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十年砍柴：矿产越丰富 百姓越穷困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19 21:12:26
矿产越丰富 百姓越穷困
作者：十年砍柴 提交日期：2005-08-24 12:54
按照现代社会一般的经济发展规律，哪个地方矿产资源丰富，当地的地方经济应当较为发达，当地居民也多多少少沾一点好处。许多地方政府对开矿乐此不疲，以为是一本万利的事情，因此也带来矿难、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
可看明代的历史，发现一个今天看来很奇怪的现象：当时哪个地方矿产越是丰富，当地的居民负担反而更加沉重，百姓和地方不但从矿产中得不到什么好处，反而深受其累。
在《明史》和《明通鉴》等历史著作中，有关因开矿激发社会矛盾的比比皆是。
浙江的温州、处州，福建的浦城等地，明代有银矿，每年朝廷在此征税。税额逐渐增多，到明代中期福建银矿增加到三万两，浙江增加到八万两。地方财政为此枯竭，百姓苦不堪言。
明英宗继位后，下诏令封闭矿山的坑道。但是政府不开，一些所谓的“奸民”私下里偷开矿山。大约和前些年遍地开花的小煤窑一样，私开小矿，上面征不了税，管理成本也很低，自然利润丰厚。于是蜂拥而上的私人，因盗矿相互斗殴，死伤不断。
英宗正统九年（1444年）福建参政宋彰，浙江参政俞士悦针对私人盗开银矿的种种问题，上书请求“重开银场，使利归于上而矿盗自觉。”这两位官员的建议不是没有道理的，与其让朝廷的矿产资源这样浪费和流失，还不如直接由官府开采。但当时的浙江按察使坚决反对，他的理由是：重开银场虽然一时得利，但开采的各种器用由民间出，恐怕有关部门横加科派骚扰，祸患更深。不如选官看守，严加禁止，盗矿行为自然绝迹。
朝廷一开始接受了这位按察使的建议，可是没过两个月，福建、浙江的银场又重新开采了，这次是邢科给事中陈傅的提议。但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是当时宫中的宦官和一些大臣争相附和，背后操作。最后规定了每年向银场征税，福建为两万一千余两银，浙江为四万一千两银，比宣德年间减少了一半，可却是洪武年间的十倍。而供应官府的费用，比税额还多得多。从此当地老百姓更加困苦，浙、闽之盗相继而起。
请注意，促成皇帝改变主意，重新开设两省银场的是宫中太监和一些大臣。这些人为什么这样积极？难道他们真是公忠体国，关心朝廷的财政收入？不是，他们是关心自己个人的利益，只有以朝廷的名义去开采矿场，他们才有牟利的机会。
明代派遣宦官充当矿监，是当时百姓的一大灾难。横行各地的矿监税使中，最为骄横的要数陈增、马堂、陈奉、高淮、孙隆等数人。陈增是万历年间的宦官，被派往山东任采矿使，陈增到山东后即插手地方事务，并与福山知县韦国贤发生矛盾。陈增诬告韦知县阻挠开矿，将他逮捕免职。山东参政万象春仅为韦国贤辩护了几句，竟也被停发薪俸。陈增随即在山东大规模地强行采矿，随意抽取壮丁，致使多人死在矿中。陈增将少量所得送给朝廷，而将大部分归入自己私囊。——明代管理矿产开采的官员基本上如陈增这样跋扈。
其实开国不久，明太祖就认为 “（矿）利于官者少，损于民者多，不可开。”也就是说，开矿对朝廷没多大好处，对老百姓只有坏处。朱元璋这个观点是符合当时事实的。如果放到资本主义社会，这就是奇谈怪论了。西方等资本主义国家，富强起来无一不是从办厂、开矿、兴办贸易开始的。独独在明朝为什么对朝廷和老百姓只有坏处，没什么好处呢？这就是管理体制和经营模式的区别了。中国古代无论是开矿，还是给郑和舰队造船，或是架桥铺路，一直到清朝的洋务运动时期，都是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不分，用搞政治的方式去搞实业。具体到开矿，不是把矿作为一个企业来经营，该支付的成本必须支付，才能确保收益的稳定。皇帝派出太监替他去开矿，变成了一项谁也不能讨价还价的政治活动。如上文所说的陈增要报复当地官员，给他安的罪名是“阻挠开矿”。开矿是皇帝交办的政治任务，阻挠开矿就是反对皇帝，这种上纲上线罗织罪名的方式，在帝制社会里是百试不爽。
这样的体制下，管理矿产的官员因为是皇帝身边的人，便有无穷的权力，他能以公权力来强迫当地百姓几乎无偿给他劳动，也可不给当地支付任何成本而将矿挖走，“器用”都出于当地，可见起码的设备和运行成本都是当地承担。而大部分利益落到管理矿产的私下腰包里，朝廷得到的是很少一部分，对当地百姓则是百害无一意。
黄仁宇评价明代是内敛保守的政府，完完全全用管理农业社会的方式治国。这样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很难成长，现代企业管理模式更不可能出现。在此情况下，国家对于矿产资源，越消极反而越好。就如明太祖和那位浙江按察使的主张一样：干脆不去开采，国家也不会有什么损失，老百姓负担会更轻。
作者：十年砍柴 提交日期：2005-08-24 12:54
按照现代社会一般的经济发展规律，哪个地方矿产资源丰富，当地的地方经济应当较为发达，当地居民也多多少少沾一点好处。许多地方政府对开矿乐此不疲，以为是一本万利的事情，因此也带来矿难、环境污染等一系列问题。
可看明代的历史，发现一个今天看来很奇怪的现象：当时哪个地方矿产越是丰富，当地的居民负担反而更加沉重，百姓和地方不但从矿产中得不到什么好处，反而深受其累。
在《明史》和《明通鉴》等历史著作中，有关因开矿激发社会矛盾的比比皆是。
浙江的温州、处州，福建的浦城等地，明代有银矿，每年朝廷在此征税。税额逐渐增多，到明代中期福建银矿增加到三万两，浙江增加到八万两。地方财政为此枯竭，百姓苦不堪言。
明英宗继位后，下诏令封闭矿山的坑道。但是政府不开，一些所谓的“奸民”私下里偷开矿山。大约和前些年遍地开花的小煤窑一样，私开小矿，上面征不了税，管理成本也很低，自然利润丰厚。于是蜂拥而上的私人，因盗矿相互斗殴，死伤不断。
英宗正统九年（1444年）福建参政宋彰，浙江参政俞士悦针对私人盗开银矿的种种问题，上书请求“重开银场，使利归于上而矿盗自觉。”这两位官员的建议不是没有道理的，与其让朝廷的矿产资源这样浪费和流失，还不如直接由官府开采。但当时的浙江按察使坚决反对，他的理由是：重开银场虽然一时得利，但开采的各种器用由民间出，恐怕有关部门横加科派骚扰，祸患更深。不如选官看守，严加禁止，盗矿行为自然绝迹。
朝廷一开始接受了这位按察使的建议，可是没过两个月，福建、浙江的银场又重新开采了，这次是邢科给事中陈傅的提议。但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是当时宫中的宦官和一些大臣争相附和，背后操作。最后规定了每年向银场征税，福建为两万一千余两银，浙江为四万一千两银，比宣德年间减少了一半，可却是洪武年间的十倍。而供应官府的费用，比税额还多得多。从此当地老百姓更加困苦，浙、闽之盗相继而起。
请注意，促成皇帝改变主意，重新开设两省银场的是宫中太监和一些大臣。这些人为什么这样积极？难道他们真是公忠体国，关心朝廷的财政收入？不是，他们是关心自己个人的利益，只有以朝廷的名义去开采矿场，他们才有牟利的机会。
明代派遣宦官充当矿监，是当时百姓的一大灾难。横行各地的矿监税使中，最为骄横的要数陈增、马堂、陈奉、高淮、孙隆等数人。陈增是万历年间的宦官，被派往山东任采矿使，陈增到山东后即插手地方事务，并与福山知县韦国贤发生矛盾。陈增诬告韦知县阻挠开矿，将他逮捕免职。山东参政万象春仅为韦国贤辩护了几句，竟也被停发薪俸。陈增随即在山东大规模地强行采矿，随意抽取壮丁，致使多人死在矿中。陈增将少量所得送给朝廷，而将大部分归入自己私囊。——明代管理矿产开采的官员基本上如陈增这样跋扈。
其实开国不久，明太祖就认为 “（矿）利于官者少，损于民者多，不可开。”也就是说，开矿对朝廷没多大好处，对老百姓只有坏处。朱元璋这个观点是符合当时事实的。如果放到资本主义社会，这就是奇谈怪论了。西方等资本主义国家，富强起来无一不是从办厂、开矿、兴办贸易开始的。独独在明朝为什么对朝廷和老百姓只有坏处，没什么好处呢？这就是管理体制和经营模式的区别了。中国古代无论是开矿，还是给郑和舰队造船，或是架桥铺路，一直到清朝的洋务运动时期，都是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不分，用搞政治的方式去搞实业。具体到开矿，不是把矿作为一个企业来经营，该支付的成本必须支付，才能确保收益的稳定。皇帝派出太监替他去开矿，变成了一项谁也不能讨价还价的政治活动。如上文所说的陈增要报复当地官员，给他安的罪名是“阻挠开矿”。开矿是皇帝交办的政治任务，阻挠开矿就是反对皇帝，这种上纲上线罗织罪名的方式，在帝制社会里是百试不爽。
这样的体制下，管理矿产的官员因为是皇帝身边的人，便有无穷的权力，他能以公权力来强迫当地百姓几乎无偿给他劳动，也可不给当地支付任何成本而将矿挖走，“器用”都出于当地，可见起码的设备和运行成本都是当地承担。而大部分利益落到管理矿产的私下腰包里，朝廷得到的是很少一部分，对当地百姓则是百害无一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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