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秩序还是失序?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9 22:37:59
这也是欧洲统一市场和相应的政治结构难以产生的根源。正是从这些方面出发,阿明试图揭示被所谓不可避免的全球化的假象所掩盖的历史图景。值得注意的是,阿明对全球资本主义的分析并没有集中于流行的霸权概念,因为他认为霸权概念不仅过于含混,而且世界霸权——如美国伴随着全球化过程越来越脆弱,伙伴之间的冲突将导致霸权的结束。
在讨论世界体系的新的特征时,阿明提醒我们要注意两个新的因素:
1.自我中心的民族—国家受到损害,伴随着政治社会控制的弱化,这导致了再生产的场所与积累之间的关系的解体。
2.工业化的中心与非工业化的边缘之间的对比瓦解了,出现了两极化的新的方面。
从理论上说,阿明拒绝用所谓“理性化”(市场的客观规则)为标准衡量一个国家在世界市场竞争中的竞争力,因为他把这种竞争力看作是由许多经济、政治和社会因素构成的复合物。他用所谓资本主义中心的“五大垄断”向整个社会理论提出挑战,这就是:
1.技术的垄断,
2.世界范围的金融市场的金融垄断,
3.自然资源的垄断,
4.媒体和传播的垄断,
5.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垄断。
这五大垄断作为一个整体规定了全球化的价值规则在其中运作的框架。所有这些方面瓦解了边缘地区的工业化的影响,降低了他们的富有成效的工作,过分地估价了中心从中得益的这些新的垄断活动的预定价值。其结果是导致了较之以往更不公平的世界规模的分配关系,这个不平等的等级结构将边缘地区的工业降到次要地位,使他们成为承包者。这就是两极化的新的基础和未来形势的预兆。
阿明在他的演讲中不仅一再重申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声明自己是一个普遍主义者。他的这些看法引起了参加讨论的许多人的争议。我的房东Irene女士是这次演讲会的主持者,她是一位越南问题的专家。她一再地表示出对阿明的理论的兴趣,但也对二十世纪末年的“大理论”(Grand Theory)和普遍主义(Universalism)表示怀疑。但是,阿明的普遍主义可能仅仅意味着他觉得必须在一个广泛得多的范围内讨论世界问题,并把这种问题置于普遍联系的视野之中。这种理论企图使得他的理论在许多局部细节上不能充分展示问题的复杂性。Irene告诉我,阿明甚至写过一本有关中国、越南的书,但写得不好。不过,所有这些都不能反过来说明在一个整体性的层次上思考问题是毫无意义的。在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所谓总体性问题即普遍联系的问题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理论问题,但每当有人试图面对这个问题,总是招来批判。
那么,作为马克思主义和普遍主义者的阿明是怎样给出他的方案的呢?
阿明认为,“经由市场而全球化”是一个反动的乌托邦。为了反对这个反动的乌托邦,就必须在社会主义视野内发展出一种可供选择的人道主义方案。这个方案就是建立一种全球政治体系。如果说民族国家曾经历史地代表国内市场的框架,而不只是这个市场的调度场所,那么这种全球政治体系也不是全球市场的仆从,而是用于规定这个市场的各种参数。这个全球政治体系将负担这样四个方面的责任:
1.组织全球性的裁军;
2.在平等的状况下组织对地球资源的开发;
3.在各个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地区间协调开放而灵活的关系;
4.在传播、文化和政策等领域协调处理全球/国家的辩证关系。
在阿明看来,旧的世界体系的瓦解并未为新的秩序做好准备,当代的潮流毋宁是与上述方向完全相反的。许多人用“自我调节的市场”的陈旧意识形态对这种混乱状态加以合法化,这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正是问题本身。欧洲统一计划在今天遇到的问题证明了这种“市场决定论的全球化”只是死路一条。值得注意的是,阿明虽然不用霸权作为他的主要解释工具,但实际的世界状况——如美国在拉丁美洲、海湾地区的形式不同的存在——使他不能不考虑霸权问题。欧洲统一计划的受阻可能导致人们选择“德国轴心的欧洲”的计划,但在现实条件下,无论哪种选择都不可能脱离美国的轨道。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许多人将人口最多的亚洲视为下一个可能的霸权。但是,阿明认为亚洲的情况十分不同,例如日本的成功使人们常常忽视其经济的脆弱性,这种脆弱性根源于它对美国的依赖。设想日本成为地区霸权似乎没有多大的道理,因为中国、韩国都不会接受对于日本的附庸地位。在这样的条件下,亚洲内部的力量平衡就依赖于这个地区的外部力量——美国。阿明预言说,亚洲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将得到加强,美国与中国的对抗将是未来的主要矛盾。美国将如何面对亚洲的兴起?这将是各种问题中的首要问题。
资本主义体系的支配逻辑是将这种中心/边缘的两极化永久化。也许有人认为两极化是一种自然的法则,但阿明争辩说:被资本主义扩张边缘化的人民为拒绝接受这样的命运已经奋斗了超过半个世纪,在未来将越来越不愿接受这种命运。我国和俄国革命就是以边缘人民的反抗为基础的超越这种体系的努力,在今后这样的努力将会获得新的形式。他认为他的人道主义反应是理想主义的,但却不是乌托邦,相反,这是唯一现实的选择。这就是通达新的全球社会主义的方向。作为一种准备,各种思想的和政治的力量必须重新组合以对抗再生产资本主义的五大垄断,进而创造“相互调节”的条件。在这样的斗争中,人们必须重新考虑意识形态的和文化的前沿问题;
1.普遍/特殊的辩证法;
2.政治民主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3.所谓经济效率(市场)与平等、博爱的价值的辩证法;
4.按照上述问题界定全球社会主义的目标。
在政治方面,人们必须发展真正民主的世界组织形式,以便在平等的基础上重构经济关系。而当务之急就是在大的区域的基础上重组全球体系,这些区域将分散的边缘组织到一起;拉美、非洲、东南亚,以及中国和印度。这个重组过程也不排斥欧洲和前苏联国家。当然这个转换过程需要它的基础,如果没有在现存的民族国家内部的意识形态的、政治的和社会制度的改变,任何有关全球化和两极化的讨论都没有意义。但是,阿明并没有指明这些变化赖以发生的条件和制度基础,这对于一个试图在总体的层次描述问题的人来说,毋宁是过于复杂而多面的问题。
阿明的理论在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内在危机方面是深刻的,但对未来的预言似乎仍然空洞。就我个人的感觉来说,阿明很少提及“两极化”在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形态(至少在演讲中是如此),而这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特别关注的问题。换言之,“两极化”发生在社会发展的各个层次,而不仅仅发生在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的领域。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发展已经使得世界体系的格局发生重要的变化。
这些新的资本主义中心是否会与非洲和拉美的穷国相互配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作为一个中国学者,我从阿明的理论中深刻地感觉到第三世界学者正在把中国及东亚当作一个第三世界的例外看待。但是,这个例外的程度到底如何?在中国经济全面进入全球市场的条件下,中国的情况与前十年有多大程度的差别?当亚洲地区的经济增长(尽管有其脆弱性)鼓舞了人们对全球化的信心时,中国学者似乎也有必要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思考当代问题:不仅以效率这一资本主义规则为轴心解释中国现代化道路的独特性,而且是建立不同于所谓理性化的视野来讨论国际关系和国内关系领域里的正义、公平与效率及其相互关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