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国忠:全球金融危机错在何处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0 18:13:07
谢国忠:全球金融危机错在何处

  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发生后,加强监管的呼声渐高。有些欧洲国家甚至主张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II”来管理国际金融活动。

  小心为妙。在这样一个心急火燎的时刻,忙着去做改变是很危险的。必须想清楚,到底哪里出了错、全球金融体系要靠什么来保卫,而不是去扼杀所有承担风险的行为。

  错在何处

  错就错在“大萧条”之后建立起的金融监管体系分崩离析。“大萧条”的沉痛教训告诉我们,道德风险是金融稳定的最大威胁。只要有人是拿着别人的钱去冒险,他的自由就必须受限。所以,当务之急就是重建过去十年拆毁了的防线。

  眼前这场危机蔓延全球,正暴露了全球化的一大弱点。在货物贸易方面,我们有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框架来解决国家间争端;而在全球资本方面,却没有一个可与之比肩的机制。

  大型金融机构的资产和负债遍布多国,若它们破产,政府如何来处理?雷曼兄弟破产前,将数十亿美元从香港和伦敦转移至纽约,损他国而利美国。资本的流动在广度上不亚于货物,速度上则远胜于它。为了未来的金融稳定,必须加上全球监管这样一把“安全锁”。

  防止未来银行危机的药方,一是重建检查道德风险的监管规则,二是建立全球性的监管机构来监督跨境资本流动,处理牵涉多国的银行破产事件。但是,这场危机并不意味着自由市场气数已尽。

  华尔街的贪婪,是造成这场灾难的另一因素。投资银行过去的盈利模式主要是依靠收费业务,诸如帮助公司上市、为公司兼并提供咨询,以及为机构投资者进行研究并赚得其在二级市场买卖证券的手续费。

  2000年的高科技泡沫之后,这些业务都萎缩了,他们就开始大肆宣扬“风险承担”,也就是买入高风险资产以待升值。大部分人是盲目跟风,而有一些(特别是一些高级经理人)知道这不过是一个诡计,但他们却趁势而行,大渔其利。

  第三个原因是,当全球化压制了工资水平的上升,美国工人却想通过借贷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水平。

  被撤的防线

  政治的庇佑助长了华尔街对监管的践踏。分离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被打倒,并掀起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抱团的浪潮。

  这些缺乏投行业务资历的商业银行给客户提供廉价贷款,换取他们的投行生意。这给没有存款基础的传统投行施加了巨大压力,而当美联储降低利率,传统投行就开始通过发行商业票据汲取廉价货币,来跟商业银行竞争。

  在这场危机中,传统投行比大型商业银行更为脆弱。一旦其资产的流动性不足,市场就会拒绝宽限其债务,它们的倒闭就自动变为事实。有些人认为与商业银行合并是一条出路,因为储蓄存款将提供稳定的资金来源。竟然没人对此观念提出质问,真是让人吃惊!

  监管者怎么可以允许投行用受政府担保的储蓄来持有高风险资产?这不是资金来源的问题,是他们在资产上承担了高风险的问题。商业银行是商业银行,投资银行是投资银行。前者用政府担保的储蓄来放贷,就必须接受监管来决定可以担多大风险;后者通过提供服务赚取收入,而不是去赌博。

  还有一个重要转变发生在2004年。美国金融系统债务曾以GDP增速2倍的速度增长,投资银行则更快。当资本充足率阻碍债务进一步扩大时,投行们就想去改变规则:他们想要取消原先限制其经纪业务负债总额上限的监管规则,而此类规则的目的正是为了对未来的投资损失有所缓冲。被解放的资本于是流向其母公司,而后投资到按揭支持证券、信用衍生品和其他怪异的工具中。

  过度地放松监管,一定程度上也受到金融机构能够有效自我监管的论点所支撑。这真是个大错。

  监管难题

  金融机构的资产和负债都跨越国境,这为应对金融危机提出了两点新的挑战。首先,许多交易都是在多国进行,并涉及多种资产。一个市场倒下,其他地方也将迅速跟随。系统性风险在当今世界是全球性的。第二,当一国救援金融机构,它就要用自己纳税人的钱去救援许多国家的投资者和储户。

  从政治角度上看,只有当危机达到相当的严重程度,政府才会有足够的意愿去如此行动。所以,必须有一种全球体系,来确定谁为什么负责。当然,若一国可能用自己纳税人的钱来救援外国的投资者和储户,它就会要求在定义全球金融体系的监督方面有发言权。

  欧洲政府倾向于一个全球金融监管机构,美国则还是试图像以前一样,各国各自监管本国境内的金融机构。美国的立场显然站不住脚,金融机构已在国家间开始了监管套利,利用世界范围内金融监管的差异隐藏自己的风险承担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