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痞子手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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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的“痞子手段”(图)
2008年11月23日17:18 来源:环球网

李鸿章(1823-1901)
1860年清政府开始感到“夷人不足虑”,而后进一步确定了“中外和好”、借外洋人力量消灭太平军的战略。
当然,这种战略性的根本转变从提出到具体施行并不容易,必然要有一个“磨合”过程。从上到下都会有种种不同反应、不同理解、乃至不同的执行策略。而且,在执行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向何“夷”借剿、合作到什么程度、以何种方式合作、指挥权由谁掌握、允许“夷兵”剿“贼”到什么程度等一系列具体问题。这些,中央政府没有也不可能有具体的方案,因此相关地方政府和各级官员便有较大的相机行事的权力和幅度极宽的“自由裁量权”。
对“借师助剿”最为积极的,当属与自己利益最为密切、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官绅。其实,在朝廷对外基本国策还没有发生转折时,与洋人打交道颇多的上海官绅就开始借用洋兵“协防”。1860年在沪筹办防务的苏松太道吴煦雇美国人华尔(F.T.Ward)组织了洋枪队。华尔率这支名为“常胜军”的洋枪队在上海附近与太平军多次作战,由于武器先进,打了一些胜仗,为清廷立下汗马功劳。1862年9月下旬,华尔在一次战斗中被太平军打死。之后,清政府任命美国人白齐文(H.A.Burgevine)为管带。如此重要之事,地方官竟能不经中央政府同意,足见外力对近代中国的侵染之深,更足见地方利益、地方势力在晚清之崛起。
“借师助剿”政策遭到一些大臣的反对,曾国藩也不完全赞成。1862年曾氏已任两江总督,手握重兵的他对朝廷的重大政策不便公然反对,于是在奏折中提出先靠自己的力量在重要地区消灭太平军后再商量“会师助剿”之事。很明显,这只是一种委婉的反对,既然重要地区的“贼”已被灭,自然没有“借夷”的必要了。他又提出“借夷”最多应只限于上海一地,因上海已是通商口岸,洋人利益颇多,而且上海无险可守,清军兵力又不够。他一再强调,借“夷”兵只能“会防”不能“会剿”,所以对部分江浙官绅此时吁请要借洋兵代为收复江宁、苏州、杭州一带极为反感,将其讥之为科举考试“借枪手顶替”,说他们“为此不择之呼吁,皆臣治军无状之咎”,表示臣“既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尤以无兵会剿为大耻”。明以“自责”,暗中“反对”。李鸿章到上海后,曾国藩信中多次指示他与洋人打交道的原则和策略,可以看出曾氏深知与洋人打交道的重要与谨慎。
到上海后,尚无与洋人打交道经验的李鸿章立即就必须直接面对洋人。为此,他一次次致书曾国藩,既表明心迹,又向曾讨教。他认为上海的官绅“媚夷”,“失之过弱”;而一些反对者则“失之过刚”,表示他的原则是对洋兵“调济于刚柔之间”。他想在刚柔之间、笼络与控制之间走钢丝、搞平衡,但并不容易。
李鸿章刚到上海时,华尔拒不见他,给了他一个下马威。不久与华尔和“常胜军”有过几次接触后,在给曾的信中将其讥之为“蠢然一物”,常胜军“弁目百数十人,均系外国流氓”。不过,“常胜军”的战斗力却着实让他吃惊,决意对其“全神笼络之”,以为己用。但要完全由自己控制并不容易,经过一番接触,他感到“常胜军”人马精良却专恣跋扈、狂傲不驯,清朝官员根本不能过问,更无法铃制。而且,中国官员中只有经常与自己作对的吴煦、杨坊与他们关系密切,为其提供粮饷等是清军的数倍。因此,李鸿章感到“常胜军”固然对镇压太平军有用,但有可能对他本人和权势和清政府造成威胁,所以一直伺机对其加以制抑,并想藉此剥夺吴煦、杨坊的职务和兵权。华尔身亡,白齐文走马上任,终为李鸿章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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