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革编年史》：听说，有一种人叫“红卫兵”……

《我的文革编年史》：
听说，有一种人叫“红卫兵”……
一次在诗歌朗诵会上与复旦罗博士的偶遇促成了我看《我的文革编年史》的机缘，看的时候是人很少，除了创作者外，只有几位老师和对此颇感兴趣的年轻人，因而能够在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里比较细致的把全片欣赏了一遍。当然，首先要感谢大名鼎鼎的先锋派作家徐星，得亏这位大作家摇身一变为纪录片导演，没有他的工作，这里一切的讨论都无从谈起。

本片编导徐星
我看到的版本时长八十余分钟，其内容大体与片名紧扣，就是以徐星先生个人在文革时期的经历为主线，按照时间线索重新勾连了一遍，其叙述形式主要是重访当事人，并联系当年的某些事件有一些发散性的内容。全片起始于少年徐星给同班同学的一封情书，事隔多年后当年的暗恋对象重返镜头前，讲述这封情书给徐星带来的多舛命运：惊慌失措的女同学将信交给班主任，班主任卑鄙的将此作为“罪证”上告，徐星因之只能流浪异乡……其间又穿插了文革期间第一个被打死的女教师、重庆地区爆发的大规模武斗、因创作《知青之歌》饱受牢狱之灾的青年作曲家任毅等相对独立的故事，此外还有一些小故事相对游离：譬如对现今热火朝天的韶山“红色旅游”的采访、重访当年流浪到青岛时一位收留徐星的好心人等等。（详细介绍参见）

韶山树立的毛主席铜像，本片中也记录了一些游客在导游的带领下向铜像集体鞠躬，并双手合十祷告的一幕。此外，如果你现在去韶山旅游，导游多半会绘声绘色的告诉你一个故事：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上午，毛泽东铜像揭幕仪式暨毛泽东诞辰百周年大会在这里举行，时任国家主席的江泽民为铜像揭幕，山冲里出现了奇异的自然景象。上午十点多钟，天上日月同辉，山上的杜鹃花也在冬日里竞相开放，日月花木都在为伟人重返故里而动情。类似的故事还有：一九九七年，中央电视台在铜像广场举行“心连心”演出活动，演出前，天依然在下雨，演出一开始，天就放晴了，演出活动得以顺利进行。演出活动主持人赵忠祥感慨不已地说：“我们从感情上也相信，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在保佑我们。”现在，导游小姐继续用自己对领袖真诚的爱戴之情向记者们诠释这种自然的巧合。
坦率的说，本片的艺术水准尚显一般。一来片子本身的线索有些杂乱，看得出作者是想将私密化的个人记忆与宏大的历史叙述结合起来，但寻找的结合点不够巧妙，从而显得有些散乱。如果说只是一个纯粹的编年体纪录，那本片的广度显然很欠缺，大量的标志性事件没有收罗进去；如果只是针对某一个具体事件的深入挖掘，那每一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交待得又过于含混；再加上作者随时可能切入叙述的个人经历，杂糅在一起让本片的整体节奏显得比较紊乱。所以，我个人认为《我的文革编年史》在艺术上不是一部成熟的纪录片。（值得一提的是，徐星先生为了避免纪录片的“专题片化”而特意没有在片中给被采访的当事人打字幕，这无形中也增加了欣赏的难度，不过徐先生这个说法倒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似乎关乎本体论的命题：究竟什么是纪录片？纪录片跟专题片的本质区别究竟在哪里？）

佩戴“红卫兵”袖章的毛泽东
但是，这本就是一部作家玩票的作品，本就无须跟专业的纪录片相提并论，我相信对于徐星先生而言，创作本片乃是源于其内心深处的原始冲动，来自于其抹不去、化不开的浓郁记忆，因此，这部纪录片是相当有诚意的。雪芹爷写《红楼梦》“字字看来皆是血”，徐先生可能没这么惨烈，但其精神实质却是与雪芹爷相通的。所以，本片是一部有诚意、有真情的纪录片，单就这一点而论，就要比时下荧屏上数不清的乐色强得多。
而对现在的年轻人（改革开放后出生）而言，《我的文革编年史》是一部历史扫盲教育片，由其所引发的思考恐怕比片中内容本身要重要的多。
1. 多元的历史与真实的共识
《我的文革编年史》让许多年轻人开始感叹那段岁月的荒谬和不可思议——我个人就对大跳“忠”字舞极为不解，按说汉民族是一个内敛、喜怒不形于色的民族，逢年过节都难得跳一回，怎么那十年间个个都成了行为艺术家？据说在大街上见到面都要跳，何其怪哉！所以看罢此片，许多人开始感叹那段被有意无意尘封的历史的悲哀，感叹自己没有了解历史的真实。当然，这个问题影视工作者是有责任的，现今最有影响力的大众文化传播形式应当就是影视剧，但在影视剧里关于文革的记忆凤毛麟角，而且往往让位于某种异化了的极端表达——突出代表就是《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童话式的描写，在我看来确实流毒不浅。

比较典型的忠字舞造型，回家翻一翻父辈的相册，他们大都有过类似的摆拍
当然，我并不否认姜文那部电影的艺术成就，在《活着》解禁之前，起码他的作品让大多数青年观众知道了还有“文化大革命”这么一回事。要知道，以谢晋导演为代表的一批反思文革的“伤痕”电影（姑且这么称呼吧）早就被时代的洪流裹胁而去了，我幼时还跟着爸爸妈妈一起看过《芙蓉镇》，除此以外的记忆就是《妈妈再爱我一次》和接下来的引进大片了……社会发展到今时今日，空前多元的文化市场已经把谢老的作品完全打到了学者研究的故纸堆里，从观众的角度而言，那批电影死了。
所以，历史被掩盖了。清朝的辫子、明朝的太监、唐朝的大胸女，一个个畸形的、狂欢的历史符号被生产、消费，菊花盆景和叔嫂通奸成了孩子们对祖先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感谢易中天和当年明月吧，要不是他们恐怕大多数年轻人还都以为周瑜是被诸葛亮气死的、明朝的锦衣卫个个飞檐走壁……

80年代后出生的人恐怕对这部电影不再有印象——专业的研究者和发烧友除外
但是，在解决“我从哪里来”的问题之前遑论“我向哪里去”？人活着就不能没有历史，即使某些人想让人们忘记，人们还是会像打了鸡血一样找寻每一个获得历史真相的途径——《百家讲坛》火爆的原因大家心照不宣，而《我的文革编年史》第一次小规模放映就吸引了众多闻风而来的年轻人，恐怕也是这个道理——不信你放部主旋律试试。
于是，市场机会出现了：人们（特别是年轻人）想知道历史，而《我的文革编年史》又恰巧提供了机会，在这样一个患有“历史饥渴症”的社会里，年轻人们首先是有的看，然后才能去谈质量——《我的文革编年史》的最大意义正在这里。
但是——我又说“但是”了——愤青们的偏激思想也可能抹煞对历史叙述的应有态度，的确，我们是被蒙蔽了，我们不知道我们应当知道的许多东西，可我们也得牢记伏尔泰那句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历史本就是一个多元的东东，从来就没有一个所谓绝对真实、客观、全面的历史存在过（想想英美法庭上的证人誓词吧，那绝对违背哲学原理）。历史永远只存在每一个叙述主体的叙述中，然后碎片式的拼贴起来（历史教科书不过是装裱得好看的碎片而已）。《我的文革编年史》讲述了那段苦痛的历史，控诉了当权者，控诉了权力集团，但是——我还是必须得说“但是”——这也只是徐星先生的个人呈现，内里究竟有些什么，还有赖每一个个体的私密化探询。

1967年4月10日，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召开批斗王光美大会，注意看远处的标语，刘少奇的“少”字特意被倒置，我个人认为这是极富创意的装置艺术作品
不过单纯的强调多元只会陷入相对主义的泥潭，历史是有真相的，这“真相”乃是来自全社会对某一历史事件所达成的共识，是全民族、整个社会共同体赖以建立意识形态体系的基础性认识。譬如文革是浩劫，蒋介石是坏蛋，这就是无需争论的，也许某一天会被颠覆，那也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整个社会需要颠覆才会颠覆——难怪克罗齐说：“一切历史皆是当代史”，诚哉斯言。
总之，一个历史事件首先要被纳入讨论视野，才有可能达成共识，如果被全民共谋性的遗忘了，那根本就无所谓“真实”不“真实”：譬如我们不会讨论马里帝国14世纪内乱的成因，因为那与我们没有关系，此事“真实”与否压根不进入我们的视野。（当然，历史学家和爱好者对任何一个历史问题都是有兴趣探讨的，这完全是私人行为。）

1966年5月29日，北京清华大学附中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并带头批斗该校领导人。自此，华夏大地上的师道尊严彻底沦丧
《我的文革编年史》使得年轻人们有机会寻求、辩论、然后达成关于这段多元化叙述的历史的真实的共识，所以，我庆幸我看了这部片子。但是，问题也接踵而来：究竟是谁在妨碍我们获知真相？或者说，是谁在妨碍我们在向可能获取真相的途径上进发？
2. 国人的劣根性
片中采访了一个头发花白的老者，徐星先生问其对文革实质的看法，老者回答：“权力斗争呗！”又问如何防止文革重演，老者回答：“民主!”
老者的形象立马就高大了起来，一针见血啊，那帮祸国殃民的孙子！
但是，问题真就如此简单？一段“史无前例”的历史啊，要知道，中国有着五千年超稳固、人吃人、禁锢沉闷的封建社会历史，独夫民贼层出不穷，哪一个人能有如此能耐掀起一场触及灵魂、令伦理道德和血缘亲情毁于一旦的空前荒谬的窝里斗？
板子要打在当权者的身上，但是当权者哪里来？为什么美国不可能有文化大革命？


惨遭揪斗的彭大元帅
想来想去，还是硬充大尾巴狼的想起了“国人的劣根性”这几个字。
文革是一场全民族的浩劫，每一个人都是文革惨剧发生的促动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一个人的手上都沾着老舍的血，甚至包括某些受害者。柏林有块墓碑上刻着这样一段话：“他们起初追杀你们，我说我不是共产主义者，与我何干；尔后他们又追杀犹太人，我说我不是犹太人，与我何干；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这段话及于国人，恐怕相当贴切。
文革之所以惨烈，其祸根其实早已种下。文革前彭德怀元帅万言书犯上，但怎么庐山会议只有寥寥数人为其辩白？——彭帅当年整粟裕，逼着刘伯承做检讨恐怕早就失尽人心了吧？狗咬狗，一嘴毛，都不是好鸟。所以，文革的反思必须及于每一个国人头上。

从1966年8月至11月，毛泽东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接受检阅者达上千万之多。红卫兵也由最初的非法地下组织转为公开，并迅速风靡全国。这是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时的壮观场面
再往深了想想，恐怕跟我们缺少基督教文化有关？
基督教讲原罪、讲忏悔。做错事不可怕，每个人都会做错事，错了就忏，忏完再错，错完还忏，总之循环往复，倒也形成了精神层面的某种良性循环。而我们国家讲究避讳，为尊者讳、为长者讳——说到底就是为自己讳，错了也不说错了，总之咬紧牙关，打死也不说。
整天嚷嚷人家日本人不谢罪，可人家那事毕竟已经过去六、七十年了，文革结束才三十余年，我从没见过哪一个中国人道过歉！抽老舍的鞭子自己会动？一个自己不知忏悔的民族，有什么资格要求别人忏悔？（当然，坚决反对任何人参拜靖国神社、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日军侵华那么多年，有没有砸毁过我们的大件文物？祖宗的一点宝贝，全被“破四旧”给破掉了——好在蒋介石还打包带走了点，不然全歇菜。

浑身戴满毛主席像章的解放军战士——更有甚者，据说当时有不少人为表忠心直接将像章别进肉里
也许儒家文明真的缺少这种内省、自审的东西——也许是被后人阉割掉了，姓曾的子曾经曰过：“吾日三省吾身”，看来儒家老祖宗还是讲这一套的。
于丹老师怎么不讲讲这个？
3.有意义的启蒙
《我的文革编年史》第一次试映，我的老师就潸然泪下——老师的家庭文革时曾受过冲击，她自己也有过不堪回首的流浪生涯。我从未见过老师如此伤心，于是自己也难过起来。
难过了一会，突然就想到了“启蒙”——短小精悍的词，顿觉响亮无比。现在的知识界似乎耻谈“启蒙”——连“后现代”都是玩过的花活了，启蒙早不入学者、教授们的法眼。
但是，我们真的被启蒙了么？
最近翻维特根斯坦的书玩，觉得维大师谈的“有意义”这个概念颇有意义。一个问题被提出，能不能回答，关键看其有没有意义——活学活用一回：启蒙是否完成，也要看其有没有意义。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造就了骨肉分离的无数人间惨剧。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天浴》、《孽债》等影视剧，本片中也记录了一个从北京去黄土高坡，然后被遗忘在那里至今仍未返京的老知青的故事——他现在为当地学校看大门，言谈中还保留着一口流利的京片子
有意义的启蒙，不应是仅仅局限于知识分子内部的“书斋里的革命”（朱学勤先生的书名），一场思想解放运动，不惠及每一个有智商的头脑，那就形不成社会意义上的“有意义的启蒙”。我们需要的启蒙，乃是顺藤摸瓜的，文革为什么会发生？顺着文革的藤摸过去，一大串累累果实迟早会现于眼前（反右、大跃进、1989……）。
启蒙应当是反思整个民族文化的，要敢于承认自己不如人家，动不动就“历史悠久、泱泱大国”。说“久”，埃及人就发笑；说“大”，俄国人就发笑。批判就批判到底，不要怕摧毁，不清空场地，怎么盖金茂大厦？况且真金不怕火炼，民族文化中的真东西是批不垮的。
也许启蒙会从一个极细小的角度出发，但其后果却是无论怎么估量也不过分的。当然，一旦真正的思想自由和启蒙发动，恐怕井喷效应立即形成，搞不好天就要塌下来，神州就要陆沉——即使这样也不必害怕，有意义的启蒙应该是不设定禁区的，李大钊先生在批判老牌资产阶级学者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时就曾明确指出，要解决每一个问题，就得有一个总解决的希望——系统不重装，熊猫烧香是杀不净的。沿着有意义的启蒙道路走下去，功到自然成。

毛泽东与林彪，后者在其“接班人”地位被写进党章两年后叛国坠机身亡
有意义的启蒙，乃是将批判矛头指向知识分子自身的。在后工业时代的网络社会里，知识已经不能成为区分人与人的标准，每一个知识点都可以方便、快捷的在网络上获取。我认为之所以文革后的所谓启蒙是没有意义的“伪启蒙”，症结（也许是表象）就在于发起此启蒙的知识分子本身有了先验的合法性，而21世纪的中国，有意义的启蒙必是将腐朽、堕落、与社会脱节的无意义的知识分子阶层一同清算的思想运动——那些文革中受害深重的知识分子现今多已成为既得利益阶层。
老师说，有一次她跟年轻人谈及文革，有个孩子眨着无辜的大眼睛煞有介事的说道：“听说，有一种人叫做红卫兵？”然后老师就唏嘘不已：教育失败至此，历史老师们情何以堪？
总有一天要启蒙的，九斤老太“一代不如一代”的论断早已证明是虚言，80后、90后不比长辈们愚蠢，而且他们所获取的知识——起码是知识视野——要比先辈们广博得多，他们之所以浑浑噩噩，乃是因为有人有意识的蒙蔽了他们。被蒙蔽无罪，搞启蒙有理！在知识爆炸而且轻易及于每一个独立个体（有独立人格的个体）的今天，有意义的启蒙迟早会由某种原发性、内在的途径喷薄而出，一旦发生，便如涛涛江水连绵不绝，又如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毛、林共同接见红卫兵，看看那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恐怕杨丽娟对刘德华的感情也不及这些孩子对他们所簇拥的那个胖老头的一往情深
德国人正是这么过来的，卸下了历史重负的他们，可以在电影里随性的恶搞希特勒（参见），看似没啥意思的无厘头喜剧，但经历了那般沉重的德国人民可以看后轻轻一笑，岂不是心灵的大解放、大轻松？
只有有意义的启蒙，才能真正卸下我们的民族的重负，没了重负的中国人，才能理直气壮的教训日本人，才能傲然全力的奋发向上。过去不交待清楚，是没办法“一切向前看”的。澳大利亚总理不是向“被偷走的一代”公开道歉了么？我等着中国的这一天。
到那一天，我就理直气壮的告诉那个孩子，红卫兵不是“听说”的，你爸你妈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