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毛泽东思想分析地震预测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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铃兰台的《唐山大地震漏报的根本原因》写的非常好,文章简练逻辑推理严密,很有说服力。
毛主席同总理关于地震预测的指导思想是专家与群测群防相结合,这是周总理总结邢台大地震以后对有关部门的指示,而且落到实处,组织起系统的科研与群测群防的体系,成功地预测了海城大地震,使世界科学界为之震惊。
如果我们进一步看毛泽东的思路,就会发现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他的思路就是中西结合,马克思主义来自西方,但是要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民主革命中,毛泽东提出了革命的发展阶段论,指出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只能由无产阶级领导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革命的形式是农村包围城市,并指出在中国俄国的城市起义方式行不通。在文艺上他主张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医学上他主张中西医结合,在工业化过程中他是主张土洋结合,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所以在预测地震上主张是专家与群测群防相结合也是顺理成章的。
地质力学泰斗李四光曾经预言:天津-北京,清楚地有一个北西向的断裂带。北京西山到西北旺一带,可能是一个由剪切力形成的北北西向的羽状断裂。即使京津不发生地震,是在京津以外的地方发生地震,它的影响是很远的,也有可能影响到京津。地质部地震地质大队资料室文件(00148号),唐山大地震前9年,地震地质科学家就已经把注意力聚焦在唐山这块土地上。李四光于1971年4月29日逝世。5年后,唐山大地震爆发。
1966年,在邢台地震发生的时候,周总理有了非常重要的指示,周总理说:“这次地震付出了很大代价,这些代价不能白费,我们不能只留下记录,要从中取得经验。”所以周总理一再讲,不能只留下记录,还要留下经验。在周总理亲切关怀下,总理号召科学家到现场去实践,抓牢地震现场不放,而且还讲了,“这次地震代价极大,必须找出规律,总结出经验。对年轻的地震工作者号召:希望在你们这一代能解决地震预报问题。”周总理提出地震工作要“以预防为主”的方针。周总理提出,专群结合,土洋结合,多兵种联合作战,多路探索。
国家地震局1974年6月7日至9日召开了华北和渤海地区地震形势会商会议,会议形成了以中科院名义呈报国务院对《关于华北及渤海地区地震形势对报告》。1976年6月29日下达了国发69号文件,向有关七省市批转了中国科学院的报告。国务院(1974)69号文件的结论是:要立足于有震,提高警惕,防备六级以上地震突然袭击,切实加强几个危险地区的工作。加强有关地区的协作,成立京津唐张和渤海地区两个协作组。国务院(1974)69号文件8个月之后,在渤海协作组发生了1975.2.4海城7.3级地震;在京津唐张协作组发生了1976.7.28唐山7.8级、滦县7.1级地震。
因此地震预测的“东西之争”的实质是什么?是不同科研路线之争、是所处地位和所担负的责任不同所导致的争论,同时也是当时的地震局不认真执行周总理的某些领导与认真执行周总理指示的青年科学家的争论。张庆洲说这种“东西之争”:“在此后一年半的时间里愈演愈烈,学术之争的平台渐渐坍塌,直到24万人魂断唐山……”
我们考查历史发现:当时在海城大地震预测成功以后,形成了东西之争。所谓“东”是指青年科学家汪成民、耿庆国认为海城大地震后,津唐地区仍然会有大地震,并且做了大量的观测。所谓“西”是指梅世蓉等人认为海城地震后,津唐地区不会有大地震在西南方向上有大地震。而实际的结果是海城大地震和松嶓大地震都成功预报了。只有唐山大地震没有预报,不过,由于汪成民把自己的观点告诉了河北青县委书记,青龙47万人只有一人受难。耿庆国把自己的观点告诉了开滦矿务局,大多数矿工得以逃生。
准确地说,应该是中西结合的汪成民与梅世蓉的西化派之争。当时的青年科学家汪成民受到压制,而梅世蓉他们把西方“无明显前震即是无大震”的模式僵化成唯一模式、奉为行动指南,漠视来自基层的意见和紧急呼吁,甚至漠视同样也是专家的汪成民的意见,同时地震局长刘英勇、查志远又采取了不正当的政治手段,压制汪成民,以至延迟了预报,甚至不让群测群防的体系发挥作用,这才是问题的实质。
如果不是地震预测,而是一般的科学实验,不会造成巨大的损失。但是在人命关天的地震预测上,这个偏差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