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芳：我只要一张自己的课桌(中国青年报 2008-10-22)

她只有6岁，正该是无忧无虑的年龄。但在刚过去的一个月里，她却被赶出教室，在窗外眼巴巴地站了21天。对于她的遭遇，家长、学校和教育部门都各有苦衷，可她却不愿再回忆——
郭晓晓的心愿，只是拥有一张属于自己的课桌。
这张课桌并不需要很大，只要能放得下写字本、算术本和教科书就行了。颜色最好是明亮的黄色，真正的明亮，就像“早晨的太阳一样照耀着大地”。如果可能的话，课桌的左边再摆上印有白雪公主图案的文具盒，右边的位置留给36色水彩画笔和调色板。
这个6岁的女孩咯咯笑着，她知道自己又在“做梦”了。眼下，她唯一拥有的只是一个黄蓝相间的书包，还是父亲送货的时候从好心人那里讨来的。
不过，郭晓晓的这个心愿曾一度实现过。那是今年教师节的下午，她被安排到河南省登封市滨河路小学读书。在一年级三班的教室里，小姑娘在第九排中间靠左的位置上，拥有了一张课桌。
但没过一个星期，她就被赶了出来。郭晓晓只好站在教室外面，隔着窗户的防盗钢条，眼巴巴地看着自己的课桌。这样一站就是21天。
10月18日的早上，这个6岁的女孩坐在只有15平方米的家中，自顾自地玩着一辆简易的塑料汽车。这是她仅有的两个玩具之一。另一个是只毛绒老鼠，已经破旧得起了球，是在幼儿园读书时发的。
当问到这21天的记忆时，她只是低着头，噘嘴嘟囔着：“我想上一年级，他们不叫我上。”但更多的时候，这个孩子扬起头来调皮地一笑，说自己完全不记得了。
只有父亲郭占超记忆犹新。这个中年人穿了件满是污迹的迷彩服，裤子早已破得开叉到小腿，黑色线团随风飘着。逢人见面，郭占超常常把黝黑褶皱的手缩到怀里，说是“怕脏了人家的手”。
但在9月初的时候，这双手还是握着一叠人民币，伸了出去。那时正值小学开学，可郭晓晓找不到学校。据说原因是自己属于外来务工人员，小闺女只能回到户口所在地农村读书。经人指点，这个农民东拼西凑了500元钱，找到赵校长“上货”。这个滨河路小学的领导，当即答应孩子入学。
9月10日那个阳光明媚的中午，郭晓晓在屋子里“瞎激动”着。这是一处废弃的政府办公楼，他们家花了105元钱租用了其中的一间平房。屋子里的家具大多是从垃圾堆里淘出来的，不少还用铁丝绑着瘸腿。
但郭晓晓顾不了这些了。她摸了摸头上的黄色皮筋，在被光线拉长的影子里徘徊着。最后，小姑娘到公共厕所里洗了把脸，换上妈妈新买的粉红色运动鞋走出家门。
这是她第一天上小学，难免有些兴奋。为了到达滨河路小学，她和父亲要穿过这个城市里最为繁华的街道，两旁布满了服装店和小吃店，偶尔还会冒出个水果摊。要是在往常，郭晓晓总会东张西望，时而盯着卖糖葫芦的小摊，时而看看挂满玩具的商店。
“但那天她可专心了，还不停地催我快点走。”父亲回忆说。
坐在可以容纳70人的教室里，郭晓晓新奇地发现自己有了张课桌。这和幼儿园的经历不同，那个时候她要和七八个小朋友挤一条长桌子。
而在家里，她只能站在一个只有两成新的写字台前学习。那是属于哥哥的“小天地”，摆着属于男孩子的打火机和手机电池。由于个子不够高，郭晓晓有时候要爬上床去，才能趴到上面去。
但眼前的这个课桌可是完完全全属于自己。它刚好放得下书包和课本。郭母记得女儿当天回家对自己嚷嚷：“妈妈，我自己有了张桌子。我现在是一年级学生了！”
但是不到一个星期，郭晓晓就失去了那张课桌。站在教室外面，她眼睁睁地看着另一个男孩子坐在“自己的课桌”前。她只好跑去问父亲：“爸爸，为啥别的小朋友能进教室，我却不能？”
回想起这一幕，郭占超就忍不住哽咽：“你让我咋对孩子说？我只能说爸爸太没本事了！”9月17日这天，他接到了赵校长的电话，说是必须把孩子接走。
按照郭父的说法，赵校长坚持孩子没有本市户口，不属于滨河路小学所在的片区。但登封市教育局否认了这一说法。一位申姓局长拿出《九年义务教育法》的小册子，告诉记者，赵校长的做法源于郭晓晓未满6周岁，根本不符合入学条件。
无论如何，郭晓晓还是要离开学校。万般无奈之下，郭爸爸想出来个办法，让女儿站在教室外面听课，“想着总能引起他们的同情心”。
这个登封市少林办事处王村庄的农民，从2000年起就到城里打工。他只能干些建筑工、三轮车夫和搬运工等“力气活儿”。如今，他靠开车拉货为生，每个月能挣上1000多元钱。
这也是他坚持让女儿上学的原因。“我不愿意孩子再因为没有文化受苦了。”这个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男人再三强调说。
从9月17日开始，郭晓晓开始了另一种“上课”方式。她照例每天6点钟起床，穿上爸爸买的廉价橘红色运动服，走路到滨河路小学上课。唯一不同的是，她始终站在教室外面。
由于窗户被钢条封锁，郭晓晓只能透过一个个“窟窿眼”听课。有时候需要做笔记，她就把本子按在墙壁上。每天，她还会记下拼音作业，然后回家完成，只是从来没有机会交给老师看过。有时候遇到发卷子，她就央求母亲跑到学校来要。
晓晓最喜欢语文课和数学课。她还记得一次上语文课，老师问到“问”字的拼音是什么的时候，她还下意识地举起了手。
“但没有人点我的名。”郭晓晓低着头说。她显然并不愿意回忆往事，常常撂下一句“不知道”来回避。
但多年来，这个女孩已经隐约察觉到自己和其它孩子的不同。在幼儿园的时候，每周五都有个名叫“小朋友做天使”的游戏。担任小天使的同学，可以坐在教室的第一排，还可以管教别人。但这项特权只有掏钱才能享受。
可郭晓晓从来没有为此向父母抱怨。10月18日这个傍晚，她边在灶台上添柴，边懂事地说：“爸爸工作很辛苦，有时候给人拉垃圾要11点多才回来。”
这个有些早熟的孩子，起初并不习惯站在外面，原因之一就是同学们的异样目光。“你学你的呗，看我干啥？”她情不自禁地埋怨。
据说，一个小男孩每天都会过来踢她一脚，原因是“你为啥天天站在外面”。班上的女同学也会不经意地冷落她。有人还捏着鼻子对她说：“你真脏，不洗澡。”
每每听到女儿看似无心地讲述这些故事，郭妈妈就会心疼地掉眼泪。这个农村妇女有时候把孩子送到学校，常常发呆一样远远地望着女儿的背影。还有一次，她发现女儿耳朵红肿，原来是被看门大爷揪到了学校大门外面。
“我们也是没有办法！你想想，谁不心疼孩子呢？”她在附近的一条街道打扫卫生，每个月收入不到500元钱。
于是，她也会狠下心来教育女儿：“下次再有人让你走，你就说你们不让我进教室听课，难道站在教室外面也不行吗？”
郭晓晓就这么听话地站着，直到10月13日那天。有人向当地媒体反映，看到一个学生站在教室外面听课，怀疑是教师体罚学生。在被媒体曝光之后，她这才结束了21天的听课经历。
许多人用“愤怒”和“悲哀”来表达自己对这件事情的态度。一位网友还建议把这幕场景写入共和国历史，理由是“真实见证了农民工曾经经历过的歧视和不公正待遇，记录历史进步的艰辛和不可逆转。”
这让登封市教育局始料不及。他们始终把这对父母的无奈，归咎于自我造成的事故。一位申姓的局长反复向记者强调，由于家长缠得校长没有办法，才勉强让孩子入学。而让孩子离校的做法并无过错，只是，“处理方法有些问题”。
曾有人当面问这位局长：“如果这是你自己的孩子，你能忍心看着她在外面站那么多天吗？”
但申局长始终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反复强调“没有向上级汇报”等等。他还透露，这位赵校长已经于上周五递交了辞职申请书，可见，“已经认清楚了自己的错误”。
而郭爸爸则开始担心另外的问题。常常有熟人警告他，这样对外曝光，小心明年教育局为难你，还不让你孩子上学。
因此，在采访中，这位父亲显得格外谨慎。他拒绝透露妻子的名字，以及和自己工作有关的任何细节。他只是反复地说：“你就看之前的报纸就行了，上面说得很详细了。”
这些发生在大人之间的故事，郭晓晓并不是很清楚。如今，她被安排到登封市一家幼儿园读书。每每遇到记者，她最爱说的话就是：“我爱学习，我想上学。”
在那漫长的21天里，她始终孤零零地站在教室外面。背着一个咖啡色的书包，拿着铅笔在本子上画来画去。偶尔地，也会有个被罚站的小朋友，在外面陪伴着自己。
对于这个孩子来说，最快乐的时光莫过于下课铃声响起。自己终于可以自由地出入教室，或者和小朋友在操场上玩“丢手绢”的游戏。
但她依然记得，在“罚站”的某一天里，别班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女老师，曾经让她进教室听课，但只能坐在最后一排的位置。那张课桌又脏又旧，远不如自己原来的那张。
（为保护未成年人，本文中的“郭晓晓”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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