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的战争3

凯恩斯1919
    本章导读    凯恩斯称黄金为“野蛮的遗迹”，这一“脍炙人口”的评价在中国早已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了。凯恩斯妖魔化黄金的动机是什么？曾经坚决反对通货膨胀的凯恩斯，怎么会变成了黄金的死敌？    格林斯潘４０岁时，仍然是金本位坚定不移的捍卫者，等当上了美联储主席之后，对黄金问题就开始顾左右而言它。虽然到２００２年时，他仍然承认“黄金是所有货币的最终支付手段”，但是他却“旁观”了９０年代西方中央银行家们联合打压黄金价格的阴谋。    为什么国际银行家和他们的“御用”理论家们如此厌恶黄金？为什么凯恩斯的“廉价货币”理论如此受宠？    在人类长达5000年的社会实践中，无论什么时代，无论什么国家，无论什么宗教，也无论什么种族，黄金被世人公认是财富的最终形式。这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决不是凯恩斯等人几句轻飘飘的“黄金是野蛮的遗迹”就能化解的。人民对黄金与财富的必然联系早已成为生活中的自然逻辑。当人民对政府的政策和经济形势不看好时，他们可以选择将手中的纸币兑换成金币,以等待恶劣的形势出现好转。纸币自由兑换黄金实际上成为了人民最基本的经济自由的基石，只有在此基础之上，任何民主和其它形式的自由才具有实际意义。当政府强行剥夺人民将纸币兑换黄金这一与生俱来的权力的时候，也就从根本上剥夺了人民最基本的自由。    国际银行家们非常清楚，黄金决不是普通的贵金属，从本质上看，黄金是唯一的、高度敏感的、深负历史传承的“政治金属”，处理不好黄金问题，是会在世界范围内掀起金融风暴的。在正常的社会状况下，废除金本位势必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甚至是暴力革命，只有在极端特殊的情形下，人民被逼无奈才会被迫暂时放弃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力，这就是为什么银行家需要严重的危机和衰退。在危机和衰退的威胁之下，人民最容易妥协，团结最容易被打破，舆论最容易被误导，社会注意力最容易被分散，银行家的计谋最容易得以实现。所以危机和衰退被银行家们当作对付政府和人民最有效的武器在历史上被反复使用。    １９２９年以来的严重经济危机被国际银行家们“因势利导”地达成了正常状态下极难实现的“废除金本位”的大业，从而铺平了通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金融大道。    1.来历不简单的凯恩斯    很明显，凯恩斯在1919年参加巴黎和会时就已经认识到了通货膨胀对人民和社会所造成的巨大的潜在伤害，他在那本使他一夜成名的小册子《和平的经济后果》中，深刻而尖锐地指出了通货膨胀的实质，而德国1923年的超级通货膨胀已经完全验证了通货膨胀的巨大杀伤力。    这一点恰如40岁发表《黄金和经济自由》的格林斯潘，在文章中格老对通货膨胀的见地与凯恩斯如出一辙，他指出：    “在没有金本位的情况下，将没有任何办法来保护（人民的）储蓄不被通货膨胀所吞噬，将没有安全的财富栖身地。这就是那些福利统计学家激烈反对黄金的秘密。赤字财政简单地说就是没收财富的阴谋，而黄金挡住了这个阴险的过程，它充当着财产权的保护者。如果人们抓住了这一核心要点，就不难理解有人对金本位的恶意诽谤了。”[5.2]    正如格林斯潘所指出的那样，金本位牢牢地遏制了通货膨胀的泛滥势头。从这个意义上讲，凯恩斯和格林斯潘都应该是金本位的坚定拥护者，他们又何以一个后来将黄金贬低为“野蛮的遗迹”，另一个平步青云之后干脆绝口不提黄金的货币地位了呢？对格林斯潘而言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当格林斯潘投入了JP摩根的怀抱，荣任JP摩根公司和其它华尔街银行的董事的时候，他开始明白金融江湖有金融江湖的规矩。    当全世界的聚光灯都聚焦在格林斯潘深不可测的皱纹里的时候，恐怕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他这个汉献帝背后的曹操——纽约美联储银行才是真正的决策者。2002年在国会听证会上被德州议员保罗（RonPaul）追问急了，格林斯潘才表示自己从未背叛1966年的观点，他至今仍然认为黄金是所有货币中的“最终支付手段”，美联储只是“模拟”(Mimic)着金本位制度。    凯恩斯的情况与格林斯潘有所不同。    美国著名学者莫瑞．罗斯帕德(MurrayRothbard)对凯恩斯的人格特征有一个深刻的描述，他认为凯恩斯的极端自我中心主义、以英国统治精英自居和对社会道德的蔑视，对他的思想体系有着直接的影响。    尤其是在英国剑桥大学的秘密组织“使徒会”（Apostle），对凯恩斯的影响尤为巨大。欧美大学中的这种秘密组织，决不像平常人理解的大学同乡会或文学社之类的松散社团，它们更像是深负宗教使命的精英核心，有的历史长达百年，并且是终生保持紧密联系，构成了西方社会统治阶层最坚不可摧的利益集团。剑桥的“使徒会”由三一学院和国王学院的最优秀的１２名成员所组成，这些人不仅要绝顶聪明，而且要出身显赫，每一个人都注定会成为英国统治阶层中的一员。他们每周六在一处秘密会所聚会，讨论范围从哲学、美学到政治、商业。他们有自己严格的清规戒律，同时也蔑视社会的普通道德，他们自认为拥有人类最智慧的头脑，他们认为自己天生就是世界的统治者，并相互之间反复灌输这一信念。凯恩斯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这样说道：“我们这种道德上的优越感是不是有些自大狂？我有一种感觉，这个世界上的绝大多数人从来就看不见任何事物（的本质）（因为）他们太愚蠢，或者是太邪恶。”［5.3］    在这个圈子里，除了凯恩思和著名哲学家罗素这样的学者型精英，还包括罗斯切尔德男爵这样的金融巨头。离开剑桥之后，每周六仍然参加“使徒会”秘密会议的成年使徒被称为“天使”，他们积极参与选拔新使徒和其它活动。    比凯恩斯小几岁的维克多.罗斯切尔德（VictorRothschild），就是那位掌握着整个大英帝国货币发行权的内森.罗斯切尔德的嫡孙，男爵封号的第三代继承人。维克多与凯恩思同是美国“外交协会”（CouncilofForeignRelationship）和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协会（RoyalInstituteofInternationalAffairs）的积极倡导者，这两个组织可谓是欧美政界的“中央党校”，近百年来为欧美统治集团输送了大批“干部”。    维克多按欧美家族银行的惯例在美国JP摩根银行工作过一段时间，对华尔街非常熟悉。他还是荷兰壳牌石油公司的董事。维克多曾任英国情报部门（MI5）的高官，后来担任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安全顾问，他的叔叔爱德蒙.罗斯切尔德男爵被称为“以色列之父”。在维克多的引见和提携下，悟性极高的凯恩斯很快就嗅出了廉价的债务货币和通货膨胀理论，才是当时国际银行家孜孜以求的主攻方向。    凯恩斯对他自己政治上的谎言很少感到不安，因为他根本不需要受普通人的道德规范约束。他习惯性地假造数据来符合他的经济理念。恰如罗斯帕德指出的那样，“他认为原则只会妨碍他在正确的时刻取得权力的机会。因此，他愿意随时改变以前的信仰，在特定的情形下，即使为了一枚硬币，他也会这样做。”[5.4]    凯恩斯明白一个经济学家要想他的学说成为“显学”，就必须有金融和政界的大腕们在幕后和台前叫好，按现在的名词叫被“捧红”。当凯恩斯辨明“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之后，他立刻施展出他真正的天赋：雄辩的口才和惊人的推销能力。    在亚当.斯密、李嘉图和马歇尔的光环之下，剑桥似乎理所当然的会成为世界经济理论的发源地。作为马歇尔亲手挑选的接班人，凯恩斯处在一个极为有利的位置上。１９３６年，他的主要著作《货币、利息和就业通论》（TheGeneralTheoryofEmployment,InterestandMoney）出版之后，国际银行家对这样对他们心思体察入微的经济学理论当然是爱不释手，政治家们对这种“借钱、印钱、花钱”的廉价货币政策则表现出欲就还推的姿态，争论与叫好立刻席卷了学术界。    凯恩斯早已确信他的廉价货币思想必将得到国际银行家和政治家的大力支持，受到最大损害的普通人民本来就“太愚蠢，或者是太邪恶”，剩下来就是搞定学术界了。首先凯恩斯宣布了以他为代表的现代经济理论和老旧传统经济理论两大阵营的对立，然后进一步宣称，他那本艰涩的新经济“圣经”只有“３０岁以下的年青经济学家才能看懂”。这一宣称立刻受到青年经济学家的欢呼，保罗.撒缪尔森在给朋友的信中喜不自胜庆幸自己还不到３０岁，他说：“年青真好”。但就是这个撒缪尔森也承认《通论》是一本“写得很糟，组织混乱，充满混淆的书。［5.5］    美国的学者认为，如果这本书是美国中西部一个偏远学院教授写的，可能连发表都困难，更不要说名垂青史了。2.胡佛总统照镜子：里外不是人    1932年的总统大选在一片经济萧条的肃杀之中拉开了序幕，1300万的失业人口、25%的失业率，让现任总统胡佛倍感压力。面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罗斯福对1928年以来经济政策的猛烈抨击以及对胡佛总统与华尔街银行家势力的紧密关系的严厉指责，胡佛总统保持了耐人寻味的沉默，但是他在自己的备忘录这样记录了他的真实想法：    “在回应罗斯福对我应该为（1929年的）投机风潮负责的声明时，我思忖再三，不知道是否应该把美联储1925年到1928年在欧洲势力的影响下故意实施通货膨胀政策的责任曝光，我当时是反对这种政策的。”[5.6]    胡佛总统的确有些冤枉，他虽然贵为美国总统，但是对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却没有太大的影响力。由于政府没有货币发行权，如果私人拥有的纽约美联储银行不配合，任何政策都是空谈。    胡佛总统在华尔街失宠始于在德国赔款的问题上偏离了银行家的既定方针。原来，在1929年由摩根策划的杨计划（YoungPlan）以增加德国债务负担为代价，通过在华尔街发行德国债券的方式为德国募集战争赔款，自己在承销债券发行的过程中爆赚一笔。1931年5月，不曾想该计划开始执行不久，就赶上德国和奥地利的金融危机，罗斯切尔德家族银行和英格兰银行的拯救行动未能遏制危机的蔓延，摩根等华尔街银行家不愿看到刚开了个好头的杨计划中途夭折，立刻由摩根的合伙人拉蒙（Lamont）给胡佛总统打电话，要求美国政府同意给德国政府偿还战争债务放个短假，等德国金融危机消停一些再恢复。拉蒙还警告说如果欧洲金融系统一旦崩溃，美国的衰退也会加剧。    胡佛总统早已答应法国政府任何涉及德国战争赔款的事，要先征求法国政府的意见，作为政治家的胡佛岂能出尔反尔，所以胡佛立刻不客气地回答：“我会考虑这件事，但从政治的角度考虑，这件事不太现实。你呆在纽约是不能了解作为一个国家整体而言，对这些政府之间债务的情绪的。”[5.7]    拉蒙也毫不客气地撂下话：“这些天你肯定听到了不少传言，有人准备在1932年的（共和党）大会上，让你的班子靠边站。如果你照着我们的计划来做，这些传言就会在一夜之间烟消云散。”最后，拉蒙还递上一根胡萝卜，如果事成，功劳全归总统。总统考虑了一个月，最后只得低头。    到了1932年7月，拉蒙再次派人前往白宫告诉总统应该重新考虑德国的战争赔款问题，这一次胡佛忍无可忍，他充满怨愤和沮丧地吼道：“拉蒙把事情整个搞错了。如果有一件事情是美国人民所痛恨和反对的话，那就是这种合谋（豁免或推迟德英法对美国的债务）触犯了他们的利益。拉蒙并不理解席卷全国的（对银行家的）愤怒情绪。他们（银行家）是想我们（政治家）也成为‘黑帮’的同谋。或许他们（银行家）已经和德国人就赔款达成了协议，但却是以最糟糕的方式完成的。”[5.8]结果胡佛拒绝了华尔街的要求，法国出现了偿付拖欠。    更令华尔街银行家怒不可遏的是胡佛总统对股票市场做空行为的穷追猛打所牵出的一系列金融丑闻，再加上空前的失业率、凋敝的经济和惨遭股市洗劫的人民，各种力量集聚成一股对华尔街银行家的强烈愤怒。胡佛总统自恃民意可用，于是与银行家撕破面子，一心要把问题搞大。胡佛直斥纽约股市是一个由银行家操盘的大赌场，市场做空的投机分子阻碍了市场信心的恢复。他警告纽约股票交易所总裁惠特尼，如果不限制股市做空行为，他将启动国会调查行动并对股票市场进行监管。    华尔街对总统的要求回答得简单而干脆：“荒谬！”    准备拼个鱼死网破的胡佛总统于是下令参议院银行与货币委员会开始调查股市做空行为。气急败坏的华尔街立刻派拉蒙到白宫与总统与国务卿共进午餐以求中断调查行动，总统不为所动。[5.9]    当调查扩大到20年代末的股票操盘黑幕后，大案要案纷纷被抖落出来，高盛集团、摩根公司等诸多股市丑闻被大白于天下。    当股市暴跌与经济大萧条的逻辑关系被清晰地展现在公众面前时，人民的怒火终于聚焦在了银行家的身上。    而胡佛总统和他的仕途也同时断送在银行家和人民的双重怒火之中。代之而起的就是被称为美国20世纪最伟大的总统–佛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    3.谁是佛兰克林.德兰诺.罗斯福    “正如你我都知道的那样，真实的情况是巨大的（权力）核心中的金融力量从安德鲁.杰克逊总统时代开始就控制了政府，这个国家将要重复杰克逊时代与银行的斗争，只是在更大和更广的基础上罢了。”[5.10]    1933年11月21日罗斯福    罗斯福的这一番“真情告白”多少有些像当年的威尔逊，如果说威尔逊的确是学者出身而不谙银行家们的手法，那么以罗斯福的经历说出这样一番高论则多少有些做作。对现任总统与华尔街暧昧关系作为攻击的突破口，在历年的总统大选中对挑战的一方永远是百试不爽的法宝。1932年8月20日罗斯福在俄亥俄州的竞选演讲中声情并茂地说道：    “我们发现2/3的美国工业集中在几百家公司手中，实际上这些公司被不超过5个人控制着。我们发现30来家银行和商业银行的证券交易商决定着美国资本的流动。换句话说，我们发现一个高度集中的经济权力被操控在集少数人手中，这一切与总统先生（胡佛）所说的个人主义正好相反。”[5.11]    罗斯福尽可能使自己感觉起来更像被美国人民衷心热爱的与银行家势不两立的杰克逊总统，一个愿意为小人物挑战金融大鳄的勇敢总统，可惜罗斯福的经历却表明他与国际银行家的瓜葛比胡佛总统只多不少。    罗斯福的曾祖父杰姆斯.罗斯福（JamesRoosevelt）于1784年创建了纽约银行（BankofNewYork），可谓美国最古老的银行家族之一,正是该银行在２００６年美国国债拍卖市场上，涉嫌操纵国债价格而遭到指控。该银行的业务直到罗斯福竞选总统时由他的堂兄乔治打理。罗斯福的父亲也叫杰姆斯，是美国工业界的大亨，毕业于哈佛法学院，拥有煤矿、铁路等多处庞大产业，更是美国南方铁路证券公司（SouthernRailwaySecurityCompany）的创始人，该公司是美国第一批以兼并铁路产业为主的证券持有公司。罗斯福本人也是哈佛毕业，律师出身，主要客户就包括摩根公司。在强大的银行背景支持下，年仅34岁的罗斯福就于1916年出任美国海军部助理部长，正是摩根的高级合伙人，经常敲打胡佛总统的拉蒙给罗斯福在华盛顿安排的新家。    罗斯福还有一个当过总统的叔叔，列奥纳多.罗斯福。他们的另一个表兄乔治.爱姆伦.罗斯福也是华尔街赫赫有名的人物，在铁路大合并的时代至少重组了14家铁路公司，同时身为摩根麾下的“担保信托投资公司”（GuarantyTrustCompany），汉华银行（ChemicalBank），纽约储蓄银行董事之职，他所担任的其它公司的董事名单可以打出一本小册子。    罗斯福母亲德拉诺（Delano）家族也是簪缨世家，一共有9位总统与他们家沾亲。    在美国近代史上，没有一位总统比罗斯福拥有更为强大的政治和银行资源。    1921年罗斯福从政府衙门转到了华尔街，成为多家金融机构的董事或副总裁，他利用政界和银行界广泛的人脉关系，为所在的公司谋得了巨额利益。在为一家金融公司拉政府债券生意的过程中，罗斯福给老朋友众议员梅赫的信中直言不讳：“我希望我能利用我们之间的长久的友谊来请求你的帮助，我们希望从布鲁克林的大佬们手中争到一些债券合同。大量的债券与市政工程有关，我希望我的朋友们能够记得我。我不能此时去叨扰他们，但是因为我的朋友也是你的朋友，如果你能有一个倾向性，那将对我是一个极大的帮助。你的帮助我会铭记在心。”[5.12]    在给一位得到海军部一笔大生意的朋友的信中，罗斯福提到：“我在海军部的朋友和我偶然聊起一个给予你们公司的8英寸火炮的合同，这使我想起在我担任海军部助理部长时我们之间愉快的合作。我想你能否让我的公司在承销一些你们的债券。我非常希望让我的销售代表给你打个电话。”[5.13]    在一些利益极大的生意上，罗斯福曾露骨表示“纯粹的私人友谊是不够的”。当读到这些公司内部的往来信件时，一个更加鲜活的罗斯福就跃然纸上了。    1922年，罗斯福参与成立了联合欧洲投资公司（UnitedEuropeanInvestors,Ltd），并出任总裁。该公司的董事和顾问中包括了一手制造了1923年德国超级通货膨胀的德国前首相威赫穆.库诺（WilhelmCuno）和麦克斯.沃伯格，麦克斯的弟弟保罗正是美联储的总设计师和副主席。在该公司发行的60000优先股中，罗斯福是最大的个人股持有者。该公司主要从事在德国的各种投机生意，在德国人民被超级通货膨胀洗劫得一贫如洗时，罗斯福的联合欧洲投资公司却在热火朝天地发着国难财。[5.14]    超级通货膨胀从来都是“超级财富收割机”，在该国货币剧烈的贬值过程中发生了大规模的财富转移。“通货膨胀最严重的道德崩溃发生在１９２３年的德国。任何一个手上有一些美元或英镑的人，在德国都可以生活得像国王。几个美元可以使人过得如同百万富翁一般。外国人蜂拥而至，四处以便宜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价格，抢购（德国人的）家庭财富，不动产，珠宝和艺术品。”［５.１５］    如同９０年代初前苏联的超级通货膨胀中所发生的一样，巨大的社会财富遭到疯狂洗劫，中产阶级倾家荡产，美元或英镑的购买力被成千上万倍的放大，财富在这货币之间的狂跌和暴涨过程中，悄然易手。恰如凯恩斯所言，“用这种办法(超级通货膨胀)可以任意剥夺人民的财富，在使多数人贫穷的过程中，却使少数人暴富…这个过程潜在地积聚了各种经济规律中的破坏因素，一百万人中也不见得能有一个人看得出问题的根源。”    当罗斯福义正词严地痛批胡佛的华尔街背景时，把自己标榜成廉洁清正的普通人民的拯救者，只怕他的经历和背景离事实差之远矣。（肮脏的资本主义！每个毛孔中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4.废除金本位：银行家赋予罗斯福的历史使命    在金本位的制约之下，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让欧洲各国严重负债，如果不是美联储成立，从而集中调动起美国的金融资源，战争规模只能是局部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让国际银行家们大快朵颐，早已翘首以待下一顿美餐。但是，即便是美国有了美联储以后，在金本位的严格制约之下,金融资源也已捉襟见肘，难以支撑另一场世界级别的大战，废除金本位于是就成了欧美各国银行家的当务之急。    黄金在人类社会五千年的演化过程中逐渐成为世界各国普遍认同的货币的最终形式，人民对黄金与财富的必然联系早已成为生活中的自然逻辑。当人民对政府的政策和经济形势不看好时，他们可以选择将手中的纸币兑换成金币,以等待恶劣的形势出现好转。纸币自由兑换黄金实际上成为了人民最基本的经济自由的基石，只有在此基础之上，任何民主和其它形式的自由才具有实际意义。当政府强行剥夺黄金与纸币的自由兑换权力的时候，也就从根本上剥夺了人民的最基本的自由。    在正常的社会状况下，废除金本位势必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甚至是暴力革命，只有在极端特殊的情形下，人民被逼无奈才会被迫暂时放弃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力，这就是为什么银行家需要严重的危机和衰退。在危机和衰退的威胁之下，人民最容易妥协，团结最容易被打破，舆论最容易被误导，社会注意力最容易被分散，银行家的计谋最容易得以实现。所以危机和衰退被银行家们当作对付政府和人民的最有效的武器在历史上被反复使用。    （毛主义恰恰是在危机和衰退之中重塑人民力量的最有效工具）    1812年，美国第一银行被废除而招来了罗斯切尔德的报复，爆发了英美1812年战争，最后以美国政府屈服,成立了美国第二银行而告终。    1837年，杰克逊总统废除美国第二银行，银行家们立刻在伦敦狂抛美国债券，招回各种贷款，美国经济陷入严重衰退直至1848年。    1857，1870，1907年为迫使美国政府重新建立私有的中央银行，国际银行家再度出手制造衰退。最后终于建立了私有的中央银行-美联储，从而完全控制了美国的货币发行权。    1929年的大衰退的最终目的直指废除金本位，实施廉价货币政策，从而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铺平金融通道。    1933年3月4日，罗斯福就任美国第32届总统。上任伊始，罗斯福就扯起与华尔街势不两立的大旗，他就任当天就宣布全国银行从3月6日起停业整顿（BankHoliday），直至调查清账工作完成才能重新开业，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关闭了全国金融大动脉的创举，立时让美国人民的精神为之一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在几乎完全没有银行营业的空前状态下,持续了至少10天。[5.16]    紧接着，罗斯福又紧紧扭住胡佛时代就已经开始针对华尔街的调查不放，矛头直指摩根家族。在一系列的听证会上，杰克.摩根和他的合伙人在全美国人民面前被弄得灰头土脸垂头丧气。    罗斯福对华尔街银行家的重拳一招猛过一招，他于1933年6月16日又签署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Act），最后导致摩根公司被分拆为摩根银行和摩根斯坦利公司，前者只能从事商业银行的传统业务，后者则只能从事投资银行业务。    罗斯福对纽约股票交易所也是毫不手软，先后通过了《1933年证券法》和《1934年证券交易法》，建立了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负责对股票市场进行监管。    罗斯福的新政一开头就以雷霆手段博得了社会舆论的普遍好评，出了人民心中积压已久的对华尔街银行家的恶气。    连摩根家族也承认：“整个国家都充满了对罗斯福总统的崇拜。他就任总统仅一个星期的成就简直匪夷所思，我们从来都没有经历过类似的过程。”[5.17]    1933年纽约股票市场开张大吉，录得了54%的惊人回报。    英雄一般的罗斯福激昂地宣称：“金钱贩子们（MoneyChangers）从文明圣殿的宝座上逃跑了，我们现在终于可以恢复这个神圣殿堂古老的真貌了。”[5.18]    问题在于，历时的真相与媒体刻意塑造的公共感受之间,常常存在着巨大的落差，人们对精心编导的场景难免出现错觉。    还是看看罗斯福雷厉风行的表面文章之下的实情吧。    银行长假之后，许多坚决拒绝加入美联储的中西部地区银行再也没能开业，大片市场让了出来，被华尔街银行家重新洗牌。罗斯福的财政部长人选就是前边提到在1929年股票大崩盘之前就已经得可靠消息，不惜损失500万美元，也要在3天之内全部撤出股市的老亨利.莫金撒（HenryMorgenthauSr.）之子，小莫金撒，也是华尔街的圈内人。    罗斯福挑选的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的人选更是让人哭笑不得，SEC的首任主席竟是那位当年在1929年股票暴跌之前拼命作空股市的著名投机家约瑟夫.肯尼迪(JosephKennedy)。他的资产由1929年的400万美元，经过大股灾之后到1933年短短4年中暴涨25倍，超过1亿美元。约瑟夫.肯尼迪也是杰克.摩根的圈内人，其子就是大名鼎鼎的肯尼迪总统。    以分拆摩根公司而声誉鹊起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提案人,就是当年策划美联储法案的格拉斯参议员，该法案并没有重创摩根公司，事实是摩根公司的业务量猛增，生意更加兴隆。JP摩根公司的425名员工中，拨出了25人组建了摩根斯坦利公司，杰克.摩根和拉蒙保持了90%的控股权。实际上，分拆后的两家公司，仍然完全在杰克.摩根的掌握之下。1935年，摩根斯坦利开张的第一年就获得了惊人的10亿美元债券承销生意，席卷了全部市场份额的25%[5.19]。实际上，各大公司发行债券仍然冲着摩根这块金字招牌来的，摩根手中握着纽约美联储银行这个超级大棒，美国任何大公司对摩根都要忌惮三分。    而最具戏剧色彩的国会对摩根的听证会，也是最吸引公众注意的热点新闻。在一片热闹喧嚣之中，罗斯福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悄悄地通过了废除金本位的几项重要法令。在他就职之后仅一个星期的3月11日就发布了行政命令以稳定经济为名，停止银行的黄金兑换。紧接着在4月5日又下令美国公民必须上缴他们所有的黄金，政府以20.67美元兑换一盎司的价格收购。除了稀有金币和黄金首饰之外，任何私藏黄金的人，将被重判10年监禁和25万美元的罚款。虽然罗斯福辩称这只是紧急状态下的临时措施，但该法令直到1974年才被废除。1934年1月又通过了《黄金储备法案》，金价定位在35美元一盎司，但美国人民无权兑换黄金。人民刚刚上缴了黄金，多年的积蓄就狂贬了大半！而在1929年股市大崩溃之前得到内幕消息的国际银行家的“优先客户”们，得以将大笔资金撤离股市并兑换成黄金，这些黄金被运到伦敦，此时，当这些黄金在伦敦出售时，却能卖到35美元一盎司，顷刻之间就爆赚了69.33%。    当罗斯福向美国议员中学识最渊博的盲人参议员托马斯.戈尔询问对他废除金本位的看法时，戈尔冷冷地回答：“这是明显地偷窃，不是吗？总统先生？”对于戈尔参议员的坦率，罗斯福一直梗梗于怀。这位参议员就是后来的美国副总统戈尔的爷爷。    另一位终其一生都在追求恢复金本位的众议员霍华德.巴菲特在1948年指出：“我警告你们,两党的政治家都将反对恢复金本位，那些这里和国外靠美国持续货币贬值而大发其财的人,也会反对恢复诚实货币的制度。你们必须准备智慧和机警的面对他们的反对。”[5.20]    对黄金作为最终货币有着终生信念的老巴菲特没能看到金本位的恢复，但这种信念深深地烙印在他的儿子,当今鼎鼎大名的股神沃伦.巴菲特的脑海中。当巴菲特瞧破法币制度最终必将走向崩溃的历史必然后，在1997年银价跌到靠近历史最低点时，果断地吃进了世界上1/3的实物白银存量。    要彻底拔除黄金在货币中的地位并不是一件简单而轻松的事，这个过程被分为三个阶段来实施。第一步就是废除金币在美国国内的流通与兑换，第二步则是在世界范围内废除黄金的货币功能，1944年布雷顿体系所建立的美元兑换体系（DollarExchangeStandard）取代黄金兑换体系（GoldExchangeStandard）实现了第二步，后来尼克松在1971年才最终完成了第三步。    凯恩斯摇旗呐喊，银行家推波助澜，罗斯福瞒天过海终于拔掉了金本位这个镇魔瓶盖，赤字财政与廉价债务货币这一对孪生怪兽终于从牢牢的禁锢中挣扎了出来。    只看重眼前的权力，“哪怕死后洪水涛天”的凯恩斯有一句名言：“就长久而言，我们都会死”，但是人们的行为及其后果将永远载入历史。    5.“风险投资”选中了希特勒[5.21]    1933年11月24日的纽约时报报道了一本名为《西德尼.沃伯格》(SidneyWarburg)的小册子。这本书最早是1933年在荷兰出版，在书架上只摆了几天就被取缔了。几本幸存的书被翻译成英文，该书的英文版曾在大英博物馆展出过，后来被禁止向公众和研究人员开放。该书的作者“西德尼.沃伯格”据信就是美国最大的银行家族之一的沃伯格家族的成员，后来该书的内容被沃伯格家族坚决否认。    这本神秘的小册子揭露了美英两国的银行家族资助和扶持希特勒掌权的秘史。据该书记载，1929年前后，华尔街通过道威斯计划（DawesPlan）和杨计划（YoungPlan）来帮助德国偿还战争赔偿。从1924年到1931年，华尔街通过这两个计划总共向德国提供了1380亿马克的贷款，而德国在此期间总共仅支付了860亿马克的战争赔款，德国实际上是得到了美国的巨额金融资助以重新整军备战。对德国的贷款实际上是通过在华尔街销售德国债券募集公众资金而来，摩根和沃伯格家族在其中得到了丰厚的利润。    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法国政府在德国赔偿问题上的高压政策。这种政策使得美国的贷款在德国和奥地利有相当一部分被冻结了，而且法国得到了德国赔偿的主要部分，这些钱的最终来源都是华尔街。瞅着法国越来越不顺眼的华尔街银行家们在1929年6月召开了一次会议，摩根系、洛克菲勒系的银行家和美联储的头头们聚在一起，商议该如何把德国从法国的高压之下“解放”出来。会议达成一致意见，必须通过“革命”的手段来摆脱法国的钳制。一个可能的领袖人选就是希特勒。手持美国外交护照，怀揣胡弗总统和洛克菲勒亲笔信的西德尼.沃伯格受命去和希特勒进行私人接触。    西德尼与纳粹的接触并不顺利，美国驻慕尼黑的领事馆办事不力，后来还是借助慕尼黑市长的帮助才见到希特勒。在初次会议上，华尔街银行家开出的条件是“主张进攻性的外交政策，煽动报复法国的情绪”，希特勒的要价也不低，给1亿马克什么都好说。西德尼把希特勒的报价传回纽约，银行家们觉得希特勒狮子大张口，2400万美元实在高得离谱，他们提出1000万美元的反报价。当时还未成气候的希特勒一口答应下来。    按照希特勒的要求，这笔钱被打到荷兰一家银行（Mendelsohn&Co.Bank），然后分成数批支票寄到德国的10个城市。当西德尼回到纽约向银行家们汇报时，洛克菲勒对希特勒的纳粹主张深深地着了迷。紧接着，一向对希特勒不甚介意的纽约时报突然开始对纳粹学说和希特勒的演讲定期介绍，1929年12月，哈佛大学也开始研究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    当1931年胡佛总统答应法国政府任何债务解决方案都会首先征求法国的意见时，他立刻在华尔街失宠了，很多历史学家认为胡佛总统后来大选失利与这件事有着直接关系。    1931年10月，希特勒给西德尼发了一封信。于是华尔街的银行家召开了另一次会议，这次与会者还有英格兰银行的董事长诺曼。会上形成了两派意见，以洛克菲勒为首的人倾向希特勒，另一些人则不太肯定。诺曼认为花在希特勒身上的１０００万美元已经够多了，他怀疑希特勒永远也不会行动。会议最终决定进一步支持希特勒。    西德尼再一次来到德国，在希特勒的支持者的一次会议上，有人向他提出纳粹冲锋队和党卫队非常匮乏机关枪、卡宾枪和手枪。这时，大量的武器装备都已经屯放在德国边境的比利时、荷兰和奥地利的城市，只要纳粹支付现金，立刻可以提货。希特勒对西德尼说他有两个计划，暴力夺权和合法执政。希特勒问道：“暴力夺权需要５亿马克，合法执政需要２亿马克，你们银行家会怎么决定？”    ５天以后，华尔街的回电指出：“这样的金额完全无法接受。我们不想也不能接受。对此人解释说这样规模的资金调动到欧洲会震动整个金融市场。”    西德尼作了进一步的报告，三天以后，华尔街的回电称：“报告收到。准备支付１０００万，最多１５００万美元。建议这个人对外政策采取进攻性的必要性。”    １５００万美元的合法执政道路被华尔街银行家们最终敲定下来。付款方式必须隐匿资金来源，其中５００万付给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的蒙德松银行（Mendelsohn&Co.Bank），５００万付给鹿特丹银行（RotterdamseheBankvereinigung），５００万付给意大利银行（BancaItaliana）。    １９３３年２月２７日，德国国会纵火案的当天晚上，西德尼和希特勒进行了第三次会谈，希特勒提出还需要至少１亿马克来完成最后的夺权行动，华尔街只答应最多７００万美元。希特勒提出５００万打到罗马的意大利银行，另外２００万打到杜塞尔多夫的瑞纳尼亚公司（RenaniaJointStockCompany）。    在最终完成使命之后，西德尼不禁感慨道：“我严格执行了我的使命直到最后一个细节。希特勒是欧洲最大的独裁者。这个世界已经观察他有几个月的时间了。他的行为最终会证明他的好坏，我认为他是后者。对德国人民而言，我真心希望我是错的。这个世界仍然要屈从于希特勒，可怜的世界，可怜的人类。”    6．华尔街资助下的纳粹德国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首相，德国不仅完全摆脱了1923年超级通货膨胀的经济灾难，也从席卷全球的严重衰退中快速恢复过来，在承担着巨额战争赔款的巨大经济压力下，以惊人的速度装备起来欧洲最强大的武装力量并在１９３９年９月１日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仅仅用了六年时间!    而当时的世界第一强国美国仍然在１９２９年大衰退的泥沼中苦苦挣扎，直到１９４１年美国直接参战，美国的经济状况才得到根本扭转。    德国以区区６年的时间迅速完成经济复苏和大规模战争准备，如果没有外来强大的金融资助是完全不可想象的。如此庞大的外来资金挹注如果不是为了准备发动战争，就难以有合乎逻辑的解释。实际上，华尔街就是纳粹德国最大的资金来源。    早在1924年德国超级通货膨胀刚刚平息下来的时候，华尔街的银行家就开始筹划如何帮助德国整军备战。1924年开始的道威斯计划和1929年的杨计划都是为了这个目的。    “1924年的道威斯计划，完美地符合德国参谋本部军事经济学家的计划。”[5.22]    摩根系的美国通用电气总裁欧文.杨（OwenYoung）还是罗斯福创办的联合欧洲投资公司最主要的金融后盾。也是这个欧文.杨创办了协调国际银行家合作关系的国际清算银行（BankofInternationalSettlement）。恰如克林顿在乔治城大学的恩师著名历史学家卡洛.奎格雷（CarrollQuigley）所指出的那样：“它（国际清算银行）是在制造一个金融系统来控制世界，一个被少数人控制的、能够主宰政治体制和世界经济的（机制）。”[5.23]    从1924年到1931年，华尔街通过这两个计划总共向德国提供了1380亿马克的贷款，而德国在此期间总共仅支付了860亿马克的战争赔款，德国实际上是得到了一笔美国资助的520亿马克的巨额金融资助，整个德国军事工业得以迅猛发展。早在1919年，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就预见到了凡尔赛和约中的德国无法承担的巨额赔款,最终必然导致德国人要么赖账，要么发动战争，不幸的是两者最后都发生了。    面对纳粹德国一排排崭新的现代化军事工厂，再看看美国在大衰退中锈迹斑斑的生产车间，难怪美国议员麦克法丹痛斥华尔街银行家和美联储拿着美国纳税人的金钱去资助德国的战争机器：    “主席先生，如果德国的诺贝尔炸药公司出售炸药给日本军队用在满洲（中国东北）或其它的地方，它可以把售货票据用美元结算，然后送到纽约公开贴现市场，美联储银行将对该票据进行贴现,并以此为抵押发行新的美元纸币，美联储实际上就是在帮助德国的炸药公司把它的库存塞进了美国的银行系统。既然是这样，我们为什么还要派代表到日内瓦参加（德国）裁军的会议呢？美联储委员会和美联储银行不正在让我国政府为日本军队偿还德国军火公司的债务吗？”[5.24]    除了在纽约商业票据贴现市场上对德国和日本军事工业提供低息的短期融资，美联储还将美国的黄金储备直接运往德国。    “本属于美国银行储户的数量巨大的金钱被送给了德国，而且没有任何抵押。美联储委员会和美联储银行仅仅是靠德国人的商业票据就发放美国货币。几十亿美元的资金被注入进德国的经济体，这个过程到今天仍在继续。德国廉价的商业票据在这里（纽约）被定价和延期，被抵押的是美国政府的信誉，而支付费用的是美国人民。1932年4月27日，美联储运出了价值75万美元的本属于美国人民的黄金给德国。一个星期之后，另外30万美元的黄金以同样的方式运往德国。仅在5月中旬就有高达1200万美元的黄金被美联储委员会和美联储银行运往德国。几乎每个星期都有驶往德国的黄金运输船。主席先生，我相信美国银行的储蓄者有权知道美联储用他们的钱在干什么。”[5.25]    除了华尔街的巨额资助，希特勒的金融制度改革也起到了相当的作用，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从德国私有中央银行手中收回了货币发行权。在摆脱了以国债为抵押才能发行货币的低效率高消耗程序之后，德国的经济如火箭般地窜升，德国的失业率在1933年时高达30%，到1938年却出现了劳工紧缺。    美国公司对德国在技术和金融方面的巨大扶持早已不是什么秘密，这些扶持被后来的历史学家解释为“意外事件或短视行为”。正是这些“意外的短视”极大地提高了德国军事工业的生产能力。    1934年，德国石油生产能力为30万吨天然石油和80万吨合成汽油（煤转油），剩余部分完全仰赖进口。在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的氢化石油专利转让给德国之后，到1944年，德国竟能生产550万吨合成汽油和100万吨天然石油。    “尽管德国军事计划部门要求工业企业安装现代化的生产设备来进行大规模的生产，但是德国的军事经济专家和工业企业并没有完全理解大规模生产的涵义，直到美国两家主要的汽车生产厂为打入欧洲市场在德国建立新式工厂之后，才让他们大开眼界。德国专家被派到底特律去学习模块生产的专业技术和流水线作业。德国工程师不仅参观了飞机制造厂，还被允许观看了其它重要军事设施，他们从中学到了大量的技术，并最终用这些技术来对付美国。”[5.26]    与德国军事工业生产体系保持密切合作关系的美国公司还有通用汽车、福特汽车、通用电气、杜邦公司等，它们都是属于摩根银行、洛克菲勒大通银行或沃伯格的曼哈顿银行的麾下。7.昂贵的战争与廉价的货币    丘吉尔曾有一句名言：“发动战争要远比结束战争困难得多”。乍听起来，此话不合常理，仔细品味才发现确是至理名言。结束一场战争往往只需要交战双方政府的秘密代表坐在一起讨价还价一番，无非是结束冲突的条件而已，或亏一些，或赚一点，没有谈不成的交易。    但是发动战争就困难多了，凝聚社会共识在民主社会是一件极端费神的事，这一点的确愁坏了国际银行家们。    正如默顿所指出的那样，“在他们（国际银行家）的眼里没有战争与和平，没有口号和宣言，也没有牺牲或荣誉，他们忽略了这些迷惑世人眼睛的东西。”看清了国际银行家本质的拿破仑也曾一针见血的说道：“金钱没有祖国，金融家不知道何为爱国和高尚，他们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利。”    饱受华尔街银行家洗劫的美国人民,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29年大萧条之后，也不那么容易上当了，没有人愿意充当银行家的炮灰再把子女送到欧洲去打仗，于是举国上下充满了被银行家痛恨的“孤立主义”气氛。    1935年，参议员奈伊（GeraldNye）领导的特别委员会发布了厚达1400多页的报告，详细披露了美国参加一战的辛密，历数银行家和军火公司在参战过程中的阴谋和不法行为，再加上不久前摩根听证会对华尔街在29年股票暴跌中的种种丑闻披露，使得人民反战情绪极为强烈。此时，米里斯的畅销书《迈向战争之路》更激起了民众对参战问题的激辩。在此民意之下，美国在1935年到1937年先后通过三项中立法案，严禁美国再次被诱骗而卷入战争。    在国内经济方面，罗斯福新政已经开始5年多了，美国经济始终不见起色，失业率仍然高达17%，到1938年美国再次陷入严重的衰退。    银行家们和罗斯福都认为只有凯恩斯所提倡的超级赤字财政，狂发廉价货币才能挽救经济，而只有大规模战争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在1933年废除金本位之后，所有通往战争之路上的障碍都已被搬开，万事俱备只欠战争借口。    乔治城大学历史教授查尔斯.汤塞（CharlesC.Tansill）认为对日本的作战早在1933年罗斯福上台之前就已经计划好了。1932年，美国海军就已经证实了从珍珠港海域60英里发动袭击可以重创太平洋舰队。美国情报部门于1940年8月破译了日本军方的密码，并可以解码所有早前截获的日本电报记录。美国制造的破译密码机被送到了世界各地，唯独漏掉了珍珠港这个美国在太平洋最大的海军基地。许多历史学家都相信，罗斯福事先就已经知道日本海军将偷袭珍珠港。    1943年1月13日，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卡萨布兰卡发表了德国必须无条件投降的声明，这个声明令德国内部反对希特勒，主张与盟国媾和的势力大吃一惊。德国本来早在1942年8月就提出了和盟国媾和的条件，德国退回1939年9月1日之前的边境,以结束这一场德国必败的战争。[5.27]    德国内部主张推翻希特勒和纳粹政权的力量已经在着手策划军事政变，罗斯福的声明严重打击了德国内部反战力量的影响力。基辛格是这样解释罗斯福卡萨布拉卡宣言的动机的：    “罗斯福基于若干理由而做出这项声明（德国必须无条件投降）。他担心讨论对德和平条件可能使盟国内部意见分歧，他希望盟国先集中力量打赢战争再说，他也急于向陷于斯大林格勒战役僵局的斯大林担保，绝不单独对德议和。但是，最基本的原因是罗斯福力图避免日后德国的修正主义人士起来声称，德国当年是被空口承诺诳骗才停战的。”[5.28]    基辛格说的当然有道理，但是事实是残酷和代价高昂的战争被延长了两年多，无数生命和财富化为灰烬。其中就包括600万死于纳粹之手的犹太人，如果战争于1943年结束，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非常可能得以幸存，毕竟在德国有条件投降的协议上，盟国可以有很大的发言权。    但是，刚刚才热了热身的国际银行家岂可轻易结束发大财的好机会。当战火在1945年8月最终熄灭时，美国的国债从1930年仅160亿美元狂涨到1946年的2690亿美元，凯恩斯的赤字财政和廉价货币的主张终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中得到“验证”。国际银行家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再次爆发一笔横财。正文 第六章 统治世界的精英俱乐部    行家举行的宴会上，豪斯向金融大佬们保证“民主党这头驴由威尔逊骑着，决不会在路上尥蹶子的…谢夫、沃伯格、洛克菲勒、摩根等人都把希望寄托在豪斯身上。”[6.4]谢夫把豪斯比作摩西，而自己和其他银行家就是亚伦。    1912年11月的总统大选之后，当选总统的威尔逊来到百慕大度假，在此期间，他仔细阅读了豪斯的《菲利浦.杜：管理者》。从1913年到1914年，威尔逊的政策和立法，几乎就是在翻版豪斯的小说。    当1913年12月23日《美联储法案》通过后，华尔街的银行家谢夫在写给豪斯的信中说：“我想对你在这次货币法案通过的过程中所做的默默而卓有成效的贡献道一声感谢。”[6.5]    当完成建立私有的美国中央银行这一重任之后，豪斯开始把注意力转向国际事务。在欧美有着广泛人脉关系的豪斯很快成为世界舞台上的重量级人物。“他（豪斯）和纽约的国际银行家有着非常深厚的渊源。他的影响力遍及很多金融机构和银行家，他们包括：保罗.沃伯格和菲利克斯.沃伯格兄弟、奥图.坎，路易斯.马保，亨利.麦金萨，雅各布和莫提墨.谢夫兄弟以及赫伯特.李曼。豪斯在欧洲有着同样强大的银行家和政治家圈子。”[6.6]    1917年威尔逊委托豪斯组织了名叫“调查”（TheInquiry）的班子来负责未来和平协议的制定问题。1919年5月30日，爱德蒙.罗斯切尔德男爵在法国巴黎的一家宾馆召集了一个会议，参加者包括“调查”小组成员和英国圆桌会议（TheRoundTable）的成员，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整合英国和美国的精英分子的力量。6月5日，这些人再次开会，最后决定还是组织形式分离，统一协调行动比较有利。6月17日，豪斯作为召集人在纽约发起成立了“国际事务协会”（InstituteofInternationalAffairs），1921年7月21日，豪斯将“国际事务协会”改组为“外交协会”（CouncilonForeignAffairs），“调查”的成员、参加巴黎和会的美国代表和参与建立美联储的270名政界和银行界精英加入了该协会，华尔街的银行家慷慨解囊，一个致力于控制美国社会和世界政治的组织由此诞生了。    当罗斯福还是威尔逊手下的海军部助理部长的时候，就拜读了豪斯的《菲利浦.杜：管理者》，并且深受启发。书中所描述的“温和的独裁者”恰是罗斯福后来真实的写照。当罗斯福当选总统后，豪斯立刻成为白宫不可或缺的高参。    罗斯福的女婿在他的回忆录写道：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一直认为是罗斯福自己想出了很多主张和办法，来使美国受益。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他的大多数想法，他的政治‘弹药’，都是外交协会和主张世界单一货币的组织事先为他精心炮制好的。”[6.7]    保罗.沃伯格之子，银行家杰姆斯.沃伯格曾任罗斯福的金融顾问，也是外交协会成员，他在1950年2月17日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上说：“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世界政府，无论人们是否喜欢它。唯一的问题是这个世界政府究竟是经由（和平的）共识或是（武力的）征服来产生。”[6.8]    芝加哥论坛报1950年12月9日的一篇社论指出：“（外交）协会的成员对社会具有着远比普通人大得多的影响力。他们用财富、社会地位、教育背景的优势所建立起来的高人一等的地位把这个国家引向经济破产与军事崩溃的道路。他们应该看看他们的双手，那上面沾满着上一次战争已经阴干的和最近一次战争仍然鲜红的血迹。”[6.9]    1971年，路易斯安娜的众议员约翰.罗瑞克（JohnRarick）这样评价道：“外交协会致力于建立一个世界政府，得到了最大的几家免税基金会从财政上支持，它挥舞着权力和影响力的大棒，在金融、商业、劳工、军事、教育和大众传媒界拥有巨大的影响力。每一个关心致力于保护和捍卫美国宪法和自由商业精神的好政府的公民都因该了解它（外交协会）。我们国家捍卫知情权的新闻媒体一向在揭露丑闻方面非常有进攻性，但是在涉及外交协会及其成员活动方面始终保持着令人疑惑的沉默。外交协会是一个精英组织。它不仅在政府的最高决策层面上拥有着权力和影响力来保持自上而下的压力，它还通过资助个人和机构从下面往上施加压力，来支持把主权的宪法共和国变成一个独裁的世界政府的仆从。”[6.10]    外交协会对美国政治具有着绝对的影响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除了3人例外,几乎所有总统候选人都是该协会会员。几十年来，两党轮番执政，而政府的政策之所以能够保持一致，是因为外交协会的成员把持了政府中几乎所有重要职位。从1921年以来，绝大多数的财政部长都由该协会包办了，艾森豪威尔以降的国家安全顾问基本就是由该协会内定，除此之外，外交协会还产生了１４个国务卿（１９４９年以来包办了所有国务卿人选），１１个国防部长，和９个中央情报局局长。    从这个角度来看，外交协会就是美国精英们的“中央党校”。“一旦外交协会的核心成员决定美国政府的某项特定政策后，外交协会规模庞大的研究机构就开始全速运转，他们推出各种理性的和感性的论点，来加强新政策的说服力。从政治上和思想上，去混淆和贬低任何反对意见。”[6.11]    每当华盛顿的官场上出缺（重要位置），白宫首先播打的就是纽约外交协会的电话，基督教科学缄言报声称，几乎半数的外交协会成员都曾被邀请进入政府，或担任政府的咨询顾问。    外交协会的成员已有３６００名之众，成员必须是美国公民，包括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银行家，大公司的领导层，高级政府官员，媒体精英，知名的大学教授，顶尖智库的智囊，军队的高级将领等。这些人组成了美国政治精英的“坚强核心”。    在美国主流媒体“舆论导向”方面，１９８７年的外交协会报告中指出，有多达２６２名记者和传媒专家是其会员，这些人不仅是“解读”政府的外交政策，更是在“制定”这些政策。外交协会的成员把持了CBS、ABC、NBC、PBS等电视网络。    在报纸方面：外交协会成员控制了：《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波士顿环球日报》、《巴尔的摩太阳报》、《洛杉矶时报》等大报。在杂志领域，外交协会成员控制着：《时代》、《财富》、《生活》、《金钱》、《人物》、《娱乐周刊》、《新闻周刊》、《商业周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读者文摘》、《富布斯》、《大西洋周刊》等主流杂志。    在出版领域，外交协会成员控制着：迈克米兰、蓝德、西蒙舒斯特、哈波兄弟、麦格罗．希尔等最大的出版公司。[6.12]    美国参议员威廉.金纳（WilliamJenner）曾说过：“今天在美国通向独裁的道路可以完全合法化，国会、总统和人民既听不到也看不见。从表面上看，我们有一个宪法之下的政府，但是，在我们政府和政治系统之中，还有一种权力，它代表着‘精英们’的观点，他们认为我们的宪法已经过时了，时间在他们一边。”美国的内外事务的决定权已经不在民主与共和两党的手中，而掌握在超级精英俱乐部的小圈子里。    6.2国际清算银行：中央银行家的银行    著名的货币专家弗兰兹.皮克曾经说：“货币的命运最终也将成为国家的命运。”    同样，世界货币的命运，最终也决定着世界的命运。    尽管国际清算银行实际上是世界最早成立的国际银行组织，但它却刻意保持着低调，几乎不被公众所注意，因此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工作非常不足。    除了8月和10月，每年有10次来自伦敦、华盛顿和东京的一批衣冠楚楚神秘人士来到瑞士的巴塞尔，然后悄然住进尤拉宾馆（EulerHotel）。他们来参加的是世界上最秘密、最低调，但影响重大的定期会议。这十几个人每人都有自己的办公室和秘密的专线电话通往各自的国家。300多人的固定团队为他们提供从司机、厨师、警卫、信差、翻译、速记、秘书和研究工作的全套服务，同时配备给他们的还有超级计算机，全封闭的乡村俱乐部，网球场、游泳池等设施。    能够加入这个超级俱乐部的人有严格限制，只有那些制定各国每日利率、信贷规模、和货币供应的中央银行家才有资格加入。他们包括美联储、英格兰银行、日本银行、瑞士国家银行和德国中央银行的董事们。这个机构拥有400亿美元的现金，各国政府债券，和相当于世界外汇储备总量10%的黄金，其黄金拥有量仅次于美国国库。仅出借黄金所带来的利润就可以完全支付银行的全部开销。每月的秘密会议的目的旨在协调和控制所有工业国的货币活动。    国际清算银行的总部大楼拥有能抵御核袭击的地下建筑，完备的医院设施，三套冗余的防火系统，即使在发生大火的情况下，也不必动用外来的救火人员。大楼的最高层是一个豪华的餐厅，仅供这十几个参加“巴塞尔周末”的超级贵宾使用。站在餐厅的巨大玻璃望台上极目四望，德国、法国和瑞士三个国家的美丽景色尽收眼底。    在大楼的计算机中心，所有计算机都有专线直接连接各个国家中央银行的网络，国际金融市场的数据可以实时显示在大厅的屏幕上。18个交易商不间断地处理着欧洲货币市场上的短期贷款交易。另一层的黄金交易商则几乎就是永远在电话上交割着中央银行间的黄金头寸。    国际清算银行在各种交易中间几乎没有任何风险，因为所有的贷款和黄金交易都有各家中央银行的存款作为抵押，在交易中国际清算银行收取高额的手续费。问题是，为什麽这些中央银行愿意把这些并不复杂的业务呢交给国际清算银行来做，并任由它赚取极高的手续费呢？    答案只有一个：秘密交易。    国际清算银行成立于1930年，席卷世界的大萧条正处在最严重的时期，而国际银行家们已经开始构思一个美联储的放大版，建立一个中央银行家的银行。根据1930年的海牙协议，它的运作完全独立于各国政府，无论战争或和平时期完全免于向各国政府缴税。它只接受各国中央银行的存款，并对每一笔交易收取可观的费用。当世界经济严重衰退和动荡的30和40年代，欧洲各国的中央银行纷纷把自己的黄金储备存放在国际清算银行，相应地，各种国际支付和战争赔偿也都经由国际清算银行来进行结算。    整个计划的策划者是德国的雅尔玛?沙赫特（HjalmarSchacht），就是这个沙赫特曾于１９２７年与纽约美联储的斯特朗和英格兰银行的诺曼共同密谋策划１９２９年的股市暴跌。他在1930年开始追随纳粹信仰。他所设计的国际清算银行其目的就是提供一个可供各国中央银行家为了一些秘密的资金调动提供难以追踪的平台。实际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和美国的国际银行家正是通过这个平台为纳粹德国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扶持，以帮助德国将战争尽可能拖得更长一些。在德国对美国宣战之后，大批美国的战略物资打着中立国的旗号，先运往法西斯的西班牙，再转运德国。其中的金融业务很多都是经由国际清算银行结算的。    国际清算银行的董事会竟然是由交战双方的银行家所组成，美国的托马斯.麦奇立克（ThomasMcKittrick）与纳粹德国工业托拉斯I.G.Farben的首脑人物赫曼.施密茨（HermannShmitz），德国银行家冯.克特.施罗德男爵，德国帝国银行的沃塞.方克（WaltherFunk）和埃米尔.普尔（EmilPauhl）一起担任董事，后两位甚至是希特勒亲自提名的。    1938年3月，当德军占领奥地利后，大肆洗劫了维也纳的黄金，这些黄金与后来在捷克和被德国占领的其它欧洲国家所抢劫的黄金一起被存放在国际清算银行的金库之中。纳粹德国的董事禁止在清算银行的董事会上讨论这一议题。其中，捷克的黄金在德国占领之前已经被转移到英格兰银行，纳粹占领军迫使捷克银行向英格兰银行索取这笔黄金，英格兰银行的诺曼立刻照办了，这批黄金被德国用来购买了大批战略物资。    当消息被一名英国记者披露出来，立刻引起了舆论的关注。美国财政部长亨利.麦金萨亲自给英国财政部长约翰.西蒙打电话核实情况，西蒙百般推诿。后来首相张伯伦被问及此事时，张伯伦的回答是，没有的事。原来，张伯伦乃是帝国化学工业公司（ImperialChemicalIndustries）的大股东，而该公司和纳粹德国的I.G.Farben是密切的商业伙伴。    美国财政部派到国际清算银行核查情况的科克然（Cochran）是这样描述国际清算银行敌对国家的董事之间的关系的：    “巴塞尔的气氛完全是友好的。大多数中央银行家彼此熟识已经多年，大家的重聚是一件令人愉快和有很高利润的事。他们有人提出应该放弃彼此的相互诘难，大家或许应该和罗斯福总统一起去钓钓鱼，克服大家的骄傲和复杂的情绪，而进入一个良好的状态，这样才能使当前复杂的政治关系简单化。”[6.13]    后来英格兰银行被迫承认捷克黄金被转交德国的事实，他们的解释是，那只是技术上的操作，黄金实物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英国。当然，由于国际清算银行的存在，输送黄金给纳粹德国只需要在清算银行的账目上改动几个数字就可以了。人们不得不佩服雅尔玛?沙赫特在1930年就能设计出如此巧妙的金融平台来支持德国未来的战争。    1940年，美国人麦基垂克（ThomasH.McKittrick）被任命为国际清算银行的总裁，他毕业于哈佛大学，曾任英美商会主席，精通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与华尔街关系密切，曾对德国进行过大量贷款业务。他上任后不久曾到柏林和德国中央银行和盖世太保举行过秘密会议，讨论一旦美国与德国进入战争状态，银行业务应该如何继续进行。    1941年5月27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在财政部长莫金撒的要求之下，给美国驻英国大使发电，详细调查英国政府和纳粹控制下的国际清算银行之间的关系。调查结果让莫金撒大为光火，英格兰银行的诺曼一直是国际清算银行的董事。其实，美国、英国和法国的银行机构与他们在战场上的死敌德国人在清算银行的董事会里确是友好而亲切的，这种古怪的关系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    1942年2月5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2个月，美国已经全面进入对德战争，奇怪的是德国中央银行和意大利政府同意由美国人麦基垂克继续担任国际清算银行的总裁直至战争结束，而美联储仍然与国际清算银行保持业务来往。    英国工党一直对英格兰银行与国际清算银行的不清不白的关系持怀疑态度，多次敦促财政部有个说法，财政部解释说：“这个国家在国际清算银行拥有多种权利和利益，这些安排都是基于各国政府之间的协议。切断与该银行的关系不符合我们的最佳利益。”在一个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的战争时代，连国家之间的互不侵犯条约都随时可以废弃的时代，英国财政部却严守各国银行家之间的协议，让人不能不“佩服”英国人对法律的“认真态度”。问题是，在1944年人们最终发现了德国获得了清算银行绝大部分红利，英国的大方又不禁让人生疑。    1943年春天，麦基垂克“不顾个人安危”往来于各交战国之间。尽管他既不是意大利公民又不是美国外交官，意大利政府仍然给予他外交签证，并由希姆莱的秘密警察全程护卫着来到交战国首都罗马，然后经由里斯本搭乘瑞典船只回到美国。4月，他来到纽约与美联储官员进行磋商，然后他手持美国护照前往德国首都柏林向德国中央银行的官员传达机密的金融情报和美国高层的态度。1943年3月26日，加州众议员杰瑞.沃里斯（JerryVoorhis）在众议院提出调查国际清算银行的提案，试图搞明白“一个美国公民担任由轴心国设计和运作的银行总裁的原因”，美国国会和财政部都没有兴趣进行调查。    到了1944年1月，另一个“好事”的众议员约翰.考斐愤怒地表示：“纳粹政府有8500万瑞士金法郎存在国际清算银行。大多数董事都是纳粹官员，而我们美国的金钱却在一直流向那里。”[6.14]    人们一直不理解为什麽瑞士能在四面战火的环境下保持着“中立”，而同样弱小的比利时、卢森堡、挪威、丹麦即使想保持中立，也难逃纳粹的铁蹄。其实问题就在于国际清算银行位于瑞士，它的实际功能就包括美英的银行家向德国提供战争融资以便使战争打得更长一些。    1944年7月20日，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废除国际清算银行的议题终于摆到了桌面上。凯恩斯和怀特（HarryDexterWhite）这两位总设计师考虑到国际清算银行在战争中的种种可疑行为，开始都曾支持废除该银行，但他们的态度很快久发生了变化。当凯恩斯敲开美国财政部长莫金撒的房门时，莫金撒吃惊地看着平素态度和风范都无可挑剔的凯恩斯情绪激动，满脸涨红，他用尽可能平和的口气说他认为国际清算银行应该继续保持运作直到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成立，凯恩斯夫人也在一边游说莫金撒。当觉察到莫金撒承受了要求解散国际清算银行的巨大政治压力时，凯恩斯退一步承认该银行应该关闭，但是关闭的时机也很重要。莫金撒则坚持“越快越好”。    沮丧的凯恩斯回到自己的房间，立刻召集了一个英国代表团的紧急会议，会议开到凌晨2点，凯恩斯亲笔草拟了一封致莫金撒的信，要求国际清算银行继续运作。    第二天的会议上，莫金撒的代表团令人吃惊地通过了解散国际清算银行的决议。当得知这一决定时，麦基垂克立即给莫金撒和英国财政大臣写信，强调战争结束后国际清算银行仍然有很大的作用，但是他同时又表示国际清算银行的账目不能公开。事实上它的账目从1930年到现在的76年中从未向任何政府公开过。    尽管麦基垂克在战争中的种种可疑行径，他却备受国际银行家们的欣赏，他后来被洛克菲勒任命为大通曼哈顿银行的副总裁。而国际清算银行最终也没有被解散。    战后，国际清算银行的活动更加隐秘。它是由一个被称之为“核心俱乐部”的六七个中央银行家组成，其中有美联储、瑞士国家银行、德意志联邦银行、意大利银行、日本银行、英格兰银行的董事们，法国银行和其它国家的中央银行被排除在核心圈子之外。    “核心俱乐部”最重要的理念就是要把各国政府坚决排除在国际货币决策过程之外。瑞士国家银行本来就是私有银行，完全不受政府控制。德意志联邦银行几乎和瑞士银行一样我行我素，在利率变动这样重大的决策上也完全不和政府打招呼，它的总裁普尔甚至不愿坐政府安排的飞机到巴塞尔开会，他宁愿自己座他的豪华轿车到瑞士。美联储虽然受政府一定程序的制约，但是在货币问题决策上白宫和国会完全无缘致啜。意大利银行在理论上必须接受政府控制，但它的总裁从来就是和政府不咬弦，1979年政府甚至威胁要逮捕意大利银行总裁帕罗.巴非（PaoloBaffi），在国际银行家们的压力之下，政府却没之奈何。日本银行的情况较为特殊，但在80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崩溃之后，大藏省对日本中央银行的干预被形容成罪魁祸首，日本银行趁此机会挣脱了政府的钳制。英格兰银行被政府看得很紧，但他的总裁都是手眼通天的大人物，所以也被算作核心成员。    法国银行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它被看成是政府的傀儡，被坚决排除在核心之外。    6.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    “他们会说IMF非常傲慢。他们会说IMF从来不曾真正倾听它所致力帮助的发展中国家的呼声。他们会说IMF的决策是秘密的和不民主的。他们会说IMF的经济‘疗法’经常使问题更加恶化–使（经济发展）缓慢恶化为不景气，从不景气恶化为衰退。他们说的不错。我从1996年到（2000年）9月担任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经历了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亚洲金融风暴、拉美和俄罗斯金融危机）。我亲眼目睹了IMF和美国财政部对这次危机的措施，我被惊呆了。”[6.15]    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    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作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在世界银行和IMF的2000年年会前一周发表了这一针对这两个最大国际金融机构的强烈抨击，他当即被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强制退休”了。其实，开掉斯蒂格利茨的不是沃尔芬森，而是美国财政部部长萨摩斯（LawrenceSummers），而美国财政部拥有世界银行17%的股份，拥有世界银行行长的任免权和一票否决权，在事实上控制着世界银行的运作。萨摩斯对斯蒂格利茨厌倦到了无法忍耐的程度，他甚至不愿强制斯蒂格利茨默默地退休，而一定要动用“赶走”(Removal)的极端形式来羞辱斯蒂格利茨。    斯蒂格利茨于2001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斯蒂格利茨还曾担任克林顿总统的首席经济顾问。    问题不是出在斯蒂格利茨的经济学水平不够，而是出在他的“政治立场”有问题，主要是对国际银行家分外热心的“全球化”持消极态度。他对这两家国际金融机构的评价和见解当然是建立在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之上，但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是，“制造和利用这些问题”正是这两家金融机构的使命。    斯蒂格利茨完全不相信“阴谋论”的观点，同样的，在世界银行和IMF工作的大多数经济学家和工作人员，其中也包括来自中国方面的人员，也不认同他们的工作中存在任何“阴谋”。事实上，从操作层面（OperationLevel）上看，所有的工作完全是科学和严谨的，每一个数据都有出处，每一种算法都有科学分析，每一个方案都有成功的案例，如果说他们的日常工作中，存在着“阴谋”，那确实是冤枉了，换任何人用同样的数学模型和方法都会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这正是高手设计的高明之处！细节和操作完全透明化科学化，几近无懈可击，而真正的“阴谋”出在政策层面（PolicyLevel）上。经典战例就是，波兰和前苏联的经济转型效果大相径庭。    哈佛教授杰佛瑞.萨克斯(JeffreySachs)，索罗斯与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花旗银行副总裁安诺.鲁丁(AnnoRuding)，一同炮制了“振荡疗法”。索罗斯自己是这样总结这一疗法的：    “我考虑到必须展现出政治体制变化会导致经济改善。波兰就是一个可以尝试的地方。我准备了一些列广泛的经济改革措施，它包括3个组成部分：看紧货币、调整结构和债务重组。我认为三个目标同时完成要好于单独实施。我主张一种宏观经济的债务与股份置换。”    结果在波兰“振荡疗法”实施的过程中，美国财政部和国际银行家在金钱上给予了实质性地支持，在大笔金钱的“输血”下，波兰的“振荡疗法”大见成效。    等到“北极熊”被经济“大夫”们放上手术台上，一阵开膛破肚之后，美国的援助和国际银行家们原本答应好的金融“输血”，却嘎然而止，病人的下场可想而知。难怪萨克斯教授大呼“冤枉”，明明被波兰案例验证过的成功“手术”却出了意外，“北极熊”病人竟然一命呜呼了。    其实，波兰“振荡疗法”的成功原本就是一个套儿，这种“政策层面”上的阴谋，就不是萨克斯和斯蒂格利茨教授在“操作层面”上所能理解的了。    在布雷顿体系设计之初，这两家金融机构的建立为的是确立美元的世界货币霸权地位。国际银行家废除金本位的理想分为三大步骤来实现，罗斯福在1933年废除了传统的金本位体系后，黄金与美元的直接兑换关系（GoldStandard）被黄金间接兑换（GoldExchangeStandard）所取代，完成了废除黄金的第一步。在国际流通市场中，外国的美元持有者仍然可以将美元兑换成黄金。而布雷顿体系更进了一步，用美元兑换（DollarExchangeStandard）取代了黄金被黄金间接兑换，即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只有外国中央银行才能拿美元兑换黄金，黄金进一步被挤出了货币流通领域，自此，废除黄金完成了第二步。    IMF和世界银行都是由美国实际控制，IMF是欧洲人坐头把交椅，为了防止局面失控，美国财政部设计了在诸多重大议题上，必须达到赞成票８５％以上才能实施的条款，从而相当于赋予了美国财政部（１７％投票权）一票否决权。而在世界银行，由于是美国财政部挑选行长，在完全掌握人事权的情况下，只有很少的情况下才设置８５％赞成票的门槛，以便提高“效率”。这就是玩“政策设计”和仅局限于“操作流程”二者之间层次的落差。布雷顿体系的总设计师凯恩斯还构思出一个更“精彩”的概念：“特别提款权”（SpecialDrawingRights）来构筑未来的世界货币框架，“特别提款权”就是所谓的“纸黄金”，以弥补美国由于长期的入不敷出所造成的黄金实物短缺。这可是人类历史上一项空前的“发明”，人为地规定某种“纸币”永不“贬值”，等同于黄金，但永远不能兑换成黄金。这个概念在1969年美国发生严重的黄金支付危机时被“隆重推出”，但是仍然没能挽救美元与黄金兑换关系的国际承诺的崩溃。布雷顿体系解体之后，“特别提款权”又被重新定义与“一篮子”货币汇率挂钩。至今，这一凯恩斯４０年代就构想出来的“世界货币”也没能发挥太大用场。    当1971年尼克松宣布中止黄金与美元关系后，IMF和世界银行的历史使命其实就已经终结了，不过国际银行家很快就为它们找到了新的定位：“帮助”发展中国家进行“全球化”。    在斯蒂格利茨被解雇之前，他拿到了大量世界银行和IMF的机密文件。这些文件显示了IMF要求接受紧急援助的国家签署多达111项秘密条款，其中包括出售受援国的核心资产：自来水、电力、天然气、铁路、电信、石油、银行等；受援国必须采取具有极端破坏性的经济措施；在瑞士银行里为受援国的政治家开设银行账户，秘密支付数十亿美元作为回报。如果这些受援国政治家拒绝这些条件，他们在国际金融市场将休想借到紧急贷款。    这就是为什麽国际银行家最近对中国向第三世界国家提供无附加条件贷款愤怒异常的原因，中国为这些走投无路的国家提供了新的选择。    斯蒂格利茨透露，所有的国家都有同一类药方等着他们：    第一副药：私有化。更准确地说是“贿赂化”。受援国领导人在只要同意贱价出让国有资产，他们将得到10%的佣金，全部付到瑞士银行的秘密账户上。用斯蒂格利茨的话说“你会看到他们的眼睛瞪大了”，那将是数十亿美元的巨款！当1995年历史上最大的贿赂发生在俄罗斯私有化过程中时，“美国财政部认为这好极了，因为我们需要叶利钦当选。我们不在乎这是否是一场腐败的选举。我们希望钱涌到叶利钦那里。”    斯蒂格利茨并非是一名阴谋论者，他只是一位正直的学者，当他看到由于空前的腐败造成俄罗斯经济产出几乎下降一半，全国陷入严重衰退时，作为经济学家，良知和正义感使他对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卑劣伎俩非常不感冒。    第二副药：资本市场自由化。从理论上讲，资本自由化意味着资本自由地流入和流出。可是亚洲金融风暴和巴西金融危机的实际情况是，资本自由流入来爆炒房地产、股市和汇市。在危机来临之际，资本只是自由地流出，再流出，被斯蒂格利茨称为“热钱”的投机资本总是最先逃跑，受灾国的外汇储备在几天甚至几个小时之内就被吸干。IMF伸手救援的条件包括紧缩银根，将利率提高到30%、50%、80%的荒谬程度，这样高的利息只会无情摧毁房地产价值，破坏工业生产能力，吸干社会多年积累的财富。    第三副药：市场定价。当半死不活的受灾国被IMF拖到这步田地时，IMF又提出对食品、饮用水和天然气等老百姓日常必须的产品大幅提价，最终的结果完全可以想象，大量的市民示威甚至暴动。1998年印尼由于IMF削减了食物和燃料的补贴，爆发了大规模暴动。玻利维亚由于水价上涨导致市民暴动。厄瓜多尔由于天然气价格飞涨引起了社会骚乱。而这一切早就被国际银行家们掐算好了，用他们的术语，这叫做“社会动荡”（SocialUnrest）。而这种“社会动荡”有一个非常好的作用，那就是资金像受惊的鸟儿四散奔逃，而留下一片极其低廉的资产等待着早已垂涎三尺的国际银行家的血盆大口。    当埃塞俄比亚第一位民主选举的总统在危机中接受世界银行和IMF的援助时，却被迫将这些援助款项存到她在美国财政部的账户上，只拿到4%微薄的利息，与此同时却不得不向国际银行家以12%的高利借款来救济饥肠辘辘的人民。当新总统向斯蒂格利茨乞求动用世界银行和IMF的援助款来救灾时，斯蒂格利茨却只能拒绝他的要求。这是对人类良知的残酷考验，斯蒂格利茨显然不能承受这样的折磨。    第四副药：缩减贫困策略：自由贸易。在这样的境况之下，斯蒂格利茨将WTO的自由贸易条款比作“鸦片战争”。斯蒂格利茨尤其对“知识产权”条款感到愤慨，以这样高的“知识产权”“关税”来支付西方国家制药厂所生产的品牌药品，无异于“将当地人民诅咒致死，他们(西方制药公司)根本不在乎人民的死活”。    在斯蒂格利茨看来，IMF、世界银行和WTO都是一个机构外的不同牌子而已。IMF对市场开放的苛刻条件甚至超过了官方的WTO。[6.16]    2004年出版的《经济刺客的自白》（ConfessionsofanEconomicHitMan）则从实践者的角度为斯蒂格利茨的观点加上了精彩的脚注。    该书的作者约翰.伯金斯（JohnPerkins）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形象而细致地描绘了国际银行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的不宣而战的秘密金融战争的始末。作为当事人，作者于60年代末被美国最大的间谍机构NSA（国家安全局）所招募，在经过一些列的测试之后，作者被认为是非常合适的“经济刺客”的人选。为了防止暴露身份，作者被一家国际知名的工程公司作为“首席经济学家”派往世界各国，去进行“经济刺客”的工作，一旦作者计划败露，由于完全没有官方背景，当事国只能归罪于私人公司的贪婪。作者的工作就是游说发展中国家向世界银行大量举债，债务要远远高于实际需求，以确定债务必将出现无法偿还的情况。为了让当政者尝到甜头，数亿美元的金钱贿赂随时现金支付。当债务无法清偿时，世界银行和IMF代表国际银行家去索要“所欠的鲜血淋漓的那一磅肉”，条件就是出让国家重要资产，供水系统、天然气、电力、交通、通讯等产业。    如果“经济刺客”的工作不见效，则派出中央情报局的“豺狗”（Jackal）去刺杀国家领导人，如果“豺狗”也失败了，最后就是动用军事机器发动战争。    1971年，作者被派往印尼，成功地完成了“经济刺客”的任务，导致印尼严重负债。后来作者又前往沙特，亲自操盘了“石油美元回流美国”（RecyclingofPetrodollar）的计划，为基辛格后来成功游说沙特,离间OPEC组织立下汗马功劳。后来，作者又前往伊朗、巴拿马、厄瓜多尔、委内瑞拉等国，屡立奇功。当2001年911事件让作者痛楚地感觉到美国遭世人痛恨正是由于像他这样一批“经济刺客”的出色工作时，作者终于决心说出真相。纽约各大出版社竟无人敢出版他的自传，原因就是书中的内容太具有爆炸性。他写书的事很快在“圈子里”传开了，一家国际著名公司以高薪聘请他“坐冷板凳”，条件就是不要发表该书，这算是一种“合法”的贿赂。当2004年，作者顶着风险和压力出版该书后，几乎一夜之间，该书就成为美国最畅销的小说。之所以选择小说形式，也是出于不得已，出版社担心如果以纪实体出现的话，难免招惹无妄之灾。[6.17]    6.4统治世界的精英集团    我们最好自下而上地来建造“世界秩序的大厦”，而不是相反。终结国家主权（的工作），可以用一点一点进行蚕食的办法，这会比老办法更快地达到我们的目的。[6.18]    里查德.加纳《外交事务》杂志，１９７４年４月    1992年7月16日，当克林顿在民主党大会上接受竞选总统提名后，发表了一番并无新意的有关团结、理想、人民和国家之类的高调。但是在演讲结尾，克林顿突然提到了他在乔治城大学读书时代的恩师，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卡洛.奎格雷（CarrollQuigley）对他的影响，并将这种影响与肯尼迪总统对他的影响相提并论[6.19]。克林顿在随后的总统生涯里反复提到卡洛.奎格雷的名字，那麽究竟卡洛.奎格雷的什麽主张让克林顿如此刻骨铭心呢？    原来奎格雷教授是研究英美秘密精英组织的权威，他认为这些秘密组织决定性地影响了世界上的几乎所有重大事件，换句话说，奎格雷教授是一位“阴谋论”大师。    奎格雷教授毕业于哈佛大学，曾在布鲁金斯智库、美国国防部、海军部任职，并与众多中央情报局的高官过从甚密。作为“圈内人”的奎格雷曾大量接触最高机密的文献和秘密档案，他对英美极少数统治精英对全世界命运安排的“理想”并不反感，只是对其中的一些具体做法持有保留态度，再加上他的研究晦涩深奥，所以并没有遭到“主流”学者的围剿，另一个原因是由于他长达20多年的研究工作中接触过大量绝密文献，美国史学界没有第二个人有机会重复他的研究，所以他的著作鲜有挑战者，只要他的学说不危及同时代的当权者，精英圈子也没有必要动他。    在奎格雷教授看来，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协会,美国外交协会（CFR），彼尔德伯格俱乐部（BilderbergGroup），三边委员会（TrilateralCommission）显然是世界政治精英操纵世界局势的核心组织。拥有3600名会员的外交协会相当于美国的“中央党校”，加入该协会就等于迈进美国政界的大门，成为未来世界政策的制定者。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加上了欧洲的精英分子，而拥有325名会员的三边委员会加上了日本和其它亚洲国家的精英分子。美国外交协会的重量极成员往往也是其它组织的成员。这些组织中的精英们包括叱诧世界风云的重量级人物：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JP摩根国际委员会的戴维?洛克菲勒、纳尔逊?洛克菲勒、英国菲利普王子、在肯尼迪总统政府内任美国国防部长后来又任世界银行总裁的麦克纳马拉、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法国前总统（和欧洲宪法的主要制订者）德斯坦、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费尔德、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和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还有就是一代宗师凯恩斯。国际银行家正是这些组织幕后的大老板，罗斯切尔德家族主持了很多届彼尔德伯格会议。1962年和1973年在瑞典度假圣地萨尔特舍巴登的会议由沃伯格家族主办。    正在读大学的克林顿听了恩师的指点立刻悟出要想在政界出人头地，个人奋斗注定会失败，必须进入权力核心的圈子才能达到“好风凭借力，任我上青云”的境界。    果然，克林顿先后加入了三边委员会和外交协会，还是“罗德学者”（RhodesScholar），这是一个专门培养未来“世界政府”重要“干部”的培训班。克林顿在1989年加入外交协会，１９９１年，时任阿肯色州州长的克林顿又出现在当年在德国召开的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年会上[6.20]，要知道美国有众多的大州州长削尖脑门儿想要参加这个“超级精英聚会”，果然仅１年之后，名不见经传的偏远的阿肯色州州长克林顿竟然击败了英名赫赫的老布什而当选总统，难怪克林顿对恩师的教诲念念不忘。    彼尔德伯格俱乐部(BilderbergGroup)    “如果那些年我们就向公众开放，我们就不可能为世界制定发展计划。不过，世界越来越复杂，并准备向世界政府迈进。由知识精英和世界银行家组成的超国家主权实体肯定好过过去数世纪实践的国家自决。”[6.21]    戴维.洛克菲勒1991年    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名字取自荷兰一家旅馆，由荷兰的伯恩哈德亲王（PrinceBernhard）于1954年一手创立。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是美国外交协会的“国际版”，由美国和欧洲的银行家、政治家、商业领袖、媒体巨擎和著名学者所组成。他们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是由罗斯切尔德和洛克菲勒逐一捡选出来的，这些人很多同时又是美国外交协会、朝圣协会（PilgrimsSociety）、圆桌协会（RoundTable）、和三边委员会的成员。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是包括欧盟在内的几乎所有欧洲联合机构的策源地，他们最终的目的就是建立一个世界政府。[6.22]    该组织最大的特点就是“神秘”。    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总部设在荷兰西部的莱顿市（Leiden），甚至还有电话号码。但没有网站。少数独立侦探，如英国的东尼?戈斯林（TonyGosling）或美国的詹姆斯?塔克（JamesTucker）要费尽心机才能获得有关彼尔德伯格会议位址和议程的消息,塔克跟踪彼尔德伯格俱乐部长达30年。塔克出版了一本关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书。历史学家皮埃尔?维勒马雷斯特（PierredeVillemarest）和记者威廉?沃尔福（WilliamWolf）已经联合出版了《拒不让公众了解的事实和纪事》（FactsandChroniclesDeniedtothePublic），其中卷1和卷2讲述了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秘密发展史。比利时社会学家吉尤因斯（GeoffreyGeuens）所著的一本书有一章也是专门讲述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    欧洲委员会（EuropeanCommission）前副主席、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成员达维格农（EtienneDavignon）坚持说“这不是资本家操纵世界的阴谋”。法国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加入彼尔德伯格俱乐部长达近30年的蒂埃里.蒙布利亚尔（ThierrydeMontbrial）说这只不过是个“俱乐部”而已。例如，彼尔德伯格2002年会议的正式新闻稿说，“俱乐部的唯一活动是举行年会。会上不提出任何决议，也不进行投票，不发表任何政策声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只是一个“灵活、非正式的小型国际论坛。与会者在论坛上可以发表各种不同的观点，增进彼此了解。”英国经济学家威尔?赫顿（WillHutton）说，每届彼尔德伯格会议达成的一致意见是“制定世界政策的前奏”，他的这个说法相当接近事实。彼尔德伯格会议上做出的决定稍后会成为8国峰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既定方针。    媒体在彼尔德伯格俱乐部面前总是温顺得像沈默的羔羊。2005年，《金融时报》以典型的手法抢先报道，对沸沸扬扬的阴谋论淡化处理。    事实上，任何质疑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俱乐部的人都会被嘲笑成阴谋论者。英国议员或美国决策者等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成员说它“只不过是一个讨论问题的地方”，一个人人都可以“自由发表意见”的论坛。恩达尔（FWilliamEngdahl）在其《百年战争：英美石油政治和新世界大战》（ACenturyofWar:AngloAmericanoilpoliticsandtheNewWorldWar）一书中详细讲述了1973年在瑞典召开的彼尔德伯格会议上发生的一段鲜为人知的辛秘。在布雷顿体系崩溃之后的最初几年里，美元的地位在世界范围内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与黄金脱钩之后，美元的信誉和价值如断了线的风筝一般，在世界金融风暴之中随风而逝。当时的国际银行家还远未做好世界货币的准备工作，思想和理念也极度混乱，１９６９年“隆重”推出的世界货币“特别提款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根本无人问津。眼看局面即将失控，国际银行家们在１９７３年的彼尔德伯格会议上紧急磋商，试图遏制当时世界金融的危局，重新挽救美元的信心。美国的金融战略家沃特.雷维(WalterLevy)提出了一个大胆而惊人的计划，放手让世界石油价格暴涨４００％，并规划如何从中牟取暴利。    大石油公司和大财团的８４名成员参加了是次会议。恩达尔得出的结论是：    这些权贵聚集在彼尔德伯格目的是使权力平衡重新向有利于美国金融利益和美元的方向发展。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决定利用他们最珍视的武器－全球石油供应的控制权。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政策就是引发全球石油禁运，迫使全球油价激增。从1945年起，按照国际惯例，世界石油以美元定价，原因是美国石油公司控制着战后石油市场。因此，全球油价突然上涨意味著世界对美元（用以购买必需的石油）的需求相应激增，从而稳定美元货币的价值。[6.23]    基辛格用“源源不断的石油美元流入”来形容油价飙升的结果。    三边委员会    “我们的国家能够拥有伟大的民主制度，我们也能够创造大量的财富并使它们积聚在极少数人手中，但是我们不可能两者同时拥有。”    路易斯.布兰德斯，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布热津斯基（ZbigniewBrzezinski）显然是三边委员会的核心人物，也是戴维.洛克菲勒的智囊。在他的建议下，洛克菲勒决心将“将世界上最优秀的大脑整合起来解决未来的问题”。该想法在１９７２年初被首次提出，并在１９７２年的彼尔德伯格年会上，被“集体”广泛讨论并接受下来。    布热津斯基在１９７０年出版了著名的《两个时代之间》（BetweenTwoAges），呼吁建立一个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和世界政府，该书被认为是三边委员会的“圣经”。洛克菲勒基金会与福特基金会理所当然地“慷慨解囊”，从财务上大力支持三边委员会的运作。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均是北美、西欧和日本的一些大银行家、大企业家和著名的政界人物，纽约、巴黎、东京分别设了三个总部，由这三个地区各出一人担任主席。纽约总部的主席理所当然是戴维?洛克菲勒先生。布热津斯基便成为这个总部主持日常工作的执行主任。    布热津斯基曾向戴维?洛克菲勒力荐时任佐治亚州州长的卡特加入三边委员会，卡特在戴维洛克菲勒亲自提名下，被破格吸纳进三边委员会。这是他五年后能跨上白宫的台阶所迈出的至关重要的一大步，也是他和布热津斯基成为莫逆之交的基础和开端。    年青时代的克林顿在恩师奎格雷的指点之下，一直努力向三边委员会和外交协会等组织积极靠拢，最终实现了他的总统梦。    三边委员会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一样都是美国外交协会的外围机构，最机密和最重要的决策只是在伦敦和华尔街极少数人的圈子里敲定下来。三边委员会和彼尔德伯格俱乐部起到的是“统一思想”、“协调步伐”的作用。    三边委员会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不遗余力地宣扬“世界政府”和“世界货币”的宏伟理想，最终为一个伦敦－华儿街轴心控制之下的“新世界秩序”铺平道路。１９７５年三边委员会在日本东京召开，在一份名为《重塑世界贸易与金融概要》（AnOutlineforRemakingWorldTradeandFinance）报告中指出：“紧密的三边（美、欧、日）合作，维护和平，管理世界经济，培育经济发展，和减少世界贫困，将增加和平过渡到一种世界系统的机会。”    三边委员会与彼尔德伯格俱乐部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吸纳了当时的经济后起之秀日本的诸多知名企业家和银行家，扩充了“世界精英”的基础。国际银行家们非常懂得不断“吸收新鲜血液”对未来的“世界政府”“世界货币”和“世界税收”这一“伟大事业”的重要性。后来随着亚洲其它国家和地区逐步发展起来，这些地区的“精英分子”也成为国际银行家们青睐的对象。问题不是一个“世界政府”到底好不好，而是谁主导这个“世界政府”，它是否能真正实现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富裕和社会进步。从２００多年来的社会实践来看，普罗大众似乎指望不上“精英们”的许诺。    经过许许多多的战乱和衰退，小老百姓们终于搞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只是摆设；没有经济平等，民主制度也就失去了根基，成了任金钱玩弄的道具。    如果说自由的本质就是人民能够拥有选择的权力，那么未来的“世界政府”的道路只有一条，“世界精英”已经替世界人民选择了好了。按照保罗.沃伯格之子，银行家杰姆斯.沃伯格的话说：“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世界政府，无论人们是否喜欢它。唯一的问题是这个世界政府究竟是经由（和平的）共识或是（武力的）征服来产生。”正文 第七章 诚实货币的最后抗争    历史表明放贷者会使用包括滥用权力、诡计、欺骗和暴力在内的一切手段来确保他们对货币和货币发行的控制，以便达到控制政府的目的。”    －－美国第4届总统杰姆斯.麦迪逊    1.肯尼迪：美元银本位的牺牲品    肯尼迪遇刺前两分钟    对于美国人来说，1963年11月22日是一个不寻常的日子，肯尼迪总统在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市遇刺身亡。噩耗传来，整个美国都陷入了震惊和悲伤之中。几十年以后，人们在说起这一时刻时，很多人都能清楚地记得当时自己在干什麽。究竟是谁，为什麽刺杀肯尼迪至今仍众说纷纭。美国官方的沃伦委员会的最终结论是一个名叫奥斯瓦德的凶手单独作案，但是此案的疑点实在太多，几十年来社会上流传着各种阴谋论。最明显的疑点是凶手被警方抓获不到48小时，就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另一名犹太杀手近距离枪杀，上百万人在电视机旁看到了谋杀全过程，而该凶手的动机竟然是“要向全世界的人展示犹太人的胆量”。    JackRubyshootingLeeHarveyOswald.    另一个巨大的疑点是到底几个人参与了谋杀肯尼迪，沃伦委员会的结论是奥斯瓦德在5.6秒的时间里连发三枪，其中一发子弹打飞，一发击中肯尼迪的颈部，另外一发致命的子弹命中头部。几乎没有人相信奥斯瓦德能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准确射击三次，更奇怪的是打中肯尼迪的颈部的子弹是先击中了坐在肯尼迪前方的德州州长后，再射中肯尼迪的，而这样的几率几乎为零，所以人们称之为一发“神奇的子弹”。更多的专家相信，不只一人从不同的方向朝肯尼迪开枪，而且不止三发子弹。据后来护卫肯尼迪车驾的一名巡警回忆，“当肯尼迪在机场忙着和欢迎的人群握手时，约翰逊（副总统）的秘密特勤（SecreteService）走过来给我们做安全工作指示。最让我吃惊的是他们说总统在德利广场（刺杀现场）的行车路线临时作了修改。如果保持原来的路线，杀手可能完全没有机会下手。他们还给我们下了一个闻所未闻的命令，通常情况下，我们四个摩托护警应该紧靠总统座车的四周，但是他们这次让我们全部退到车后，任何情况下不得超过总统座车的后轮。他们说这是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没有遮拦的视野’……我的另一位朋友（保护副总统约翰逊）看见他（约翰逊）在听到第一发子弹前３０或４０秒时，开始在车里弯下身来，甚至在车队拐上休斯敦大街之前。也许他在车里的地毯上找什么东西，但是他看起来就好像预感到会有子弹飞过来一样”。当第一夫人杰奎琳随着丈夫的遗体乘空军一号到达华盛顿机场时，她仍然穿着溅满肯尼迪鲜血的大衣，她坚持这样做就是为了让“他们看看犯下的罪恶”，此时的凶手奥斯瓦德仍被警方看押，杰奎琳所说的“他们”又是？杰奎琳在自己的遗嘱中说道，在她死后５０周年（２０４４年５月１９日），如果她的最小的孩子已经去世，她授权肯尼迪图书馆公开一份５００页的关于肯尼迪的文件。让她没有想到的是她最小的儿子在１９９９年的一次飞机失事中丧了命。    肯尼迪的弟弟罗伯特，著名的民权运动推动者，在１９６８年当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之后，几乎肯定可以最终当选总统，但是就在他欢庆胜利的时候，又是在大庭广众的场合被乱抢打死。在肯尼迪被刺杀后的短短三年中，１８名关键证人相继死亡，其中６人被枪杀，３人死于车祸，２人自杀，１人被割喉，１人被拧断了脖子，５人“自然”死亡。英国的一名数学家在１９６７年２月的伦敦星期日时报声称，这种巧合的概率为１０万万亿分之一。从１９６３年到１９９３年，１１５名相关证人在各种离奇的事件中自杀或被谋杀。［注7.8］    沃伦委员会让人生疑的还有封存所有文件、档案和证据长达７５年直到２０３９年才解密，这些文件涉及CIA、FBI、总统特警保镖、NSA(国家安全局)、国务院、海军陆战队等机构。另外，FBI和其它政府机构还涉嫌销毁证据。    ２００３年肯尼迪遇刺４０周年，美国ABC广播公司搞了一次调查，７０％的美国人认为刺杀肯尼迪是一个更大规模的阴谋。    如此大规模地协调和组织，如此明显的证据和证人的封杀都说明肯尼迪刺杀事件其实已经不是一次秘密谋杀，而更像是公开处决，意在警告今后的美国总统们要搞清楚谁才是这个国家的真正主宰。    问题是，肯尼迪家族也是国际银行家集团中的“圈里人”，其父约瑟夫就是１９２９年股票崩盘时大发其财，后来被罗斯福总统任命的首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主席，早在４０年代就跻身在亿万富豪的行列中了，如果不是这样显赫的家境，肯尼迪也不可能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信仰天主教的总统。那麽肯尼迪何以开罪了整个统治精英阶层，以至于落得杀身之祸呢？    毫无疑问，肯尼迪是一位富有雄心和才干的人物，当年纪青青的他坐上了总统的宝座，就碰上了古巴导弹危机这样重大挑战，他的表现坚定陈稳，可圈可点，面对和苏联可能爆发核战争的巨大危险而毫不妥协，最终逼退了赫鲁晓夫。肯尼迪还意气风发地推动了美国航天计划，最终使人类的足迹第一次踏上了月球，尽管他没能亲眼看到这一伟大的时刻，但他的神奇的感召力却伴随着整个计划。在推动民权运动方面，肯尼迪兄弟更是功勋卓著。１９６２年当第一名黑人大学生试图到密西西比大学注册时，引发了当地白人的激烈反对，全美国的目光都聚焦在了民权运动的这个焦点上。肯尼迪毅然下令出动４００名联邦执法人员和３０００名国民警卫队护送这名黑人学生上学，此举震惊美国社会，肯尼迪顿时深得人民爱戴。在他的号召下，美国青年踊跃参加和平队（PeaceCorps），志愿奔赴世界第三世界国家去帮助当地的教育、卫生和农业的发展。    在肯尼迪主政的短短３年中，能有如此耀眼的政绩，的确堪称一代豪杰。这样雄才大略的抱负，如此果断坚毅的心志，再加上美国人民的热爱和世界各国的敬仰，肯尼迪岂是愿做“傀儡”的人物？    当肯尼迪越来越强烈地想按照自己良好的意愿来运作这个国家时，他就必然与他背后的强大而无形的统治精英集团产生尖锐的冲突。当冲突的焦点涉及到国际银行家所主导的统治精英的最核心最敏感的问题－货币发行权的时候，肯尼迪也许并不知道自己的大限已经到了。    １９６３年６月４日，肯尼迪签署了一份鲜为人知的１１１１０号总统令（ExecutiveOrder），着令美国财政部“以财政部所拥有的任何形式的白银，包括：银锭、银币和标准白银美元作为支撑，发行‘白银券’（SilverCertificate）”，并立刻进入货币流通。肯尼迪的意图十分明显，从私有的中央银行美联储手中夺回货币发行权！如果该计划最终得以实施，美国政府将逐步摆脱必须从美联储“借钱”并支付高昂利息的荒谬境地，并且以白银为支撑的货币不是“透支未来”的债务货币，而是基于人们已有劳动成果的“诚实货币”。“白银券”的流通将逐渐降低美联储发行的“美元”（FederalReserveNote）的流通度，很可能最终迫使美联储银行破产。    如果失去控制货币发行的权力，国际银行家对美国这个最大的财富创造国将失去大部分影响力，这是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    要搞清楚１１１１０号总统令的由来和意义，我们必须从白银在美国的几起几落说起。    白银在美国成为合法货币始于１７９２年的《１７９２年铸币法案》（CoinageActof1792），该法案奠定了美元的法律地位。一美元包含纯银２４.1克，金银比价１比１５。美元作为美国货币最基准的度量衡是基于白银之上的。此后美国长期保持金银货币双轨制。    到了１８７３年２月，《１８７３年铸币法案》在欧洲罗斯切尔德家族的压力下，废除了白银的货币地位，实行了单一的金本位，由于罗斯切尔德家族掌握着世界上大部分的黄金矿产和黄金供应，他们实际上控制了整个欧洲的货币供应。白银的产地比黄金更为分散，产量和供应量也大得多，控制起来难度更大，所以在１８７３年前后，罗斯切尔德家族先后胁迫欧洲大部分国家废除白银的货币地位，实行完全的金本位。美国也是这个总体步骤中的一步。这个法案在美国西部产银州激起了强烈反对，人们称这个法案为“１８７３年恶法”（Crimeof1873），随后产生了轰轰烈烈的支持白银的民间草根运动。    美国国会为了平衡纽约地区欧洲势力背景的银行家的影响力，又通过了《１８７８年布兰德－埃勒森法案》（Bland-AllisonActof1878），要求美国财政部必须每月购买价值２００到４００万美元的白银，金银比价重新设定为１比１６。银币与金币同样具有法律效力，可以用于支付所有公共和私人债务。和“黄金券”一样，财政部同样发行“白银券”，一美元的“白银券”直接对应一美元的银币，以便于流通。    (一美元的“白银券”，可直接兑换一美元等价银币)    后来《１８７８年布兰德－埃勒森法案》被《１８９０年谢尔曼白银采购法》（ShermanSilverPurchaseAct）所取代，新法案增加了财政部必须购买白银的数量，在以前的基础上，财政部必须每月增加４５０万盎司的购买量。    １９１３年美联储成立以来，“美联储券”（FederalReserveNote）开始发行，到１９２９年大衰退时，“美联储券”已经逐渐占有货币流通的主要份额。到１９３３年时，“美联储券”仍能兑换等价黄金。    (１９１４年一美元“美联储券”，可以间接兑换等价金币)    在１９３３年时，在货币流通领域中还有“黄金券”（GoldCertificate）和“美国政府券”。    （１９１３年５０美元黄金券，可直接兑换５０美元等价金币，１９３３年后持有该货币违法）    “美国政府券”（UnitedStatesNote）就是林肯在内战时期发行的美国第一种法币，即“林肯绿币”（Greenbacks）。它的总发行量被限定在6,681,016。１９６０年，它仅占美国货币流通总量的１％。    （“美国政府券”，即“林肯绿币”）    除了上述４种主要货币，还有少量的其它货币形式共存。    在１９３３年罗斯福废除金本位并宣布拥有黄金非法之后，黄金券即退出流通。美国货币流通领域仅剩下“美联储券”、“白银券”和“美国政府券”，由于“美国政府券”先天不足，有发行上限，所以不被国际银行家视作重大威胁。“白银券”就麻烦多了。由于美国财政部被法律规定常年购买白银，到３０年代，美国财政部已经拥有高达６０多亿盎司（TroyOnce）的白银，大致接近２０万吨的庞大储备，再加上白银矿产遍布世界，生产量也颇为可观，要是全部实现货币化发行“白银券”，势必成为国际银行家最大的梦靥。    1913年的《联邦储备法案》中规定，如果美联储解散，所有还在流通领域的美联储券必须以等价白银回收，１９３３年罗斯福帮助国际银行家废除了金本位之后，美国货币流通实际上是处在“银本位”之下。    不废除白银的货币地位，“廉价货币”和“赤字财政”的“大业”就会受到严重掣肘，国际银行家梦寐以求的通过通货膨胀这种更高效率的金融工具来神不知鬼不觉地掠夺公民财富的计划就会受到牵制。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大规模赤字财政的推行，再加上战后重建欧洲经济的庞大开支以及朝鲜战争的卷入和越南战争升级，美联储大规模发行国债货币逐渐被市场发觉，美国人民从４０年代开始不断用“白银券”兑换成银币和银锭，导致财政部天文数字的白银储备急剧缩水。５０年代开始蓬勃发展的电子工业和航天工业对白银的需求量急剧增长，更是雪上加霜，到６０年代初肯尼迪入主白宫时，财政部的白银储备已锐减到19亿盎司。同时白银的市场价格猛涨，已逐渐逼近银币的货币价值1.29美元。当“白银券”被兑换成白银实物后，“白银券”也就自然退出流通，“劣币驱除好币”的“格雷欣法则”的效应显现了出来。    这一切就是肯尼迪签署１１１１０号总统令的大背景。    保卫白银和废除白银的货币地位成为肯尼迪和国际银行家斗争的焦点。    对于国际银行家而言，彻底废除黄金的货币地位已在全盘计划之中，但解决白银问题拥有着更高的优先级别。由于白银的潜在矿藏资源非常巨大，一旦世界各国在市场价格引导下开始更大规模的勘探和开发，不仅废除金本位的目标将难以实现，而且还将陷入黄金和白银的两线作战。一旦白银供应量大涨，“白银券”很可能死灰复燃，重新与“美联储券”一争高下，由于美国政府掌握着发行“白银券”的大权，到时候鹿死谁手尚无定论。“白银券”如果占了上风，美联储的生存就面临着极大的风险。    所以国际银行家最紧迫的任务是尽最大可能压低银价，一方面让世界银矿行业处在亏损或是微利状态，从而延缓银矿的勘探和开发，减少供应量；另一方面促使工业用银量猛增，使得替代白银材料的研究和应用变得毫无必要，从而以最快速度消耗美国财政部仅存的白银储备。当财政部拿不出白银的时候，“白银券”自然就不战而降，废除白银的货币地位也就顺理成章了。关键是争取时间。    肯尼迪自然是对此心知肚明，他一方面对国际银行家表态适当时机可以考虑废除白银的货币地位，另一方面却另作安排。不幸的是，他的财政部长道格拉斯.第伦（DouglasDillon）并非他的心腹，第伦出身于华尔街银行大家族，身为共和党人被国际银行家强塞到肯尼迪的民主党内阁中，主要财政大权由第伦向国际银行家们负责。在第伦上任后，他的首要工作就是以最快速度消耗财政部的白银储备。果然第伦不负众望，他以９１美分一盎司的超低市场价向工业用户大量倾销白银。１９４７年成立的美国白银用户协会（TheSilverUsersAssociation）与第伦遥相呼应，强烈要求“卖掉（财政部）剩余的存银来满足白银用户的需求”［注7.9］    １９６１年３月１９日的纽约时报这样报道：    参议员抱怨美国（财政部）低价抛售（白银）    参议员艾伦.百博（AlanBible）今天向财政部提出重新审查以低于国际市场的价格大量抛售白银的政策。这位内华达的民主党议员在给财政部长道格拉斯.第伦的信中说，美国国内的银矿开发已经落后于消费需求，而财政部的倾销行为是控制一个不现实的价格上限。世界性的白银短缺只有通过在北美和南美地区大量开发新产能来解决。他说‘只有当财政部缓解对国内市场和邻国的严酷的价格压力后，这一切才谈得上。”１９６１年８月１９日的纽约时报还登载了这样一篇消息：    主要来自产银州的１３个西部民主党参议员今天向肯尼迪总统提交了一封联名信，信中要求财政部立刻停止抛售白银的行为。财政部的倾销压低了国际和国内市场的白银价格。    １９６１年１０月１６日，纽约时报：    财政部抛售白银储备已经对白银市场的价格加上了一个紧紧的盖子。工业用户知道他们可以从财政部得到每盎司９１到９２美分的白银，所以他们拒绝支付更多的钱给新的白银生产商。１９６１年１１月２９日，纽约时报：    白银生产商们昨天欣喜地听到一则消息，肯尼迪总统已经下令财政部体停止向工业界抛售货币白银。白银的工业用户被震惊了。    １９６１年１１月３０日，纽约时报：    白银的价格冲上了４１年来纽约市场的最高价位，随着星期二肯尼迪总统宣布全面改变美国政府的白银政策，决定由市场来决定白银的价格。第一步就是立刻停止财政部出售不必支撑纸币（“白银券“）的白银的行为。肯尼迪总统终于出手了，虽然时间已经稍显晚了一些，因为财政部的白银此时已剩下不足１７亿盎司了。但是他的果断措施已经使市场银价向世界各地的白银生产厂家发出了明确的信号，白银产量的上升和财政部的存量企稳都是可以预期的事。白银公司的股票一飞冲天。    肯尼迪的这一行为颠覆性地破坏了国际银行家的图谋。    1963年4月，美联储主席威廉.马丁在国会听证会上说：“美联储委员会确信，没有必要在美国货币系统中使用白银。尽管有人觉得把白银从支撑我们一部分货币系统中抽出可能会造成货币贬值，我不能认同这种观点。”    按照一般规律，当白银市场得到明确的价格上涨的信号，到重新开始新的资源勘探，新增设备扩大生产规模，最后提高总供应量，需要5年左右的周期，所以能否最终保住白银的货币地位，从而保留下美国政府直接发行货币的希望，关键时刻将是1966年。    肯尼迪与国际银行家争夺的制高点就是白银的货币地位，整个战役关系着美国民选政府是否能够最后保留住货币发行权。一旦白银重新开始大量供应，肯尼迪就可以与西部白银生产州联手进一步推动美元货币的白银含量重估的立法，加大“白银券”的发行量，“白银券”势必再度崛起。到那时，1963年6月4日肯尼迪签署的11110号总统令就会立刻成为对付“美联储券”的利害杀招。    可惜的是，国际银行家也同样看出了肯尼迪的部署。这个深受选民热爱的总统几乎可以肯定会在1964年底的大选中获得连任，如果肯尼迪再作4年总统，局面将变得无法收拾。除掉肯尼迪成了唯一的选择。    当国际银行家中意的副总统在肯尼迪被刺当天在飞机上继任美利坚第36届总统时，他深知国际银行家们对他的期许是什么，他不能也不敢辜负这种“期许”。    2.约翰逊：银本位的终结者    1964年3月，约翰逊上台后不久，就下令财政部停止“白银券”与实物白银的兑换，从而事实上废除了“白银券”的发行。财政部又开始以1.29美元为支撑点，向工业界大量抛售白银储备，以继续压制白银价格，打压白银生产商的生产动力，防止白银供应量上升。    紧接着，约翰逊又在1965年6月下令稀释银币纯度，进一步降低白银在硬币流通中的地位，他说：“我想绝对明确地声明，这些变化（稀释银币的纯度）不会影响我们硬币的购买力。在美国境内，新的银币将可以与同等面值的纸币相互兑换。”    华尔街日报1966年6月7日的一篇报道讥讽地回应道：“确实如此！但是那个著名的纸币的购买力，在同样的政府30多年来的通货膨胀政策下已经被逐步地侵蚀掉了。正因为如此，难怪我们的货币完全和金银分道扬镳了。”    美联储自己也承认，每年有计划地、“科学地”让美元的购买力下降3%到4%，以便让劳工阶层能“看到”工资在上涨。    到1967年夏天，财政部基本没有“闲置”的白银可供抛售了。    终结白银货币的大业终于在约翰逊手中实现了。    3.“黄金互助基金”（GoldPool）    在废除金银的货币地位的进程中，国际银行家采取了“先银后金”的战略方针。先取白银的主要原因在于到60年代初，世界上只剩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还在使用白银作为货币，从美国货币系统中“摘除白银”只是一个局部手术，所遭遇的阻力和波及面都有限。    黄金的问题则复杂和困难得多。在人类长达5000年的社会实践中，无论什么时代，无论什么国家，无论什么宗教，也无论什么种族，黄金被世人公认是财富的最终形式。这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决不是凯恩斯等人几句轻飘飘的“黄金是野蛮的遗迹”就能化解的。国际银行家们非常清楚，黄金决不是普通的贵金属，从本质上看，黄金是唯一的、高度敏感的、深负历史传承的“政治金属”，处理不好黄金问题，是会在世界范围内掀起金融风暴的。在白银战役尚未结束之前，必须稳住黄金这边的战线。由于美联储自30年代以来的大规模通货膨胀政策导致美联储货币发行严重超量，超量的纸币在追逐有限的金银货币过程中，无可避免地推高了金银价格。在美国国内，由财政部负责出面压住白银价格，在国际上，必须有一个相对应的组织来代行财政部的功能，负责向市场抛售黄金，将汹涌的黄金攻势压制在滩头阵地。    喷气飞机时代的到来使得国际银行家能够经常碰面，秘密商量对策。位于瑞士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于是成为他们著名的“巴塞尔周末”会议所在地。    1961年11月，经过密集协商，国际银行家达成一个“高明”的计划，由美国和7个欧洲主要国家建立了“黄金互助基金”，它的主旨就是压住伦敦市场的黄金价格。该基金由参加国的中央银行出份子，总额为2亿7000万美元的等价黄金，其中美国最为财大气粗，独家承担一半，德国战后经济起飞，荷包也日渐鼓胀起来，加之战败国自觉矮人一截，所以认捐数额仅次于美国，达3000万美元。英法意都是2500万，瑞士、比利时与荷兰为1000万。由英格兰银行实际负责操盘，先由它自己的金库中垫支黄金，然后月末和其它入伙的央行按比例结算。    “黄金互助基金”的首要目标就是如果金价超过35.20美元时，予以迎头痛击，绝不允许越雷池一步。35.20美元的价格中包括了从纽约调运黄金的运输成本。    所有参与该基金的中央银行都保证不从伦敦市场上购买黄金，也不得从南非、苏联等第三国购买黄金，美国还保证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游说其它国家的中央银行也采取同样的政策。    所有“黄金互助基金”的内容在当时均为最高金融机密，与巴塞尔国际清算银行的传统秘密会议一样，不得有任何书面记录，一张纸片的记录都不允许。任何协议都是口头达成，就如同老摩根以握手和口头协议来完成巨额交易一样，国际银行家们的口头承诺拥有同等甚至更高的约束力。[注7.10]    在“黄金互助基金”开始运作的最初几年里，大获成功，甚至好到完全超出预先的想象。黄金生产大国苏联1963年秋农业严重歉收，不得不大量抛售黄金来进口粮食，苏联在1963年最后一个季度总共出售惊人的4亿7000万美元的等价黄金，大幅超过“黄金互助基金”的全部黄金家底，在21个月中，“黄金互助基金”的黄金弹药库暴涨到13亿美元，国际银行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气。[注7.11]    但是，越南战争的不断升级导致美联储不断加大美元的供应量，洪水泛滥的美元很很快就吞噬了“黄金互助基金”的盈余和大部分家底。法国眼看大势已去，率先退出“黄金互助基金”，不仅如此，法国政府加紧把手中的大把日渐丧失购买力的美元换成黄金，从1962年到1966年，法国从美联储手中兑换了近30亿美元的黄金并运回巴黎储存。    到1967年11月底，“黄金互助基金”总共损失了10亿美元的黄金，接近900吨。此时的美元已处在世界范围内的信心危机之中。    约翰逊总统终于沉不住气了，他想做点什麽了。    在约翰逊总统身边有一群国银行家作为他的高参，他们反复向总统灌输一个主意，那就是长痛不如短痛，与其这样一点一点被其他国家吸干黄金储备，不如孤注一掷搏一把，拿出全部黄金家当，把伦敦金属交易市场给淹了，一劳永逸地解决黄金对美元升值的问题，重拾世界对美元的信心。约翰逊接受了这个近乎疯狂的建议，美联储的全部黄金储备被押上了这场空前规模的赌桌。上万吨的金砖被装船运往英格兰银行和纽约美联储银行，准备给看好黄金的全世界投机者一个惨痛的教训。如果计划顺利，英格兰银行和纽约美联储银行联手海量抛售黄金，造成黄金突然超量供应，将金价打到３５美元以下，投机者势必陷入全面恐慌，并最终击穿他们的止损线，造成更大规模的抛售黄金。待彻底打垮黄金买家的人气之后，再以低价逐渐买回黄金，人不知鬼不觉地把黄金还回金库。这实在是一个天衣无缝的计划。在１９６８年年初的几个星期之内，该计划付诸执行。让约翰逊总统和所有人极度惊骇的是，市场全部吸收了黄金的卖盘。该役，美联储总共损失９３００吨黄金。酷爱权力却输得一塌糊涂的约翰逊总统，不久即宣布不再竞选总统连任。[注7.12]1968年3月，“黄金互助基金”已陷入崩溃的边缘。    3月9日，总统特别助理罗斯托（Rostow）在给约翰逊的备忘录中这样写道：    大家（总统经济顾问）的结论是：一致反对让黄金涨价来应对当前的危机。多数人倾向保持‘黄金互助基金’运转，但是他们认为和欧洲方面协调有困难，很难恢复市场的平静。所以他们认为我们最终不得不关闭‘黄金互助基金’。大家的想法比较混乱，不知如和劝说非‘黄金互助基金’的国家与我们合作，他们觉得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可能排上用场。他们认为我们必须在30天之内对何去何从有一个清楚的想法并采取行动。    评语：您可以看出，这些想法和我们的没有太大的不同。本周末的巴塞尔会议（国际清算银行）之后，我们将可以更准确地了解到欧洲人的想法。    3月12日，在另一份备忘录中，罗斯托写道：    总统先生：    我对比尔.马丁（BillMartin,美联储主席，刚参加晚巴塞尔会议）的理解是以下几点：    1.对于黄金价格的变化，英国和荷兰人可能赞同这种选择（保持‘黄金互助基金’）。德国人犹豫不决。意大利、比利时和瑞士人强烈反对。    2.他达成了协议，大家追加5亿美元的黄金并以承诺另外5亿美元来保证基金的继续运转。（以目前伦敦市场黄金损失速度来看，这些黄金只能支持几天时间）    3.欧洲人意识到我们很快就会面临非常不愉快的选择。他们准备不得以时关闭伦敦黄金市场，让黄金随行就市。    4.在这种情况下，财政部、国务院、美联储、和总统经济顾问们忙了一整天来考虑一旦我们宣布关闭‘黄金互助基金’后，各国以后如何协调。5.我们还不知道约福勒（财政部长）和比尔的个人观点。我们会在今晚或明早与他们交换意见。    我个人的感觉是，我们离真相到来的时刻越来越近了。    3月14日，在黄金问题上，罗斯托进一步报告：    您的高级顾问达成以下一致：    1.现在的情况不能再持续下去了，希望事情能有好转。    2.我们这个周末需要在华盛顿召开一个“黄金互助基金”参与国的会议。    3.我们将讨论：黄金在过渡期间的规则，保持金融市场持续的措施，加紧推行特别提款权（SDR’s）    4.在过渡期间，我们将对官方央行美元持有者按原价兑换。    5.如果不能达成任何协议，我们将中止官方美元兑换黄金，至少暂时如此。然后召开紧急会议。    6.这将可能使世界金融市场在一段时间内陷入混乱，但这是唯一能迫使其他国家接受一个长远方案的办法。我们一致认为让黄金价格上涨是最糟糕的后果。    您现在必须下决心是否立即关闭伦敦黄金市场。    无论采取什么措施也挽救不了“黄金互助基金”破产的命运。1968年3月17日，“黄金互助基金”计划终于关门大吉了。伦敦黄金市场应美国要求关闭了整整两个星期。在美联储黄金大战惨败的同时，越南战争的情况也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1968年1月30日越南游击队对南越30个省的省会同时发动大规模进攻，甚至占领了西贡境内的一些重要目标，顺化古都也被攻陷。基辛格认为，这次进攻虽然北越取得了政治上的胜利，但是从军事角度来看却是北越的最大败笔，游击队放弃了自己擅长的飘忽不定的打法，而集中主力与美军打起了阵地战，在美军优势火力之下，游击队伤亡惨重。如果美军对业已失去了游击队掩护的北越主力部队进行大规模进攻，越南战场的前景可能会有根本改观，让基辛格扼腕长叹的是，约翰逊放弃了这样一次机会。此时的约翰逊在金融战场上的惨败，已经使他丧失了坚持越南战争的底气。伦敦黄金市场的惨败，让美国的决策精英们陷入了全面恐慌，坚持金本位的保守人士与要求废除金本位的主流派产生了激烈争论。但双方都认为在如此混乱的金融局面下，越南战争该收场了。    于是，美国的新闻舆论导向开始发生根本转变。1968年2月27日克朗凯特（WalterCronkite）“预言”美国将会失败。华尔街日报质问“事态是否已经弄乱了我们原先可驾驭的目标？如果还没有准备好的话，美国人民应该准备接受越南事件的黯淡前景。”《时代周刊》3月15日说，“1968年已使得美国人觉悟到，在越南获胜，或甚至只有取得有利的局面，已经不是（美国）这一世界强权力所能及的了。”这时，熟睡已久的参议员们也苏醒过来，富布赖特议员开始质疑：“政府有权不经过国会同意就扩大战争吗？”曼斯菲尔德则宣布：“我们在一个错误的地方，从事一场错误的战争。”    1968年3月31日，约翰逊宣布对北纬20度线以北地区中止轰炸行动，他还表明不再增派大量军队前往越南，并宣称“我们在越南的目标从来就不是消灭敌人”。他又宣布放弃竞选连任总统。    越南战争结束的本质原因乃是伦敦黄金战场的惨败导致统治精英阶层的金融“底气”损耗殆尽。    货币学家们在反复发作的美元危机中始终坚称是黄金短缺造成了货币危机，从金本位的历史来看，这显然是倒果为因，黄金短缺并不是问题的原因，无节制的美元过量增发才是危机的根源。和白银价格长期被压制一样，黄金价格被长期扭曲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在于造成黄金产量不足的窘境。当危机来到时，奇怪的是人们通常采取的竟是掩耳盗铃的伎俩，而不是诚实地面对问题的本质。在“黄金互助基金”打光所有“子弹”之后，国际银行家们又想起凯恩斯在40年代最早提出的“纸黄金”的思想，对之加以重新包装，最后提出“特别提款权”这个“伟大发明”。    正如法国著名经济学家雅克.鲁夫所指出：“同时，货币学家们发明了一种新玩意儿来掩盖美国货币的破产状态的事实。每个国家的中央银行被分配到一种特殊的国际储备货币。但是为了不引发通货膨胀，特别提款权必须被严格限量。这样，甚至在特别提款权的扶持下，美国仍然无法偿还它的美元债务的一小部分。”    但是华尔街则是另一派喜气洋洋的面孔，它欢呼这是个现代金融史上的创举：    美国获得了纸黄金的胜利    财政部次长保罗.沃尔克满面笑容地告诉新闻媒体，‘我们终于实施了它（特别提款权计划）。”华尔街日报欢呼这是美国经济学派的一个重大胜利，因为它是对老旧的黄金必须是货币价值的唯一指挥棒和经济万能药的直接打击。    但是，华尔街日报忘了说既使是特别提款权也是以黄金含量来定义的，所以黄金仍然是货币的指挥棒，而且特别提款权不能被“贬值”。    对于特别提款权，李普斯有一段精彩的描述：    总有一天，它（特别提款权）会被历史学家与约翰.劳（JohnLaw）的密西西比阴谋所造成的‘南海泡沫’一样并列在人类伟大‘发明’之列。把它定义为等同黄金而却不能兑换成黄金简直可以申请荒谬专利了。任何纸币或信用单位只有在固定比例下毫无限制地可兑换黄金才能被视作‘等同于’黄金。德国经济学家帕尔义对‘纸黄金’的概念也提出了尖锐地批判：    这种新的SDR储备货币只能在世界范围内刺激更加鲁莽的金融扩张和通货膨胀。采用SDR是通货膨胀分子的胜利。它搬开了挡在完全受控制的‘世界货币’道路上的最后一块石头，它永远不会在世界上‘短缺’。    1969年3月18日，美国国会取消了美联储发行的美元必须拥有25%的黄金支撑的强制要求，这一行为切断了黄金和美元发行的最后法律强制关系。    世界离最后的真相不远了。    尼克松不理解或不想去理解黄金何以如决堤的江河奔涌外逃，无论美国政府如何阻挡都无济于事。问题的本质在于美国收支账目出现了爆炸性的赤字，美国实际上已无力保持对黄金的固定汇率。不是黄金数量太少，而是美国的银行系统创造出了太多的美元。    约翰.埃克斯特讲述了这场黄金决战的最后一段故事：    “1971年8月10日，一群银行家、经济学家和货币专家在新泽西海边举行了一次非正式讨论，探讨货币危机问题。大约下午3点，保罗.沃尔克的车来了。他当时是财政部次长，负责货币问题。    我们在一起讨论各种可能的解决方案。你知道，我一向支持保守的货币政策，所以我所提出的大幅提高利率的意见被大多数人否决了。其他人认为美联储不会放慢信贷扩张，担心会导致衰退甚至更糟。我又建议提高黄金价格，保罗.沃尔克认为有道理，但是他觉得国会很难通过。像美国这样的世界领导人不愿意向他们的人民承认货币被贬值的实际情况，不论问题有多严重。这实在是太让他们尴尬了，到这时为止，我们所遇到的（货币）危机，人民大多还毫无知觉。这不像是1933年国家处在紧急状态下，罗斯福可以为所欲为。    这时，保罗.沃尔克转过来问我，如果我来决策应该怎样做。我告诉他因为他不愿升息，又不愿黄金涨价，那就只有关闭黄金兑换窗口，继续以35美元一盎司出售国库的黄金已经毫无意义了。5天以后，尼克松就关闭了黄金窗口。”    当黄金和美元的最后一丝联系在1971年8月15日被尼克松总统斩断之后，国际银行家终于如愿以偿。    这是人类有史以来，这个世界第一次一起进入法币时代，这对人类社会和文明究竟是福是祸，现在下定论还为时过早。    以美联储为首的西方工业国在挣脱了黄金这一紧箍咒之后，果然开始了前所未有的信贷扩张时代，货币发行已达到毫无节制随心所欲的程度，到2006年为止，美国的政府、公司和私人欠债总额已经高达44万亿美元，如果按照5%的最低利息估算，每年仅偿还利息就高达2万2000亿美元。    问题是这样的债务已经到了无法偿还的程度，而债务又必须被偿还，如果不是欠钱的人还，就是借钱的人还，更糟的是，最后会由辛勤劳动的世界各国纳税人来偿还。    4.“经济刺客”与石油美元回流（TheRecyclingofPetrodollars）    1973年10月6日，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埃及和叙利亚同时对以色列发动进攻。由于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政策，10月16日中东地区的伊朗、沙特和4个阿拉伯国家祭出“石油武器”，同时宣布油价上涨70%。此举对70年代以后的世界格局造成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在科威特的阿拉伯国家部长会议上，伊拉克代表强烈要求锁定美国为主要打击目标，他建议其他国家一起没收美国在阿拉伯国家的商业财产并实施国有化，对美国进行石油禁运，从美国的银行系统中撤出所有资金，他认为这将造成美国陷入29年以来的最大经济危机。虽然这些过激的提议没有被采纳，但在10月17日他们达成了削减5%的石油产量，并持续每月减少5%的产量，直至他们的政治目标得以实现。    10月19日，尼克松总统要求国会立即向以色列提供22亿美元的紧急援助。10月20日，沙特和其它阿拉伯国家宣布完全停止向美国出口石油。国际石油价格应声暴涨，从1970年的1.39美元一桶原油冲到1974年的8.32美元。虽然石油禁运只持续了5个月到1974年3月结束，但是，这次事件极大地震动了西方社会，他们一致认为，这种事情绝对不能再度发生。    国际银行家则千方百计地谋划让流进沙特等国的石油美元必须流回美国。    经过仔细分析，美国决定采取“分而制之”的策略，从内部分化和瓦解中东石油出产国。而主要突击方向被选定为沙特。沙特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国家，盛产石油，地处中东腹地，伊朗、叙利亚、伊拉克、以色列等强邻环伺，军事防御力量极端单薄，沙特王室有一种深刻的不安全感。洞察了这一弱点之后，美国向沙特提出了很有吸引力的拉拢条件，全面的政治支持，必要时的军事保护，并提供技术支援、军事训练，以确保沙特王室永续存在。条件是，石油交易必须以美元结算，沙特必须用赚来的石油美元购买美国国库券，确保美国的石油供应，石油价格波动必须经过美国认可，如果伊朗、伊拉克、印尼或委内瑞拉对美国进行石油禁运，沙特有义务弥补由此产生的石油供应量，沙特还需要从中“劝阻”其它国家对美国的石油禁运。    “经济刺客”帕金先生被派往沙特去做这个计划的具体操盘手。作为一家世界著名工程公司“首席经济学家”的帕金先生的任务就是“尽最大的想象力来使大量投资在沙特经济中显得非常有前景，前提是，必须由美国的工程和建筑公司中标。”    在经过一番苦思冥想之后，帕金突然产生了一个灵感，沙特首都利雅得大街上的羊群与现代化的气息差距太大，大规模城市建设能够赚回很多石油美元。另一方面，帕金深知欧佩克成员国的经济学家大声疾呼要求对石油进行深加工，拥有自己的石油精炼工业，以获得比出售原油更高的利润。帕金想到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满意的解决方案，从处理羊群入手，石油美元收入可以用来支付美国最昂贵的现代化的垃圾处理设备，美化利雅得的市政建设也需要大批高精尖的美国产品。在工业方面，石油美元将被用于运输原油，加工原油的基础设施方面，巨大的石油加工工业区将在沙漠中拔地而起，它们的四周则是大型工业园，大型发电厂，变电输电系统，高速公路，石油管道，通讯系统，机场，海港改造，和与之配套的巨大的服务业体系。    在帕金的计划中分成了两大类项目，一类是基础硬件设施建设的合同，一类是长期服务与管理合同，MAIN、Bechtel、Brown&Root、Halliburton、Stone&Webster等美国各类公司将在未来几十年都会赚得盆满钵满。    帕金还想到了更远的前景，保护阿拉伯半岛所产生的巨大产业链。美国军事基地建设，国防工业合同和其它相关的一切活动的合同，还包括更加庞大的管理与服务合同。而这一切又会产生新一波的工程建设合同，诸如军用机场、导弹基地、人员培训中心等所有与之相关的项目。    帕金的目标是，不仅要让石油美元绝大部分流回美国，还要使这笔巨款所产生的利息收益全部花在美国公司身上。    沙特人会对这样“现代化”的工业基础设施和城市市容倍感骄傲，其它欧佩克国家将艳羡沙特如此迅速地变成了一个“现代国家”，然后这一套计划在被用于其它国家。    帕金的出色计划和游说能力令幕后大老板非常满意，在这样一个大计划之下，基辛格博士于1974年来到沙特，最终敲定了石油美元的大政方针。    脱离了金本位庇护之下的风雨飘摇中的美元终于找到了石油这个避难所。    5.里根：离心脏仅一毫米的子弹打碎了金本位的最后希望    尽管在世界范围内，金本位已经被全面废除，除了瑞士金法郎等极少数国家，黄金与纸币已经全然没有任何联系，但是最让国际银行家吃不香睡不好的还是黄金的价格在整个70年代的持续上涨，防止金本位复辟乃是最高优先极的工作。    1975年1月1日，为了向世人展现黄金不过是一种普通金属，增加人们对纯纸币美元的信心，美国政府决定解除对美国人民实行了长达40年的黄金持有禁令。其它国家对黄金则采取课以重税的办法来减少人民对黄金的需求，有的甚至征收高达50%的黄金增值税（ValueAddedTax）。美国人在黄金消失了40年后，已经对黄金非常生疏了，再加上购买的繁琐与不便，黄金解禁并没有产生预想的紧张局面，国际银行家终于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当后来的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看到前中央银行家约翰.埃克斯特手中玩弄的金币时，不禁好奇地问道：“约翰，你的金币是从哪里买的？”欧内斯特.威尔克在《为什么要黄金》一书中点出了国际银行家打压黄金的实质：    “从1975年开始，美国在IMF的主要成员国的配合下开始了‘打压’世界黄金市场的征途。打压黄金价格的目的在于使主要国家的人民信服纸币比黄金更好。成功的（控制黄金价格）的操作，将确保超量发行纸币的过程能够无限进行下去。”    经济学家们也异口同声地认为在失去政府官方的购买需求之后，黄金会被证明是一种几乎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有些人甚至认为25美元一盎司才是黄金的“内在价值”。    1975年8月，为了进一步消除黄金的影响力，美国和西方工业国决定各国的黄金储备量不再增加，而IMF的黄金需要抛售5000万盎司来压低金价。但是黄金价格依旧坚挺，并在1979年9月冲到了430美元一盎司，此时的金价比起1971年布雷顿体系解体时的价格已经上涨了十几倍。    美国财政部于1975年1月开始第一次拍卖黄金，后来从30万盎司的拍卖量增加到75万盎司，仍然难以抵挡黄金的买盘。只有当财政部1978年11月宣布空前的150万盎司的拍卖量时，市场价格才少许回落。到1979年10月16日，美国财政部终于撑不住了，宣布定期拍卖改为“意外”拍卖。400美元的黄金价格被普遍认为合理地反映了美元从1933年以来严重超量发行的事实，应该是稳定而可持续的价位。    但是1979年11月爆发的“伊朗人质危机”改变了黄金的长期价格走向。美联储在危机爆发后迅速宣布冻结伊朗在美国的黄金储备，这一举动让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从心底冒出一丝寒意，如果伊朗的黄金可以被冻结，大家存在美国的黄金也都不安全。于是各国纷纷购买黄金并直接运回本国储存。伊朗更是惊恐万状地在国际市场上狂买黄金，伊拉克也不甘寂寞，加入了超级买家的行列，金价在几个星期之内就跳上了850美元一盎司的云端。目睹了这一切沧桑巨变的里根总统，开始确信只有恢复金本位才能挽救美国经济。1981年1月，里根上任伊始就要求国会成立“黄金委员会”（GoldCommission）研究恢复金本位的可行性。此举直接触犯了国际银行家的禁区，1981年3月30日，入主白宫仅69天的里根就被一名叫辛克利的追星族，为了吸引著名影星朱迪.福斯特的注意，一枪打中，子弹距心脏仅1毫米。当然，和绝大多数刺杀美国总统的凶手一样，此人被认为神经有问题。    （1981年3月30日，里根被刺）    这一枪不仅打明白了里根总统，也打碎了恢复金本位的最后希望。1982年3月，17人组成的“黄金委员会”以15比2的差距，否决了金本位的思路，里根总统赶紧“从善如流”。    从此，再也没有一位美国总统敢动金本位的念头了。    References:    7.1Tragedy&Hope,byCarrollQuigley(MacMillan,1966),p.308    7.2IntimatePapersofColonelHouse,byCharlesSeymour1926p173    7.3AlanStang,TheActor16(1968);GeorgeSylvesterViereck,TheStrangestFriendshipinHistory36-37(1932)    7.4IntimatePapersofColonelHouse,byCharlesSeymour1926p175    7.5TheInvisibleGovernment,byDanSmoot,1962    7.6TradingWithTheEnemy,byCharlesHigham1983    7.7TradingWithTheEnemy,byCharlesHigham1983    7.8JFK:TheDeadWitnesses,byCraigRobertsandJohnArmstrong    7.9NewYorkTimeOctober16,1961    7.10GoldWar,byFerdinandLips    7.11GoldWar,byFerdinandLips正文 第八章 不宣而战的货币战争    猎物。我们选择病弱的（进行猎杀），是为了保持鹿群整体上更健康。”[8.1]    美国时代周刊1997    本章导读    众所周知，谁能垄断某种商品的供应，谁就能实现超级利润。而货币乃是一种人人都需要的商品，如果谁能垄断一国的货币发行，谁就拥有无法限量的赚取超级利润的手段。这就是数百年来，为什么国际银行家要绞尽脑汁、处心积虑、无所不用其极地谋取垄断一国的货币发行权的原因。他们最高的境界就是垄断全世界的货币发行权。    为了确保控制世界货币发行这一金融战略制高点，国际银行家从７０年代起，发动了一系列旨在巩固美元信心、“肢解”发展中国家经济、和打垮潜在竞争对手的货币战争，其最终的战略目的就是：让世界经济“有控制地解体”，为完成一个由伦敦－华尔街轴心控制之下的“世界政府”、“世界货币”和“世界税收”奠定坚实的基础。    请注意，国际银行家是一个“超级特殊利益集团”，他们不忠于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府，相反，他们控制国家和政府。他们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内利用美元和美国的力量，但是，当他们的准备工作就绪后，就可能随时攻击美元，从而制造世界范围内１９２９年级别的经济危机，以严重的危机促使和胁迫各国政府放弃更多的主权，施行区域货币和区域政府。    打击中国的金融体系，毫无疑问的是他们的重中之重。对中国下手，决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什么时候，什么方式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任何侥幸的想法都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他们可能采取的的战略战术和打击日本的有着很大的相似性，首先是制造中国的超级资产泡沫，中国的经济在他们的“帮助下”，将会有几年的极度繁荣时期，类似于１９８５年到１９９０年的日本。然后他们将痛下杀手，实施“远程非接触式”的金融核打击，打垮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将国际和国内资金吓得四散奔逃。最后再以跳楼价收购中国的核心资产，并对中国经济进行“彻底解体”，完成统一世界过程中的最艰难的一步。当然，要想经济上“肢解”中国，“民主化”是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没有共产党这个孙悟空，中国人民的唐僧肉吃起来就顺当多了。    1.1973年中东战争:美元反击战    其实，1973年10月6日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并不是偶然的。同年5月的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年会上，84位国际银行家、跨国公司巨头和被选中的政客会商如何应付令人头痛的失去黄金支撑的美元颓势。戴维.洛克菲勒带来了心腹谋士布热津斯基（ZbigniewBrzezinski），大家讨论的结果是必须重振美元信心，夺回业已失控的金融战场的主导权。    国际银行家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计划，让国际油价上涨400%！[8.2]    这一大胆的计划将达成几个目的：一方面，由于世界石油交易普遍使用美元结算，石油价格暴涨4倍，将导致世界各国对美元的需求激增，抵消美元失去黄金支撑后各国对美元抛售所产生的副作用。另一方面，由于前几年“经济刺客”们的出色工作，拉美和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已经中了过度贷款的狠招，一旦石油价格猛涨，美国顺势大幅提高利率，这些经济落后而资源丰富的国家将成为一群肥美待宰的羔羊。    这个计划最出彩的地方就是“嫁祸于人”。挑动埃及和叙利亚进攻以色列，美国再公开支持以色列来激怒阿拉伯人，最后导致阿拉伯国家一怒之下对西方实行石油禁运，石油价格必将一飞冲天，而全世界的怒气全部都发到了阿拉伯国家身上。国际银行家们一面坐山观虎斗，一面清点着石油美元回流的钞票，不仅一举挽回美元颓势，重夺金融战场主动权，还顺手牵羊痛剪拉美印尼等国的羊毛。此计堪称妙到毫颠。    纵观历史上国际银行家的历次出手，可以发现他们始终遵循着“最优算法”，每一次重大战略行动都会同时达成３项以上的主要目标，用“一石三鸟”来形容也决不过分。国际银行家从来就是打“组合拳”的高手。    布热津斯基和基辛格两位国际银行家的哼哈二将全力协同，整个事件发展完全不出所料。布热津斯基出谋划策，基辛格作为尼克松政府的情报“沙皇”直接参与执行。威廉.恩格（WilliamEngdahl）在《世纪战争》一书中尖锐地指出：    “基辛格持续地压制流向美国的（中东地区）情报，包括美国情报部门截获的阿拉伯官员对战争准备的确认。华盛顿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基辛格著名的‘穿梭外交’都精确地执行了彼尔德伯格5月会议的路线。阿拉伯的石油生产国成为全世界泄愤的替罪羊，而盎格鲁-美国的利益却悄悄地躲在幕后。”[8.3]    在基辛格的诱惑和威逼下，沙特是第一个与美国达成合作的欧佩克国家，用石油美元购买美国债券，从而实现“石油美元回流”。然后基辛格过关斩将，到1975年，欧佩克的部长们同意只用美元进行石油结算。    世界货币于是进入了“石油本位”的时代。    石油价格暴涨导致了石油贸易结算对美元需求的暴涨，终于使美元在国际上重新获得有力支撑。    从1949年到1970年世界石油价格一直稳定在1.9美元一桶。从1970年到1973年，油价逐步上升到3美元一桶。1973年10月16日战争爆发后不久，欧佩克将油价调高70%到5.11美元一桶。1974年1月1日，油价又上涨了一倍，到11.65美元。从1973年彼尔德伯格会议之前的油价到1974年1月，石油价格果然上涨了近400%。    1974年，不明就里的尼克松总统还试图让美国财政部向欧佩克施加压力，让油价回落，政府一名知道内情的官员在备忘录中写道：“银行家把这个建议置之不理，而强调用‘石油美元回流’的策略对付高油价，这是一个致命的决定。”    在随后而来的高油价时代，造成了西方各国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人民储蓄被大幅洗劫。更为不幸的是毫无防范意识的发展中国家，恩格解释道：    “石油价格400%的暴涨对于以石油为主要能源的经济造成了很大冲击。大多数缺乏石油资源的经济体，突然碰到了出乎意料和难以支付的400%的进口能源成本，还不必说农业使用的从石油而来的化肥等的成本上升。    1973年，印度的贸易是顺差，处在一个健康的经济发展状态。到1974年，印度的外汇储备为6.29亿美元，却要支付两倍于此的进口石油费用，即12亿4100万美元。同样到1974年，苏丹、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非洲和拉丁美洲，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面临着贸易赤字。据IMF统计，1974年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赤字达到了350亿美元，这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并不奇怪的是，这个赤字总和恰好相当于1973年的4倍，也就是说与石油价格上涨成比例。    70年代初期强劲的工业生产和贸易，被1974年到1975年世界范围内的工业与贸易萎缩所取代，其严重程度是二战结束以来之最。”[8.4]    70年代中，许多正在实施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已经陷入对世界银行低息贷款的严重依赖，石油价格猛涨使得这些国家的大量资金被高油价所吞噬。    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要么停止工业化进程，从而无法偿还世界银行过量的贷款，要么就得向世界银行借更多的钱来购买石油和偿还巨额债务的本息。而与IMF联手作套的国际银行家早已张网以待，IMF开出一些列苛刻的援助条件，再强逼着这些稀里糊涂就倒了大霉的发展中国家喝下著名的“IMF四副良药”，即国家核心资产私有化、资本市场自由化、基本生活要素市场化和自由贸易国际化，大部分国家喝下这几副药非死即伤，个别抵抗力强的国家也落得元气大伤，民贫国弱。    就在发展中国家挣扎着到处借美元进口昂贵的石油时，又一个晴天霹雳在等待着他们。    2.保罗.沃尔克：世界经济“有控制地解体”    “沃尔克当选（美联储主席）是因为他是华尔街的人选。这是他们的开价。为人所知的是他很聪明和保守，不为人所知的是他即将掀起一场巨变。”历史学家查尔斯.吉斯特    1973年美国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戴维?洛克菲勒为了加强北美、西欧和日本金融界之间的关系，在布热津斯基的倡议和协助下组建了一个名叫美、欧、日三边委员会的团体。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均是北美、西欧和日本的一些大银行家、大企业家和著名的政界人物，并在纽约、巴黎、东京分别设了三个总部，由这三个地区各出一人担任主席。纽约总部的主席理所当然是戴维?洛克菲勒，作为戴维?洛克菲勒的心腹谋士的布热津斯基便成为这个总部主持日常工作的执行主任。布热津斯基有个在哥伦比亚大学当教授的好友，叫迪安?腊斯克，是佐治亚州人，肯尼迪?约翰逊掌管白宫时曾担任国务卿。他向布热津斯基建议邀请佐治亚州州长卡特参加三边委员会，并一再赞美卡特的创业魄力和政治远见。    在腊斯克的热情撮合下，布热津斯基同卡特见了两面。布热津斯基一眼就相中了卡特，认定此人日后必成大器，自然很想将他网罗在身边，但以卡特当时的职位和声望要想成为三边委员会的成员，在执行委员会表决时恐很难通过。于是，布热津斯基便当面向戴维?洛克菲勒先生作了推荐，着力将卡特大大称赞了一番。三边执行委员会主席采纳了他的意见，并亲自提名。就这样，小小的佐治亚州州长吉米?卡特的名字被列入三边委员会美国成员的名单中。这是他五年后能跨上白宫的台阶所迈出的至关重要的一大步。    在卡特1977年入主白宫之后，他的“入党介绍人”布热津斯基顺理成章地成为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助理，实际上是代表国际银行家进行“摄政”，其角色与尼克松时代的基辛格类似。    1978年，美联储主席职位出缺，这可是国际银行家非常看重的一个要角，戴维?洛克菲勒向卡特力荐手下名将保罗.沃尔克担当此任，卡特总统无法拒绝这一要求。    纽约时报称“沃尔克的任命得到了波恩、法兰克福和瑞士的欧洲银行的认可”，熊气弥漫已久的纽约股票市场还少有地上升了9.73点，美元在国际市场上一下子坚挺起来。    自从1933年尤金.梅耶（EugeneMeyer）从美联储辞职以来，国际银行家族的成员已经全部从金融市场的第一线撤到了幕后，他们主要通过严格挑选美联储纽约银行行长的人选来控制美联储的运作。沃克尔非常符合他们的选择条件。他早年就读于普林斯顿和哈佛，后赴伦敦经济学院（LondonSchoolofEconomics）进一步深造，50年代担任美联储纽约银行的经济学家，后到大通曼哈顿任经济学家，60年代在财政部工作，在尼克松时代是废除金本位的主要操盘手之一。1974年开始担任美联储纽约银行行长的重要位置，实际负责美联储的全盘运作。    1978年11月9日，意气风发的沃尔克在英国沃维克大学（WarwickUniversity）发表的一篇演讲中透露：“世界经济中某种程度的‘有控制的解体’是80年代的一项合理的目标。”[8.5]    问题是，解谁的体？如何解体？    首当其冲的自然是严重负债的第三世界国家，其次是苏联与东欧。    沃尔克上任伊始便祭起打击“世界范围的通货膨胀”这面光鲜的大旗，与紧密同盟英国一道使美元借贷变得昂贵无比。美元拆借利息平均值从1979年的11.2%一口气涨到1981年的20%，基本利率（Primerate）更高达21.5%，国债冲上17.3%。    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于1979年5月当选，她发誓“要把通货膨胀从经济中驱除出去”，她上任仅一个月就把基准利率从12%在12个星期之内提高到17%，在如此之短的时间之内把所有行业的借贷成本猛然提高42%，在和平时期的工业化国家中可谓史无前例了。她也因此赢得了“铁娘子”的称号。    在“反通货膨胀”的大旗下，经济陷入严重衰退，人民和商业承受着痛苦的代价，美国和英国的银行家却大发利市。    削减政府开支、减税、开放行业管制、打破工会力量等口号响彻云天，沉重债务负担之下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哀鸿遍地，死伤枕藉。此时，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已经由彼尔德伯格１９７３年５月会议时的１３００亿美元，暴涨了５倍，到１９８２年时达到了惊人的６１２０亿美元。当美国和英国在“反通货膨胀”的口号下，突然将利率提高到２０％左右的时候，发展中国家的巨额债务在如此惊人的“高利贷”压榨之下，已经使他们注定成为国际银行家刀板上的鱼肉了。毫无金融战争防范意识的亚非拉国家将为他们的疏忽付出惨痛的代价。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在1982年9月30日的联合国会议上指出，IMF应该对发展中国家的还债严加监督，他敦促发展中国家应该使出口产品“更吸引西方”，只有“自由贸易”才能拯救他们，还有加大出售他们原材料的力度能加快债务清偿的过程。    墨西哥总统波提罗（LopezPortillo）则针锋相对地指出，英美国际银行家的策略就是要使高利率和与之相随的低原材料价格这对“剪刀的双刃来扼杀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取得的建设成就，并泯灭其余国家取得进步的可能。”他进一步威胁要带领发展中国家停止债务支付。他指出：    “墨西哥和其它第三世界国家不能够按照与现实情况差异巨大的条件来按时偿还债务。我们发展中国家不愿意成为（西方国家的）附庸。我们不能够瘫痪我们的经济或让我们的人民陷入更悲惨的境地来偿还这些债务，在没有我们参与的情况下，这些债务偿还的费用已经涨了3倍，我们对此没有责任。我们旨在消除饥饿、疾病、无知和依赖方面的努力并没有造成国际危机。”[8.6]    不幸的是，波提罗在联合国发言后仅2个月就被国际银行家看中的人选所取代，IMF作为“维护贷款秩序的警察”插手墨西哥债务清偿，恩格这样描述了这段历史：    “现代历史上最具规模的有组织抢劫行动开始了，其规模远超20年代的类似活动。与西欧或美国媒体精心掩饰的情况正相反，债务国偿付了好几遍欠债，他们正是以血和‘一磅鲜肉’来偿还给现代纽约和伦敦的夏洛克们的。1982年8月以后发展中国家不再还债并非实情。他们的头上被顶着枪，在IMF的威逼下，签署了银行家们美其名曰‘债务解决方案’的协议，参与的都是著名的纽约花旗银行或大通银行。”[8.7]    IMF的贷款只有在债务国签署了一系列“特别条款”之后才能得到，这些条款包括：削减政府开支，提高税收，货币贬值。然后债务被重新延展，发展中国家还需要再支付一笔“服务费”给国际银行家，并被记入债务的本金中。    墨西哥被迫削减对医药、食品、燃油、和其它生活必需品的政府补贴，同时比索被贬值到令人惨不忍睹的程度。1982年年初，在波提罗总统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之下，比索对美元比价为12比1，而到1989年，比索对美元已贬到2300比1，墨西哥经济已经事实上被国际银行家们“有控制地解体”了。    据世界银行统计，从1980年到1986年，世界一百多个债务国仅向国际银行家支付利息一项就高达3260亿美元，本金偿付又支付了3320亿美元，总共发展中国家为4300亿美元(1980年)的债务支付了6580亿美元的费用。尽管这样，到1987年，109个债务国还欠国际银行家13000亿美元。在如此惊人基础上进行利滚利，只怕发展中国家永远没有还清债务的时候了。于是，国际银行家与IMF就开始对债务国实施破产清偿。接受银行家“债务解决方案”的国家被迫以跳楼价出卖大量核心资产，如自来水、电力、天然气、铁路、电话、石油、银行等。人们终于见识到国际银行家所策划的世界经济“有控制地解体”具有何等地杀伤力！    3.世界环保银行（WorldConservationBank）：要圈地球30%的陆地    在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深陷债务泥潭之际，国际银行家开始策划一个更大的行动，其方式超乎普通人想象力的极限，正常智力的人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环境保护”竟然是一个更大图谋的切入点。    如果不从历史的角度看问题，就不可能明白国际银行家令人眼花缭乱的“组合拳”的巨大威力！１９６３年８月初，美国中西部的一个著名大学里，一位化名为“约翰.窦”（JohnDoe）的社会学教授，接到一个华盛顿打来的电话，邀请他参加一项秘密研究课题，参与该计划的１５名专家都是美国著名大学的顶尖学者。“约翰.窦”教授带着好奇来到了一个名叫“铁山”（IronMountain）的地方报到。    “铁山”靠近纽约州的哈德迅城（Hudson），这里有当年冷战期间为防御苏联核打击而修建的巨大的地下设施，几百家美国最大公司的总部都在此处设有临时办公地点。这些公司包括：新泽西的标准石油公司，壳牌石油公司和汉诺威制造信托公司等。如果核战争爆发，这里将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商业运作中心，以确保核战争之后，美国商业体系仍然能够生存下来。平时，这里是这些公司储存机密文件档案的地方。    这个神秘的研究小组要研究的课题是，如果世界进入了“永久和平”阶段，美国将面临什么样的挑战，以及美国的对应策略。这项研究工作持续了２年半的时间。    １９６７年，这个１５人的课题组完成了一份绝密报告，这份报告的作者们被政府要求对该报告严格保密。但是，其中的“约翰.窦”教授觉得这份报告实在太重要了，不应该向公众隐瞒。他于是找到著名作家里欧.莱文（LeonardLewin），在里欧.莱文的帮助下，这本名叫《来自铁山的报告》（ReportFromIronMountain）被戴尔出版公司（DialPress）于１９６７年正式出版。该书一经面世，立刻震惊美国社会各界。大家都在猜到底谁是“约翰.窦”。该报告被认为是当时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RobertMcNamara）策划，麦克纳马拉是外交协会的成员，后来担任世界银行行长。运作的研究机构被认为就是哈德迅研究所（HudsonInstitute），该机构的创始人赫曼.凯恩（HermanKahn）也是外交协会成员。    对于这次泄密事件，约翰迅的国家安全特别助理罗斯托（Rostow）立刻站出来进行紧急“消毒”，他指出该报告纯属子虚乌有。同样是外交协会成员亨利.鲁斯(HenryLuce)控制下的《时代》也说该报告是“巧妙的谎言”。该报告究竟是真是假，美国社会到今天仍然争论不休。    不过，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２６日，《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Post）曾经在《书评》栏目中介绍过这本书。介绍该书的就是哈佛大学著名教授加布雷斯（JohnKennethGabraith），他也是外交协会成员，在文章中他指出他有第一手的信息证明该报告是真实的，因为他本人就在被邀请之列。后来尽管他没能参加这个项目的工作，但该项目一直在向他咨询各种问题，他也被告知要对外保密。“我愿意将我个人的名誉担保这个文件（‘铁山报告’）的真实性，我也愿意证实它的结论的有效性。我有所保留的只是将它公布给没有准备的公众是否明智。”［８.９］后来加布雷斯曾在其他媒体上两次重申该报告的真实性。    那么，该报告究竟有什么惊人的结论，让“精英们”如此紧张呢？    原来，该报告详实地透露了“世界精英们”对未来世界的发展规划。报告的基本宗旨就是，不讨论对与错的问题，也不考虑自由与人权之类的空洞概念，一切诸如意识形态、爱国主义和宗教立场都不占有任何位置，这是一份“纯粹客观”的报告。报告开宗明义地指出：    “持续的和平，尽管从理论上说并非不可能，但是却不具有可持续性。即便（和平的目标）是可以达到的，它也肯定不是一个稳定社会的最佳选择战争是我们社会稳定的一种特殊功能。除非其他替代方式能够被发展出来，否则战争系统应该被保持和强化。”［８.１０］    报告认为，只有在战争时期，或者是在战争的威胁之下，人民最有可能服从政府而没有怨言。对敌人的仇恨和被征服与劫掠的恐惧，使人民更能够承受过重的税负和牺牲，战争又是人民强烈情绪的催化剂，在爱国、忠诚和胜利的精神状态下，人民可以无条件地服从，任何反对意见都会被认为是背叛行为。相反，在和平情况下，人民会本能地反对高税收政策，讨厌政府过多干预私人生活。    “战争系统不仅是一个国家作为独立政治系统存在的必要因素，对于政治稳定也是必不可少的。没有战争，政府统治人民的‘合法性’就会出现问题。战争的可能性提供了一个政府能够拥有权力的基础。历史上不胜枚举的例子表明，失去战争威胁可信性的政权，最终导致了权力瓦解，这种破坏作用来源于个人利益膨胀、对社会不公的怨恨，和其它解体因素。战争的可能成为保持社会组织结构的政治稳定因素。它保持了社会阶层分明，保证了人民对政府的服从。”［8.11］    但是该报告认为，传统的战争方式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在这种状态之下，世界政府的大业将难以实现，特别是在核战争时代，战争爆发变成了一种难以预测和风险极大的问题。考虑到该研究正是在古巴导弹危机之后不久开始进行的，当时和苏联核大战的阴影肯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者们的心态。    问题是，如果一旦世界出现了“永久和平”，美国社会的出路何在呢？这正是这个秘密研究小组要追寻的答案。    换句话说，他们需要为美国找到一个能够替代“战争”的新方案。经过谨慎的研究，专家们提出，替代战争的新方案必须同时具备３个条件：（１）在经济上，必须是“浪费”的，最少需要消耗每年GDP的１０％；（２）必须是一种和战争危险类似的、大规模的、可信的重大威胁；（３）必须提供人民强迫性服务于政府的合乎逻辑的理由。    要同时满足这三大条件，也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专家们先是想到“向贫困宣战“。贫困问题虽然足够庞大，但是不具备足够的恐惧感，所以很快被放弃了。另一个选择是外星人入侵，虽然足够恐怖，但在６０年代还缺乏可信度，于是又被放弃了。最后大家想到了“环境污染”，它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事实，具备可信度，在对环境污染的宣传上下下功夫，足以达到核战争之后世界末日的恐怖程度；不断地污染环境的确是在经济上非常“浪费”的；人民忍受高税收和降低生活质量，接受政府干预私人生活，为的是“拯救地球母亲”，非常符合逻辑。这实在是一个绝妙的选择！    经过科学地估算，环境污染问题要达到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强烈危机的时间大约为一代半左右，即２０－３０年。报告的发表时间是１９６７年。    ２０年后    1987年9月，世界野生环境保护委员会（WorldWildernessCongress）第四次大会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召开，来自60多个国家的2000名代表参加了这一次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１５００名代表惊讶地发现，一份名为《丹佛宣言》（DenverDeclarationforWorldwideConservation）的文件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丹佛宣言》指出：    “因为新的资金必须被筹集起来以扩大环境保护的活动范围，我们应该创造出一种新的银行模式，以便将对环境管理的国际援助与受援国的资源管理的需求加以整合。”    这种新的银行模式就是“世界环保银行”的方案。    与以前类似会议迥然不同的是，一大批国际银行家出席了这次会议，为首的就是艾德蒙.罗斯切尔德（EdmundDeRothschild）男爵，戴维.洛克菲勒和美国财政部长杰姆斯.贝克（JamesBaker）。这些超级大忙人居然在一个环保会议上盘桓了整整6天，向大会介绍和推销“世界环保银行”的金融方案。    艾德蒙.罗斯切尔德在大会上发言将这个“世界环保银行”称为“第二个马歇尔计划”，它的建立将把发展中国家从债务泥潭中“拯救”出来，同时还能保护生态环境。[8.12]    请注意，截止１９８７年，发展中国家的全部债务高达１３０００亿美元。    世界环保银行的核心概念就是“以债务替换自然资源”（Debt-for-NatureSwap）。国际银行家们计划将发展中国家的1万3000亿美元的债务进行再贷款，将债务转到世界环保银行账上，债务国将濒临生态危机的土地作抵押，从世界环保银行那里得到债务延长和新的软贷款（SoftCurrencyLoan），被国际银行家圈出的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土地”遍布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总面积高达500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5个中国的面积，占地球陆地面积的30%!    70年代发展中国家向IMF和国际银行家的贷款绝大多数没有抵押品，仅以国家信用为凭证，当债务危机爆发后，国际银行家不太容易进行破产清偿。当这些债务转到世界环保银行头上后，国际银行家们账目上原本很难看得呆帐一下变成了优质资产。由于世界环保银行拥有着土地作为抵押，一旦发展中国家无法清偿债务，这些被抵押的大面积土地在法律上就属于世界环保银行了，而控制着世界环保银行的国际银行家们就顺理成章的成为大片肥沃土地的实际拥有者。以人类圈地运动的规模来看，世界环保银行堪称前无古人。    为了如此巨大的利益，就难怪如罗斯切尔德和洛克菲勒这般人物也要“关心”此次环保大会长达6天之久。    巴西财政部高级官员克斯塔博士（JosePedrodeOliveiraCosta）在听到罗斯切尔德的世界环保银行提议之后，一夜未眠。他认为，如果环保银行提供软贷款，在短期内可能对巴西的经济有帮助，至少经济发动机可以再度启动，但是从长远来看，巴西无论如何是无法偿还这些贷款的，最终的结果就是作为贷款抵押品的风水宝地亚马逊地区将不再为巴西所拥有。    被抵押的资源还不仅限于土地，水源和其它地面和地下的自然资源也在被抵押之列。    世界环保银行的名称比较扎眼，最终以全球环境基金（GlobalEnvironmentFacility）的名义于1991年成立，由世界银行负责管理，而美国财政部是世界银行最大的股东。国际银行家们的长远规划目前正在逐步实施。    4.金融核弹：目标东京    “日本在国际上已经积累了巨额财富，而美国则欠下了空前的债务。里根总统所追求的军事上的优势只是一种幻觉，它是以丧失我们在世界经济中的放贷者地位为代价的。尽管日本企图继续躲在美国的阴影里悄悄地发展壮大，事实上日本已经成为世界级的银行家。日本崛起为世界主导的金融强权是一件非常令人不安的事情。”    [8.13]    1987年索罗斯    当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将国际放贷者的地位让与美国时，同时失去的是大英帝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国际银行家对这一事件当然记忆犹新，东亚国家的经济在二战以后的迅速崛起，给伦敦华尔街的银行家们敲响了警钟，一切可能阻挠和破坏由他们主导的世界政府和世界统一货币的任何潜在竞争对手，都必须严加防范。日本作为亚洲最先起飞的经济体，无论是经济增长的质量、工业产品出口竞争力、还是财富积累的速度和规模，都迅速达到让国际银行家惊恐的程度。用克林顿时代的美国财政部长萨莫斯（LawrenceSummers）的话说，“一个以日本为顶峰的亚洲经济区造成了大多数美国人的恐惧，他们认为日本对美国所构成的威胁甚至超过了苏联”。    日本战后以模仿西方产品设计起家，然后迅速降低生产成本，最后反过来占领欧美市场。日本在60年代已经开始在汽车工业中大规模使用工业机器人，将人工失误率降到几乎为零。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使得美国生产的8缸耗油轿车很快就被日本物美价廉的省油车打得落花流水。美国在低技术含量的汽车工业中，已经逐渐丧失了抵抗日本车进攻的能力。进入80年代以来，日本的电子工业突飞猛进，索尼、日立、东芝等一大批电子企业从模仿到创新，三下五除二就掌握了除中央处理器之外的几乎所有集成电路和计算机芯片的制造技术，在工业机器人和廉价劳动力的优    势之下，重创了美国电子和计算机硬件行业，日本甚至达到了美国制造的导弹必须使用日本芯片的程度。一度美国几乎人人相信，东芝、日立收购美国的IBM和英特尔只是时间问题，而美国的产业工人则担心日本的机器人会最终抢走自己的饭碗。    美英在80年代初实施的高利率政策固然挽救了美元的信心，同时痛宰了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众多发展中国家一把，但高利率也严重杀伤了美国的工业实力，造成了日本产品80年代大举进占美国市场的局面。    当日本举国沉浸在一片“日本可以说不”的欣快感高潮之时，一场对日本金融的绞杀战已在国际银行家的部署之中了。    1985年9月，国际银行家终于开始出手了。由美英日德法5国财长在纽约广场宾馆（PlazaHotel）签署了“广场协议”，目的是让美元对其它主要货币“有控制”地贬值，日本银行在美国财长贝克的高压之下，被迫同意升值。在“广场协议”签订后的几个月之内，日元对美元就由250日元比1美元，升值到149日元兑换1美元。    1987年10月，纽约股市崩盘。美国财政部长贝克向日本首相中曾根施加压力，让日本银行继续下调利率，使得美国股市看起来比日本股市更有吸引力一些，以吸引东京市场的资金流向美国。贝克威胁说如果民主党上台将在美日贸易赤字问题上严厉对付日本，然后贝克又拿出胡罗卜，保证共和党继续执政，老布什定会大大地促进美日亲善，中曾根低头了，很快日元利率跌到仅有2.5%，日本银行系统开始出现流动性（Liquidity）泛滥，大量廉价资本涌向股市和房地产，东京的股票年成长率高达40%，房地产甚至超过90%，一个巨大的金融泡沫开始成型。    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货币兑换发生的这种剧烈变化，将日本的出口生产商打得五脏六腑大出血，为了弥补由于日元升值所导致的出口下降的亏空，企业纷纷从银行低息借贷炒股票，日本银行的隔夜拆借市场迅速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心。到1988年，世界前10名规模最大的银行被日本包揽。此时，东京股票市场已经在3年之内涨了300%，房地产更达到令人瞠目的程度，东京一个地区的房地产总盘子以美元计算，超过了当时美国全国的房地产总值。日本的金融系统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    本来，如果没有外部极具破坏性地震荡，日本也许可能以和缓的紧缩逐渐实现软着陆，但是日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是一场国际银行家不宣而战的金融绞杀行动。    鉴于日本金融实力的强大，如果在传统的常规金融战场上取胜并无必胜的把握，要对日本金融系统进行致命的一击，就必须动用美国刚研制出来的金融核弹：股票指数期货（StockIndexFutures）。    1982年，美国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hicagoMercantileExchange）最早“研制”成功股票指数期货这一威力空前的金融武器。它本是用来抢夺纽约证券交易所生意的工具，当人们在芝加哥买卖对纽约股票指数信心时，不必再向纽约股票交易商支付佣金。股票指数无非就是一组上市公司的清单，经过加权计算得出的数据，而股票指数期货就是赌这个清单上的公司的未来股票价格走势，买卖双方都不拥有，也不打算拥有这些股票本身。股票市场玩的就是信心二字，大规模做空股指期货必然导致股票市场崩盘，这一点已经在1987年10月的纽约股市暴跌中得到有效验证。    80年代日本的经济腾飞使日本人多少产生了一股目空四海的优越感。当日本股票价格高到没有一位理智的西方评论家能够理解的程度时，日本人仍然有大量理由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一名当时在日本的美国投资专家这样说道：“在这里有一种日本股市不可能下跌的信念，在87、88年，甚至89年时仍然是这样。他们觉得有一种非常特别的东西存在于他们的（股票）市场中，存在于整个日本民族之中，这种特殊的东西能够使日本违背所有存在于世界各地的规律。”    在东京的股票市场上，保险公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投资者。当国际银行家们派出的摩根斯坦利和所罗门兄弟公司等一批投资银行作为主要突击力量深入日本时，他们手握大量现金四处寻找潜在的目标，他们的公文包里塞满了“股指认沽期权”（StockIndexPutOption）这种当时在日本闻所未闻的金融新产品。日本的保险公司正是对此颇有兴趣的一帮人，在日本人看来，这些美国人必定是脑子里进了水，用大量现金去买根本不可能发生的日本股市暴跌的可能，结果日本保险业爽快地承诺下来。双方赌的就是日经指数的走向，如果指数下跌，美国人赚钱，日本人赔钱，如果指数上升，情况正好反过来。    可能连日本的大藏省也无法统计到底有多少这样的金融衍生合同在股市暴跌之前成交，这种无人察觉的“金融病毒”，在一个几乎没有监管的、秘密的、类似柜台交易的地下市场上，在一片繁荣的虚幻中蓬蓬勃勃地迅速蔓延着。1989年12月29日，日本股市达到了历史巅峰，日经指数冲到了38915点，大批的股指沽空期权终于开始发威。日经指数顿挫。1990年1月12日，美国人使出了杀手锏，美国交易所突然出现“日经指数认沽权证”（NikkeiPutWarrants）这一新的金融产品，高盛公司从日本保险业手中买到的股指期权被转卖给丹麦王国，丹麦王国将其卖给权证的购买者，并承诺在日经指数走低时支付收益给“日经指数认沽权证”的拥有者。丹麦王国在这里只是让高盛公司借用一下她的信誉，对高盛手中的日经指数期权销售起着超级加强的作用。该权证立刻在美国热卖，大量美国投资银行纷纷效仿，日本股市再也吃不住劲了，“日经指数认沽权证”上市热销不到一个月就全面土崩瓦解了。    股票市场的崩溃率先波及到日本的银行业和保险业，最终是制造业。日本的制造业从前可以在股票市场上以比美国竞争对手至少便宜一半的成本筹集资金，这一切都随着股票市场的低迷而成为昨日黄花。    从1990年算起，日本经济陷入了长达十几年的衰退，日本股市暴跌了70%，房地产连续14年下跌。在《金融战败》一书中，作者吉川元忠认为就财富损失的比例而言，日本1990年金融战败的后果几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后果相当。    威廉.恩格在评价日本在金融的溃败时是这样说的：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比美国从前的敌人——日本更加忠实和积极地支持里根时代的财政赤字和巨额花销的政策了。甚至连德国都不曾那样对华盛顿的要求无条件的满足过。而在日本人看来，东京忠诚和慷慨地购买美国国债、房地产和其它资产，最终换来的报偿竟是世界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金融灾难。”[8.14]    2006年夏，美国新任财政部长保尔森访华，当听到他热情洋溢地“祝中国成功”时，人们背后不禁冒出丝丝寒气。不知他的前任贝克当年拉着日本首相中曾根的手时，是不是也说过同样的话。    5.索罗斯：国际银行家的金融黑客    长久以来，世界各地的媒体都把索罗斯刻划成天马行空的“独行侠”或“特立独行”的金融天才，关于他的种种传说更是为他凭增了几分神秘色彩，格鲁曼曾开玩笑地认为这个正反读起来都一样的姓（SOROS）就与众不同。    索罗斯果真独往独来，仅凭他一人的“金融黑客天才”就单挑英格兰银行，力撼德国马克，横扫亚洲金融市场？    恐怕只有大脑简单的人才会相信这样的传奇。    索罗斯横扫世界金融市场的量子基金注册在加勒比海的荷兰属地安地列斯群岛的避税天堂克拉考（Carucao），从而可以隐匿该基金的主要投资者和资金调度踪迹，这里也是国际上最重要的贩毒洗钱中心。    鉴于美国证券法规定冲基金的“复杂”（SophisticateInvestors）投资人不得超过99名美国公民，索罗斯煞费苦心地确保这99名超级富豪中没有一个是美国人。在这样一个离岸对冲基金中，索罗斯甚至不在董事会成员之中，只是以“投资顾问”的名义参与基金的运作。不仅如此，他还选择了以他在纽约设立的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SorosFundManagement”）的名义担当这个顾问职务。如果美国政府要求他提供该基金运作的详细情况，他可以声称自己仅仅是名投资顾问以推诿责任。    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可不简单。他的董事会包括：董事，理查.凯兹（RichardKatz），凯兹是伦敦罗斯切尔德银行的董事和罗斯切尔德家族意大利米兰银行的总裁。    董事，尼斯.托布（NilsTaube）是伦敦银团St.JamesPlaceCapital的合伙人，它的主要运作者也是罗斯切尔德家族。    董事，伦敦时报的专栏评论家威廉.里斯-莫格（WilliamLordRess-Mogg），也是罗斯切尔德家族控制下的St.JamesPlaceCapital的合伙人。    董事，艾德格.皮西托（EdgardePicciotto）是瑞士私人银行中最有争议的人物，被称为“日内瓦最聪明的银行家”。皮西托的铁哥们包括纽约共和银行（RepublicBankofNewYork）的拥有者沙夫拉（EdmundSafra），这个沙夫拉已经被美国执法部门确认与莫斯科银行犯罪集团有关，并被瑞士官方认定涉及土耳其和哥伦比亚的毒品洗钱活动。    在索罗斯的“圈子”里还包括瑞士的著名投机商马克.里其(MarcRich)和特尔.艾维（TelAviv），以色列情报部门的军火商沙尔.艾森堡（ShaulEisenberg）。    索罗斯与罗斯切尔德圈子的秘密关系使得他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强大最秘密的金融集团的马前卒。    罗斯切尔德家族不仅曾经是英国伦敦金融城的霸主，以色列的创建者，国际情报网络的祖师爷，华尔街5家最大银行的后台，世界黄金价格的制定者（LondonGoldFix），现在仍然主掌着伦敦华尔街轴心的运作。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拥有多少财富，当罗斯切尔德和其他国际银行家把世界首富耀眼的聚光灯打到比尔.盖茨和股神巴菲特身上时，他们自己高出“首富们”几个数量级的财富正躲藏在瑞士或加勒比海的离岸账户上待机而动。    索罗斯与美国的精英圈子关系也非同一般，他在美国著名的军火合同商凯雷投资集团(CarlyleGroup)中投入了1亿美元的私人资金，该集团包括老布什、美国前财政部长杰姆斯.贝克等重量级人物。早在80年代，索罗斯就与一些美国政界要人，如前国务卿布热津斯基、马德.奥布赖特等人一起创办了“国家民主捐助基金”（NationalEndowmentforDemocracy），这一组织实际上是由中央情报局（CIA）与私人资本合资建立的。    在国际银行家们的调教之下，索罗斯从90年代起在世界金融市场上掀起了一次又一次风暴。索罗斯的每一次重要行动都体现出国际银行家们的重大战略意图，其核心就是促使世界各国经济“有控制的解体”，以最终完成在伦敦-华尔街轴心控制之下的“世界政府”和“世界货币”的准备工作。    80年代初，国际银行家基本上实现了拉丁美洲和非洲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有控制地解体”，80年代中后期，又成功地遏制了日本金融势力的扩张。在控制住亚洲的局面后，欧洲重新成为国际银行家重点关注的地区，搞垮东欧和苏联就成为他们下一个主攻方向。    承受这一重要使命的索罗斯摇身一变成为了著名“慈善家”，在东欧和前苏联地区大量成立各种基金会，这些基金会都是比照他在纽约成立的“开放社会协会”为模式，倡导极端非理性的个人自由的理念，比如在他所资助的中欧大学（CentralEuropeanUniversity），面对生活在社会主义体制之下的年轻人推销主权国家的概念是邪恶的和反“个人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是万灵药，对社会现象的理性分析都是“专制主义”的。这个学校的主题演讲往往是诸如“个人与政府”之类的内容，这些教育思想自然受到了美国外交协会的高度称赞。美国著名评论家吉列斯.埃玛瑞（Gillesd’Aymery）精确地描述了索罗斯们和他们所“慷慨”资助的国际组织的真实意图：    “在合法性和人道主义面纱背后，人们总是可以发现同样一帮亿万富豪的‘慈善家’以及他们所资助的各种组织，如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协会’，福特基金会，美国和平协会，国家民主捐助基金，人权观察，国际大赦组织，世界危机组织等。在这些人中间，索罗斯最为显眼，他就像一只巨大的章鱼将触角伸向了整个第八章不宣而战的货币战争(四)2007-04-1621:33东欧、东南欧、高加索地区和前苏联各共和国。在这些组织的配合下，（索罗斯）不仅可以塑造而且可以制造新闻，公共议程和公众观点，以控制世界和资源，推动美国制造的完美的世界统一的理想。”    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的过程中，索罗斯起到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在波兰，索罗斯基金对团结工会夺取国家政权居功至伟，对新波兰的头三位总统有着直接影响力。    索罗斯与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花旗银行副总裁安诺.鲁丁(AnnoRuding)、哈佛教授杰佛瑞.萨克斯(JeffreySachs)，一同炮制了让东欧和前苏联一剂毙命的“振荡疗法”。索罗斯自己是这样总结这一疗法的：    “我考虑到必须展现出政治体制变化会导致经济改善。波兰就是一个可以尝试的地方。我准备了一些列广泛的经济改革措施，它包括3个组成部分：看紧货币、调整结构和债务重组。我认为三个目标同时完成要好于单独实施。我主张一种宏观经济的债务与股份置换。”[8.15]    调整产业结构相当于对宏观经济秩序进行全面手术，同时却偏偏要紧缩货币供应，等于动大手术却拒绝给病人输血，最后的结局当然是经济彻底解体，生产严重衰退，人民生活水平直线下降，工业企业成片倒闭，大量工人失业，社会动荡加剧。此时，正是国际银行家以“债转股”在吐血大甩卖时，轻松收购这些国家的核心资产。波兰、匈牙利、俄罗斯、乌克兰，一个接一个痛遭洗劫，致使这些国家的经济20年未能恢复元气。！！与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弱小无力反抗的情况完全不同的是，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拥有着强大到让美国无法安睡的军事力量，在军事实力仍然强大的状态下遭到有组织的疯狂抢劫，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索罗斯这种灭人之国不用流血的高超手段才是他真正厉害之处。看来欲灭一国先乱其心确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    6.阻击欧洲货币的“危机弧形带”    按下了葫芦又冒起了瓢，当东欧和苏联“有控制的解体”战略目标基本达成之后，从来就被排除在权力最核心之外的老欧洲的核心德国与法国变得不安分起来。在失去了苏联这一庞大的外来威胁之后，立刻就想要另起炉灶搞欧元，与英美金融势力互别苗头。    欧元一旦建立起来，势必形成对美元体系的霸权产生严重的动摇作用。伦敦-华尔街轴心与德法同盟之间的货币冲突日趋激烈。！！！问题的根源就在1971年布雷顿体系的解体造成了世界货币体系的严重失序。在黄金间接本位的布雷顿体系之下，世界主要国家的货币汇率几乎是高度稳定的，各国贸易和财政也不存在严重失衡的问题，因为赤字的国家势必流失真正的国家财富，从而使该国银行体系信贷能力下降，自动导致紧缩和衰退，消费出现萎缩，进口势必下降，贸易赤字消失。当人民开始储蓄，银行资本开始增加，生产规模扩大，贸易出现顺差，社会总财富增加。这一优美的自然循环和控制系统被1971年以前的全部人类社会实践反复验证过，严重的赤字根本无处藏身，货币风险对冲几乎毫无必要，金融衍生工具不存在生存的条件。在黄金制约之下，所有的国家都必须诚实和刻苦的工作来积累财富，这也就是国际银行家厌恶黄金的根本原因。当失去黄金这一定海神针之后，国际货币体系自然大乱，在经过人为制造的“石油危机”造成对美元的强烈需求之下，再由79年以来的超高利率，美元才逐渐站稳了脚跟。作为世界各国的储备货币的美元，其价格如此上窜下跳，而其操纵权完全掌握在伦敦-华尔街轴心的手上，被迫跟着坐货币过山翻滚车的欧洲国家自然满腹苦水。于是，70年代末，德国财政部长施密特(HelmutSchmidt)找到法国总统德斯坦（Giscardd'Estaing）商量建立欧洲货币系统（EuropeanMonetarySystem）来消除欧洲国家之间贸易中令人头痛的汇率不稳定问题。    1979年欧洲货币系统开始运转，并且效果良好，尚未加入的欧洲国家纷纷表示了加入的兴趣。对于这个系统未来可能演变成欧洲统一货币的忧心，开始强烈地困扰着伦敦-华尔街的精英圈子。    更令人不安的是从1977年开始，德国和法国就开始插手欧佩克事务，他们计划向特定的石油输出国提供高技术产品和帮助这些国家实现工业化，作为交换条件，阿拉伯国家保证西欧长期稳定的石油供应，并将石油收入存进欧洲的银行体系。伦敦方面从一开始就坚决反对德法的另起炉灶的计划，在所有努力全部失败后，拒绝加入欧洲货币系统。    德国当时还有更大的图谋，那就是最终完成统一大业，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德国势必最终主导欧洲大陆。为此目的，德国开始接近苏联，准备和苏联保持温和而互利的关系与合作。为了对付德法的企图，伦敦-华尔街的谋士们提出了“危机弧形带”（ArcofCrisis）这一理论，其核心就是放出伊斯兰激进势力，使中东产油地区动荡起来，其余波甚至可以波及苏联南部的穆斯林地区，此计既打击了欧洲与中东的合作前景，阻碍了欧洲统一货币的步伐，又牵制了苏联，并为美国今后军事介入海湾地区做了准备，实在是有一石三鸟之效。    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和国务卿万斯果然把事情办得很漂亮，中东形势出现严重动荡，1979年伊朗爆发革命，世界出现第二次石油危机。其实，世界上从未出现过真正的石油供应短缺，伊朗中断的每天300万桶石油的缺口，完全能够由美国严密控制之下的沙特与科威特的产量补足。伦敦华尔街的石油兼金融寡头任由油价暴涨，当然也是为了进一步刺激美元的需求量，他们一手把持着石油产业，一手控制着美元发行，有时左手出招，右手获利增加，有时则是相反，通过两手交替运作，世界岂有不地覆天翻之理！    布热津斯基的另一手高招就是打“中国牌”，1978年12月美国正式与中国建交，中国不久又重回联合国。这一手严重刺激了苏联，苏联立刻觉得四面皆敌，东面有北约，西边是中国，南面还有“危机弧形带”。激灵灵打了个冷战的苏联立刻中断了与德国原本就脆弱的合作关系。当1989年11月柏林墙倒掉，德国人欢庆统一的时候，华尔街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美国的经济学家这样评价道：    “确实，当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历史被书写的时候，分析家可能会把柏林墙的坍塌比作令人长期恐惧的日本地震一般的金融震荡。这堵墙的倒掉意味着数千亿美元的资本会流向一个60余年来在世界金融市场上无足轻重的地区。    尽管德国近年来并不是美国主要的外来投资国家，自从1987年以来，英国成为了美国最大的投资国，但是美国人不应该掉以轻心的是，如果没有得到德国的大量储蓄，英国是不可能对美国进行如此规模的投资的。”[8.16]    伦敦方面的感受更加强烈一些，撒切尔的谋士们甚至惊呼“德国第四帝国”出现了。伦敦星期日电讯报的编辑在1990年7月22日这样评论道：    “让我们假设统一后的德国将会成为一个善良的巨人，那又如何呢？我们再假设统一的德国教导俄国也成为一个善良的巨人，那又如何呢？事实上，这样的威胁只会更大。即便一个统一的德国决心按照我们的规则进行竞争，这个世界上有谁能有效地阻止德国夺走我们的权柄呢？”[8.17]    1990年夏天，伦敦方面组建了新的情报部门，大幅增加对德国的情报活动。英国的情报专家强烈建议美国的同行们应该从东德的旧情报人员中招募成员，来建立美国在德国的情报“资产”。    德国方面对俄罗斯最终支持德国统一心存感激，决心帮助俄罗斯重建瘫痪的经济。德国财长设想着未来新欧洲美好的前景，一条现代化的铁路连接起巴黎、汉诺维和柏林，最终通到华沙和莫斯科，统一的货币，水乳交融的经济体，欧洲再也不会有战火和硝烟，只有梦幻一般的未来。    但这决不是国际银行家们的梦想，他们考虑的是如何打垮马克和尚未成型的欧元构想，决不能让新德国重建成功。    这就是90年代初在伦敦-华尔街策划之下，索罗斯阻击英镑和里拉的大背景。    1990年，英国政府居然不顾伦敦金融城的反对，悍然加入欧洲货币兑换体系（ERM），眼看欧元体系逐渐成型，日后必然会成为伦敦-华尔街轴心的重大隐患，国际银行家于是策划各个击破的打法，欲将欧元体系绞杀在摇篮之中。    1990年柏林墙被推倒了，德国重新实现统一。随之而来的巨额开支却是德国始料不及的，德国央行不得不提高利息对付通货膨胀的压力。在同一年加入欧洲货币兑换体系的英国情况也不太好，通货膨胀率是德国的3倍，利率高达15%，80年代的泡沫经济正濒临破灭。到1992年，英国和意大利由于双赤字压力，货币已呈现出明显高估的态势，以索罗斯为首的投机商瞧准这一机会于1992年9月16日发起总攻，做空英镑的总价值高达100亿美元，到晚上7点，英国宣布投降，此役索罗斯斩获高达11亿美元，一举将英镑和里拉踢出了欧洲货币兑换体系。紧接着，索罗斯乘胜进军想一鼓作气击溃法郎和马克，在这次高达400亿美元的豪赌中，并没有占到便宜。索罗斯能够以25倍的杠杆借到数额如此庞大的资金，其背后实力强大的秘密金融帝国起着决定性作用。    7.亚洲货币绞杀战    90年代初，伦敦-华尔街轴心在东面战线上，重挫了日本经济咄咄逼人的势头，在西面战线上，打垮了东欧和苏联的经济，德法的欧洲统一货币的梦想也随着索罗斯的搅局而暂时搁浅，拉美和非洲早已是囊中之物，志得意满之下，环顾四海之内，唯有瞧着蒸蒸日上的东南亚地区的“亚洲经济模式”越来越不顺眼。这种政府主导经济发展大政方针，国家集中资源重点突破关键性领域，以出口为导向，人民高储蓄，为主要特色的发展模式，从70年代开始，在东南亚地区迅速流行开来，其运行的效果是，各国经济空前繁荣，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平均教育水平稳步提升，绝对贫困人数快速下降。这种完全背离了“华盛顿共识”所极力推销的“自由市场经济”的替代模式，正日益吸引着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兴趣，严重阻挠了国际银行家制定的“有控制的解体”这一基本战略方针。    发动一场亚洲货币绞杀战旨在达到的主要战略目的是：敲碎“亚洲发展模式”这个招牌，让亚洲货币对美元严重贬值，既压低了美国的进口价格以便于操控通货膨胀率，又可将亚洲国家的核心资产贱价抛售给欧美公司，加快“有控制的解体”的执行进度。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那就是刺激亚洲国家对美元的需求。对经历过金融风暴的亚洲国家来说，美元储备在关键时刻是何等“宝贵”，惨痛的教训会让他们永远不敢动抛弃美元储备的念头。1994年12月，格鲁曼的大作“亚洲奇迹的迷思”（TheMythofAsia’sMiracle）一文发表在《外交事务》上，文章预言亚洲经济必然会撞上高墙。文章所指出的如亚洲国家对生产率提高的投资普遍不足，仅靠扩大规模终会有其极限等观点，当然都有道理。但问题是亚洲国家的起点普遍很低，发展的关键在于因地致宜，因时致宜，因势利导，扬长避短。这些问题本身也是这些国家快速上升势头中出现的自然现象，完全可能在发展过程中良性地得以解决。从格鲁曼文章的效果来看，其作用相当于亚洲货币绞杀战的信号弹。国际银行家的目标首先锁定在泰国身上。    时代周刊曾采访过一名曾直接导致泰铢狂贬的金融黑客，他的描述残酷而又真实，“我们就像狼群站在高高的山脊之上，俯视着一群麋鹿。泰国的经济看起来与其说是一头亚洲的小老虎，不如说更像一只受伤的猎物。我们选择病弱的（进行猎杀），是为了保持鹿群整体上更健康。”    1994年以来，在人民币和日元贬值的上下挤压之下，泰国出口已显疲弱，而与美元挂钩的泰铢又被强势美元拖到了极为空虚的程度，危机已然成形。在出口下降的同时，大量外来的热钱持续涌入，不断推高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价格。与此同时，泰国的外汇储备虽然有380亿美元之多，但其外债总额更高达1060亿美元，从1996年起，泰国净流出的资金相当于其GDP的8%。为对付通货膨胀，泰国银行不得不提高利率，这一措施，更使深陷债务的泰国的处境雪上加霜。    泰国只有一条出路了，那就是主动迅速地让泰铢贬值。国际银行家们估算，其损失主要在于美元债务变得更加昂贵，外汇储备会减少100亿美元左右，但这种损失会随着国际金融市场对其果断应对的肯定而得到迅速恢复。但是金融黑客们断定泰国政府必会拼死一战，力保泰铢，决不会束手就擒的。    后来情况的发展果然证明了金融黑客的判断非常准确。与当年对付日本的情况不同，日本有着极其雄厚的金融实力和外汇存底，直接打击日本货币无异于以卵击石，所以国际银行家采用新的金融衍生工具武器，采取了时间上的“远距离”和“超视距”打击，其效果恰如以二战期间新的航空母舰战术对付战列舰一般，使日本巨型战列舰强大的舰炮威力无从发挥就葬身海底。泰国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死拼阵地战，战略意图完全暴露，战术缺乏灵活性和突然性，最终的失败是必然的。金融黑客在对付泰国和其它东南亚国家的战役中，主要打击方向是其货币本身，通过本币远期合约和股指期货形成钳形攻势，在6个月的时间里横扫东南亚地区和韩国。    泰国在与金融黑客的交手的正面战场全面失利之后，又错误地主动投入了IMF的圈套。对“国际组织”的盲目信任，将国家的安危轻易交给外人来裁决，再次犯下了无可挽回的错误。    巨额外债是发展中国家陷入危机的主要原因。治国与治家其实是同样的道理，高负债必然导致经济健康状态的脆弱，当外界金融环境完全不可控的情况下，得以生存只能凭侥幸。在现实世界中，国际银行家操纵着国际地缘政治的走势，可以轻易使原来看起来很可靠的金融环境突然逆转，从而大幅度地增加发展中国家债务的负担，金融黑客再乘势发动猛攻，得手的概率相当大。完全没有风险意识，尤其是对可能遭到巨大而无形的伦敦-华尔街势力的不宣而战毫无心理准备。这是泰国金融战败的第二个重要原因。    对敌人的主攻方向判断完全错误，导致先败于金融黑客，后惨遭IMF宰割，相当于失败了两次。东南亚国家普遍重复了泰国的金融战败的过程。    狼自有狼的逻辑，狼群更有狼群的分工。当索罗斯们在花旗银行、高盛公司等一大批声名显赫的银行集团的策应之下开始猎杀行动之后，受伤倒地的猎物就交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进行屠宰和拍卖，拍卖台下挤满了垂涎三尺的欧美公司。    如果说收购一家公司进行分拆打包之后，卖给其它公司的投资银行家能够赚到几亿美元的话，分拆和拍卖一个主权国家的核心资产至少能赚十倍，甚至百倍的金钱。    当亚洲国家企图建立自己的“亚洲基金”来紧急救助陷入困境的区内国家时，理所当然地遭到西方国家的普遍反对。美国副国务卿塔尔博特说，“我们认为要解决这类问题的适当机构，是跨区域性及国际性的组织，而不是交给新成立的区域性组织，因为这问题本身影响深远，超越亚太区域的疆界”。美国财长萨默斯在纽约对日本协会致词时坚持，“这种在危机时刻依赖区域援助的金融区域化观念……存在着真正的风险”。他指出，这样的做法会减少可以用来应付未来风暴的资源，也会削弱应付“跨洲危机”的能力。“这是我们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必须扮演中心角色的重要原因”。    国际货币基金第一副主席费希尔警告，区域基金不可能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样，严格要求有关国家作出整体经济改革以换取援助。费希尔说：“我们不认为设立一个提出不同条件的庞大基金或是长期机构，对此会有帮助”。    日本本来是“亚洲基金”积极的倡导者，但是迫于伦敦-华尔街的压力，不得不屈从，日本财政部长三冢博表示，“国际货币基金会一贯在国际金融机构中发挥维护全球金融稳定的核心作用。亚洲国家建议组织的这个基金，将作为国际货币基金会的一个辅助机构”。由东京设计的新概念将是一个没有资金的基金（afundwithoutfunds）。根据东京的新概念，那将是一个营救性机构，能以很快的速度，有计划预先调动资金，援助那些受到国际投机者狙击的货币。当设立亚洲基金的建议在香港举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年会上提出时，马上引起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警惕，他们担心这将破坏国际货币基金会的工作。    最后，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只得表示，“我们不至于自大到认为我们有能力充当复苏亚太区（经济）的火车头”；他说，尽管日本在援助一些受创的亚洲国家方面有所贡献，并将继续这么做，但把亚洲拉出经济泥沼并非它该扮演的角色。    新加坡副总理李显龙在谈到亚洲基金时认为，若为取代国际货币基金的作用，成立亚洲基金将有“道德风险”。    亚洲国家建立自己的基金以便在危难之中相互扶持原本是件天经地义的事，却极端不合情理地遭到伦敦-华尔街轴心的坚决反对，而日本作为区域内最大的经济体，却完全受制于人，缺乏领导亚洲经济走出困境的起码魄力和胆识，不能不令处境绝望的东南亚国家心寒。最令人困惑的是新加坡的观点，让自己和自己的邻居拥有在惨遭劫掠的情况下相互帮助的起码权力，何以能产生“道德风险”？如此“有风险的道德”又是谁家的“道德”？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是把危机的实质看得比较透彻的亚洲领导人，马哈蒂尔说：“我们并不知道他们的钱是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在进行交易，更不知道他们的背后还有谁？我们不知道他们在赚取金钱后是否有付税务？同时，这些税务又付给谁？我们同样不知道是谁在他们的背后？”他认为，在目前的货币交易制度下，没有人知道这些钱是否来自正当管道，或是有人在洗黑钱，“因为没有人可以过问，也无从查起”。只要这些人向任何一个国家发动攻势，那么不计其数的金钱就会涌向那个国家或进行抛售活动，任何人都抵挡不了。不论是货品市场，期货或证券交易，都是必须在正当的体制下进行，“因此，我们必须管制货币交易，使之透明化”。马哈蒂尔随即遭到西方舆论界的全面围剿。马哈蒂尔尖刻的问题也许不太适合在外交场合发表，但他的的确确地问出了所有亚洲人心里的疑团。另一个美国冷战时期的坚定伙伴韩国被金融风暴扫到之后，向美国伸出求援之手，不曾想美国的拒绝来的如此之快和如此的坚决。在国际银行家看来，与韩国的亲密关系已经成为冷战遗留的残骸。美国政府对于此事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以国务卿奥布赖特和国家安全顾问的意见是应该伸手拉小兄弟一把，代表华尔街的财政部则坚决反对，甚至指斥奥布赖特不懂经济学。最后，克林顿服从了财政部的看法。    在财政部长鲁宾看来，这个危机正是踹开韩国经济大门的绝佳时机，他严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韩国施加比传统的苛刻条件更加严厉的措施来对待这个乞援的昔日盟友。IMF在美国财政部的压力之下，对“援助”韩国的条件层层加码，包括韩国必须立刻以对美国有利的条件解决与美国之间的所有贸易纠纷，韩国人愤怒地指责，IMF总在为美国提出种种不合理的条件。    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韩国陷入金融危机源于美国财政部当初竭尽全力地逼迫韩国进行全面和快速的金融资本市场开放。作为克林顿首席经济顾问的斯蒂格利茨坚决反对这种鲁莽行为，他认为这种开放无助于美国的安全利益，而有利于华尔街的银行家。    韩国政府被迫接受了美国的诸多苛刻条件，允许美国建立银行分支机构，外国公司可以拥有上市公司的股份从26%上升到50%，外国个人可拥有公司的股份从7%上升到50%，韩国企业必须使用国际会计原则，金融机构必须接受国际会计事务所的审计，韩国中央银行必须独立运作，完全资本项下的货币自由兑换，进口许可证程序透明化，公司结构监督，劳工市场改革等。美国银行家对韩国企业早已垂涎三尺，只待韩国签署协议，就准备蜂拥而入将猎物撕得粉碎。但是，国际银行家小看了韩国人的强烈的民族意识，有这种意识支撑的国家很难被外来势力所统治。陷于孤立无援境地的韩国人纷纷向国家捐献自己的黄金和白银，在耗尽全部外汇储备的情况下，黄金和白银这两种金钱的最终支付手段，毫无阻碍地成为外国债权人非常乐于接受的偿债方式。令国际银行家更为吃惊的是，韩国居然没有出现他们设想中的大规模公司和银行的倒闭潮，西方公司几乎没能收购到任何大型韩国企业。    当韩国终于挺过了最难熬的1998年春天，韩国的出口赢余迅速回升，已经彻底看透华尔街把戏的韩国政府，毅然决然地抛弃了IMF那几副毒药。所有准备申请破产的大型企业案件一律冻结，政府果断出面从银行系统中冲销了700到1500亿美元的坏帐，当政府接手这些坏账之时，银行的控制权重新掌握在政府手中，从而将IMF排除在银行系统重建之外。    国际银行家和美国财政部不仅空欢喜了一场，而且使韩国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政府主导经济的绝对必要性。微软并吞韩国最大软件公司的图谋落空了，8家韩国地方软件公司最终得手。福特收购韩国KIA汽车公司的计划夭折了，本地公司打破了福特的好梦。外国银行接管两家大型地方银行的行动被中止了，韩国政府暂时把两家银行管理起来。在政府的全力主导下，韩国的经济强劲回升。    滑稽的是，韩国竟然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作成功挽救的典型到处宣扬。    当2003年，泰国提前偿清120亿美元债务，终于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赎身后，泰国总理他信站在巨大的国旗前面发誓,泰国将“永远不能再做(国际资本)受伤的猎物”，决不会再乞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泰国政府甚至私下鼓励泰国企业拒绝偿还国际银行家的债务，以报复1997年外国银行的疯狂掠夺。2006年9月，泰国发动军事政变，他信下台。    8.中国未来的寓言    居民马哈蒂尔找到小区片警格林斯潘报案，说家里东西被偷了，小偷可能是惯犯索罗斯。    片警格林斯潘嘿嘿一笑，说：“也不能全怪小偷嘛，应该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谁让你们家的锁好撬呢？”    居民马哈蒂尔不满地说：“那小偷怎么不去偷中国和印度呢？”    片警格林斯潘叹了一口气，说：“中国和印度的院墙太高了，索罗斯爬进爬出的不方便，要是再摔下来出了人命，不还是我的事吗？”    小偷索罗斯在旁边听了之后，冷笑一声：“在他们的院墙上掏几个洞不就解决问题了吗？”片警格林斯潘赶紧看看四周，小声说：“已经派保尔森去中国了，听说２００６年底就可以挖开几个大窟窿。”    小偷索罗斯听了大喜，拿出手机就开始给同伴们发短信，“人傻，钱多，速去中国。”正文 第九章 美元死穴与黄金一阳指    “如果所有银行的贷款都被偿还，银行存款将不复存在，整个货币流通将会枯竭。这是一个令人惊愕的想法。我们（美联储）完全依赖商业银行。我们货币流通中的每一个美元，无论是现钞还是信用，都必须有人来借才能产生出来。如果商业银行（通过发放信贷）制造出足够的货币，我们的经济就会繁荣；否则，我们就会陷入衰退。我们绝对没有一种永久性的货币系统。当人们抓住了整个问题的关键之处，我们（货币系统）可悲的荒谬之处，以及（美联储）令人难以置信的无助，就会变得如此明显。货币是人们最应该调查和思考的问题，它的重要性在于，除非人民广泛地理解这个（货币）系统并立刻采取措施修正它，否则我们现在的文明将会崩溃。”[9.1]    罗伯特.汉姆费尔，美联储亚特兰大银行    本章导读    货币就其本质而言，可分为债务货币与非债务货币两大类。债务货币就是当今主要发达国家所通行的法币（FiatMoney）系统，它的主要部分是由政府、公司以及私人的“货币化”的债务所构成。    美元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美元在债务产生的同时被创造出来，在债务偿还的同时被销毁。流通中的每一个美元，都是一张债务欠条，每一张欠条在每一天里都在产生债务利息，而且是利滚利地增加着，这些天文数字的利息收入归谁呢？归创造出美元的银行系统。债务美元的利息是原有货币总量之外的部分，必然要求在现有货币总量之外再创造出新的债务美元，换句话说，人民借钱越多，就必须借更多的钱。债务与货币死锁在一起，其逻辑的必然结果就是，债务永远增加，直到其债务货币遭人彻底抛弃或其利息重负压垮自身经济发展，导致整个体系的最终崩溃。债务的货币化乃是现代经济最严重的潜在不稳定因素之一，它是通过透支未来来满足现在的需要。中国有句老话，寅吃卯粮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另一类货币，就是以金银货币为代表的非债务货币。这种货币不依赖于任何人的许诺，不是任何人的债务，它代表的是人类已经完成的劳动成果，是人类数千年社会实践中自然进化而来的。它不需要任何政府力量的强制，它可以跨越时代与国界，它是货币中的最终支付手段。在所有货币中，金银货币意味着“实际拥有”，而法币则代表“欠条+许诺”。二者的价值“含金量”有着本质区别。    中国的人民币则介于二者之间。尽管人民币目前也存在着“债务化货币”的成分，但就其主体而言，仍然是体现过去已经完成的产品与服务的度量。人民币的发行并非像美元一样必须以国债作抵押，由私有中央银行发行货币，所以得以避免了落入私人腰包的巨额利息支出，从这个角度来讲，人民币的属性更接近金银货币。同时，由于人民币没有金银作为支撑，它又有法币的基本属性，必须依靠政府的强制力才能保证货币价值。    真正理解西方法币制度，尤其是美元制度的内在本质，是人民币未来改革的必要前提。    1.部分储备金体系（FractionalReserveBanking）：通货膨胀的策源地    “（现代）银行原本就是不公正的，它带着罪恶降生。银行家们拥有着地球。剥夺他们的一切，但留下创造储蓄（Deposit)的权力，他们只需要动动笔，就能创造出足够的储蓄来赎回他们丢失的一切。但是，如果剥夺了他们创造储蓄的权力，一切财富的好运都会消失，也包括我自己的，它们（创造储蓄的权力）应该消失，因为这将带来一个更幸福和更美好的世界。但是如果你们愿意继续成为银行家们的奴隶，并为你们的被奴役支付费用，那就让他们继续创造储蓄好了。”    约四亚.斯坦普爵士英格兰银行行长，英国第二富豪    最早的金匠银行家们提供的是纯粹的“金币存放业务”，当储户将金币交给银行家时，银行家提供标准格式的收据，这些收据就是“银行券”，这些金币的“衍生物”逐渐成为社会交易的媒介，被称之为货币。    此时的银行是处在完全储备金体系之下，它随时可以将“银行券”兑换成金币。其主要收入就是储户缴纳的“托管费”。    久而久之，“聪明的”金匠银行家发现平时只有很少的储户前来要求将“银行券”兑换成金币，眼看着金窖里的黄金躺在那里睡大觉，银行家不禁开始心痒起来，如何才能“盘活”这些沉睡的资产呢？    社会上总有一些人急需用钱，于是银行家就告诉他们可以到银行来借钱，只要在规定期限内偿还本金，再支付一些利息就可以了。当借钱的人来到银行，银行家就用多开“收据”的办法，增发“银行券”来进行贷款，坐收利息。只要不增发得太过份，一般不会引起储户怀疑。长期的经验说明，增发比如10倍的“银行券”是安全的。由于贷款利息收入是无中生有的意外之财，当然是多多益善，于是银行家开始到处拉储户，为了吸引人，他们开始对原本收费的存放托管业务支付利息。    当从事金币储藏业务的金匠银行家开始进行贷款业务时，他实际上为原来的储户提供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服务产品，第一种是纯粹“金币存放”，第二种是“投资储蓄”。这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金币的所有权”。在第一种情况下，储户对在银行家那里储放的金币拥有绝对的所有权，银行家必须承诺储户可以随时拿收据来兑换金币。而第二种则是储户在一段时间内，丧失对储放金币的所有权，由银行家进行风险投资，当收回投资之后，储户才能重新获得所有权。第一种“金币存放”所对应的银行券是“事实存在”，是全额储备，而第二种“投资储蓄”所对应的银行券则是“欠条+许诺”，银行券发行的数量多于银行实际的金币拥有量，是部分储备。而这种“欠条+许诺”的银行券与生俱来就带有风险系数和通货膨胀的天性，这种天性注定了这种银行券非常不适合于承当社会产品和服务的交易媒介。    部分储备金系统天生就有模糊两种银行服务产品界限的冲动。银行家们在银行券的设计上推行“标准化”，让普通人很难区分两种银行券的本质差异，数百年来，盎克鲁-萨克逊国家因此而产生的法律诉讼汗牛充栋。当愤怒的储户状告银行家未经许可，擅自将储户认为的“托管金币”贷款给别人时，银行家则声称，他们有权支配储户的金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1848年的“佛雷对希尔及其他人”（FoleyvsHillandOthers）一案：    “当（储户的）金钱存入银行时，就完全不再属于储户了；此时，金钱属于银行家，他则有义务在储户要求时归还相应数额的金钱。存放在银行，被银行家所管理的金钱，在所有的意义和内涵上，都是银行家的金钱，他有权任意处置。他没有义务回答储户这些钱是否处于危险境地，他是否进行有害的投机，他没有义务像对待别人财产那样保存和对待它；但是，他当然对（储户存放金钱的）数额有义务，因为他被合约所约束。”[9.2]    在英美法系之下，英国法官的这个判决无疑成为了一个金融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储户存放在银行的自己辛苦挣来的金钱突然失去了法律保护，这严重地侵犯了公民的财产权。在此之后，盎克鲁-萨克逊国家的银行完全拒绝承认“储蓄托管”的合法性，全额储备金失去了合法地位，一切储蓄都变成了“风险投资”。从法律上奠定了部分储备金体系的垄断地位。    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罗斯切尔德家族银行以早于英国官方24小时的时间差得知战争结局，从而一举掌握了英国国债市场，控制了大英帝国的货币发行，随后不久，又相继控制了法国、奥地利、普鲁士、意大利等国的货币发行，把持世界黄金市场定价权长达近200年。罗斯切尔德、谢夫、沃伯格和其他犹太银行家族在各国设立的银行网络，事实上形成了最早的国际金融体系和世界清算中心，只有加入他们的结算网络，其它银行的支票才能跨国流通，他们逐步形成了银行家的卡特尔集团。这些家族的银行准则成为了当今世界金融业的“国际惯例”。    银行卡塔尔是部分准备金制度最重要的推动力量，也是最大的受益者。当这种“金融特殊利益集团”的能量达到相当规模时，他们势必要扶持甚至直接建立对自身最为有利的政治和司法游戏规则。1913年，当国际银行卡塔尔在美国终于成功地建立了部分准备金体系的“楷模”-美联储之后，全额准备金制度的货币逐渐在竞争中被“劣币”所驱逐。当时的美国政府发行的“白银券”和“黄金券”堪称全额准备金制度的幸存者，两种纸币背后，都有美国政府100%足额的真金白银做抵押，一盎司的黄金白银对应着等值的纸币，即使银行系统的所有债务同时被偿还，市场上仍然有全额储备的“金银美元”在流通，经济照样能够发展，就像１９１３年美联储存在之前一样。１９１３年以来，部分储备的美联储“劣质美元”就开始在市场上逐渐驱逐全额储备的真金白银“优质美元”，国际银行家就是要制造一种部分储备金制度垄断现代金融世界的既成事实，并将政府从货币发行领域彻底踢出去，所以他们使出浑身解数来妖魔化黄金和白银，并最终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成功地废除了白银美元，并在１９７１年砍断了黄金与美元的最后关联，从此，部分准备金制度终于完成了垄断。    2．债务美元是怎样“炼成”的    美联储纽约银行是这样描述美元的，“美元不能够兑换财政部的黄金或其它任何资产。关于支撑‘美联储券’的资产问题没有实际意义，它只有记账方面的需要…银行在借款人承诺还钱时（IOU），产生出货币。银行是通过将这些私人和商业债务‘货币化’来创造金钱的。”    美联储芝加哥银行的解释是，“在美国，无论是纸币还是银行存款，都不像商品一样具有内在价值，美元仅仅是一张纸。银行存款也只是记账簿中的若干数字。硬币虽然拥有一定的内在价值，但通常远低于它们的面值。    那究竟是什么使得这些支票、纸币、硬币等工具在偿还债务和其它货币用途中，能够被人们按照它们的面值来接受呢？主要是人们的信心，人们相信在他们愿意的情况下，他们随时可以用这些货币换成其它的金融资产以及真实的产品与服务。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政府用法律规定，这些‘法币’必须被接受。”[9.3]    也就是说，债务的“货币化”创造了美元，而美元的票面价值必须由外力来强制。那么债务究竟是如何变成美元的呢？要搞清“债转钱”的细节，我们必须拿着放大镜来仔细观察美国的货币运作机制。    作为非金融专业的读者，可能需要反复阅读以下的内容，才能完全理解美联储和银行机构的“造钱过程”。这是西方金融业最核心的“商业机密”。    由于美国政府没有发币权，而只有发债权，然后用国债到私有的中央银行美联储那里做抵押，才能通过美联储及商业银行系统发行货币，所以美元的源头在国债上。第一步，国会批准国债发行规模，财政部将国债设计成不同种类的债券，其中一年期以内的叫做T-Bills(TreasuryBills)，2-10年期的叫T-Notes，30年期的叫T-Bonds。这些债券以不同的频率在不同的时间里，在公开市场上进行拍卖。财政部最后将拍卖交易中没有卖出去的国债全部送到美联储，美联储照单全收，这时美联储的账目上将这些国债记录在“证券资产”（SecuritiesAsset）项下。    因为国债由美国政府以未来税收作为抵押，因此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可靠的资产”。当美联储获得了这一“资产”之后，就可以用它产生一项负债（Liability），这就是美联储印制的“美联储支票”。这是“无中生有”的关键步骤。美联储开出的这第一张支票背后，没有任何金钱来支撑这张“空头支票”。    这是一个设计精致和充满伪装的步骤，它的存在使政府拍卖债券时更加易于控制“供求”，美联储得到借钱给政府的“利息”，政府方便地得到货币，但又不显露大量印钞票的痕迹。明明是空手套白狼的美联储，在会计账目上竟然是完全平衡的，国债的“资产”与货币的“负债”正好相等。整个银行系统被巧妙地包裹在这一层外壳之下。    正是这一简单而至关重要的一步，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不公正。人民的未来税收被政府抵押给私有中央银行来“借出”美元，由于是向私人银行“借钱”，政府就欠下了巨额利息。其不公体现在：    一，人民未来的税收不应被抵押，因为钱还没有被挣出来，抵押未来必然导致货币购买力贬值，从而伤害了人民的储蓄。    二，人民的未来税收更不应该抵押给私有中央银行，银行家们在几乎完全不出钱的情况下，就突然拥有了人民未来税收的承诺，这是典型的“空手套白狼”。    三，政府凭白无故地欠下巨额利息，这些利息支出最终又成为人民的负担。人民不仅莫名其妙地被抵押了自己的未来，而且现在就要立刻交税来偿还政府欠私有中央银行的利息。美元的发行量越大，人民的利息负担就越重，而且世世代代永远无法还清！    第二步，当联邦政府收到并背书美联储开出的“美联储支票”后，这张神奇的支票又被存回美联储银行并摇身一变，成了“政府储蓄”（GovernmentDeposits）并存在政府在美联储的账户上。    第三步，当联邦政府开始花钱，大大小小的联邦支票构成了“第一波”货币浪潮涌向经济体。收到这些支票的公司和个人纷纷将它们存到自己的商业银行账户上，这些钱又变成了“商业银行储蓄”（CommercialBankDeposits）。此时的它们呈现出“双重人格”，一方面它们是银行的负债，因为这些钱属于储户，早晚要还给别人。但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构成银行的“资产”，可以用于放贷。从会计账目上一切都还是平衡的，同样的资产构成了同样的负债。但是，商业银行在此开始借助“部分准备金”（FractionalReserveBanking）这一高倍放大器，开始准备“创造”货币了。    第四步，商业银行储蓄在银行账目上被重新分类为“银行储备”（BankReserves）。此时，这些储蓄已经由银行的普通“资产”，一跃为生钱种子的“储备金”。在“部分准备金”体系之下，美联储允许商业银行只保留其10%的储蓄做“储备金”（一般而言，美国银行只保留相当于总储蓄额的1%到2%的现金和8%到9%的票据在自己的“金库”里，作为“储备金”），而将90%的储蓄贷出。于是，这90%的钱就将被银行用来发放信贷。    这里面存在着一个问题，当90%的储蓄被贷款给别人之后，原来的储户如果写支票或用钱怎么办？    其实，当贷款发生的时候，这些贷款并不是原来的储蓄，而是完全无中生有地创造出来的“新钱”。这些“新钱”使银行拥有的货币总量比“旧钱”立刻增加了90%。与“旧钱”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新钱”可以为银行带来利息收入。这就是“第二波”涌到经济体中的货币。当“第二波”货币回到商业银行中时，就产生了更多波次的“新钱”创造，其数额呈递减趋势。    当“第20几个波次”结束时，一美元的国债，在美联储和商业银行的密切协同下，已经创造出了10美元的货币流通增量。如果，国债发行量及其创造货币的余波所产生的货币流通增量大于经济增长需要时，所有“旧钱”的购买力都会下降，这就是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当2001年到2006年，美国新增了3万亿美元国债时，其中相当部分直接进入了货币流通，再加上多年前的国债赎买和利息支付，所造成的后果就是美元剧烈贬值和大宗商品、房地产、石油、教育、医疗、保险价格的大幅上涨。    但是，大多数增发的国债并没有直接进入银行系统，而是被外国中央银行，美国的非金融机构，和个人所购买。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购买者花的是已经存在的美元，所以并没有“创造出”新的美元。只有当美联储和美国的银行机构购买美国国债时，才会有新美元的产生，这就是美国能够暂时控制住通货膨胀的原因。不过，掌握在非美国银行手中的国债，迟早会到期，另外利息也需要半年支付一次（30年国债），这时，美联储将无可避免地造出新美元。    从本质上看，部分准备金制度加上债务货币体系是长期通货膨胀的元凶。在黄金本位下，其结果必然是银行券发行量逐渐大幅超过黄金储备量，而导致金本位必然解体。在布雷顿体系下，则是必然导致黄金兑换体系的崩溃。而在纯粹法币制度下，最终将无可避免地产生恶性通货膨胀，最终导致世界范围的严重衰退。    在债务货币之下，美国将永远无法偿还国债、公司和私人债务，因为还清债务之日，也正是美元消失之时。美国的总债务非但不会减少，随着债务利息利滚利的雪球效应和经济自然增长的货币需求，美国的债务总量将会持续上升，而且速度越来越快。    3.美国的“债务悬河”与亚洲人民的“白条”    美国80年代的发行的规模空前的国债，由于利息颇高，极大地吸引了私人和非银行机构的投资者，外国中央银行也趋之若鹜，在这个现有美元的回流重新使用的过程中，新美元创造较少。到了90年代，由于打垮了世界主要竞争货币，美元国债仍然抢手，进口日常商品的价格在第三世界国家货币普遍贬值的情况下，也显得格外便宜，美国出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岁月。2001年以来，由于反恐战争的庞大开支和80年代以来大量发行的各种期限的国债纷纷到期，以及越来越大的利息支出，迫使美国发行更多的国债来替换老国债。从１９１３年到２００１年，美国在８７年里一共积累了６万亿美元的国债，而从２００１年到2006年，短短的５年多的时间里，美国竟增加了近３万亿美元的国债，美国联邦国债总量已高达８万６０００亿美元，并以每天２５.５亿的速度增加着。美国联邦政府的利息支出已在政府开支中高居第三位，仅次于医疗健康和国防，每年高达近4000亿美元，占其财政总收入的17%。    从1982年到1992年，美国货币增发尚处在“温和增加”状态，年均增加8%。但从1992年到2002年，美国货币增发进入“快车道”，达到了12%。从2002年开始，由于反恐战争和刺激濒临衰退的经济的需要，在战后利率接近最低点的情况下，美国货币增发速度达到了惊人的15%。其实，从美国国债增发的陡度来看，一切已属必然。美联储在2006年3月宣布停止M3广义货币统计报告并不是偶然的。    ２００１年９１１以来，葛林斯潘为挽救股市和债券市场，不顾后果的把利率从６％迅速降到１％所造成的美元信贷暴涨，使美元在全世界泛滥成灾，人们终于明白了，原来美元其实是印着绿色花纹的纸片。全世界的主要美元持有者几乎同时扑向了房地产，石油，黄金，白银，大宗商品等美联储变不出来的东西。一位法国投资者说：“纽约人能发行美元纸币，但只有上帝才能发行石油和黄金。”其后果就是，原油价格从22美元一桶上涨到60美元，黄金、白银、白金、镍、铜、锌、铅、大豆、糖、咖啡、可可等价格分别是2002年价格的120%到300%。但经济学家仍然信誓旦旦的说通货膨胀只有1-2%，人们不禁想起马克.吐温的一句名言：世界上有三种谎言：谎言、该死的谎言和统计数字。    更加令人不安的是美国的总债务已高达44万亿美元，这些债务包括联邦国债，州与地方政府债务，国际债务，私人债务的总和。这些债务平摊到每一个美国人身上高达近15万美元，一个四口之家要负担近60万美元的债务。在私人债务中，最令人注目的就是数目庞大的住房按揭贷款和信用卡欠款。如果以5%的保守利息计算，44万亿美元每年需要支付高达2.2万亿美元的利息，几乎相当于美国联邦政府全年的财政总收入。在全部债务中，近70%的债务都是1990年以后“创造”出来的。现在的美国已经不可能再发动80年代初的高利率战争来套牢第三世界国家了，因为美国本身已经严重负债，任何高利率的政策都无异于经济自杀。    债务“金钱化”，再加上部分储备金这一超级放大器，已经严重透支了美国人民未来的财富。到2006年，美国人所上缴的个人收入所得税的总额，在联邦政府那里仅稍事停留，就立刻全部转入银行系统以支付债务美元的利息。个人缴纳的所得税没有一分钱用到了政府身上，各地区的教育开支主要靠当地的地产税收入，全美国的高速公路建设和维护用的是汽油税，对外用兵的战争费用恰好等于美国公司缴纳的公司税。换句话说，3亿美国人被银行家“间接征税”了几十年，而且还要年复一年被继续盘剥下去。美国人民的储蓄，则通过长期通货膨胀被银行家的“潜在税收”再刮掉一层皮。    先不论美国的债务人是否还能还得清这利滚利的债务，问题是美国政府压根儿就没有打算偿还国债。美国政府只是不断地用永远增加的新债券去替换老债券（DebtRollover）以及老债务所累积的利息，循环往复，直至永远。正如美联储费城银行指出，“在另一方面，日益增加的众多分析家现在认为国债是非常有用的，甚至是（经济的）福音。他们认为国债完全不需要减少。”    是啊，如果一个人可以不断靠借越来越多的债务来过着奢侈的生活，而且可以永远不用还钱，天底下只怕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好事了。这种听起来类似“经济永动机”的“好事”，现在正在美国大行其道。这些经济学家们认为可以用不断增加债务来永远享受“美好生活”的想法，与认为一国可以靠多印钞票就能致富的思路，并没有本质区别。    这些学者们还进一步指责亚洲和其它国家过多的储蓄才是造成世界经济结构失调的根本原因，这种得了便宜还卖乖的论调已足以证明其学术道德已堕落到何等触目惊心程度。亚洲国家过多的储蓄？他们哪里还有过多的储蓄呢？这些几十年辛苦积攒的储蓄正在源源不断地通过购买美国国债，被美国吸进了这个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经济永动机”的“伟大试验”中去了。    亚洲国家“出口导向”的经济对美国国债的需求，就像吸毒上瘾一般，一刻不被人吸血，就会周身不通泰。而美国也乐得拿这种实质上“永不偿还”的国债来给亚洲人民打白条。不过，亚洲国家最终必然会意识到，为了区区5%的美国国债名义回报，冒的却是美元资产无法挽回的剧烈贬值的实质风险，无论如何不是一件合算的投资。    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指出，如果中国停止平均每星期几十亿美元国债的购买量，美国经济就会有大麻烦，但是中国经济由于向美国出口萎缩也会有大麻烦，事实上，双方已经陷入“金融恐怖平衡”的状态。    4.金融衍生品市场的“霸盘生意”    如果每年以利滚利方式增加的至少２万亿美元的利息支出迟早会被“创造”出来进入货币系统的话，尽管其中一部分可以用更高债务的代价往未来堆积，另外一部分利息美元增发也足以造成显著的通货膨胀，但奇怪的是，美国的通胀（CPI）似乎并不明显。国际银行家的魔术是怎样玩儿的呢？    窍门在于必须有吸纳大量货币增发的去处，这就是近十几年来畸形膨胀起来的金融衍生品市场。    ２０年前，全世界的金融衍生产品的名义价值（NotionalValue）总额几乎为零，到２００６年，这个市场的总规模已经达到370万亿美元！相当于全世界的GDP总和的８倍多。其增长速度之快和规模之大足以撑破任何正常的人类想象力。    金融衍生产品的本质是什么呢？和美元一样，也是债务！它们是债务的打包，它们是债务的集合，它们是债务的集装箱，它们是债务的仓库，它们是债务的喜马拉雅山。这些债务被作为资产充斥着对冲基金的投资组合，也是这些债务被保险公司和退休基金当做资产放在账户上。这些债务被交易着，延期着，挤压着，拉伸着，滚动着，填充着，掏出着，这是一个债务的盛宴，也是一个赌博的盛宴。在纷繁的数学公式背后，只有空和多两个选择，每一张合同都是一次赌博，每一次赌博都必见输赢。    既然是数百万亿美元的豪赌，这个赌场上必有庄家。谁是庄家呢？就是美国的最大的５家银行，它们不仅是重量级的玩家，而且是做的是“霸盘”生意。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２００６年第二季度的商业银行金融衍生市场报告中指出，美国最大的５家银行，摩根大通(JPMorganChase)，花旗集团等，占全部９０２家银行金融衍生产品总和的９７％，收入占９４％。在所有银行金融衍生产品类别中，规模最大的是“利率产品类”（InterestRate），占整个盘子的８３％，名义价值为９８．７万亿美元。[9.4]    在利率产品类别中，“利率掉期”（InterestRateSwap）占绝对优势。“利率掉期”的主要形式是，在一定期限内，用“浮动利息现金流”去交换“固定利息现金流”，交易一般不涉及本金。其主要用途是以“更低的成本”来“模拟”长期固定利率债券的运作。使用这种工具最多的就是美国两大GSE(GovernmentSponsoredEntity)公司，房地美和房利美。这两家超级金融公司用发行短期债券来资助３０年固定利息的房地产贷款，辅之以“利率掉期”来对冲未来利率变化的风险。    在９８.７万亿美元的利率衍生产品中，摩根大通独占鳌头，占有７４万亿的分额。在金融领域中，１０：１的资金杠杆比例进行投资已属非常“冒进”了，１００：１则是“疯狂型”投资，９０年代著名的超级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基金”（LongTermCapitalManagement）在两位诺贝尔经济奖得主指导下，建立了当时世界上最复杂的风险对冲数学模型，拥有着世界上最先进的计算机硬件设施，在以这一杠杆比例投资时，一不留神就输了个精光，还险些拖垮整个世界的金融体系。摩根大通做利率衍生产品时的杠杆潜在比例竟然高达６２６：１，堪称世界之最[9.5]。    摩根大通实际上做的是利率衍生产品市场的“霸盘”生意，它是几乎所有对冲利率走高风险公司的对家。换句话说，绝大多数人需要在投资时防止未来利率突然暴涨，而摩根大通则向所有人保证利率不会暴涨，它卖的就是这样一种保险。    是什么神秘的水晶球能让摩根大通敢冒如此惊天动地的风险，来预测只有格林斯潘和美联储到时候才知道的利率变化呢？合理的答案只有一个，摩根大通本身就是美联储纽约银行最大的股东之一，而美联储纽约银行是一家不折不扣的私营公司，摩根大通不仅可以比其他人更早得知利率变化的消息，更是利率变化政策的真正制定者，而远在华盛顿的美联储“委员会”仅仅是个执行机构而已，利率政策的变化并非像世人想像的那样在美联储定期会议上才投票临时决定的。当然，投票过程是逼真的，但是投票人从一开始就是被国际银行家们安插好的。    所以摩根大通做的是稳赚不赔的买卖。这就好比摩根大通是一家能够人工控制降雨量的公司，而它卖的是洪水泛滥的保险，它当然知道洪水什么时候泛滥，它甚至知道洪水要淹没哪个地区。爱因斯坦曾说过，上帝不掷骰子。摩根大通敢玩金融衍生市场的“霸盘”生意，同样不会掷骰子。    随着金融衍生产品市场规模爆炸性的成长，政府的监管早已远远落后了。大量衍生产品的合同是在正规交易市场之外进行的，也叫做“柜台交易”（OvertheCounter），在会计制度上，也很难将衍生产品的交易与常规商业交易相类比，更不用说税务计算和资产负债核算了。由于其规模庞大，金融杠杆比例严重偏高，对家风险难以控制，政府监管疏松，对于金融市场而言不啻为一枚定时核弹。    正是由于这个投机市场的空前繁荣，大量吸呐了美国债务利息支付所“创造”的天文数字的流动性。只要巨额新增发的美元和海外回流的美元被这个高速旋转的市场所裹携进去，而不至于大量泄露到其它市场上，核心通货膨胀指数就会奇迹般地被控制住。同理，一旦金融衍生市场崩盘，我们将见识到世界有史以来最严重的金融风暴和经济危机。    5.政府特许机构(GSE):“第二美联储”    “许多金融机构似乎并不理解这些（GSE所发行的短期）债券的风险性质。投资者们误以为他们的投资完全可以避免（GSE）的信用风险，原因是在危机发生的时候，他们认为有足够的预警时间可以等这些短期债券在几个月后到期时从容套现。问题在于，当金融危机出现时，GSE的短期债券会在短短的几个小时最多几天之内完全丧失流动性。尽管任何一个投资者可以选择退出，但当所有投资者同时逃离时，谁也跑不掉。就像银行挤兑时发生的情况一样，由于这些短期债券所依托的房地产资产无法快速变现，从整体上来说，争相抛售GSE的债券的尝试不会成功。”[9.6]    美联储圣路易斯银行总裁威廉.波尔，２００５年    政府特许机构(GovernmentSponsoredEntity)在这里指美国政府特许授权的最大的两家房地产贷款的公司房利美（FannieMae）和房地美（FreddieMac）。这两家公司负责建立美国房地产贷款的二级市场，其发行的以房地产为抵押品的债券（MortgageBackedSecurities）总额高达４万亿美元。实际上美国银行系统所发放的７万亿美元的房地产贷款中的大部分，都转卖给了这两家公司。他们把这些长期的房地产按揭打成包，做成MBS债券，然后在华尔街出售给美国的金融机构和亚洲的中央银行。在他们所发行的MBS债券和他们从银行手中收购的房地产按揭贷款之间存在着一个利差，这就构成了这两家公司的利润来源。据统计，美国有６０％的银行持有这两家公司的债券的资金超过银行资本的５０％。[9.7]    作为上市公司，房利美和房地美都是以追求利润为导向，对他们而言，直接持有房地产按揭贷款更加有利可图，在这种情况下，利率波动、按揭提前偿还和信用风险都将由他们自己承担。当美联储从２００２年开始漫长的升息过程时，房利美和房地美却开始大量吃进并直接持有房地产按揭贷款，其总额到２００３年底已高达１.５万亿美元。    作为承担如此庞大债务的金融机构本该小心谨慎规避风险，其中最重要的策略就是使资产和债务的期限（Duration）吻合，否则利率波动的风险将难以控制。其次，应该避免以短期融资支持长期债务。传统的保守方式就是发行长期可回收债券（CallableBonds），使得资产和债务时限达到同步，同时锁定利差，这样就可以完全避免利率波动、按揭提前偿还两大风险。但是，实际上这两家公司却主要使用长期固定债券和短期债券来进行融资，其短期融资的规模高达每周必须滚动（RollOver）３００亿美元的短期债券,从而使他们自己暴露在高度风险之下。    为了规避利率波动的风险，他们必须采取复杂的对冲策略，如使用债务和“利率掉期”（InterestRateSwap）产生一种短期债务+未来固定利息现金流的组合，来“模拟”长期债券的效果。用“掉期期权”（Swaption）来对冲按揭提前偿还风险。除此之外，他们还使用“不完备动态对冲”（ImperfectDynamicHedging）策略，对短期可能的利率剧烈波动来个“重点防守”，对长期不太可能的利率振荡则是“疏于设防”。通过这些措施，一切看起来都是固若金汤，成本也颇低廉，似乎是个完美的方式。    在追求利润的强烈欲望之下，在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投资组合中，他们还大量吃进自己发行的MBS债券。乍听起来似乎不合乎常理，哪有自己发行短期债券购买自己长期债券的道理？    怪事自有怪事的道理。房利美和房地美是美国政府授权的房地产贷款二级市场的垄断经营商，美国政府对这两家公司提供着间接的担保。所谓间接，就是美国政府对这两家公司提供一定数量的信用额度（LineofCredit），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动用。另外，美联储可以对房利美和房地美的债券进行贴现，也就是说中央银行可以直接将他们的债券进行货币化，近半个世纪以来，除了美国国债，还没有任何公司的债券有此殊荣。当市场得知房利美和房地美所发行的债券几乎等于美元现金时，其信誉度就仅次于美国国债了。所以他们所发行的短期债券的利息仅比国债略高，既然有如此低廉的融资来源，当然购买自己的长期债券仍然有套利的空间。    可以不算夸张地说，这两家公司的债券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美国财政部债券的角色，他们实际上成为了“第二美联储”，为美国银行系统提供大量的流动性，尤其在政府不方便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在美联储进行了１７此连续升息之后，金融市场上仍然呈现出流动性泛滥，原来被美联储吸回来的流动性又通过GSE大举吃进银行房地产贷款而流回了金融市场。这种情形恰似电影《地道战》中鬼子从井里不断抽水然后灌入村里的地道，聪明的游击队通过暗道又把灌进地道的水送回了井里，搞得鬼子直纳闷，不知道地道到底有多深。    GSE的以短期债券购买长期MBS债券的套利行为，再加上国际银行家们从日元市场上以极低成本融资，再以高倍杠杆购买美国国债的期权的行为，人为地造成了美国长期债券（国债和３０年MBS债券）异常抢手的“繁荣景象”，从而压低了长期债券的殖利率，经过粉饰之后，看上去市场对长期通货膨胀的忧虑显得杞人忧天了。于是，外国投资者犹豫一阵之后，还会回到美国长期债券市场上来，于是，别国的储蓄可以继续资助美国的“经济永动机试验”，于是，欲望的盛宴上人们继续狂欢着。    只是再美妙的幻觉终究是幻觉。当GSE们继续为狂欢节供应酒精时，不知不觉间，他们的自有资本金已经下降到极度危险的３.５％的水平上。在背负着数万亿美元的沉重债务之下，在剧烈动荡的国际利率市场之中，其资本量是如此之低，已经到了足以让格林斯潘失眠的程度。想起当年“长期资本管理基金”在世界上号称“最懂经济”的大师指导下和拥有最完备最复杂的风险对冲模型，一个俄罗斯债务危机就使这个国际仰慕的完美对冲基金顷刻之间灰飞烟灭。高度依赖金融衍生工具的GSE对冲策略，究竟能不能抗得住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呢？    GSE的软肋在于对短期利率突变防范有严重缺陷。美联储圣路易斯银行总裁威廉.波尔对GSE的抗利率震荡能力忧心忡忡，他在分析了２５年来美国国债每日利率波动幅度的情况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在超过１％的国债价格波动中，大约有３／４的情况其绝对值超过了３.５的标准偏差，这比通常的正态分布模式估算的高出１６倍。假设一年有２５０个交易日，发生这种强度的利率波动的概率是一年两次，而不是人们估计的８年１遇。正态分布模式完全误判了利率剧烈波动的风险。超过４.５或更大的标准偏差的超大强度的波动，不是人们预期的百万分之七，而是在６５７３个交易日中发生了１１次，这种级别的波动将足以震垮一个高度依赖金融杠杆的公司。还有一点，剧烈的波动倾向于集中爆发。这一特点是重要的，它意味着一家公司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被剧烈震荡好几次。不完备对冲在利率剧烈波动的情况下，会导致这家公司彻底的失败。”[9.8]    如果由于金融黑客突然攻击美元，恐怖分子对美国进行核袭击或生化袭击，黄金价格持续暴涨等突发事件，美国国债市场势必剧烈震撼，GSE要是一旦出了问题，数万亿美元的债券可能在几个小时之内丧失流动性，美联储甚至来不及出手相救，而这样的规模崩溃即便是美联储也只能是有心而无力救助。最终６０％的美国银行可能被拖垮，高度脆弱的370万亿的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将会发生雪崩，世界金融市场将会出现恐怖的疯狂逃亡景象。    GSE所折射出的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巨大风险仅仅是冰山一角。    《穷爸爸富爸爸》的作者清崎在《债务的奢欲》一文中是这样描述当今世界的“债务经济繁荣”的：    “在我看来，问题在于这些被（天价）收购的公司并不是被金钱和资本买下的，它们是被债务买下的。我的常识告诉我，将来一定有人得偿还这些债务。西班牙帝国的最终崩溃是由于对战争与征服的过度贪婪，我担心当今世界会由于对债务的昂贵奢欲而最终重蹈覆辙。所以我的建议是什么呢？对于目前而言，尽兴地在（欲望盛宴的）晚会上狂欢吧，但是，别喝得太多，要站在出口附近。”[9.9]    在一个五光十色热闹非凡的巨大的赌场之中，人们都在聚精会神地赌着被清崎称之为“滑稽货币”的美元，此时，尚未喝醉的头脑清醒的人已经看到赌场的角落开始冒烟了，他们此时悄悄地尽可能平静地走向赌场狭窄的出口。这时火苗已经依稀可见，人们都还浑然不觉，只是有更多的人闻到了烟味，他们四下张望，有人开始小声议论。赌场老板生怕大家发现已经出现的火苗，于是大声吆喝并摆出更加惊险刺激的赌局，大多数人又被重新吸引到赌桌旁。火苗终于渐渐成了火焰，更多人的开始骚动，有人开始奔跑，大多数人则不知所措。赌场老板开始喊话，说有一些火苗和烟雾是正常的，能够刺激赌场生意，而且火苗(通胀)是完全可控的，１９７１年以来就是如此。喊话起到了稳定人心的作用，于是人们继续赌钱。只不过，越来越多的人挤向出口方向。此时最怕的就是一声尖叫……    当灾难发生时，每个人都会寻找自己的出口。对于清崎而言，赌场的出口就是黄金和白银。他在《赌黄金，别赌滑稽货币》一文中指出:    “我觉得黄金很便宜，当石油价格上升以及俄罗斯、委内瑞拉、阿拉伯国家和非洲越来越不愿接受我们的美元的时候，黄金就会涨价。目前，我们还可以用我们‘滑稽的货币’来支付其它国家的产品和服务，但是世界已经逐渐厌倦美元了。我多年以来的策略是：投资真钱，它们就是黄金和白银。我同样继续借出滑稽货币来购买房地产。每当金银价格大跌时，我就买进更多的实物。什么样的聪明投资者会不愿意借滑稽货币来购买低廉的真钱呢？”[9.10]    6.黄金：被软禁的货币之王    “黄金拥有很多不稳定的因素，几个大国政府一直试图震荡黄金价格就是其中之一。如果你关注一下过去20年来政府对黄金的政策，就会发现在金价高达800美元一盎司（1980年）的时候，没有政府出售黄金。那时出售应该是很合算的买卖，而且可以稳定金价。但是政府却在最低价时出售（1999年）黄金，英国政府正是如此。政府的这种在最低价抛售黄金的做法正是造成金价不稳定的因素之一。”[9.11]    1999年罗伯特.蒙代尔    蒙代尔所说的黄金不稳定因素，正是1980年以来国际银行家妖魔化黄金的整体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对黄金价格的操纵却是一个布置严密，手法高超，令人难以察觉的天才计划，能在20多年的时间段里成功压制黄金价格，在人类历史上还是头一回。    最让人无法理解的要算英格兰银行在1999年5月7日悍然宣布卖掉一半的黄金储备（415吨）的声明了。这是英国自拿破仑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黄金抛售。这一石破天惊的消息使本已疲软的国际金价狂跌到280美元一盎司。    人们不禁狐疑，英格兰银行究竟要干吗？投资吗？不像。要是投资它应该在1980年以850美元一盎司卖出，再买进当时高达13%回报率的美国30年国债，那早就赚大发了。结果英格兰银行硬要在1999年以280美元的接近历史最低价出售黄金，再去投资当时回报不到5%的美国国债，难怪蒙代尔大呼看不懂。    是英格兰银行不懂做生意吗？当然不是。英格兰银行从1694年成立算起，雄霸国际金融市场近300年，堪称现代金融业的老祖宗，什么样的大风大浪没见过，美联储在它的面前还只是小学生，要说它不懂低买高卖的道理，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英格兰银行违背基本的商业规律行事，只因为一件事，那就是恐惧！它恐惧的倒不是金价持续下跌而导致黄金储备贬值，恰恰相反，它害怕的是黄金持续上涨！因为在英格兰银行的账目上记录在案的黄金早已不翼而飞，那些被标注成黄金应收帐目下的黄金，可能永远也收不回来了。    瑞士银行家费迪南.利普斯（FerdinandLips）曾说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如果英国人民得知他们的中央银行是怎样疯狂和轻率地处置人民积累几百年的真正财富-黄金的话，断头台下将是人头滚滚。其实，更为准确地说，要是世界人民最终知道了中央银行家们是如何操纵黄金价格的话，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金融犯罪行为将大白于天下。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到哪里去了呢？原来，早已被“租借”给了“金锭银行家们”（BullionBankers）。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当90年代初，伦敦-华尔街轴心成功地打垮了日本经济，遏制住了欧洲统一货币进程之后，虽然春风得意，辉煌一时，但是，对黄金这一真正的敌人却时刻不敢掉以轻心。要知道，欧元与日元对于伦敦-华尔街轴心而言，只是疥癣之疾，黄金才是心腹大患。要是黄金一旦翻盘，所有法币体系都会臣服。黄金虽然已经不是世界货币，可黄金始终是制约国际银行家通过通货膨胀劫掠世界人民财富的最大障碍。它虽然无声无息地被“软禁”在货币体系之外，但它的历史地位和作为真正财富的象征却无时无刻不在辐射出强大的吸引力。国际上稍有风吹草动，人们就不由自主地奔到黄金的周围，接受它坚实的庇护。要想完全废黜这个“货币之王”，即使是一手遮天的国际银行家也是不敢奢望的，他们也只能试图“永远软禁”黄金。    要做到“软禁黄金”，就必须使世人“看到”黄金这个“货币之王”是多么无能与软弱，它既不能保护人民的储蓄，也无法提供稳定的指标，甚至不能吸引投机之徒的兴趣。    所以黄金的价格必须被严格控制。    在吸取了1968年“黄金互助基金”惨败的教训后，国际银行家痛定思痛，决不会再犯用实物黄金对抗庞大的市场需求这样愚蠢的错误了。在1980年采用极端的20%的利率暂时压制住了黄金价格，恢复了美元信心之后，他们开始大量使用金融衍生工具这种新的武器。    兵法上说，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国际银行家颇得此道。黄金也好，美元也罢，或是股票，债券，房地产，玩到最高境界，都是玩信心！而金融衍生产品则是超级信心武器。在1987年股灾中成功试爆“金融衍生核弹”之后，1990年这一高效能武器又被再次在东京股市上使用，其杀伤力令国际银行家喜出望外。但是，用核爆炸的方式有短期和强烈的效果，对于黄金这种慢性和长期的威胁，则必须使用多种信心武器，并以“鸡尾酒”式的混合方式进行攻击。被私有银行控制的中央银行“出租”国家的黄金储备就是其中之一。在90年代初，国际银行家开始推销一种说法，黄金放在中央银行的仓库里，没有任何利息收入，除了落满灰尘之外，保存还需要另外一笔开支，不如“出租”给信誉好的“金锭”银行家，利息可以低到1%，但好歹也是一笔稳定的收入，果然此法在欧洲很快蔚然成风。    谁是所谓的“金锭银行家”呢？JP摩根公司为首的国际银行家当仁不让。他们以自己“良好”的信誉从中央银行手中以1%的超低利息“借来”黄金，再到黄金市场上出售，拿到手的钱转手就购买5%回报率的美国国债，稳吃4%的利差，这被称为“黄金套利交易”（GoldCarryTrade）。这样一来，抛售中央银行的黄金既打压了黄金价格，又吃到了利差的美餐，还同时刺激了美国国债的需求，压低了长期利率，真可谓一箭数雕的妙计。    不过，这里面有一个风险。金锭银行家从中央银行借来的黄金大多是6个月左右的短期和约，但投资的很可能是长期债券，如果中央银行到期索要黄金，或金价持续上涨，金锭银行家的处境就危险了。    为了“对冲”这种风险，华尔街的金融天才们把主意打到了黄金生产商身上。他们向黄金生产商反复灌输黄金价格长期必然走低的“历史必然”，只有现在就锁定未来的出售价格，才能避免将来的损失。另外，国际银行家还可以提供4%左右的低息贷款，供黄金生产商继续勘探和开发之用，这样的利息实在是令人难以拒绝，再加上眼看国际金价一年不如一年，与其等到将来减价出售，还不如现在就把未来的尚在地下待开采的黄金产量卖个好价钱。这叫做“黄金远期合约”（GoldForwardSale）。    于是，金锭银行家手中就有了黄金生产商未来的产量作为偿还中央银行黄金租借的抵押。再加上，中央银行家和金锭银行家原本就是一家人，所以“租借合约”几乎可以无限延长下去（LoanRollOver）。于是，金锭银行家就有了双保险。    在这个最初的主意开始运作后不久，天才的华尔街银行家又不断推出新的衍生产品，比如延交现货合同（SpotDeferedSales），条件远期合约（ContingentForward），变量远期合约（VariableVolumeForward），德尔塔对冲（DeltaHedging），和各种期权合约。    在投资银行的推波助澜之下，黄金生产商纷纷陷入这个前所未有的金融投机活动之中。各国黄金生产商纷纷“透支”未来，将地下可能的储量统统折算成现有产量进行“预售”。澳大利亚的黄金生产商甚至将未来7年的黄金产量卖了出去。西非加纳的重要黄金生产商Ashanti更是在高盛和16家银行的“参谋”之下购买了总量高达2500张金融衍生产品的合约，到1999年6月，其对冲账目上的金融资产高达2亿9千万美元。评论家纷纷指出，当代的黄金生产商，与其说是在开采黄金，还不如说是以开采黄金为噱头进行危险的金融投机。    在黄金生产商掀起的“对冲革命”浪潮中，巴里克黄金（BarrickGold）公司可算是名副其实的大哥大。巴里克的对冲规模早已超越了风险控制的合理范畴，说它的策略是金融豪赌也绝不夸张。在其海量的单向卖空黄金的行动中，巴里克无形之间造成了同行之间竞相杀价的局面，其结果必然是自毁市场。在巴里克的年报上，系统性地误导了投资人，它吹嘘自己复杂的对冲策略使其总能以高于市场的价格卖出黄金。其实，巴里克卖到市场上的黄金中有相当部分就是通过“金锭银行家”向各国中央银行低息“借来”的黄金，它在市场上抛售这些“借来”的黄金所得的收入，用于购买美国财政部的债券，其中的利差收益，就是所谓的“复杂的对冲工具”所产生的奇妙效果的真正来源。这构成了典型的财务欺诈。在几个方面的合力之下，黄金价格不断下跌，这符合所有参加方的利益。黄金生产商由于早已锁定出售价格，在金价下跌时，他们账面上做空黄金的各类“金融资产”，还会升值。于是，黄金生产商就奇怪地成为金价下跌的同谋者。生产商得到的只是短暂的甜头，失去的却是长远的利益。    黄金反垄断行动委员会（GoldAnti-TrustActionCommitee）主席比尔.莫菲将这个蓄谋打击黄金价格的特殊利益集团称之为“黄金卡特尔”（GoldCartel），它的核心成员包括：JP摩根公司，英格兰银行，德意志银行（DeutscheBank），花旗银行，高盛公司，国际清算银行（BIS），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    当金价被强大的市场需求不断推高时，中央银行就会冲到第一线，公开抛售大量黄金，直到吓退投资者为止。格林斯潘在1998年7月的众议院银行委员会（HouseBankingCommittee）的听证会上宣称：“黄金是另一种有大量金融衍生产品进行场外交易的商品，投资者无法控制黄金的供应量，如果黄金价格上涨，中央银行们随时准备‘出租’黄金储备来增加供应量。”换句话说，格林斯潘公开承认，如果有必要，黄金价格完全处于中央银行家们的控制之下。    1999年3月科索沃战争爆发，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北约的空袭迟迟未能奏效，黄金价格在强大购买力的支撑下开始积蓄爆发力。如果金价一旦失控而持续走高，“金锭银行家”则必须从市场上高价买回黄金，归还给中央银行家们。如果市场上没有这样多的现货，或者当初以“地下未来”黄金产量做抵押的黄金生产商破产，又或许地下根本没有足够的黄金，不仅国际银行家要承受巨大损失，中央银行家们的黄金储备账目也会出现巨大的亏空，如果事情败露，人民得知实情，只怕真的会有人上断头台。情急之下，英格兰银行终于在1999年5月7日，冲到了第一线。如果能够吓退投资者，金价继续下跌，自然皆大欢喜，即便失手，坏账的黄金索性卖出，到时候也死无对证。正所谓“黄金坏账，一卖了之”。这就是为什么中央银行家们出售黄金时，人们从来不知道谁是买主的原因。    尽管科索沃战争在1999年6月10日结束，惊出一身冷汗的中央银行家们觉得玩得太过火了，再加上国际黄金市场的投资者已经开始声称要告中央银行家们操纵黄金价格，各国政治家们也开始关注黄金价格问题。事情看来要闹大了。    在这种情况下，1999年9月欧洲的中央银行家们达成了“华盛顿协议”（WashingtonAgreement），限制各国在未来5年内出售或出租黄金的总量。消息传来，黄金“租借”利率在几个小时之内从1%跳升到9%。做空黄金的生产商和投机商的金融衍生产品损失惨重。    黄金近20年的熊市终于划上了句号，它预示着商品市场大牛市的到来。    １９９９年是黄金战场的重要战略转折点，其意义相当于二战中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从此以后，打压金价的企图，再也未能取得黄金战场的战略主动权。以美元为首的法币体系将在黄金的强大攻势面前，不断败退，直至最终崩溃。    在控制黄金价格的主战场之外，国家银行家还开辟了第二战场，那就是舆论战和学术战。国际银行家最成功之处就在于系统性地对经济学界进行洗脑，将学术界的热点引导到与实际世界经济运行严重脱节的数学公式游戏之中。当多数现代经济学家疑惑地问黄金究竟有何用处的时候，国际银行家应该感到非常欣慰，一切尚在控制之下。    人们自然会问，法币制度有何不好？我们不已经在法币体系下生活了30多年了吗？经济不在照样发展吗？    原美联储纽约银行副总裁和花旗集团副总裁约翰.埃克斯特的回答是：    “在这样一个系统之下，没有国家需要向另外一个国家支付真正保值的货币。因为他们没有兑换（金币）的纪律约束。我们可以用纸币去购买石油，不管我们印多少这样的纸币。他们（经济学家）选择忽视人民对一种能够储藏财富的坚实货币的渴望。事实上，他们拒绝承认黄金是货币，而武断地认定黄金只是一种普通商品，就像铅和锌一样在货币系统中没有任何位置。他们甚至建议财政部没有必要继续储存黄金，应该逐渐在市场上抛售。拿掉黄金之后，他们任意地定义纸币价值。他们不曾告诉我们这种永远以神奇速度增加的‘IOU’（我欠你）借条如何能够实现货币保值的功能。他们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以这种神奇速度增发的纸币会有一天造成债务问题。    凯恩斯和弗里德曼只是20世纪的约翰.劳的翻版。他们选择漠视纸币兑换黄金这一铁律，而故意以某些经济学家或政治家的思维定式中的速度来印刷纸币，他们认为这样就能够欺骗自然规律，无中生有地‘创造’财富，消除商业周期，确保全民就业和永远繁荣。这意味着某些经济学家为着特定政治倾向而制定政策，在不用他们自己的金钱在市场中冒险的前提下，以当年约翰.劳一般的智慧，对经济事务无所不知，任意决定货币、财政、税收、贸易、价格、收入等政策，还告诉我们这样对我们最好。于是他们就‘微调’了我们的经济。    当今大多数经济学家们都是凯恩斯的徒子徒孙培养出来的，包括那些诺贝尔奖的获得者，如著名的教材《经济学》的作者保罗.萨缪尔森。他的教材里充满了数学公式和各种彩色图表。但是当读到他对黄金的观点时，才发现他的看法几乎没有任何历史纵深而显得非常肤浅。他是20世纪学术界的一个典型的例子，经济学家们完全忽略了对金钱历史的研究，或者是为了某些理由而选择故意忽略。”[9.12]    萨缪尔森在他著名的对1968年以后的黄金价格双轨制的评论(TheFree-markettier)中说：    在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外，黄金最终被完全去货币化了。它的价格完全由供需关系决定，就像铜、小麦、银或盐一样。    一个中东的酋长如果在55美元一盎司的价位上购买了黄金而在68美元的价位上卖出的话，他一定能挣不少钱。但是，如果他是55美元买进，而38.5美元甚至33美元抛出的话，他就会输掉身上的衬衫。    萨缪尔森坚信一旦黄金被踢出货币系统，那么对黄金的需求就只限于很少的几种工业需求，如首饰业。所以，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关闭黄金窗口，布雷顿体系垮台之后，黄金已不再是货币，谁还会需要黄金呢？到1973年，这位大教授出版这段宏论时，他认定1972年75美元一盎司的金价肯定维持不住，黄金最终可能跌到35美元以下。让教授下巴脱臼的是7年以后，黄金的价格冲到了850美元一盎司。    还好，萨缪尔森不是华尔街的对冲基金经理，否则的话他输掉的就不仅仅是上身的衬衫了。    7.一级警报：2004年罗斯切尔德退出黄金定价    一切霸权的力量源泉和最终形式都体现于定价权。    通过控制价格的过程来实现有利于己而不利于人的财富分配方式。定价权的搏斗恰似帝位争夺一般剧烈，充满权谋和机诈，价格鲜有在平等自由合理的市场运作过程中自然产生，拥有优势的一方从来就是以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来确保自己的利益，这和战争没有任何本质区别。    讨论价格问题必须用研究战争和战例的思路才能接近事情的本像。制定价格、推翻价格、扭曲价格、操纵价格都是各路当事人反复激烈较量的结果，没有人的因素作为参照背景，就不可能明白价格形成的轨迹。    人们比较容易理解的是为什么有人座在老板的位置上发号施令，而多数人只能服从，因为一切都有切肤之感。但老板的老板通过控制老板来间接控制众人，就不是那么明了和直观了，顺着这个权力链条越往上人数越少。定价权的取得也是如此，控制一种商品的价格从来就是自上而下的行为。    就黄金而言，谁控制了世界最大的黄金交易商，谁就控制了黄金的价格。所谓控制，就是交易商们为了利益或迫于威势，主动或被动地接受权力上层的安排。    罗斯切尔德家族从１８１５年拿破仑战争中一举夺取黄金定价权至今已有近２００年的历史。现代的黄金定价体制建立于１９１９年９月１２日，当五名各大财团的代表聚集在罗斯切尔德银行时，金价被定在４磅１８先令９便士的价位上，约合７.５美元。尽管１９６８年改为美元报价，但其运作模式基本未变。参加第一次金价制定的代表除了罗斯切尔德家族的人，还有Mocatta&Goldsmid,Pixley&Abell,SamuelMontagu&Co.,SharpsWilkins。罗斯切尔德家族随后成为固定的主席和召集人。从这一天开始，五位代表每天在罗斯切尔德银行会面两次讨论实物黄金的交割价。由主席建议一个开盘价，这个价格立即通过电话传到交易室，主席然后询问谁想买卖多少４００盎司的标准金条，数量是多少，根据双方出价和最终达成交易的价格，主席这时宣布金价被”敲定“（TheLondonGoodFix）了。    这个黄金定价制度一直运作到2004年。    ２００４年４月１４日，罗斯切尔德家族突然宣布退出伦敦黄金定价体系，这一石破天惊的消息立刻震撼了全世界的投资者。戴维.罗斯切尔德解释道：“我们在伦敦商品市场（包括黄金）交易的收入在过去５年中已经下降到不足我们业务总收入的１％，从战略分析的角度看，（黄金交易）已经不是我们的核心业务，所以我们选择退出这个市场。”    英国《金融时报》立刻在４月１６日大声附和这一说法，“正如凯恩斯所说，（黄金）这一‘野蛮的遗迹’正在走进历史的尘封。当我们看到令人尊敬的罗斯切尔德家族从黄金市场中退出，连号称最铁杆的‘黄金虫子’的法兰西银行也不得不斟酌它的黄金储备时，黄金作为投资品已经更加接近它的尽头了。”    无独有偶，白银交易市场的大哥大AIG集团于６月１日宣布退出白银市场定价，自愿降级为普通交易商。    这两件事从里到外透着蹊跷。    莫非罗斯切尔德家族真的看淡黄金吗？若是如此，为何不在１９９９年金价跌到历史最低点退出，反而要在黄金白银气势如虹的２００４年金盆洗手呢？    另外一种可能就是，黄金和白银的价格最终将会失控，一旦控制金银价格的阴谋败露，操控价格的人将会成为世界公敌。早早地摘清与黄金之间的任何关系，如果１０年以后，金银价格果然出了大问题，谁也怪不到罗斯切尔德家族的身上。    不要忘记，罗斯切尔德家族不仅过去而且现在仍然拥有着世界上组织最严密效率最高的战略情报网络，他们掌握着常人无法窥知的信息资源。深谋远虑加上庞大的金融资源，和对信息高效的收集分析能力，使得他们在过去２００年来几乎左右着整个世界的命运。    当他们突然宣布退出苦心经营了２００多年的家族核心业务时，这是一件相当不寻常的事。    8．黄金一阳指    最近一段时间里，国际石油价格暴涨，伦敦－华尔街轴心众口一辞，都说是中国经济发展惹的祸，无非是要挑起世人对中国的不满，掩盖石油暴涨是为了刺激美元需求这个事实。结果谣言不攻自破，为了中期选举，硬是放了一颗一夜之间发现了“特大油田”的卫星。这与１９７３年他们策划让石油涨价４００％从而刺激美元需求，同时将油价暴涨的责任嫁祸于中东国家的石油禁运如出一辄。    由于美元泛滥的无法避免的本质，很快，中东核问题又会升温，伊朗战争最终将无法避免，以色列动手也好，美国出手也罢，总之是激惹伊朗用水雷或导弹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切断世界２／３的石油通道，于是石油价格会轻易冲上１００美元大关，世界对美元的需求又会大增，这次罪魁祸首是伊朗。只要世人不要对美元发行产生“不健康”的联想就好。    从７０年代黄金遭到“软禁”开始，世界的证券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呈现出反向关系。大宗商品市场极为火暴的７０年代，也正是证券市场表现奇差的１０年。从８０年代初开始的证券市场１８年大牛市，则代表着大宗商品市场熊气弥漫的时代。而从２００１年开始，大宗商品市场开始了牛气冲天的征途，与此同时，股市、债市、房地产、金融衍生市场也同步狂长。表面上看是美元资产增值，实际上是债务美元的爆炸性扩张所致，而所有的债务必须支付利息，这种债务以利滚利的方式膨胀的结果必然是，原来只需要大宗商品或证券市场中的一个水缸增加容量，就能够消化过剩的美元，而现在，当所有的水缸都被泛滥成灾的美元装满后，还要往外溢出。问题是到哪里去找这么大的水缸呢？于是华尔街的天才们又开始谈论金融衍生市场的无限容量概念。他们不断地推出成百上千的新的“金融产品”，不仅在货币、债券、商品、股指、信用、利率等方面动脑筋，更是异想天开地创造出像天气赌博这样的新玩意儿，当从理论上讲，他们可以把未来１年中每一天的好坏都贴上美元标签卖到市场上来，他们同样可以将世界未来１００年的每一天的每一个小时，甚至每一分钟的地震、火山、水灾、旱灾、虫灾、流行感冒、交通事故、婚丧嫁娶都做成“金融衍生产品”，名码实价的在金融市场上交易。从这个意义上讲，金融衍生市场的确是“无可限量”。只是这种论调听起来多少有点像1999年IT泡沫登峰造极时，华尔街分析家们信誓旦旦地说要为地球上每一粒沙子分配一个IP地址，同样是这些人的祖先在“南海泡沫”时代，还曾发愁世界的金钱太多，没有好的项目来投资，于是有人提出抽干红海的海水看看埃及法老王追摩西和犹太人时，到底有多少金银财宝葬身海底。当人们已经“高烧”到这种温度时，金融风暴就已经近在咫尺了。    黄金这个长期和系统地被妖魔化为“野蛮的遗迹”的货币“真龙天子”，如同一个饱经沧桑历尽磨难的智者，他并不急于张扬，他只是冷眼旁观。夫为不争，天下莫能与之争。诋毁，嘲笑，打压，咒骂，讽刺，当“伪货币皇帝”耍尽一切手段后，黄金仍然金光灿灿，而“强势的美元”则早已成强弩之末。    人民终于看出些门道了。    其实，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从来不乏对真实财富的的直觉。人们称和钱有关的活动为“金”融，储放财富的所在叫“银”行，货真价实的东西为“真金白银”。当世界人民再度认识到债务货币的本质只不过就是一张欠条+许诺，所谓美元财富只是“一个被超级夸大的白条”和“对财富的无限许诺”而已，这些债务白条从来就是永远贬值的，而贬值的快慢取决于印刷它们的人的贪婪程度。完全不懂金融的普罗大众，最终将会用他们的直觉和常识去选择存放他们辛勤汗水所创造的财富的“诺亚方舟”－黄金和白银。用金融衍生工具“武装到牙齿”的国际银行家，最终将遭遇“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倔强而持续上涨的黄金价格将会无情地推高美国长期债务利率，由于国际银行家们向金融市场兜售了数十万亿美元的“利率保险”合同，保证长期利率不会上涨，一旦长期债务利率出现被金价逼着走高的局面，国际银行家们将会被暴露在他们自身的贪婪所营造的极度风险之中。最先被黄金持续上涨戳破的将是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弄潮儿－“利率掉期”（InterestRateSwap）这个74万亿美元(仅仅是美国商业银行所申报的数据)的超级大泡泡。手中资金只有３.５％的GSE们的情势将危如垒卵，黄金价格的猛扑来的如此突然而猛烈，国债利率波动将异常剧烈和集中，GSE脆弱的利率对冲防线将率先被突破，高达４万亿美元的GSE短期债券会在“几个小时最多几天”的时间内完全丧失流动性,同时陷入困境的还有摩根大通，这个金融衍生市场和黄金衍生市场“霸盘生意”的超级玩主,试图压制黄金价格和长期利率的操盘手。    率先崩盘的金融衍生市场将产生前所未有的流动性恐慌，当惊恐万状的世界投资者一起试图将手中的各种“保险合同”抛售变现时，所有这些衍生品的生长基地:货币、债券、商品、石油、股票将同时遭到“电击”，国际金融市场将爆发更大规模的流动性恐慌。为了拯救已不可救药的金融市场废墟，美联储势必如黄河决堤一般地增发美元来“抗洪救灾”，当数十万亿增发的美元如海啸一般冲向世界经济体系时，世界经济将陷入一片混乱。    国际银行家蓄谋废除黄金货币之后仅仅３０多年，美国就已经透支了世界８０％的储蓄。到今天，美国必须每天继续从世界各国人民的身上“吸血”２０亿美元的储蓄才能使美国这部“经济永动机”继续运转，美国的债务和利息增加的速度早已远远超过了世界经济的增长能力。当所有国家真金白银的“过剩储蓄”都被抽光之日，也就是世界金融崩溃之时。这一天的到来，其实已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何时以何种方式发生的问题。    貌似庞然大物的美元泡沫体系，其致命的死穴就在信心二字，而黄金则是点中这一命门的“一阳指”。正文 第十章 谋万世者    “如同自由一样，黄金从来不屈居于低估其价值的地方。”    莫里尔，１８７８    本章导读    １８５０年，伦敦毫无疑问的是世界金融体系的太阳，１９５０年，纽约成为了全球财富的中心，２０５０年，谁将问鼎国际金融霸主的宝座呢？    人类有史以来的经验表明，崛起中的国家或地区总是以更加旺盛的生产力创造出巨大的财富，为了保护自己的财富在贸易中不被别人稀释的货币所窃取，这些地区有着保持高纯度货币的内在动力，恰如１９世纪坚挺的黄金英镑和２０世纪傲视全球的黄金白银美元，而世界的财富从来就是自动流向能够保护其价值的地方。坚挺稳定的货币反过来又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分工和市场资源的合理分布，从而形成更加有效率的经济结构，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反之，当强盛的国家开始走下坡路的时候，社会生产力不断萎缩，庞大的政府开销或战争费用逐渐掏空了从前的积蓄，政府总是从贬值货币开始，企图逃避高筑的债台和搜刮人民的财富，此时，财富将不可逆转地外流去寻找其它能够庇护它们的地方。    货币是否坚挺成为一个国家盛衰交替的最早出现的征兆。当１９１４年英格兰银行宣布停止英镑的黄金兑换时，大英帝国的雄风就一去不复返了。当尼克松１９７１年单方面关闭黄金窗口时，美利坚的辉煌业已到了盛极而衰的转折点。英国的国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中迅速地消散，而美国幸运的是在一个没有重大战争的世界里，还能够保持一段时期的繁荣。但表面上鲜花著锦烈火烹油的大宅门，里子却已逐渐被巨额债务所掏空了。    从历史上看，凡是操弄货币贬值来试图欺骗财富的国家，最终也必将被财富所抛弃。    1.货币：经济世界的度量衡    货币是整个经济领域最基本最核心的度量衡，货币的作用就相当于物理世界中的千克、米、秒等最重要的尺度一样，一个每天都在剧烈动荡的货币体系，就如同千克、米、秒的定义时时刻刻都不停的变化一样荒谬而危险。一个工程师手中的尺子每天长短都不一样，他该怎么修建几十层的高楼呢？即便是修起来了，又有谁敢住？    如果体育比赛的秒表计时标准随时都在更改，运动员如何能够比较不同场地进行的比赛成绩？    一个商人在卖东西时，如果称重的千克标准每天都在缩水，就好像不断地调换秤砣，哪个买家愿意从他这买东西？    当今世界经济的根本问题之一就是在于没有一个稳定而合理的货币度量衡标准，从而导致政府无法准确测算经济活动的规模，公司难以正确地判断长期投资的合理性，人民对财富的任何长远规划丧失了安全的参照系。货币对经济的作用在银行家任意和武断的操控下，已经严重扭曲了市场资源的合理分配。    当人们计算投资股票、债券、房地产、生产线、商品贸易的投资回报时，几乎无法核算真正的投资回报率，因为难以估算货币购买力的缩水程度。    美国的美元从１９７１年完全脱离黄金之后，其购买力已经下降了94.4％，今天的一美元只值７０年代初的5.6美分。    中国８０年代的“万元户”是富裕的标志，９０年代的“万元户”只是城市收入的平均水平，现在家庭年收入１万元可能就接近“贫困线”了。    经济学家只“关心”消费物价的通货膨胀水平，可是高得吓人的资产通货膨胀现象却没有人注意。这样的货币制度是对储蓄者的残酷惩罚，这就是为什么尽管股票和房地产市场非常危险，但不投资将更加危险。当人们买房时，向银行申请的贷款只是一张欠条，银行的账户上本没有这样多的钱，但在债务产生的同时，却无中生有地“创造出了”钱，这张欠条立刻被银行系统“货币化”了，于是货币供应将立刻增加几十万的流通量，这些增发的货币实时地推高了全社会的平均物价水平，尤其是在资产领域。所以在没有房地产贷款时，房价不可能有如此高的水平，银行声称是为了帮助人民能够负担得起住房，但结果正好相反。银行房地产贷款相当于一下子透支了人民未来３０年的收入，将“未来”的３０年的钱拿到今天一起发放成货币，如此海量的货币暴增，房价、股市、债市岂有不暴涨的道理？    当透支了人民未来３０年的财富积累之后，房价已经高到普通人无法企及的程度。为了“帮助”人民能够负担更多的债务来支撑更高的房价，银行家们正在英国和美国试点“终身房产债务”的“伟大创新”，英国将推出长达５０年的房贷，美国加州准备试点４５年的按揭，如果试点获得成功，更大规模的债务货币增发即将决口而出，房地产将迎来一个更加“灿烂的春天”，向银行贷款的人，将终身被债务的锁链紧紧束缚，没有购买房子的人下场则更为不妙，最终他们将贫穷到连银行的债务锁链都不屑于去光顾的程度。当人民５０年的债务美餐还不能喂饱银行家的胃口呢？只怕终有一天，“父债子还”、“爷债孙还”的“跨世代按揭贷款”也会被创造出来。    当一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让人们欣喜之时，８万亿的人民币必须增发出来购买这些“沉重的美国白条”，而这些新增的货币如果完全进入银行体系，将有６倍的放大，这要“感谢”从“西天取来”的部分准备金制度这部“圣经”。政府只能选择增发国债来（或央行票据）有限地吸纳这些来势迅猛的货币增发浪潮，问题是，国债需要偿还利息,谁来还呢？还是“光荣的”纳税人。    当教育和医疗也进行“产业化”时，由于这些社会资源原本严重不足，在从全社会共享的公共资源一下子变成了“独占的资产”，在货币泛滥的浪潮中，其利润又怎会不一飞冲天呢？    当公司之间的交易凭据成为这种“欠条”时，银行将对其进行“贴现”，将这些“欠条”以一定折扣收为银行的“资产”，同时“创造出”新的货币。    当人们刷信用卡消费时，每一个签字后的纸片都成为一张欠条，每一个欠条都成为银行的“资产”，每一笔银行的“资产”都成为增发的货币，换句话说，每一次刷卡都“创造”了新货币。债务，债务，还是债务。人民币正在迅速滑向债务货币的深渊。    与美国情况不同的时，中国没有美国如此“发达”的金融衍生工具市场来吸纳这些增发的货币，这些流动性的泛滥将集中在房地产和股市债市，几乎没有任何有效的手段能够遏制这些领域的“超级资产通货膨胀”。日本当年的股市神话，房地产狂热将在中国重现。    国际银行家正等着看另一场东亚经济超级泡沫的好戏。当“圈里人”撒切尔夫人不屑地说中国经济难成大器的时候，她决非危言耸听或妒火中烧，他们对这种债务拉动型泡沫经济可谓见多识广。当债务货币泡沫膨胀到一定程度时，国际著名经济学家们就会从各个角落钻出来，对中国经济的各种负面消息和高声警告将铺天盖地般堆满世界主流媒体的通栏大标题，在一边磨牙霍霍早已等得不耐烦的金融黑客们将如恶狼一般一拥而上，国际与国内的投资者将惊得四散奔逃。    在部分准备金制度和债务货币这对危险的孪生魔鬼一旦被放出镇魔瓶后，世界的贫富分化就已经注定了，债务货币在部分准备金制度的高倍放大器的作用之下，将会造成向银行借钱购买资产的人“享受”到了资产通货膨胀和被债务套牢的“好处”，笃信无债一身轻的传统观念的人必然承受资产通货膨胀的惨重代价。在这对孪生兄弟垄断了国际银行“惯例”之后，储蓄者失去了保护自己财富的任何其它选择，而银行业注定成为了最大的赢家。    债务货币和部分准备金制度毫无悬念地将造成这种“欠条+许诺”货币的贬值，在这样的持续贬值的“度量衡”之下，经济如何能够稳定与和谐地发展？    在一个凡事都要谈“标准化”的时代，货币度量衡却没有任何标准，这岂不是咄咄怪事？    当人们彻底了解了债务货币和部分准备金制度的本质，其荒谬、不道德、不可持续的本质就暴露无疑了。    没有稳定的货币度量衡，就不会有均衡发展的经济，就不会有合理分配的市场资源，就必然造成社会的贫富分化，就注定会使社会财富逐渐向金融行业集中，和谐社会也就只能是无法实现的空中楼阁。2．金银：价格动荡的定海神针    １９７４年７月１３日，《经济学家》杂志发表了一份令人震惊的英国整个工业革命时代的物价统计报告。从１６６４年到１９１４年的２５０年间，在金本位的运作下，英国的物价在长达２５０年的漫长岁月中保持着平稳而略微下降的趋势。当今世界中，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国家能够连续不间断地保持了这样长久的物价数据了。英镑的购买力保持了惊人的稳定性。如果１６６４年的物价指数被设定为１００的话，除了在拿破仑战争期间（１８１３年），物价曾短暂地上涨到１８０之外，在绝大部分时间里，物价指数都低于１６６４年的标准。当１９１４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英国的物价指数为９１。换句话说说，在金本位的体制下，１９１４年的一英镑比２５０年前的１６６４年的等值货币的购买力更强。    在金银本位之下的美国,情况也非常类似。１７８７年，美国宪法第一章第八节（ArticleISection8）授权国会发行和定义货币。第十节（ArticleISection10）明确规定，任何州不得规定除金银之外的任何货币用以支付债务，从而明确了美国的货币必须是以金银为基础。《１７９２年铸币法案》（CoinageActof1792）确立了一美元是美国货币的基本度量衡，一美元的精确定义为含纯银２４.１克，１０美元的定义为含纯金１６克。白银作为美元货币体系的基石。金银比价为１５：１。任何稀释美元纯度，使美元贬值的人都将面临死刑的处罚。    １８００年，美国的的物价指数约为１０２.２，到１９１３年时，物价下降到８０.７。在整个美国工业化的巨变时代，物价波动幅度不超过２６％，在１８７９年到１９１３年的金本位时代，物价波动幅度小于１７％。美国在生产飞速发展，国家全面实现工业化的历史巨变的１１３年里，平均通货膨胀率几乎为零，年均价格波动不超过１.３％。[10.1]    同样是在金本位之下，欧洲主要国家在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的经济空前发展的关键时代，它们的货币同样保持了高度的稳定性。    法国法郎，从１８１４年到１９１４年，保持了１００年的货币稳定。    荷兰盾，从１８１６年到１９１４年，保持了９８年的货币稳定。    瑞士法郎，从１８５０年到１９３６年，保持了８６年货币稳定。    比利时法郎，从１８３２年到１９１４年，保持了８２年货币稳定。    瑞典克朗，从１８７３年到１９３１年，保持了５８年的货币稳定。德国马克，从１８７５年到１９１４年，保持了３９年的货币稳定。    意大利里拉，从１８８３年到１９１４年，保持了３１年的货币稳定。    [10.2]    难怪奥地利学派的米赛斯将金本位高度评价为整个西方文明在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最高成就。没有一个稳定合理的货币度量衡，西方文明在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阶段所展示出来的巨大的财富创造力，将是一件无法想象的事。    黄金与白银在市场的自然进化过程中所形成的高度稳定的价格体系，可以让所有２０世纪以来的“天才”经济规划者们汗颜。黄金和白银作为货币是自然进化的产物，是真正市场经济的产物，是人类信赖的诚实的货币。    所谓货币度量衡，就是不以金融寡头的贪婪本性为转移，不以政府的好恶为转移，不以“天才”经济学家的利益投机为转移，历史上只有市场自然进化而来的黄金和白银货币做到了这一点，未来也只有黄金和白银才能担当这一历史重任,只有黄金和白银才能诚实地保护人民的财富和社会资源的合理分布。    当代的经济学家有一种普遍流行的观点，认为黄金和白银增加的速度赶不上财富增加的速度,在黄金和白银货币体系之下，将会导致通货紧缩，而通货紧缩则是所有经济体的大敌。这实际上是一种先入为主为主的错觉。“通货膨胀有理”的歪论完全是国际银行家与凯恩斯们共同炮制出来，用以废除金本位，从而通过通货膨胀的手段向人民“隐蔽征税”,不露痕迹地进行抢劫和偷窃人民财富的理论依据。英美等欧美主要国家从１７世纪以来的社会实践，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说明了社会经济的巨大发展并不会必然造成通货膨胀，事实上，英美两国都是在轻度通货紧缩状态下完成了工业革命。    真正的问题应该是，到底是黄金和白银增加的速度赶不上财富增加的速度呢，还是赶不上债务货币增加的速度？债务货币的滥发真的对社会发展有益处吗？    3.债务货币脂肪与GDP减肥    以GDP增加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恰如以体重增加为健康核心任务的生活方式。政府以财政赤字拉动经济增长的政策，就好比是靠注射激素来刺激体重增加。而债务货币呢，就是增生出来的脂肪。    一个看起来越来越越臃肿的人，真的非常健康？    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无非有两种，一种是由储蓄积累起来真正的财富，然后这些真金白银的资本被用于投资，从而产生更多的实实在在的财富，社会经济由此进步，这种增长带来的是经济肌肉的发达,经济骨骼的强健，经济营养分布的均衡。虽然见效较慢，但增长的质量高，副作用小。另一种模式就是债务拉动型经济增长，国家、企业和个人大量负债，这些债务经过银行系统的货币化之后，巨额债务货币增发产生了泡沫财富感，货币贬值无可避免，市场资源配置被人为扭曲，贫富分化日趋严重，其后果是经济脂肪大量增生。债务驱动型经济犹如依靠注射激素迅速增肥，虽然从短期来看，颇有奇效，但其潜在的副作用终会导致各种并发症丛生，到那时，经济体必须服用越来越多的各种药物，从而进一步恶化经济体自身的内分泌系统，造成体内生态环境的彻底紊乱，最终将无可救药。    债务货币脂肪增生，首先产生的就是经济高血糖－通货膨胀现象，尤其是资产通货膨胀。这种经济高血糖在另一方面，又导致生产领域产能过剩，重复建设严重，极大地浪费了市场资源，制造了生产领域惨烈的价格战，压低了消费品价格，使得资产通货膨胀与消费品通货紧缩同时存在。家庭作为经济体的基本单元，在受到资产通货膨胀挤压的同时，很可能还会受到雇主在生产领域不景气所产生的裁员行动的波及，从而降低了普通家庭的消费能力和欲望，导致了经济体内的大量细胞失去活力。    另一种由债务货币脂肪造成的问题就是经济血液的高血脂。    当债务货币化之后，货币将变得不再稀缺，货币增发所导致的流动性泛滥将堆积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人们会发现“钱”越来越多，但可以投资的机会却越来越少。在金本位之下，股票市场的主要特征是，上市公司财务结构坚实，公司负债情况良好，自有资本充足，公司收益稳定增长，股票分红逐年增加，股票市场虽有风险，但却是一个真正值得投资的市场。    而当今世界的主要股票市场已经被堆积如山的债务货币所淹没,处于被严重高估的状态，几乎没有投资者指望得上股票分红的收益，而是将所有希望寄托在股票价格上涨的预期上，即所谓“博傻理论”。证券市场日渐失去投资性的一面，而逐渐演变成一个拥挤异常的超级赌场。房地产领域的情况也非常类似。    债务本身造成了经济血管壁变得更脆，拥挤的债务货币增发则使得经济血液黏稠，沉淀在证券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的大量资金使得经济血管更加臃塞，经济体的高血压症状将无法避免。    长期处于经济高血压状态之下，将加重经济心脏的负担。    经济心脏就是人民用以创造财富的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资源。    沉重的债务货币负担将对整个生态环境造成日趋严重的透支，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生态破坏、气候反常、灾害频繁就是债务货币滚雪球般增加的利息支出。贫富分化、经济动荡、社会矛盾、贪污腐化则是债务货币对和谐社会的罚款单。    当债务货币脂肪所诱发的这些经济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等并发症同时存在时，整个经济体的天然内分泌系统将处于紊乱状态，营养吸收不良，内脏器官严重受损，新陈代谢无法正常运转，自身免疫系统失去抵抗力。如果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将产生更大的药物依赖性，从而更加恶化经济体的内分泌系统。    当我们认清了债务货币的本质及其危害之后，就必须对经济发展的战略做出相应的调整。以GDP增长为导向，以债务货币为基础，以赤字财政为手段的增长旧模式，应该转变为以社会和谐发展为中心，以诚实货币为度量衡，以积累带动增长的新模式。    逐步建立一个以金银为支撑的稳定的中国货币度量衡体系，将债务分步从货币流通中驱逐出去，稳步提高银行储备金比例作为金融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使金融行业的利润率保持在社会各行业的平均利润率水平上。只有根治债务货币和部分准备金制度这两个顽疾，才能最终保证社会公平与和谐。    将债务挤出货币流通的过程势必是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这就像减肥一样。减少饮食，调整膳食结构，增加体育运动量，这一切比起赖在债务货币增生的温暖的被窝里，的确要痛苦一些。    随之而来的轻度通货紧缩，就好比早上起来冬泳，是对人意志和耐力的考验。当最初的痛苦逐步被克服之后，经济体的灵活性将明显增强，抵抗各种经济危机冲击的防御系统将更加健全，生态环境压力减轻，市场资源分配趋于合理，经济体中的高血糖，高血脂和高血压症状，将得到有效缓解，经济体的天然内分泌系统将逐步恢复平衡，社会本身将更加和谐与健康。在中国全面开放金融领域的同时，必须认清西方金融制度的优势和弊端，采取开放的心态，扬弃的态度，要有全面创新的勇气和胆略。    大凡历史上崛起之中的大国，必会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做出开创性的贡献。中国正处在这一特殊的“战略拐点”之上。4．金融业: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空军”    世界储备货币地位是所有主权国家发行货币的最高境界，它代表着无与伦比的权威，它拥有普天之下的信赖。对储备货币国的经济而言，它的泽被将无远弗界。    人们经常困惑于中国在国际市场上为何缺少定价权。沃尔玛可以将中国企业产品的利润率压榨到令人心碎的程度，经济学家解释说因为它是最大的消费者，而且代表着美国这个最大的消费市场，消费者拥有着定价权。也有人解释说沃尔玛掌握着美国市场的销售渠道，渠道权决定了定价权。    那么铁矿石呢？石油呢？药品呢？客机呢？视窗软件呢？中国几乎都是世界最大的市场之一，也完全掌握着中国市场的销售渠道，作为最大的消费者，怎么别人说涨就涨，说多少中国就必须老老实实地掏腰包呢？    实际上，中国缺少定价权的关键问题是没有金融的战略制空权！    中国的经济发展在很长的历史阶段中都是依赖外国资金，没有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的政策，就不会有中国今天的经济发展。但是外资可以选择中国，也同样可以选择印度，外资可以选择进入，也同样可以选择撤走。控制着资金流动权的一方才是真正的定价权的拥有者。    世界上的企业无论是１００强还是５００强，也无论是什么汽车工业的霸主，还是电脑业的巨擎，所有的企业必须进行融资，金钱对于企业来说就像空气和水一样，须臾不可或缺。金融行业对于全社会的各行各业而言，是绝对的主人。谁控制着金钱的流动，谁就可以决定任何一个企业的兴衰存亡。    对于垄断着美元货币发行权的国际银行家而言，如果需要澳大利亚的铁矿公司降价，一个电话就足够了。还要不要融资？如果不答应的话，这家公司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将到处碰壁。更简单一些，就是在国际证券市场上，颠覆其股票债券价格，直到该公司跪地求饶为止。金融行业的杀手锏就是可以随时切断企业的“粮道”，以迫使对手就范。    金融行业就像一个国家的战略空军，没有空中打击的支援，地面的各行各业势必陷入与其他国家惨烈的肉搏战，甚至自相残杀。拼价格低廉、拼资源消耗，拼工作环境恶劣。    一句话，在国际市场中，没有金融的制空权，就没有产品的定价权，也就没有经济发展战略的主动权。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货币必须成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原因。    那么，什么样的货币堪当世界各国的储备货币呢？英镑和美元都曾是世界货币群雄之中的翘楚，它们成为储备货币的历史，其实就是英美国内经济在稳定的货币度量衡所构建起来的经济坐标系下，物质生产迅猛发展，最终逐步主导世界贸易结算体系的历史。英镑和美元的良好声誉的基石就是黄金和白银。在两国崛起的过程中，其银行网络逐步遍布世界各地，英镑和美元在国际上可以自由和方便地兑换成黄金，深受市场追捧，固被人们称为“硬通货”。美国在１９４５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一度拥有世界上７０％的黄金，美元于是被世人誉为“美金”。金银本位所提供的稳定财富度量衡，不仅是英美经济崛起的保障，也是英镑和美元成为世界储备货币的历史前提。    在１９７１年，世界货币体系最终与黄金脱钩之后，各国货币的购买力在黄金灿烂光芒照耀之下，就像冰棍一样无法挽回地竞相融化掉。在１９７１年，一盎司黄金价值３５美元，到２００６年的一盎司黄金则价值６３０美元（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２３日）。３５年以来，相对于黄金的价格而言：意大利里拉的购买力下降了98.2%（１９９９年以后折算为欧元）    瑞典克朗的购买力下降了96%    英磅的购买力下降了95.7%    法国法郎的购买力下降了95.2%（１９９９年以后折算为欧元）    加元的购买力下降了95.1%    美元的购买力下降了94.4%    德国马克的购买力下降了89.7%（１９９９年以后折算为欧元）日元的购买力下降了83.3%    瑞士法郎的购买力下降了81.5%    美元体系最终走向崩溃乃是逻辑上的必然，如果债务化的美元靠不住的话，那么世界凭什么去相信其它债务货币最终能够比美元做得更好呢？    在西方所有“现代”债务货币中，最坚挺的莫过于瑞士法郎。全世界对瑞士法郎高度信赖的原因简单之极，瑞士法郎曾１００％的被黄金所支撑，具有和黄金等同的信誉。人口仅７２０万的弹丸之地，其中央银行的黄金储备曾高达２５９０吨（１９９０年），占世界所有央行黄金总储备量的８％，在当时的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德国、和IMF。当１９９２年瑞士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时，IMF禁止会员国的货币与黄金挂钩，瑞士最终迫于压力被迫将瑞士法郎与黄金脱钩，随后瑞士法郎的黄金支撑度逐年下降，到１９９５年时，仅剩下４３.２％。到２００５年，瑞士仅剩下１３３２.１吨黄金，这个数量仍然是中国官方黄金储备（６００吨）的２倍多。随着瑞士法郎的黄金支撑度的下降，瑞士法郎的购买力也逐渐日薄西山了。    日本的黄金储备在２００５年时仅有７６５.２吨，倒不是日本不愿意增加黄金储备，而是被美国禁止增加黄金拥有量，原因就是日本不得不服从美国保卫美元的意志。世界黄金问题专家费迪南.利普斯是瑞士著名银行家，与罗斯切尔德家族一起成立了苏黎世罗斯切尔德银行（RothschildBankAGinZurich），并执掌该银行多年，他于1987年成立了自己的银行利普斯银行（BankLipsAGinZurich）,算是国际金融帝国的“圈内人”。在他的《黄金战争》一书中披露，1999年世界黄金协会（WorldGoldCouncil）在巴黎召开的年会上，一位不愿公布姓名的日本银行家向利普斯抱怨说，只要美国的太平洋舰队还在日本“保护他们的安全”，日本政府就被禁止购买黄金。[10.3]    目前，中国已经拥有１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正确使用这笔巨额财富将关乎未来中国的百年国运,这决不仅仅是分散金融风险这样简单的问题。重要的是中国应该考虑如何在即将到来的国际金融战争中赢得战略主动权，最终实现在一个国际“后美元体系”中的货币霸主地位。    ２００６年底，中国将全面开放金融领域，国际银行家们早已磨刀霍霍，一场不见硝烟的货币战争已经迫在眉睫了。这一次，人们看不见洋枪洋炮，也听不到战场撕杀，但这场战争的最后结局将注定中国未来的命运。不管中国是否意识到了，也不管中国是否准备好了，中国已经处于不宣而战的货币战争状态下了。只有清晰和准确地判断国际银行家的主要战略目的和主攻方向，才能制定出行之有效的应对策略。国际银行家大举进入中国的根本战略目的有两个，控制中国的货币发行权，和制造中国经济的“有控制的解体”，最终为建立一个由伦敦－华儿街轴心主导下的世界政府和世界货币扫平最后一个障碍。    众所周知，谁能垄断某种商品的供应，谁就能实现超级利润。而货币乃是一种人人都需要的商品，如果谁能垄断一国的货币发行，谁就拥有无法限量的赚取超级利润的手段。这就是数百年来，为什么国际银行家要绞尽脑汁、处心积虑、无所不用其极地谋取垄断一国的货币发行权的原因。他们最高的境界就是垄断全世界的货币发行权。从整体态势来看，国际银行家处于明显战略攻势状态，中国的银行业无论是金融理念，人才资源，经营模式，国际经验，技术基础设施，配套法律体系，都与玩钱超过几百年的国际银行家差了几个数量级。    要想避免全面战败，唯一的选择就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决不能按照对方划定的规则来打。    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货币战争，战争只有战胜者和战败者两种出路。中国不是在这场战争中被“新罗马帝国”所征服，就是在打垮对手的过程中，建立起一个合理的世界货币新秩序。    5.未来的战略：“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高筑墙”    要建立对内金融防火墙和对外金融防洪墙两条防御体系。    国际银行家即将大举深入中国金融腹地，中国已无险可守。当人们谈论外资银行进入时，多数人关注的焦点只是外资银行与内地银行争夺居民储蓄大饼，其实，更加危险的是外资银行通过向中国企业和个人提供信贷将直接介入中国的货币发行领域。外资银行透过部分准备金制度，将大举推进中国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债务的货币化进程，这些外资银行增发的“信贷人民币”，将通过银行支票、银行票据、信用卡、房地产按揭贷款、企业流动资金贷款、金融衍生产品等多种方式进入中国的经济体内。    如果说几十年来对贷款望眼欲穿而饱受国有银行怠慢的中小企业和个人，对资金的渴求犹如干柴，那么服务殷勤出手大方的外资银行就如同烈火，双方一拍即合之下，中国的信贷洪水泛滥将完全可以预期，大量的资金又将导致更大规模的重复建设，消费物价紧缩和资产通货膨胀同时恶化的情况将更为严重，前者将中国浸泡在刺骨的冰水之中，而后者则是把中国置于火炉上烧烤。当产能严重过剩和资产泡沫化急剧升高时，国际银行家就将开始剪中国人民的羊毛了。国际银行家最赚钱之时从来就是经济崩溃之日。美国立国元勋托马斯.杰弗逊有一句警世名言：“如果美国人民最终让私人银行控制了国家的货币发行，那么这些银行将先是通过通货膨胀，然后是通货紧缩，来剥夺人民的财产，直到有一天早晨当他们的孩子们一觉醒过来时，他们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家园和他们父辈曾经开拓过的大陆。”时隔两百多年，杰弗逊的警告今天听起来仍然是那么清晰，那么有震撼力。    外资银行全面进入中国之后，与以前最根本的不同就在于，从前的国有银行虽然有推动资产通货膨胀来赚取利润的冲动，但决没有恶意制造通货紧缩来血洗人民财富的意图与能力。中国建国以来之所以从未出现重大经济危机，其原因就是没有人有恶意制造经济危机的主观意图和客观能力，国际银行家全面进入中国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地变化。    第十章谋万世者(四)2007-04-1621:47中国对内的金融防火墙，旨在防范外资银行恶意制造通货膨胀推高中国资产泡沫化，继而猛抽银根制造通货紧缩，迫使大批企业倒闭和人民破产，从而以正常价格的几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来贱价收购中国的核心资产。金融管理部门必须严格监控外资银行的信贷发放规模和方向，以储备金比例和储备金成份来进行金融宏观调控，严防外资银行大量将国内债务进行货币化。    对于外资银行与国际对冲基金这样的金融黑客联手，更要严加防范。中国境内的所有公司的金融衍生合约必须上报金融管理部门，尤其是与外资银行所签定的金融衍生合约更需要加倍当心，谨防国际金融黑客在海外对中国金融体系实施远程非接触打击，１９９０年国际银行家远程“核”打击日本股市和金融市场的殷鉴不远。中国对外的金融防洪墙，主要针对的是美元体系的崩溃危机。在近乎天文数字的４４万亿美元债务的沉淀之下，美国经济犹如河床高于地面数十米的“地上悬河”一般，庞大的债务复利支出所创造出的流动性泛滥，日夜冲击着越来越危险的河堤，给生活在“地上悬河”之下低洼地带的中国和其它东亚国家和地区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中国必须紧急行动起来，准备进行金融“抗洪救灾”和“保护人民财产安全”。美元资产的迅速贬值早已不是什么预测，而是每天正在发生着的事实，现在的状况还只是洪水泄漏而已，一旦发生“塌坝事故”，后果将不堪设想。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已经处于高度风险之中。    在下一场突如其来的严重国际金融风暴中，风眼将是已经超级泡沫化的金融衍生产品市场和美元体系，黄金和白银将是世界财富最安全的“诺亚方舟”。大量增加中国的黄金储备和白银储备，已成为刻不容缓的问题。    广积粮    就是官民并举，大幅度提高中国官方和民间的黄金白银储备。中国境内的所有金矿和银矿资源，必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资产加以严密保护，并逐步实行全面国有化。    在国际上，应该大力收购黄金和白银的生产公司，作为中国未来黄金白银资源的补充。中国货币的改革的最终方向就是建立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黄金、白银支撑下的“双轨制货币体系”，实现稳定的货币度量衡，完成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的战略准备。    “缓称王”    就是必须充分考虑到中国自身的困难和局限。世界强国崛起无不是以无与伦比的创新能力独步世界，所谓强国就是能够大量生产出别国无法替代的全新产品和全新服务，大量孕育出世界领先的技术与科学创新，大量产生引领世界文明方向的伟大思想和理念。中国目前还仅仅是在大规模模仿西方生产技术方面很有进展，在思想理念与科学技术创新方面还差之甚远。    尤其是在思想文化领域，严重缺乏文明自信心，缺乏自信心的重要表现就是无法辨别西方制度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缺乏批判其明显荒谬之处的道德勇气，不敢尝试西方没有的东西，缺乏试图建立新的世界规则的胆略。这一切，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的问题。所以中国只能徐图缓进。    6.金银中国元：迈向世界储备货币之路    如果中国政府与人民每年以２０００亿美元的规模吃进黄金的话，如果以６５０美元一盎司的价格计算，中国将可购买９５００吨黄金，相当于一年买光美国（８１３６吨）所有的黄金储备。战役的开始阶段，国际银行家势必通过金融衍生工具拼命压制黄金价格，西方国家的中央银行可能联合出面抛售黄金，金价可能暂时出现暴跌。如果中国方面看穿对手的底牌，压低金价将成为西方历史上对中国最慷慨的金融援助。要知道，全世界６０００年全部开采的黄金总量只有１４万吨，全部欧美中央银行的账面黄金储备量只有２万１千吨，考虑到９０年代，欧洲中央银行疯狂的出租黄金的行为，其全部家底可能远低于２万吨。以现在金价（６５０美元一盎司）折算，这不过是个４０００亿美元的小盘子，中国贸易盈余量是如此的巨大，消化４０００亿美元的黄金储备不过是２、３年的事。欧美中央银行的子弹会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全部打光。    如果中国以这样的胃口连续５年吃进黄金，国际金价的飞涨将会刺穿国际银行家所设置的美元长期利息上限的铠甲，人们将会有幸亲眼目睹世界上貌似最强大的美元货币体系是如何土崩瓦解的。    问题不是中国能不能用黄金价格打垮美元体系，而是要不要的问题。黄金价格问题对美元而言乃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中国不要说是真的吃进２０００亿美元的黄金，只是放出话来，美国财政部部长和美联储主席就会立刻高血压发作。    困扰中国数十年的台湾问题将转化为美国是“要台湾，还是要美元”的问题。中国自然不能真的和美国在金融上“同归于尽”，只要美国开出的条件合理，必要的时候，可能还可以帮美元一把。    当中国逐步增加官方和民间的黄金拥有量的同时，中国可以开始货币改革，逐步将黄金和白银引入货币体系。中国的货币体制逐步实现金银本位下的“中国元”转化，将是中国对世界经济的一大重要贡献。    “中国元”的实施可以分阶段进行。首先可以做的就是，发行财政部“金边债券”和“银边债券”，以实物黄金和白银结算债券本金和利息。比如５年期的“金边债券”,利息可以定在１％到２％，由于黄金实物本身作为本息最终结算手段，人民将会踊跃购买这一真正拥有“财富保值”作用的金融产品。    “金边债券”和“银边债券”在债券交易市场上的殖利率与同期同额普通国债的殖利率之差，将会真实反映市场对黄金、白银货币的认受程度。这一重要参数，将作为下一阶段试点的参照系。    第二阶段的工作可以进行银行系统储备金结构的重新调整。无论外资还是国有银行，其储备金必须包括一定比例的黄金或白银，同时减少债务票据在储备金中的比例，储备金中金银比例越高者，将获得较高的贷款放大系数，同样，债务票据比例越大，贷款能力将被调降。中央银行应该停止对黄金和白银之外的一切票据进行贴现。这一措施将强化黄金和白银在中国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增加银行对黄金和白银资产的需求程度。没有金银作储备将严重制约其发放信贷的能力。同时，银行系统将逐渐把债务票据从货币流通中驱赶出去。银行也将有兴趣向人民开办实物黄金白银的储存托管和买卖业务。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实物黄金白银的流通市场。全国所有高利润行业，如房地产、银行、烟草、电信、石油等，在其营业税中必须包括一定比例的黄金和白银，这将进一步刺激黄金和白银的市场需要量。    第三阶段，以财政部的黄金和白银作为全额抵押发行“中国金元”和“中国银元”纸币，一元“中国金元”为中国货币基准度量衡，根据中国的黄金白银储备情况，每一元“中国金元”含纯金若干克。“中国金元”主要用于大宗贸易结算，银行之间转账，和大额现金支付。一定额度以上的“中国金元”可到财政部兑换实物黄金。“中国银元”可作为辅币，每一元中含纯银若干克，主要用于小额支付。一定额度以上的“中国银元”，也可到财政部兑换等值白银。“中国金元”与“中国银元”之间的比价由中央银行公布并定时调整。一般认为的“劣币必然在流通中驱除好币”的原理，其实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那就是政府介入，以强制力规定劣币与好币等值。在自然的市场中，情况正好相反，好币必然驱除劣币，因为市场中没人会愿意接受劣币。    当中国通行金银中国元时，市场上仍然流通着含有债务成份的普通人民币。政府需要规定所有税收必须以金银中国元缴纳，市场可自由选择金银中国元定价或是普通人民币定价，金融市场将根据供需关系决定金银中国元与普通人民币的比价。此时，人们将会发现，由商业银行发放的含有债务成份的普通人民币信贷购买力，与金银中国元相比，将逐渐贬值。金融市场两种货币的比价将清晰地显露这一信息。最终控制金银中国元发行的必须是财政部，而不是商业银行系统，原因很简单，财富的创造始于人民，也终于人民，任何私人不得垄断和染指货币发行。    尽管中国出口的旺盛势头将随着中国元的日益坚挺而逐步下滑，但实际上这是GDP减肥必不可少的一环。出口拉动型经济本身副作用太大，其本质是靠美国的债务增加来拉动本国经济发展，而美国人民早已不堪债务重负了，持续透支他们的债务负担能力，将会造成中国出口经济结构更大的失衡，产能过剩将更加严重，将来调整过程必然更为痛苦。这样的结果实际上是最终的双输。    当黄金白银背书的中国元发行量越来越大时，中国元势必成为全世界金融行业关注的焦点。由于中国元可自由兑换成黄金或白银，它将是世界上最为坚挺和强势的货币，它将理所当然的成为“后美元”时代世界各国首选的储备货币。    财富从来就是自动流向能保护并能使之升值的地方，强大的财富创造力和稳定的货币，必将使中国成为世界财富汇聚的中心。    (全书完)相关以及评论 关于《货币战争》的问答（1）    20世纪９０年代初赴美留学，主修信息工程和教育学，获美利坚大学（AmericanUniversity）硕士学位。长期关注和研究美国历史和世界金融史。曾在美国媒体游说公司、医疗业、电信业、信息安全、联邦政府和著名金融机构供职。近年来，作者曾担任美国最大的非银行类金融机构房利美（FannieMae）和房地美(FreddieMac)的高级咨询顾问，主要从事房地产贷款自动审核系统设计，金融衍生工具的税务计算分析，MBS(资产抵押债券)的风险评估等方面的工作。    宋鸿兵:我和张老师神交已久，张老师应该是国内学术界最早也是最深入探讨货币发行与经济政治相关性研究的学者之一。特别是张老师的《美洲白银与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最具代表性。去年12月与张老师相见时，他提到的中国战国时代的秦半两流通域与秦国最终统一天下的相关性的观点令人印象深刻，受到张老师的启发，我在对比古罗马时代帝国强盛周期与罗马货币流通域时得到了近似的结论。另外，张老师在宋辽金元明的纸币制度对帝国兴衰的深刻影响方面的观点，极大地调动了我对中国古代货币史的兴趣。    关于《货币战争》的问答    张宇燕    问题一：中信出版社最近出版的《货币战争》一书，在社会上引起了热烈反响。在书中，作者宋鸿兵先生讲述了以罗斯切尔德家族为代表的“国际银行家”操纵世界300年工业化历史的故事。他所讲的那些听上去令人震惊的故事都是真的吗？    答：对你提出的问题的一个简单回答是：我不知道。在世界近代金融史上，罗斯切尔德家族的确曾有过很大的影响力。他们一度呼风唤雨，左右逢源，这些都是有案可查的。不过这个家族目前的情况如何，则不太好说。宋鸿兵先生认为，如果仅按照每年6%的收益率来计算其家族资产，到今天大约有50万亿美元之巨。如此庞大的资产以什么形式存在呢？应该主要是金融资产。可是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估算，截止到2006年底包括各种衍生品在内的全球金融资产总值为350万亿美元左右。这样算来，仅罗家族就拥有世界全部金融财富的七分之一。坦率讲，对这个数字我将信将疑。    尽管数字可能与事实有出入，但说西方世界是由为数极少的精英所运作，我大体上还是赞成的。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就曾经指出，任何时期、任何国家的上层都是由5％的人口构成的。这种被称作“布罗代尔5％法则”的现象，在欧洲和美国表现得特别明显。而少数上层成员中就一定包括罗斯切尔德那样的家族。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我觉得《货币战争》所依据的逻辑框架看上去还是正确的，更重要的是，它谈了一个相当关键的问题。在这本书的扉页上我写的那两句推介语，应该说基本表达了我对此书及此问题的总体看法：“这本书印证了我多年研究所形成的一个观念，即谁控制了货币谁就能支配一切；不过，我也同样希望作者讲述的故事纯属臆想，因为这样我们便可以坚守住以往的信仰，即人类大致生活在一个诚实的世界中，没有被一小撮国际银行家玩弄于股掌。”    我越来越感觉到，以前许多人对货币问题的重要性过于低估了，以为货币不过是附在物质生产“肌体”上的“一张皮”，是派生物，其基本功能是服务于物质生产，也就是说要方便贸易、加快流通、增进分工。就经济学而言，不仅微观经济学中没有货币的位置，在宏观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中涉及货币及汇率政策的场合，货币都是作为一个外在物存在的，其本身并非整个生产过程的一部分。有趣的是，在认为“唯有货币是重要的”货币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看来，货币政策至多在短期能够对生产过程施加些影响，而长期看货币是中性的。值得一提的是，最近流行于中国的制度经济学，其中也几乎看不到货币的踪影。对此，宋鸿兵先生则反其道而行之，在《货币战争》中明确提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真相是金融资本不仅主导整个物质生产过程，而且控制整个人类历史进程。    对接受主流经济学的人而言，货币作为一种权力并被国家或国家背后的金融大亨用来作为实现自身目标之工具，这一逻辑很新鲜，甚至有些振聋发聩。其实这并不是全新的或具有独创性的观点。列宁在一百年前就曾在《帝国主义论》中说过，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之一便是金融寡头的垄断。希法亭于列宁之前在《金融资本》中也深入地触及了这一命题。除此之外，一些非主流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也从不同的角度探讨过货币本质问题。德国经济学家南普在其1924年出版的《货币的国家理论》中就曾明确指出，货币和国家密不可分，脱离了国家的货币便成为无源之水，而没有以货币表现的征税权力的国家则形同虚设。古德哈特在1998年的一篇题为《货币的两重含义》论文中，更是喊出了“货币即权力”的口号。而当今走红的金融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在六年前出版的《金钱联系》中论证说，货币的主要功能并不在于使世界运转起来，它自始至终都是使支撑现代经济生活的各种制度得以形成、并与战争密切相关的政治事件。顺带提一句，弗格森大概是对罗斯切尔德家族史了解最多、也是最深入的人了。遗憾的是我没读过他得以成名的罗斯切尔德家族史论著。我对这部书很感兴趣，但又实在是无暇阅读。看来只有等将来再读了。    问题二：对于“国际银行家”这个群体，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    答：读了《货币战争》，普通读者会很惊愕，世界怎么能是这样呢？由几个大老板在幕后控制，甚至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等灾难竟然都是他们精心策划的，用作者的话讲叫做“金融定点爆破”，他们有那么大的能量吗？他们真能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吗？要回答这样的问题，首先要对“国际银行家”下个定义。从狭义的角度看，他们只包括那些大的商业银行家和投资银行家以及其他金融机构的领袖等人。虽说能量确实巨大，但如果不和国家结合起来，这些人便永远只能做全球政治经济舞台上的配角。广义地讲，“国际银行家”还包括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家。一旦把中央银行家包括进来，也就是把国家权力引入其中，“国际银行家”就足以成为全球主宰。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一个全球金融资产迅速膨胀的世界里，广义“国际银行家”的主导地位还会得到进一步加强。    从人的本性上看，银行家们一定是想通过金融权力来控制世界的，因为做到这一点会带来巨大的利益，而逐利又是他们实现自身价值的最终途径。不过靠一两个家族的力量实现这一愿望的难度是很大的。全球金融市场毕竟不是一个完全垄断的市场，而是一个寡头市场，也就是说有一批实力雄厚的金融集团。这样一来，为了控制世界，就需要银行家们形成团队，采取集体行动。按照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除了存在共同利益之外，结盟或共谋还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人数要少，否则会出现“搭便车”现象；二是要有所谓“选择性激励”，也就是中国人常说的“胡罗卜加大棒”。再有一个条件是各集团之间相互博弈的时间或次数要足够长和足够多。满足了这些条件后，“国际银行家”作为一个群体便会应运而生。全球银行家在过去几百年间结成了一个同盟并将世界玩弄于股掌之中，这样的局面在《货币战争》作者看来是真实的存在。我的看法是，从逻辑上看，只要条件满足，“国际银行家”就一定会出现。    接下来的问题有这么两个。其一，他们的能量是否真有那么巨大？对此我并不怀疑。当把中央银行家也算作“国际银行家”的一分子时，尤其是把中央银行所代表的国家权力视为“国际银行家”达到目标的工具时，其能量之大是不容置疑的。这一点在今天要比百年前或三十年前更为明显。根据金融资产与实际产出之比在过去半个世纪中迅速提高这一事实，《金融时报》的马丁·沃尔夫称今天的世界已经进入了所谓“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其二，“国际银行家”们能否真正团结起来？尽管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但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感却没有同比例地减弱，利益也愈加分散。换言之，他们之间既相互共谋又激烈竞争恐怕是一种常态。由此看来，欧洲、美国、日本及中东等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家组成一个坚固、持久和默契的联盟，是很难想象的。眼下欧美国家对日趋壮大的主权财富基金的恐惧，以及为约束这些主权基金所做的努力，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际金融市场上的那种既有共谋又激励竞争的现实。    问题三：在《货币战争》一书中，美联储被描绘成一家私人银行，这让许多人感到诧异。事情真是如此吗？    记得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1988年的一篇论文中提到，人类三项最伟大的发明是：火、轮子和中央银行。考虑到美元在世界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人们关注美国中央银行、也就是美联储便再自然不过了。《货币战争》一书最有争议性的一个判断，在于给出了这样一个说法：美联储与其说是一家公共机构，不如说是一家私人银行。这样说的理由如下：美联储的股东是私人银行家，十二个大区的美联储地区主席由这些股东推举，并且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相当一部分委员又来自于这些大区主席；尽管美联储主席由总统提名国会任命，但美国货币政策的真正决策者还不是美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而是根据《美联储法》而成立的美联储政策顾问委员会，且后者的成员则是清一色的私人银行家。美联储是一家私人银行的说法造成了巨大冲击，并在很大程度上挑战了许多人习以为常的认知。    颠覆常识的东西通常也是争议较大的东西。实际上，在讨论美联储时，书的作者在细节描述上还是有很多值得进一步推敲的余地，至少有些故事没有讲得很完整。事实上，美联储只是在成立初期一段时间内是纯粹私人银行性质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美联储总体而言还是在执行公共职能。另外，美元钞票由美联储的十二个地区委员会印制不假，其私人股东按年分红也是事实，但是印量多少、股息高低等等，又都是被严格规定的。再有，印钞所得的铸币税收入，绝大部分都给了美国财政部而并未流入私人股东之手。在所有这些细节中，容易产生误解的关键点在于美联储与财政部的关系。还有一点需要提及的是，“私人”这个词的确切含义。英语“private”这个词在用来说明公司或机构性质时，指的是不对外和非公开，私募基金中的“私募”，用的便是这个词。它对应的词是“public”，即“公共”。上市公司有时也叫公共公司，其含义是对公众开放，谁都可以参与，所以公司上市英文也叫gopublic，但公共公司和在中国语境中通常理解的“公有”或“全民所有”，则差异很大。    据说在华尔街常年流行着一句话：美联储主席只是一个木偶。今年格林斯潘出版了他的回忆录《繁荣的年代》。9月18日《纽约时报》刊登的一篇书评，题为“经济学家的生活，由爵士乐主题伴奏”。对于格林斯潘的一生，书评作者的基本评价是一曲主题音乐的伴奏者而非主角，并写道：“作为中央银行行长，他也算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留下来的问题是，我们大家为什么不能实事求是地看待格林斯潘，而听任他被放大很多倍？”如果事实真是如此，也就是说美国货币金融这台大戏的真正主角躲在了幕后，那么后台老板是谁呢？按照《货币战争》的逻辑，他们只能是那些“国际银行家”们。不无遗憾的是，宋鸿兵先生虽然把那层罩在美联储上的面纱给揭开了，却没有把相关细节讲全说透，故事选取也多少有些支离破碎。我记得著名金融题材作家马丁·迈耶写过一本名为《美联储》的书，很不错的，并已经被翻译成中文。阅读此书多少可以弥补《货币战争》的某些细节欠缺。    问题四：这部讨论金融的著作一经面市便成为畅销书，并引起轰动，其原因何在呢？    在我看来，《货币战争》受到如此广泛而热烈的关注，其成功的关键，在于作者讨论的问题触动了当今中国读者的神经。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快30年了，而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就是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应该讲，我们对外开放的重心是放在了贸易与投资之上，而在金融领域的开放则十分谨慎。实践证明这样做在策略上是正确的。然而时至今日，既有主动的一面也有被动的一面，中国已经开始迎接金融全球化的浪潮。我们的金融服务业正在逐步开放，外国银行的战略投资者在进入中国，外汇储备累积到天文数字且还在飞速增长，国际国内出现资产泡沫和市场调整，人民币升值压力巨大，不知不觉中我们走到了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究竟是积极参与创建亚洲单一货币，还是使人民币成为独立的国际货币。如果把金融自由化比作一条河，那么我们一只脚已经踏进去了。水究竟有多深我们不清楚，河有多宽也不太清楚，过河途中会不会风平浪静，水中的生物是否危险凶残，这一切都是问题。恰恰是针对上述问题，《货币战争》给出了警示，因而给读者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当然，要想成为畅销书，仅仅靠讨论严肃而重大的问题还是不够的，而是要用畅销书的手法去写作。这就需要有引人入胜的故事，有超出想象的情节，有让读者着迷的人物。我之所以能一口气读完这本书，主要原因就在于在于宋鸿兵是一位讲故事的好手。他以“国际银行家”为主角，以一个个历史事件为依托，穿起来一个逻辑框架，并辅之以很多历史进程中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银行家们挑选普林斯顿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出身的威尔逊担任美国总统，并利用其对货币金融的无知瞒天过海，通过于己有利、最终又让威尔逊本人追悔莫及的《联邦储备体系法》，读来妙趣横生；犹太银行家和希特勒密谋并资助后者上台，以期实现犹太国家的建立，此等故事于我可谓闻所未闻。由于它们都很好地印证了许多政治经济学命题，因而我在阅读时很是兴奋。    引起争议是一本书吸引读者眼球的另一个不可或缺的元素。作为一本著作，引起广泛争议的原因很多，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这么三个方面。首先是资料和数据的真实性和充足性，其次是逻辑结构的严密性，最后是核心观点或政策导向在不同读者群心中激起的某种“对立”情绪。恰恰是在这三个问题上，《货币战争》都很好地满足了成为一本畅销书的“引发争议之条件”。    有关资料和数据问题，我实际上前面已经回答过了。对《货币战争》一书中涉及到的许多具体史实，争议是比较大的，我现有的知识积累还不允许我对其真伪做出判断。对此，可能许多读者和我有同感。不过话也要说回来，至少对相当一部分历史哲学家而言，什么是历史“事实”或“证据”这一问题，始终苦恼着他们。《历史是什么》一书的作者卡尔是如此，《历史有意义吗》的作者波普尔也是如此，《历史的观念》的作者柯林武德还是如此。尽管在怀疑“证据”这一点上后两者看法相近，但柯林武德不同意波普尔据此声称“历史无意义”的论点，而是代之以“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主张，也就是说历史学家的基本工作，在于挖掘出影响历史进程之重大事件决策者在做出选择时的真实想法。    一旦讨论行为者的想法，我们便开始讨论动机，而动机及其引发的一切行为后果，便构成了历史叙事的逻辑。《货币战争》的基本逻辑结构是说：时至今日两百多年的人类近现代历史是“国际银行家”攫取财富并支配世界的历史，我们经历的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以及人类日常生活的演进，都可以依据严密的逻辑还原为“国际银行家”的“动机”。这样一种逻辑框架的优点在于简洁明了，缺点在于在追求简洁的过程中可能会忽略掉一些重要的变量或环节。这里我仅举政府与国际银行家之间的关系为例。自十八世纪以来，特别是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初，资本主义国家就总体而言，其根本特征是经济主导政治，是资本家或金融家操纵政治家。但进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特别是小罗斯福成为美国总统之后，国家的权力迅速扩大，政治家掌控国家权力的能力迅速提高，结果在包括立法、行政、司法在内的广义政府中，形成了具有独立意识和特定利益的政治家集团。由于这种变化，政治家集团与商人集团的关系就不再是一种主仆关系，而是一种大致平等的博弈关系，换句话说，政府不再是“国际银行家”的玩偶了，而“国际银行家”的个人利益只有同国家利益交合在一起时才能充分实现。我总的感觉是，《货币战争》一书最大的逻辑弱点就在于它对政府的作用考虑的太少。    见仁见智可以说是《货币战争》成为畅销书的一个关键因素。我们不妨把读者做一个粗略的分类。第一类是对货币金融问题感兴趣的普通读者，第二类为政府官员，第三类由货币金融研究与教学者构成，最后一类乃货币金融机构的从业者。面对宋鸿兵先生讲述的触目惊心的故事，给出的振聋发聩的警告，提出的明确大胆的应对政策，以及这本书长时间高踞畅销书排行榜之首的情形，不同类型的读者对《货币战争》的内心感受与言辞回应千差万别，甚至赞颂与诋毁并存，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这倒让我想起了一句话：对社会科学研究而言，毁誉参半往往意味着价值的存在。说这句话的人是几年前去世的哈佛大学经济系教授金德尔伯格。他留下的那部厚重的学术著作《西欧金融史》，是很值得那些想进一步了解货币战争背景的读者阅读的。相关以及评论 关于《货币战争》的问答2    问题五：世界金融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与黄金彻底脱钩之后的美元开始了超量发行的历史。宋鸿兵认为，1971年以来洪水般泛滥的美元，正在悄悄地剥夺全世界各国劳动者的钱财，并且加剧了世界范围的贫富不均。这个问题怎么看待？    答：宋鸿兵先生的这个判断没错。凡是在机场免税店买过商品的人大概都有这样的印象，那里出售的商品中电子产品是日本和韩国制造的，手表主要是瑞士的，香水和威士忌酒等主要产自法国，皮革制品和太阳镜等则分别由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等国生产，除了一些品牌的香烟外，几乎见不到美国商品。我也曾感到纳闷，在这样一个竞争性的大市场上，“美国制造”怎么会如此之少？仔细再一想，我就明白了，在这个市场上，美国提供的最有竞争力的产品是美元。所有的商品都是由美元计价和结算的，人们不仅使用美钞，而且信用卡上也都印有醒目的美国信用卡公司VISA或MASTER标志。这就应了好像是克鲁格曼讲过那句话，大意是说二战后到今天的全球经济格局，大致可以被描述成为：全世界都在努力生产美元能够购买的商品，而美国生产美元。怎么会这样？这就要回答你刚才提的问题。    在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前，美元按固定的比价与黄金挂钩，同时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显然，布雷顿森林体系意味着美元等同于黄金，持有美元就等同于持有黄金。为了进行贸易，各国必须持有一定量的美元。而为了拥有美元，这些国家就必须保持对美国大量出口，换言之，美国只有通过贸易逆差或对外援助的途径才能够为全球提供国际贸易所需的硬通货。各国提供商品与服务，美国提供美元的基本交换格局，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产生的。这种为美国向全世界攫取利益提供方便的机制，其可持续性是有疑问的。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美国经济学家特里芬写过一部题为《黄金与美元危机》的书。正是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著名的“特里芬两难抉择”，其含义是靠美国贸易赤字为全球提供世界货币，很可能会遇到两个局面：或是因为美国贸易赤字不足而导致“美元荒”并最终殃及全球贸易与经济增长，或是因为美国贸易赤字过大而引起美元过剩并迟早危及美元与黄金比价。历史实际进程吻合了特里芬的预言。由于欧洲各国纷纷用手中的过剩美元按固定比价向美国兑换黄金，这使得美国黄金储备大幅度减少，1971年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元脱离黄金自由浮动。    为了说明的方便，我在这里引入一个概念，叫铸币税。在金属货币时代，西欧各国金币或银币的铸造权掌握在国王手中。在铸币过程中，他们常常利用降低金银成色的办法获取额外好处。对铸币的接受者或使用者来说，铸币的标值和实际含金量之差，无异于向国王又交了一笔税。这就是铸币税的来历。进入纸币时代，由于纸币印刷成本大大低于金银价值，铸币税的获利前景极度拓展。根据劳伦斯·怀特在1998年出版的《货币制度理论》中所说，美国小面值纸币的印刷成本为3美分，新版20美元和100美元纸币尽管采用了先进防伪技术，其印制成本也只有区区的6美分。在让别国持有美元过程中铸币税数量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用收取铸币税的方法牟利也是有条件的，其中基本条件是别人愿意持有你发行的货币，并且持有者的数量不断增加。从这个角度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坍塌其实就是一场美元信用危机。美元过多，人们不愿意让美元砸在自己手里。当时对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存废争议很大，像弗里德曼和蒙代尔这样的货币问题专家，据说都被请到美国国会出席听证会。大家关心的实质问题，是现行体系寿终正寝后世界对美元的需求究竟会增加还是会减少。增加意味着美国获得的铸币税增多，反之反是。后来的历史似乎表明，对美元的需求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而增大。其中的原因，恐怕主要是在一个浮动汇率的世界中，各国为了保持本国币值的稳定而不得不储备更多的美元。    隐蔽地、似乎又是在自愿基础上的让别国持有美元，是美国以征收铸币税的方式占有别国资源或财富的一个重要手段，而这无疑加剧了世界范围内的贫富不均。说到这我觉得有必要补充两点。其一，美国的确在以往的和现行的国际货币体中获取了巨大的利益，但如果换了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当拥有美国那样的权势时，恐怕也会像美国那样行事的。其二，古人讲“人无衅焉，妖不妄作”。那些让美国或欧洲凭借货币占了很大便宜的国家或地区，其自身的货币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不当政策是要负一定责任的，尽管有些弱点带有命定的色彩，比如国小，再比如经济落后。    问题六：如何看待美元的贬值，以及它与欧元、黄金之间的关系？中国是否应该抛弃持续贬值的美元，或者如《货币战争》所倡导的复归“金本位”？    答：美元贬值的原因在我看来主要由以下三点。首当其冲的就是人们反复阐明的、也是宋鸿兵先生强调的美元超量发行。美元贬值的另一种表述是以美元计价的商品价格的普遍上涨，也就是通货膨胀。在讨论通货膨胀问题时，我总体上接受弗里德曼在《美国货币史》中得出的结论，即通货膨胀仅是一种货币现象，根源在于无节制地滥发钞票。当然，美国超量发行美元也是有理由的：既然可以通过让全球持有美元来获取铸币收入，那为什么不做？外国人持有的美元如果永远在美国经济体外流通，那么这部分美元便成为美国的铸币收入。如果它们有朝一日还可能被用来购买美国产品与服务，那么这部分美元便是一种对美国的债权。如此一来，作为获取铸币收入结果的美元贬值，同时也意味着美国对外债务的缩水。换言之，只要美国铸币收入的绝对量没有减少，美国对外债务可以大幅缩水，并能够给自己的主要国际竞争对手造成损害，那么美元贬值对美国而言，不啻为一笔一石三鸟的好买卖。    恐怖主义对美国的袭击是美元贬值的一个直接的、带有突发性质的原因。“9·11”事件之后的十天，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到，此次事件将会对美元未来国际地位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人们一直把美国看作是投资天堂，把持有美元资产视为保值的最佳途径，因为美国实力强大，市场开放。然而这一切转瞬间被“9·11”的爆炸所摧毁。随之而来的反恐战争很快变成了一场持久战，更令人担忧的是恐怖主义分子的数量似乎不降反增，攻击方式和对象日趋多样化，美国和其盟国因反恐政策不和而关系紧张，美国自打建国以来头一次被一张巨大且无形的恐怖主义之网所笼罩，而且还望不到网破云开的那一天。所有这一切都让美元持有者心存疑虑、忐忑不安，接下来的投资结构调整也就顺理成章了。    在过去七年多美元贬值的第三个原因在于欧元的创立。在欧元创立之前，欧洲各国的货币虽然也都做到了完全可兑换，甚至德国马克也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储备货币的角色，但就整体而言，欧洲各国的货币影响力过于分散，不足以对美元构成挑战。在全球范围内分享更大份额的铸币税，应该是欧元产生的一个关键因素。欧元的创立对美元的冲击是巨大的。在这之前，对美元的霸道和毛病大家是可以、或不得不容忍的，比如美元因超量发行而引起的币值不稳等等，因为舍此之外别无选择。而一旦有了欧元这一美元的竞争者或替代品，美元的脆弱性就不再为人们所能完全容忍和迁就了。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纷纷在外汇储备中减持美元而代之以欧元，还有一些国家在大宗商品交易中拒绝继续使用美元计价和结算，都可以被看作是欧元对美元霸权造成冲击的表现。伊朗总统内贾德已经宣布，伊朗未来的石油交易将以欧元结算，俄罗斯的普京总统也要建立用卢布计价和结算的石油市场。无疑这些举措都将在全球范围内减少对美元的需求，并损害美元的霸权地位。    在讨论美元与欧元关系和国际地位问题时，有必要引入一个重要概念，那就是所谓的“货币的流通域”。据我所知，这个概念最早是由哈耶克于1937年在《货币民族主义与国际稳定》一书中提到的，其基本含义是指某一特定货币的流通广度或被接受和被使用的范围。显而易见的是，如果某一货币流通范围越广，对它的需求就越大，该货币的发行者获得的铸币税也就越丰厚。美元和欧元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一种类似“零和”的博弈。大家暗中较劲的对象就是货币流通域。从过去几年欧洲债权市场的迅猛扩张，到伦敦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创立，这些都是欧元侵蚀美元流通域的最好例子。我隐隐约约觉得，真正的货币战争，与其说是宋鸿兵先生眼中的那种战争，不如说是国家间争夺国际货币流通域的战争。    关于抛弃美元并代之以储备黄金问题，坦率说我没有深入思考过。直觉上讲，这是一个利弊权衡的问题。把外汇储备全部用黄金替代，好处是黄金毕竟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比起美元来至少感觉上更安全，价值也可能更稳定，我们的潜在金融风险也可以得到较有效的管理。虽然《货币战争》书中没有详细论证，但我觉得储备黄金的另一个好处在于，这可以于无形中缩减美元的流通域，并进而打击美元霸权，为建立更为公正、合理、有效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创造条件。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实现如此大的政策转换，成本或风险也是不小的。历史地看，黄金价格波动相当剧烈，谁有把握准确预测一年或三年后的金价较之今天是高是低呢？作为储备货币的黄金流动性较差，不但没有利息而且保管成本还很高。即使下决心用黄金替代外汇储备，也有个时机和方法问题。中国现有外汇储备14000亿美元。可全球的黄金可交易总量是多少？一旦这么大的一笔现钱哪怕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冲入黄金市场，金价那时会飚升到什么水平？同时我们还必须顾及到中美之间的战略关系。中国抛售美元造成美元的雪崩会引起美国何种反应？美国的反应对中国会产生什么影响？所有这些问题都是人们在思考“美元－黄金转换”措施时躲避不开的问题。我们需要算账，需要精确地算细账。    问题七：对于普通大众读者，应该如何阅读《货币战争》？如何看待来势汹汹的金融全球化或金融自由化？    答：看到普通大众读者如此关注《货币战争》，并且逐渐明白货币问题事关国家兴衰和民族盛败，我感到十分欣慰。这要特别感谢宋鸿兵先生。过去的几百年间中国经济步履蹒跚、起伏跌宕，基本原因之一就在于我们对货币金融问题理解不深不透不全面，以致吃了大亏。现在我们需要在认识方面急起直追。至于金融全球化，特别是推动它的背后力量，我们也不必把它们都看成是洪水猛兽。看到风险和挑战，就拒绝参与全球分工，拒斥金融自由主义，走极端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的老路，是完全行不通的。金融全球化是一个大的游戏。对于中国来说，被迫也好，自愿也罢，我们都要参与其中。中国现在面临的问题不是如何回避，而是运用中国的智慧把这个游戏玩好，并且要成为这个全球大游戏的主要博弈者之一。中国人完全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如果再有足够的运气，做到这一点的把握就会更大一些。相关以及评论 《货币战争》主角罗斯柴尔德银行杀入中国基金业    经过几十轮激烈竞价，罗斯柴尔德银行最终如愿所偿成为中海基金15.385%股权的新主人。    中海基金15.385%的股权拍卖在昨日有了初步结果。经过几十轮激烈竞价，在《货币战争》中攻无不克的LCFRothschild银行集团（罗斯柴尔德银行，也译作“洛希尔银行”）最终如愿所偿，成为中海基金15.385%股权的新主人。    这样，中海基金第三大股东即将易主，当然，该笔交易仍需等待中国证监会和商务部的核准。    基金股权转让创新低    来自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的信息显示，此次挂牌转让的是云南烟草兴云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中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15.385%股权，如以中海基金13000万总股本计算，此次拍卖的15.385%的股权约为2000万股。    据嘉禾国际拍卖公司人士介绍，拍卖现场气氛十分紧张，罗斯柴尔德银行与一家中方企业展开了几十轮之多的竞价，在拍卖中途，罗斯柴尔德银行代表还一度叫了“暂停”，去场外紧急商议之后再入场举拍。最终，罗斯柴尔德银行代表报出1.5亿元的价格，超出起拍底价3240万元，成功拍下中海基金15.385%的股权。    根据昨天的拍卖结果，中海基金15.385%股权最终以1.5亿元成交，稍高于此前重庆联交所挂出的参考价11760万元，合每股7.5元人民币成交，创自去年以来基金公司股权拍卖单价的新低。    对此，有分析人士指出，随着市场风云突变，各方对金融股权的追逐兴趣已大为减弱，股权单价较去年峰值回落实属正常。事实上，尽管与去年相比，价格已便宜不少，但这与真正的熊市中金融股权成“烫手山芋”，股东争相跳水大甩卖相比，仍属高价股权。从这个角度上看，中海基金原第三大股东可看作是“激流勇退”、“高位套现”。    数据显示，在去年的单边牛市中，券商、基金公司似乎已成为公众眼中“生金蛋的鸡”，股权拍卖均以天价成交。例如，招商证券(行情股吧)股以63.2亿元、折合每股131.67元天价，拍下原金信信托持有的48％博时基金股权，一举创下国内基金股权交易史上的最高单价。而山西海鑫集团亦在2007年10月，以11.8亿元、折合每股56.2元购得银华基金公司21％股权。    中外合资基金公司有望添新丁    资料显示，本次的买主罗斯柴尔德银行是一家跨国银行，关于此次拍卖，本报记者先后致电罗斯柴尔德银行和中海基金相关负责人，均表示在事情尚未走完最终程序之前，实在不便发表评论，但均表示，本次交易系商业行为，股权转让不会对公司正常的经营产生实质性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昨日完成的拍卖，仅是中海基金股权转手的一个必经环节，该交易仍需等待中国证监会和商务部的批准。对于该交易能否顺利拿到管理层的批文，采访中，绝大部分业内人士表示乐观，认为顺利过关应没有什么问题。但也有业内人士向记者表达了“担忧”之情，理由主要有二：其一，监管部门对于基金业新的合资项目，口子已开始收得很紧。一个可供佐证的最新案例是，摩根士丹利入主巨田基金，该公司将更名为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管理公司，但证监会至今尚未正式公告；其二，基金公司重组与上市公司重组不同，只有在重组实施后经过管理、投研团队的重新构建，以及投资策略调整后，基金业绩才会真正体现出来，而在此之前，新旧股东之间往往需要较长一段的磨合期，从而影响基金业绩，最终影响到广大基民的利益。    毫无疑问，如果此次交易顺利获批，国内基金业中的中外合资公司将再添新丁，中海基金将跻身合资公司行列。    链接：罗斯柴尔德银行早已驻扎A股    罗斯柴尔德银行集团是欧洲老牌家族银行之一，有200多年历史，在全球30多个国家设立机构。旗下法国爱德蒙得-罗斯柴尔德银行于2006年1月进入中国，并于当年获得QFII资格。    目前，罗斯柴尔德银行在中国A股市场持有新希望(行情论坛)、羚锐股份(行情股吧)、深长城(行情论坛)、中粮屯河(行情股吧)等多家上市公司的股权。去年8月，罗斯柴尔德银行的一家控股公司宣布，投资2540万欧元(合2.6亿元人民币)收购青岛商行5%的股权。此外，罗斯柴尔德银行还与民生银行(行情股吧)签署了全球战略合作协议，为民生银行提供财务顾问咨询服务、资本扩充及引进战略投资人、境外上市、境内(外)收购兼并等服务。相关以及评论 为什么说《货币战争》错得没水平？    为什么说《货币战争》错得没水平？    宋鸿兵的《货币战争》，是近期左左们自鸣得意、一阵狂喜的所谓“石破天惊”之作。不料，这恰好暴露了左左们的不学无术和毫无辨析能力，可怜这些人还懵然不知。我上次在天涯煮酒发明史文章时就指出，这不过是一篇“错得没水平”的东东，如果你当它小说来看看，倒也未尝不可。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比较准确地指出其错误所在评论，文后将全文转贴。不过，这篇评论尚未写得很全面，也有待继续深入。    批判宋文，可以有两个途径：    1.最彻底的方法，是整个地、全面地批判左派思想的根本错误所在。这可以帮助那些半懂不懂的网友，不再被类似宋鸿兵之类的人忽悠。但说来话长，今天先不谈。不过，我倒是在这里作一个预告：我近期将有新论文发表，题目暂拟为《误人子弟的左派思想》，敬请留意。如果强国论坛不删改我的贴子，我将继续“原创首发”在深水区。今天先给各位一个提示：    众所周知，由于某些历史和现实原因，在国内，所谓左和右的标准其实是和“国际惯例”大有偏差的，于是出现不少“假左”、“伪左”和“形左实右”的人，这些人不在我的讨论之列。我所讨论的左派包括所谓“老左派”、“新左派”和“不合格的民社/社民主义者”，这些人的确是“真左”。那什么是“真左派”和“真右派”呢？其实很简单，倾向于认为“多数人”掌握“真理”的就是真左；倾向于认为“少数人”掌握“真理”的就是真右。如果这些“多数人”是确定不变的，而且这个“真理”至少肯定是“最高的”、“最大的”，这样的真左就是民粹主义者；如果这些“少数人”是确定不变的，而且这个“真理”至少肯定是“最高的”、“最大的”，这样的真右就是精英主义者。至于所谓“真理”的具体内容是什么，那是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大可不必理会，知道他们各自对于所谓“真理拥有者”的判断差异就行。    以此观之，很多被人视为左派，或自称左派的人，其实是右派，例如强国论坛的“数学”、“邋遢道人”和凯迪、天涯的“左派大佬”等等，不要被某些表面的假象所迷惑，例如“反美”（本.拉登和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也反美，呵呵）。相反，一些被认为，或自认为是右派的人，很多方面更像一个左派；或者说，他们是不成熟的右派。对于这些不成熟的右派网友，我以后也将给予善意的批评和建议。    2.比较简单的方法，是直接运用西方政治学、经济学的原理和价值观（文后的转贴即是此类），判断究竟是宋鸿兵所主张的那一套，还是现实西方社会所实践的这一套，更符合这些原理和价值观。如果判断的结果是西方实践的一套更符合，那么，除非你能整个地推翻西方政治学、经济学，否则，宋文就纯属扯谈了。    不管你是研究、学习还是批判西方政治学、经济学，首先得弄明白它究竟讲些什么东西，并且懂得如何运用它的原理和价值观来分析问题。我之所以说宋文“没有水平”，就是因为宋某对于这些原理和价值观可谓一知半解，更不懂得如何运用，并闹出不少低级笑话。本文将揭示出为何类似宋鸿兵之类的观点，不是，也不可能成为西方社会主流的真正原因。所以，请那些看完后有异议的人，不要用不是这个体系的观点来反驳。因为西方政治学、经济学的原理和价值观是否正确，那是另一个问题，不是本文要谈的内容。    一、关于金本位制的问题    宋鸿兵无疑是大力鼓吹“金本位”的货币发行制度的，并将之称为“诚实货币”，那么，不是金本位的，例如“法定货币”，至少就是不那么“诚实”了（按逻辑，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人民币），这是他全书的一个基调。宋的这些主张究竟对不对？这需要具备一点金融和经济学的知识。    所谓金本位，是指以黄金（某种规定的成色下）储备为货币发行的依据，并且持币人可以用固定的兑换率随时换取等值黄金。注意，在金本位制下，只有黄金的价格是固定的（即兑换率），而非其他商品的价格也是固定的，其他商品价格的变化也就反映了它们相对于黄金的比价变化。不过，对于同样实行金本位的多个国家来说，由于其本币的单位含金量是固定的，因此相互间的汇率当然也就固定了。因此，金本位有利于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及方便进行国际交易和结算。    在商业银行制度下，如实行金本位制，最少的黄金储备应等值于基础货币发行量；其他货币依然由商业银行的贷款创造出来。假设现在人民银行发行的基础货币是3万亿元，这些基础货币将成为银行的原始资本。按照目前10%的准备金率，理论上商业银行共可“创造”贷款3/0.1=30万亿元。由于贷款人会将这些贷款又存入银行，因此商业银行新增加的存款也是30万亿。银行业的利润主要来自于这些贷款和存款的利息差。由于存款和贷款，也即银行的债务和债权可以互相冲销，正常情况下，银行业整体上不存在“资不抵债”的问题。现在国际黄金价格大致为560美元/盎司，即约15.3万元人民币/千克，因此共需黄金储备约19600吨。    金本位制并非从来就有，而只是一个历史阶段的产物，其全盛时代主要在十九世纪。究其原因，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使大宗跨国贸易以几何级数增长，于是在各交易方之间，就存在一个相互结算和兑换的问题。A国的商品卖到B国，只能接受B国的货币；显然，要么B国货币可以自由兑换成A国货币，要么A国的商家就必须在B国购买其他商品返销A国，后一种情况会使得商业活动成本和风险大增。其实，在工业革命前的跨国贸易中（例如丝绸之路等），跨国商人就一直乐于使用和接受黄金。当然，直接携带黄金会带来很多不便和危险。因此在工业革命时代，各国出现和盛行以黄金储备为基础的货币制度，是人类历史实践的自然结果，不是什么人拍脑袋做出来的，或是什么银行家的“阴谋”。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工业革命，使得对黄金的勘探、开采、冶炼水平极大提高，这样才有可能提供足够的黄金储备作为货币发行的支撑。    但是，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对货币的需求量还在不断增加，甚至直线、指数式上升；而贵重金属的存量，则严重受限于自然资源和开采、冶炼水平。总有一天，金本位制是撑不下去的。这个时候再顽固坚持金本位制，只能使社会流通货币日益稀缺，交易活动难以进行，严重阻碍经济的运转。    这一点在经过几次工业革命后尤其明显。因为工业革命不仅使得原有产品数量大幅增加，也使得新产品大量涌现，同时，一些原来不可能进行的交易活动也变得可行了。例如，没有火车、轮船之前，许多人一生连本县的范围都未曾走出过，更遑论什么“80天环游世界”了；再譬如，没有IT技术之前，当然也不会有什么网络广告和网上购物。因此，随着经济发展，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易量完全是一种指数式上升的趋势。    那么，对货币的需求量是否也随着指数式上升呢？这倒不一定，甚至可以说，大部分情况下不是。因为工业革命和技术进步在制造大量的货币需求的同时，也大大增加了货币流动的速度，因此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减缓对货币总量需求的增长。例如以前异地大额付款都必须直接携带或邮寄转帐支票，光是支票的送达过程就少不了三五天；后来可以用电汇了，划帐过程可以瞬间完成，即使加上办理时间，最多一两个小时（当然，结帐时间是少不了的，但那是银行的问题，不是客户的原因）。再比如，虽然网络产业增加了大量的货币交易需求，但大部份这些需求可以通过网络支付来实现，也是瞬间完成。因为货币最终的效果要体现在其交易上，较快的流通速度，就使较少的货币总量也可以得到放大。    但是，对货币总量需求的不断增大和可用黄金资源的刚性约束之间的矛盾是确定无疑的。在这种情况下，如要一定坚持金本位制度，除非准备金率可以无限下降，直至趋向于0。如果准备金率趋向于0，等于说，我用“一条金链”那么多的资本就可以发行现在中国全部的3万亿基础货币，那和不实行金本位制又有什么区别呢？而且更严重、更关键的问题是，金本位制下商业银行的准备金率是不可能无限下降的。这是因为：    1.如果无限降低准备金率，也即无限提高黄金的价格，无限提高黄金与其他商品的比价或交换比例。但是实际上，黄金与其他商品的比价（或交换比例）总是在一定范围内浮动的（而且，黄金财富占社会总财富的比例不断下降，尽管黄金财富本身的存量不断增加）。超出了这个范围，黄金与其他商品的比价就发生扭曲，黄金持有人就可以轻易地获得其他商品或财富。这是否“剥削”？？？是否“公平”？？？    2.考虑到可能发生的经济和金融风险，仅有与基础货币等值的黄金储备也是远远不够的。例如在发生银行挤提时，几乎所有人都会赶到银行去将货币兑换成黄金，银行对于兑换黄金的承诺没有时间限制；但银行的贷款则绝大多数都有不同的期限，不应该，也做不到马上收回。此时，银行的债权和债务就不能冲销，必然破产。再比如出现严重的货币投机炒作情况下，多少黄金也会淘空。    未完待续。以下为转贴：——    忽悠，接着忽悠——《货币战争》2007-2-422:39:00    作者：东方博客的个人首页【大中小】    前几天看了《货币战争》前三章，不得不佩服，作者宋鸿兵把这篇小说写的很精彩，让大多数中国人看了会热血沸腾，以为自己知道了一个全天下最大的秘密，同时也不免同情一把欧美国家的普通百姓，庆幸自己出生在中国。这种情绪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我们身边，半个世纪前，这片土地上也洋溢着一种“解救全世界，解放资本主义被剥削着的三分之二无产阶级兄弟”。现在这种情绪已经垮过了鸭绿江，转移到朝鲜兄弟的头脑里，同时传过去的还有对我们这个曾经同一战壕战友背叛信念的鄙视与嘲讽,这点你只要看我国媒体对东欧和俄罗斯的评价就能揣测的到。    “东亚人的智商世界第一”，当然这句话也有２.０版本――“中国人是世界智商最高的人种”，说心里话，我很喜欢听这个论点，尤其２.０版本。如果想用理论证明这个观点是错的，恐怕要过一万年，如果用事实证明其错呢，那就简单得很了。听人说过，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人类做了两件最傻Ｂ的事情——文革与大跃进，挺不幸的，这两件事情碰巧都发生在中国。上面罗嗦了这么说，无非是说一句话——中国人喜欢听别人夸自己、以及批评敌人（每个人心中的敌人不同）的话。对这样的话向来来者不拒，无论真假；对于批评自己、夸奖敌人的话，就要刨根问底，吹毛求疵了。    “道可道，非常道；……”。老子之所以伟大，与《道德经》关系密切；《道德经》之所以不朽，我前面引述的话功不可没。至于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不敢说我知道，因为它可能有很多种意思，我相信一万年以后，也没有人能准确说中这句话的意思，但这丝毫不妨碍中国人对老子的崇拜，至于崇拜的原因可能有他老人家爱说过一些有哲理的话，更主要的是他说了一些大家都不清楚确切含义也永远不能清楚其含义的话。这段内容我想说明的是——中国人更崇拜那些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把问题说得玄乎的人。    《红楼梦》之所以被认为是优秀的作品，是因为每个读它的人，从中获得的感悟是不同的，这说明这个文学作品的深度。它经得起揣摩，让人探索其中。它好像是个无穷的宝藏，每个用心的人都能从中获得或大或小的宝贝。上面是我对优秀文学作品的定义，那什么是睿智的观点呢？我认为睿智的观点最基本的前提是——它是明确而无歧义的，一定不是模棱两可的观点。当然了，这个观点也要是正确的。我们再回头看看老子的《道德经》，它是一个好的文学作品。老子是不是智者呢？我不知道。我上面两段内容想说的是——对文学作品与对观点的要求是不同的。外延越丰富的文学作品可能越是好的文学作品，一眼就能看到底的作品，很难成为优秀的文学作品；观点（论点）不是这样，外延越大的观点越无价值。这个道理很多中国人不懂。    在讨论《货币战争》一文前，还要提现在经济学的基础——个人是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由个人组成的利益集团（经济组织、政治组织）也是追求本集团利益最大化的。这个也是我所述观点的前提，如果这个前提你不认可的话，那我们就没有争辩的共同前提，争辩也就变得毫无意义。    下面说说《货币战争》这篇文章，对于事实陈述部分，写的精彩。由于我对这部分历史不了解，一笔带过，因为这些不是本文重点。我重点说说作者在文中所持的观点。    关于美联储的性质，作者说了那么多血腥、神秘的事实，就是想让读者知道，美联储是多么重要、多么神秘、多么黑暗。我不知道普通美国人是否知道美联储的性质，媒体是否因为某些潜规则或敏感字符不敢向大众“揭示”美联储这个邪恶经济组织。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美联储究竟是什么。我认为，简单的说，美联储就是——美国政府与社会各主要银行代表为了执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所成立的项目公司，它不参与普通社会项目的竞争。    关于美联储货币发行方面，很明显，作者对美国的这个制度持坚决反对的态度。我们从下面两个方面讨论这个问题，并与我国国有央行增发货币做个比较。    关于如何确定增发货币，以及增发货币的数量。在用实物（如黄金等）储备作为纸币参照物时，增发的纸币参照实物（如黄金等）产量增加来确定。原理就是经济发展的速度与实物（如黄金等）产量增长的速度大体一致，因为那个时代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工农业的发展。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发展，服务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不断加大，实物（如黄金等）的产量增加被经济发展速度远远的抛在后面，物实物（如黄金等）作为货币参照物的时代也就此终结。现在的货币增发参照是一个非常系统复杂的过程，没有人能说清何时增发纸币、增发多少数量是最佳的，如同没有人能准确说出一个商品最合理的价格是多少一样。那么，商品的价格是如何决定的呢？要从一个静态的点来看，商品的价格是卖家指定的；要动态的看，商品价格是买卖双发在博弈中形成的。如果你认可商品博弈后的价格比人为制定的价格更合理的话，那么你再看看两种制度关于增发货币的不同。国有央行增发货币：政府（央行）决策并执行。私有银行增发货币：政府、美联储、国会三方博弈的结果。三方面是三个不同利益集团的代表，这个在下段阐述。    关于两种不同的制度增发的货币所属权。国有央行增发货币是直接归政府所有。美国是增发部分归政府所有，同时，政府也多了同值得国债。国有央行制度：政府制定规则——何时增发货币，以及增发多少货币；作为利益对立面（增发货币，则货币贬值）的社会或个人没有参与决策权。美联储负责增发货币：政府多印纸币相当于增加了债务，好处就是手上可支配的钱变多了。增发货币的银行在纸币增发的情况下，原有货币贬值，债权增加。作为社会各阶层代表的国会是货币增发的最大受害者，因为从静态看，个人及社会其他经济组织由于货币增发导致原有货币贬值，如果从长期看，如果经济向好的情况下，个人与社会其他经济组织长期也可能是货币增发受益者。政府、美联储、国会几乎囊括了所有货币增发而受益或受害的利益相关者。一项政策，由利益相关者共同博弈制定，一定比单方制定规则，要有利的多。因为均衡的利益分配是最易长久保持的。    关于美国政府永远还不清所欠银行（美联储）债务的问题。货币战争的作者在这点上，很明显同情美国的纳税人，同时也为自己出生在中国而暗爽了一把。大多数国家的政府的支出都要靠税收＋国债，在支出一定的情况下，无非是或者税收多点、国债少点；或者税收少点、国债多点。没什么本质区别。我国的国债是通过央行——﹥国有商业银行——﹥社会上；美国是美联储——﹥社会上。如果你认为美国纳税人可以选择不向美联储借钱，那样可以剩下很多的利息，那你就短视了。我们换个角度看，假设每个人都多交点税，让这些钱大于等于政府的支出，那么总有一笔钱存在政府的小金库里，政府要挑选人员来处理这部分资产，否则它在贬值，处置的过程还难免有争议，因为钱是纳税人的，你万一把钱搞少了或搞丢了，怎么向纳税人交待。所以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政府都是税收+国债，宁愿政府借钱花，也不给政府留余钱。美国政府给美联储的国债利息是市场博弈的结果，不是美联储决定的了得（国债挂牌上市）。我国国债是政府自己制定的。这点就不多说了。    就写这么多了，大多是想到哪就写哪，乱七八糟的，大家能看懂我的观点就好。我佩服那些能用最简单，大家都能看得懂的话，把问题说清楚的人，是最有智慧的人，虽然我还做不到这点。可是大多数中国人认为，能说出最深奥的话，最歧义的话，让人永远无法证明其观点错误的话，这种人是最具智慧的。所以中国人才觉得《周易》伟大，究竟伟大在哪里，就是因为它让人永远看不懂，说不清。个人觉得这种观点无限外延的话没有意义。    最后说一下我的核心观点：一个游戏规则的制定，要让所有参与游戏的人都要有代表来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否则，一定是制定游戏规则的一方收益，另外的人不可避免的成为这个游戏的受害者。不要奢望某人能代表所有的游戏参与者的利益来制定游戏规则——    上篇最后的表述可能不够清晰和准确，但贴了一整天，没有见到有何左左和宋鸿冰的fans能够发现和指出这个问题，全是空洞无物的大话，可见他们的水平不是一般的次。这里先更正如下：    由于黄金存量占社会财富总量的比例不断下降，而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导致的交易量和对货币的需求量不断增大，如一定坚持金本位的货币发行制度，只有两种方法：    1.维持商业银行的准备金率不变，不断人为提高黄金与货币的比价（或兑换率），但这势必使黄金与其他商品的比价的歪曲，从而造成新的分配不公平，也将严重损害价格体系的健康和经济活动的效率；    2.维持黄金与货币的比价不变，不断降低商业银行的准备金率，但这势必不断降低商业银行的风险承受水平，危及金融体系以至经济体系的安全和稳定。    因此，这两种方法的可行性都非常有限，金本位制肯定不能长期维持。金本位制的建立、兴旺和衰落，都是人类历史实践的自然结果，而不是什么人拍脑袋想出来的，更不是银行家的“阴谋”。    至于白银，尽管它的存量比黄金多得多，但相应地，单位价格也低得多。同时，白银表面会氧化变成灰色，这一点上它更是远远不如黄金。因此“银本位制”也不可行。贵重金属以外的其他商品，更不具备单位价值高、易保存、易携带和接受程度广等特征，因此更不能成为货币发行依据。    明确了这些问题，下面继续：    二、发行货币者应该是谁？    左左们和宋鸿兵之流不假思索地认为，当然应该是政府或者国会，因为他们才能有资格代表“全民利益”。所以，宋某才在文章中，不厌其烦地花了大段大段的文字“证明”美联储是个“私人公司”。可笑的是，宋某还真以为自己发行了天大的秘密，还真以为全美国、全世界的人都不如自己清醒和聪明，好不得意。    很遗憾，恰恰相反，在西方社会，由“私人公司”发行货币不仅不被认为有何不妥，而且是常例；由国有性质的中央银行发行货币的反而是少数。看到发钞银行是非政府机构就大呼小叫、手舞足蹈的人才是彻头彻尾的无知无畏。例如香港，现有的三家发钞银行，汇丰、渣打和中银，都不是香港政府或立法会直接拥有或控制的银行。其中原因，在我上次转贴的文章中已经有所说明：这就是单独定价和多方博弈的区别。西方社会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多方博弈当然比单独定价更符合自由市场经济的指导思想。不管这个单独定价者自称掌握了多么“科学”的方法，能“准确”计算出需要发行多少货币云云；也不管他的身份是谁，哪怕它是一个代表“全民利益”的“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或议会，都不能垄断货币的发行权。    这里更要指出的是，多方博弈的货币发行方法不仅符合自由市场经济原理，也符合西方主流政治思想和价值观。西方政治思想为什么主张三权分立？正是因为，它对于政府、议会和法院，与及任何其他方面，都不能绝对信任，哪怕它们已经很“民主”了，所以才要“分权”、“制衡”。货币发行是一种很基础性的、关系全局的制度，而政府已经有行政权，议会已经有立法权，如果政府或议会的任一方再单独掌握了发钞权（甚至联合掌握也不行），在西方政治思想认为，它都是拥有了很可能危及公众利益或其他方面利益的过份大的权力，因而是不容许的。反面的例子？四十年代末的金圆券就是典型。滥发钞票掠夺财富补充军费，造成恶性通货膨胀和经济动荡，使国民党政府在工商业阶层的支持者也丧失殆尽，这是它失败的重要原因。在不那么极端的情况下，如果政府或议会可以随意印钞票自己花，它就能通过增发货币来轻易偿还自身的债务和获取财富，从而损害债权人的利益－－请注意：不仅直接向政府或议会借贷的公司是债权人，所有持币人都是债权人。    因此，政府通过向私人公司借贷发行货币，政府的借贷须经过议会的审核和约束，当然是最符合西方政治、经济思想的多方博弈和分权制衡的方法。这样的货币发行方案才能成为西方国家的主流。    三、发行货币应以何为依据？    金本位制下是以黄金储备为依据。金本位制衰落后，就必须寻找新的依据。其原理，就是将货币发行量和某项社会财富的数量对应，金本位对应的是黄金，其他制度对应的是其他财富。左左们和宋鸿兵之流由于思想和见识的太低，只知道“物质财富”（例如黄金、石油等）是财富，不知道世界上还有“非物质财富”，而且“非物质财富”将越来越成为世界财富的主要构成（尽管左左们好象很鄙视“物质”，很强调“精神”）。    什么是“非物质财富”？例如专利权、著作权、版权、商标等等都是。“品牌”也是一项非物质财富，而且比物质财富的价值可能大得多。所以，质量差不多的衣服，名牌的要三千元，普通牌子的只要三百元，因此品牌的价值就是2700元/件。同样，国债和税收是非物质财富，某国经济发展的前景和该国政府的信用也是非物质财富。一般地，物质财富的价值比较稳定，但它本身不易生成；非物质财富的价值不太稳定（例如某个品牌的口碑可以毁于一旦），但容易生成。明白了这些，再比较美国和他国的货币发行依据，会发现很有意思：    美国，货币发行量对应联邦政府的债务，而联邦政府的债务又以它的税收为抵押。这里，联邦政府偿还债务的能力对应于美国的经济前景，偿还债务的意愿对应于联邦政府的信用，都是“非物质”的，“不可见”的，或不够稳定的。但是，由于美国政府的债务有其税收为抵押，而税收是一种比较稳定的、可预期的收入，因此对于联邦政府的直接债权人－－美联储来说，它的利益就变得比较有保证；从而使联邦政府的间接债权人，即所有持有、使用美元的美国人和非美国人，他们的利益也变得比较有保证。    说到这里，左左们、宋鸿兵们开始嚷嚷了：以税收为抵押，就是让美国人民头上永远套下枷锁，永远有还不完的债务，永远给银行家打工我倒是要问一下：那么你认为，政府借债是否也要抵押？如果你认为不需要，不好意思，那只是你自己的观点，不是西方社会主流价值观。你向银行贷款买楼，实质上也是以自己的未来收入为抵押，也是给银行家打工。由于你的收入和信用远不如政府稳定，所以银行为了控制自己的风险，规定若干时间不能还贷就要收楼。政府借债也要抵押，正是体现了任何公共机构和个人权利平等的精神；政府借债不要抵押，这个政府就是搞特殊化的政府。既然要抵押，那么用税收作抵押就是最好的方法，因为这是用钱抵押钱，没有歧义和争执；如果以国有资产为抵押，就会出现国有资产定价的问题，是否能作抵押的问题，与及“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何况西方国家以私人经济为主，没有那么多“国有资产”可抵押。    任何国家的货币发行，不是向私人机构借贷，就是向全体公众借贷。钞票通俗一点说就是借条，专业一点说就是持币人的权利（债权）凭证。借贷方当然有义务保证债权人的利益，如果政府是发钞人，那么它就必须保证货币可以按其面值购买到同价格的商品（即还贷），并保证持币人的权利不贬值。如果某个政府的货币发行（借贷）不需要任何抵押（例如税收），甚至不知道它究竟依据的是什么，那么这个国家的货币的价值就完全只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前景和政府信用，是100%非物质化的－－比美元更加非物质化得多，因而也更不稳定得多，就是比美元更加“白条”的“白条”。当然，如果你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和政府很有信心，那也随你。    四、所谓银行家制造经济危机、发动战争和操纵政局    这不是什么新观点，而是左左们的陈词滥调，宋鸿兵不过是换了新颖一点的方式再唠叨一遍而已。    对于经济危机和动荡的成因，如果你对非物质财富的特点有比较深刻的理解，那就好办得多。这就是非物质财富不稳定性的一种表现。这种不稳定性，也就是一些人所谓的“虚拟经济”－－当然，“虚拟”之说是偏激了。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信用，信用就是非物质财富，因此市场经济的基础是非物质财富，即使在金本位制下依然如此；而信用的实现必须依赖能力和意愿两方面。    所谓银行家操纵借贷规模来制造经济繁荣和危机周期的说法完全是拍脑袋的无稽之谈和凭空想象。因为任何银行家的借贷都必须有抵押，不抵押，难道他们学雷锋不成？因此，借贷人的抵押物，就成为货币发行的依据（这里是发行“创造货币”，不是“基础货币”，这和政府抵押税收借贷发行基础货币道理相同）。    借贷人为什么有足够的资产可以抵押？因为在经济上升周期，这些资产的价值和获利能力也在上升，借贷人的还贷能力也有保证。于是，借贷人将资产抵押于银行获得贷款，将贷款存入银行成为存款，银行又可生成新的贷款，这样社会上流通的货币就越来越多；反之，在经济下降周期，资产的价值和获利能力也在下降，借贷人的还贷能力随之下降，银行因而可以实现的借贷减少，社会流通货币也就越来越少。这就是信贷规模周期性扩张和缩小的原因。一般地，从长期和大范围来看，在法律完备和信用良好的市场经济下，信贷规模和社会财富总量有某种程度的比例对应关系。银行家之所以在经济繁荣的顶峰和经济萧条的谷底开始收缩/扩张信贷，是因为他们具备这种专业知识和经验，知道这个比例的上下限，知道是否已经出现超越上下限的情形。如果不这样做，任由“泡沫”和“负泡沫”（即萧条）持续，最后的结果只能是一齐玩完。    非物质财富的不稳定性是会导致价格的大幅起落的。例如，某人用了一个牌子的手机，觉得很好，到处跟人说，这个牌子的手机行情就会看涨；觉得不好，到处跟人说，行情就会看跌。非物质财富的定价依赖于市场评价，而这个市场评价可以无限创造、毁灭和叠加，因此它的价格涨跌就存在某种正反馈的过程，这是它不稳定的主要原因。这由股票、房产的价格波动可以清楚地看出来。相应地，物质财富不可能无限创造、毁灭和叠加，人们对物质财富的生产量和消费量都有一个饱和点，因而物质财富的价格涨跌存在某种负反馈因素，这是它的价格比较稳定的主要原因。    非物质财富的不稳定性并非完全有害。正是这种较大的伸缩性，使得它可以成为吸纳和置换货币的有效手段，从而促进货币的流通和循环，实现有效率的资源配置。如何利用它有利的一面，防止其不利的一面，正是西方国家一直在努力解决的问题，并且已经取得相当成效。    银行家发动战争？甚至发动世界大战？白痴之谈。    如果银行家真的喜欢战争，他们也只会喜欢那些结果可以预期和控制的战争。世界大战的结果是不可预期更不可控制的，什么时候发生革命，银行家会血本无归；或者干脆哪次骚乱和暴动，将银行家拿去毙了也不一定，有再多的钱又有什么用？最普通的情况下，不可预期和不可控制的战争也会令银行家投机失败，严重亏损。    如果说银行家的借贷推动了世界大战，要谴责银行家；那么那些狂热的、极端的民众同样推动了世界大战，同样要谴责这些民众。战争是人类暴力倾向的遗传和体现，没有银行家的时候，战争打得更残酷得多－－古代不知有多少民族被集体屠杀和灭绝；一次长平之战，就有四十万赵国战俘被坑杀。    现代战争的残酷之所以被极度渲染，是因为技术能力的提高：一个炮弹打下来，即刻血肉横飞，残肢散落在草地上，挂在树上。因此在旁观者看来，的确非常恐怖，这种恐怖情绪也通过各种媒体迅速和广泛地传播。但在当事者来说，没一个人能知道他的感觉如何。因为人的神经传导的最小时间也要0.1秒，而炮弹爆炸的时间远小于0.1秒，也就是说，当他能感觉到疼痛之前，就已经升了天。相对地，古代战争要杀一个人，往往要砍十几刀，留尽最后一滴血，慢慢抽搐而死。哪个死亡者更痛苦，真是天晓得。    银行家操纵政局？任意决定自己的代理人当总统、总理、议员？    更加无稽。银行家的确对政策和官员有很大的影响力。这是因为市场经济的核心是金融资本，金融资本当然比普通工商业资本有更大的影响力，因为它更重要，承担了更大的责任；如果它的影响力比普通工商业小，那才是不正常的。如果你一定要将“影响”说成是“操纵”、“控制”、“决定”的话，请自便。    五、宋鸿兵的其他低级笑话    1.所谓美国总统的死亡率远高于诺曼底登陆的第一线士兵    这让我想起以前的一道MBA逻辑考题：二战中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招兵广告上说，海军陆战队的死亡率远低于纽约市民的死亡率。这个考题的荒谬性在于，将参军的年轻人和普通市民中的老年人的死亡率混为一谈。同样，宋某也是将诺曼底登陆士兵的执行任务时间（几天到十几天）和美国总统的在职时间（一任4年，实际数月至数年不等）混为一谈。条件不同则不可比较，宋鸿兵连这最简单的道理也不懂，甚至自作聪明地在书中喋喋不休了好几次。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显著不同的地方是，普通人可以合法拥有枪支。这就使得对美国总统、议员的保安工作变得非常困难，在十九世纪更是如此。一个政治人物都有自己的政敌甚至仇家，到底是谁指使刺杀了这些总统和议员，宋某不经过严密论证就统统归到银行家头上，所以，宋的文章只能是一篇拙劣的小说。    退一步说，假定这些总统和议员的确是被银行家指使刺杀的，当然，这些银行家必须谴责和惩处。但比起那些独裁者们还是要好得多。因为银行家只是杀了几个上流社会的人，对基层民众没有什么影响；独裁者为害的何止千千万万。    2.究竟谁应赢得英国公债的争夺战？    宋鸿兵绘声绘色地描绘了罗斯切尔斯家族的内森如何通过滑铁卢之战大发横财，赢得英国公债的争夺战的“凯旋门”的故事。按宋某的口气，内森发的是“不义之财”，他不应该赢。    如果内森不该赢，那谁该赢？难道是那些碌碌无为、贪婪又恐惧的跟风者、投机者？事实上，内森的操作是有极大的风险的。只要当时英国国债市场上有另外一个有实力的投资者获得了战争的准确信息，内森抛售债券就会赔个精光。要是平时倒也罢了，滑铁卢之战如此重大的事件，竟然没有一个人想到（有实力的投资者远不止内森，想到就可以做到）派出专门的人打探和报告消息，不怪他们自己能怪谁？？？    如果说内森发的是“不义之财”，那么唯一的根据是，他使用了规则以外的不正当手法获利。例如，他故意跟人说威灵顿公爵战败了，这就是散布谣言。但内森及其助手始终一言不发，只是抛售，而抛售是符合市场规则的行为；是跟风投机者们自己将这种抛售行为理解为英国战败。其实只要他们稍微理智和镇定一点，就会想到，当时反法联盟的总体实力和总兵力都比法国强得多，威灵顿和他的英军也不是无能之辈（威灵顿曾在西班牙让法军吃了很大的苦头，不少法国将领都害怕他），即使战败，也不至于一败涂地；即使在滑铁卢一败涂地，说反法联盟就此失败也为时尚早。这样，他们就不会那么急于抛售公债，至少不会急于在那么低的价位（5%)还要不顾一切地抛售，内森的“凯旋门”也就不会那么高大，那么轻松－－其实一点也不轻松，因为内森尽自己的能力做了情报搜集工作，并冒着巨大的风险孤注一掷地抛售。他赢得有道理。    以上仅举两点足矣。全书的荒谬之处远不止此。宋鸿兵很喜欢在每章开篇，大量引用某些西方政要抨击银行家和金融制度、政策的言论。其实，这些制度和政策能被议会通过，政府采纳，自然正面评价和支持的声音会多得多。民主社会的好处就是可以将这些正反意见都公诸于众，让人们自己判断。当然，断章取义，只剪裁对自己有利的资料，也是左左们和宋鸿兵们一贯煽情和骗人的把式。这让我想起八十年代初看到的一篇文章：    一个中国的知识分子出国考察了一圈，对西方国家的成就和优点只字不谈，通篇描写一个在街边流浪乞讨的人（其实是街头卖艺者），如此这般的感想感叹一番。当然，这个知识分子很好地交了“功课”，但这种用高倍显微镜放大西方社会“阴暗面”的手法，恐怕在他自己的内心都要呕吐不已。    最后重复一次本文的中心：    宋鸿兵的《货币战争》是一篇精彩、煽情但拙劣的小说；宋的主张，仅用已有的西方政治学、经济学原理和价值观就可以否定；不是说西方现有的金融制度、经济制度没有问题，不需要改善，但它们至少比宋的主张更加大大地符合西方社会的主流共识。中国要融入世界经济，金融业的对外开放是不可避免的，这其中的确存在风险和挑战。但要防范这些风险，应对这些挑战，唯一正确的途径是学习国家先进的思想，引进国际先进的制度，在实践中培养和锻炼出自己的高素质专业金融人才，培养和锻炼出自己的优秀的分析师和能干的操盘手，并建立和完善自己的情报网络和反应机制。总之，就是要象毛主席教导的那样，立足于“打老虎”，敢打“真老虎”，而不要学那邋遢道人，对“国家资本大鳄”害怕得要命，以一个农业社会的土财主思维就想“避老虎”、“防老虎”－－再次友情提示：强国论坛的数学、邋遢道人和凯迪、天涯的左派大佬等人都是货真价实，如假包换的右派，而且是“老右”。相关以及评论 胡祖六：子虚乌有的“货币战争”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与中央计划经济制度下政府行政指令分配资源截然不同，在市场经济制度中，一个健康运作良好的金融体系通过高效率分配资本、提高投资回报率，在推动经济增长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脆弱不稳定的金融体系往往导致金融危机频发，引起经济衰退、失业攀升，甚至触发严重社会与政治危机。    可慰的是，中国近年来金融改革成就显著，从政府、监管部门、企业、投资者、学术界到媒体与一般公众，对金融问题都十分关注。宋鸿兵先生的《货币战争》以金融为脉络，交错穿插于近200余年世界经济、政治、社会乃至军事战争，将许多最有名的政治家、军事家与最富戏剧性的历史事件统统与金融联系起来，其构思之大胆、跨度之宽广，令人惊叹。    今世界，除了少数几位学贯古今，在经济学、金融学、政治学、历史学等皆有造诣的文艺复兴式的大师，相信很少有人能创作一本如此包罗万象的书，并宣称能够成功破译世界财富密码，曝光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揭示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    作为一本通俗性供消遣娱乐的书，该书的欣赏价值显而易见。美国曾出版过数本与该书近似的书籍，但并没有引起主流社会的太多注意。《货币战争》一书把原著中的有关内容编串起来，视角独特，可读性强，在国内引起了广泛注意，更进一步增添了人们对原本显得过于神秘的金融领域的兴趣与好奇心。    但是，如果读者尤其是政府决策者把它视为一本真实与严谨的书籍，对书中所作结论或政策建议认真待之，那么我们就不能不表示惊讶，甚至不安。    离谱的历史与金融    《货币战争》一书主要写历史。但是，它轻率地改写了人们早已广为接受的世界近代史，尤其是美国历史。从美国独立战争、南北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从亚伯拉罕·林肯到约翰·肯尼迪，再到罗纳德·里根，美国历史上所有总统遇刺事件，无一例外，都被该书统统归结为一小撮国际银行家争夺所谓“货币发行权”的阴谋策划所致。书中，美国革命不再是北美各殖民地联合起来摆脱英国统治，争取政治独立与经济自由的斗争，而是为了所谓“货币发行权”；南北战争不是因为是否废留奴隶制所引起的尖锐冲突，而是“国际银行家”的操纵结果。    该书还郑重宣称，没有美联储，就没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不是以美国、英国、苏联与中国为首的盟国反击纳粹德国、意大利法西斯与日本军国主义野蛮侵略的正义史诗，而是罗斯福总统玩世不恭地在战争硝烟中验证凯恩斯的赤字财政和廉价货币的主张，刺激美国经济复苏，并让国际银行家们在战争中再次大发一笔横财。肯尼亚总统被刺杀是因为他签署了一份“鲜为人知”的关于白银券的11110号总统令；越南战争结束的本质原因乃是伦敦黄金战场的惨败，导致统治精英阶层的金融“底气”损耗殆尽；中东石油危机不是欧佩克而是国际银行家的决定等等。    这一系列惊人的“发现”，使历史霎然面目全非！简单得出格，歪曲得离谱，难免给人哗众取宠之嫌。    《货币战争》一书主要写金融。由于文笔流畅，且引述了许多历史典故、传说、轶事、名人语录等，它引人入胜，勾起了一般读者对枯燥金融问题的兴趣，这是该书的一个贡献。但遗憾的是，该书对许多经济历史事件或人物的描述缪误甚多，断章取义、牵强附会、言过其实，或根本就是妄加猜测、肆意定论，给读者提供了错误的信息，并有可能误导政策制定者。    全书每每强调，以罗斯柴尔德为代表的国际银行家如何拥有神秘的超级权力，可随心所欲地玩弄王权与政府于股掌之上，肆意操纵世界的战争与和平、繁荣与萧条。事实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确曾经盛极一时，至少在19世纪是公认的最有影响的跨国金融企业，在今天的国际金融体系中也算是尚有一席之地；但是，其市场地位与影响力目前已可以说微不足道。无论是按股票与债券承销、交易及企业并购业务的市场份额，还是按旗下所管理金融资产的规模，该公司都往往排不上国际前十名，更谈不上呼风唤雨、主宰全球金融市场了。    书中宣称，罗斯柴尔德家族是当今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最大的债权人，这并不符合事实。同样，今天的J.P.Morgan银行经过无数次分分合合，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出台前的老J.P.Morgan公司除了继承同一商标品牌，其股权结构、组织形式、公司文化、业务与客户基础皆有显著不同，市场影响力也是今非昔比。    该书武断地认定，所谓国际银行家为一小撮利益一致紧抱一团的阴谋团体，而对现代金融体市场与金融机构之间空前激烈的竞争这一客观事实全然漠视。大浪淘沙，适者生存，曾经盛极一时的Drexel、霸菱等老牌银行都已破产，而书中一再提到的库恩·雷波公司也已经无迹可寻。    事实上，金融业是现代经济中竞争最激烈的行业之一，其产业结构与垄断组织相去甚远，这也就是金融创新如此活跃的一个原因。金融业也恰恰是现代经济中最受监管的行业，其经营业务活动受到各国政府如财政部、央行、专职金融监管当局甚至国际组织的严格监管。书中所刻意描画的超然凌驾于国家政府乃至国际政治法律制度之上，拥有神秘权力的所谓“国际银行家”，恐怕除了存在于作者的丰富想象中，纯系子虚乌有。    《货币战争》一书混淆了国内信用与货币，包括流通中的金银币、纸币现钞、基础货币、广义货币和国债、通货膨胀等概念及其相互关系，尤其是颠倒了货币发行与公共财政的因果关系。    早期的英格兰银行和美联储前身机构的货币发行以政府（或王室）的债务为抵押，是为了控制货币发行总量，而不是要挟政府不断发债。恰恰相反，政府常常因为战争或铺张而开支过多，导致财政赤字，而财政赤字决定国债的规模与负担大小，而不是央行的货币发行。如果政府不能通过借款（发国债）来弥补赤字，就往往必须依靠央行的信用，即货币融资（monetaryfinancingofbudgetdeficit），其结果是诱发通货膨胀。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德国，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共内战时期的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国家，尤其是玻利维亚、墨西哥、阿根廷与巴西，都是政府通过央行滥发货币弥补极度财政赤字，结果诱发恶性通货膨胀的经典案例。    作为阴谋论的一个重要基石，《货币战争》一书咬定国际银行家们不只是操纵政治、制造战争，更频频制造金融危机，包括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这些指控颇为离奇，近乎荒谬。任何一个了解金融基本运作的人都知道，金融机构的盈利能力与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宏观经济的景气呈紧密的正相关性。当经济繁荣、市场兴旺时，金融业盈利也就表现良好。而经济不景气、市场低迷时，金融业的经营环境就显著恶化。尤其是每次金融危机发生时，金融机构面临巨大的风险，大量亏损，甚至倒闭。大萧条期间，数以百计的金融机构，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与保险机构，惨遭倒闭厄运。最新一轮的美国次级债危机，对美林、花旗、瑞银等许多世界一流的大型金融机构所造成的冲击，是最新的例证。《货币战争》一书称，历史上每次金融危机都为国际银行家故意制造，有违基本常识。该书还声称，国际银行家孜孜以求的是廉价货币与通货膨胀，也不合逻辑与情理。通货膨胀使贷款的真实价格缩水，作为债权人的银行损失最大，自然最倒霉。该书并没向读者解释清楚究竟为何国际银行家企冀的不是价格稳定，却偏偏是通货膨胀。    《货币战争》一书试图给读者一种旗帜鲜明、是非清白的印象，但其实立场含糊不清，多处地方甚至自相矛盾。书中弥漫了反犹太色彩——不断影射一些国际金融家的犹太出身背景；揉杂了极左思潮——抨击私有化、自由贸易等市场经济政策；极右倾向——仇视罗斯福新政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政策；民粹主义——反精英阶层，敌视华尔街、金融界与大企业；美国式的孤立主义——不信任包括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WTO和国际清算银行（BIS）在内的任何国际组织与机构；无政府主义——主张绝对的个人自由，并流露出对任何集中权威包括中央银行的天然不信任；对日本的同情与反西方意识（日本经济泡沫破灭系西方国家金融核弹打击所至；日本倡导亚洲货币基金乃“天经地义”，而美国的反对属极端不合理等）。    总之，在意识形态与价值判断方面，此书是一杯奇特的“鸡尾酒”。这也难怪。书中所援引的原著政治立场本来就五花八门，作者只不过是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了中文版而已。    美联储辩诬    最令人莫名其妙的是，《货币战争》一书对中央银行制度进行诋毁，尤其是对被各国广为仿效的美联储无端攻击。全书特别把美联储是私有中央银行作为惊人秘密进行大肆渲染，称美联储的性质与来历是美国学术界与新闻媒体“心照不宣”的禁区。    其实，美联储的背景从来就不是什么秘密。从美国建国100余年后，围绕要不要设立中央银行以及设立哪种模式的央行，经过许多公开的辩论交锋，甚至非常激烈的政治斗争，成为美国大选的重要议题。美国开国元勋中，最谙熟金融财经事务的首任财长汉密尔顿所创立的美国第一银行，以及后来重设的第二银行，都成了政治的牺牲品。自1913年美国国会通过“联储法”前后始，美国知识界与媒体对美联储的来龙去脉非常了解，在世界各央行中，美联储的结构与组织形式虽然显得特殊，但从来就不是什么秘密。美国许多入门经济学教科书对美联储的历史与制度都有专门介绍。    在进入20世纪之前，美国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于权力集中的恐惧，以及对个人及州政府权利的悉心维护与捍卫。汉密尔顿虽然认识到个人自由与各州自治权的重要，但他坚信，为了确保与自由相辅相成的经济繁荣，美国必须有集中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即今天在全世界普遍通行的政府宏观经济政策。    可惜，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主义纲领与理念过于超前，而未能被他的同代人和继承者所及时理解与接受。作为准央行的第一次试验，成立于1791年的美国第一银行于1811年停业，而民粹派代表人物安德鲁·杰克逊总统于1832年否决了国会关于延长美国第二银行执照的提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汉密尔顿所倡导的正是联邦政府集中控制货币发行与供应，而安德鲁·杰克逊等所捍卫的则是各州银行自行发钞的自由与权利。但在《货币战争》一书中，汉密尔顿是与国际银行家沆瀣一气的罪人，而杰克逊总统却成了“杀死银行”、捍卫国家货币发行控制权的英雄。    事实上，在杰克逊总统废除美国第二银行后，美国金融业陷入了长期的混乱与不稳定状态。自1836年起，美国银行恐慌危机至少每20年就爆发一次，而1907年爆发的银行危机蔓延全国，导致银行纷纷倒闭，给存款者与经济造成了惨重打击。痛定思痛，美国朝野与各党派终于吸取了教训，并达成共识——美国无论如何必须设立中央银行，以防止与处理未来的金融危机。    鉴于美国的独特政治传统与文化，在长达数年的联储筹备与法律拟定过程中，设计了一套较为精细的权力制衡机制，体现了美国民主制度的妥协精神。其结果是，美联储系统并没有把权力集中于纽约或华盛顿，而是设立了一个在全美有12个地区联储银行的分散系统，以在货币政策制定过程中，充分反映并代表不同地区的利益。而且，联储银行被设计为准公立的机构，实际上为公私合营的混合组织，其目的是防止一个公立的联邦权力当局侵犯私人企业部门的权益。    纯粹从所有制来看，每一个地区联储银行的股东由该联储地区的成员银行构成，因为成为联储银行成员的一个条件就是必须购买联储银行的股份。而这些成员银行都是私人商业银行机构（美国从来没有国有商业银行的传统），说美联储系统中的12家地区性联储银行是私人的中央银行，并没有错。    但是，从实质控制权来看，美联储体系是一个由国会与联邦政府双重控制并接受公众监督的统一的中央银行，代表最佳公共利益行使其央行职权，包括货币政策（确定准备金比率、贴现贷款利率以及公开市场操作）、银行监管，并通过其“最后的贷款者”角色维护美国金融系统稳定。    虽然各地区联储银行享有一定的权利，但毫无疑问，美联储体系的核心权力掌握在总部设于华盛顿的联邦储备局（BoardofGovernors）手中。联储局是美联储系统的龙头与神经中枢，由七名理事组成，是百分之百的公立机构。所有七名理事都由总统任命，参议院确认。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后的一系列银行改革举措，联储局的权力与影响不断扩大。联储局制定准备金比率，审核并确定各联储银行的贴现率，尤其重要的是，控制了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FederalOpenMarketCommittee）的决策。联储局的所有七名理事都是FOMC的成员，占FOMC的绝大多数，且联储局主席兼任FOMC主席。由于公开市场操作是美联储控制货币供应最重要的政策工具，所以联储局所控制的FOMC在整个美联储系统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此外，联储局还拥有其他权力，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并影响各地区性联储银行。例如，虽然各联储银行行长在理论上是由其董事（其中A类、B类董事由成员银行推选）选出，但必须得到联储局的批准。联储局常常向各联储银行的董事会推荐行长人选（通常为职业经济学家），而联储银行的董事会也通常乐于遵照联储局的“建议”。联储局还有权确定各联储银行行长的薪酬，并且审核各联储银行的预算。    如果联储局的权力如此之大，实质上掌控着整个美联储系统，那么，地区联储银行的“私人股东”，即成员银行，对美联储的运作有什么影响呢？答案是：几乎为零。成员银行虽拥有联储银行的股票，但并不享有类似所有权所相应的利益。尽管美联储系统每年可录得200亿美元以上的巨额盈利，股东或成员银行最多能指望得到6%的年度分红，绝大多数盈利由联储局转交了美国财政部。因此，与一般私人公司股东不同，联储银行的股东对其名义上拥有的财产毫无支配权。成员银行最多只能选举联储银行董事会中A类与B类董事中的各一名，而且这名董事常常是由联储银行行长所提名。因此，股东或成员银行，在美联储系统中其实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权力与影响。事实上，今天只有约三分之一的美国银行是联储的成员银行，而在半个世纪前，这一比例曾是半数。因为成员银行实际上没有“私人股东”的权益，而且还必须承担在联储银行缴存准备金的义务，股东或成员的成本很高，所以曾不断有银行机构脱离联储系统，削弱了联储对货币供应的控制力，以至于美国国会在1980年通过的存款机构放松监管与货币控制法案中增加一个特别条款，即不管是否成员，所有存款金融机构必须在联储系统维持准备金。    《货币战争》一书混淆了所有权与控制权的本质差别，对美联储的领导班子在专业上是否胜任称职，在货币政策上是否制定得当，在维护金融市场信心、价格稳定与充分就业目标方面的记录是否完美等涉及中央银行的关键问题不着笔墨，毫无兴趣，而围绕着美联储是私有的中央银行这一点上大做特做文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近30余年后还继续残存的对私有制的偏见，但在更大程度上，是对美联储这样一个有较特殊组织结构与制度安排的中央银行的根本性误解。美联储的诞生，对于美国乃至世界金融货币体系是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而《货币战争》一书对此却悻悻写道，“1913年12月23日，美国民选政府终于被金钱权力所颠覆”，简直令人摸不着头脑。    不管该书对美联储有何成见，事实是，美联储自成立近100年来，已在美国公众心目中享有极高的声誉。很多民意调查结果表明，美国人民对美联储这样一个未经选举产生，却有巨大影响力的精英机构的信任，甚至超过了对包括国会与总统在内的许多公共权力机关的信任。
                                                                       -----已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