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背后的秘密报告：黎明前的血泪嘱托

◆侯健美
2006年年末，“《红岩》档案解密展”在歌乐山脚下的革命烈士陵园开幕。展览上最引人注目的是首次全文公开的一份2万多字的秘密报告，它的作者就是《红岩》小说作者之一的罗广斌。
这个《红岩》故事的“原型版本”，记录着重庆地下党遭受大破坏和狱中斗争的真实历史。透过报告的字里行间，《红岩》人物许云峰、江雪琴、成岗、甫志高的原型一个个从历史上生动地浮现出来。他们告诉后人的，又是一部怎样的“红岩”?
《挺进报》惹怒敌人
1948年3月初，国民党重庆行辕主任朱绍良的办公桌上出现一封“亲启”信，里面竟然掉出一封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警告信，还有一份中共地下党组织重庆市委主办的《挺进报》。共产党的宣传材料，竟然出现在国民党地方大员的案头!朱绍良又惊又怒，一个电话把负责西南特务组织的徐远举(《红岩》小说中徐鹏飞的原型)召去臭骂了一顿。
《挺进报》怎么会跑到朱绍良的办公桌上?这要从当时重庆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说起。
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在1947年秋天成立时有4位委员：书记刘国定，公开身份是一家牛奶厂的会计主任；副书记冉益智，兼任组织部长，在4人中年龄最大；委员许建业，配合刘国定搞工运工作，以志成实业公司会计为掩护身份；另一位委员李维嘉，兼任宣传部长，直接领导《挺进报》，也是四位委员中今天唯一的健在者。
李维嘉现住成都，离休前是四川省政协副主席。2006年12月，记者来到他的家中，这位88岁的老人依然精神矍铄，回忆起57年前的往事，思维清晰。
《挺进报》诞生于1947年。那年年初，国民党当局在重庆悍然封闭了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人员强迫遣送回延安。国民党当局原以为这下万事大吉，没想到却冒出个《挺进报》，在自己眼皮子底下传播“红色”新闻。
“1948年2月，我接到上级川东临委的指示：对敌开展攻心战，把《挺进报》寄给敌人头目。”当时，解放战争已进入第三年，解放军先后打退了蒋介石几百万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转入了战略反攻，向外线挺进。李维嘉记得，从第15期(一说第16期——编者注)开始，《挺进报》放弃了“对内发行，注意保密”的方针。
“但现在看起来，当时‘对敌攻心’的策略是过于冒进了。”老人话锋一转，语气低沉。1948年4月初，特务就找到了破坏《挺进报》的突破口，时距朱绍良的雷霆震怒仅仅一个月。由《挺进报》被敌人侦破开始，最终导致133人被捕、重庆地下党组织全线瓦解，甚至牵连到整个四川的我地下组织。比起《红岩》小说，真实的历史更加曲折震撼。
“老许”急中出错
《红岩》故事的开头，狡猾的特务黎纪纲和郑克昌蒙骗了沙坪书店店员陈松林，从而抓住甫志高。事实是，1948年初，在重庆的民生路上，的确有一家进步书店，书店店员也是个年仅18岁的地下党员，名叫陈柏林。
国民党保密局重庆站特务李克昌注意到陈柏林，是因为有人告密说陈柏林藏有《挺进报》。李克昌便派了一个叫曾纪纲的特务以失业青年的身份接近陈柏林。曾纪纲很善于伪装进步，他跟陈柏林彻夜交谈，谈苦闷、谈人生、谈志向……终于骗取了陈柏林的信任。
陈柏林等人遭逮捕的细节，有不同的说法。一说是，陈柏林要求上级“老顾”亲自考察曾纪纲，约好见面的时间地点自然也“通知”了特务曾纪纲；一说是曾纪纲在书店见到过“老顾”，特务通过盯梢发现了他的居住地。
“那时《挺进报》案件才开头，特务用刑很重。”罗广斌后来在给党组织的报告中这样写道。酷刑之下，年轻的陈柏林坚贞不屈，而他的上级“老顾”却叛变了!“老顾”承认自己是中共重庆城区支部的书记，本名任达哉。
根据徐远举在解放后的交代：“任达哉不堪毒刑拷打，交出了他的领导杨清。”“杨清”其实就是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委员许建业，也是《红岩》中许云峰的原型之一。
许建业是一位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虽然深陷囹圄，遭受酷刑，但他担心的却不是自己。许建业的公开身份是志成实业公司会计，他其实就住在志成实业公司的宿舍。由于老许被捕后一口咬定叫“杨清”，住在某旅馆，敌人事实上尚未掌握他的真实身份和住处。但老许本人却万分焦虑，因为他的宿舍床下，还藏着十几位工人申请入党写的自传，这些东西若是落入特务之手可就麻烦了!
这时，一个名叫陈远德的看守出现在牢房门口。从陈远德的口中，许建业得知他曾给狱中党员往监牢外捎过信。老许情急之下，便托陈远德送一封信给志成公司的地下党员刘德惠，信中嘱咐刘毁掉床下的文件。
不幸的是，这封信最终落到了徐远举的手上。徐远举派人包围了志成实业公司，严密搜查。不仅找出了陈丹墀、余祖胜等18位工人的入党自传，还弄清了“杨清”的真名叫许建业。
许建业眼见一位位同志被关进监狱，强烈的自责与内疚使他在狱中三次触壁自杀未遂。在以后的审讯中，无论敌人怎么严刑拷打、冷嘲热讽，许建业始终不再开口讲一个字，只以沉默来回应敌人，三个多月后被杀害。
志成实业公司出事的第二天，一名身材矮小的男子走进公司，刚进大门就被特务扣住。“矮个子”承认自己是许建业发展的候补党员，并写了“悔过书”。敌人信以为真，以为是个小人物，对他并不重视，当晚将他关进了渣滓洞。
“矮个子”不是别人，正是中共地下党组织重庆市委书记“刘矮子”刘国定。
为了脱险，刘国定“供认”说，自己只是个“交通”，帮许建业送过一封信到南岸永生钱庄，交给李忠良和余天，别的活动都没参加过。李忠良是个1947年入党的年轻党员，曾被组织派往梁(山)大(竹)达(县)地区发动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他和几位起义骨干一起躲在永生钱庄——自己的家中。此前，刘国定曾写信通知李、余二人转移，刘估计敌人可能抓不到人。
然而李忠良等人并没转移，被赶来的特务抓了个正着。
4月9日，徐远举亲自审讯，稍一动刑，李忠良便招架不住，供出王敏、邓照明等30多名参加“梁大达”地区武装起义的人员。李忠良顺便又提及一个积极分子，叫余永安。
根据李忠良的叛变口供，徐远举抓到了余永安。余永安确确实实是个党外群众，徐远举从他口中只逼问出一个叫“老张”的人。至于“老张”的真实身份和在党内的职务，余永安确实不知道。但余永安说，在“老张”那儿见过《挺进报》，还说“老张”要在4月15日或者16日找他取钱。这个“老张”究竟是谁呢?徐远举很好奇。
就在徐远举提审李忠良的当天，李维嘉从平时上班的南岸李家沱中国毛纺厂过江进了城。他跟当时中共重庆市委的上级——川东临委的秘书长萧泽宽在心心咖啡馆里碰了面。由于刘国定被捕原因不明，老萧分析认为，刘国定很可能在敌人眼里只是有嫌疑，可以顶住，还可以设法营救。所以李、萧二人并没有确定疏散一切可能被波及的人。
心心咖啡馆接头之后，李、萧二人去找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商量对策。三人约定4月17日中午12时在北碚碰面，李维嘉与萧泽宽如约赶到，冉益智却没来。
其实冉益智是到了北碚的。那天上午9时许，冉益智从北碚街头的一家小饭馆走出来，走过北碚公共体育场，在文声书店转弯处，碰上了一个熟人——自己联络过的党外积极分子余永安。
余永安被特务押着，当天已经在北碚街头转悠了好久。他一看见冉益智，马上点头向特务们示意，特务们一拥而上。原来，冉益智就是余永安供出、徐远举想抓的“老张”。
市委正副书记先后叛变
冉益智被连推带搡地弄进附近一家旅馆。特务打了他几个嘴巴子。冉益智刚想喊叫，特务伸手拉过被子，往他头上一捂。冉益智顶不住了，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当时连特务都不敢相信，他们居然抓到了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分管组织的副书记。“那你的上级、市委书记是谁?说!”“市委书记?早就被你们抓住了呀，就是刘国定呀。”徐远举如梦初醒，重新提审刘国定。刘国定这个有着10年党龄、被上级领导器重的市委书记彻底叛变了。从他的口中，徐远举知道了中共川东临委的整个领导班子成员，还知道了出版《挺进报》的地下党员。至此，整个重庆中共地下党组织完全暴露在敌人的面前。
1948年4月18日，北碚区学运特支书记胡友猷和为《挺进报》提供新闻稿件的电台支部委员张永昌被捕；19日，沙磁区特支书记刘国鋕及其女友曾紫霞被捕；27日，北区工委委员王朴被捕；28日，电台支部委员成善谋被捕……大逮捕从1948年4月一直持续到9月。年底，风波再起，刘、冉又联合出卖了成都川康特委的领导人，致使川康特委书记蒲华辅被捕。蒲华辅在酷刑下又出卖了齐亮等人。
据统计，从敌人“围剿”《挺进报》开始而先后被捕的革命者共133人，其中县级以上干部40人。除上海、南京8人外，被杀害的53人，下落不明(大半牺牲)的35人，营救和突围脱险的25人，自首变节后仍被敌人枪杀的4人，叛变投敌当了特务的8人。
“江姐”是怎么喊起来的
1948年秋末，一个浓眉大眼、身着学生服的小个子年轻人被关进了渣滓洞。他就是后来成为《红岩》作者之一的罗广斌。
罗广斌那年24岁，年初时刚刚入党，也是被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出卖而被捕的。但从罗广斌入狱第一天起，大家就用怀疑、警惕的目光盯着他，还把他安排在屋角靠近马桶的地方住。原因是罗广斌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叫罗广文。罗广文当时是国民党第十五兵团司令，在四川境内手握重兵，就连西南地区军统特务头子徐远举也不得不惧他三分。
但在解放后交给党组织的秘密报告中，罗广斌记录下的很多东西，显然是来自难友们之间推心置腹的谈话。他后来是如何得到大家信任的?除了罗广斌自己的英勇表现，他能取得大家的信任，还离不开一位关键人物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曾与罗广斌一同被关在渣滓洞的傅伯雍回忆说：“后来呢，是江姐传话出来，说此人可靠。我们才开始跟罗广斌打招呼。”傅伯雍提到的江姐，正是《红岩》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江雪琴，现实中的江竹筠。她是罗广斌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对罗广斌脱离家庭、投身革命的经历很了解。她的被捕入狱，比罗广斌早三个月。
江竹筠被捕时是在万县地方法院会计室当职员，化名江志伟。5个月前，她的丈夫、中共川东临委委员兼下川东地工委副书记彭咏梧在组织武装起义时壮烈牺牲。中共地下党组织本想将她调回重庆工作，江竹筠拒绝了。她继续留在老彭战斗过的地方，担任中共川东临委和下川东地区地下党组织的联络员。
1948年6月14日早晨，江竹筠在上班的路上被捕。刚入狱时，难友们都叫她“竹筠”；没人称呼她“江姐”。当特务提审江竹筠时，大家很关注，也很不放心。作为重庆与下川东地区党组织的联络员，江竹筠掌握着许多特务们日思夜想的线索。大家不知道这位身材瘦小、身高只有1.45米左右的女同志能不能顶住敌人的酷刑，会不会像刘、冉等人那样叛变革命。
提审那天，特务一早就把江竹筠拉到刑讯室里，用编成一排的竹筷子夹她的手指。江竹筠疼得晕过去3次。敌人很阴毒，为了避免她再次昏死，他们一点点加劲，很疼但又不会疼晕过去。直到傍晚时分，特务才把江竹筠架回牢房。难友们纷纷隔着签子门向外张望。江竹筠的十指血肉模糊，明明白白地显示出她的坚贞不屈。当时，也不知道是谁，情不自禁地喊出一声：“江姐!”从那以后，难友们改口喊“江姐”，对她充满敬意。
小说中不曾出现的结局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进渣滓洞和白公馆。那些长年坚持地下工作的人们心里高兴啊!但是，胜利与牺牲可能同时到来。这一点，很多革命者也明白。在这种兴奋与焦虑、希望与担忧交织的气氛下，一位名叫许晓轩的老党员站了出来。他要求难友们稳定情绪，开展讨论，为已经取得政权的党提出建议。如果有人能活着出去，就把这些建议汇报给党组织。
而此刻，人民解放军已在北起长江、南至湘桂黔边境的千里战线上，开始向大西南发动强大的攻势。1949年11月22日，解放军突破白马山防线，直逼重庆。11月24日，解放军开始总攻重庆。
徐远举在解放后交代：“1949年8月，蒋介石偕毛人凤到重庆布置屠杀。毛人凤饬令军统西南特务机关立即清理积案。毛人凤对我说：蒋介石只是要将杨虎城杀掉。你们可将过去所逮捕的共党分子，择其重要者先杀掉一批。”在“清理积案”的指示下，9月6日，杨虎城将军及幼子杨拯中、杨拯贵，秘书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及幼子宋振中由贵州押往重庆，当晚被秘密杀害在歌乐山的戴公祠。10月28日，陈然、王朴、雷震等10人被公开枪杀于大坪刑场，其中包括涂孝文、蒲华辅等3名叛徒。11月14日，又有江竹筠、李青林、齐亮等30人被特务借口转移而押出了监牢，在歌乐山上的电台岚垭壮烈牺牲。
11月26日晚，国民党西南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徐远举从特务头子毛人凤手中接过了经过批准的大屠杀名单。那天下午，解放军先头部队的两个营已经到达重庆近郊南温泉，距歌乐山只有几十公里。镇守此处的敌人力量不下一个师。双方打响了解放重庆最为艰苦、最为激烈的南温泉遭遇战。
“刘国鋕!”晚餐后，白公馆监狱里的看守特务开始提人。头一个就喊刘国鋕。刘国鋕知道，最后的时刻到了。“别急，等我先做首诗!”“死到临头，还做什么诗?”没机会用笔写，刘国鋕索性高声朗诵起来：“同志们，听吧!像春雷爆炸的，是人民解放军的炮声!人民解放了，人民胜利了!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我们死而无愧!”声音回响在通往刑场的山间小路上。
多年以后，刘国鋕的五哥刘国琪从香港回到重庆，来到歌乐山。时任歌乐山烈士陵园园长的厉华记得，那是园里第一次接待香港来的烈士家属。烈士墓前，刘国琪讲起一件往事。就在刘国鋕牺牲前两个月，他专门从香港赶回来营救。他带了一张香港汇丰银行开出的空白支票给徐远举：“只要放了刘国鋕，你愿意填多少就填多少。”徐远举也不愿跟钱过不去，他同意只要刘国鋕签一个认错书，立即释放。但刘国鋕坚持，要释放必须无条件。刘国琪当时跪倒在地，说国鋕你不要这样死心眼，只要命在什么都在。刘国鋕满面泪流，却摇了摇头。
刘国鋕牺牲后，坐牢10年的许晓轩也被押出来。到罗广斌的牢房前，他站住了。“你要是能够出去，一定要把我们的意见告诉组织。还请转告党，我许晓轩做到了党教导我的一切，生命的最后时刻我仍将这样。希望党组织经常整党、整风，清除非无产阶级意识和作风，保持党的纯洁!”许晓轩的临终嘱托，罗广斌牢牢记住了。
深夜一两点，特务们突然走进渣滓洞的一间间牢房：“起来，起来，办移交了，各人把衣物都带上。”所有人都被集中在楼下的8间牢房内。有人警惕地问了句：“把我们移交给谁?”“移交给警备司令部。”情况有些奇怪，但难友们只有等待。脚步声突然响起，一群端着美式冲锋枪的特务转眼间冲进了渣滓洞内院。他们迅速站好，把枪口对准签子门。
一声哨声，枪就响了
当盛国玉从昏死中苏醒过来，整间牢房已经是一片火海，敌人要毁尸灭迹。她冲出牢房，跳到放风坝上，躲进了旁边的厕所，幸存了下来。
因为特务和军警都去了渣滓洞,白公馆这边反倒安静下来。罗广斌把看守杨钦典招呼了过来。杨钦典是狱中同志们的重点策反对象，对陈然、黄显声等人都很敬重。陈然牺牲后，他还嘱咐罗广斌莫要太强硬，有机会出去的话照顾好陈然的母亲和妹妹。
革命者平时所做的策反工作在关键的时候起了作用，杨钦典答应帮忙，偷偷把牢房钥匙交给了罗广斌。白公馆生还的19人，再加上渣滓洞脱险的15人，以及身中三枪未死、从尸坑中爬了出来的谭谟，大屠杀中就只有这35人活了下来。根据上世纪80年代的统计，死于1949年“ll·27”大屠杀者共计207人，其中185人被定为烈士。
就在先烈们倒下的第二天，11月28日，解放军主力部队由重庆西侧渡江成功，长驱直入。当天晚上，在激战56小时后，解放军终于攻下南温泉，打开了重庆南大门。
11月30日，重庆解放
“秘密报告”尘封数十年解放二三天后，从大屠杀中侥幸脱险的人们跑回歌乐山。罗广斌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带着大家冲进白公馆，冲进平二室牢房，撬起屋角的一块木地板，五星红旗还在。那是狱中难友们听说新中国成立后用被面、草纸和饭米粒制作成的红旗。攥着它，几个人抱头哭起来。
经过数日的清理、挖掘，在歌乐山集中营范围内，人们总共发现尸体332具。全城最好的棺木都被调集到歌乐山下。两斤酒精消毒，一丈白绸裹尸。刚刚解放的重庆物资极度匮乏，人们竭尽全力，却也只能用这种最简单的方式收敛烈士的遗体。歌乐山脚下，从此多了一处巨大的坟茔，300余位烈士长眠于此。他们的姓名和头像被镌刻在坟茔后的石墙上。1961年，根据渣滓洞和白公馆里的真实斗争创作而成的小说《红岩》问世，成为当代中国发行量最大的小说之一。《红岩》背后的真实故事本应到此终了，但重庆党史专家胡康民的一次发现，让我们不得不继续说下去。
20世纪80年代初，胡康民在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档案处找到一份2万多字的报告，名为《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报告是罗广斌写的，递交给党组织的时间是1949年12月25日，距离罗广斌等人从白公馆和渣滓洞中脱险不满一个月。报告详细记载了解放前重庆地下党组织被破坏始末，以及渣滓洞、白公馆监狱里发生的真实事情，分为案情发展、叛徒群像、狱中情形、狱中意见等七个章节（其中第五、第六章节以及第四章节的部分内容已经遗失)。罗广斌怎么能掌握那么多信息?胡康民心中有老大的问号。但是，罗广斌本人已在“文革”时期坠楼身亡，谜底只能靠胡康民自己去追索了。
1994年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胡康民第一次提到了“罗广斌的报告”。这时，他已经可以清晰地画出报告形成的时间轨迹：1948年年底，罗广斌在渣滓洞的禁闭室里碰到老上级张国维。张国维被捕前是重庆沙磁区学运特支委员，直接领导过罗广斌。张国维是个有心人，给罗广斌交代了一个任务：“我们大多数人可能没法活着出去，但你不一样。你有个哥哥，掌握10万雄兵。你要注意搜集情况，征求意见，总结经验，有朝一日向党报告。”
1949年1月17日是江竹筠的丈夫彭咏梧同志遇难一周年纪念日，渣滓洞的难友们纷纷向江姐表示致敬，江姐当天起草了一份讨论大纲，要求大家对被捕前的情况、被捕时的案情应付以及狱中学习情形进行总结。罗广斌从中又了解了不少信息。1949年2月9日，罗广斌被转押到白公馆。白公馆里关押的“重犯”中有不少党的干部，思想理论水平较高。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敞开胸襟，直言无忌。既没有思想束缚，也没有空话套话，他们完全凭着对革命的忠贞，披肝沥胆地道出自己的意见和想法，也托付给罗广斌。
1949年12月25日，从大屠杀中侥幸脱险的罗广斌写出报告，交给党组织。最后一章“狱中意见”是报告的核心所在，胡康民据其总结成八条嘱托：
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 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 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 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 切勿轻视敌人。 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严格整党整风。 严惩叛徒、特务。
当这八条嘱托首次公开时，很多人都觉得难以置信：身陷囹圄的烈士们怎么会提出严格整党整风、注意路线问题、防止领导成员腐化这样深刻的党建理念?
八条嘱托针对的是1948年的敌人“围剿”《挺进报》事件，以及在此前后的敌人镇压上下川东武装起义。这两件事给我四川地下党组织造成沉重打击，多人被捕入狱。
《挺进报》事件的恶果其实是叛徒造成的。叛徒只有极少几个，却是位居要职的领导干部。如果不是因为这些人的叛变，我地下党组织也不会遭受这么大的破坏。他们的叛变是狱中同志深刻反思的最主要问题，也是最能引起后人共鸣和警醒的地方。
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在党内取得一定地位后，私欲膨胀。据一位狱中同志揭发，他曾想利用职务之便，要求掌管组织活动经费的同志借些钱给他做生意。
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平常大讲革命气节。在为曾紫霞举行入党宣誓仪式时，刘国鋕领誓，冉益智监誓。宣誓结束后，冉益智着重对他们进行了革命气节教育。但只不过过了半个月，冉益智就把这对恋人出卖了。
惨痛的教训，让革命者痛定思痛：“没有学习，没有积极地要求自己进步，没有经常的组织教育”，这是个别领导人蜕化成叛徒的原因。因为“毒刑、拷打，单凭个人的勇气和肉体的忍耐，是没有法子忍受的。没有坚强的革命意识，没有牺牲个人、贡献革命的思想准备，便不能通过考验。”
“希望组织上能够切实研究，深入发现问题的根源。经常整党、整风，清除非无产阶级意识和作风，保持党的纯洁性。”这是许晓轩烈士的临终忠言。
这就是我们的烈士，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惦念着党的前途和命运。时至今日，这些血泪嘱托依然振聋发聩、发人深省。
摘自2007年第10期《党史文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