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中国缺德学

中国缺德学
胡星斗
我考察了缺德的源流，如文化学源流。春秋时老子（老聃）主张退一步进两步，权变谋私，他说：“不是要表现出无私的样子吗？这样才能成全自己的私欲”（非以其无私也，故能成其私）；“想废掉对方，就先捧起他；想剥夺对方，就先假装满足他”（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予之）。同时代的孙子（孙武）主张“诡道”、“伐谋”、“用间”。战国时鬼谷子主张“钓人”，“揣摩”，“谋之于阴”，“伺候见涧”（窥视别人的漏洞、错误），记录别人的言行失误，“动以忌讳，示以时禁”，“采色以事之”（以女色伺候）等。韩非子主张监视、告发、连坐、诛杀知识分子、投毒暗害、深藏不露、严刑峻法、使用酷刑、霹雳手段等法家暴政理论。到明朝时，有人将中国人的缺德手法加以总结，写出了《三十六计》。
我还对缺德的社会现实源流进行了考察。例如楚国大臣费无极向争权的郄宛建议安排阅兵仪式招待宰相，然后它又对宰相说：“危险！这里布置了大量的军队”。宰相大为恐慌，于是调来部队，把郄宛杀个片甲不留；鲁穆公欲用吴起为将，抗击齐军，但因为吴起的妻子是齐人而犹豫不决，吴起知道后，竟回家取了妻子的人头，献给穆公；魏国将军庞涓因为嫉妒同学孙膑的才华，而将孙膑诱骗来魏，处以膑刑，挖去膝盖骨。
鲁国宰相叔孙穆子凌驾于鲁君之上，其儿子竖牛和壬争权，国君赐给壬一个玉环，未经父亲同意，壬不敢戴。竖牛欺骗说：“父亲同意你戴了，你就戴上吧！”壬戴上后，竖牛对父亲说：“壬可以去事奉鲁君了，它经常去见鲁君，还佩戴着他赐的玉环”。叔孙于是杀了壬；秦国宰相张仪骗楚国国君说：“大王若能与齐国断交，我们秦国愿献上‘商、于’六百里地作补偿”，楚君与齐绝交后，张仪不承认当初的诺言。而且，秦与齐联合，大败了楚国；秦始皇的母亲与大臣私通，秦始皇知道后，将该大臣夷灭三族，并将两个私生子装在袋子里摔死了；有一年，天降陨石，有人在石上刻下“始皇帝死而地分”几个字，秦始皇抓不到刻字者，就把附近几个村子的人全部处死；秦始皇的儿子胡亥篡夺皇位，杀兄弟姊妹26人。
楚汉相争时，刘邦一次被项羽杀得驱车而逃，路上遇到自己的儿女公子孝惠（即后来的汉惠帝）和鲁元公主，就把他们拉上车，一块逃命。可是，项羽的骑兵越追越近，眼看逃不掉了，刘邦为减轻车子载重，同时让敌军分散精力去捉自己的家人，竟四次将儿女推下车；刘邦宠爱戚氏，吕后将她砍足挖眼，变成“人猪”；杨广骗取父亲隋文帝的信任，成为太子。后欲强奸庶母陈夫人不成，干脆杀死父亲，夺得帝位；武则天发动告密，酷吏竟使用向脑中打入木楔、锅煮等酷刑；武则天还杀死自己的儿女，把皇后和淑妃砍去手足，泡在酒瓮里，活活折磨而死。
明朝“武臣第一”的徐达长背疽，忌吃蒸鹅。朱元璋为除掉功臣，就专门赐他吃蒸鹅，徐达不得已流泪吃下，不久背疽爆发而亡；朱元璋大施酷刑，在全国设“剥皮亭”；明初“靖难之役”后，朱棣抓到了建文帝的忠臣方孝孺，要他投降，否则灭九族，方孝孺说：“别说九族，就是灭我十族也不怕！”朱棣恼羞成怒，亲自持刀割方孝孺的嘴，然后除九族之外，把他的门生故旧一并抓来，充为十族问斩，史称“瓜蔓抄”；清兵攻打扬州，屠城十日，杀老百姓80万；清兵攻打江阴，杀17万人，全城仅50人幸存。戊戌变法时，袁世凯出卖康梁，从支持维新转而卖身求荣。……中国历史上缺德之事例举不胜举！
我还研究了缺德的表现、手法及技巧：忘恩负义，阴谋诡计，残忍狠毒，荒淫无耻，中饱私囊，见死不救，破坏公物，及36计等。
缺德有何定律和理论？
有上行下效定律----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当官的缺德则下面的人学着缺德。
加速扩散定律----当世风日下，缺德的人数以算术级数增加时，缺德的现象和事件会以几何级数迅速蔓延开来。
互动定律----缺德现象会相互“传染”，相互影响，并且人与人之间会变得以坏对坏，以缺德对缺德。
减弱定律----当缺德的现象在人们身边越来越多时，它对人们心理的震撼力会减弱。
加强定律----当缺德会带来好处和利益时，缺德的手段和风气会加强。
理论还有道德法律理论----缺德只属于道德范围的事，未触及法律，所以无所谓。缺德者以此来为自己开脱。
肉体灵魂理论，也可叫小偷大盗理论----小的缺德犹如小偷，虽然不好，但总比当官的贪污受贿、生活糜烂、做窃国大盗好。妓女说：“我出卖肉体总比当官的出卖灵魂好。”
目的手段理论----只要目的正确，运用缺德的手段达到目的也可以。
另外，还有缺德政治学----搞政治是不能讲道德的。谁能在政治斗争中获胜，谁就能控制舆论、书写历史，从而把自己描绘成正确的化身。政治家不是道德家、慈善家，可以不择手段。
缺德社会学----社会竞争的激烈促使人们以缺德来谋求生存。社会竞争越激烈，缺德的人越多；社会制度、法制越不完善，缺德的现象就越不受人们的谴责；缺德反映的是社会价值规范的松弛、解体，因此，缺德社会学也是缺德文化学。
缺德心理学----缺德者总是在心里为自己开脱、辩护：只怪别人缺德，自己不得不还手；我不是缺德整人，而是他不好；当今能有几个不缺德的人？我缺小德，有能耐的人缺大德；什么缺德？我是看破红尘！缺德怎样？总没犯法吧！道德往往都是陈腐的、约束人的，缺一点也无所谓；我的文化素质不高，做不了那么好。……缺德者心理可谓五花八门。
中国缺德学，又一新的交叉学科，科学园中的又一奇葩！
“中国病”
从前，西方人称中国为“东亚病夫”，是指国民之羸弱、国力之衰微、国家之纷乱，此病已基本治愈，中国人可以昂首挺胸于世界。可是，殊不知中国还存在另一痼疾沉疴，虽积重难返，病入膏肓，但自己犹未警觉，不加治疗，所以，它更加危险，此即“中国病”。
中国病之症状有五，一为“官本位”。中国社会从来以“官”为中心，行政权力（而不是法治权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邓小平先生发起的改革正在逐步地改变这种人治的状况）；人们的权力意识过于强烈，对“当官”孜孜以求，甚至对封建帝王也崇拜得五体投地（有关帝王将相玩弄阴谋权术或廉政爱民的电视连续剧在中国有经久不衰的魅力）；许多人将当官与“做老爷”、“富贵”、“发财”划上等号，承认并人人希望攫取特权和利益（民谚曰：“权力不用，过期作废”），古代更是存在着有组织的贪污受贿现象（美之曰“献金”、“礼金”等，冠冕堂皇地做上“三年清知府”，就能贪得“十万雪花钱”）；中国社会几千年来对权力（特别是对最高权力）也缺少监督与制衡（赵匡胤、朱元璋感兴趣的只是约束臣下），官从来大于法，传统文化遗产中也缺少法治的精神（虽然战国时就有法家，但仅为“鞭笞天下”、制御臣民、为统治者服务的“法制”，而没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切依法办事的“法治”。被视为中国人精神支柱的儒家、道家也都否定法律）；古代官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地位鸿沟，官主民仆、为民作主、明君清官、小民草民意识浓厚（社会只存在两类人：“主子”、“老爷”与“奴才”、“小人”，后者的生命财产安全完全由前者来决定）；直到如今，封建主义的家长制、官僚制（以及官员终身制）、权力运作方式（非程序性）仍然影响深远。
二为“窝里斗”。中国政治型传统文化（中国文化围绕着平治天下的政治目的来展开）推崇谋略权术（孔孟推崇仁政、礼治的谋略，老庄推崇权变、无为的谋略，商鞅韩非子推崇计策、法术，孙子鬼谷子推崇诡道、阴谋），加上人口过多、大家都挤往当官的狭窄道路，使得社会充满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激烈较量，人际关系异常复杂，内耗巨大（如今许多海外留学生不愿回国的原因就是“中国人勾心斗角太厉害”，“人际关系太难处”），人们难以合作（一般称中国人是集体主义者，其实，人们只是表面上追求一致，以避免“枪打出头鸟”，而骨子里则各行其是。中国人或单枪匹马闯天下，或自立门户闹分裂，称为“宁为鸡头，不为凤尾”，所以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小公司多如牛毛；而大陆公司间商品出口则竞相降价，损失惨重，不像日本人擅于协调合作；人们常说：“一个中国人是条龙，几个中国人是条虫”）。
三为不讲道德。尽管纸上写着一流的道德，可现实中的许多中国人虚伪（喜欢虚假的应酬、言不由衷、阳奉阴违）、残暴（中国人信奉“无毒不丈夫”，信奉暴力，几千年历史充满暴力夺权和残忍的杀戮，我们有着几千年的剥皮、砍头、挖心、炮烙、凌迟、诛族的光荣史）、自私自利（尽管上从《尚书》下至“文革”都要斩尽杀绝“私”字，要求人民“兴公灭私”、“狠斗私字一闪念”，但许多中国人却变本加厉地唯利是图、损公肥私。所以，有识之士称中国人“有私无公”；与此相反，西方人容忍一己之“私”，并顺乎私欲，尽量满足人们的物质欲望，为之建立起市场经济，而社会的公德意识、文明水平反而越来越高）。所谓中国为“礼仪之邦”、“道德之国”，实为自欺欺人。可叹一些中国人“斯文”扫地，诚实心、爱心、公共心全无（倘若路有死伤危难，许多中国人是不会费举手之劳去救助的；公家的东西无人爱惜，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四为奴性、惰性巨大。长期的小农经济、闭关锁国使得国人逆来顺受，奴颜卑膝，墨守陈规，惧怕变化，怯于改革，闲散懒惰，无责任心，无敬业意识；还有，思想上的封闭保守，坐井观天，安土重迁，不敢为天下先，以及摧残精英、否定个性、封杀思想（中国古代存在着人才负筛选机制，擅于溜须拍马、奉迎钻营的庸才平步青云，而有个性、有思想的人往往遭遇不幸）、遏制创新（以注解经典、背诵八股为神圣，不许离经叛道），等等，导致社会长时期的停滞或退化。
五为经验主义、世俗主义泛滥。中国人一味地沉迷于感性、体验思维（中国哲学的方法即是感性、直觉、顿悟、体验），一味地迷恋实际（中华民族是最重实际的民族，不善玄想）、经验（浩瀚的历史典籍皆为经验之资），止于混沌的思考、现象的记录（这也是中国古代科技的特征），否定抽象理性和理论体系（逻辑思维等没有发展起来，《论语》《道德经》等著作只是片言只语、名言隽语的汇合），急功近利（不做没有眼前利益的学问），浅尝辄止（中国人的哲学思维也是泛而又泛地讲述“道”、“天”、“理”等，没有确切的定义，没有深入的探索）；我们沉溺于人生享乐、富贵长寿（几乎没有超越人生的思考，没有地道的宗教，中国禅宗、道教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以宗教的名，行世俗之实，而追求自然适意、升天长寿，甚至大行房中之术；我们对宇宙、精神、逻辑玄理等等都不感兴趣；为了长寿，我们则费尽心机地炼丹、练气功、药疗、食疗），沉溺于功名利禄、光宗耀祖，社会永远处在“福文化”、“大团圆文化”、“吃文化”的喜庆之中，无危机意识。
“中国病之病因何在？”
“中国病”的根源在于小农经济、权力和资源的国家垄断（小农经济既是专制主义的最佳土壤，又导致世俗主义的眼光狭隘；古代资源和工商业的官家垄断助长了官本位；专制主义、世俗主义和官本位又共同造成阴谋权术的泛滥和理性道德的沦丧）。由此，造成封建社会无法治、无规则、无道德、无民主、无人权、无创新的现象。
邓小平及其后的改革正在试图改变这一切，但愿能够逐渐治愈或减轻“中国病”，或者至少唤起人民对病症的充分认识和高度重视。
治愈“中国病”，非得继续推进改革、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进行大胆而全面的变革不可！非得塑造“新中国人”不可！
“文革”与“中国病”
“文革”以封建的形式反封建，背着传统反传统，成为中华民族劣根性的集中暴露、“中国病”的大发作。
“文革”批斗各级官员，看似试图打破官本位，但实际上又强烈地暴露了中国人的官本位、个人崇拜、权能主义（行政权力万能主义）意识，如封建时代行政权力决定老百姓的命运，政治权力干预民间一切生活，“早请示，晚汇报”；一些人喊“万岁”成癖，信奉“一句顶一万句”；反法治，反权力监督，“砸烂公检法”，等等。
“窝里斗”是“文革”的典型特征。中国人发明了“以阶级斗争为纲”，“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天下大乱”，“越乱越好”等现代“窝里斗”、“内讧”理论，上有所好，下必行焉，于是，红色恐怖蔓延，“炮轰”，“横扫”，“戴高帽”，“喷气式”，“开膛摘心”，“人肉宴席”，“刀剁屁股”，“开水洗澡”，“打靶”，“上吊试验”等暴行风靡一时；揭发父母，夫妻开战，卖友求荣，派性斗争，文攻武卫……，窝里斗悲惨热闹非凡；内斗之言辞也上纲上线，有排山倒海之势，什么“恶毒攻击”，“别有用心”，“疯狂叫嚣”，“罪恶勾当”，“砸烂狗头”，等等，不一而足；内斗的人们忽而飞黄腾达，忽而横遭凌辱，令人目不暇给，唏嘘不已。
“文革”中，中国人的道德扫地，可谓出尽丑相。有密室策划，有罗织罪名，有断章取义，有突然袭击，有引蛇出洞，有倒打一耙……，玩尽智巧，无所不用其极！或打倒别人，抬高自己；或背叛亲友，向组织告密；或察言观色，见风使舵；或赌徒压宝，投机取巧……。人们自私自利，唯利是图，可是口头上却大喊“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
“文革”把中国人的奴性、惰性暴露无遗：什么“三忠于四无限”，跳忠字舞，喊“万寿无疆”，唱“红太阳”，“大救星”；什么“紧跟”，“天天读”，“红海洋”，“最高指示”，“句句是真理”……。全国人民把命运交给领袖一人，由一人代替了亿万人思考。而且，就像鲁迅所说：当惯了猪狗的人只知道人都是猪狗；奴才一旦得势，比主人还凶……；的确，得势的一群中国人把 “死有余辜”的另一群中国人打成“牛鬼蛇神”，“黑五类”，要“批倒批臭”，“永世不得翻身”。奴才们此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趾高气扬，不可一世。
经验主义、世俗主义在“文革”中也有深刻的反映。反知识、反知识分子的民粹主义泛滥，什么“知识分子是最没知识的”，“无知识光荣”，什么“臭老九”，“五七”干校，“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什么“血统论”，“根正苗红”，等等，皆大畅其道；还有世俗主义的“人间救星”思想、不择手段的功名利禄追求、“一派大好”“不许抹黑”的观念……，纵然文革时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可依然是歌舞升平，歌功颂德，等等，都是“文革”对“民族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中国病”造就了“文革”，“文革”暴露了“中国病”。欲治“中国病”，不能不痛定思痛、深刻反思“文革”！
胡星斗：中国人的官僚主义病
胡星斗：论中国社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