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语句法的类型学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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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语句法的类型学特点,刘丹青,原载香港
《亚太语文教育学报》2001年2期
粤语句法的类型学特点*
刘丹青
0. 引言
粤方言是汉语中与普通话及其他方言相差较大、内部则较为一致的方言。外部差异较大,是因为粤方言由南岭之隔造成较长时间的相对独立发展。内部较为一致,则是因为其中的广州话获得了地方标准语的强势方言地位。广州话扩散至香港,又使相隔数百里的两大都会共一地点方言,形成汉语非官话区中独一无二的奇观,进一步扩大了粤语的影响。“省港”地区出去的华人华侨及港产文化娱乐产品还把粤语带到世界各地,产生国际影响。本文所谈的粤语,就是指这种穗港及深圳、澳门等处共同使用的通行粤语。
粤语研究因为其强势地位而较为繁荣,粤语相对于普通话而言语法特点也比较多,因此有关粤语语法的研究成果也就较为丰硕,如高华年(1980)、李新魁(1994)、李新魁等(1995) 等粤语研究专著都有章节作较系统的语法描写,还出现了数种粤语语法专著,如张洪年(1972)、Matthews & Yip (1995),此外还有大量粤语语法论文。现有的粤语语法论著,大多侧重于描写,尤其注意粤语与普通话的语法差异。本文也想集中关注粤语区别于普通话及其他方言的语法特点,但想换一个角度,即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来比较粤语和普通话,通过提供更广阔的汉语类型背景来更深入地揭示粤语语法的类型特征,以便深化对粤语语法特点的认识。所谓语言类型学,就是以人类语言的共性及类型差异为目标的一整套理论和方法。它以大范围的跨语言对比为基本视角,不局限于单一语种的研究或少数几种语言方言的对比。本文借助类型学研究的现有成果来观照粤语语法的特点,主要是句法特点,因为粤语的类型特点更多地表现在句法而不是形态上。本文将分三步。第一,概述粤语的几项主要句法特点。第二,暂时离开粤语本身,讨论一下汉语整体的类型背景,为聚焦于粤语的类型特点准备好“幕布”背景。第三,在此背景下进一步讨论粤语句法的类型特点。
1. 粤语句法的主要特征
本节拟参考前述论著对粤语语法的描写,加上笔者对粤语的一些观察,简要概述一下粤语句法区别于普通话的几个主要特点。
1.1 量词作用突出,指示词和数词作用受限。
粤语的量词(classifiers)可以离开指示词或数词单独充当句子成分。指示词和数词则不能脱离量词而使用。可见量词是句法上更为重要的词类。普通话则相反,量词总须与指示词或数词同现,不能单用,而指示词和数词有时可以离开量词单独充当句法成分。以往的描写较强调粤语量词的功能“扩张”,而不太注意粤语指示词、数词的功能“萎缩”。比较:
(1) 粤 个人客走咗喇。~ 普 *(这/那)位客人走了。
(2) 粤 呢*(个)地方几方便。~ 普 这地方挺方便。
(3) 粤 嗰*(支)笔坏咗喇。~ 普 那笔坏了。
(4) 粤 我支笔 ~ 普 我的这支/那支之笔 (我的笔 ~*我支笔)
(5) 粤 我啲人客 ~ 普 我的那些客人(我的客人们~*我些客人)
(6) 粤 *我呢笔坏咗喇。 ~ 京 我这笔坏了。
(7) 粤 啲手表好靓,买只喇。~ 普 这些手表很好,买*(一)块吧。
(8) 粤 等阵先。~ 普 先等*(一)阵。
(9) 粤 我买咗只戒指/买咗两只戒指/买咗三只戒指。~ 京 我买了一戒指/买了俩戒指/买了仨戒指
(10) 王太买啲呢*(个),买啲嗰*(个)。~ 普 王太太买点儿这,买点儿那。
例(1)粤语单用量词“个”、“杯”限定名词,而普通话必须加上指示词。反之,例(2)(3)普通话单用指示词“这/那”限定名词,而粤语必须在指示词和名词之间加进量词“个”、“支”。例(4)量词出现在领属定语和中心名词之间,实际上兼具结构助词的作用,当然仍有定指作用,但不分远近。完整的翻译应是“我的这支笔”或“我的那支笔”,普通话不常说得如此罗唆,而“我支笔”是粤语的常用表述法,所以更简洁的翻译就是“我的笔”。例(5)与(4)相类,区别只在于量词换成了复数的。例(6)显示,在普通话中,有时可用指示词兼起结构助词的作用,而粤语指示词如“呢”没有这样的功能。这一微妙的差别常为粤普语法对比的论著所忽视。当然这也与普通话指示词能直接限定名词有关,但能限定名词不一定兼有定语标记作用。正规的英语可以说this pen ‘这钢笔’,但不能说I this pen 或my this pen ‘我这钢笔’。所以我们还把它看作普通话指示词的一项附带功能。例(7)(8)中,名量词“只”、动量词“阵”分别在动词后单独充当宾语或动量补语,而普通话一定要加进数词“一”组成数量短语后才能作宾语或补语。普通话只有在量词后还有名词时才能省略“一”,如“买块手表吧”,但这时就不是由“块”做宾语了。反之,例(9)显示,普通话作宾语的名词遇到“一、二、三”三个数字时可以不用量词,单由数词修饰限制名词。其中“俩、仨”尚可以理解为“两、三”和“个”的合音,“一”则是单纯的数词。这种说法主要见于北京话口语,所以标作“京”。粤语此时绝对不能省略量词,也不可能让句法上这么重要的词类紧缩进数词内部。“俩、仨”一类“贬低”量词地位的合音词,不要说南方方言没有,就是南方的官话如西南官话、江淮官话等就不不存在。例(10)显示普通指示词有时可以单独做宾语,而粤语指示词即使在同样条件下也必须带上量词才能做宾语。
1.2 双宾语语序。
粤语表示给予义的双宾语语序为“直接宾语+间接宾语”,普通话则反之。如:
(11) 粤 畀本书我。~ 普 给我一本书。
(12) 粤 哥哥送咗一支笔佢。~ 普哥哥送了他一支笔。
1.3 比较结构。
粤语基本的差比句形式是“NP1+A+过+NP2”(主体+形容词+标记+基准)。普通话用“NP1+比+NP2+A”式,不但所用的标记“比”不同于“过”,更重要的是语序安排不同,如:
(13) 你肥过我。~ 普 你比我胖。
(14) 阿林高过你好多。~ 普 阿林比你高好多。
1.4某些副词状语后置。
主要是“先”、“添”、“多”、“少”。 为什么它们是状语而非补语,下文3.1.3将有说明。按该标准,普通话没有真正的后置副词状语,所以这几个词的用法属于粤语的句法特点而不仅是词汇性特点。后置副词在粤语中数量不多,但都是高频词语,其句法功能不尽相同,句法个
性很强。“先”可以紧接着动词后,也可以用在宾语或数量补语后,但都是在整个VP之后,不能在动词和宾语或补语之间。如:
(15) 你走先 | 人客食先,主人再食 | 等阵先先等一下| 你帮下我先你先帮我一下| 交钱先,至攞表先交钱,再拿表 | *人客食先饭,主人再食 | *你帮我先下你先帮我一下“添”作为副词表示“再”义时,动词后必须带数量词语作宾语或动量时量补语,“添”则必然跟在数量词语后。须用在整个VP后,这一点与“先”相同,但“添”不能像“先”一样直接跟在动词后,如:,
(16) 你食碗添 | 写一张添就够了 | 我重还要坐一阵添 | *你食添“多、少”作为后置状语与“先、添”句法差异更明显,它们必然插在动词和带数量词语的宾语补语之间,只能紧接在动词后,不能用在整个VP后。如:
(17) 买多啲青菜多买些青菜| 你要识多多认识几个朋友 | 用少啲钱得唔得少用些钱行不行 | 又要我行多次?又要我多走一趟?“先”和“添”还有意义更虚的用法,由“先”或“再”的意义引申出主观语气。其中“添”的虚化用法在句法功能上已不完全受上述限制,不一定用在数量词语后。如:
(18) 咁都唔得,到底你想做乜先 这样都不行,你到底想做什么呢| 你识唔识做先 你到底懂不懂怎么做| 要我做都得,有冇着数先要我干也行,(得瞧)有没有好处
(19) 添:你重可以游水添你还可以游泳呢 (未与数量词语同现)| 佢好似好中意我,重送埋花添,係未?他好像很喜欢我,还给我送花呢,是不是?另外一些有特色、难直译的动词后置成分,如“晒、埋、返也作“翻、番”,因变读阴平”,更像是粘合式补语(动结式或动趋式)而不是后置状语。虽然有时可用普通话状语来翻译,如“啲学生走晒”可译成“学生们都走了”,但也可以用动结式译成“学生们走光了”。这些补语的虚化用法更是接近助词。结果补语和助词都是普通话具有的成分,它们的特色只是词汇性的(实义者)或范畴性的(虚义者),跟句法类型无关。下面只略举数例:
(20) 晒:佢口地食晒啲生果他们把水果都吃完了| 佢口地去过晒欧洲他们跑遍了欧洲| 间房干净晒喇这房间够干净的了| 我口地而家够晒穷喇我们现在够穷的啦| 唔该晒谢谢啦| 多谢晒十分感谢
(21) 埋:连阿荣都来埋连阿荣都参加进来了|我攞埋份报纸去睇我拿好一份报纸上去看| 如果冇埋呢个机会就惨喇如果丢掉了这个机会就惨啦啲细路仔做埋晒啲犯法嘅嘢这些孩子做下了犯法的事
(22) 返:我要搬返过去搬回去 | 佢被带返廉署助查他被带到廉政公署协助调查 | 佢教返书重新教书之后就成个瘦晒整个地瘦掉了 | 今日暖返啲喇重新暖和些啦 |你即刻申请返一张喇你马上申请一张吧
1.5 “形+名”或“形+量”结构充当形容词谓语。
这类用法中的“形+量”式,有的论著在讲量词功能时会有所提及,而“形+名”式则在粤语语法论著中较少论及,有时作为词汇现象收入粤语词典(如麦耘、谭步云1997)。其实这两式基本上是同一类结构,量词的源头也都是名词,更重要的是两类词的表达功能也相同,且多半难以精确翻译为普通话。后面将谈到,其类型学意义不在于它们的内部结构,而在于它们独特的句法功能和表达作用。例如:
(23) a. 好嘢!(字面上是“好东西、好事”。常用作赞叹语)| 今日好彩运气好! |阿王时时都咁顺景境遇都这么顺利| 佢做嘢好快手手脚快| 今日啲餸好好味今天的这些菜味道很好
b. 呢间房好大间这间房子很大| 哇,咁细只这么小| 佢妹妹好细粒嘅他妹妹个子很小的| 我哥哥好大只嘅个子可大了 | 呢件事好稳阵这件事很稳妥的
上述带线黑体字词语从结构上看应是名词性的,但在句法上却是形容词的,似乎难以按句法结构再去作内部分析,因此把它们看作复合词也无不可。不过,它们在粤语中不仅常用,而且有相当的能产性。一种内部结构与外部功能相背离的格式(所谓“离心结构”)较为能产,这本身就是很值得注意的。
2. 汉语句法的类型背景
2.1 与汉语有关的句法类型学理论
2.1.1类型学、语序共性与汉语的语序类型
当代语言类型学相信人类语言表面的千差万别背后有着深刻的共性,这种贡献不但体现为有限的共同特点,如都有辅音元音、名词动词等,更体现为在不同语言现象之间的大量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可以用蕴涵性共性来表达(例如下面表1中的共性)。正是这种相关性,使得众多语言可以从一些角度被归为有限的类型,同类语言间不必有语源关系。当代类型学以语序为重点。在本文关注的粤语句法特点中,1.2-1.5都跟语序有关。在人类语言中,现代汉语似乎少有地违背了多条语序共性或倾向。试比较Greenberg (1963)的开创性研究在30种语言基础上所得到的部分语法共性和通行看法下汉语特点(按通行看法):
表1. 与汉语有关的若干Greenberg语序共性
Greenberg 共性 对汉语的通行看法
2. 在具有前置词的语言中,领属定语几乎总是后置于中心名词。在具有后置词的语言中,领属定语几乎总是前置于中心名词。 具有前置词的语言,领属定语前置于中心名词。
4. 以绝对大于偶然性的频率,以SOV(主宾动)为正常语序的语言是后置词语言。 SVO语序,前置词。
9. 当疑问句助词或词缀相对于整个句子有专用的位置时,以远超出偶然的频率显示,位于句首时,该语言是前置词语言,位于句末时,该语言是后置词语言。 疑问句助词“吗”等位于句末,属前置词语言。
22. 当差比句的唯一语序或语序之一是“基准-比较标记-形容词”时,该语言为后置词语言;如果唯一语序是“形容词-比较标记-基准”时,大于偶然性的绝对优势可能是该语言为前置词语言。 差比句语序是“比较标记-基准-形容词”(比他高),前置词语言。
24. 如果关系从句前置于名词是该结构的唯一 表达法或可选表达法之一,或者这种语言是后置词语言,或者形容词定语前置于名词,或者两者都是。 关系从句前置于名词是唯一语序(他买的书,买书的人),属前置词语言,形容词定语前置。
由表1可见,汉语在多个方面不符合语序共性。而且,汉语对共性的有些偏离在人类语言中是相当罕见的。Dryer (1992, 1999)先后用625种和940种语言验证语序和谐性,结果发现,VO语言采用关系从句前置于中心名词的只有汉语一个语组(普通话及其方言),VO语言差比句采用基准前置于形容词的语序的也只有汉语语组。汉语成为这两点上的仅有例外。
2.1.2 为什么存在语序共性?
这里试结合现有研究成果提出几种比较具体的解释。
第一、和谐原则,类似的结构应该有类似的语序(参阅Greenberg1963),要么核心都在前,要么核心都在后。日语、韩国语、阿尔泰系语言、绝大多数藏缅语等都是典型的核心在后语言。英语、俄语、马来语、壮侗语言都是较典型的核心在前语言。当然,几种主要语序都和谐的语言占世界语言约48%,不到一半(见Hwakins1983),但将近一半也是个大数目,因为如果没有和谐关系,几种不同结构的语序可以通过排列组合构成数十种类型,而事实是竟有近半数语言表现为两种基本类型之一,可见语序和谐性有相当的力量。汉语跟两种类型的亲戚邻居都有共同点,结果成为很不符合语序和谐的例子之一:名词短语是清一色的核心在后,跟藏语、蒙古语、日语等一致,而动宾结构是核心在前,跟壮语等一致,状动结构则两种类型都有。
第二,联系项(relators)居中原则(见Dik1997),这关系到一批语序共性。介词、连词、比较标记等等都属于联系项,其理想位置是介于所联系的两个单位之间。联系项原则也是语言像似性的一种体现。例如(27)中黑体的英语联系项:(24) a. sit in the chair, ‘坐在椅子上’ talk to you ‘跟你谈’, taller than you ‘比你高’
b. Uncle Tom’s Cabin, ‘汤姆叔叔的小屋’ the books of the library, ‘图书馆的书籍’ the man who talked to you ‘跟你谈话的人’古代汉语是比较符合联系项原则的,注意(28)诸例中划线的联系项的位置:
(25) a. 曹人或梦众君子立于社宫,而谋亡曹。《左传》
b. 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论语》
c. 夜以继日 《孟子》~ 继日以夜
d. 野于饮食 《墨子》~ 饮食于野
e. 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荀子》
也有一些不符合联系项原则的现象。比如,《孟子》中表达用羊换牛,既可说“易之以羊”,联系项“以”居中,也可说“以羊易之”,联系项不居中。再如(25c)的意思也能说“以夜继日”,这时联系项也不居中。还有的不居中的联系项无法回到居中位置,如《论语》“不义而富且贵,於我如浮云”,无法说成“如浮云於我”。到了现代,普通话不符合联系项原则的现象较多,粤语则接近古汉语的符合联系项原则的现
象比普通话多,比较:
(26) 普 到上海去 | 在野地吃喝 | 从蓝草提炼 | 用晚上继续白天| 你比我胖 | 用羊换掉牛 | 给他送花 (以上不符合)| 住在宿舍 | 送花给他 (以上符合)
(26) 粤语:去到上海 | 畀一条颈链过佢 | 你肥过我不过普通话也有一些应付联系项不居中这一局面的策略,详2.2.2。
第三,避免歧义原则。如果同一内容有两种表达方法,那么语序和谐的表达可以避免歧义,而语序不和谐的表达可能造成歧义。比较:
(27) a. [VP关心 [NP自己的孩子] ≠ b. [NP [VP关心自己] 的孩子]
(28) a. [PP对 [NP报纸的批评 ] ] b. [NP [PP 对报纸] 的批评 ]
(29) a. [PP [NP 瓶子的盖子] 上 ] b. [NP [PP 瓶子上 ] 的盖子 ]
(30) a. [PP 在 [NP贫困县的小学] b. [NP [PP在贫困县] 的小学 ]
(31) a. [PP [NP贫困县的小学]里] b. [NP [PP 贫困县里] 的小学 ]
(32) a. [PP 像 [NP猴子的面孔] ] b. [NP [NP 像猴子]的面孔 ]
(33) a. [PP [NP 猴子的面孔] 似的] b. [NP [PP 猴子似的] 面孔]
以上标注中VP、NP、PP分别代表动词短语、名词短语、介词短语(包括前置词短语和后置词短语,其中“上、里、似的”等都看作后置词)。(27, 28)都是歧义结构。由于一方面使用VO语序或前置词(核心在前),一方面领属定语和关系从句前置于核心名词(核心居后),语序不和谐造成歧义。(29)由于使用后置词“上”,与定语在前的语序和谐,所以两个意思形式不同,不会造成歧义。以下各句则显示,同样的意义,采用(29)模式的就不会有歧义,如(31, 33),而采用(28)的模式就会造成歧义,如(30, 32)。详细的分析见刘丹青(1999)。
第四,来源的一致。在VO语言中,动源的介词当然是前置词,例如汉语中的“在、像”等。在OV语言中,动源的介词则是后置词,如德语由OV语序造成的后置词(德语也有VO语序,所以也有前置词)。介词的另一类来源是领属结构的核心名词。如“山上”原来是以“山”为核心的领属结构,所以可以说“山之上”。现在“上”之类方位词已虚化为介词,相当于英语的on, in等,所以不能说“山的上”。汉语是所有格前置于名词的语言,名源的介词当然是后置词。在所有格在后的语言中,则来自名词的介词必然是前置词,如泰语中的一些前置词。大部分VO语言是所有格在后的,所以不管来自动词名词,介词都是前置词。大部分OV语言是所有格在前的,所以动源名源的介词都是后置词(有关介词来源的类型学,参阅Mallinson & Blake 1981)。汉语既是VO动宾型的,有动源前置词,又是所有格在前的,也有名源后置词,形成了前后介词并存的现象。
2.2 作为粤语背景的汉语句法类型
2.2.1 汉语历来是不典型的SVO语言。
汉语自有文献以来大体上一直是SVO型的,但也从来不是典型的SVO的。可能是因为原始汉藏语是SOV型的,所以古代汉语还保留了一些有规律的
SOV句式,如:
(34) a. 吾谁欺,欺天乎?《论语?子罕》
b. 三岁贯汝,莫我肯顾。《诗经?硕鼠》
c.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论语?学而》中古以后汉语通过连动式的次要动词的虚化逐渐形成“把/将”字句,如
(35a)。“把”字句不是真正的SOV句,因为后面还可以出现宾语,如
(35b, c)。但有了“把”字句后,汉语的受事成分的确经常位于动词前,甚至难以回到动词后,如(35d),所以中古以后的汉语也不是典型的SVO。
(35) a. 醉把茱萸子细看。杜甫诗 (义1:拿着茱萸子细看;/ 义2:子细看茱萸)
b. 他把橘子剥了皮。
c. 小张把酒喝了一大半。
d. 小张把信撕成了碎片。~ *小张撕信成了碎片。
2.2.2 汉语历来不是纯前置词语言。
例(25c, d)的“夜以继日、野于饮食”等句显示,古代汉语介词短语前置于动词时,前置词可以用作后置词以保持居中位置。其实,汉语从古到今还有其他成分具有后置词的作用,它们在介词短语前置于动词时可以保持居中位置有虚词作为联系项存在。一种常见的手法是介词短语和后面的动词之间加进连接成分,起着介词的中介作用。常用的连接词有“以、而”,其中“而”一直沿用到现代,如“为现代化而奋斗”。现代汉语更常用的是“来”。下面分别是用“以、而、来”的例子:
(36) a. 宋人以兵车百乘、文马百驷以赎华元于郑。《左传·宣公2》
b. 故春蒐、夏苗、秋猕、冬狩,皆於农隙以讲事也。《左传·隐公5》
c. 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三国志·诸葛亮传》
(37) a. 晋师三日馆谷,及癸酉而还。《左传·僖公28》
b. 越子以三军潜涉,当吴中军而鼓之,吴师大乱,遂败之。《左传?哀公17》
c. 齐因孤国之乱而袭破燕。《战国策·燕策一》
d. 太卜之起,由汉兴而有。《史记·日者列传》
e. 秦女于西榻而坐,……命道度于东榻而坐,《搜神记》(稗海本)3则
(38) a. 怎么可以用这条来处罚我?(语料库)
b. 他们的自我价值是通过所获得的成就来定义的。 (语料库)
c. 而是淡化外部情节,按照人物的心理、情绪、幻想来结构全剧。(语料库)
此外,从中古开始,方位词等一些关系性名词开始虚化为后置词,上古汉语不必用方位词的地方中古汉语往往需要用。比较(41)和(42):
(39) a. 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论语·子罕》
b. 颁白者不负戴於道路矣。《孟子·梁惠王上》
c. 将往,又数人告於道,遂如陈氏。《左传·昭公八年》
(40) a. 邓攸始避难,於道中弃己子,全弟子。《世说新语·德行》
b. 世子嘉宾出行,於道上闻信至,《世说新语·捷悟》
再看下例:
(41) 若下大雨,雨于大海,……元是龙王于江海中将身引此水,《六祖坛经》“于大海”在动词后不加方位词,“于江海中”在动词前,就加方位
词,可见它的介引作用。此外还有大量处所成分不靠前置词而单用后置词介引,如“你们房间里坐吧”。现代汉语中还有其他一些虚化中的词语兼有后置词的作用,如下列例句中的带线成分:
(42) a. 他(像/跟)贼似的溜了。(前置词可省而后置词不可省。b句同)
b. 姑娘(像/跟)鲜花一样美丽。
(43) a. 蓝包比黑包来得小一点儿。
b. 你赶快走,出去报信,比我们两个都在这里要强啊!
(44) 这篇文章我可以跟他一起写。
(45) 为了安全起见,还是要照章办事
(46) a. 火车票从明天起提价。
b. 他春天以来身体一直不太好。由以上情况可见,表1中把汉语划入纯粹的前置词语言,其实只是一种通行的片面认识,汉语实际上是一种前置词和后置词并存的语言。后置词的存在可以让动词前的介词短语仍然有一个介引成分位于居中位置,符合联系项居中原则,也可以更好地避免歧义。前后置词并存并用还造成了框式介词,有时前后置词语义上稍有分工,如“在……上”之类,有时前后置词基本同义,如“像……似的”。
2.2.3 双及物结构的类型及其若干类型学因素
表示给予等交接类行为的动词有两个对象,由此构成的结构称双及物结构,假如两个对象都充当动词的宾语,就构成双宾结构。普通话双及物结构主要有三种结构形式:
(47) 单纯双宾型:a. 我送他一本书。 b. 警察罚了我五百块
(48) 带“给”双宾型:a. 我送给他五百块 b. 小英打给他一件毛衣。
(49) 非双宾型:a. 我送了一本书给他。b. 小英打了一件毛衣给他。有几条互相存在一定矛盾的原理影响着这几种句式的方言分布。
第一,与动词的关系紧密度。间接宾语用“给”引出而非紧跟动词较能体现与动词关系的亲疏度,而且上述非双宾型更理想,因为语序也符合亲疏关系:间接宾语离动词较远。在双宾型中,则粤语“畀书佢”式更符合这一原理,因为直接宾语更靠近动词。
第二,生命度与话题性。间接宾语通常是指人名词,生命度高,话题性强。有人研究认为间接宾语和直接宾语有类似主语和谓语的关系(参阅徐、刘1998:77-79的介绍)。这条原理又倾向于让间接宾语更靠近动词,这可以解释“我给他书”的语序。
第三,“重”成分后置,即相互组合的成分倾向于让更长、复杂的成分后出(参阅Arnold & Wasow 2000及所引大量文献)。这条语言共性对双宾语也适合。在双宾结构中,不论哪种语序,只要在前的宾语过长过复杂,都会设法改用其他语序以避免长的成分前置。比较起来,第一条原则涉及句法关系的核心,所以更为重要。首先,在人类语言中,只有一部分语言有单纯双宾型,而所有语言都有非双宾型。第二,在两者都有的语言中,双宾型使用有限制,如靠近动词的一方不能太长,而非双宾型使用更自由,可见非双宾型是更基本的。这也说明原理一不受原理三制约,而原理二则受原理三制约。
2.1.4 汉语由非量词语言到量词语言,并且越到南方越发达。
量词型语言的确定标准是具有分类量词(classifier,即个体量词),而度量衡单位则是人类语言共有的。商代汉语中刚出现“羌百羌”、“人十有六人”、“玉十玉”等结构,名词临时用做另一个同形名词的量词,还不是真正的分类量词,当时汉语还不是真正的量词语言。先秦时才出现“匹、个”等少量分类量词,从此汉语量词由少而多,由可选使用到强制使用,成为真正的量词语言。句法强制性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指标。一种语言即使量词很多,如果是可选使用的,仍然是不典型的量词语言,量词仍主要是词汇现象。如果量词不多,但却是强制使用的,则已经是典型的量词语言。可惜不少历史和方言的量词研究都过分注意量词的词汇发展和词汇性差异,而对句法问题注意不够。汉语量词句法化最重要的时代是南北朝时期(参阅刘世儒1965)。注意这时汉语的主流在南方,换言之,最有机会受南方方言和南方其他民族语言的影响。用句法标准看,现代量词最发达的可能是粤语,其次是闽语和吴语等,北方话量词都不发达。由于普通话是词汇上南北古今广收并蓄的共同语,因此量词的词汇量也许是最丰富的。但从句法上看,其量词的重要性(使用的强制性和多样性)远不如南方方言。再从广义的汉藏语系看,量词句法功能最发达的是壮侗语,其次是靠近壮侗语的汉语方言和藏缅语(如彝语支),再其次是远离壮侗语的汉语方言和藏缅语(如藏语支),最不发达的是离壮侗语最远的喜马拉雅藏缅语。它们围绕壮侗语呈由发达到不发达的同心圆分布。因此不妨假设,量词未必是汉语和其他语言独立发展出来的,而是在百越(今壮侗)语言的影响下产生的,只是各语言受影响的的深浅不同、早晚不同、直接间接不同。粤语量词为普通话所无的一些句法功能,在其他南方方言中也部分可见。下面是吴语苏州话中的一些量词用例(参阅石、刘1985):
(50) a. 只家伙也勿叫声我。‘那个家伙也不叫我一声’
b. 我顶帽子比奈买顶便宜。‘我买的那顶帽子比你买的那顶便宜’
c. 威*(本)书啥人写个。‘那本书谁写的?’
(50a)的“只” 体现量词可以单独限制名词,“声”则反映动量词可以无需数词而单独充当动量补语。(50b)的两个“顶”显示量词兼有结构助词作用,介引领属定语和关系从句等定语。(50c)反映指示词限制名词时不能没有量词。
3. 粤语句法类型特点的再认识
3.1 粤语是SVO特点比普通话更强的方言。
现在回到粤语,根据上述理论和材料背景来进一步认识粤语句法的类型特点。作为汉语的一种方言,粤语也是不太典型的SVO语言。不过比较起来,粤语比普通话离典型的SVO更近一些,它大概也是汉语各方言中离典型的SVO类型最近的方言。下面从三个方面来分析粤语更强的VO语言属性。
3.1.1 “将”字句与VO句。
最能体现粤语强VO倾向的是有关“把/将”字句的比较。比起普通话和其他方言来,粤语更多倾向VO句式,而受事前置的“将”字句远不如普通话相应的“把”字句常见。郑定欧(1998)对此有一段概括:“a. 把字句(指普通话的——引者)为强势的独立句式;几乎所有动宾句可以改写成把字句,相反只有少数把字句能改写成动宾句;b. 将字句(指粤语的——引者)为弱势的变体句式;几乎所有将字句可以改写成动宾句,相反只有少数动宾句能改写成将字句”。“把”字句的动因之一是让有定、已知的受事成分前置于动词,让句子的重要信息特别是结果性成分占据句末的自然焦点位置(关于焦点的位置,参阅刘、徐1998)。“把”字句又称处置句。所谓处置,就是对受事施加某种影响并造成某种后果。由于“把”字句的受事通常是有定的,多属于已知信息,所以不再属于被强调的焦点。而由动词及其补语表示的处置行为及其结果才是要强调的新信息。不少人感觉到“把”字句整体上的强调意味,于是说为了强调受事而把受事提前,这是认识上的偏差。总体上,汉语不喜欢让有定的特别是已知的信息居于句末,这正是汉语VO句型并不像在典型SVO语言中那样常用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粤语在这一点上构成某种程度的例外,它受句子信息结构的影响不大,所以“将”字句成为可用可不用的弱势句,而VO句型才是优势句式。哪怕VO句型会导致有定或已知的受事位于句末,粤语也相当能接受。比较(例句引自张双庆1997):
(51) a. 普 把这些饭吃完。(?吃完这些饭) ~ 粤 食晒啲饭佢。
b. 普 把那些旧东西全扫掉了。(??全扫掉了那些旧东西) ~ 粤 扫走晒啲旧嘢佢。
c. 普 快把那把钥匙还给我。(?快还我那把钥匙。) ~ 粤 快啲还返条锁匙我。
d. 普 他们把那些水果都吃完了。(??他们全部吃完了那些水果) ~ 粤 佢口地食晒啲生果。
例(51)各句的受事都是有定成分,它们在普通话中很难用VO句式来表示。特别是当突出受事的全称属性时,普通话很排斥VO句式,如b、d两句,而此时粤语照样很自然地采用VO句式。(51d)即使按括号中那样加上“全部”,事实上也只容易理解为施事“他们”的全称而非受事“那些水果”的全称,所以作为突出受事全称的句子其合法性仍是可疑的。另一方面,假如不加“全部”,就说成“他们吃完了那些水果”,则句子又不自足,似乎只是个时间背景分句,后面还必须有接续句,如“他们吃完了那些水果,现在开始干活了”。而相应的VO式的粤语句,既突出了全称义,又很自足,不必补上正句。可见其VO句的使用远比普通话常见和自由。例(53)的前二句中在句末用了个复指的代词,据张双庆(1997),这是粤语用来突出“处置性”的手段,但这个代词并不是必需的,例(51)后两句就没用。另一方面,普通话“把”字句的结构形式和内部语义关系相当多样,而粤语“将”字句的使用却受诸多限制。普通话中的大量“把”字句都因为各种原因很难译成粤语相应的“将”字句,而适宜用VO句表达,如(52)各句(分别取自上引张文、郑文):
(52) a. 普 他穷得把房子都卖了。~ 粤 佢穷到要卖屋。(*佢穷到将间屋卖咗。)
b. 普 把这些话再想一想。~ 粤 再念下呢番说话。(*再将呢番说话念下。)
c. 普 把意思理解错了。~ 粤 误会咗个意思啦。(*将个意思误会咗啦。)
d. 普 雨把衣服淋湿了。~ 粤 啲雨淋咗件衫。(*啲雨将件衫淋湿咗啦。)
试分析(52)各句无法用“将”字句的原因。a句的行为虽然有处置性,但情理上这是施事为情势所迫而为,并非主观意愿。b, c都是心理动词句,行为性不强,宾语不是真正的受事(patient),而是客体(theme),本身不受心理行为的影响。d则是非自主句,“雨”不是真正的施事(agent),而是外力(force)。换言之,粤语只有在自主的施事有意处置典型的受事的情况下才允许用(还不是必须用)“将”字句。而(52)各句的情况在普通话及多数汉语方言中都是不但可以而且倾向于使用“把/将”字句,因为其受事或客体都是有定的。其实,1.5节所分析的“形+名”或“形+量”结构作形容词谓语的用法,虽然跟VO类型没有直接关系,但也反映了粤语语序较少受汉语焦点定位规则的影响。在大部分地区的汉语中,已知、有定的成分倾向于前置,所以VO句不一定处处通用。相应的,需要强调的新信息则强烈倾向于后置,以便占据焦点位置。对于形容词谓语句来说,形容词是强调的对
象,所以会尽量后置,如“这个菜味道真好”、“他哥哥个头很高大”、“他妹妹身材很瘦小”、“他做事手脚很快”等。粤语的“形+名/量”结构作谓语时,也是强调形容词,但占据句末位置的却不是形容词,而是名词或量词,所以这种结构与其他地方汉语使用者的语感大相径庭。如“佢做嘢好快手”,强调的不是“手”而是“快”,“佢妹妹好细粒嘅”强调的不是“粒”而是“细”,“呢间房好大间”强调的也不是“间”而是“大”(“间”已在主语中出现一次)。这种句式在粤语中的存在,说明粤语句法较少受话题-焦点语序规则的制约,这与VO句发达而“将”字句微弱是一致的。
3.1.2 “来/去”句的处所题元位置
粤语比普通话和其他方言更强的VO特征还明显表现在“来、去”等位移动词所关涉的处所成分上。典型的SVO语言具有核心居前的倾向,各种处所成分也像宾语一样倾向后置于动词,包括表示来、去的动词。粤语的“嚟、去”所带的处所处分几乎总是在动词后,而且通常不带介词直接用作处所宾语,如“几时嚟香港?”、“星期日去广州”等。这种句式现在也已被普通话接受,并且成为汉语教材中的标准句式,如“约翰昨天来了北京,明天要去西安”。 此类句式在用普通话写作的当代文学作品中随处可见。然而,这类句式并不是地道的北方话,老北京话是基本不说的,不排除它在普通话中的存在是受粤语的影响。我们说“粤语影响”,而不是泛泛的“南方影响”,因为南方方言不但未必像粤语那样喜欢让动词后接处所成分,甚至可能比普通话更排斥“来中国”、“去北京”之类说法,比如上海等吴方言。请看表2:
表2. 广州话、北京话、上海话“来/去”句的比较结构 广州 北京 上海
A式:来南京 嚟南京 ??来南京(老); 来南京(新) *来南京
A式:去南京 去南京 ??去南京(老); 去南京(新) *去南京
B式:到南京来 ??到南京嚟 到南京来 到南京来
B式:到南京去 ??到南京去 到南京去 到南京去
C式:南京来 *南京嚟 ??南京来 南京来 (最常说)
C式:南京去 *南京去 ??南京去 南京去(最常说)
A式是广州话表达此类意义的常规结构,甚至基本上是口语中的唯一结构。而在地道的老北京话中,它基本不出现。普通话现在接受A式,但是否已经是优势结构还有待调查。上海话完全没有A式。另一方面,粤语基本不用的B式,则是老北京话的常规说法,也是上海话完全能接受的说法。上海最常规的说法则是C式。C式可以看作“到南京来/去”的省略形式,不过这种省略式在北京很少说,在广州话中完全不说。BC两式的共同点是处所成分在动词之前,这不符合典型VO型语言的特征,只有广州话的常规格式是处所成分在后,符合VO语言核心居前的特点。鉴于A式在当代普通话中颇为常用,为了证实老北京话及以此为基础的普通话确实不以此式为常,我们检查了以语言的北京味著称的老舍作品之一《我的自传》的前面部分,共33节约8万字。结果发现,除了非口语性的简短习语“来此”(还没有“去此”)外,老舍基本不用A式。以非代词为处所的A式只有“来”、“去”各一例,即(53),两句都是连动式,后面还有行为动词,“来/去”已部分带有介词的性质:
(53) a. 她出自名家,有硕士的学位,来伦敦游玩,遇上了他。(第二章)
b. 不久,因教会关系,由易文思介绍他去英国教书。(第二章)
没有见到“来/去”带名词作句中主要谓语的用例。作品中带处所题元的“来/去”句大多是B式,有20多例,其中多数是“来/去”为主要谓语的句子,也有用作连动式中的前一动词的。B式句的前置词主要是“到”,也有少数句子用“往、上”。下面只略举数例:
(54) a. 自从作了学生以后,我时常的到刘大叔的家中去。(一章)
b. 设若你幻想不出——许多人是不会幻想的——请到济南来看看吧。(三章)
c. 有的是要往中国去,所以先来学几句话,(二章)
d. 第一,我不知道上哪里去好:(四章)
此外,老舍也用了一些处所题元在后的“来/去”去,但都用“到”介引,不像粤语那样直接用处所题元作宾语,如:
(55) a. 写完了,许地山兄来到伦敦;(二章)
b. 我的钱也不许我随意的去到各处跑,(二章)
(55) 这样的句子,在吴语中是从不使用的。有意思的是,作品中还出现了一例粤语中难见的C式句,与吴语相似,不过也是在连动句中:
(56) 没人作饭,就外边去吃,(三章)
由以上对比足以看出,“来南京”、“去南京”这类A式句,虽然现在普通话也用开了,其实本是体现粤语特色的句子,是粤语SVO特色更浓郁的表现。普通话的基础北京话原先是基本不用的,而离粤语区更近的吴语更是至今都不用。北京话、吴语等最常采纳的句式都是处所题元在前的,这是与典型的SVO语言不同的。
3.1.3 后置副词状语
粤语有更多的后置副词状语。VO语言总体上倾向于核心在前,因此这一特点也反映粤语更接近典型的VO语言。在普通话中,副词状语都在动词之前,动词后只有补语,没有副词性状语。在粤语中,虽然大多数副词状语也在动词前,但确实有一批副词状语后置于动词,而且这批后置副词状语都是极其常用的,这就值得重视了。当然,要看清这个问题,首先还得面对状语补语之别这个汉语语法学界尚未很好解答的棘手问题。否则,人们可以问:为什么粤语动词后的“先、添、多、少”不能看作补语?为什么普通话的补语不能看作后置的状语?人们不把这些副词当补语,是因为语感上觉得跟真正的补语性质不同。但光有语感,而说不出道理来,还是不够。本人尝试提出一个标准来解释人们的语感。汉语的状语是修饰限制动词的语义的,在语用上没有特殊的功能。带状语的动词通常单独或跟状语一起构成句子的主要信息。而动结式等动补结构在语用上却以补语为主要信息,动词通常是旧信息,而且一般是预设的信息。例如,叫人“慢慢说”,可以是说话人还没说,说话人要求其“说”,“慢”则修饰“说”的方式。而“说慢点儿”则是双方都知道听话人在说,“说”是预设的已知信息,不需要再要求其“说”,而只是要求其“慢”。对已发生情况的陈述也是如此。“他饱吃了一顿”是叙述他吃东西的事情,而“他吃饱了”是预设对方知道他吃东西的事,只是强调吃的结果是饱。其实,普通话也有“多吃一碗”和“吃多了一碗”。前者通常不是在开始吃饭时劝人吃得多一些,而是在食客停下不吃时用来劝人“吃”的,重点还在“吃”(这正是粤语“食多一碗”或“食一碗添”的意思)。而后句只能用在事后,并且已经知道吃过了,只是强调“多”。根据以上这个标准,粤语的“走先”、“问下佢会唔会唱先”、“食一碗添”、“重送花添”、“唱多一只喇”、“买少啲喇”等中的副词“先、添、多、少”都难以算补语,而适于看作后置状语。“我走先喇”是告诉人们自己要“走”了,“走”是新信息,“先”则同时说明与“走”相关的时间状况,是一个附属信息。所以它在普通话中要说“先走了”。其实普通话可以用补语表示动作的时间状况,如“他走早了”。说这话时,双方其实都已知道“他”走的事实,“走”已不是新信息,句子的强调重点不是动词本身,而是补语“早”所表示的时间状况,即走的时间选择得不好,太早了。可见补语和状语在信息结构中的作用显然不同。在普通话中,语序的前后决定了状语和补语的分野,而粤语中与普通话状语对当的成分,即使位于动词后,仍是状语的性质。因此,以普通话为参照,也不失为一个判断粤语动词的副词是状语还是补语的标准。根据这个标准,粤语中动词后的“添、多、少”都是状语而非补语。当然,这只是一个方便的标准。只要对它们作细致的句法和语义分析,也能得出这一结论。后置状语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粤语是更强的SVO型语言。前后置副词状语还导致了框式副词状语的现象,如“食碗添”也可以说成“再食碗添”,“添”和“再…添”都表示普通话“再”之义。这种现象正好也与前置介词构成的框式介词相呼应,如“床上坐”和“在床上坐”都表示坐的位置。它们都反映了汉语不属于典型VO语言和单纯前置词语言的事实。粤语式的后置副词状语在长江以南各大方言中不同程度地存在(参阅曹志耘2000),但就使用的广泛性来看似乎以粤语为盛。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粤语让不属焦点成分的状语占据动词后或VP后的位置,也与已知、有定受事占据宾语一样,都反映了不太符合汉语信息特征强烈影响语序安排的特点,而更遵循VO语言的常见句法规则。
3.2 粤语有更多的前置词语言的特点。
类型学告诉我们,VO语言与前置词之间有和谐关系,而且VO语言也倾向于让介词短语后置于动词,这样就能让前置词位于动词和介词短语之间的居中位置,符合联系项居中原则。比较起来,粤语在汉语方言中是更符合前置词语言特点的。
3.2.1 “来/去”的前置词作用
汉语中存在这“动词+趋向词+处所词语”的结构,如“走进教室”。这里的趋向词虽然是加在前面动词上的补语,但实际上具有介引后面方所题元的类似介词的作用,因为其中的“进教室”成立,而“走教室”不成立。范继淹(1963)早就指出动词后的趋向成分“可以分为两种变体:出现在一般宾语和存现宾语之间的是副词性变体; 出现在处所宾语之前的是介词性变体。”,其中“介词性变体有“上、下、进、出、回、过”。吕叔湘主(1980:34)也提到“跟某些外语比较,当动趋式动词后边是代表处所的名词时,动趋式里的‘趋1’的作用象一个介词,如‘话说出口’,‘走出门来’”。哪些趋向词有类介词作用,各个方言并不相同。普通话限于客观定位的趋向词,如上面范文所举;而主观定位(按说话人位置而定)的趋向词“来、去”便无此作用,例如不能说“走来教室”、“带去日本”等。这也提醒我们,动词“来、去”带处所词语的用法在普通话中确实是新的说法,还没有发展出类介词用法,因为趋向词的类介词用法是由动词语法化而来的(参阅刘丹青2000)。粤语不但客观趋向词有类介词作用,如“爬上山”、“跳落河”、“行入大门”等,而且主观趋向词“来、去”也有类介词作用,如“飞嚟香港”、“行嚟学校”、“开去深圳”、“带去日本”等。这种结构甚至影响到粤语区的人所说的普通话,但粤语语法论著似乎不太注意这一特点。而在吴语中,连客观趋向词也很少有类介词作用。表达“爬上山”、“跳下河”这类意思,上海话要说成“爬到山上音“浪””、“跳到河里”。这与趋向词本身在吴语中的不活跃有关。比如上海话虽也能说“上山”、但更平常的说法还是“(到)山上去”(“到”可省,参阅表2)。“下河”或“落河”则更难接受,而只能说“(到)河里去”。主观趋向词则更没有类介词作用。以上情况列表比较如下(参阅表2):
表3 “来/去”类介词作用比较结构 广州 北京 上海
爬上山 爬上山 爬上山 *爬上山(爬到山上)
跳下河 跳落河 跳下河 *跳下/落河(跳到河里)
飞来南京 飞嚟南京 *飞来南京(飞到南京来) *飞来南京(飞到南京来)
带去日本 带去日本 *带去日本(带到日本去) *带去日本(带到日本去)
这些差异的类型学含义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来/去”是高频常用词,它们的类介词用法使粤语有更多的机会使用“动词+前置词短语”来表示处所关系,而这种形式是前置词语言典型的处所表达法。而相对的“飞到南京来”是一个连动结构,虽然“到”也有前置词作用,但“到+处所词”短语介于“飞”和“来”之间,很难说是在动前还是动后位置。第二,趋向词可以直接带各种名词表示处所题元,而“到”介引处所题元时,假如名词不是“南京”这种专有地名,就必须在名词后加具有后置词性质的方位词,因此类型上已不是纯粹的前置词结构。如粤语的“爬上山”,上海话要说“爬到山上”,而不能光说“爬到山”。因此,趋向词类介词功能发达也降低了后置词的必要性,增加了前置词语言的特色。
李新魁等(1995:580) 注意到,如果遇到复合趋向词与处所词语同现,普通话要把趋向动词拆开,处所词语必须插在客观趋向词和主观趋向词之间,如“搬进屋里来”、“扔下茅坑去”,不能说“搬进来屋里”、“扔下去茅坑”。粤语则是把处所词语放在整个复合趋向词之后,如“搬入嚟屋里边”、“掉咗落去屎坑喇扔下茅坑去了”。根据上文的分析可知,李著所注意到的差异不是孤立的,其关键还在“来/去”的类介词作用。普通话客趋向词有类介词作用,所以可以介引处所题元;而“来/去”没有类介词作用,所以不能直接带处所题元。粤语两类趋向词都有类介词作用,所以都能介引处所题元。上海话两类趋向词都没有类介词作用,遇到上述情况只能说“搬到房间里来”、“掼到茅坑里去”。
3.2.2 差比句式与介词类型
前文表1所引的Greenberg语言共性22条告诉我们,“当差比句唯一语序是‘形容词-比较标记-基准’时,大于偶然性的绝对优势可能是该语言为前置词语言”。粤语的差比句式正是此式,如“高过你”。古汉语的差比句也是此式,如《论语》“季氏富于国”、《礼记》“苛政猛于虎”。这是前置词语言的常规句式,标记也位于基准和形容词之间。普通话的差比句式则是“比较标记+基准+形容词”,如“比他高”。虽然用的标记是前置词,但基准在形容词之前。据Dryer(1992)对625种语言的统计,VO语言基准位于形容词之前的只有汉语语组。可见普通话差比句是相当不合VO语言和前置词语言的语序常规的。这种结构的弱点是标记“比”不在基准和形容词之间。正因为如此,所以普通话也常通过在基准和形容词之间插入一些副词性成分的方法来弥补这一弱点,如“比你来得高”、“比我要胖”等(参阅2.2.2之(43)例)。这种插入的“来得”、“要”已具有后置词的作用,而粤语式的差比句结构上不需要这种成分。所以差比句式也反映了粤语更接近典型的前置词语言。不过,古汉语比较标记“于”是真正的前置词,而粤语比较标记
“过”的句法性质稍有不同。它是加在动词上的补语,所以可以有可能式,如:
(57) 我肥得过你?我当然肥唔过你喇。‘我有你胖?我当然没你胖啦’
这说明粤语与古汉语的差比句式只是类型相似,并无继承关系。但这里的“过”确实有介引基准的作用,即类介词作用,类似3.2.1中的趋向词,还是体现了前置词语言的特点。
3.3 双及物结构问题。
粤语中给予义的双宾语结构是直接宾语前置于间接宾语。参照2.2.3的分析可知,该句式主要受结构紧密度原理制约,而生命度、话题性作用不大。普通话双宾句则相反,间接宾语前置于直接宾语,这是高生命度高话题性成分先行的原理在起作用。联系粤语的其他特点,如已知有定宾语后置、非焦点的状语后置等,可以看出这里存在着一个统一的倾向:粤语相对于普通话来说,较受句法结构规律的制约而较不受信息结构的影响。另一方面,粤语和普通话的双及物结构在表层差异下也存在共同点。双宾结构在两种话里都是有条件的。真正基本的给予类双及物结构在两种话里都是“动词+受事+与事介词+与事”,这已不是真正的双宾结构。如粤语“老师送咗三本书畀个学生”(较老的广州话也用更虚化的“过”做与事标记)、普通话“老师送了三本书给那个学生”。对双宾语结构的限制突出表现在宾语“重度”(heaviness,即长度和复杂度)上。当两个宾语(特别是靠近动词的那一个宾语)长而复杂时,两种话都会采用这种最自由的结构,如:
(58) 粤 我送咗一本上个月口岩口岩出版嘅畅销书*(畀/过)一个我读中学时候嘅同学。
(59) 普 a. 我送了一本上个月刚刚出版的畅销书给一个我读中学时候的同学。
b. ??我送了一个我读中学时候的同学一本上个月刚刚出版的畅销书。
(58)显示当两个论元特别是前面的受事较复杂时,必须在与事前插入介词“畀”或“过”。(59)则说明当两个论元特别是与事复杂时,普通话也只能放弃双宾式,而要把与事放到后面去,并用介词“给”引进,类型上粤语的(58)相同。而且,据张双庆(1997),当受事复杂而与事简短时,粤语也可以将与事放在前面,结果和普通话语序相同,如:
(60) 我畀你几千文同埋一张机票。
普通话和粤语的双宾式除了受重度的制约,都还受有定性的制约。双宾语最适合的情况是受事无定而与事有定。假如情况相反,很难用双宾语。由于直接宾语也不欢迎有定的名词,所以一个好办法是用“把”字句,让有定的直接受事位于动词前:
(61) 普 校长给了那位同学一个足球。~ ?校长给了一位同学这个足球。~ 校长把这个足球给了一位同学。
(62) 粤 校长畀咗一个足球呢位同学。~ ?校长畀咗呢个足球一个同学。~ 校长将呢个足球畀咗个同学。
此外,给予义以外的双宾语,普通话和粤语的语序也是共同的,如:
(63) 普 他偷了我钱包。~ 粤 佢偷咗我银包。
(64) 普 王先生教我们数学。~ 粤 王先生教我口地数学。
总之,由于粤语总体上较受句法规则制约而普通话较受话题、焦点之类话语因素制约。这一差异导致给予类双宾语结构的方言差异。除此而外,两种方言的双及物结构表现出一种内在的一致性,它们受一些共同规律的制约,例如“重”成分后置规律的制约。
3.3 粤语和普通话的量词句法差异
比起普通话来,粤语的量词是句法化程度更高的词类,其很多功能都已成为强制性的句法规则,而在普通话中量词使用的强制性要小得多。第一,定指功能。在主语位置、“将”字后面,“量+名”都有定指作用,但没有远近指作用,其地位相当于英语中的定冠词。如“条仔那家伙、个人客这客人、份文件那文件、架车这辆车、啲细路仔哪些小孩”(“这”、“那”的翻译可以根据语境变化)。这种用法基本上是强制性的,比指示词更有强制性,因此已经是句法功能而不仅是语义功能。例如,普通话句首或主语位置可以用光杆名词表示有定,如著名例句“客人来了”。而此时粤语口语却强烈倾向于加上量词,要说成“位人客/啲人客嚟咗喇”。由于存在这个句法差异,粤语带量词的句子翻译成普通话时不必处处译出指示成分,因为只要意义明了,普通话是不必使用有定指示词的,正像普通话也不必处处译出英语的定冠词。
第二,有指(specific)功能,又称为个体化 (individualization) 功能。在普通话中,只要不是有定,不管是有指还是无指(non-specific)都可以省略数量词语而用光杆名词充当宾语。而在粤语中,只要是有指的宾语,就强烈倾向使用量词,可见其句法化程度。比较:
(65) 粤 我去买(本/啲)电脑书。~ 普 我去买(本/点儿)电脑书。
(66) 粤 我琴日买咗*(本/啲)电脑书。 ~ 普 我昨天买了(本/些)电脑书。
(67) 粤 佢卖咗*(间)屋还钱。~ 普 他卖了(间)房子还钱。
例(67)的“电脑书”可以是无指的,所以粤语和普通话都可以省去量词。后两例中的“电脑书”、“屋/房子”都是有指的,在粤语中必须用量词,但在普通话中仍可省去量词。
第三,定语标记作用。粤语量词除了兼作领属定语标记外(见1.1中的(4), (5)例),还可以帮助介引多种定语,包括关系从句,而这些功能普通话量词都不具备。如:
(68) a. 佢打烂晒客厅啲嘢 ‘他把客厅里的东西都砸坏了’
b. 咁大只猫重唔会捉老鼠 ‘这么大的一只猫还不会抓老鼠’
c. 我口地口係法国食啲嘢几好食咖。 ‘我们在法国吃的那些东西挺好吃的’
粤语量词的以上功能,在量词发达的壮侗语言、苗瑶语言和越南语中都是常规用法。可以认为,它们是发达的量词型语言的重要特征。另有些功能,像“呢间房好大间”这类“形+量”作谓语的例子,也只能在量词发达的语言中形成。与此构成对比的是指示词-数词型语言,如英语。这类语言用指示词表示有定功能,用数词表示有指功能。表示指称义的冠词也由指示词或数词而来,如英语定冠词the与指示代词that/this同源,不定冠词a/an与数词one同源。普通话大体上属于量词型语言,因为在名词受数词限制时量词基本上是强制性的,但普通话还算不上量词发达型。尤其是北京话,有些方面还接近指示词-数词型语言,所以粤语量词的很多功能在北京话中常靠指示词或数词来完成(参阅1.1)。
4. 结语
粤语是比普通话更典型的SVO语言,表现在VO结构更常见,“把/将”字句使用偏少,位移动词“来、去”可以直接处所宾语、有更多后置状语,受事的位置受VO等句法规则影响大而受话题-焦点一类话语因素影响较小。粤语也属于前置词语言特色更强的的类型。表现在趋向词包括客观趋向词和主观趋向词都能在动词后介引处所题元,有类前置介词的作,比较句采用“形容词+标记+基准”的语序等。粤语和普通话在给予类双宾语结构上语序不同,分别遵循结构关系接近度原则和生命度及话题性原则,但两者都遵循更基本的双及物结构的语言共性,即让与事在直接受事后充当介词宾语为最不受限制的结构。粤语是量词句法功能更为突出的方言,量词除了给名词分类外,还有定指功能、有指功能或称个体化功能、定语标记功能等。这些功能都比较句法化,从而使其量词在句法上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普通话量词。相应的功能在普通话中要通过数量短语、指示词短语等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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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语句法的类型学特点*
刘丹青
0. 引言
粤方言是汉语中与普通话及其他方言相差较大、内部则较为一致的方言。外部差异较大,是因为粤方言由南岭之隔造成较长时间的相对独立发展。内部较为一致,则是因为其中的广州话获得了地方标准语的强势方言地位。广州话扩散至香港,又使相隔数百里的两大都会共一地点方言,形成汉语非官话区中独一无二的奇观,进一步扩大了粤语的影响。“省港”地区出去的华人华侨及港产文化娱乐产品还把粤语带到世界各地,产生国际影响。本文所谈的粤语,就是指这种穗港及深圳、澳门等处共同使用的通行粤语。
粤语研究因为其强势地位而较为繁荣,粤语相对于普通话而言语法特点也比较多,因此有关粤语语法的研究成果也就较为丰硕,如高华年(1980)、李新魁(1994)、李新魁等(1995) 等粤语研究专著都有章节作较系统的语法描写,还出现了数种粤语语法专著,如张洪年(1972)、Matthews & Yip (1995),此外还有大量粤语语法论文。现有的粤语语法论著,大多侧重于描写,尤其注意粤语与普通话的语法差异。本文也想集中关注粤语区别于普通话及其他方言的语法特点,但想换一个角度,即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来比较粤语和普通话,通过提供更广阔的汉语类型背景来更深入地揭示粤语语法的类型特征,以便深化对粤语语法特点的认识。所谓语言类型学,就是以人类语言的共性及类型差异为目标的一整套理论和方法。它以大范围的跨语言对比为基本视角,不局限于单一语种的研究或少数几种语言方言的对比。本文借助类型学研究的现有成果来观照粤语语法的特点,主要是句法特点,因为粤语的类型特点更多地表现在句法而不是形态上。本文将分三步。第一,概述粤语的几项主要句法特点。第二,暂时离开粤语本身,讨论一下汉语整体的类型背景,为聚焦于粤语的类型特点准备好“幕布”背景。第三,在此背景下进一步讨论粤语句法的类型特点。
1. 粤语句法的主要特征
本节拟参考前述论著对粤语语法的描写,加上笔者对粤语的一些观察,简要概述一下粤语句法区别于普通话的几个主要特点。
1.1 量词作用突出,指示词和数词作用受限。
粤语的量词(classifiers)可以离开指示词或数词单独充当句子成分。指示词和数词则不能脱离量词而使用。可见量词是句法上更为重要的词类。普通话则相反,量词总须与指示词或数词同现,不能单用,而指示词和数词有时可以离开量词单独充当句法成分。以往的描写较强调粤语量词的功能“扩张”,而不太注意粤语指示词、数词的功能“萎缩”。比较:
(1) 粤 个人客走咗喇。~ 普 *(这/那)位客人走了。
(2) 粤 呢*(个)地方几方便。~ 普 这地方挺方便。
(3) 粤 嗰*(支)笔坏咗喇。~ 普 那笔坏了。
(4) 粤 我支笔 ~ 普 我的这支/那支之笔 (我的笔 ~*我支笔)
(5) 粤 我啲人客 ~ 普 我的那些客人(我的客人们~*我些客人)
(6) 粤 *我呢笔坏咗喇。 ~ 京 我这笔坏了。
(7) 粤 啲手表好靓,买只喇。~ 普 这些手表很好,买*(一)块吧。
(8) 粤 等阵先。~ 普 先等*(一)阵。
(9) 粤 我买咗只戒指/买咗两只戒指/买咗三只戒指。~ 京 我买了一戒指/买了俩戒指/买了仨戒指
(10) 王太买啲呢*(个),买啲嗰*(个)。~ 普 王太太买点儿这,买点儿那。
例(1)粤语单用量词“个”、“杯”限定名词,而普通话必须加上指示词。反之,例(2)(3)普通话单用指示词“这/那”限定名词,而粤语必须在指示词和名词之间加进量词“个”、“支”。例(4)量词出现在领属定语和中心名词之间,实际上兼具结构助词的作用,当然仍有定指作用,但不分远近。完整的翻译应是“我的这支笔”或“我的那支笔”,普通话不常说得如此罗唆,而“我支笔”是粤语的常用表述法,所以更简洁的翻译就是“我的笔”。例(5)与(4)相类,区别只在于量词换成了复数的。例(6)显示,在普通话中,有时可用指示词兼起结构助词的作用,而粤语指示词如“呢”没有这样的功能。这一微妙的差别常为粤普语法对比的论著所忽视。当然这也与普通话指示词能直接限定名词有关,但能限定名词不一定兼有定语标记作用。正规的英语可以说this pen ‘这钢笔’,但不能说I this pen 或my this pen ‘我这钢笔’。所以我们还把它看作普通话指示词的一项附带功能。例(7)(8)中,名量词“只”、动量词“阵”分别在动词后单独充当宾语或动量补语,而普通话一定要加进数词“一”组成数量短语后才能作宾语或补语。普通话只有在量词后还有名词时才能省略“一”,如“买块手表吧”,但这时就不是由“块”做宾语了。反之,例(9)显示,普通话作宾语的名词遇到“一、二、三”三个数字时可以不用量词,单由数词修饰限制名词。其中“俩、仨”尚可以理解为“两、三”和“个”的合音,“一”则是单纯的数词。这种说法主要见于北京话口语,所以标作“京”。粤语此时绝对不能省略量词,也不可能让句法上这么重要的词类紧缩进数词内部。“俩、仨”一类“贬低”量词地位的合音词,不要说南方方言没有,就是南方的官话如西南官话、江淮官话等就不不存在。例(10)显示普通指示词有时可以单独做宾语,而粤语指示词即使在同样条件下也必须带上量词才能做宾语。
1.2 双宾语语序。
粤语表示给予义的双宾语语序为“直接宾语+间接宾语”,普通话则反之。如:
(11) 粤 畀本书我。~ 普 给我一本书。
(12) 粤 哥哥送咗一支笔佢。~ 普哥哥送了他一支笔。
1.3 比较结构。
粤语基本的差比句形式是“NP1+A+过+NP2”(主体+形容词+标记+基准)。普通话用“NP1+比+NP2+A”式,不但所用的标记“比”不同于“过”,更重要的是语序安排不同,如:
(13) 你肥过我。~ 普 你比我胖。
(14) 阿林高过你好多。~ 普 阿林比你高好多。
1.4某些副词状语后置。
主要是“先”、“添”、“多”、“少”。 为什么它们是状语而非补语,下文3.1.3将有说明。按该标准,普通话没有真正的后置副词状语,所以这几个词的用法属于粤语的句法特点而不仅是词汇性特点。后置副词在粤语中数量不多,但都是高频词语,其句法功能不尽相同,句法个
性很强。“先”可以紧接着动词后,也可以用在宾语或数量补语后,但都是在整个VP之后,不能在动词和宾语或补语之间。如:
(15) 你走先 | 人客食先,主人再食 | 等阵先先等一下| 你帮下我先你先帮我一下| 交钱先,至攞表先交钱,再拿表 | *人客食先饭,主人再食 | *你帮我先下你先帮我一下“添”作为副词表示“再”义时,动词后必须带数量词语作宾语或动量时量补语,“添”则必然跟在数量词语后。须用在整个VP后,这一点与“先”相同,但“添”不能像“先”一样直接跟在动词后,如:,
(16) 你食碗添 | 写一张添就够了 | 我重还要坐一阵添 | *你食添“多、少”作为后置状语与“先、添”句法差异更明显,它们必然插在动词和带数量词语的宾语补语之间,只能紧接在动词后,不能用在整个VP后。如:
(17) 买多啲青菜多买些青菜| 你要识多多认识几个朋友 | 用少啲钱得唔得少用些钱行不行 | 又要我行多次?又要我多走一趟?“先”和“添”还有意义更虚的用法,由“先”或“再”的意义引申出主观语气。其中“添”的虚化用法在句法功能上已不完全受上述限制,不一定用在数量词语后。如:
(18) 咁都唔得,到底你想做乜先 这样都不行,你到底想做什么呢| 你识唔识做先 你到底懂不懂怎么做| 要我做都得,有冇着数先要我干也行,(得瞧)有没有好处
(19) 添:你重可以游水添你还可以游泳呢 (未与数量词语同现)| 佢好似好中意我,重送埋花添,係未?他好像很喜欢我,还给我送花呢,是不是?另外一些有特色、难直译的动词后置成分,如“晒、埋、返也作“翻、番”,因变读阴平”,更像是粘合式补语(动结式或动趋式)而不是后置状语。虽然有时可用普通话状语来翻译,如“啲学生走晒”可译成“学生们都走了”,但也可以用动结式译成“学生们走光了”。这些补语的虚化用法更是接近助词。结果补语和助词都是普通话具有的成分,它们的特色只是词汇性的(实义者)或范畴性的(虚义者),跟句法类型无关。下面只略举数例:
(20) 晒:佢口地食晒啲生果他们把水果都吃完了| 佢口地去过晒欧洲他们跑遍了欧洲| 间房干净晒喇这房间够干净的了| 我口地而家够晒穷喇我们现在够穷的啦| 唔该晒谢谢啦| 多谢晒十分感谢
(21) 埋:连阿荣都来埋连阿荣都参加进来了|我攞埋份报纸去睇我拿好一份报纸上去看| 如果冇埋呢个机会就惨喇如果丢掉了这个机会就惨啦啲细路仔做埋晒啲犯法嘅嘢这些孩子做下了犯法的事
(22) 返:我要搬返过去搬回去 | 佢被带返廉署助查他被带到廉政公署协助调查 | 佢教返书重新教书之后就成个瘦晒整个地瘦掉了 | 今日暖返啲喇重新暖和些啦 |你即刻申请返一张喇你马上申请一张吧
1.5 “形+名”或“形+量”结构充当形容词谓语。
这类用法中的“形+量”式,有的论著在讲量词功能时会有所提及,而“形+名”式则在粤语语法论著中较少论及,有时作为词汇现象收入粤语词典(如麦耘、谭步云1997)。其实这两式基本上是同一类结构,量词的源头也都是名词,更重要的是两类词的表达功能也相同,且多半难以精确翻译为普通话。后面将谈到,其类型学意义不在于它们的内部结构,而在于它们独特的句法功能和表达作用。例如:
(23) a. 好嘢!(字面上是“好东西、好事”。常用作赞叹语)| 今日好彩运气好! |阿王时时都咁顺景境遇都这么顺利| 佢做嘢好快手手脚快| 今日啲餸好好味今天的这些菜味道很好
b. 呢间房好大间这间房子很大| 哇,咁细只这么小| 佢妹妹好细粒嘅他妹妹个子很小的| 我哥哥好大只嘅个子可大了 | 呢件事好稳阵这件事很稳妥的
上述带线黑体字词语从结构上看应是名词性的,但在句法上却是形容词的,似乎难以按句法结构再去作内部分析,因此把它们看作复合词也无不可。不过,它们在粤语中不仅常用,而且有相当的能产性。一种内部结构与外部功能相背离的格式(所谓“离心结构”)较为能产,这本身就是很值得注意的。
2. 汉语句法的类型背景
2.1 与汉语有关的句法类型学理论
2.1.1类型学、语序共性与汉语的语序类型
当代语言类型学相信人类语言表面的千差万别背后有着深刻的共性,这种贡献不但体现为有限的共同特点,如都有辅音元音、名词动词等,更体现为在不同语言现象之间的大量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可以用蕴涵性共性来表达(例如下面表1中的共性)。正是这种相关性,使得众多语言可以从一些角度被归为有限的类型,同类语言间不必有语源关系。当代类型学以语序为重点。在本文关注的粤语句法特点中,1.2-1.5都跟语序有关。在人类语言中,现代汉语似乎少有地违背了多条语序共性或倾向。试比较Greenberg (1963)的开创性研究在30种语言基础上所得到的部分语法共性和通行看法下汉语特点(按通行看法):
表1. 与汉语有关的若干Greenberg语序共性
Greenberg 共性 对汉语的通行看法
2. 在具有前置词的语言中,领属定语几乎总是后置于中心名词。在具有后置词的语言中,领属定语几乎总是前置于中心名词。 具有前置词的语言,领属定语前置于中心名词。
4. 以绝对大于偶然性的频率,以SOV(主宾动)为正常语序的语言是后置词语言。 SVO语序,前置词。
9. 当疑问句助词或词缀相对于整个句子有专用的位置时,以远超出偶然的频率显示,位于句首时,该语言是前置词语言,位于句末时,该语言是后置词语言。 疑问句助词“吗”等位于句末,属前置词语言。
22. 当差比句的唯一语序或语序之一是“基准-比较标记-形容词”时,该语言为后置词语言;如果唯一语序是“形容词-比较标记-基准”时,大于偶然性的绝对优势可能是该语言为前置词语言。 差比句语序是“比较标记-基准-形容词”(比他高),前置词语言。
24. 如果关系从句前置于名词是该结构的唯一 表达法或可选表达法之一,或者这种语言是后置词语言,或者形容词定语前置于名词,或者两者都是。 关系从句前置于名词是唯一语序(他买的书,买书的人),属前置词语言,形容词定语前置。
由表1可见,汉语在多个方面不符合语序共性。而且,汉语对共性的有些偏离在人类语言中是相当罕见的。Dryer (1992, 1999)先后用625种和940种语言验证语序和谐性,结果发现,VO语言采用关系从句前置于中心名词的只有汉语一个语组(普通话及其方言),VO语言差比句采用基准前置于形容词的语序的也只有汉语语组。汉语成为这两点上的仅有例外。
2.1.2 为什么存在语序共性?
这里试结合现有研究成果提出几种比较具体的解释。
第一、和谐原则,类似的结构应该有类似的语序(参阅Greenberg1963),要么核心都在前,要么核心都在后。日语、韩国语、阿尔泰系语言、绝大多数藏缅语等都是典型的核心在后语言。英语、俄语、马来语、壮侗语言都是较典型的核心在前语言。当然,几种主要语序都和谐的语言占世界语言约48%,不到一半(见Hwakins1983),但将近一半也是个大数目,因为如果没有和谐关系,几种不同结构的语序可以通过排列组合构成数十种类型,而事实是竟有近半数语言表现为两种基本类型之一,可见语序和谐性有相当的力量。汉语跟两种类型的亲戚邻居都有共同点,结果成为很不符合语序和谐的例子之一:名词短语是清一色的核心在后,跟藏语、蒙古语、日语等一致,而动宾结构是核心在前,跟壮语等一致,状动结构则两种类型都有。
第二,联系项(relators)居中原则(见Dik1997),这关系到一批语序共性。介词、连词、比较标记等等都属于联系项,其理想位置是介于所联系的两个单位之间。联系项原则也是语言像似性的一种体现。例如(27)中黑体的英语联系项:(24) a. sit in the chair, ‘坐在椅子上’ talk to you ‘跟你谈’, taller than you ‘比你高’
b. Uncle Tom’s Cabin, ‘汤姆叔叔的小屋’ the books of the library, ‘图书馆的书籍’ the man who talked to you ‘跟你谈话的人’古代汉语是比较符合联系项原则的,注意(28)诸例中划线的联系项的位置:
(25) a. 曹人或梦众君子立于社宫,而谋亡曹。《左传》
b. 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论语》
c. 夜以继日 《孟子》~ 继日以夜
d. 野于饮食 《墨子》~ 饮食于野
e. 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荀子》
也有一些不符合联系项原则的现象。比如,《孟子》中表达用羊换牛,既可说“易之以羊”,联系项“以”居中,也可说“以羊易之”,联系项不居中。再如(25c)的意思也能说“以夜继日”,这时联系项也不居中。还有的不居中的联系项无法回到居中位置,如《论语》“不义而富且贵,於我如浮云”,无法说成“如浮云於我”。到了现代,普通话不符合联系项原则的现象较多,粤语则接近古汉语的符合联系项原则的现
象比普通话多,比较:
(26) 普 到上海去 | 在野地吃喝 | 从蓝草提炼 | 用晚上继续白天| 你比我胖 | 用羊换掉牛 | 给他送花 (以上不符合)| 住在宿舍 | 送花给他 (以上符合)
(26) 粤语:去到上海 | 畀一条颈链过佢 | 你肥过我不过普通话也有一些应付联系项不居中这一局面的策略,详2.2.2。
第三,避免歧义原则。如果同一内容有两种表达方法,那么语序和谐的表达可以避免歧义,而语序不和谐的表达可能造成歧义。比较:
(27) a. [VP关心 [NP自己的孩子] ≠ b. [NP [VP关心自己] 的孩子]
(28) a. [PP对 [NP报纸的批评 ] ] b. [NP [PP 对报纸] 的批评 ]
(29) a. [PP [NP 瓶子的盖子] 上 ] b. [NP [PP 瓶子上 ] 的盖子 ]
(30) a. [PP 在 [NP贫困县的小学] b. [NP [PP在贫困县] 的小学 ]
(31) a. [PP [NP贫困县的小学]里] b. [NP [PP 贫困县里] 的小学 ]
(32) a. [PP 像 [NP猴子的面孔] ] b. [NP [NP 像猴子]的面孔 ]
(33) a. [PP [NP 猴子的面孔] 似的] b. [NP [PP 猴子似的] 面孔]
以上标注中VP、NP、PP分别代表动词短语、名词短语、介词短语(包括前置词短语和后置词短语,其中“上、里、似的”等都看作后置词)。(27, 28)都是歧义结构。由于一方面使用VO语序或前置词(核心在前),一方面领属定语和关系从句前置于核心名词(核心居后),语序不和谐造成歧义。(29)由于使用后置词“上”,与定语在前的语序和谐,所以两个意思形式不同,不会造成歧义。以下各句则显示,同样的意义,采用(29)模式的就不会有歧义,如(31, 33),而采用(28)的模式就会造成歧义,如(30, 32)。详细的分析见刘丹青(1999)。
第四,来源的一致。在VO语言中,动源的介词当然是前置词,例如汉语中的“在、像”等。在OV语言中,动源的介词则是后置词,如德语由OV语序造成的后置词(德语也有VO语序,所以也有前置词)。介词的另一类来源是领属结构的核心名词。如“山上”原来是以“山”为核心的领属结构,所以可以说“山之上”。现在“上”之类方位词已虚化为介词,相当于英语的on, in等,所以不能说“山的上”。汉语是所有格前置于名词的语言,名源的介词当然是后置词。在所有格在后的语言中,则来自名词的介词必然是前置词,如泰语中的一些前置词。大部分VO语言是所有格在后的,所以不管来自动词名词,介词都是前置词。大部分OV语言是所有格在前的,所以动源名源的介词都是后置词(有关介词来源的类型学,参阅Mallinson & Blake 1981)。汉语既是VO动宾型的,有动源前置词,又是所有格在前的,也有名源后置词,形成了前后介词并存的现象。
2.2 作为粤语背景的汉语句法类型
2.2.1 汉语历来是不典型的SVO语言。
汉语自有文献以来大体上一直是SVO型的,但也从来不是典型的SVO的。可能是因为原始汉藏语是SOV型的,所以古代汉语还保留了一些有规律的
SOV句式,如:
(34) a. 吾谁欺,欺天乎?《论语?子罕》
b. 三岁贯汝,莫我肯顾。《诗经?硕鼠》
c.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论语?学而》中古以后汉语通过连动式的次要动词的虚化逐渐形成“把/将”字句,如
(35a)。“把”字句不是真正的SOV句,因为后面还可以出现宾语,如
(35b, c)。但有了“把”字句后,汉语的受事成分的确经常位于动词前,甚至难以回到动词后,如(35d),所以中古以后的汉语也不是典型的SVO。
(35) a. 醉把茱萸子细看。杜甫诗 (义1:拿着茱萸子细看;/ 义2:子细看茱萸)
b. 他把橘子剥了皮。
c. 小张把酒喝了一大半。
d. 小张把信撕成了碎片。~ *小张撕信成了碎片。
2.2.2 汉语历来不是纯前置词语言。
例(25c, d)的“夜以继日、野于饮食”等句显示,古代汉语介词短语前置于动词时,前置词可以用作后置词以保持居中位置。其实,汉语从古到今还有其他成分具有后置词的作用,它们在介词短语前置于动词时可以保持居中位置有虚词作为联系项存在。一种常见的手法是介词短语和后面的动词之间加进连接成分,起着介词的中介作用。常用的连接词有“以、而”,其中“而”一直沿用到现代,如“为现代化而奋斗”。现代汉语更常用的是“来”。下面分别是用“以、而、来”的例子:
(36) a. 宋人以兵车百乘、文马百驷以赎华元于郑。《左传·宣公2》
b. 故春蒐、夏苗、秋猕、冬狩,皆於农隙以讲事也。《左传·隐公5》
c. 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三国志·诸葛亮传》
(37) a. 晋师三日馆谷,及癸酉而还。《左传·僖公28》
b. 越子以三军潜涉,当吴中军而鼓之,吴师大乱,遂败之。《左传?哀公17》
c. 齐因孤国之乱而袭破燕。《战国策·燕策一》
d. 太卜之起,由汉兴而有。《史记·日者列传》
e. 秦女于西榻而坐,……命道度于东榻而坐,《搜神记》(稗海本)3则
(38) a. 怎么可以用这条来处罚我?(语料库)
b. 他们的自我价值是通过所获得的成就来定义的。 (语料库)
c. 而是淡化外部情节,按照人物的心理、情绪、幻想来结构全剧。(语料库)
此外,从中古开始,方位词等一些关系性名词开始虚化为后置词,上古汉语不必用方位词的地方中古汉语往往需要用。比较(41)和(42):
(39) a. 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论语·子罕》
b. 颁白者不负戴於道路矣。《孟子·梁惠王上》
c. 将往,又数人告於道,遂如陈氏。《左传·昭公八年》
(40) a. 邓攸始避难,於道中弃己子,全弟子。《世说新语·德行》
b. 世子嘉宾出行,於道上闻信至,《世说新语·捷悟》
再看下例:
(41) 若下大雨,雨于大海,……元是龙王于江海中将身引此水,《六祖坛经》“于大海”在动词后不加方位词,“于江海中”在动词前,就加方位
词,可见它的介引作用。此外还有大量处所成分不靠前置词而单用后置词介引,如“你们房间里坐吧”。现代汉语中还有其他一些虚化中的词语兼有后置词的作用,如下列例句中的带线成分:
(42) a. 他(像/跟)贼似的溜了。(前置词可省而后置词不可省。b句同)
b. 姑娘(像/跟)鲜花一样美丽。
(43) a. 蓝包比黑包来得小一点儿。
b. 你赶快走,出去报信,比我们两个都在这里要强啊!
(44) 这篇文章我可以跟他一起写。
(45) 为了安全起见,还是要照章办事
(46) a. 火车票从明天起提价。
b. 他春天以来身体一直不太好。由以上情况可见,表1中把汉语划入纯粹的前置词语言,其实只是一种通行的片面认识,汉语实际上是一种前置词和后置词并存的语言。后置词的存在可以让动词前的介词短语仍然有一个介引成分位于居中位置,符合联系项居中原则,也可以更好地避免歧义。前后置词并存并用还造成了框式介词,有时前后置词语义上稍有分工,如“在……上”之类,有时前后置词基本同义,如“像……似的”。
2.2.3 双及物结构的类型及其若干类型学因素
表示给予等交接类行为的动词有两个对象,由此构成的结构称双及物结构,假如两个对象都充当动词的宾语,就构成双宾结构。普通话双及物结构主要有三种结构形式:
(47) 单纯双宾型:a. 我送他一本书。 b. 警察罚了我五百块
(48) 带“给”双宾型:a. 我送给他五百块 b. 小英打给他一件毛衣。
(49) 非双宾型:a. 我送了一本书给他。b. 小英打了一件毛衣给他。有几条互相存在一定矛盾的原理影响着这几种句式的方言分布。
第一,与动词的关系紧密度。间接宾语用“给”引出而非紧跟动词较能体现与动词关系的亲疏度,而且上述非双宾型更理想,因为语序也符合亲疏关系:间接宾语离动词较远。在双宾型中,则粤语“畀书佢”式更符合这一原理,因为直接宾语更靠近动词。
第二,生命度与话题性。间接宾语通常是指人名词,生命度高,话题性强。有人研究认为间接宾语和直接宾语有类似主语和谓语的关系(参阅徐、刘1998:77-79的介绍)。这条原理又倾向于让间接宾语更靠近动词,这可以解释“我给他书”的语序。
第三,“重”成分后置,即相互组合的成分倾向于让更长、复杂的成分后出(参阅Arnold & Wasow 2000及所引大量文献)。这条语言共性对双宾语也适合。在双宾结构中,不论哪种语序,只要在前的宾语过长过复杂,都会设法改用其他语序以避免长的成分前置。比较起来,第一条原则涉及句法关系的核心,所以更为重要。首先,在人类语言中,只有一部分语言有单纯双宾型,而所有语言都有非双宾型。第二,在两者都有的语言中,双宾型使用有限制,如靠近动词的一方不能太长,而非双宾型使用更自由,可见非双宾型是更基本的。这也说明原理一不受原理三制约,而原理二则受原理三制约。
2.1.4 汉语由非量词语言到量词语言,并且越到南方越发达。
量词型语言的确定标准是具有分类量词(classifier,即个体量词),而度量衡单位则是人类语言共有的。商代汉语中刚出现“羌百羌”、“人十有六人”、“玉十玉”等结构,名词临时用做另一个同形名词的量词,还不是真正的分类量词,当时汉语还不是真正的量词语言。先秦时才出现“匹、个”等少量分类量词,从此汉语量词由少而多,由可选使用到强制使用,成为真正的量词语言。句法强制性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指标。一种语言即使量词很多,如果是可选使用的,仍然是不典型的量词语言,量词仍主要是词汇现象。如果量词不多,但却是强制使用的,则已经是典型的量词语言。可惜不少历史和方言的量词研究都过分注意量词的词汇发展和词汇性差异,而对句法问题注意不够。汉语量词句法化最重要的时代是南北朝时期(参阅刘世儒1965)。注意这时汉语的主流在南方,换言之,最有机会受南方方言和南方其他民族语言的影响。用句法标准看,现代量词最发达的可能是粤语,其次是闽语和吴语等,北方话量词都不发达。由于普通话是词汇上南北古今广收并蓄的共同语,因此量词的词汇量也许是最丰富的。但从句法上看,其量词的重要性(使用的强制性和多样性)远不如南方方言。再从广义的汉藏语系看,量词句法功能最发达的是壮侗语,其次是靠近壮侗语的汉语方言和藏缅语(如彝语支),再其次是远离壮侗语的汉语方言和藏缅语(如藏语支),最不发达的是离壮侗语最远的喜马拉雅藏缅语。它们围绕壮侗语呈由发达到不发达的同心圆分布。因此不妨假设,量词未必是汉语和其他语言独立发展出来的,而是在百越(今壮侗)语言的影响下产生的,只是各语言受影响的的深浅不同、早晚不同、直接间接不同。粤语量词为普通话所无的一些句法功能,在其他南方方言中也部分可见。下面是吴语苏州话中的一些量词用例(参阅石、刘1985):
(50) a. 只家伙也勿叫声我。‘那个家伙也不叫我一声’
b. 我顶帽子比奈买顶便宜。‘我买的那顶帽子比你买的那顶便宜’
c. 威*(本)书啥人写个。‘那本书谁写的?’
(50a)的“只” 体现量词可以单独限制名词,“声”则反映动量词可以无需数词而单独充当动量补语。(50b)的两个“顶”显示量词兼有结构助词作用,介引领属定语和关系从句等定语。(50c)反映指示词限制名词时不能没有量词。
3. 粤语句法类型特点的再认识
3.1 粤语是SVO特点比普通话更强的方言。
现在回到粤语,根据上述理论和材料背景来进一步认识粤语句法的类型特点。作为汉语的一种方言,粤语也是不太典型的SVO语言。不过比较起来,粤语比普通话离典型的SVO更近一些,它大概也是汉语各方言中离典型的SVO类型最近的方言。下面从三个方面来分析粤语更强的VO语言属性。
3.1.1 “将”字句与VO句。
最能体现粤语强VO倾向的是有关“把/将”字句的比较。比起普通话和其他方言来,粤语更多倾向VO句式,而受事前置的“将”字句远不如普通话相应的“把”字句常见。郑定欧(1998)对此有一段概括:“a. 把字句(指普通话的——引者)为强势的独立句式;几乎所有动宾句可以改写成把字句,相反只有少数把字句能改写成动宾句;b. 将字句(指粤语的——引者)为弱势的变体句式;几乎所有将字句可以改写成动宾句,相反只有少数动宾句能改写成将字句”。“把”字句的动因之一是让有定、已知的受事成分前置于动词,让句子的重要信息特别是结果性成分占据句末的自然焦点位置(关于焦点的位置,参阅刘、徐1998)。“把”字句又称处置句。所谓处置,就是对受事施加某种影响并造成某种后果。由于“把”字句的受事通常是有定的,多属于已知信息,所以不再属于被强调的焦点。而由动词及其补语表示的处置行为及其结果才是要强调的新信息。不少人感觉到“把”字句整体上的强调意味,于是说为了强调受事而把受事提前,这是认识上的偏差。总体上,汉语不喜欢让有定的特别是已知的信息居于句末,这正是汉语VO句型并不像在典型SVO语言中那样常用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粤语在这一点上构成某种程度的例外,它受句子信息结构的影响不大,所以“将”字句成为可用可不用的弱势句,而VO句型才是优势句式。哪怕VO句型会导致有定或已知的受事位于句末,粤语也相当能接受。比较(例句引自张双庆1997):
(51) a. 普 把这些饭吃完。(?吃完这些饭) ~ 粤 食晒啲饭佢。
b. 普 把那些旧东西全扫掉了。(??全扫掉了那些旧东西) ~ 粤 扫走晒啲旧嘢佢。
c. 普 快把那把钥匙还给我。(?快还我那把钥匙。) ~ 粤 快啲还返条锁匙我。
d. 普 他们把那些水果都吃完了。(??他们全部吃完了那些水果) ~ 粤 佢口地食晒啲生果。
例(51)各句的受事都是有定成分,它们在普通话中很难用VO句式来表示。特别是当突出受事的全称属性时,普通话很排斥VO句式,如b、d两句,而此时粤语照样很自然地采用VO句式。(51d)即使按括号中那样加上“全部”,事实上也只容易理解为施事“他们”的全称而非受事“那些水果”的全称,所以作为突出受事全称的句子其合法性仍是可疑的。另一方面,假如不加“全部”,就说成“他们吃完了那些水果”,则句子又不自足,似乎只是个时间背景分句,后面还必须有接续句,如“他们吃完了那些水果,现在开始干活了”。而相应的VO式的粤语句,既突出了全称义,又很自足,不必补上正句。可见其VO句的使用远比普通话常见和自由。例(53)的前二句中在句末用了个复指的代词,据张双庆(1997),这是粤语用来突出“处置性”的手段,但这个代词并不是必需的,例(51)后两句就没用。另一方面,普通话“把”字句的结构形式和内部语义关系相当多样,而粤语“将”字句的使用却受诸多限制。普通话中的大量“把”字句都因为各种原因很难译成粤语相应的“将”字句,而适宜用VO句表达,如(52)各句(分别取自上引张文、郑文):
(52) a. 普 他穷得把房子都卖了。~ 粤 佢穷到要卖屋。(*佢穷到将间屋卖咗。)
b. 普 把这些话再想一想。~ 粤 再念下呢番说话。(*再将呢番说话念下。)
c. 普 把意思理解错了。~ 粤 误会咗个意思啦。(*将个意思误会咗啦。)
d. 普 雨把衣服淋湿了。~ 粤 啲雨淋咗件衫。(*啲雨将件衫淋湿咗啦。)
试分析(52)各句无法用“将”字句的原因。a句的行为虽然有处置性,但情理上这是施事为情势所迫而为,并非主观意愿。b, c都是心理动词句,行为性不强,宾语不是真正的受事(patient),而是客体(theme),本身不受心理行为的影响。d则是非自主句,“雨”不是真正的施事(agent),而是外力(force)。换言之,粤语只有在自主的施事有意处置典型的受事的情况下才允许用(还不是必须用)“将”字句。而(52)各句的情况在普通话及多数汉语方言中都是不但可以而且倾向于使用“把/将”字句,因为其受事或客体都是有定的。其实,1.5节所分析的“形+名”或“形+量”结构作形容词谓语的用法,虽然跟VO类型没有直接关系,但也反映了粤语语序较少受汉语焦点定位规则的影响。在大部分地区的汉语中,已知、有定的成分倾向于前置,所以VO句不一定处处通用。相应的,需要强调的新信息则强烈倾向于后置,以便占据焦点位置。对于形容词谓语句来说,形容词是强调的对
象,所以会尽量后置,如“这个菜味道真好”、“他哥哥个头很高大”、“他妹妹身材很瘦小”、“他做事手脚很快”等。粤语的“形+名/量”结构作谓语时,也是强调形容词,但占据句末位置的却不是形容词,而是名词或量词,所以这种结构与其他地方汉语使用者的语感大相径庭。如“佢做嘢好快手”,强调的不是“手”而是“快”,“佢妹妹好细粒嘅”强调的不是“粒”而是“细”,“呢间房好大间”强调的也不是“间”而是“大”(“间”已在主语中出现一次)。这种句式在粤语中的存在,说明粤语句法较少受话题-焦点语序规则的制约,这与VO句发达而“将”字句微弱是一致的。
3.1.2 “来/去”句的处所题元位置
粤语比普通话和其他方言更强的VO特征还明显表现在“来、去”等位移动词所关涉的处所成分上。典型的SVO语言具有核心居前的倾向,各种处所成分也像宾语一样倾向后置于动词,包括表示来、去的动词。粤语的“嚟、去”所带的处所处分几乎总是在动词后,而且通常不带介词直接用作处所宾语,如“几时嚟香港?”、“星期日去广州”等。这种句式现在也已被普通话接受,并且成为汉语教材中的标准句式,如“约翰昨天来了北京,明天要去西安”。 此类句式在用普通话写作的当代文学作品中随处可见。然而,这类句式并不是地道的北方话,老北京话是基本不说的,不排除它在普通话中的存在是受粤语的影响。我们说“粤语影响”,而不是泛泛的“南方影响”,因为南方方言不但未必像粤语那样喜欢让动词后接处所成分,甚至可能比普通话更排斥“来中国”、“去北京”之类说法,比如上海等吴方言。请看表2:
表2. 广州话、北京话、上海话“来/去”句的比较结构 广州 北京 上海
A式:来南京 嚟南京 ??来南京(老); 来南京(新) *来南京
A式:去南京 去南京 ??去南京(老); 去南京(新) *去南京
B式:到南京来 ??到南京嚟 到南京来 到南京来
B式:到南京去 ??到南京去 到南京去 到南京去
C式:南京来 *南京嚟 ??南京来 南京来 (最常说)
C式:南京去 *南京去 ??南京去 南京去(最常说)
A式是广州话表达此类意义的常规结构,甚至基本上是口语中的唯一结构。而在地道的老北京话中,它基本不出现。普通话现在接受A式,但是否已经是优势结构还有待调查。上海话完全没有A式。另一方面,粤语基本不用的B式,则是老北京话的常规说法,也是上海话完全能接受的说法。上海最常规的说法则是C式。C式可以看作“到南京来/去”的省略形式,不过这种省略式在北京很少说,在广州话中完全不说。BC两式的共同点是处所成分在动词之前,这不符合典型VO型语言的特征,只有广州话的常规格式是处所成分在后,符合VO语言核心居前的特点。鉴于A式在当代普通话中颇为常用,为了证实老北京话及以此为基础的普通话确实不以此式为常,我们检查了以语言的北京味著称的老舍作品之一《我的自传》的前面部分,共33节约8万字。结果发现,除了非口语性的简短习语“来此”(还没有“去此”)外,老舍基本不用A式。以非代词为处所的A式只有“来”、“去”各一例,即(53),两句都是连动式,后面还有行为动词,“来/去”已部分带有介词的性质:
(53) a. 她出自名家,有硕士的学位,来伦敦游玩,遇上了他。(第二章)
b. 不久,因教会关系,由易文思介绍他去英国教书。(第二章)
没有见到“来/去”带名词作句中主要谓语的用例。作品中带处所题元的“来/去”句大多是B式,有20多例,其中多数是“来/去”为主要谓语的句子,也有用作连动式中的前一动词的。B式句的前置词主要是“到”,也有少数句子用“往、上”。下面只略举数例:
(54) a. 自从作了学生以后,我时常的到刘大叔的家中去。(一章)
b. 设若你幻想不出——许多人是不会幻想的——请到济南来看看吧。(三章)
c. 有的是要往中国去,所以先来学几句话,(二章)
d. 第一,我不知道上哪里去好:(四章)
此外,老舍也用了一些处所题元在后的“来/去”去,但都用“到”介引,不像粤语那样直接用处所题元作宾语,如:
(55) a. 写完了,许地山兄来到伦敦;(二章)
b. 我的钱也不许我随意的去到各处跑,(二章)
(55) 这样的句子,在吴语中是从不使用的。有意思的是,作品中还出现了一例粤语中难见的C式句,与吴语相似,不过也是在连动句中:
(56) 没人作饭,就外边去吃,(三章)
由以上对比足以看出,“来南京”、“去南京”这类A式句,虽然现在普通话也用开了,其实本是体现粤语特色的句子,是粤语SVO特色更浓郁的表现。普通话的基础北京话原先是基本不用的,而离粤语区更近的吴语更是至今都不用。北京话、吴语等最常采纳的句式都是处所题元在前的,这是与典型的SVO语言不同的。
3.1.3 后置副词状语
粤语有更多的后置副词状语。VO语言总体上倾向于核心在前,因此这一特点也反映粤语更接近典型的VO语言。在普通话中,副词状语都在动词之前,动词后只有补语,没有副词性状语。在粤语中,虽然大多数副词状语也在动词前,但确实有一批副词状语后置于动词,而且这批后置副词状语都是极其常用的,这就值得重视了。当然,要看清这个问题,首先还得面对状语补语之别这个汉语语法学界尚未很好解答的棘手问题。否则,人们可以问:为什么粤语动词后的“先、添、多、少”不能看作补语?为什么普通话的补语不能看作后置的状语?人们不把这些副词当补语,是因为语感上觉得跟真正的补语性质不同。但光有语感,而说不出道理来,还是不够。本人尝试提出一个标准来解释人们的语感。汉语的状语是修饰限制动词的语义的,在语用上没有特殊的功能。带状语的动词通常单独或跟状语一起构成句子的主要信息。而动结式等动补结构在语用上却以补语为主要信息,动词通常是旧信息,而且一般是预设的信息。例如,叫人“慢慢说”,可以是说话人还没说,说话人要求其“说”,“慢”则修饰“说”的方式。而“说慢点儿”则是双方都知道听话人在说,“说”是预设的已知信息,不需要再要求其“说”,而只是要求其“慢”。对已发生情况的陈述也是如此。“他饱吃了一顿”是叙述他吃东西的事情,而“他吃饱了”是预设对方知道他吃东西的事,只是强调吃的结果是饱。其实,普通话也有“多吃一碗”和“吃多了一碗”。前者通常不是在开始吃饭时劝人吃得多一些,而是在食客停下不吃时用来劝人“吃”的,重点还在“吃”(这正是粤语“食多一碗”或“食一碗添”的意思)。而后句只能用在事后,并且已经知道吃过了,只是强调“多”。根据以上这个标准,粤语的“走先”、“问下佢会唔会唱先”、“食一碗添”、“重送花添”、“唱多一只喇”、“买少啲喇”等中的副词“先、添、多、少”都难以算补语,而适于看作后置状语。“我走先喇”是告诉人们自己要“走”了,“走”是新信息,“先”则同时说明与“走”相关的时间状况,是一个附属信息。所以它在普通话中要说“先走了”。其实普通话可以用补语表示动作的时间状况,如“他走早了”。说这话时,双方其实都已知道“他”走的事实,“走”已不是新信息,句子的强调重点不是动词本身,而是补语“早”所表示的时间状况,即走的时间选择得不好,太早了。可见补语和状语在信息结构中的作用显然不同。在普通话中,语序的前后决定了状语和补语的分野,而粤语中与普通话状语对当的成分,即使位于动词后,仍是状语的性质。因此,以普通话为参照,也不失为一个判断粤语动词的副词是状语还是补语的标准。根据这个标准,粤语中动词后的“添、多、少”都是状语而非补语。当然,这只是一个方便的标准。只要对它们作细致的句法和语义分析,也能得出这一结论。后置状语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粤语是更强的SVO型语言。前后置副词状语还导致了框式副词状语的现象,如“食碗添”也可以说成“再食碗添”,“添”和“再…添”都表示普通话“再”之义。这种现象正好也与前置介词构成的框式介词相呼应,如“床上坐”和“在床上坐”都表示坐的位置。它们都反映了汉语不属于典型VO语言和单纯前置词语言的事实。粤语式的后置副词状语在长江以南各大方言中不同程度地存在(参阅曹志耘2000),但就使用的广泛性来看似乎以粤语为盛。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粤语让不属焦点成分的状语占据动词后或VP后的位置,也与已知、有定受事占据宾语一样,都反映了不太符合汉语信息特征强烈影响语序安排的特点,而更遵循VO语言的常见句法规则。
3.2 粤语有更多的前置词语言的特点。
类型学告诉我们,VO语言与前置词之间有和谐关系,而且VO语言也倾向于让介词短语后置于动词,这样就能让前置词位于动词和介词短语之间的居中位置,符合联系项居中原则。比较起来,粤语在汉语方言中是更符合前置词语言特点的。
3.2.1 “来/去”的前置词作用
汉语中存在这“动词+趋向词+处所词语”的结构,如“走进教室”。这里的趋向词虽然是加在前面动词上的补语,但实际上具有介引后面方所题元的类似介词的作用,因为其中的“进教室”成立,而“走教室”不成立。范继淹(1963)早就指出动词后的趋向成分“可以分为两种变体:出现在一般宾语和存现宾语之间的是副词性变体; 出现在处所宾语之前的是介词性变体。”,其中“介词性变体有“上、下、进、出、回、过”。吕叔湘主(1980:34)也提到“跟某些外语比较,当动趋式动词后边是代表处所的名词时,动趋式里的‘趋1’的作用象一个介词,如‘话说出口’,‘走出门来’”。哪些趋向词有类介词作用,各个方言并不相同。普通话限于客观定位的趋向词,如上面范文所举;而主观定位(按说话人位置而定)的趋向词“来、去”便无此作用,例如不能说“走来教室”、“带去日本”等。这也提醒我们,动词“来、去”带处所词语的用法在普通话中确实是新的说法,还没有发展出类介词用法,因为趋向词的类介词用法是由动词语法化而来的(参阅刘丹青2000)。粤语不但客观趋向词有类介词作用,如“爬上山”、“跳落河”、“行入大门”等,而且主观趋向词“来、去”也有类介词作用,如“飞嚟香港”、“行嚟学校”、“开去深圳”、“带去日本”等。这种结构甚至影响到粤语区的人所说的普通话,但粤语语法论著似乎不太注意这一特点。而在吴语中,连客观趋向词也很少有类介词作用。表达“爬上山”、“跳下河”这类意思,上海话要说成“爬到山上音“浪””、“跳到河里”。这与趋向词本身在吴语中的不活跃有关。比如上海话虽也能说“上山”、但更平常的说法还是“(到)山上去”(“到”可省,参阅表2)。“下河”或“落河”则更难接受,而只能说“(到)河里去”。主观趋向词则更没有类介词作用。以上情况列表比较如下(参阅表2):
表3 “来/去”类介词作用比较结构 广州 北京 上海
爬上山 爬上山 爬上山 *爬上山(爬到山上)
跳下河 跳落河 跳下河 *跳下/落河(跳到河里)
飞来南京 飞嚟南京 *飞来南京(飞到南京来) *飞来南京(飞到南京来)
带去日本 带去日本 *带去日本(带到日本去) *带去日本(带到日本去)
这些差异的类型学含义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来/去”是高频常用词,它们的类介词用法使粤语有更多的机会使用“动词+前置词短语”来表示处所关系,而这种形式是前置词语言典型的处所表达法。而相对的“飞到南京来”是一个连动结构,虽然“到”也有前置词作用,但“到+处所词”短语介于“飞”和“来”之间,很难说是在动前还是动后位置。第二,趋向词可以直接带各种名词表示处所题元,而“到”介引处所题元时,假如名词不是“南京”这种专有地名,就必须在名词后加具有后置词性质的方位词,因此类型上已不是纯粹的前置词结构。如粤语的“爬上山”,上海话要说“爬到山上”,而不能光说“爬到山”。因此,趋向词类介词功能发达也降低了后置词的必要性,增加了前置词语言的特色。
李新魁等(1995:580) 注意到,如果遇到复合趋向词与处所词语同现,普通话要把趋向动词拆开,处所词语必须插在客观趋向词和主观趋向词之间,如“搬进屋里来”、“扔下茅坑去”,不能说“搬进来屋里”、“扔下去茅坑”。粤语则是把处所词语放在整个复合趋向词之后,如“搬入嚟屋里边”、“掉咗落去屎坑喇扔下茅坑去了”。根据上文的分析可知,李著所注意到的差异不是孤立的,其关键还在“来/去”的类介词作用。普通话客趋向词有类介词作用,所以可以介引处所题元;而“来/去”没有类介词作用,所以不能直接带处所题元。粤语两类趋向词都有类介词作用,所以都能介引处所题元。上海话两类趋向词都没有类介词作用,遇到上述情况只能说“搬到房间里来”、“掼到茅坑里去”。
3.2.2 差比句式与介词类型
前文表1所引的Greenberg语言共性22条告诉我们,“当差比句唯一语序是‘形容词-比较标记-基准’时,大于偶然性的绝对优势可能是该语言为前置词语言”。粤语的差比句式正是此式,如“高过你”。古汉语的差比句也是此式,如《论语》“季氏富于国”、《礼记》“苛政猛于虎”。这是前置词语言的常规句式,标记也位于基准和形容词之间。普通话的差比句式则是“比较标记+基准+形容词”,如“比他高”。虽然用的标记是前置词,但基准在形容词之前。据Dryer(1992)对625种语言的统计,VO语言基准位于形容词之前的只有汉语语组。可见普通话差比句是相当不合VO语言和前置词语言的语序常规的。这种结构的弱点是标记“比”不在基准和形容词之间。正因为如此,所以普通话也常通过在基准和形容词之间插入一些副词性成分的方法来弥补这一弱点,如“比你来得高”、“比我要胖”等(参阅2.2.2之(43)例)。这种插入的“来得”、“要”已具有后置词的作用,而粤语式的差比句结构上不需要这种成分。所以差比句式也反映了粤语更接近典型的前置词语言。不过,古汉语比较标记“于”是真正的前置词,而粤语比较标记
“过”的句法性质稍有不同。它是加在动词上的补语,所以可以有可能式,如:
(57) 我肥得过你?我当然肥唔过你喇。‘我有你胖?我当然没你胖啦’
这说明粤语与古汉语的差比句式只是类型相似,并无继承关系。但这里的“过”确实有介引基准的作用,即类介词作用,类似3.2.1中的趋向词,还是体现了前置词语言的特点。
3.3 双及物结构问题。
粤语中给予义的双宾语结构是直接宾语前置于间接宾语。参照2.2.3的分析可知,该句式主要受结构紧密度原理制约,而生命度、话题性作用不大。普通话双宾句则相反,间接宾语前置于直接宾语,这是高生命度高话题性成分先行的原理在起作用。联系粤语的其他特点,如已知有定宾语后置、非焦点的状语后置等,可以看出这里存在着一个统一的倾向:粤语相对于普通话来说,较受句法结构规律的制约而较不受信息结构的影响。另一方面,粤语和普通话的双及物结构在表层差异下也存在共同点。双宾结构在两种话里都是有条件的。真正基本的给予类双及物结构在两种话里都是“动词+受事+与事介词+与事”,这已不是真正的双宾结构。如粤语“老师送咗三本书畀个学生”(较老的广州话也用更虚化的“过”做与事标记)、普通话“老师送了三本书给那个学生”。对双宾语结构的限制突出表现在宾语“重度”(heaviness,即长度和复杂度)上。当两个宾语(特别是靠近动词的那一个宾语)长而复杂时,两种话都会采用这种最自由的结构,如:
(58) 粤 我送咗一本上个月口岩口岩出版嘅畅销书*(畀/过)一个我读中学时候嘅同学。
(59) 普 a. 我送了一本上个月刚刚出版的畅销书给一个我读中学时候的同学。
b. ??我送了一个我读中学时候的同学一本上个月刚刚出版的畅销书。
(58)显示当两个论元特别是前面的受事较复杂时,必须在与事前插入介词“畀”或“过”。(59)则说明当两个论元特别是与事复杂时,普通话也只能放弃双宾式,而要把与事放到后面去,并用介词“给”引进,类型上粤语的(58)相同。而且,据张双庆(1997),当受事复杂而与事简短时,粤语也可以将与事放在前面,结果和普通话语序相同,如:
(60) 我畀你几千文同埋一张机票。
普通话和粤语的双宾式除了受重度的制约,都还受有定性的制约。双宾语最适合的情况是受事无定而与事有定。假如情况相反,很难用双宾语。由于直接宾语也不欢迎有定的名词,所以一个好办法是用“把”字句,让有定的直接受事位于动词前:
(61) 普 校长给了那位同学一个足球。~ ?校长给了一位同学这个足球。~ 校长把这个足球给了一位同学。
(62) 粤 校长畀咗一个足球呢位同学。~ ?校长畀咗呢个足球一个同学。~ 校长将呢个足球畀咗个同学。
此外,给予义以外的双宾语,普通话和粤语的语序也是共同的,如:
(63) 普 他偷了我钱包。~ 粤 佢偷咗我银包。
(64) 普 王先生教我们数学。~ 粤 王先生教我口地数学。
总之,由于粤语总体上较受句法规则制约而普通话较受话题、焦点之类话语因素制约。这一差异导致给予类双宾语结构的方言差异。除此而外,两种方言的双及物结构表现出一种内在的一致性,它们受一些共同规律的制约,例如“重”成分后置规律的制约。
3.3 粤语和普通话的量词句法差异
比起普通话来,粤语的量词是句法化程度更高的词类,其很多功能都已成为强制性的句法规则,而在普通话中量词使用的强制性要小得多。第一,定指功能。在主语位置、“将”字后面,“量+名”都有定指作用,但没有远近指作用,其地位相当于英语中的定冠词。如“条仔那家伙、个人客这客人、份文件那文件、架车这辆车、啲细路仔哪些小孩”(“这”、“那”的翻译可以根据语境变化)。这种用法基本上是强制性的,比指示词更有强制性,因此已经是句法功能而不仅是语义功能。例如,普通话句首或主语位置可以用光杆名词表示有定,如著名例句“客人来了”。而此时粤语口语却强烈倾向于加上量词,要说成“位人客/啲人客嚟咗喇”。由于存在这个句法差异,粤语带量词的句子翻译成普通话时不必处处译出指示成分,因为只要意义明了,普通话是不必使用有定指示词的,正像普通话也不必处处译出英语的定冠词。
第二,有指(specific)功能,又称为个体化 (individualization) 功能。在普通话中,只要不是有定,不管是有指还是无指(non-specific)都可以省略数量词语而用光杆名词充当宾语。而在粤语中,只要是有指的宾语,就强烈倾向使用量词,可见其句法化程度。比较:
(65) 粤 我去买(本/啲)电脑书。~ 普 我去买(本/点儿)电脑书。
(66) 粤 我琴日买咗*(本/啲)电脑书。 ~ 普 我昨天买了(本/些)电脑书。
(67) 粤 佢卖咗*(间)屋还钱。~ 普 他卖了(间)房子还钱。
例(67)的“电脑书”可以是无指的,所以粤语和普通话都可以省去量词。后两例中的“电脑书”、“屋/房子”都是有指的,在粤语中必须用量词,但在普通话中仍可省去量词。
第三,定语标记作用。粤语量词除了兼作领属定语标记外(见1.1中的(4), (5)例),还可以帮助介引多种定语,包括关系从句,而这些功能普通话量词都不具备。如:
(68) a. 佢打烂晒客厅啲嘢 ‘他把客厅里的东西都砸坏了’
b. 咁大只猫重唔会捉老鼠 ‘这么大的一只猫还不会抓老鼠’
c. 我口地口係法国食啲嘢几好食咖。 ‘我们在法国吃的那些东西挺好吃的’
粤语量词的以上功能,在量词发达的壮侗语言、苗瑶语言和越南语中都是常规用法。可以认为,它们是发达的量词型语言的重要特征。另有些功能,像“呢间房好大间”这类“形+量”作谓语的例子,也只能在量词发达的语言中形成。与此构成对比的是指示词-数词型语言,如英语。这类语言用指示词表示有定功能,用数词表示有指功能。表示指称义的冠词也由指示词或数词而来,如英语定冠词the与指示代词that/this同源,不定冠词a/an与数词one同源。普通话大体上属于量词型语言,因为在名词受数词限制时量词基本上是强制性的,但普通话还算不上量词发达型。尤其是北京话,有些方面还接近指示词-数词型语言,所以粤语量词的很多功能在北京话中常靠指示词或数词来完成(参阅1.1)。
4. 结语
粤语是比普通话更典型的SVO语言,表现在VO结构更常见,“把/将”字句使用偏少,位移动词“来、去”可以直接处所宾语、有更多后置状语,受事的位置受VO等句法规则影响大而受话题-焦点一类话语因素影响较小。粤语也属于前置词语言特色更强的的类型。表现在趋向词包括客观趋向词和主观趋向词都能在动词后介引处所题元,有类前置介词的作,比较句采用“形容词+标记+基准”的语序等。粤语和普通话在给予类双宾语结构上语序不同,分别遵循结构关系接近度原则和生命度及话题性原则,但两者都遵循更基本的双及物结构的语言共性,即让与事在直接受事后充当介词宾语为最不受限制的结构。粤语是量词句法功能更为突出的方言,量词除了给名词分类外,还有定指功能、有指功能或称个体化功能、定语标记功能等。这些功能都比较句法化,从而使其量词在句法上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普通话量词。相应的功能在普通话中要通过数量短语、指示词短语等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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