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 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外政策的调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外政策的调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外政策的调整
朱 良

1984年5月，邓小平会见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勃兰特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内政策开始了根本的调整。中央没有就过去的对外政策做过较全面的总结，但是，对外政策是不可能不做重大调整的。
对外政策为什么必须调整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实行向苏联“一边倒”的战略。14个社会主义国家结成了以苏联（1991年底苏联解体为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等15个独立国家）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毛主席于1957年曾宣称：“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力量对于帝国主义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经过十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也就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中苏决裂了。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国的对外工作的极“左”达到了顶峰。同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提出：当前世界正处在世界革命的一个新时代，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是我国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用当时另一种说法就是“外交服从革命”）。我们公开支持东南亚一些国家共产党的武装斗争，这就违背了中国倡议的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69年4月，林彪《在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引了列宁“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的论断，还引了毛主席的指示：“关于世界大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九大通过的党章还写上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现代修正主义、打倒各国反动派的奋斗目标。1969年中苏之间的紧张关系到了战争的边缘。中国和美国都调整了对外战略。1973年毛主席同美国基辛格谈话时提出“一条线”战略，即“搞一条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1974年，毛主席又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了“三个世界”的思想，作为“一条线”的理论根据。
1977年8月12日，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强调了“三个世界”的对外战略。同年11月1日，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了六整版的《毛主席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大贡献》。文章指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依据关于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理论，关于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帝国主义必然要用战争重新瓜分世界的理论”，断言“苏联复辟了资本主义并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苏联叛徒集团把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经济变成高度集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它的集中程度是美国所无法企及的”。文章的主要结论有：苏联和美国这两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是第一世界，“它们的争夺必然导致新的世界战争”；当前，战争的因素正在明显地增长，世界战争可以推迟，但是不可避免，要立足于早打大打；在愈演愈烈的美苏两霸的争夺中，美帝国主义在总的战略上不能不处于守势，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这个争夺中处于攻势，因此苏联是“比美国更危险的世界战争策源地”，“第二世界（注：指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等）是反霸斗争中可以联合的力量”，“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是反帝、反殖、反霸的主力军”，为建立最广泛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以打击主要的敌人，要按照列宁的教导，“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
《人民日报》这篇文章发表后，我们加快了落实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战略部署。
调整对外政策需解决哪些问题
我党没有全面总结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和以后的对外工作，但是要调整对外工作，以下几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
（1）我们的时代是不是仍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当代世界的根本问题是不是“战争与革命”？战争的威胁是不是迫在眉睫？这涉及到是备战还是加快现代化建设，要不要高举维护世界和平旗帜的问题。
（2）要不要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要不要同大国结盟，联合一个反对另一个？
（3）要不要坚持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要不要改变支持外国共产党武装斗争的革命外交路线？
（4）要不要同全世界近80个被称为“修正主义”的共产党恢复关系？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因为我们后来改革开放的步伐大大超过了我们批判的“修正主义”。
1989年4月22日，中央对胡耀邦生平有一段评价，谈他对新时期对外政策调整的努力：“他为恢复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同其他一些国家共产党、工人党的关系，为发展我党同外国社会党、民族主义政党及其它政党的关系，为增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为我国对外政策在新时期的重大调整，做出了努力。”
恢复我党同“修正主义党”的关系
1978年我们已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恢复关系。当时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等国共产党也希望同中共恢复正常关系。但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仍认为：尽管这些党有要求独立自主、摆脱苏联控制的倾向，但是这些党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仍然跟苏联跑，我们同他们没有恢复关系的基础。我们仍称这些党为“修党”。
恢复同70多个“修党”的正常关系，是从意大利党开始的。
意大利共产党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实力最强大的第一大党，拥有160多万党员，1000多万张选票，与意大利社会党等在一起控制了近60％的地方政府，还掌握着全国最大的工会和合作社组织。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时，意共发来了唁电，总书记贝林格和主席隆哥到我国驻意使馆吊唁，意共的各级党部下半旗志哀，我们都不领他的情；1978年4月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巴叶塔，要求同我驻意大利大使进行非正式秘密会晤，我们也拒绝了。在国际共运大论战中，我党发表的重要反修文章虽然只有二三十篇，但是，点名批判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的文章就有两篇，其中一篇竟长达十万字，实际上是指桑骂槐，全面系统地批判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
经中央批准，1979年3月，中联部副部长吴学谦，应邀到罗马同意大利共产党就恢复两党关系进行内部会晤，以后经过了长达一年的交换意见，1980年4月，贝林格总书记应邀访华。胡耀邦总书记去机场迎接，华国锋主席会见。胡耀邦同贝林格举行了5次深入的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在完全平等、独立自主、互相尊重的基础上，恢复和发展两党关系（后来，胡耀邦在会见荷兰共产党代表团时，又加上“互不干涉内部事务”，作为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写入了十二大党章）。
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时说：“这次我们两党恢复关系，我去见马克思也好交代了。”“过去许多争论，并不是我们讲的都是对的，我想你们认为自己讲的也不一定都对。”“我要说三句话：一是过去的一切一风吹；二是当时有些问题我们看得不清楚，甚至有错误；三是我们双方统统向前看。”过了一年，邓小平会见原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的遗孀约蒂议长时，又说：“1963年我们写了篇文章，对不起陶里亚蒂同志，那篇文章丢到纸篓里去吧！”
同意共恢复了党的关系后，接着同一些对苏共有独立性的“欧洲共产主义”类型的共产党如西班牙共、法共、希腊共（国际派）、荷兰共恢复了关系，后来逐步同其他共产党都先后恢复了关系。
共产党能不能同社会民主党建立联系
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前后，欧洲社会民主党曾被指责为“背叛国际主义”、“工人阶级叛徒”。
1951年，欧洲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以下统称为“社会党”）成立了“社会党国际”，其前身是1923年成立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它自称其历史始于1864年（即第一国际）。自1976年西德社会民主党主席勃兰特任主席后，又吸收了第三世界一些接受社会民主主义的民族主义政党参加。社会党国际有正式成员党49个，咨询成员党17个，党员总数达到1600万，选民9000万，在19个国家处执政地位（2008年已有159个成员党，在近50个国家执政）。因此，同各国社会党来往，对促进国家关系、增进人民间友好、维护世界和平，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不少社会党主张缓和同苏联的关系，这同我国主张“一条线”战略是有分歧的。因此，1977年法国社会党邀请中共参加其代表大会，我未予置理。1978年西德社民党主席勃兰特表示愿以党的主席身份访华；1980年英国工党领袖卡拉汉访华时，表示英国工党愿与中共建立“密切关系”；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马耳他等国社会党，也表示愿与中共建立党的关系，我们均未予置理。
1981年2月，应胡耀邦总书记邀请，密特朗率法国社会党代表团访华。密特朗当时辞去了法国社会党第一书记的职务，准备竞选总统。我党对密特朗给予了很高的礼遇。他抵京后，胡耀邦前往国宾馆拜会了代表团，又在客人离京前会见了代表团并设宴饯行。李先念副主席同代表团举行会谈。邓小平会见了代表团，他在谈到国际局势时指出：“战争危险依然存在，战争的策源地是苏联。当然美国也是一霸。能够打世界大战的只有两家，美国和苏联。但美国在战略上处于防御地位，苏联处于进攻地位。我们大家要联合起来，才能维护世界和平和推迟战争。”
密特朗回到法国3个月之后竞选获胜，当上了法国总统并连续担任了12年总统。法国社会党领导人后来见到我党领导人时，不止一次地感谢中共在总统竞选前邀请密特朗访华，给他带来了获胜的好运。
邀请社会党国际的领袖，西德社会民主党主席、前总理勃兰特访华，是我党同社会党关系中最重要的决策，他不仅在各国社会党中有很大威望，在第三世界中也有很重要影响。但是我们在近十年左右时间中，对勃兰特奉行的“与西方合作，与东方（苏联和东欧）和解”、支持美苏裁军谈判等政策持否定态度，认为他对国际形势缓和有幻想，对苏联有幻想。中共和西德社民党的国际事务主要负责人，经过一年半的接触、相互访问，才达成了勃兰特访华的协议。
1984年5月，勃兰特应我党邀请率团来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双方举行了多次会谈。胡耀邦最重要的讲话是欢迎宴会上的祝酒词。他首先赞扬勃兰特“多年来为缓和欧洲和世界紧张局势，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南北对话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他接着讲：“什么是当前最重大的国际问题呢？在我们看来，当今世界上最根本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维护世界和平问题；一个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问题，也就是通常所讲的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问题。”胡耀邦这样说，实际上是否定了我们过去关于世界最根本的问题是“战争与革命”的论点。邓小平1985年3月同日本外宾谈话时说：“再从经济角度来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这个谈话实际上肯定了胡耀邦的观点，中央后来又概括成“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
胡耀邦在欢迎宴会上还讲到，中共愿同其他国家社会党在党际关系四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友好关系，他说：“中国人民将同欧洲和全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坚持不懈地为缓和国际局势、制止军备竞赛和防止核战争而努力”，“在这些与世界各国人民命运攸关的重要问题上，我们同勃兰特为主席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和工党有不少共同点或相似点。我们愿意在共同点或相似点上同它们进行对话、交往与合作。”“我们认为，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归根到底，应当由各国人民自己来选择，分歧和差异不应当成为谋求这种合作的障碍。”胡耀邦还说，中共在同社会党的交往中，恪守“四项原则”。这就把我们同各国共产党关系的四项原则，扩大到适用于其他各类政党。
勃兰特来华前，对我党将如何接待他一行，多少有点捉摸不定。在事先拿到胡耀邦的祝酒词稿后，他迅速对自己的祝酒词和会谈稿作了相应的修改，做出了积极、友好的反应。
邓小平礼节性会见并宴请勃兰特一行，使勃兰特甚为兴奋，称这是给他的荣誉，表示要从邓小平的智慧中汲取一些精华。
勃兰特的访问获得了圆满成功。两党的接触和联系不断深入发展，中共同其他各国社会党的来往，大大加快了。1985年10月我党应勃兰特当面向赵紫阳发出的邀请，派代表团参加了在维也纳举行的社会党国际第二次裁军与发展会议，开始了同社会党国际的联系。
坚持五项原则，革命不能输出
中共十二大对调整支持革命的外交路线起了重要的作用。
共产党必须实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必须支持世界革命，这在三十多年前是天经地义的事。“我们不惜最大的民族牺牲”，抗美援朝、支持越南抗法抗美，并且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中苏大论战时，我们批判苏共不支持革命，说马列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的根本分歧是要不要革命、要不要反帝。到了文化大革命，我们就公开地支持东南亚国家的武装斗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从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战略出发，继续实行支持革命的政策。
作为共产党，当然应该同情各国人民的正义事业，但是，支持外国共产党反对政府的武装斗争，是同国与国之间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改善同邻国友好关系有矛盾的。1975年7月，毛泽东主席对泰国总理克立说：“我们支持世界各国的共产党，但是不支持修正主义。我很赞成你在香港讲的那一篇话，国家是国家关系，党是党的关系”；“拉扎克（马来西亚总理）要求我，不要跟他们国家的共产党往来。我说不行呢，因为我也是共产党。哪里有共产党不支持共产党革命的？！”“至于你们怎么对付共产党，我们不干涉。无非是一骂，二打，三杀。我们不管，管不了啊!不能干涉别国的内政。”1978年，我们对泰国总理江萨重申了毛主席关于“国家是国家关系，党是党的关系”的论点，“我们反对苏联，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它背叛了马列主义，我们不能背叛马列主义。不支持（革命）是不可能的。这个问题极大。如果我们改变了这个原则，就等于在苏联社会帝国主义面前放下了武器，连在意识形态上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资格都没有了，会受到全世界人民的谴责。”
1982年9月1日，中共十二大报告讲对外政策时强调，“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用以指导自己同各国发展关系的一贯原则。报告说：“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相信共产主义最后一定会在全世界实现，但是革命决不能输出，它只能是各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结果。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十二大公开提出“革命决不能输出”后，我们加快了调整支持东南亚国家共产党武装斗争的政策。调整工作包括不再邀请这些党的领导人参加国宴，不再上天安门观礼；停止播发有关这些党的活动的新闻，撤销在中国境内的广播电台；停止军事援助，逐步减少直到终止经济援助；撤销这些党的在华机构，人员回国或转到第三国，愿留中国的可以留下，不再按党宾对待，年老体弱的可在中国养老，但都要遵守中国法律，不从事反对其本国政府的活动。
整个调整工作过程经历了六七年的时间，尽量稳妥、逐步地进行，给有关党充分时间转变思想和政策。胡耀邦等领导同志对有关共产党领导人做了耐心的思想工作，对我们过去支持这些党照搬中国的经验，搞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的错误做法作了自我批评，说明各国革命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依靠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进行；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口头上说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在行动上输出革命，不仅会损坏社会主义形象，对有关共产党形象也不好。
东南亚有关国家政府对我们调整工作的每一个动作都密切关注，并且能够理解。中国同东南亚国家在五项原则基础上的睦邻友好关系得到改善、加强。
党的十二大提出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内外本着邓小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精神，思想很活跃，不少人对苏联是不是社会帝国主义国家，对“一条线”、“三个世界”战略有不同看法，并且向中央写信提出了意见。
中共中央秘书长胡耀邦，在1979年7月第五次驻外使节会议上讲话，对会议讨论中涉及的问题，提出了四点“体会”。他说：第一点体会，我们平常说的社会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是指苏联所奉行的政策，不是指它的社会制度。过去，我们说苏联变成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变了。现在回过头来看，可能我们那时候研究得不成熟，提出的理由不充分。这个看法必须重新考虑。第二点体会，苏修集团是我们的主要敌人，这一点不能含糊，但是说“苏联亡我之心不死”，是不是它要搞“亡我之战”，侵略我们呢？苏联要把我国占领，我看500万军队不行，至少得1000万军队。苏联人民对我友好之心未灭，相当一部分干部，也是希望同我友好的。有此两条，我觉得苏联要打我们，搞大规模的反华战争，不是一般的难，而是难上加难。第三点体会，对苏联广大干部和人民必须放开手做工作。第四点体会，对苏联和东欧等国家要很好地区别，对他们也是很可以做工作的。这次会议的总结报告强调：战争的因素在继续增长，我们要立足于它对华，立足于它早来，立足于大打。对中国威胁唯一的危险来自苏联，来自社会帝国主义，所以我们采取“一条线”的思想，就是国际反霸统一战线。所谓反霸，就是侧重反“一霸”，联合两霸中间的“一霸”。按照列宁的教导，美国起码是间接同盟军。
1981年3月，胡耀邦总书记在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对外工作讲话中提出，我们对外政策应该奉行“完全独立自主的方针”，为此“任何时候不依附任何外国的外交政策。也就是说，我们不跟着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指挥棒转”。还提到，我们坚决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霸权主义实质上包括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
1981年3月起，政治局常委李先念（1983年起任国家主席）担任了六年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他主持的第一次会议，就讨论加强第三世界工作问题，并强调我们坚决支持发展中国家捍卫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不能以它们对苏联的关系好坏来划线，不能只反对苏联霸权主义而丢掉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旗帜。他多次强调，外交上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不要强调中美有“战略关系”；“一条线”的提法不要再讲了，“一边倒”对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也不好。李先念为新时期对外政策的调整做了很多工作。徐向前元帅在1982年7月，再次表示不同意“一条线”的战略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提法。
1982年8月10日，外交部苏欧司司长奉命启程去莫斯科，向苏联提出：改善两国关系要从消除三大障碍入手。经过了一年两个月的谈判，8月15日，中美达成关于美国售台武器问题的“八·一七”公报协议。
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说：“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会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胡耀邦在十二大的报告第五部分，以“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下转18页）（上接16页）策”为题，强调我们坚持执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在1984年5月18日欢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主席马尔科维奇一行的宴会上，胡耀邦作《中国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实质》的讲话，进一步阐述了：“‘独立自主’就是中国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国家集团，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也不同任何大国结盟。对我们来说，同大国结盟有两个不好：第一，中国主张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交往，而同大国结盟可能妨碍，或者至少影响我们广交朋友；第二，它会妨碍我们抵制对方可能有的越轨行动，甚至还有可能给对方利用去反对另一些友好国家。”
我国在新时期对外政策的重大调整，经历了很长的复杂过程。
1983年3月，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说：“以前总是担心打仗，每年总要说一次。现在看，担心得过分了。我看至少十年打不起来。”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讲话中，谈到国际形势问题时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实现了两个重要的转变。第一个转变，是改变了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第二个转变是对外政策，改变了“一条线”的战略，我们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1989年5月1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应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尚昆邀请访华。邓小平同戈尔巴乔夫会谈时宣布了中国和苏联两国两党关系正常化。
1989年至1991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危机，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形势和格局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989年6月起，美国带头对中国实行了多年的制裁，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和所谓“人权”问题，越来越成为遏制、西化、分化中国的武器。
（作者系中共中央联络部原部长）
（责任编辑　李　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