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歌韩寒争论之我见(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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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7-14 | 浩歌韩寒争论之我见(6月27日)
标签:韩寒 老舍 巴金 冰心 茅盾
要点:1、茅盾、巴金、老舍、冰心四位巨匠因其所处的环境、所受教育的差异,他们的文笔我们今天看起来,肯定会有相当的差距。这首先是南北的差异,其次是文化学养的差异,以及现代和当代语言表述的差异。2、一部伟大的作品,当然应该是文笔、内涵、思想深度、人文境界、对人生、社会、历史的体验高度完美的结合。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文学并不等于文笔,这是两码事,文笔只不过是文学的形式而已。3、韩寒确实有他过人之处,这一点我们不能否认,但是韩寒的小说,尽管有那么多粉丝支持,热捧,假如除了韩寒的年轻帅气、出口狂言、性格叛逆、喜欢标新立异这些能够赢得某些80后的认同之外,假如除去这些,韩寒还是今天的韩寒吗?韩寒又有哪一部作品真的能够成为“文学”而名垂千古呢?4、韩寒和浩歌,不是一个层面:一个是以文学之名,躲避崇高,千方百计地毁灭文学的本质,企图使文学成为某种尽情发泄式的语言躯壳,从而达到沽名钓誉的目的;一个则是以历史为基础,以评论为导引,鼓励人们阅读文学,热爱文学,使文学成为熔铸民族灵魂的精神食粮。
近日风闻韩寒和陈丹青对话,月旦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四位已经“盖棺论定”的作家茅盾、巴金、老舍、冰心,因我素不喜欢凑热闹,在随意浏览之后,没有深入思考这个问题。今天,老同学、好友浩歌约我对他批驳韩寒观点的论战文章略作评论,这里谈我对“浩寒论战”的几点粗浅看法。
一、我对韩寒关于“文笔”的观点的看法:基本赞同。
韩寒和陈丹青认为:“老舍、茅盾他们的文笔都很差。”“还有巴金,写得很差的。冰心的完全没有办法看。老舍还好,但是不经读,读过就可以了。钱钟书当然学问好,见解也好,但不是我喜欢的那类作家” “这些人最差的就是文笔,自己一点都不能读下去,这些人的很多作品根本不应该放到语文课本里让学生背诵”“其实我们背诵都是描写得特别差的东西,然后在那里背诵,所以写文章一开始写成这样,如果当时放一些钱钟书的东西,中国的学生作文不至于像现在这样。”
毋庸讳言,茅盾、巴金、老舍、冰心四位巨匠因其所处的环境、所受教育的差异,他们的文笔我们今天看起来,肯定会有相当的差距。这首先是南北的差异,其次是文化学养的差异,以及现代和当代语言表述的差异。比如我读茅盾,感觉总不如老舍流畅,为什么呢?茅盾是浙江人,语言和行文方式肯定和北方人有所不同。巴金、冰心分别是四川、福建人,童年的语言环境,对其一生影响甚大,所以,茅盾、巴金、冰心作为“南方人”,如果以北方北京方言为坐标,他们的语言的文字表述即文笔,读起来肯定从潜意识的第一感觉会是略有生涩,就像读钱钟书先生的《围城》的感觉一样。
老舍是地道的北京人,京味京腔,但老舍出身于下层,完全没有茅盾、巴金、冰心童年良好的家庭教育,其文化底蕴,从“根”的角度说,又不及上述三位,所以,茅盾、巴金、冰心的地域造成了他们文笔的第一障碍,老舍的贫苦的童年,又造就了他先天的底蕴不足。这是四位文学巨匠文笔稍逊的首要原因。所以,我们今天读《子夜》《林家铺子》《春蚕、秋收、残冬》总感觉言不尽意,不如《霜叶红似二月花》的含蓄与自然;读《家》《春》《秋》,同样写大家族,但远没有《红楼梦》叙事的丰满与明畅;在《寄小读者》系列中,你可能会被冰心那圣母般的挚爱所感动不已,但绝对无法体会到同时期的风流才女石评梅的才华横溢;老舍写人物、写感情、写老北京很不错,《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读起来京味十足,后者诙谐幽默,更像是说场的评书,但却明显缺乏文学优美而深刻的笔触。一句话,读完傅雷先生翻译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系列,尽管这是翻译的作品,读罢再反观茅盾、巴金、老舍、冰心,然后再去体会韩寒、陈丹青的看法,就不难理解他们为什么那么看了。
不仅如此,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的语言表述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很多名物称呼,和过去大相径庭,当代的年轻人去读五四那一代人的作品,肯定会有“恍如隔世”的感觉,我想这也是现代人读茅盾、巴金、老舍、冰心,感觉“文笔”不尽人意的原因之一吧。所以,就“文笔”而言,我认为韩寒在这个问题上,说的还是有道理的。
二、但文笔和作品的伟大与否,是两码事,文笔充其量不过是形式,为了传播人文,一流的作品完全可能文笔二流。
一部伟大的作品,当然应该是文笔、内涵、思想深度、人文境界、对人生、社会、历史的体验高度完美的结合。这其实只不过是三个方面,即司马迁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第一句话,说得就是思想深度、人文境界,第二句话,说得是“叙事”,即对故事来龙去脉的建构,这第三句话,实际上说得就是“文笔”,即表述形式,也就是清代桐城派所力倡之“义理、考据、辞章”。此三者,文笔是最为浅显的,处于作品的表层。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文学并不等于文笔,这是两码事,文笔只不过是文学的形式而已,尽管苛求起来,文笔也可以算是一个重要条件,但却代表不了文学作品本身。比如诗歌,词藻再华丽,语句再流畅,如果内容低俗,描景状物不能传神,恐怕也难以称之为好诗。鲁迅先生说,魏晋时期,是一个“为了文学而文学”的时代,这个时代文学精神、风格的开创者三曹之一的曹操,所写的诗篇,和汉代的骈文以及诗歌比起来,文笔简直逊色极了,但曹操的诗篇,气度恢宏,精神饱满,道尽沧桑,极少雕饰,居然成为“建安风骨”,开一代风气而名垂千古。
艺术都是相通的,文学如此,京剧亦如此。程砚秋、周信芳两位先生,唱工虽有特色,但嗓音都有极大的缺憾,但这无损于他们两位在京剧史上的崇高地位。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文学艺术作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除了文笔,作家个人的生活环境,成长背景,人生阅历,对世事沧桑的体会,特别是“社会责任感”“历史使命感”,所有这些,构成了作家或艺术家的“生活”,一经升华,就成为作品的内容。判断一部作品的人文价值,就是基于这些有机成分所构成的“作品的内容”,而不是其他的什么,诸如“文笔”“嗓音”之类的表层的东西。程砚秋、周信芳先生的嗓子,在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一个倒仓,导致绝无办法达到梅兰芳先生的甜润,一个则声音变得永久沙哑。但是,程砚秋和周信芳先生,硬是凭着自己的深刻“内涵”,在唱法上另辟蹊径,最终在京剧艺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程派”“麒派”长演不衰,且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
再举一例。比如巴金的《随想录》,(我最近因收拾书房,找出了散落已久的第二集《探索集》,尽管巴老的文笔---李健吾先生曾专门为此和巴金论战----确乎一般,但是我每每翻阅《随想录》,就会引发自己长久的思考。浩歌给我发小纸条的时候,我恰恰正在读《探索集》)一个没有经历过旧中国、新中国,文革前、文革后的毛头小子去看《随想录》,肯定会认为这那里是文学?不仅文笔一般,内容看起来简直就是啰里啰唆,絮絮叨叨,这算是什么文学呢?这不由得使我想起和文学艺术的“形式与内容”相关的两个小故事。
一是不久前辞世的著名史学家赵俪生先生,评论已故著名思想史家张恒寿先生的诗集《韵泉室旧体诗存》的一段话:恒寿先生的诗,假如让一个浮躁的、不懂诗也不懂人生的小伙子去读的话,会认为不过是胡乱写出的一堆顺口溜。但在经历了沧桑的人读起来,就知道这里边有‘味’。(《张恒寿先生纪念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第48页)张先生是思想史家,写诗肯定非所擅长,因为恒寿先生自己在序言中就承认,闻一多先生说“理性铸成的成见,是艺术的致命伤”,思想的深度,肯定会约束语言的表述形式。但张先生绝非不会写工整流畅的旧体诗,从小册子中可以看出,张先生可以写出对仗极工的五律:“闲步街园草,仰看楼际光”,但为了抒发自己对人生、社会和宇宙的深刻体验,张先生采取了近乎于陶渊明的文学手法。众所周知,陶渊明文笔虽不及陆机、左思,然历经千百年,陆机左思在文学史上的影响力,岂能和陶渊明相比?
二是李泽厚先生论及《彭德怀自述》中开卷所讲的彭总小时候,除夕之日举家讨饭度日的伤心往事,指出“这不是文学。这是《彭德怀自述》的第一页。它是彭大将军幼年生活的纪实,是二三十年代文学里并没有很好展现过的真实的苦难和苦难的真实。但多么令人感动,文学的确有愧于此。”(《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6月第一版,238页)彭德怀虽然是共和国战功赫赫的元帅,但他可决对不是文学家,但他虽然不是文学家,因为他的一生“阅尽人家沧桑”,所以,当他用朴素的文笔写下自己童年的苦难经历的时候,连著名美学家,文笔宏壮优美,大气磅礴的李泽厚先生,都不禁惊诧于彭总的描述,从而发出“这不是文学,文学的确有愧于此”的感慨。
以上两个故事,从侧面论证了文学中在内容而非徒具形式。事实上,唯美的形式并不一定有助于文学精神的传播,而恰恰可能成为某种障碍。德国古典哲学大师康德,就因为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撰写的《爱弥儿》优美的文笔,而妨碍了他领略本书的内容,以至于他恪守的散步时间都被打乱了好几天。再如一代史学大师陈寅恪的文章,连胡适之先生都说写的很不好读而颇有微词,但又有哪一位不承认陈寅恪先生在历史研究和文化研究上的“宙斯式”的贡献呢?
为了完成文学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形式已经居于次要地位,至少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是这样,为了唤起民族觉悟,振奋民族精神,塑造民族灵魂,茅盾、巴金、老舍、冰心,首要的还有鲁迅,在那个中西文化激烈撞击,“救亡压倒启蒙”的双重变奏的时代中,各自从不同角度,用朴实无华,亲切感人,平易近人的文笔去完成时代所赋予自己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虽然在韩寒看来,以脑筋急转弯式的语言艺术,或以纯粹艺术的抽象标准去要求这四位前辈巨匠,各自文笔似有不足,但四位前辈巨匠作品的宏旨深意,以韩寒之流生活在和平时代、养尊处优的人生肤浅阅历,基于浮躁偏簸的文化学养底蕴,更兼哗众取宠、目空一切的自大性格,是绝对不会,也不可能理解茅盾、巴金、老舍、冰心当年的苦心孤诣,不可能理解他们的伟大人格,从而更不可能理解他们的伟大作品的历史意义。
三、文笔可能真的需要天赋,但韩寒并非不可及,而茅巴老冰韩寒此生肯定不可及!
韩寒确实有他过人之处,这一点我们不能否认,比如他的生活环境,他的家学,他本人的素养和底蕴,比如韩寒的文笔,确实很不错,思维缜密、逻辑严谨,纵横驰奔,嬉笑怒骂,信手拈来,但是他的作品呢?尽管韩寒的文化底蕴和学养也远在一般人之上,但是韩寒的小说,尽管有那么多粉丝支持,热捧,假如除了韩寒的年轻帅气、出口狂言、性格叛逆、喜欢标新立异这些能够赢得某些80后的认同之外,假如除去这些,韩寒还是今天的韩寒吗?韩寒又有哪一部作品真的能够成为“文学”而名垂千古呢?
单纯就韩寒的“文笔”而言,个人感觉,文笔可能确实需要天赋,这确乎不是一般地可以通过后天学习而能够获得的,当然不能否认后天学习可以尽可能的提高写作文笔。比如我所教过的中文系的一位学生,白某,长相肯定在韩寒之上,是一位十足的帅哥,他的文笔,也绝对不在韩寒之下(如韩寒以及韩寒的粉丝、铁丝不服气,我马上可以提供这位学生的联系方式,以作证实)。一次,我把白某所写的文章拿给一位铁杆的韩寒的粉丝看,我说,这文章怎么样,这位极其自负的韩丝马上告诉我,老师,这绝对是韩寒写的,他的书我都看过,甚至都能背诵!我听罢很是吃惊,一方面暗自为自己有这样的学生而感到颇为得意,另外一方面也不禁叹息,韩寒实际上也不过如此!
所以,韩寒文笔尽管可能有天赋,但是同样有天赋的人,肯定会超过韩寒,至少可以达到韩寒的水平,使韩寒的铁丝一口咬定这就是韩寒的作品。不过,韩寒所批评的茅盾、巴金、老舍、冰心,不知道韩寒能够超越吗?我个人感觉,就如同香港和台湾那贫瘠的后殖民地文化土壤中,不可能出什么逸响绝伦的大作家一样,上海滩上这位连大学这样的基本社会化过程都没有经历的小伙子,依靠天赋的文笔和妙语,尽管有王朔般入木三分的犀利,但是仅靠这些能够成为一流的“文学家”吗?凭借多年研读历史的理性,我对此表示高度怀疑。
四、韩寒和浩歌不是一个层面,绝对无法互相认同,韩寒也全然没有浩歌的历史底蕴和学者风度。
我和浩歌是小学、中学同学,大学虽不在一个学校,但都读的历史系,因此互相的理解可能会更深一些。我相信历史理性对浩歌的深刻影响,它使得我们从来都是冷静地看待世间发生的一切,即便是“热点”,也能够把它放到历史长河中,立足现在,从过去、未来双向加以把握。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事物,注定要悄然寂静的,即便在特定的环境下一时风光无比,最终还是注定要黯然失色,这也就是所谓“当时则荣,没则已焉”------一切都必然要经历史的检验:凡是对于历史进步有所付出的,历史也必然会公平地有所回报。这是历史的基本规律。浩歌对文学以及文学史的研究和解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无非如此。
韩寒凭借自己在今天转型时期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所获得的盛誉,肆意妄言,不惜满口脏话,这正体现了一个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教养。韩寒虽然文笔很好,但是他可能到现在都不懂什么叫“文”,什么是“文学”,至于什么叫“中国文学”“中国文学传统”等等,就更不用提及了。韩寒的满口大话,貌似自信无比,傲视一切,但实际上,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恰恰显示出他的严重的先天不足,也就是因“文化底蕴”的偏簸和缺失。韩寒成长于上海,耳闻目染,“海派”文化虽有熏陶,但因韩寒未能真正上大学而难以把握其精髓,却吸取了不少“海派”的糟粕。韩寒虽未经历“文革”,但又因上海是“文革”发源地和重镇,从他的言谈中不难发现,他身上“文革”的影子随处可见。韩寒很幸运,生于改革开放的年代,大上海使他视野开阔,从而能够顺利吸收舶来的西方文化。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一个“文学韦小宝”,或者“王朔的帅哥版”的诞生,是不言而喻的了。
所以我认为,韩寒和浩歌,不是一个层面:一个是以文学之名,躲避崇高,千方百计地践踏文学的本质,企图使文学成为某种尽情发泄式的语言躯壳,从而达到沽名钓誉的目的;一个则是以历史为基础,以评论为导引,鼓励人们阅读文学,热爱文学,使文学成为熔铸民族灵魂的精神食粮。两者相差太远,绝对无法互相认同,韩寒也全然没有浩歌的历史底蕴和学者风度,浩歌平素谦谦君子,即便痛而反击,那也一定是忍无可忍。纵观浩歌和韩寒之争,确实如浩歌所说,“茅盾、巴金、老舍、冰心是我们这个民族杰出的文学大师,是民族心灵史的书写者,是民族文化精神的代表者,其地位是历史的决定、人民的选择,经过了文学史的检验和评价,颠覆大师贬低大家可笑而且徒劳。”“对中国人公认的文学大师贬低嘲讽,伤害了一个民族的文学尊严,对文学大师心怀尊敬之心是一个民族的基本涵养,是一个文人的基本修养。”当然这些对于“文学韦小宝”和“帅哥版王朔”而言,是毫无意义的,因为韩寒说的再明白不过了:“占着茅坑不拉屎是可恶的,其实,最可恨的却是拉完了屎还要占着等坑。 ”不知韩寒对后者有无深刻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