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出“半人时代”徐葆耕 江南大学生物工程学院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4 04:32:09
出“半人时代”徐葆耕 
江南大学生物工程学院>> 学生工作 >> 职业导航\我的大学\学海无涯 [作者简介]徐葆耕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教授。 我校建筑学院的一位老师告诉我：著名的建筑大师梁思成于1948年在清华大学作过一个讲演，标题是“半个人的时代”，谈文、理分家导致人的片面化问题。可惜的是，现在留下来的只有当时校刊上的简短报道，却找不到这份珍贵的讲演稿。 大师的讲演已过了半个世纪，但这个标题依然发人深省。西方学者马尔库塞撰有《单维人》一书，风靡世界，但马著比梁先生的演说晚了17年。我们不好说这个命题是梁先生首创，因为早在19世纪初德国诗人席勒就提醒世人注意这个社会陷阱，但我们却可以说，这个命题今天仍发人深省。因为我们还没有走出“半个人的时代”，而且，从世界范围来说，人的发展更加畸形化了。 马克思称高级共产主义社会以前的社会为史前期。近代科学强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和人的发展，但同时带来科技与人文的分离。西方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使人变成商品，加剧了这种对立。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人的商品化现象也很严重，对金钱的追逐使一些人把自己变成了商品，变成赚钱的机器，凡于赚钱无实用价值的知识一概弃之如敝履。在目前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条件下，我们不可能实现马克思提出的全面发展目标，但如果在培养人这个问题上鼠目寸光，就会加剧这种分离，使我们培养的人更加畸形。 爱因斯坦说过，科学技术只能告诉我们“是什么”，却不能解决“应当怎样”。科技只能解决是非而不能给人以“价值”判断。“价值”判断需要另一个源泉——人文社会科学。科技与人文分离的结果，就两个极端而言，出现了两种畸形人：只懂技术而灵魂苍白的“空心人”和不懂科技、侈谈人文的“边缘人”。 有些不懂科技的“边缘人”是如此可怜，尽管他们心安理得地享受着现代科技成果，却把科技描绘成造成一切灾难的根源，他们实际上是被社会发展浪潮甩在一边的多余者，却喜欢把空洞无聊的自我写照当作社会现实，他们的“作品”只是顾影自怜和自我欣赏的社会泡沫。 另一些“空心人”的状况并不比“边缘人”好，他们自以为掌握了科技，其实是被科技所掌握，感情干瘪，思想空洞，不知道社会把自己带向何方，也不知道人为什么活着。 后一种倾向也许更值得注意。 有人把“科教兴国”改为“科技兴国”，去了“教”字。一字之差，谬之千里，“兴国”变成“亡国”。还有人把“教”理解只是为教人以技术知识，这种理解同样鄙琐。文化才是立人之本。 现在，有些大学生以为掌握了科技就有了一切，鄙视人文社会科学和艺术，结果被最低级的文化、艺术所俘虏，变得粗鄙、浮浅、自私猥琐、毫无责任意识，这是当代教育的一个悲剧。 早在本世纪初，一些西方著名大学（如哈佛、麻省理工学院）就注意克服这种片面性，探索文理汇通之路。哈佛的学生在一二年级要上“通识课程”，广泛涉及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的各个方面。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工科学生要学占总课时的22%左右的人文课程。西方教育学家希望通过文理汇通，克服人的片面性，挽救日益深重的精神危机和道德危机。他们未必能达到目的，但他们的经验却对我们有益。 清华大学从50年代成为理工科大学，由于学校重视社科教育和校园文化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培养人的缺陷。现在，清华五六十年代的毕业生有不少人承担着国家各级领导工作，他们在学生时代大多有比较好的人文社会科学或艺术修养，这种修养多源于当时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80年代以来，大量人文选修课的开设和文科学院的建立又把50年代的经验向前发展了一步。清华大学中文系文理嫁接的二学位（工学士加文学士）模式是一种具有战略意义的创新，有可能为走出“半人时代”探索新路。到了下个世纪，只懂科技不谙人文，或只懂人文不谙科技的“人才”将不可能再成为“大师”。未来的大师产生于文理会通。
江南大学生物工程学院>> 学生工作 >> 职业导航\我的大学\学海无涯 [作者简介]徐葆耕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教授。 我校建筑学院的一位老师告诉我：著名的建筑大师梁思成于1948年在清华大学作过一个讲演，标题是“半个人的时代”，谈文、理分家导致人的片面化问题。可惜的是，现在留下来的只有当时校刊上的简短报道，却找不到这份珍贵的讲演稿。 大师的讲演已过了半个世纪，但这个标题依然发人深省。西方学者马尔库塞撰有《单维人》一书，风靡世界，但马著比梁先生的演说晚了17年。我们不好说这个命题是梁先生首创，因为早在19世纪初德国诗人席勒就提醒世人注意这个社会陷阱，但我们却可以说，这个命题今天仍发人深省。因为我们还没有走出“半个人的时代”，而且，从世界范围来说，人的发展更加畸形化了。 马克思称高级共产主义社会以前的社会为史前期。近代科学强有力地推动了社会和人的发展，但同时带来科技与人文的分离。西方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使人变成商品，加剧了这种对立。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人的商品化现象也很严重，对金钱的追逐使一些人把自己变成了商品，变成赚钱的机器，凡于赚钱无实用价值的知识一概弃之如敝履。在目前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条件下，我们不可能实现马克思提出的全面发展目标，但如果在培养人这个问题上鼠目寸光，就会加剧这种分离，使我们培养的人更加畸形。 爱因斯坦说过，科学技术只能告诉我们“是什么”，却不能解决“应当怎样”。科技只能解决是非而不能给人以“价值”判断。“价值”判断需要另一个源泉——人文社会科学。科技与人文分离的结果，就两个极端而言，出现了两种畸形人：只懂技术而灵魂苍白的“空心人”和不懂科技、侈谈人文的“边缘人”。 有些不懂科技的“边缘人”是如此可怜，尽管他们心安理得地享受着现代科技成果，却把科技描绘成造成一切灾难的根源，他们实际上是被社会发展浪潮甩在一边的多余者，却喜欢把空洞无聊的自我写照当作社会现实，他们的“作品”只是顾影自怜和自我欣赏的社会泡沫。 另一些“空心人”的状况并不比“边缘人”好，他们自以为掌握了科技，其实是被科技所掌握，感情干瘪，思想空洞，不知道社会把自己带向何方，也不知道人为什么活着。 后一种倾向也许更值得注意。 有人把“科教兴国”改为“科技兴国”，去了“教”字。一字之差，谬之千里，“兴国”变成“亡国”。还有人把“教”理解只是为教人以技术知识，这种理解同样鄙琐。文化才是立人之本。 现在，有些大学生以为掌握了科技就有了一切，鄙视人文社会科学和艺术，结果被最低级的文化、艺术所俘虏，变得粗鄙、浮浅、自私猥琐、毫无责任意识，这是当代教育的一个悲剧。 早在本世纪初，一些西方著名大学（如哈佛、麻省理工学院）就注意克服这种片面性，探索文理汇通之路。哈佛的学生在一二年级要上“通识课程”，广泛涉及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的各个方面。麻省理工学院（MIT）的工科学生要学占总课时的22%左右的人文课程。西方教育学家希望通过文理汇通，克服人的片面性，挽救日益深重的精神危机和道德危机。他们未必能达到目的，但他们的经验却对我们有益。 清华大学从50年代成为理工科大学，由于学校重视社科教育和校园文化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培养人的缺陷。现在，清华五六十年代的毕业生有不少人承担着国家各级领导工作，他们在学生时代大多有比较好的人文社会科学或艺术修养，这种修养多源于当时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80年代以来，大量人文选修课的开设和文科学院的建立又把50年代的经验向前发展了一步。清华大学中文系文理嫁接的二学位（工学士加文学士）模式是一种具有战略意义的创新，有可能为走出“半人时代”探索新路。到了下个世纪，只懂科技不谙人文，或只懂人文不谙科技的“人才”将不可能再成为“大师”。未来的大师产生于文理会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