认为是反奴隶制的。这个国家的分歧已经到了不互相厮杀就不能解决问题的地步，所以试图寻求妥协的道格拉斯只能在其中扮演一个悲剧性英雄的角色。连续的奔波严重的伤害了他的身体，在内战爆发后，他仍然不辞劳苦为了联邦的统一而奔走，终于在1861年病逝，年仅48岁，他最后一句话是：
　　“请电告总统，让军队勇往直前！”
　　七
　　11月6日，总统大选的日子终于到来了。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林肯来到斯普林菲尔德街上设立的一个投票处，那里已经聚集了一大批人。当他们看到林肯时，都欢呼起来，还有人故意大声喊道：“总统先生，你好吗？”林肯没有回答，只是满脸微笑，礼貌的摘下帽子向人们挥手致意，并逐一与他们握手。他投了一张选择所有共和党候选人的票，然后便离开了大厅。
　　到了晚上，各地的选举结果通过电报陆续传来了。最初的消息有喜有忧：林肯在宾夕法尼亚和伊利诺伊等地获胜，但在桑加蒙以微弱的劣势败给了道格拉斯，而在南部各州则没有取得一个胜利。不久，来电报告说纽约州也被共和党人夺过来了，这表明林肯的当选已经成为定局。到午夜，电报报告现实林肯已经取得了大选的胜利。他在17个自由州中获胜，布雷肯里奇在11个州获胜，另一个既不属于共和党也不属于民主党的候选人贝尔赢得了另外三个畜奴州，而道格拉斯只赢得了桑加蒙州，还和林肯平分了新泽西的选票。最后，选举团的投票情况是：林肯获得了180票，布雷肯里奇获得了72票，贝尔39票，道格拉斯只有12票。
　　林肯正式当选为美国历史上第16任总统。
　　在接受完人们的祝贺之后，林肯独自步行回家。此时已经是深夜了，卧室的灯还亮着。他脱下身上的外套，转身把它挂在门后的架子上，平静的说道：
　　“玛丽，我们当选了。”
　　
 作者：第八元素　回复日期：2005-6-23　23:06:15　  
　　后记1：关于林肯的后话
　　林肯当选总统以后，还有三个月才正式就任。在这三个月内，南卡罗莱、密西西比、佛罗里达、亚拉巴马、佐治亚、路易斯安娜、德科萨斯等七个州宣布退出联邦，而台上的民主党总统则对此挣一只眼闭一只眼，既不承认南方的独立，也不采取实际行动，把全部问题留给林肯解决。所以当林肯前往华盛顿就职的时候，交到他手里的已经是一个陷于分裂、混乱，濒临战争边缘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在成立85年后，走到了它生死存亡的关头。这是这个国家从未面临过的考验，正如后来内战爆发后林肯在国会所做的演讲中所的：
　　“我们的民主政府通常被称为一种试验。其中有两点我们的人民已经解决了——成功的建立政府和成功的管理政府。还有一点尚未解决——在有人拼命的试图推翻政府的时候，成功的维护政府。现在应该是向世界证明，那些能够公开进行一场选举的人，也能够平息一场叛乱。……这将是和平的伟大训诫：教导人们，他们通过选举不能得到的东西，通过战争同样不能得到。”
　　也就是说，在林肯看来，尽管这场战争因奴隶制而起，但真正的意义却在检验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根据自由、平等的理想建立起来的国家，能否经受住战争的考验，以证明民主政府不仅“应该”在世界上出现，而且“能够”长久的存在下去。从而证明，关于民主、自由、平等的理论，并非知识分子们不切实际的幻想，而是人类可以合理期待其成为现实的目标。
　　当然，由于战争因奴隶制而起，并最后彻底摧毁了奴隶制，所以它肯定又是一场人类自由理想与罪恶的奴隶制度的战争。从更普遍的角度来理解，它更是一场反对分裂、维护国家统一的战争。
　　所以，这场即将爆发的战争，关系着人类的政治理想、基本的道德准则和一个新国家的民族感情等深刻的历史命题，林肯面临的任务艰巨、复杂而又充满着危险。
　　当1861年2月11日林肯起身奔赴华盛顿的时候，火车站台上挤满了前来送别的人群。大家脸上完全没有欢送一位即将上任的总统的兴奋，而是情绪低落、感情忧郁——国家元首就在面前，而这个国家却已经分裂，民族的感情也已经分裂了，甚至还有很多家庭也因此而分裂了。林肯站在月台上，低垂着脑袋，脸上露出悲痛忧伤的表情。他本来没有准备发表演讲，但终于忍不住即兴说了一段告别的话，感人至深：
　　“我的朋友们，任何人不是在我的处境下，都不能体会我现在的忧伤之情。我在这里生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从一个青年变成一个老人。我的四个孩子都出生在这里，其中一个还埋葬在这里。现在我要走了，去做这个国家的总统，摆在我面前的人物比当年华盛顿所面临的任务还要重大。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也不知道是否还能够回来……我向你们亲切的道别。”
　　他终于上任了，上任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向全国征集七万五千名民兵。这个也许是全世界最具有悲天悯人情怀的人，他连一只掉进泥潭的小猪都要跳进去把它救出来，不然就会受到良心的责备，“对任何人都不怀恶意，对一切人都怀抱宽容（第二次就职演说）”，却被历史、被国家、被命运推上了一个残酷的舞台，不得不亲自发动并领导了一场夺走60万人生命的疯狂的大厮杀。国家的正义和人性的正义，对民族的热爱和对生命的热爱，在他那颗过于柔弱的心脏中永不停歇的斗争，给他带来了怎样的痛苦和煎熬啊！他曾经多次巡视战场，每一次周围的人们都会看见他留下伤心的泪水。他曾经走到一个年轻的战士的遗体旁，呜咽着说：“我的孩子！难道真的要付出这样的牺牲吗？我的孩子！”他曾经严厉警告前线的指挥官：“我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不能容忍枪毙18岁以下的士兵。”他还曾经一次次毫无理由的在死刑特赦令上签字：“我决定赦免这个逃兵的死刑。”“如果还没有枪毙巴尼的话，请赦免他。”“我看不出枪毙他有什么好处，让他离开军队吧。”有时甚至令将军们感到恼怒，责怪他让他们无法严肃军纪……
　　总之，他是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那种战争统帅。
　　当然，作为一位总统，他知道自己担负的是怎样的责任，知道自己只能做出怎样的痛苦的抉择。就像他在第二次就职演说中所言：
　　“我们天真的希望、热忱的祈求，这场战争的浩劫能够迅速的过去。但是，如果上帝的旨意是让战争持续下去，直到奴隶们用250年来的无偿劳动所积累起来的一切财富都化为灰烬，直到用鞭子抽出来的每一滴血都要用刀砍出来的另一滴血来偿还，那么3000年前人们说过的一句话，我们也必须重复一遍：上帝的裁判总是正确和正义的。”
　　在战争最惨烈的时候，他力排众议，坚决的再向全国招募50万志愿军投入战场，不惜任何代价取得战争的胜利。而战争结束以后，他又力排众议，给出了人类战争史上对叛乱者最宽松的处理办法：南军士兵交出武器，就地遣散，他们原来的土地和财产将得到宪法的保护，甚至连战马也可以牵回家作农耕之用；南军将领保留军衔，仍然可以在联邦军队服役；除了南部联盟“总统”戴维斯等少数几个叛乱首领外，南方所有参加叛乱的人全部赦免，拥有宪法规定的所有权利；南方各州的设置和政府结构保持不变，各州政府仍将由本州人民选举产生，恢复南方在国会两院中的席位。而且，在实际上，为了照顾南方人民的感情，林肯在会见联军总司令塔兰特时给他讲了一个小故事：
　　“当我在印第安纳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一天清晨走进一个邻居家，看见一个小男孩用绳子牵着一头浣熊，我问他这是干什么，他说：‘昨晚我爸爸抓了六只浣熊，除了这只外，其余五只都杀掉了。爸爸叫我看着他，直到他回来，我真担心他会把这一只也杀掉。亚伯，我真希望它跑掉啊！’‘那你为什么不把它放走呢？’‘那不行，如果那样，爸爸会打死我的。不过，假如它自己跑掉，那就什么事也没了。’”
　　塔兰特将军当然心领神会。于是，联邦军队在捉拿叛乱首领的时候故意放水，让他们“自己跑掉”了。所以，实际上对叛乱各州的惩罚是：没有惩罚，反而可以获得北方大量的战后援助物资。
　　然而，他的远见无法为大家所理解，国会不愿意通过这样宽大的决议，他们想好好的惩罚一下“犯上作乱”的南方，甚至建议在南方取消州的建制，建立军管区，实行军事管制。就在这样悬而未决的时候，悲剧发生了，1865年4月15日，距离南军投降仅6天，林肯在华盛顿的福特剧院遇刺了，刺客是一个叫约翰·布思的南方极端主义分子。他的头部受了致命的伤，被六个士兵抬着放到剧院附近一个裁缝家里的床上，一路上撒下了他的点点血迹，染红了街道。4月16日的临晨7点22分的时候，他停止了心跳，医生在他的眼睛上放了两块硬币，以让他的眼睛能够闭上。守候在旁边的国防部长斯坦顿放下窗帘遮住清晨的阳光——跟约翰·布朗一样，他在太阳升起的时候离开了世界，遗憾的是，他没来得及说：“这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国家！”
　　——林肯死了。他宽恕了他所有的敌人，他反对向叛乱分子寻求报复，他说：“战争结束了，我们不要再去划分什么南北方了。”而他自己，却在拯救了民主、拯救了自由、拯救了国家之后，作为一个殉难者倒下了。就像彼得·埃克斯的布道、就像约翰·布朗的遗言、就像他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他用鲜血，用自己的鲜血，洗涤了这个国土上的罪恶。
　　在他死后，因为死亡带来的感情上的号召力，国会迅速通过了他提出的大部分处理办法。直到很久以后，人们才看清楚，这些宽容的处理对于化解双方因战争带来的仇恨，弥合这个民族因为互相厮杀而带来的感情分裂，具有多么巨大的作用。
　　《圣经》上说，人都是有罪的，要受到上帝的惩罚。人子基督来到世间，劝人向善，却遭到世人的仇视。但他从不心存报复，从不对任何人怀有怨恨，他说：“太阳照好人，也照坏人；上帝爱好人，也爱坏人。”最后，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用自己的血来替那些仇视他的世人赎了罪，让他们得到上帝宽恕。
　　这真是一个神秘的预言，林肯的命运，正像一个受难的基督。
　　
 作者：第八元素　回复日期：2005-6-23　23:08:56　  
　　后记2：在葛底斯堡公墓前的演讲
　　
　　如果说葛底斯堡演讲是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一篇演讲，也许不能算太过分。它是1863年美国内战的转折性战役——葛底斯堡战役之后四个月，林肯应邀来到新建的葛底斯堡国家烈士公墓落成仪式上的讲话。这篇演讲只有258个英文单词，林肯只讲了三分钟，在林肯讲话之前还有一个口才出众的家伙足足讲了两个小时，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人知道他讲些什么了。这篇讲话是美国历史上重要的政治文献，林肯在演讲中归纳的“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的口号被美国人认为是对其政府性质的最佳概括。此外，它还是一篇行文流畅、文笔优美的散文，可谓字字珠玑，饱含深情。但遗憾的是，据我所见国内的好几种译本，都不能尽如人意，远不能反映原文的神韵。于是不揣冒昧，参照国内几种译本，根据自己的理解，将原文重新译了一下。为了反映一篇演讲稿的特点，又按照朗读的节奏将其编排成散文诗的体例。读者若能先看看《关于林肯的后话》中林肯对美国内战的理解，再观其文，复读其韵，相信必能渐入佳境，体会到这篇伟大演讲的妙处，也必将对林肯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
　　
　　八十七年前，我们的祖先
　　在这块大陆上，
　　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
　　它孕育于自由之中，致力于
　　一个理想——
　　人人生而平等。
　　现在，我们正从事一场伟大的内战，
　　以考验
　　我们的国家，或任何一个在自由中孕育
　　并致力于平等的国家，
　　能否长存。
　　今天，我们在这个伟大的战场上相聚，
　　将这战场的一部分土地
　　奉献给那些为国捐躯的人们，作为安息之所
　　——这乃是我们的职责和本分。
　　但是，扪心自问，
　　对这样一块土地，
　　我们不能，也不配
　　——把它奉献
　　——令其崇高
　　——使之伟大。
　　因为，曾在此地作战的英勇将士，
　　无论存亡，
　　早已把它变得神圣，
　　远非我们的力量所能增减。
　　世界不会留意也不会永远记住我们在此所说的话，
　　但决不会忘记他们在此所立的功绩。
　　我们这些存活在世上的人，应将自己
　　奉献给在此作战的将士们所努力而未完成的工作。
　　我们应将自己
　　奉献给当前伟大的事业——
　　由这些光荣的阵亡者，
　　我们应该获得对正义更深的信仰，
　　因为他们已经为正义贡献了最大的牺牲。
　　——而这样的牺牲——
　　将使我们的国家，
　　在上帝的引导下，
　　重获自由的新生，
　　并使这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
　　不致灭亡——
　　『煮酒论史』 [西事纪闻]《最高命运：获取最高权力的瞬间》之 斯大林（补篇）
  作者：第八元素 提交日期：2005-4-22 16:07:00  这篇东西的初稿我曾经在煮酒贴过，但后来做了较大的修改，现在把完成稿贴出来。
　　
　　斯大林：是谁隐瞒了列宁遗嘱？
　　“斯大林同志担任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否永远谨慎的使用这种权力，我没有把握。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可能是一件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列宁 《致全国代表大会的信》 1924年
　　背景：
　　1917年11月25日，十月革命爆发。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夺取了国家政权，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也由一个默默无闻的激进分子成为世界瞩目的政治明星，成为与马恩并驾齐驱的无产阶级导师。
　　他的事业亘古未有，他的威望无人能及。
　　在列宁周围，是一群精力充沛、能力出众、雄心勃勃的革命者和政治家。
　　他们包括十月革命的军事领导人托诺茨基、共产国际领导人季诺维也夫、长期追随列宁的加米涅夫、党内年轻的理论家布哈林等等，当然，还有一个不太起眼的格鲁吉亚人斯大林。
　　尽管他们性格各异，有些互相不服气，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也相左，但都对列宁无限崇拜，满怀信心的希望列宁能够带领他们把俄国建设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构想中的理想社会，开创一个人类历史的全新纪元。
　　但谁也想不到，命运只给了光芒万丈的列宁六年的时间来继续他的事业。1918年，列宁在莫斯科的米赫里工厂对工人演讲结束后，一个叫范尼·卡普兰的女社会革命党人从汽车后面扣动了扳机……
　　这次枪击并未致命，但严重损害了列宁的健康。由于射入体内的铅制子弹头一直没有找到，它日积月累，最后终于导致了严重的铅中毒。
　　突变来的太快，1924年1月21日，列宁去世了。
　　他没有指定自己的继承人。
　　围绕继承人问题，这些曾经共同战斗的同志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一
　　1934年2月10日，俄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此时，斯大林坐在他的办公室里静静地抽着烟斗，细细品味着这次大会的给他带来的成就感：
　　反对派看来已经被彻底制服了。除了已经被驱逐出境的托诺茨基外，所有被打倒的反对派的头面人物都参加了这次大会，并在大会上承认错误，对总书记歌功颂德。他们在会议上表现得真听话。加米涅夫，哼，这个没有原则的家伙，居然真好意思在数千名代表面前自己骂自己是“政治僵尸”，然后大吼：“我们的领袖和指挥员斯大林同志万岁！”——他追随列宁那么多年，马克思理论修养到哪里去了，连拍马屁都不够档次。季诺维也夫还算有点水平，知道把总书记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并列起来赞颂。还有一些托诺茨基分子，也都毫不吝啬对他们以前的精神领袖的尖刻批评。对于这些人，只要真心承认总书记的伟大和正确，还可以重新入党，甚至考虑安排给他们安排点出版社、科研机构领导之类的闲职。
　　至于那些忠实的仆人，说得简直有点肉麻了。伏罗西诺夫这头蠢猪，竟然口不择言的把伟大领袖和“猪嘴”放到同一段话里，说什么：“有了斯大林同志这样久经考验的、英明的、最伟大的领袖，无论什么猪嘴或其它什么恶心的嘴，无论它伸到那里，都吓不倒我们。”看来是拍马匹拍的太高兴，竟然忘乎所以了。
　　还有共产国际的代表，听听他们怎么说，“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嗯，想想，如果二十年前在库列卡伊村的寒风中梦见有人对自己说：“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怕是做梦都要笑醒呢——人的命运真是难料啊。谁能想到会有今天呢？列宁去世已经有十年了吧，看来巩固自己权力的斗争确实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报纸上说的没错，它就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当然，有一点报纸上没说，它还是总书记伟大成就的总结大会。
　　……
　　卡岗诺维奇和计票委员会主席扎东斯基走了进来，打断了总书记的畅想。
　　卡岗诺维奇显得激动而且焦躁不安，他向斯大林汇报了出人意料的投票结果：在1225名代表中，3人投票“反对”基诺夫，而有近300人投票“反对”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中，斯大林得票数倒数第一！如果不是等额选举，总书记甚至已经被选出了中央委员会。
　　斯大林静静的听完了卡岗诺维奇的汇报，一言不发，拿下烟斗在烟灰缸上轻轻的敲了几下，抖下一些烟灰，又继续慢条斯理的抽了起来：
　　原来如此。
　　原来那些反对派们的反悔全都是假的。他们利用总书记好不容易才表现出来的一点宽大作风，混进代表大会，想联合起来把他搞掉——自己以前对他们太仁慈了，仅仅是把他们开除出党或者流放。
　　必须从肉体上加以消灭！
　　基诺夫？想起这个名字，斯大林皱了一下眉头。他确实在反对托诺茨基的斗争中给了自己很大的支持，所以才把他调到列宁格勒去当第一书记，让他去清洗隐藏在州党委中的季诺维也夫分子。但你看看他都干了些什么，他跟普通百姓住在石岛大街的一栋大楼里，在院子里跟邻居们的孩子捉迷藏，步行上街，在街上跟不认识的人交谈……这简直就是在故意逞能！他显得平易近人，完全是在跟总书记过不去。他实际上是想说明，斯大林深居克里姆林宫，警卫森严，从不在街上走动，也不去和孩子们捉迷藏，是想说明斯大林害怕人民，而基诺夫不害怕。看看他在列宁格勒枪毙过几个人？他根本不愿动用总书记授予他的特权来镇压那帮不满分子，反而替他们辩护，把他们团结到他的周围。他显得宽厚仁慈，无非是想突出斯大林的冷酷无情。如果不是这样，为什么在大会上他站起来发言的时候，掌声会跟总书记发言时一样热烈。他居然得票第一，看来如果有人提议让他担任总书记，这个提案肯定会获得通过了。
　　自己还想过把他从列宁格勒调回莫斯科，给他一个闲职，现在看来，没有这个必要了。
　　这样的人显然不适合继续活在世界上了。
　　斯大林决心已下。
　　一场血腥的悲剧即将拉开帷幕。
　　——实际上，在精心挑选的代表中间，有近1/4的人透过投票表示了自己对总书记的不满，并非反动派的阴谋。它完全是斯大林疯狂的农业集体化政策造成的：
　　斯大林在农业集体化上采取了他一贯的蛮干态度，强行剥夺农民的剩余产品来加速工业化进程。但农民对集体化的反抗使国家经济濒临崩溃边缘。斯大林命令镇压所有抗拒集体化的农民，结果却真的在许多地方引起了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在北高加索和乌克兰的某些地方，政府甚至动用了武装直升机来镇压农民暴动。
　　负责镇压暴动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边防军司令弗里诺夫斯基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汇报说，在北高加索的许多江河中顺水漂流下来几百具尸体——讨伐部队的损失如此惨重。同样，暴动也遭到了极其残酷的镇压，几万个农名未经法庭审判就被枪毙，几十万农民被流放，他们在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的集中营的苦役中慢慢的死去。
　　大规模集体化的另一个后果就是饥荒。饥荒席卷了昔日的欧洲粮仓——乌克兰以及库班、伏尔加河流域和其它一些地区。根据国家政治总局向斯大林作的报告，共有350万人被饿死——这显然是经过压缩的数字。早在1932年，就产生了几十万无家可归的儿童，他们挤满了许多大城市和火车站，乞讨和偷盗成了他们谋生的唯一手段。斯大林用了不到两年时间就解决了这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凡是在抢劫粮仓或者在扒窃火车时被抓住的人，不管他是成人还是儿童，统统枪毙。
　　尽管各种宣传机器仍然大肆渲染经济建设的伟大成就，遍布全国的危机不可能不在人民当中引起强烈的不满。但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敢于公开反对斯大林了，只是在无记名投票的时候，他们不约而同的投了反对票以表示不满。
　　谁也想不到，这种小心翼翼的抗议竟会遭到了如此猛烈的报复。
　　二
　　1934年12月1日，下午四点，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基诺夫写完了一个报告。他把写得很潦草的笔记本放进上衣口袋，给斯莫尔尼宫打了一个电话，说他马上出发。他要去参加一个党的积极分子大会并发言。妻子叫他到餐厅里吃饭，可时间太紧，他自己跑进厨房胡乱吃了一点，然后穿上大衣，戴上他那标志性的卡其布帽子，和家人匆匆道别，坐车直赴斯莫尔尼宫。
　　下车后，基诺夫快步走进了空荡荡的斯莫尔尼宫，他感到背后似乎少了如影随形的警卫员的脚步声。但这并未引起他的警觉。他独自一人走上三楼，向州委第二书记的办公室走去。在铺着地毯的走廊上，他甚至连自己的脚步声也听不到了。当他停下脚步准备开门的时候，身后响起了低沉的枪声。
　　有人在很近的地方向他开了枪。
　　子弹击中了基诺夫的颈部。他摇晃了一下，转过半个身子，想看看是谁开的枪，然后一头载倒在地上。他认识这个人，尼古拉耶夫，自己经常和他那漂亮的芭蕾舞演员妻子幽会。这个妒火中烧的家伙一度威胁要杀死自己，现在他做到了。但是，警卫员到哪里去了，谁让一个普通党员持枪进入戒备森严的斯莫尔尼宫，谁告诉他基诺夫会在这个时候出现在第二书记的办公室？
　　基诺夫永远不会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了。他在血泊里挣扎，直到咽完最后一口气，内务部的特工们才跑进走廊，逮捕了凶手。
　　两个小时以后，斯大林带领全体政治局委员乘专列奔赴列宁格勒。在列宁格勒车站，斯大林把所有前来迎接的人臭骂一通，给了内务部列宁格勒局长梅德伟季一个耳光。斯大林随即亲自主持了对凶手的审讯。并宣布他是季诺维也夫地下恐怖组织的成员。
　　就在案发当天，斯大林抛出一份修改刑事诉讼法的紧急文件。他甚至等不急让形式上的国家元首、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签字，而强迫执行委员会秘书叶努基泽签署。这份被后世称为“基诺夫法”的文件规定：
　　“1.对于被控准备或进行恐怖活动者，侦察部门奉命加快办案时间；
　　2.对于这一范畴的罪行，审判机关奉命不得以研究能否赦免为由而延缓对死刑的执行，因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此种罪行是不可宽恕的；
　　3.对于上述范畴的罪犯，内务人民委员部各机关奉命在判处死刑后立即执行。”
　　大屠杀的许可证已经颁发，苏联政治生活中最血腥、最黑暗的时代来临了。在这场疯狂的清洗中，斯大林将他的残暴发挥到了极至，国家机器完全成了他手中的杀人工具。
　　俄共（布）十七届代表大会的1225名代表中，有1089名很快被逮捕，他们大部分死在内务部的地下室和集中营，139个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人被逮捕并处决，还有12人被迫自杀。
　　在首届苏维埃政府的16个成员中，除了四个在1934年前死去，剩下的12人全部被斯大林枪决或秘密杀害。
　　在乌克兰，基辅市和地方的领导干部几乎全部被捕。1938年召开乌克兰党的代表大会时，查明这个共和国的党员人数已从1934年的45万人减少到28万；这十几万人到哪去了？被他们的总数书记逮捕、枪毙了……
　　在白俄罗斯，几乎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在“大疯狂”中死去了……
　　在格鲁吉亚，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在1937年5月举行，出席大会的644名代表，有245人在当年被逮捕…………
　　军队的损失更为惨重，苏联5位元帅中的3位被枪决，17位集团军司令中的15位被枪决，67个军长中的60个被枪决，199个师长中的136个被枪决，397个旅长中的221个被枪决，456个上校中的401个被枪决。59个军级以上政委中56个被枪决，97个师政委中79人被枪决，36个旅政委中35人被枪决。还有三分之一的团政治委员以及许许多多的中级和下级的指挥人员……
　　知识分子当仁不让的成为了重点清洗对象，1936年至1939年的三年间，被处决的苏联作家人数是全苏作家协会会员的1/3……
　　在斯大林亲自指挥的这场清洗中，至少有七百万人被捕，其中三百万人被枪决或迫害至死，相当于进行了十次南京大屠杀。平均每两个家庭就有一个受害者。在1934年以前入党的党员中，有三分之一被枪决——死在斯大林枪口下的共产党员，比《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被各国反动派迫害至死的共产党员的总和还要多。如果不是希特勒的入侵，这场灾难不知何时停止。
　　在流不尽的鲜血中，斯大林终于由一个普通的国家领袖，成为一个恐怖的独裁者。就像三百年前的马基压维利所说的：“一个政权的基础如果是人民对独裁者的爱戴——这是一种软弱无力的政权，因为它从属于人民；一个政权的基础如果是人民对独裁者的恐惧——这就是一种强有力的政权，因为它只属于独裁者一个。”——斯大林的政权是一个既通过对伟大领袖的个人崇拜建立起热爱，又通过死刑和集中营制造着恐怖的政权，当然更是坚强无比。如果马基压维利重生，一定会对斯大林的创举佩服得五体投地。
　　1936年，在被以“间谍罪”推上审判台以前，季诺维也夫曾试图让斯大林看在自己帮助过他的份上手下留情。斯大林对此不屑一顾。他问斯大林：“你知道什么叫感恩吗？”
　　“当然知道，那是一种狗的病症。”这个独裁者面无表情的答道。
　　绝望的季诺维也夫大声吼了起来：“我现在最后悔的就是居然在1924年的中央委员会上救了你！”
　　斯大林冷冷的看着这个以前的同盟者，什么话也没说，取下含在口里的烟斗轻轻的抖了一下灰。两个内务部特工上来把季诺维也夫带走了。
　　
作者：第八元素　回复日期：2005-4-22　16:19:14　  
　　三
　　……1924年5月22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在克里姆林宫召开。
　　这一天，距离苏联人民的伟大领袖列宁同志去世，还不到四个月。莫斯科上空万里无云，这个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首都一如往常一样平静。共产主义对这个国家的改造发生了明显的效果——所有的工厂、银行、大型商店都被收归国有，人们已经适应了按照苏维埃整齐划一的管理来安排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在残酷的内战结束以后，经济开始吃力但是持续的好转，政府对经济的统制也变得日益宽松，一些小小的商业投机活动已经开始抬头。在莫斯科街头，露天下的生意要比商店里的好得多，因为商店里按照政府规划生产出来的东西往往单调而且昂贵；在街上，一些私人手工制作的东西则经济实用，从烤好的一小袋一小袋的葵花籽，到剪刀、烟卷、手套、头巾，甚至还有像乳罩这样让共产主义道德下的人们略微感到有些尴尬的商品，也公开在汽车站或者国家银行旁边叫卖。这样的情景让人们感到，列宁去世后，他的继承者们仍然遵循着他的政策，把苏维埃对国家经济命脉强有力的控制和对零散的小商品经济的宽容结合起来。
　　但那些对这个国家政治运转有一定了解的人，却并不抱有这样坚定的信心。四个月来，党的领袖们围绕谁来做列宁接班人的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苏维埃的国家机器之所以从表面上看运转如常，是因为胜利者的地位尚未取得合法性，不能公开显示他的权威。明天，在党的十三界全国代表大会上，谁胜谁负即将揭晓。只有在大会以后，才能知道国家的政策将怎样改变。
　　这次中央全会的议程，原本是为即将召开的十三大做准备，确定主席团名单及其它一些为大会服务的人员名单。所有的列宁可能的继承人都出席了这次会议。但一位非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的出现，往会议里扔下了一颗重磅炸弹，改变了一切。她的名字叫克鲁普斯卡娅，列宁的遗孀。她扔下的重磅炸弹是《致全国代表大会的信》，即被后世称为《列宁遗嘱》的文件。她要求按照她丈夫的遗愿，在十三届代表大会上公开宣读这封信，中央委员会同意了这个要求，但他们希望在公布之前先在了解它的内容。
　　克鲁普斯卡娅开始读信，她的声音很低、很激动，让人无法听清楚。于是有人建议：“让叶夫基莫夫来读。”叶夫基莫夫是一个普通的中央委员，他接过信，里面的内容令他目瞪口呆，不敢相信这些东西竟然会通过自己的口说出来。他双手用力握住遗嘱，以免让人看见他的手在战抖，深吸了一口气，把遗嘱一口气读完。
　　在遗嘱中，列宁对几位可能的继承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斯大林、布哈林……都做了简短的评述。现在，他们就坐在主席团桌子旁边。
　　列宁没有指明自己的继承人。也许是他们都不能令他完全满意，但他明确指出，有一个人不能成为他的继承人：
　　“斯大林同志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就成为不可容忍的了。斯大林同志担任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否永远谨慎的使用这种权力，我没有把握。因此，我建议同志们仔细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调开，任命另一个人担任这个职位。这不是小事，或者说，这可能是一件具有决定意义的小事。”
　　如果说对托洛茨基等人的评价还有些含糊其词的话，这一段文字的表达则再清楚不过了。它是如此的突如其来，没有人想到，列宁会强烈要求罢免他生前最信任的总书记。大家被惊呆了。几乎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斯大林身上。毫无疑问，这斯大林有生以来最难受的时刻。这封信将摧毁他的一切、他苦心积虑积累起来的所有权力。他追随列宁近20年，直接在他身边工作10年，曾经协助列宁逃脱临时政府的追捕。20年来，尽管有过几次小的意见不合，但他从来没有反对过列宁，在是否发动十月起义、是否和德国签订不平等的《普茨茅斯和约》、是否同意芬兰从俄罗斯脱离等关键时刻，斯大林总是坚决的站在列宁一边。如果说在政治局成员中有谁总是同意列宁的意见的话，显然只有斯大林一人。但现在，他的领袖抛弃了他。
　　“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被这一可怕的事吓的目瞪口呆。”一位目击者这样说道，“斯大林坐在主席台上，显得很小和很可怜。我尽量逼近审视他，尽管他表现出镇定和沉着，但他的命运显然正处于千钧一发的时刻。在这种悼念和迷信列宁的气氛中，如果不重视列宁的遗嘱，那就几乎是一种亵渎的，甚至背叛的行为。”
　　会场像死一样沉默。斯大林的手在微微战抖……
　　季诺维也夫站了起来，他的脸上全是悲痛和忠贞：
　　“同志们，列宁同志的每一句话对我们而言都是法律！我们宣誓去完成列宁在逝世前所命令我们做的每一件事。你们完全知道，我们将信守那个誓言！”
　　所有人都低下了头，因为他们不愿看这个看这个政治演员的表演，他一站起来，大家就已经知道他要说什么——
　　“但是，我们可以愉快的说，有一点已经是证明没有根据的。我指的就是关于我们总书记的那一点。你们所有的人都看到最近几个月来我们之间的密切合作；你们也会像我一样愉快的说，列宁同志的这种担心已经证明是没有根据的。”
　　季诺维也夫用余光向周围看了一眼，所有人都面无表情，没有要发言的意思。他暗暗松了一口气，他最担心的事情终于没有发生：他们最主要的敌人托诺茨基没有立刻站起来反驳。也许是不屑，也许是认为没有必要，也许是认为自会有人站出来要求立刻罢免斯大林……真的很难猜测托诺茨基此时的想法，在这个可以一举击毁其政敌的绝佳时机，他选择了保持沉默——致命的沉默。如果他知道16年后，自己将被斯大林派遣的暗探砍死在墨西哥一间破陋的小屋，他一定会改变主意。可惜，他错过了，错过了一次，也就错过了一生。他将用后半生来流浪、反思和抗争，但这样的机会，再不会来了。
　　坐在斯大林旁边的加米涅夫接着呼吁中央委员会让斯大林继续任职，并建议遗嘱不在代表大会上公开发表，只是秘密的通知一些经过挑选的代表。克鲁普斯卡娅反对违背他丈夫的遗愿，但显然无能为力。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深信，他们不用像害怕托诺茨基那样害怕斯大林。虽然他们有时对他的刚愎自用感到有些不安，但他们认为以斯大林的能力，即使在总书记的位置上，也无法成为列宁唯一的继承人。季诺维也夫曾经在私下说过：“斯大林是一个很好的执行者。但必须有人经常来指挥他，因为斯大林没有这种自我指挥的才能。”言下之意，当然是他季诺维也夫具有这种指挥才能。实际上，不仅是季诺维也夫，在座的其他中央委员也觉得，与锋芒毕露和喜欢标新立异的托诺茨基相比，沉默寡言的斯大林更善于服从党的集体意志，更缺乏个人野心。如果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位置上赶走，就没人能制约得了狂妄的托诺茨基了——这个建议最终以40：10获得通过。
　　直到这时，斯大林才偷偷的擦了一把冷汗。他又重新掌握了大权。他明白，这一次他的地位将是稳固的和一劳永逸的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曾经在十月革命时反对过列宁，现在，出于个人地位的考虑，他们又联合起来反对领袖的遗愿。在决定命运的瞬间，这两个不乏才干、对革命立下汉马功劳的政治家，却被忌妒心、虚荣心、权力欲这样一些和人类本身一样古老的东西所控制，为自己亲手打开了通向地狱之门。
　　斯大林的实力已经深不可测。
　　现在，谁也不能阻止他把党和人民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作者：第八元素　回复日期：2005-4-22　16:21:52　  
　　四
　　十月革命胜利以后，斯大林作为俄共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地位较低，分到的“胜利果实”仅仅是民族事务部人民委员。这一任命还是得益于他在民族自治问题上与列宁看法一致，并于1912年在列宁的指导下写了一篇《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由此获得“民族问题专家”的称号。当时的民族事务部人民委员一职是对“光杆司令”的最佳说明：部里没有一个工作人员，人民委员办公室和整个民族事务部是完全统一的——一间只有两张破桌子的小房间。而且，他这个人民委员在上任之初完全没有权力管理分配给他的地区——俄国的民族地区都地处偏远，而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政府实际上只控制了莫斯科附近地区和几个大城市。总之，他的政治前途并不乐观。
　　很快，由于全国到处爆发的白军叛乱以及外国武装干涉，这些临时设置的部门完全失去意义，整个中央政府实际上只有一个部——内战指挥部。中央委员们常常作为全权代表被派往各个战区督战。斯大林被派往南方的察里津，负责保证首都的粮食运输线的安全。这是斯大林头一次独立行使权力，他一上来就表现不凡：斯大林从未学过战役、战斗知识，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但在保卫察里津大会战的紧急关头，他却俨然一副独裁者的派头。他从不难为自己去战壕、军中小医院、集合地点和观察点去视察。他最喜欢做的就是坐在司令部里没完没了的发各种紧急电报，召见政委、指战员，要求汇报，把不服从命令者送上军事法庭，派人去进行监督。他在给中央的信中充分表现出来的逻辑，可谓举世无双：
　　“我在督促和责骂所有该督促和责骂的人，相信情况很快就会好转。尽管放心，我绝不宽恕任何人，不论自己还是别人，粮食总会运去的。如果我们的军事‘专家们’（饭桶！）不蒙头睡觉，不游手好闲，线路就不会被切断；如果线路恢复，那也不是亏了军事专家们，而是由于反对了他们。”
　　在这种逻辑的指导下，大批不同意斯大林意见的军事专家以消极怠工或者阴谋叛变的罪名被逮捕，大部分人被枪决。这种自毁战斗力的疯狂举动，可以看作是二战前对苏联军队大清洗的小规模预演。斯大林充分表现出他作为一个独裁者的特殊才干，他总是能不动声色地作出一些残酷的决定。在察里津，工程师阿列克谢耶夫和他的两个儿子，还有几名旧军官被捕，他们被怀疑与反革命组织有牵连。斯大林的批示只有两个字：“枪决。” 于是，这几个不幸的人未经任何审判就被立即处决了。
　　最后，察里津保卫战仍然获得了胜利。尽管主要原因是一支援军从外围对围城的白军进行打击，瓦解了敌军，但这已经足够斯大林得出结论：不论对敌人还是自己人，暴力都是万能的。
　　察里津战役后，尽管斯大林津津乐道于他的“指挥艺术”，列宁还是相当明智的解除了他的军事指挥权，把他调回莫斯科。不过这并未影响斯大林同志的威信，因为察里津到底是保住了，而且粮食运输线也一直没有中断。他被调回的原因，是缺乏军事才能，而不是手段过于残暴。相反，他在中央委员、红军指战员中赢得了这样的名声：能够不惜采取“非常措施”来完成列宁同志委派的任务——实际上，列宁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在内战中，斯大林不再被授予军事指挥权，但当哪里出现叛乱、溃败、军心动摇等紧急情况，或者是列宁决定不顾大部分人的反对作出某项决定——比如凿沉黑海舰队，他就会委派斯大林去负责执行——斯大林同志最不缺乏的就是坚强、果断和冷酷无情。
　　内战结束以后，斯大林的这种品质为他在赢得了第二个重要职位——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这个部门是列宁决定设立的，目的是和党内日益增长的官僚主义和徇私舞弊行为作斗争。它的权力相当广泛，可以对其它任何委员部的行动进行监视、提出检控，可以派员旁听所有部门召开的各种会议，查阅各种资料。从某种程度上讲，它具有特务机关的性质。政治局委员们都不屑于出任从事这种冷酷的清洗活动和肮脏的间谍行径，所以当季诺维也夫建议斯大林出任这一职务时，没有一个人反对。
　　斯大林从不放过任何扩大自己权力的机会，几乎所有的部门都很快感觉到自己不得不重视工农检察院的存在。它有一种死死盯住不放的做法，使人们产生恐惧，并且鼓励告密。斯大林通过工农检察院，轻而易举的为自己找到了一群善于阴谋暗算的幕僚和冷酷无情的执行者。这些人将很快成为斯大林核心集团的智囊和党卫军。同时，他还利用工农检察院的特权秘密收集政治局委员的各种资料。他发现，他潜在的对手们几乎都是曾经侨居外国的理论家，喜欢进行各种演讲和辩论。他们对于优美词藻的追求胜过对表达严谨的追求。斯大林小心的收集着他们的所犯过的一切大小错误，这些资料，后来证明在权力斗争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托诺茨基曾经对列宁引用过一句民谚：“布谷鸟咕咕叫，叫的是苏维埃的死期到。”托诺茨基自己都忘了。直到两年以后，在列宁逝世后的斗争中，斯大林把它搬出来攻击托诺茨基时的革命悲观主义和投降主义的时候，他才想起来自己好像确实这么说过。他想解释，却总是越抹越黑。直到这时，托诺茨基才发现自己的这个对手是个口才出众的人——至少在进行人身攻击方面如此。这些习惯于欧洲议会民主的政治家们，从来没想到自己在各种场合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发言，会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
　　从以后的发展来看，出任工农检察院人民委员在斯大林迈向最高权力的过程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这一过程可以用来很好的解释斯大林为什么能在列宁还在世的时候就手握大权：
　　首先，除斯大林外，政治局的其它成员都曾经为了躲避沙俄的政治迫害而旅居欧洲，这些人智力超群，理论修养很高，学识渊博，口才也很出众。长期以来，他们习惯于脱离实际工作而在马克思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上进行争论。在成为国家领导人以后，这种喜欢纸上谈兵的作风并没有改变，他们总是希望自己能尽量从繁琐的行政工作中脱离出来，以免耽误了他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斯大林和他们完全相反，他一直在国内从事实际工作，理论修养不高，不善言语。他对抽象理论的争论没有兴趣，甚至抱有一种反感。他觉得，和自己比起来，这些理论家的地位来的太容易了。他曾私下对他的朋友说：“当我们在准备为革命流血的时候，他们却在那里看书写字。”一个叫阿萨德·别伊的人在一本小册子中曾经这样描述过这种对比：“斯大林和托诺茨基——是共产党中对立的两极。托诺茨基是一个典型的欧洲人，老练的、虚荣心很重的新闻工作者。斯大林则是一个典型的亚洲人，不无事忙的，没有个人需求的人，具有东方阴谋家冷酷阴郁头脑的人。”——后来的事实证明，在俄国这片封建传统浓厚的舞台上，欧洲的宣传家是敌不过亚洲的阴谋家的。
　　这两种风格对比的结果，就是政治局委员们一般并不担任过多的行政职务，而是在各种会议上争论不休，然后把决议交给执行机构就行了。斯大林则担任了数不清的行政职务——有不少就是他的政敌当作负担推给他的。在担任总书记之前，他同时兼任的职务就有组织局委员、民族人民委员、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委员、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中的党中央代表、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委员……所以，季诺维也夫说斯大林“是一个很好的执行者”并非没有根据，但这只有在权力机关真正享有权威的时候才是正确的，一旦列宁去世，一个分裂的政治局就再也不能制约住一个强大的执行者了。
　　第二个原因也许比政治人物的性格能给我们更深刻思考：在共和国成立的初期，成立一个新的机构往往比较随意，也没有认真的、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来规定这个新机构的权力。这就为野心家提供了可趁之机，他们可以想法把权力扩大到他们满意为止。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的设立，就是列宁认为党内官僚主义和徇私舞弊的情况日益严重，需要设立一个专门的机构来进行监督，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通过的。然后由列宁任命斯大林为人民委员，再由斯大林全权负责去挑选或招募机构工作人员，就开始运作了。至于这个机构可以采取哪些手段来实行监督，是否允许在党的机构内收买告密者，甚至设暗探，这种监督在什么程度内才能不干扰各部门的正常工作、不侵犯个人隐私，以及如何防止它成为个别野心家打击异己的工具，怎样防止这个机构本身成为官僚主义和徇私舞弊之所……所有这些，都没有经过认真考虑，或者说至少没有以法律法规的形式体现出来过。这些小小的疏忽一般情况下是安全的，但如果碰巧——几乎是迟早会遇上一个处心积虑的阴谋家，它就会像洪水冲击下的蚁穴，溃倒千里大堤。而新生的苏维埃遇上的，乃是阴谋家中的集大成者，上面提到的所有考虑不周之处，都在工农检察院的实践中迅速成为现实。当政治局的对手们忙于争论各种“重要问题”的时候，斯大林同志正在勤勤恳恳的为独裁打下坚实的基础。
　　
 作者：第八元素　回复日期：2005-4-22　17:40:43　  
　　五
　　尽管各种行政职务可以为斯大林捞取政治资本，但在苏维埃权力体系中，要想获得最高权力，必须在党内取得优势。从这点来看，斯大林仍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
　　在政治局中，他的排名是第五，前四名分别是列宁、托诺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托诺茨基是十月革命具体行动的总指挥，又在随后到来的国内战争中，作为苏联红军的创始人和一个出色的军事将领而树立起崇高的威望。他具有和列宁一样的雄辩的口才、敏锐的头脑和深厚的理论修养。他直到十月革命前夕才加入布尔什维克，就迅速上升为党的二号人物。在旁人——当然也包括他自己——看来，列宁去世以后，党的领袖一职肯定会落到他身上。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是一对政治双胞胎，他们的意见总是惊人的一致。政治局中，他们追随列宁时间最长，长期担任列宁的助手。如果不是他们反对发动十月革命，列宁对他们的信任也许会超过斯大林。在这两个人当中，加米涅夫更具有理论家的气质，并没有问鼎头把交椅的野心，但他显然希望自己的同伴季诺维也夫而不是托诺茨基继承列宁。季诺维也夫则显得沉着冷静，精于算计且富有野心，被认为是仅次于托诺茨基的列宁继承人的有力争夺者。
　　在这种地位下，斯大林要取得胜利是困难的。他最大的优点在于善于隐藏实力。在喜欢喋喋不休的政治局中，他具有独一无二的保持沉默的可怕毅力。有些时候，可以看到他在楼梯口，抽着烟斗，一动不动地听着一个激动人心的谈话，长达一两个小时。斯大林只有在别人向他提问的时候才会打破自己的沉默。他的这种性格看起来就像是没有任何以自我为中心的想法。那些访问他的人，由于能够倾吐积愫而感到欣慰，因此很少有人因为他的少言寡语而抱怨他在交往中不对人推心置腹。当他感到难以忍耐各种会议上无休止的辩论的时候，他就独自跑到外边去抽烟。
　　在列宁还在世的时候，他选择了与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组成对抗托诺茨基的“三巨头”同盟。但在三巨头中，他心甘情愿扮演最微末的角色。他从不主动攻击任何人，反而喜欢在政治斗争中扮演老好人的角色。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永远都不会忘记，当十月革命后列宁要把他们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时，是斯大林出面替他们辩护。托诺茨基也知道，他从孟什维克转而加入布尔什维克的会议，是由斯大林主持的。所以不论他的敌人还是朋友都对他放松了警惕，使自己在激烈的斗争中免受伤害。在列宁面前，他是一个忠诚而严厉的执行者；在“三巨头”联盟中，他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跟班；在托诺茨基眼里，他是一个才智平庸的对手；即使在普通的中央委员心目中，他也只是一个踏实肯干，没有独立性和个人野心的行政工作者，而不是什么党的领导核心——总之，几乎所有人都觉得自己在才智上比斯大林高明。
　　相反，斯大林最主要的对手托诺茨基则表现得不那么令人放心。他是一个很有思想的知识分子和天才的军事指挥家。他具有一般知识分子的高傲和顽固的心理，喜欢表现自己的独立性，经常公开自己与列宁的分歧，在开会时他几乎会和所有的人辩论，而他出色的口才又总是能将对手驳得哑口无言。他不愿意从事日常工作，喜欢把时间花在到工农群众中去宣传自己的思想——而不是列宁的思想，赢得他们的支持。这让他看起来像是想脱离党的集体领导而直接建立个人权威。更重要的是，他始终手握军权，他是红军的创始人，又是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在传统的政治观念中，掌握军权的人最容易建立起自己的独裁统治。所有这些，都令他的对手甚至朋友感到害怕。他们担心一旦托诺茨基掌权，将不会允许别人和他辩论，那些曾经和他争吵的人将遭到清洗，甚至可能依靠军队建立军事独裁。实际上，正像他们低估了沉默寡言的斯大林一样，中央委员们也确实高估了高谈阔论的托诺茨基。托诺茨基一直对政治抱有一种非常幼稚的看法，以为仅凭伟大的思想和高尚的人格，就可以自然的被众人推上领袖的宝座。他有一种知识分子的傲慢，鄙视一切形式的政治斗争。他没有认识到夺取权力是一个职业政治家的生活、甚至生命的一部分，反而以此为耻，认为那是不能容忍的。对于“三巨头”直接针对自己的表演，他却像一个旁观者一样无动于衷。他热衷在一些抽象的理论问题上与人争吵，一旦涉及权力争夺的话题，他宁可在政治局会议上看法文小说也不会发言。在很多关键时刻，他的支持者们看到了危险，纷纷站出来准备抗争时，却发现他们的首领一言不发。1927年，追随托诺茨基10年的越飞自杀，他在绝命书中写道“您一向正确，可您一向退却。”实际上是在谴责托诺茨基可以不珍惜自己的政治生命，却不该无视他的追随者们的生命。托洛茨基的自信、自负、清高，对作为学者的他来说，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缺点，但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则是致命的缺陷。不仅害了自己，也害了无数追随他的理想的人。
　　——实际上，这也不能全怪托诺茨基。在人类的权力斗争历史上，很少有二把手成为继承人的情况。一方面，他们过早的把自己暴露在敌人面前，很自然的成为一切觑视最高权力者首要打击的对象，而他们又缺乏足够的权力来回应这种攻击。另一方面，最高领袖也会采取一些措施来对他们加以防范，限制其权力。在这种双重压力之下，很少有人能够幸免。列宁之后的托诺茨基、斯大林之后的贝利亚、赫鲁晓夫之后的谢列平等人都是被三把手以下联合起来搞掉的。在苏联的政治体制下，表现出过多的独立性的人往往不能生存。
　　仅从斯大林和托诺茨基性格对比，就可以知道，不论他们之间的力量如何悬殊，最后倒下去的，一定是托诺茨基。
　　这种力量的转折终于在1922年出现。这年4月3日，党的十一次代表大会决定设立俄共（布）中央总书记一职。同一天，斯大林被大会选为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任总书记。
　　谁也想不到，他会占据这个位置长达三十一年。
　　六
　　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是处理委员会日常事务和整理传达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和党的代表大会决议的机构。它起初并没有设立总书记一职。十月革命成功后，党的中央机关迅猛发展，1917年，中央委员会书记处还不到30人，一年之后已经有602个工作人员了，这还不包括担任守卫和执行通信勤务的武装部队在内。到了1920年，中央机构工作人员已经达到几千人，作为常设机构的书记处要正常工作，必须要有一个专门的领导人。
　　斯大林以他灵敏的嗅觉感到了这种需求，以及这种需求带来的机遇。中央的官僚机构急剧膨胀，设立随意、分工混乱，权力的分配与制约关系也许只有经过长期的专门研究才能搞清楚。不过，不喜欢抽象理论的斯大林同志却很乐意花功夫去钻研这个复杂的课题。他同时在各种机构，尤其是工农检察院任职，使他可以清楚的洞察整个中央机构的运作机制。这个天生的权术家很快就认识到一个真理：打开专制之门的钥匙，放在中央书记处的办公室里。
　　他清楚的知道：中央书记处能做的事情是很多的。他是中央权力机关——党的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与他们的执行机构之间的连接点，就像人的脖子一样连接头脑和他的身体。在中央书记处的大门内，只要一个抽屉和一把钥匙，就可以够埋葬中央委员的任何一项决议，甚至是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谁掌握了这个机关，谁就可以封锁住政治局或政治局委员的指示，同时又能通过中央机关，冒充中央的指示，改而贯彻自己个人的指示。
　　斯大林把自己想法跟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商量了一下，他们一致认为这个主意不错，又可以趁机削弱托诺茨基的影响力。在一次中央委员会的特别会议上，由加米涅夫出面，建议用斯大林来领导书记处的工作，用“总书记”的职务来代替“责任书记”的职务。立刻有不少人表示支持这一建议。显然，这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私下“做工作”的结果。列宁不太喜欢这个提议，他知道斯大林的行事作风，这个总书记候选人“只会做辣的菜”。但他最后仍然表示赞成，因为他相信斯大林的忠心，而且在党的领导者中也确实再也找不出像斯大林那样喜欢并且有能力从事日常工作的人了。至于托诺茨基，他显然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他从心里瞧不起这些政客的手腕，他仍然一如既往的保持了沉默。布哈林和托姆茨基在政治局中地位较低，无意参与托诺茨基与“三巨头”的斗争，但他们对斯大林默默无闻的处世态度和踏实工作印象深刻，也未表示反对。于是，这个事情就定了下来。
　　从保存下来的中央委员会的记录来看，当时关于挑选总书记的事情进行得相当漫不经心——
　　这个对苏联历史至关重要的决议被写在一张张零散的纸上，是那种划着横格的学生用的练习本纸，它很简单的记道：
　　“兹设立总书记职位和两名书记职位。现任命斯大林同志为总书记，任命莫诺托夫和古比雪夫同志为书记。”
　　如此简单的记载说明，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人认为设立总书记是一件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在存在着政治局这样一个集体领导机关的情况下，总书记无权决定，而且也没有决定过党的政治方针。当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把斯大林送上总书记宝座时，他们相信，他将会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他们又在一个重要部门塞进了一个“自己人”。而斯大林也已打定主意，一旦消灭托诺茨基，下一步就除掉这两个“没有原则的废话篓子”。
　　对于“总书记”这样一个没有什么恶意、初看起来不过是属于办公室职员方面的字眼，起初谁也没有想到要给它一个明确的职权范围，斯大林就自己来设法赋予它有分量的内容。他一步一步地扩大了总书记的职权，加强他在中央机关和地方机关中的影响。
　　出任总书记后，他兼任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和总书记三职，也是党内唯一同时兼任这三个重要职务的人。也就是说，他是政治局和它的两大职能部门——组织局和书记处的唯一联络人，并在实际上完全控制了这两个部门。政治局冗长的会议只能决定少数它感兴趣的事情，对于更多的决定，实际上是由斯大林一人作出的。即使是政治局的决议，斯大林也可以按照他觉得合适的方式来执行。在20年代曾是斯大林秘书的巴扎诺夫说，总书记有一个习惯，就是一面吱吱的抽着烟斗，一面在办公室走来走去。然后打电话把秘书叫来，简单地指示：要把某个省委书记撤掉，派某某去接替他。随即由秘书通知组织局，组织局的工作人员立即办理任免手续。任免决定拟好以后，由总书记签字生效——就这样，一个地方大员的命运被决定了。斯大林利用这种权力迅速为自己在几乎所有部门——中央机关、人民委员会、各加盟共和国、各边疆区和各省委安插自己“值得信赖的人”。发往各地的大量通知、决定、信函、委任状上面都有着同样的签名——“约·斯大林”。渐渐的，地方上的领导人都感觉到斯大林同志的个人优势，他们正在逐渐习惯从斯大林那顶大沿帽的帽檐下来观察世界。对斯大林同志表示忠诚，服从斯大林同志的命令，成了加官进爵的捷径。
　　就这样，当季诺维也夫仍在处心积虑的筹划着怎么搞掉托诺茨基的时候，当托诺茨基正忙于在工厂、学校发表煽动性演讲的时候，在革命领袖列宁威望正高的时候，俄国实际上已经被斯大林不动声色地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而他在中央的敌人和朋友们竟然没有一个人发现（列宁在临死前发现了，并在遗嘱中说：“斯大林同志担任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但大家都觉得没那么夸张），许多俄国老百姓甚至还不知道这个统治者的名字。这种情况，在人类权力斗争史上，极为罕见。
　　七
　　总书记的职位带来了巨大的权力，也带来了巨大的危险。
　　在这样一个显赫的位置上，斯大林不可能再像以前一样被人忽视。如果说以前斯大林的巨大权力能够瞒过政治局的所有人，那么现在就只能瞒过除列宁之外的所有人了。列宁虽然也长期旅居欧洲，喜欢抽象理论和涛涛不绝的演说，但他和托诺茨基不同，他是那种人类历史上罕见的政治天才，在研究理论和辩论的同时仍能冷静分析现实情况和观察他每一个同志。斯大林当上总书记之后，他很快感到周围有一种模糊的但是肯定存在的变化。1922年6月，他生病休息了一段时间，当他重新返回工作岗位时，这种前后的对比更加鲜明。他询问什么问题或者索取什么资料要想得到迅速而直接的回复变得困难了。不停有人抱怨机关的粗暴、官僚主义和滥用职权，一些被莫名其妙解职的官员向中央申诉。他的一些指示甚至命令在向下级机关传达的时候，常常像泥牛入海一样，了无声息，不知被卡在什么地方，无法达到目的地。他发现整个政府机器被某种力量操纵，以和他这个总设计师所构想的完全不同的方式运转着。他试图追寻这种变化的根源，很快就发现，这种可怕的力量来自书记处。
　　这个发现令甚至像列宁那样的人物也觉得背心发凉。在自己一手创立的国家机器内居然隐藏着这样一个通往专制的机构，而掌控它的人，竟然是公认的最没有个人野心的约瑟夫·斯大林！列宁头一次发现他对自己的总书记了解得如此之少。
　　随后到来的格鲁吉亚事件使列宁肯定了自己的判断：
　　在苏联的西南角与伊朗交界处是著名的高加索山脉，那里有苏联的三个加盟共和国：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习惯上称之为“外高加索三国”。斯大林自己就是一个格鲁吉亚人。这三个国家虽然在在地理上接近，但却有不同的历史传统和不同的宗教信仰。阿塞拜疆人信仰伊斯兰教；亚美尼亚信仰基督教中一个独特的派别，拥有独立于东正教大主教的最高主教；格鲁吉亚虽然跟俄罗斯一样信仰东正教，但由于格鲁吉亚历史上曾经处于土耳其和波斯的统治之下，其民族传统更接近于波斯人而不是斯拉夫人。所以虽然他们愿意加入苏联，又很注意保持本民族的独立性。
　　斯大林对于外高加索三国加入苏联的方式有自己的看法，他主张由三国组成“外高加索联邦”，作为一个整体加入苏联。这个模式的目的，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因为一个新成立的联邦显然要比三个历史传统悠久的国家更容易控制。但三国都认为联邦是多余的累赘，他们更愿意以独立的姿态加入苏联。于是，斯大林委派自己的亲信奥尔忠尼启则担任外高加索联邦的领导人。奥尔忠尼启则曾和斯大林一起在格鲁吉亚从事地下工作，他和斯大林一样拥有一张典型的格鲁吉亚人的脸。他在外高加索忠实地执行着斯大林的民族政策，采取斯大林所习惯的“火与剑”来镇压一切反对建立联邦的“民族主义者”。有一位奥尔忠尼启则的同志曾经这样描述他的暴行：“在经过他那强盗般的袭击之后，那里留下的是焚毁的房屋、哭泣的寡妇、饥饿的孤儿。谢戈尔·奥尔忠尼启则曾灭绝一个又一个村庄，难怪老人们称奥赛梯何为一条永不干涸的泪河。”当有个地方被以“奥尔忠尼启则”来命名时，那里的人们整整一周拒绝上班，直到从整个高加索调来大批军队。
　　在了解到斯大林解决高加索问题的办法之后，列宁在政治局会议上做了这样的评论：
　　“我想，在这件事情上，斯大林的粗暴和行政长官意志在起了非常不好的作用，还有就是他有一种对所谓的‘民族主义’的切齿痛恨的心理。一般地说，这种心理在政治上总是起最坏的作用。”
　　这个评论，不仅从处理问题的方式，而且从个人道德上否定了斯大林，它标志着总书记开始失宠。不过，列宁也不太清楚斯大林的实力，所以采取了一步一步的进攻方式，先在政治局和党内对他提出各方面的批评，然后再水到渠成地剥夺他的总书记职务。
　　但1923年奥尔忠尼启则那个著名的 “耳光”，最终促使列宁由循序渐进的批判转而决定采取果断的行动。
　　——在一次党的会议上，奥尔忠尼启则和格鲁吉亚“独立派”党内领袖姆迪尼瓦激烈的争吵起来，奥尔忠尼启则先是痛斥，进而谩骂，最后竟然站起身来给了姆迪尼瓦重重一耳光。这让列宁勃然大怒：一个共产党同志居然在会议上公然去煽另一个共产党同志的耳光！这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分裂，甚至可能是一场民族叛乱。更重要的是，它显示出斯大林的粗暴如何影响他身边的人，并进而影响党的民主作风。
　　列宁立即下令撤销了奥尔忠尼启则的职务，并委派一向被认为对同志和敌人都毫不留情的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捷尔任斯基全面调查“格鲁吉亚问题”。报告很快出来，令列宁震惊的是，捷尔任斯基的报告竟然全是为斯大林的辩护之词！这说明斯大林的权力已经超过了他的想象。不能再迟疑了，他决定对斯大林发起攻击，必须马上解除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
　　斯大林的命运岌岌可危。
　　然而，就在与捷尔任斯基交谈的第二天，病魔再次找到了坚强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如果再给列宁一些时间，斯大林恐怕在劫难逃，苏联的历史也许会按照完全不同的道路走下去。列宁在关键时刻的辞去让我们想起了在北伐前夕去世的孙中山先生，他们都是在事业初成、个人威望如日中天的时刻突然离去，让原本清晰的形势成了无穷无尽的变局，只留给后人无限遐想的空间：偶然的因素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起了多大的作用？
　　在病中，列宁写给托诺茨基一张纸条：
　　“尊敬的托诺茨基同志：
　　我想请求您务必要在党的中央会议上为格鲁吉亚事件说话。事件现在正处在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的‘追查’之中，而我不能指望他们的公正无私，甚至情况正好相反。”
　　列宁一直就知道托诺茨基和“三巨头”的斗争，但他希望维护党的团结，所以直到完全丧失工作能力，他才不得不考虑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来对付斯大林。他希望这张纸条能够成为托诺茨基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
　　托诺茨基后来确实在格鲁吉亚问题上发了言，但他始终没有出示列宁的纸条，更没有要求处分斯大林。原因是斯大林突然间对他表现得非常尊敬，几乎同意他的所有观点——这在他们十多年的交往中从未有过的。
　　还有，他认为依靠列宁的指示来打击对手是一件很丢份的事。他不屑。
　　不久以后，列宁病情加重，完全丧失了工作能力。1924年1月21日，俄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与世长辞。
　　命运把一个千载难逢的好运气交到了斯大林手里。
　　
 作者：第八元素　回复日期：2005-4-22　17:42:05　  
　　后记：权力、异化和平常心
　　本书在前言中写道：“没有哪一种诱惑，比权力的诱惑，尤其是最高权力的诱惑，更能扭曲人性。”权力是人创造的，为的是更好的组织人们去向险恶的大自然争取生存的权利，为本团体的成员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但在它产生后的几千年里，却把人类变成了它的奴隶。为了争夺这个自己创造的怪物，人类自相残杀，付出的生命的代价远远超过了自然界任何一种力量——瘟疫、火山、地震、洪水、干旱等等。即使是那些掌握权力的人，也很难说是他掌握了权力还是权力控制了他。绝对的权力，就好像《指环王》中的那个魔戒一样，一旦得到它，这个人就被它完全控制，除了想继续占有它以外，别无其它欲望，而任凭它把自己的健康、热情、精力一点点蚕食，变成一个人不象人鬼不象鬼的怪物。斯大林可以说是近现代历史上最有权力的人物，但正是这种不受限制的权力使他丧失了人世间几乎所有的乐趣：他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妻子，没有一个朋友，对儿女的爱也很淡漠，在他的几个孙子辈中他只见过其中一个，每天早起晚睡，只是不停的做批示、作报告、下命令，警惕所有可能威胁自己地位的人然后把他送上刑场——三十年来几乎天天如此。在他60岁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曾经破天荒的善心大发，将自己数十年的工资（他根本不需要花钱）寄给了自己在宗教小学时候的几个朋友，给他们养老，并在信中署名“你的索索（斯大林的小时候的名字）”。但收到钱的人没有一个敢以斯大林的朋友自居，而无不用一种诚惶诚恐的措辞感谢伟大领袖的恩赐——他并没有获得他想重温的儿时的友谊，他手中的权力不允许他获得。在他过完70大寿之后，他又吩咐洗印两张他的妻子谢尔盖耶夫娜的照片，一张装在镜框里，放在办公室的桌子前，一张挂在卧室的墙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后悔杀了违抗自己意愿的妻子吗？她可能是世界上最后一个对他存在称之为“爱”的感情的人。如果她还在，伟大领袖的晚年是不是就不会那么孤独？——总之，权力永久性的改变了斯大林的性格，泯灭了他身上本来就所存不多的人性，从而夺走了那些所有属于普通人的幸福。
　　法国人贝尼斯曾断言：“一个人不可能同时获得权力和幸福。”这个论断会是真理吗？
　　人若被他自己所创造的东西所控制，并使其带来的结果完全违背了创造者的初衷，这种情况，我称之为“异化”。它从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的观念中衍生而来，在马克思看来，劳动本来是为人类创造财富和幸福的，但在私有制产生以后，尤其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产生以后，劳动成果和劳动者分离，劳动者因为劳动而遭受剥削和压迫，这个时候劳动被“异化”了。如果我们把“异化”的思想加以更广泛的应用，就会发现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人类创造了宗教，为的是使灵魂找到归宿、生命有所寄托，但因为迷信教义，不同的教派之间互相残杀，有人用自焚的方法去寻找天堂，这个时候，宗教被异化了；人们去寻找爱情，为的是让心灵不再孤单、享受家庭的温馨，但有人却因为失恋而自暴自弃、甚至自杀，让父母亲友等真正爱他的人伤心落泪，这个时候，爱情被异化了；人类发明了货币，是为了互相交换劳动产品、优化资源配置，但却有人成为金钱的奴隶，为了钱出卖自己的灵魂，牺牲了友情、亲情、爱情等真正值得珍惜的东西，这个时候，金钱被异化了。其实，无论宗教、金钱、权力都是人们为了追求幸福而创造的概念和工具，怎可为了这些东西而丢弃了已有的幸福，甚至自己的生命？
　　“异化”的根源不在权力、金钱这些创造物，而在人本身，它来源于人与生俱来的欲望。叔本华有一种悲观的论调：人在欲望满足之前痛苦，在欲望满足之后虚无，所以人生没有幸福。如果真的这样，人活着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实际上，幸福还是有的，它就存在于痛苦和虚无之间，存在于对欲望有节制的满足。世界上美好的东西有很多，值得我去追求，并在这种不断的追求、获得、再追求中体会到幸福。但是，人的生命有限而欲望无限，如果不能节制自己的欲望，就会被欲望所控制，那些激发欲望的东西就会被异化，就会陷入叔本华所说的状态，幸福也就永远离我们远去。
　　庄子说，百里奚养牛的时候忘记了贵贱，所以能把牛养得很肥；秦穆公让他当了宰相，他治国的时候忘记了禄爵，所以能够把国家治理德很好；退休以后忘记了生死，所以生活得十分快乐。
　　——故曰：“不刻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江海而闲，不道引而寿。无不忘也，无不有也，澹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也。”说了那么多文绉绉的话，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实就靠着三个字——“平常心”。
　　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一天，一个美国阔太太去巴黎旅游。她在巴黎市中心的花园里看见一个老头在专心致志的浇花剪草。他是那样的内行，那样勤恳操劳，他那一丝不苟的姿态，足以证明他是一个上等的园丁。这个阔太太有一座私人花园，她想，这个法国老头真是百里挑一的好园丁。在美国恐怕出很高的价钱也很难找到，今天既然碰到了，为什么不把他请到美国去呢？
　　于是她问那个老头，愿不愿意到美国去做她的园丁。她可以给他高于法国三倍的工资，还可以解决他的旅费和住宿。为了说服那个老头，她又把美国大大的吹嘘了一通，好像那里遍地是黄金，人人到了那里都可以发财。
　　“夫人，”那个老头静静的听完美国阔太太的话，非常礼貌的说道，“谢谢你的好意。但真是不巧，我现在还有一个职务在身，不能离开巴黎。”
　　“你统统辞掉吧！我会给你补偿的。你还有什么兼职？还是从事什么副业？送牛奶还是养鸡？”
　　“都不是，”老头微笑着说，“我希望人们在下次选举中不投我的票，我就好来接受您的美差。”
　　“什么？投票。你们法国人连选园丁都还要投票？”
　　“不是的，夫人。我的名字叫安里，我这个园丁现在还兼任着法国总统。”
　　读完这个故事，我想大部分人在宛尔一笑之后，都会赞成，在安里与美国阔太太的一问一答中，贝尼斯主教的话失效了：权力和幸福是可以共存的，而把它们包容起来的东西无非也就是三个字：平常心。
　　因此，对一个国家而言，要防止权力的异化，就要采取有效的制度来制约权力。因为权力越大，它所能在人性中激起的欲望也就越强烈。绝对不受限制的权力，就会激发绝对不受控制的欲望。对一个人而言，既要追求权力带来的成就感，又要防止被异化的权力所控制，就应该时时抱着一颗象百里奚和安里那样的平常心。一个不能抱着平常心的人掌握的大权，不论对国家还是对他个人，都将是一场悲剧。
　　正所谓：“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应有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