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泳:对历史保持温情和敬意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9 23:28:43
  对历史保持温情和敬意

谢泳

    书架上有一本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年鉴》,厚厚一大册,因为时间的关系,书已泛黄。年鉴是资料性的东西,作为书来读的时候极少,如果遇到了涉及那个历史时期的史料,有时会拿出来查阅一下。商务当年出版的此类书很多,我有几种,编辑水平都很高。像《重编日用百科全书》(1934年出版),三大册,保存了当时很多重要的史料。如果研究民国时代的日常生活,特别是日常生活中的器物,这套书很有用,我对民国时代一些事情的认识,就与常常翻看这本书有关。

   《中国年鉴》出版时,北伐还没有成功,但从年鉴收入的各种资料看,这个社会还是在努力,并很有一些新东西。

     我们读历史,如果先从资料下手,有时反而会更容易看到真实的情况,而再好的教科书也难免有误导人的地方。看这本年鉴时,注意到两件小事,特别有感慨。一是那个时代真是落后,人民真是贫穷。书中有一个“中央任用各官赴任程表”。是规定官员任命和到任的期限,当时分为“有交通的地方”和“无交通的地方”。

以北京为中心,到顺天要十日,直隶十五日,奉天二十日,吉林二十五日,龙江三十日,山东二十日,山西二十日。这是有交通的地方,而没有交通的地方,我们今天听起来真是恍如隔世了。到热河三十日,陕西四十日,甘肃七十日,四川六十日,广西六十日,贵州一百日,云南一百日。往南到广东是三十日,江南其它地方也要二十日。最远是新疆,期限为一百六十日。

    从官员赴任的期限看,那时社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形,大致可以有一个了解,当时中国只有极少的工业,所有现代化的东西还只停留在观念里,这是它落后的一面,对于这一面,我们今天是完全有资格来给它一个评价了。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却不一定有资格来评价它,这就是当年的政治结构和地方自治。

     比如1911年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整个框架体现了现代宪政思想的理念,《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已有这样的规定;“人民之身体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人民之家宅非依法律不得侵入或搜索;人民保有财产及营业之自由;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人民有书信秘密之自由;人民有居住迁徙之自由;人民有信教之自由。”它在宗教一栏中列出的就有:孔教、道教、佛教、回教、犹太教、基督教等,而且对外人在华的教会人数、神职人员、团体和所有活动都列表统计,非常真实。

   《中华民国宪法案》第四章是关于国会的内容。参众两院议员选出办法,大体与美国相同,参议员按地方议会及选举团体选出,众议员按人口比例选出。具体条款我就不说了,只说两条:第四十六条规定:两院各得受理国民之请愿;第四十七条:两院议员得提出质问书与国务员或请求其到院质问之。

    民国初年的宪政历史本来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有人认为并没有落实,只是一场闹剧。我以为不能这样看,民初的宪政历史是有问题,但那个问题是宪政实现初期必然要经历的过程,此点当年许多宪政专家都已指出过。更重要的是要看那个宪法的内容有没有与世界文明主流融合的倾向,如果在这个意义上来评价民初宪政历程,我以为就比较符合实际。

    我手边还有一本1946年申报馆出的《申报上海市民手册》,对于上海第一届市议会选举的整个过程记载甚详。我把它的条文和选出来的议员仔细对比了一下,感到很有启发。

    这本手册还附了许多照片,其中就有当选市参议会议长的潘公展宣誓的照片。我查阅了当选市参议员的简历,有两个感觉,一是文化程度很高,多数人有大学和留学经历;二是相对年轻,基本是四十岁左右的人为主。整个宪政的设计和操作过程基本上是以欧美宪政历史为参照的。

    手册对于这次完成了的市参议会的选举有两个评价:

    一是:“民主政治的基础,基于民权的运用,基于政府与人民平等权力的调和,务必使民选而受人民监督的政府,真正为人民谋福利,达到‘民治、民有、民享。’”

    二是;“参议员是人民的代表,他们从社会各阶层,各区域,各团体中由市民投票选举而产生出来,代表市民参与督促市政,代尽言责。在这种意义上,上海市参议会的成立,实是全国政治迈向民主宪政的一步,它是人民争取民主自由的记程碑。”

    了解了这段历史,如果再听到有人说中国人教育水平太低,宪政会把最坏的人选出来那种话,我是不大相信了。

    民初中国的宪政历史不是没有问题,而是问题很多,但那些问题是操作中的问题,而不是能不能操作的问题。

    中国现在是在乡村开始民主试验,西方对此评价甚高,这自然有他们的道理,多少有一点,总比一点没有要好,但这个评价如果过了头,就不对了。

    我看过中国宪政专家、当时西南联大政治系教授张佛泉在《今日评论》(钱端升主编)上的一篇文章,他有一个意思是说,宪政在中国是一个新东西,而中国所有的新东西都是从城市开始的,他对当时中国已经开始的市县地方自治都提出了批评(而如今还只在乡村试行),他认为重要的问题不在那里。我想他那个意思在半个世界以后,可能还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