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问候引起的风波 文革中饱受批斗的胡耀邦

团中央风云突变
1964年，我参加陕西省长安县社教工作的时候，听过省委书记胡耀邦一次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觉得他的报告通俗幽默，内容深刻。他对农村情况的熟悉程度和对农民利益的关注，深深地打动了我这个从农村出来的人。凑巧，1965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团中央机关工作，胡耀邦也已从陕西回到了团中央。在团中央机关绝大多数人的心目中，胡耀邦是一位有思想、有能力，关心群众，为人宽厚，胸襟坦荡的领导者；团中央机关更是个朝气蓬勃团结友爱的集体。可是一夜之间，这一切都被扭曲了。那是“文革”初期的1966年8月，中央突然宣布：团中央书记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改组以胡耀邦为第一书记的书记处。机关的同志都懵了，我也懵了！
好端端的团中央机关，瞬间成了“修正主义的黑窝”，人心不稳，秩序大乱。胡耀邦戴上了“修正主义黑帮头子”的帽子，不分白天黑夜，被揪出来挂牌示众、批斗。在拳脚交加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下，胡耀邦已没有往日那种朝气蓬勃、精神抖擞的风采了。一个年过五十的人，经得起这样折腾吗？自从胡耀邦和一批当权派被关进“牛棚”，他们就在专政组的严格控制之下，没有特殊的理由，是无法接近他们的。或许，只有在饭厅能偶尔见到他。因为他们一般都晚去半小时。
一句问候起风波
那天，我故意晚点上食堂。正好，专政组押着长长的“黑帮”队伍，在食堂买饭，胡耀邦排在最后。当他掏出饭票交给炊事员的时候，我迅速凑了上去，趁炊事员转身给他盛饭的空隙，我小声地问他：“身体怎么样？”他大概觉得突然，扬头看了我一眼，脸上虽然没有了往日的光泽，但目光仍然炯炯有神。他说：“身体还可以。”我又问他：“吃几两米饭？”他伸出两个指头说：“二两米饭，一块豆腐乳。”这时炊事员把饭递到了他跟前，我也马上买了饭菜，转身走了。
万万没有料到，没过几天，在机关礼堂的一次群众大会上，一个造反派的小头头，突然歇斯底里地大嚷大叫道：“我们革命群众队伍中出了叛徒。有人现在还关心胡耀邦的健康，问他一顿吃几两米饭。革命的同志们，一定要擦亮眼睛，把藏在群众中的叛徒揪出来示众……”
我虽然坐在后排，但他的吼叫，仍听得一清二楚。我傻眼了，这可怎么办哪？我没有经历过大的政治运动，没有政治经验，心里很紧张，因为造反派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我想，万一他们以开会的名义，把大家集合起来，逼着胡耀邦当众认出我来可怎么办？越想心里越没底，那晚我失眠了。我决定借故请假回家探亲躲避几个月。还没正式请假，那天偶尔遇见住在大院内的湖南老乡伍杰。他解放前是搞地下学运的老同志，1951年任常德团地委副书记。他把我领到他家里，说我气色不好，问我是不是病了，我说没有。沉默片刻，我突然没头没脑地问他：“胡耀邦的记忆力好吗？”他没加思索地说：“胡耀邦的记性好得很，作报告、讲话，一般都不要稿子。”我不着边际地又冒出一句“他能认出我吗？”
伍杰没听懂什么意思，愣愣地看着我问：“什么？”我也觉失言，连说“没什么，没什么”。伍杰看出我有心事，启发我把心事说出来，说他说不定还能帮我出点主意。我想了想，把事情全向他说了，还说想回家避一避。我发现他听后表面上很平静，可脸上却掠过一丝让人难以察觉的快慰和惊异。他宽慰我：“这有什么，首先你自己要沉得住气。回家不好，显得心虚，反而暴露了，没事的。”我说：“说得轻巧，他们要是逼着胡耀邦认出我呢？”伍杰摇着头连说了两个“不会，不会”。伍杰见我还有疑虑，就说：“胡耀邦是长征干部，什么运动没经过？逼他能逼出什么？机关这么多人，只有你一个人关心他呀？问他吃几两饭，你确信没有别人问过？”伍杰最后胸有成竹地说：“关键是你自己要沉住气，胡耀邦是不会认出你的，胡耀邦就不是那种‘认出你’的人！”看伍杰的态度，我好像吃了颗宁心丸。后来，我听说专政组多次审问胡耀邦，要他说出，问一顿吃几两米饭的是谁，他都说记不清了。
大家的情绪在激动
离开伍杰家，我走到传达室门口，一辆车篷上印着“青年印刷厂”字样的吉普车开了进来。这是外单位把胡耀邦拉到工厂批斗完，又送回团中央机关来了。我看见胡耀邦的脸又青又肿，手上拿着被撕破了的衬衣。显然，工厂的造反派动了武。见此情景，机关的同志都围了上来，大家神情凝重，谁也没有说活，只有投去同情的目光。吉普车一出大门，胡耀邦拐进了南院专政组。人们议论开了，声音由小到大。有的说，胡耀邦是我们单位的“走资派”，我们最了解他嘛，我们有能力把他揭深批透。有的说，外单位揪去批斗可以，但要同我们协商，经我们同意，而且我们要派人参加，同时把外单位的揭批材料带回来……所有在场的人，包括那些响当当的造反派，没有一个人说“不”的。我看见大家的情绪在激动，目光在交流，心在往一块靠近。我心里好一阵畅快，我明白了一点，我是最笨的，这不比去问问他吃几两米饭管用得多吗？
 
果然，群众组织接受了大家的意见，作出几条决定，其中一条：凡外单位揪斗胡耀邦，都由团中央出车，派专人“押去”“押回”。两个“押送”的人，都是一米八高的大个，其中一个是胡耀邦的汽车司机。从那以后，胡耀邦不管去哪里挨批挨斗回来，脸再没有肿过，衣服也没有被撕破过。
胡耀邦在组织上被打倒了，但他在机关绝大多数干部中仍倍受关注。凡是有关胡耀邦的消息、动向，传得最快最广。他在五七干校，北京留守处的人打听他的劳动生活情况；他回北京，五七干校的人打听他的健康状况。
该办的事他还是办
那年冬天，我探亲归来，由于眼病犯了，所以没去干校而是直接回京治疗，当然也想能有机会见到胡耀邦。说来也巧，留守处的军代表把我和胡耀邦、胡克实编在一个学习小组，学习地点，就在“二胡”的院子里——王府井附近的八面槽富强胡同八号。第一次学习，在胡耀邦家附近的另一位书记家里，大家见面寒暄了几句后，胡耀邦改不了过去的老习惯，首先了解情况。他知道我家在农村，就问我基层党组织的情况。我说湖南农村党组织生活极不正常。他说五七干校附近的农村也一样，带有普遍性，你们应该写材料向中央反映嘛！接着他又问我家里的情况，我说别的还好，就是孩子没有口粮。我爱人是吃县里集体粮的民办教师，不参加生产队的分配。孩子不是城镇户口，县里不供粮，生产队也不管。胡克实说，这可是个大问题，孩子不能饿着呀。胡耀邦却没有说话。
过了个把星期，又一次学习结束的时候，胡耀邦走到我身边对我说：生产队按劳动工分给口粮，你和你爱人不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他们可以不管，但孩子的口粮应该由当地政府解决。他停了片刻又问我：“你认识戴云吗？”我说：“不是认识，是很熟。”他说：“让他给湖南省委组织部长赵处琪同志写封信，请处琪同志过问一下你孩子的口粮问题，我签名。”果然，赵处琪一过问，问题很快就解决了。
戴云是“文革”前团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曾当过胡耀邦的秘书，“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我们对很多问题的看法、观点比较一致，所以成了朋友。戴云告诉我，耀邦虽然身处逆境，自身难保，但该办的事还是办，该说的话还是说。类似这样的困难，他帮助过好几位同志解决了，你的事只是其中的一宗。
去富强胡同报信
1973年底，“四人帮”在教育战线上掀起了所谓“反回潮”的斗争，明枪暗箭射向被视为眼中钉的一些老同志，风声日紧。当时辽宁省的省委书记毛远新，在沈阳说：秋后算账，回潮的现象到处有，胡耀邦就猖狂得很。他四处串联，笑我江东无人，竟敢说江青同志获得的掌声是廉价的掌声，狂妄之极。由于毛远新有特殊身份，他的言行，当时被看作是一种征兆和动向。机关的一些同志，生怕政治迫害又要落到胡耀邦的头上。迫于当时险恶的政治形势，人们虽然言语谨慎，不敢轻易贸然行动，但每个人的神态都透出对“四人帮”的憎恶和对胡耀邦的同情。
那天，我见到了戴云。他是全机关无人不知的铁杆保胡派，胡耀邦被党中央停职反省时，他还偷偷帮胡耀邦写检查。戴云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形势严峻，我正找你。”接着又说：“看来他们为下毒手造舆论了，你去找一趟耀邦吧，我是被人家注意的目标，不方便。”他告诉我，见了耀邦，要很简单地把听到关于毛远新的讲话告诉他，叫他最近不要外出活动了，就说是大家共同的意见。最后戴云叮嘱我要尽快去，晚了就没意义了，不要让别人知道……
 
听说四人帮为监视老干部的活动，在他们房前屋后都布置了便衣警察。团中央好几位书记都住在富强胡同，“四人帮”是不会轻易放过的。我想我是一般干部，目标小不显眼，虽然心里害怕，但为了耀邦也只能豁出去了。正好，两天前，我爱人带着出世不久的孩子来探亲，为了掩人耳目，我对爱人说带孩子一块上街去买东西。时值北京最冷的季节，我爱人按南方人的习惯，用一块大布把孩子裹好背在背上。爱人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天冻路滑，街上行人不多。我爱人以为真的上街买东西，虽然冷，她却十分高兴，看啥都觉得新鲜，所以很轻松。我呢，恰恰相反，紧张得气都喘不匀，但有一种去完成战斗任务的神圣感。虽然多次出入富强胡同八号，唯有这次有“深入虎穴”之感。从胡同口到八号院距离不远，我却好像走了很久，还不断用两眼的余光注意观察周围的动静，生怕突然冒出个便衣警察来。到了门口，我让爱人在门口等着。正好，原来那个看门的老头不在，我闪身就进了院子。真是“门前冷落车马稀”，显然，院子很久无人打扫了，落叶上掩盖着一层残雪，踩上去沙沙作响。我直奔客厅。因为事先没有通报，我见正在跟耀邦谈话的一个青年人，见我进来，“嗖”的一下离开沙发退到了里屋。可见当时人们的警惕性高到了什么程度。耀邦见我急冲冲的样子，马上迎上来。我开门见山，把戴云说的意思告诉他。再三嘱咐要言语谨慎，近期不要出来活动。
耀邦听后沉思了片刻，说：我一直在家里读书，反思过去的工作，哪也没去，还串什么联？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反正要注意点。我爱人在外面等着，我走了。”我转身出门后，听见耀邦说了句：“谢谢同志们。”
出了八号院，我如释重负。我爱人脸冻得通红，一直跺着没穿棉鞋的双脚。也许是因为包得太严实，憋得太久了，孩子突然“哇”地一声哭起来。我领着爱人和孩子沿着八面槽迅速来到王府井，串了两家商店，买了点不起眼的小东西。回到家，我马上去见戴云，戴云听了非常高兴。
我最后一次见耀邦，是1978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后。当时，我一家进了北京。我欣喜若狂地把这作为一个特大喜讯去告诉他，他不仅没有为我高兴，反而冷冷地说：都挤在北京有什么好？年纪还轻，应该下去做点实际工作。当时，我并没往深处想，后来才慢慢领悟到，这是他对年轻干部深层次的真正的关心。
“文革”期间，团中央机关像戴云一样关心胡耀邦的人，实在不少。这能从人们的一句话、一个腔调或者一次无关紧要的表态中，品味出他们与胡耀邦精神上的某种联系和对耀邦的崇敬，这是人们发自内心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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