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项基本原则不容违反—--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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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 
本文原载1981年4月20日《解放军报》

      

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三中全会以来,广大文艺工作者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思想解放,心情舒畅,创作热情高涨,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出现了繁荣的局面,我军也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作品。部队文艺创作在取得很大成绩的同时,也存在着缺点和问题。一方面“左”的错误思想影响需要进一步清除,另一方面也需要纠正存在着的某些追求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两种倾向都是背离四项基本原则的。有的作品,如部队作家白桦同志创作的电影文学剧本《苦恋》,则不仅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甚至到了实际上否定爱国主义的程度。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这部作品进行实事求是的批评,这对于加深我们对四项基本原则的认识,提高坚持和维护四项基本原则的自觉性,发扬爱国主义精神,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那是有益的。

(一)

《苦恋》写了一个画家一生“苦恋”祖国,却遭到祖国“践踏”的悲剧。故事从1976年夏天画家凌晨光被追捕、逃亡苇荡写起,往前追述了他少年和青年时代的经历,往后写到他在雪原上冻饿而死的悲惨结局。在旧中国,少年凌晨光家境贫寒,然而处处可以得到善心人的照拂,识才者的器重:彩绘艺人教他绘画着色;科学家陈先生称他为朋友,陈先生的女儿娟娟赠他拴有同心结的木刻刀,为他唱“我们相爱在星光下”的歌子;禅院长老把他画的玉兰裱成长卷,回赠他题款“凌晨光居士雅属”的条幅,写着屈原《离骚》诗句:“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青年凌晨光被国民党抓壮丁,巧遇船家女绿娘搭救,彼此深情相爱。他参加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运动,被特务追捕,躲进轮船,到了国外。 在美洲的一个国家,他出了名成了家,享有“花园别墅”、“黑色轿车”、“黑人使女”和“有灯光调节的画室”,举办画展,博得了外国人的赞赏和尊敬。在画廊,画家再次巧遇绿娘,终成眷属。祖国解放了,画家夫妇抛弃国外的一切,双双返回祖国。在轮船驶入祖国领海看到五星红旗时,绿娘生下了他们的女儿,取名“星星”。然而,在社会主义祖国,画家仅仅有过短暂的欢乐,紧接着就是“文化大革命”中的浩劫。与他们一家爱国
心切相对照,着力渲染的是祖国如何不爱他们:全家被赶到昏暗的斗室,“没有窗户,没有阳光,没有空气”;在画家生日那天,他被打得满身鞭痕。女儿星星觉得在“这个国家”不能容身,决定跟男朋友弃国出走,凌晨光不同意。此时女儿反问父亲:“您爱我们这个国家,苦苦地留恋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厂凌晨光“无法回答”。他被人追踪,带着“生活在社会主义祖国还要逃亡”这个百思不解的问号,藏身苇荡,啃生鱼,吃鼠粮,成为荒原野人。剧终,雪停天晴,人们奔跑着寻找失踪的凌晨光,而画家生命之火已经燃尽,他用最后的一点力量,在白茫茫的雪地里爬出了“一个硕大无比的问号”,问号上的那一个点就是“他已经冷却了的身体”。一生了结了,他“眼睛没有闭”,“手尽量向天空伸去”。

这就是《苦恋》描绘的画家凌晨光的所渭“壮丽而艰难的道路”。

(二)

《苦恋》作者向人们宣告:这部作品的主题意义是爱,作品主人公对祖国的爱,也是作者对祖国的爱。但是,作品的主题思想总是通过它的具体情节展示出来的,看过作品之后,我们不能不说它所描写和抒发的感情,并不是对祖国的“爱”,而是在“爱”的掩盖下,对我们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怨恨。

爱国,爱国主义精神,从来不是抽象的,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和不同的阶级社会里有着不同的内容。今天,我们讲爱国,不只是热爱我们祖国的地大物博、山川秀丽、历史悠久和灿烂的文化传统,而是要热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十亿勤劳勇敢的人民,热爱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热爱党领导下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这种爱国主义具有最广阔最深厚的社会基础,具有崭新的社会经济的、政治的、思想的内容,是历史上任何的爱国主义所不能比拟的;它反映了人民和国家间的新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难道今天对祖国的爱,能够同对党、对社会主义的爱相对立吗?但是,《苦恋》所反映的却不是这样。它描绘的旧社会还有些情谊和温暖,而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却处处是苦痛和悲剧;旧社会爱国者被迫害还有人救援,在新中国爱国者不但仍被迫害而且走投无路;在美洲的那个国家遍地“阳光灿烂”,社会主义祖国却是一团漆黑。《苦恋》描写凌晨光如何爱国,正是为了反衬祖国如何不爱他。在这部作品中,甚至连五星红旗也被泼上了污水。画家的女儿在五星红旗下诞生,却无法在五星红旗下容身,弃国出走时交替出现的画面是“闪着金光”的五星红旗和“失声哭泣”的星星,还伴随着星星诞生时她父母对话的画外音:“起个名儿……”“就叫星星吧!”五星红旗是社会主义祖国的庄严象征,竟被嘲弄到如此程度,每一个有爱国心的人,读到此处不能不感到一种无法容忍的屈辱。《苦恋》违背历史的真实和生活的真实,用如此强烈的对比,清楚地表达了作品的主题思想:新中国不如旧中国,共产党不如国民党,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祖国不仅毫无可爱之处,而且可憎可怕。

六十年来,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族才根本改变自己的命运,在世界上站起来子。我们党领导下的伟大的人民解放事业,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史册上最光辉灿烂的一页;今天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建没事业,集中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是历史的真理,人民的心声。尽管建国以来,我们党的工作有过失误,几经挫折,特别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未能充分发挥,但建国三十年来的成绩仍然是巨大的。借批评党曾经犯过的错误以否定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否定四项基本原则,这决不是歌颂爱国主义,而是对爱国主义的污辱。

《苦恋》通过艺术形象散布了一种背离社会主义祖国的情绪。尽管作者曾说作品意在“表现中华民族的凝聚性和向心力”,然而,人们在作品里看到的恰恰是这种“凝聚性和向心力”如何遭到摧残。作品通过画家女儿之口提出的“您爱我们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这句尖锐的问话,才是这部作品的真实主题。整个剧情都在阐发着这个主题。画家凌晨光“痴恋着祖国”,被摧残得家破人亡。与画家在苇荡相遇的历史学家冯汉声放弃了国外的“最现代化的生活”,落得个一辈子对祖国的“单相思”。与画家同船回国的诗人谢秋山夫妇,被逼得“夫南妻北”;当诗人看到妻子云英的“死亡通知书”时,画外音里传来了妻于的咳嗽声和她在归国船上所说的话音: “就会好的,回到祖国就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所有这些,实际上成了对于祖国的控诉和诅咒,是散布一种对祖国怀疑和怨恨的情绪。这种情绪同我国广大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热爱祖国热爱党的赤子之心,有什么共同之处呢?最近报刊广泛介绍的原太原工学院副教授栾茀,1949年从台湾大学回到祖国大陆,尽管十年浩劫中受到迫害,但他对党、对社会主义事业、对祖国的灿烂前程,始终充满信心,百折不挠地把自己的全部心血献给了社会主义祖国,祖国人民将永远怀念他。这些年来,许多侨居海外的科技工作者,纷纷回国参加四化建设。“不管祖国怎样贫穷、落后,她总是我的祖国;就像我的母亲,不管她怎样穷,总是我的母亲。”这是他们发自肺腑的共同语言。我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作为伟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今天全国各族人民包括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在内的大团结的重要思想基础,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祖国的巨大精神力量。而浸透在《苦恋》这部作品里的离心情绪,却伤害了我们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的自信心,不利于安定团结,不利于我们正在进行的四化事业。

(三)

作者说,这部作品是揭露和审判“四人帮”的。可是,人们从作品中,却看不出哪些是“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也看不到党和人民对“四人帮”的斗争。作者用大量的形象、隐喻、符号和浯言,反复表现的是“神佛”对人的精神奴役,“太阳”下人的苦难命运,以及五星红旗飘扬的土地上发生的悲剧。很明显,作品中的神佛、太阳,所影射的并不是“四人帮”;而把一桩桩悲剧安排在五星红旗下,也决不是为了审判“四人帮”。星星说的“这个国家”,就更没有道理说是指的“四人帮”了。祖国和“四人帮”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同样,党和“四人帮”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一个对人民负责的作家怎能如此歪曲历史,把“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当作伟大祖国对自己儿女的冷酷无情,把十年浩劫的灾难归罪于社会主义制度,甚至把党和“四人帮”等同起来加以鞭挞呢?我们谁也没有忘记“四人帮”横行期间的苦难,是“四人帮”践踏了祖国和她的儿女,国家和人民一起受难,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国家遭受到极大的破坏。但是,尽管林彪、“四人帮”篡夺了党和国家的一部分权力,我们的广大党员、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对他们进行的抵制和斗争始终没有停止。最后也正是党领导人民起来粉碎了林彪、“四人帮”。这一切都说明我们的党和国家是同广大人民共命运的,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祖国是属于人民的。“粉碎“四人帮”以来,不少文艺作品正确地反映了这段历史,以鲜明的爱和恨,给人以启发、信心和力量。例如影片《巴山夜雨》,就显示了广大人民跟林彪、“四人帮”是根本对立的。《苦恋》却不是这样,它把党和人民(包括知识分子)分离了开来,又把党和祖国同林彪、“四人帮”混淆在一起。作品中诗人谢秋山朗诵的一首诗:“既然是同志、战友、同胞,何必要给我设下圈套?既然你打算让我戴上镣铐,又何必面带微笑?既然你准备从我背后插刀,又何必把我拥抱?你们在我们嘴上贴满了封条。我们在自己的脑袋上挂满了问号!……”明明白白地表明了作品要揭露和审判的并不是林彪、“四人帮”,而是我们的党、党的领袖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

打着反对封建主义、反对现代迷信的旗帜,诋毁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是这部作品的另一主题。作者曾说:“中国现代封建主义比辛亥之前的封建主义还要厉害。”《苦恋》拼凑的艺术形象,就是对这一概念的图解。作者还曾就《苦恋》的创作意图,作过如下的告白;”祖同的象征绝不是历代帝王和当权者,绝不是!相反,他们是践踏祖国母亲的人”。这里的历代“当权者”一词虽然隐晦,但含义不难理解,这是包括我们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袖在内的。《苦恋》这部作品中,描写造神、信神、群众被神愚弄的画面贯穿全篇,反复出现这样的对话:“为什么这个佛爷这么黑呀?”“善男信女的香火把他熏黑了……”而且用北京大街上“满街都是挥动着语录本的人,一张张虔诚、天真而狂热的脸”来与之呼应。禅院长老和少年凌晨光关于神佛、香火和庙堂的对话的中心意思是:庙堂制造了神佛,愚弄了善男信女,骗取了香火。这种隐喻和暗示,所能产生的社会效果,只能是把人们对“四人帮”的仇恨引向党和党的领导人,引向人民民主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

我们反对封建迷信,也反对现代迷信。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反对现代迷信就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关系的基本原理。无产阶级政党和它的领袖是在人民革命斗争的长期考验中产生的,他们不是泥塑木雕的偶像,不是靠迷信制造出来的幻影,他们因为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为人民群众所拥护。但领袖是人不是神。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为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建树了伟大的功勋,他晚年也犯了错误,这错误给党和国家带来了不幸,虽然如此,他的功绩仍然是第一位的,错误只是第二位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我们千百万共产党员和亿万人民群众用血汗凝成的宝贵财富;它的基本原则将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中国人民的精神武器,指导我们不断将革命推向前进。全党讨论真理标准,破除现代迷信,是要求人们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观察处理问题从实际出发,摆脱“本本主义”和两个“凡是”的束缚;但这不是要否定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恰恰是为了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同志,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苦恋》的作者把我们的党和党的领袖同“历代帝王”相提并论,把他们说成是“践踏祖国母亲的人”,把广大干部群众污蔑为“善男信女”,讲这种话,作这样的描写,实际上使自己滑到同党和人民对立的位置上去了。

(四)

《苦恋》一再出现天空中自由翱翔的人字雁群,一再唱出“我们飞翔着把人字写在天上”,人是“天地间最高尚的形象”的主题歌,用来和祖国大地上人的悲惨境遇作对照。据说,这种构思“将促使人们思考:什么是人的尊严?什么是人的阶值”?

毛泽东同志说过:“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我们民族、我们党有多少优秀儿女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前仆后继,为了人民的尊严而宁死不屈,他们在为社会进步和人民解放事业的奋斗中,实现了人的价值。我们尊重人的尊严和人的价值,但从不脱离历史的、现实的、具体的人而去空谈抽象的“人类之爱”。旧社会,中国人民处于无权的地位,谈不上人的尊严和价值。只有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人民才得以当家作主,知识分子才得以有所作为,海外侨胞才得以不被异国歧视。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解放全人类为最终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是人类最壮丽事业的探索者和实践者,是彻底的革命人道主义者。但是《苦恋》这部作品又是怎么写的呢?它把我们党为人民利益而斗争的宗旨,歪曲为神的护国佑民,只是写在经书里,悬在天空中,可望而不可及的欺骗。作品中一再用天上的人字雁群和人是“天地间最高尚的形象”的主题歌,来反衬地上的人的悲惨命运,指责我们的党践踏了人的尊严,抹杀了人的价值,制造了祖国大地上的人的悲剧。作品中的人的颂歌,不但和两年前西单墙上的那些所谓争“人权”的论调相似,而且和一百多年前代表德国小市民利益、反对共产主义革命的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关于实现人的本质的无谓思辨相似。马克思、恩格斯对这种观点作了透彻的分析:他们“不代表无产者的利益,而代表人的本质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这种人不属于任何阶级。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界,而只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共产党宣言》)《苦恋》讴歌的“人”就是这样的,它并不代表生活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不过是作者按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的概念虚构出来的,超脱中国社会现实的,用来责难党和社会主义的工具而已。

《苦恋》摘屈原《离骚》诗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为卷首语,还用《离骚》中的另一诗句“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表现画家凌晨光不屈不挠的“求索”精神。本来屈原对祖国的爱,表现在他对楚国的忠诚和对人民的同情,屈原的求索,突出表现在他立志改革,主张“国富强而法立”的进步思想。而《苦恋》所鼓吹的“求索”,是怀疑党怀疑社会主义的“求索”,是突破四项基本原则框框的“求索”,是引导人背离祖国的“求索”。这不是继承了屈原精神,而是对屈原精神的悖逆。作品歪曲屈原精神却套用屈原故事,塑造了画家凌晨光的悲剧形象。作品也正是用了这个类似两千多年前屈原自沉汨罗的古老悲剧作为高潮而结束的。在茫茫的雪原上,在人字雁群消逝在天际时,画家用他的血
肉之躯,在祖国母亲的胸膛上爬出了一个问号,在问号的那一个点上,终结了他“求索”的路程。凌晨光虽然死了,一个“越来越大”的问号却摆到了人们面前。作者用自己的话作了回答,这样的构思是:“希望人们从这些破碎的心灵的血浆里看到惨痛的教训,丢掉对自命为祖国象征的那些人的幻想,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那么,谁是自命为祖国象征的那些人?向谁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作品提出的问题,不能不使人得出这样的看法:它的锋芒是指向党,指向四项基本原则的。

(五)

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立国之本。它的内容是载入了我国宪法的。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都应遵守,各条战线各项工作都应遵循,文艺工作不能例外。电影文学剧本《苦恋》的出现不是孤立的现象,它反映了存在于极少数人中的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以至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如果容忍这种错误思潮自由泛滥,势必对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造成危害,也就不可能顺利进行经济调整和四化建设,这是违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我们批评《苦恋》的错误倾向,目的正是为了坚持和维护四项基本原则,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保卫社会主义的四化建设。

双百方针是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方针,指的是在文学艺术中各种形式和风格的自由竞赛,在学术上的自由讨论,反对用行政的方式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如果把它理解为可以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没有任何限制的绝对自由,那就会走到违背广大人民利益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邪路上去。因此,对于错误倾向开展说理的批评,进行必要的思想斗争,不但不会妨碍双百方针的贯彻执行,而且有利于双百方针的正确贯彻。如果掩盖错误,堵塞批评,回避斗争,则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利,对发展社会主义文学艺术不利,对犯错误的同志也不利。我们希望通过对《苦恋》这部作品的批评,提高我军文艺工作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自觉性,也希望《苦恋》的作者能从这一错误中吸取教训,端正创作思想,在今后能写出有益于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的作品。

坚持和维护四项基本原则,就必须理直气壮地、始终不渝地同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倾向进行斗争。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军贯彻执行党的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建设现代化革命军队的根本前提,也是我军各项工作包括文艺工作在内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军每个干部战士,特别是共产党员,都要把坚持和维护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神圣的职责。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每一个爱国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工作者,都应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继续解放思想,正确贯彻双百方针,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和发展,努力使自己的作品正确反映我们所处的新时代,促进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为四化的伟大事业作出新的贡献。这样做,才无愧于哺育我们的党和人民,无愧于我们亲爱的社会主义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