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日本人与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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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与中国人
胡星斗
日本明治维新之前,德川幕府多次颁布海禁和严禁基督教的法令,并严格限制对外通商。1840年,中英爆发鸦片战争;1853年7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培里率舰船到达日本,要求日本打开国门。当时日本分攘夷派与投降派,激烈斗争的结果,攘夷派被镇压,投降派取得了胜利。幕府当权者说:“中国拘泥于古法,日本应在未败之前学到西洋之法”。于是在1868年,日本开始维新,天皇宣布《五条誓文》:1、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2、上下一心,盛行经纶;3、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务使人心不倦;4、破历来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5、求知识于世界,大力振兴皇基。同时,思想家西周倡导西方思想,成为日本“近代哲学之父”,福泽谕吉等人提倡“实学”,以儒家吸收西学,以“理”接受自然法思想,以“天”接受天赋人权思想,不像中国人以儒家排斥西学。政界大久保利通等人则提出“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口号,力促改革,从官办企业开始,强行积累原始资本;同时以贸易立国,不惜经济被奴役,丧失海关自主权,贸易逆差大量存在,金银严重外流而对外开放。后来,日本政府提出“开拓海外直销基业的建议”,外交官肩负起发展对外贸易的使命。日本还以教育为“大本”。1872年文部省颁布《学制》,普及小学教育,到20世纪70年代则普及了高中教育。
“和”的精神被称为日本魂。公元600年左右出现的日本宪法第一条即是“和为贵”。日本人的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论资排辈)、工会组织、以企业为家的理念、劳资关系的融洽(如劳资谈判很容易相互妥协,达成协议)等等,皆体现了和谐团结的民族精神,甚至日本的身份制度(如今重视学历)和世袭制度(非官僚制的科举、轮换),国家至上主义,武士道精神,绝对服从的整体性民族盲动,也体现了“大和”之魂。中国人也讲究“和”,但现实中往往一盘散沙,人们面和心不和,喜欢表面上敷衍、客套、笑脸相迎,实际上相互不服,嫉妒,忌恨,小心眼泛滥,个个心怀鬼胎,暗自争斗。
日本历史上曾实行“大化革新”,学习中国唐朝的文化和政治体制;近代又实行明治维新,学习西方的治国方法和科学技术,这确实反映了其宽容博大、虚心好学的民族性;而中国呐,自恃文明古国,背上了沉重的历史包袱,总喜欢寻找种种愚昧的借口,什么“物质文明在西方,道德文明在中国”,“中体西用”(中国的为本体,西方的为实用),“古已有之”,“中国的制度具有无比优越性”,“特殊国情”等等,不愿虚心地、彻底地向别人学习。一直要等到如甲午战败,国破家亡,才会有人表示愿意实行全面的改革,但此时往往为时已晚。譬如,清末镇压了康、梁的政治改革的要求后,鉴于甲午、八国联军造成的危机,朝廷也开始了“新政”:君主立宪,废科举,大力举办现代教育,裁减政府冗员,设立现代警察制,训练新式军队,开商埠,广派留学生,修铁路,办工厂,颁布《破产法》、《刑事民事诉讼法》,等等,但几年之后便为辛亥革命所粉碎。
日本人具有强烈的危机感,是紧张民族、严肃民族(大概源于其地理上自然灾害多,地震、海啸、火山爆发频繁,人多地少,民族生存从来面临着危机等),尽管他们偶尔也歇斯底里一下,来个“无礼讲”(胡闹),学生闹起“暴风雨骚动”,但平常人人做事认真,一丝不苟,刻板严肃,勤劳吃苦,有韧性,像个工蜂,放弃休假,自愿加班,严守时间和纪律。而中国人则与之不一样,我们是轻松民族,懒散成习,农民安于贫困,情愿天天坐着晒太阳,也不愿出去谋事做;工厂里往往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人们乐于晚到而早回。我们没有危机感,喜欢听颂歌、好消息,甚至掩耳盗铃、鸵鸟式地自我欺骗。不等到大的东西打着屁股了,中国人是不愿动弹的。
日本人不太信神,而崇尚心灵。他们重视感性体验、以心传心,欣赏余情、余音袅袅、简易无言、无常、哀婉、清淡、风雅、风花雪月和悲剧美、灭亡之美,他们自杀时死不回眸;他们敏感,审美力强,深悟禅理禅趣;他们是非理性主义者、非合理主义者,讲究非逻辑、不平衡、不对称。而中国人虽然也不信神,也重视感性体验,但我们奉行人际关系至上、形式主义,而心灵不那么敏感,不能体悟物哀、悲壮之美,而且,我们十分留恋现世,对死不甘心;中国人是合理主义者,认为存在就是合理,只能逆来顺受,接受命运,不敢反抗;我们欣赏平衡之美,喜欢对联、律诗的对仗工整,喜欢四合院。
诚然,日本民族也有其缺点,如只擅模仿,创造力不强,军国主义对外扩张,集体盲动等。中华民族也有其优点,如聪明能干,擅经商,对外和平主义等。假如我们能以日本人之长,补我之短,克服民族劣根性,则中华民族腾飞之日不远,此乃人民之幸,醍醐子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