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山村的童年梦

公元1935年的农历七月初八，我出生在日照县丝山脚下的雹泉庙村，家中的人向族长报喜乞名，老爷爷望着东方的启明星说：“就叫他‘启明’吧”，从此家里人都亲昵的称我 ‘明孩’。

雹泉庙是县城东北的一个很小的山村，居民不过四五十户，都为秦姓，上朔十几代原是一个祖先，只有几家外来姓刘和姓黄的住在村北和村西。这里背靠松竹掩映的丝山，东面是一条小河与高岭，南面是沟沟壑壑的一抹斜坡，由于常年遭受冰雹灾苦，村里建了一座供奉雹王神的庙宇，故而叫‘雹泉庙’，后来‘文革’破‘四旧’改叫‘松竹村’。

秦氏是日照的大姓，俗称‘丁牟秦安李，日照半边天’。八世祖秦国龙为清康熙三十九年进士，官至通奉大夫、福建布政使，居官四十年清正廉洁，为百姓做了许多好事，雍正年吏部对五品以上官员考察，秦国龙居全国第一，深受雍正器重，曾御批“秦国龙，老诚人也，朕可保其业。”（此件现存福建博物馆）。晚年秦国龙曾被钦差去山西处理亢百万杀奴灭尸案，查实后花园一座枯井里竟有一百多具尸体，罪当满门抄诛，亢百万暗送黄金万两求留一嗣，秦国龙不为所动，奏请‘按律当斩’。雍正叹曰：“一代清官被你做绝了。”秦国龙对曰：“臣，官绝人不绝” 。晚年告老还乡、耕读传家，告戒后人‘不为官、不经商，立人品，敬亲长，慎交游，睦族党’，后嗣人丁兴旺，大门楹联 ：‘忠厚传家远，诗书继世常’。

我能记忆的曾祖秦鸿来，为晚清廪生，是当地开明士绅，在族内有很高威望，村里人遇到为难的事都要找他决断。据说有一年地方闹匪患，他带领全村人上了丝山顶，用红毯卷成大炮状，吓退了围山的流寇。他八十四岁寿终，守灵时我只有七岁。他留下修身家训：［小心忙中错，谨防顺口言，静思自己过，爱惜有时钱。］祖父秦裕帧，读书不多，但写得一手好字，每到年节都忙着给村里族家写春联，平时也为村里忙些公务。他办事耿直，酷爱喝酒，辛亥革命后，在当地带头削发、拥护民国，被人称为‘大秃头’。史料记载：他［善书法，有远见卓识，谈吐豪爽，能为村民挡风遮雨，济困救急，是附近村庄的知名人士］。父亲秦敬吾，从我记事就在城里教学，很少见到他，据乡志记述：他［幼年循规蹈矩，谦逊温和，在城里读小学，后入青州第四师范，毕业后任城关第一小学校长。品行端正，满腹新学，曾于本村献土地、聘教师、办新式学校，造福乡梓，知者都说小山沟里飞出金凤凰。］

我的上两代都是单传，到了我这一代才有了兄弟四人（我六岁时又添了个弟弟），人丁开始兴旺，老爷爷分别给我们起名为应心、如意、启明、永昌，给予很高的期望，四世同堂、其乐融融。

    我的家庭在村里是个财主，加上两代单传，土地更为集中，虽经连年战祸、盗贼作乱，农村经济已经面临破落，但在这个小山村里，男耕女织似乎一切都没有多大的变化，很有点世外桃源的味道。芦沟桥事变那年我才两岁，还偎在母亲怀里听母亲编唱的歌谣，母亲唱的歌谣反复就那麽几首，像“风来了，雨来了，小猫小狗吓跑了，明孩就要睡着了” ；或者是“小板凳，要歪歪，明孩是个好乖乖，也不哭、也不闹，吃饱饭、就睡觉” 。听着母亲这轻柔的哼哼声，我真的甜蜜入睡了。五岁的时候我跟随母亲到城里去看姥姥，才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了真正的日本兵，他们穿一身土黄色军装，打着绑腿、带着狼狗，皮靴踏的石板路咯咯响，是那样的目空一切、耀武扬威，根本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往来走过的中国人只能低着头、弓着腰、沿着墙边小步快走，这种亡国奴的情景在我幼小的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象，及至长大后每当看到电影中烧杀抢掠的日本军队，都会加深我童年时的厌恶记忆，是个人感情还是民族仇恨实在也说不清。

日本人占领了县城，国民政府逃到西山里，这里虽然离城里近，但是村子小、又比较偏僻，所以很少遭到日本人的骚扰，记得有一次村里接到‘上峰’的命令，说日本人要扫荡，男女老少都往山里跑，母亲一手扶着老奶奶、一手领着我也躲进山沟，大家如同惊弓之鸟，后来才知道是错误解读了‘上峰’的意思，日本军队只是从大路朝山上放了几枪，根本没把这小村子放在眼里。不过日本的飞机却在天上轰鸣旋转，还从空中撒下一些传单，据说是宣传‘日中亲善’，大人们都不让孩子去捡。

这里正处在两不管的地区，孩子们没有学上，天天结伙打群仗，后来爷爷出面请了一位塾师，在庙堂里办了个学屋，大约有十几个孩子在那里读书，启蒙教材就是［三字经］、［百家姓］，有时也写写大仿。孩子们有了学上都乐不可支，每天清早，我总是第一个趴过庙门首先到校，摇头晃脑的大声朗读“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至于是甚麽意思，老师不讲，我们也不敢问，因为严肃的老师动不动就要打手板，孩子们都很敬畏。即便是这样的学习，也只维持了半年多，因为时局动荡老师走了。后来爷爷也曾送我到临近村子上过几天学，也都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最长的也只有几个月。

没有学上，只好待在家里，爷爷管得很严，他不让我们随便出去。大哥跟着父亲在城里上学，二哥生性好动，不很愿意学习，有时偷偷带我去爬丝山。那是一座不太高的小山，长着茂密的松树和橡树，山顶有一个很大的石洞，人们都叫它‘神仙洞’，洞口有个石盘，传说曾经有两个老神仙在那里下棋，我们还看到石盘上的指印。洞里面有个裂开的石缝，把耳朵贴上可以听到哗哗的海水声，人们叫它‘海眼’。山上风景秀丽，十分幽静，秦氏祠堂就建在向阳的山坡上，有一次爷爷带我去祭祖，给我讲八世祖的传奇故事。山的南坡有块被山水冲出的石岗，突出的石纹很像一条巨龙，族家人说那就是秦国龙的化身，所以秦氏家族的人都把丝山当作‘圣山’，每次去爬山我都是抱着虔诚朝圣的心情。

我家门前有个很大的竹园，高挺粗大的竹子，既遮阴又凉快，小时候我们经常在里面捉迷藏、过家家。爷爷常用剥下的竹篾编制竹器，也常把编制的竹蓝、竹筐送人。有一年赶上了一场大风雪，竹子都断折了，小鸟摔死在地上，二哥和我拣回小鸟，用泥巴裹起放到锅灶底下，烧熟后剥去泥巴，吃在嘴里香喷喷的，爷爷也谗得用它来下酒。

爷爷嗜酒出名，有时赶集喝醉了连回家的路都找不着，有关他醉酒的笑话传的很多，据说有次冰天雪地赶集回家路上，摔倒在地把酒瓶摔碎，他虽然已经喝醉，仍然爬着去喝冰凹里的酒，待家里的人找到他，已经是烂醉如泥。可是当他独自小饮的时候，就显得特别兴奋，往往会把我叫到跟前，教我念唐诗、给我讲故事。他看的书多、知道的事也多，他给我讲解［三字经］，让我知道了许多古代的人和事，像孔融四岁能让梨、九岁的黄香能为父亲暖被窝，还讲‘头悬梁、锥刺骨’的苏秦，讲二十七岁才发奋读书的苏老泉，慢慢使我懂得了许多勤奋学习和敬老爱幼的道理。他也教我背唐诗，从‘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到‘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叫胡马度阴山。’他说‘背熟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能溜’，鼓励我学好唐诗。有时家中来了客人，他就让我背给客人听，背好了会赏我一块鱼或者一块肉，或用筷子沾下酒点在我的舌头上，得意的说：“这孩子够聪明，若在前清至少也得考个举人！”这时我们家里就显得亲情融融。但是他喝多了就会发脾气，闹得家里鸡犬不宁，这时只有母亲可以劝他。 母亲是城里的大家闺秀，因为父亲在城里教学才嫁到这个山庄来。她信奉菩萨、一心行善，对两代公婆极尽孝道，见了外来要饭的总会偷偷地给些干粮、旧衣，村里的人谁有了难处她也能尽力帮助，所以在家里家外人缘都很好。

自从二哥领我掏麻雀摸出了蛇，母亲就严令我不能再跟他出去玩。呆在家里除了写写大仿无事可做，就躲到爷爷的屋里看书。爷爷的书房里有很多的书，四五岁的我认字不多，只能看个大概意思，就先拣些通俗小说囫囵吞枣的看，甚麽［巧奇怨］、［刘公案］、［打登州］、［三侠剑］等等，故事很热闹、越看越入迷，渐渐培养了读书的兴趣，吃过饭就趴到爷爷的床上看书，直待下次开饭的时候叫我，才恋恋不舍的放下书本。看书也帮助我认识了不少生字，渐渐识的字多了，又开始看大部头的［三国演义］、［水浒传］。爷爷不反对我看书，但是不让我看［红楼梦］，他说小孩子看不懂，会把心思看乱了。

山村的童年，也曾经有些稀奇古怪的梦想，最常想的是能得到仙人的指点，可以长生不老，或者作一个剑客，可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我经常独自坐在大门口的石墩上，望着天边的白云，时而变成仙女，时而变成猎狗，我的心也就随着白云在高空飘荡，夜里做梦也会梦到在空中飞来飞去，有时高兴的笑出声来，母亲说：“这孩子又在做梦了。”但有时也会在梦中遇到恶狼或者魔鬼，怎麽跑也跑不动，吓出一身冷汗，母亲告诉我：“睡觉的时候别把两条腿压在了一起。”从此再睡觉我一定把腿摆成跑的姿势，也就没再做那样的恶梦。我感到梦很奇怪，为甚麽有的人会梦想成真呢？难道真会有托梦的事吗？母亲说：“做梦就是走魂，善有善报，行善的人就会做好梦。”所以我也就不再顽皮、更不敢做坏事。

要说小时侯的最大梦想还是上学，可是在日本人的占领下，农村没有学上，我的学校就是那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小山庄，我的启蒙教师就是爷爷的讲古和他的书屋。

秋天到了，村里的人都忙着收粮打场，月光下孩子们围着玉米、花生堆嬉闹，妇女们凑到一起，一边干活一边啦家常。城里的小姨也来帮忙，她假装啃猪蹄的样子，逗的我撵着她绕着粮垛转，围看的人笑得前仰后合，夜空中飘荡起难得的笑声，这是我印象中最美好的农村影子了。

但是到了1942年遇上大旱，全年无雨，土地干裂，秋后又遇上蝗灾，成群的蝗虫飞来，遮天蔽日，落到哪里就寸草皆无，地里庄稼颗粒无收，家家户户无米下锅，村村落落断了炊烟，据说那年饿死了不少人。老爷爷叫家里开仓济粮，救济百姓，但是断粮人家太多，只能是杯水车薪。天灾人祸，老爷爷就是那年去世的。

村里的树皮都被剥光了，断粮的人家只能以草根树叶充饥，我们家也吃起了地瓜秧窝窝。日伪政府仍然派人来催捐催税，爷爷胆大不怕事，整天前前后后的忙于应付，他要对全村族家负责，因之才有‘挡风遮雨’之说。

为了延续四世同堂的香火，爷爷力主给大哥娶了媳妇，对这门亲事大哥是极力反对，但是面对封建家法他也无能为力，娶亲那天，从迎亲坐轿到给新人压床都成了我的事。他们这桩尴尬不合的婚姻一直延续了十年才以愤离的结果告终，竟成了家庭悲剧的开始。

我的童年就是伴随着这些动荡的岁月度过的。

到了1945年，那年我正十岁，日本人投降了，小山村也着实欢乐了几天，特别是孩子们，蹦蹦跳跳的在大街上做着赶跑日本鬼子的游戏。可是爷爷总是心事重重，因为竹园里经常有些穿便衣的人出出进进，人们悄悄说那都是共产党的游击干部，他揣摩一定要有巨大的变化。

在日照，国共两党的斗争本来就十分激烈，早在1931年共产党曾在全县发动过农民暴动，可是在国民党的残酷镇压下失败了，后来即便是在国共合作的抗日期间，也经常发生一些小的摩擦。现在日本人走了，国共的争斗又将开始。父亲常年在城里教学，两方面都有他的同学、同事，大敌始灭他们还不至于撕破脸皮，但是政见不同、各为其主，一旦反目成仇必将殃及池鱼，父亲不愿卷入其中，就早早的带着两个哥哥到青岛去了。

家里就留下爷爷，他看护着家财哪里也不想去，也许他舍不得家产，也许他相信共产党的土改政策，因为在抗战期间有保护开明乡绅的政策，以我们家的状况只要分出多余的土地，就不会有倾家之灾。他也舍不得让我走，一心想留我在身边作伴，后来还是母亲好说歹说的提醒，说是‘到青岛可以上学，不能耽误孩子的前程，‘爷爷也只好默认。

在一个寒风飕飕的秋日清晨，我跟着大嫂在城里亲戚的护送下离开了家，母亲送我到庄头，爷爷躲着不愿见我。车子走出了很远，回头望望那黎明前的小山庄越来越模糊了，眼里竟流出难舍难离的泪水……。回忆儿时的情景，一切像在梦中，似真似幻、若即若离，远去的是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往事，留给我的只有母亲的歌谣、爷爷的书屋和那撒满了神奇传说的小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