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他们眼中的百年法政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5 14:22:14
他们眼中的百年法政
南方周末 2005-11-17 15:58:10
中山大学法学院石牌校区旧址 （图片由中山大学法学院提供）
端木正
（1979年中山大学法律系复办时的首任系主任，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海牙国际法院仲裁员）
中国诚然有4000年或者更古老的立法史，但没有专门的法学教育。直至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兴学校为止，全国统一考试的科举，内容是一律的。由于立法、司法和行政不分，科举选拔的官吏也不重专长。直至20世纪初兴学校之后，才有专门的法学教育。
天津的北洋大学可能是最早设立法科的高等学校，1895年就开设法科，而且人才辈出。1905年废除科举，学校才如雨后春笋，其中就有应运而生的法律专科学校。1905年日俄战争后，中国留学日本出现一个高潮，清廷的预备立宪又以日本为榜样。所以当时新出现的法律学校就是请日本教师，或留日回国的教师，采用日本教材就更不在话下了。学生来求学的目的仍然是找当官的捷径。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进入了直接向西方学习的阶段。到欧美学习法学的人逐渐增多，回国任教于各大学的专家日渐普遍。原来分立的法政学堂逐渐融入新成立的“法学院”。
新中国建立后，法学教育变化很大。首先是全国高教的重大改组，方向是“一边倒”学习苏联。当然，事实上法学教学不可能，也没有“全盘苏化”。在当时法律虚无主义的主导下，原有的法学院数量大减，教学内容破旧易而立新难，1952年至1954年的院系调整后，各大学法学院相继取消，或合并到新建的“政法学院”。
夏书章
（1947年起任中山大学教授至今，1979年曾与多位政治学学者联名上书请求恢复政治学）
当初为什么停的原因说不清楚。我们估计有两条。一是学苏联，苏联把这个专业搞得很狭窄，有些东西就不研究了，政治学没有了。另外是极左的思潮，不科学，都是对着干，资本主义一切都是伪的假的，它有我们就必须没有。当时我们是不以为然：你说它是假的，我们搞真的行不行？它是伪科学，我搞真科学；它是资产阶级专政，我搞无产阶级专政；它讲资产阶级专政有一套套的道理，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吗？
那个联名上书，里面好多人已经去世了。我们那个上书是给党中央。当时是因为邓小平讲话，说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要赶快补课，上面还有一句话：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想回避政治学？其实这是回避不了的。为什么我们的法政学科一恢复就发展这么快？因为这是我们确实需要的。行政管理、公共管理，为什么发展得比MBA还快？就是需要！我们现在和平崛起、神舟飞船上天、青藏通铁路公路，全世界都看着的，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政府管理、公共管理，行吗？
刘恒
（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
百年之前，我们就有法制，但那是古代法制，皇帝是在法之上的，法律是统治者的工具。我们的近代法制是萌发了现代民主的思想、现代法治的思想，但还没形成相应的制度。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强调是现代法治。中国在1989年才颁布了行政诉讼法，第一部民告官的法律。也就是政府的权力要受到司法的约束。这就从制度上宣告了中国现代法治的建立。
改革开放以来的法治是中国现代法治，有特定的含义：以控制、约束公共权力为目标和核心的法治。也就是说法治是专门来规范公共权力的运作，或者通过理性的规则来约束公共权力。
现代法治不是治民之法，而是治官之法。古代的法律是拿来治老百姓的，现代的法治是治官的……百年的历程也是对法治内容、法治理念的不断追求和变化的过程。
任剑涛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
通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主导大学方向的情况有些改变。这些改变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整个国家现在确信，我们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对大学的学术自治、学术自由，有了一种国家层面的肯定。这种肯定兑现为现实还需要假以时日，但提供了政治学家、法学家、行政学家们按照自己现代学科的尊严来进行合理思考的空间。
二是现实的作用会使权力握有者让渡出一个空间。有这样的让渡，对法政学科的发展也是有力的促进。经济体制改革走到今天，整个执政党和政府提出，改革是要以综合改革的模式来推进。这种综合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到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改革。这要求我们对当前社会一些急迫问题做出解释。
三是中国的现实政治生活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我们国家已经从解放政治进入生活政治的状态。整个国家民族如何独立，人民如何解放，国家如何建构，这些核心性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人们已经不再是要扛起武器，组成军队，暴力对抗，来赶出侵略者，建立国家。一个相对稳定的国家已经建立起来，一个财富相对积累的社会也已经建立起来，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化结构已经被接受，所以才有国家改革与建设和谐社会共同出台的契机。这个时候，我们解释问题常常可以面对我们生活世界的实际问题。我们现在习惯把全局的问题变得具体化：某一个官员是否合适，某一项决策是否妥当。通过这样的转换，我们来具体解释秩序的建构问题、现代政治的建构问题。
这三者合并起来，就可以使我们法政学科的尴尬处境有所缓解。
南方周末 2005-11-17 15:58:10
中山大学法学院石牌校区旧址 （图片由中山大学法学院提供）
端木正
（1979年中山大学法律系复办时的首任系主任，曾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海牙国际法院仲裁员）
中国诚然有4000年或者更古老的立法史，但没有专门的法学教育。直至1905年清廷废除科举兴学校为止，全国统一考试的科举，内容是一律的。由于立法、司法和行政不分，科举选拔的官吏也不重专长。直至20世纪初兴学校之后，才有专门的法学教育。
天津的北洋大学可能是最早设立法科的高等学校，1895年就开设法科，而且人才辈出。1905年废除科举，学校才如雨后春笋，其中就有应运而生的法律专科学校。1905年日俄战争后，中国留学日本出现一个高潮，清廷的预备立宪又以日本为榜样。所以当时新出现的法律学校就是请日本教师，或留日回国的教师，采用日本教材就更不在话下了。学生来求学的目的仍然是找当官的捷径。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进入了直接向西方学习的阶段。到欧美学习法学的人逐渐增多，回国任教于各大学的专家日渐普遍。原来分立的法政学堂逐渐融入新成立的“法学院”。
新中国建立后，法学教育变化很大。首先是全国高教的重大改组，方向是“一边倒”学习苏联。当然，事实上法学教学不可能，也没有“全盘苏化”。在当时法律虚无主义的主导下，原有的法学院数量大减，教学内容破旧易而立新难，1952年至1954年的院系调整后，各大学法学院相继取消，或合并到新建的“政法学院”。
夏书章
（1947年起任中山大学教授至今，1979年曾与多位政治学学者联名上书请求恢复政治学）
当初为什么停的原因说不清楚。我们估计有两条。一是学苏联，苏联把这个专业搞得很狭窄，有些东西就不研究了，政治学没有了。另外是极左的思潮，不科学，都是对着干，资本主义一切都是伪的假的，它有我们就必须没有。当时我们是不以为然：你说它是假的，我们搞真的行不行？它是伪科学，我搞真科学；它是资产阶级专政，我搞无产阶级专政；它讲资产阶级专政有一套套的道理，我们无产阶级专政没有吗？
那个联名上书，里面好多人已经去世了。我们那个上书是给党中央。当时是因为邓小平讲话，说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要赶快补课，上面还有一句话：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想回避政治学？其实这是回避不了的。为什么我们的法政学科一恢复就发展这么快？因为这是我们确实需要的。行政管理、公共管理，为什么发展得比MBA还快？就是需要！我们现在和平崛起、神舟飞船上天、青藏通铁路公路，全世界都看着的，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政府管理、公共管理，行吗？
刘恒
（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
百年之前，我们就有法制，但那是古代法制，皇帝是在法之上的，法律是统治者的工具。我们的近代法制是萌发了现代民主的思想、现代法治的思想，但还没形成相应的制度。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强调是现代法治。中国在1989年才颁布了行政诉讼法，第一部民告官的法律。也就是政府的权力要受到司法的约束。这就从制度上宣告了中国现代法治的建立。
改革开放以来的法治是中国现代法治，有特定的含义：以控制、约束公共权力为目标和核心的法治。也就是说法治是专门来规范公共权力的运作，或者通过理性的规则来约束公共权力。
现代法治不是治民之法，而是治官之法。古代的法律是拿来治老百姓的，现代的法治是治官的……百年的历程也是对法治内容、法治理念的不断追求和变化的过程。
任剑涛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院长）
通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主导大学方向的情况有些改变。这些改变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整个国家现在确信，我们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对大学的学术自治、学术自由，有了一种国家层面的肯定。这种肯定兑现为现实还需要假以时日，但提供了政治学家、法学家、行政学家们按照自己现代学科的尊严来进行合理思考的空间。
二是现实的作用会使权力握有者让渡出一个空间。有这样的让渡，对法政学科的发展也是有力的促进。经济体制改革走到今天，整个执政党和政府提出，改革是要以综合改革的模式来推进。这种综合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发展到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改革。这要求我们对当前社会一些急迫问题做出解释。
三是中国的现实政治生活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我们国家已经从解放政治进入生活政治的状态。整个国家民族如何独立，人民如何解放，国家如何建构，这些核心性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人们已经不再是要扛起武器，组成军队，暴力对抗，来赶出侵略者，建立国家。一个相对稳定的国家已经建立起来，一个财富相对积累的社会也已经建立起来，国家和社会的二元化结构已经被接受，所以才有国家改革与建设和谐社会共同出台的契机。这个时候，我们解释问题常常可以面对我们生活世界的实际问题。我们现在习惯把全局的问题变得具体化：某一个官员是否合适，某一项决策是否妥当。通过这样的转换，我们来具体解释秩序的建构问题、现代政治的建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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