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总编辑林任君：从《联合早报》看中国的国家形象

本报总编辑林任君：
从《联合早报》看中国的国家形象

（2010-12-29）

林任君

　　谢谢中国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邀请我参加这个研讨会，讨论中国公共外交的发展，传播和提升中国国家形象的问题。

如何更好地传播中国的国家形象，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涉及面非常广。我来自媒体，所以只能从我熟悉的、一个媒体人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与此同时，我来自另一个国度，一个很小、而且国情远不如中国那么复杂的岛国，对中国的观察存在一定的距离，所以是凭借我在工作中的一些经验来尝试谈论这个课题，向与会的专家学者请教，讲得不对或不妥的地方，还请大家包涵。

　　中国30年来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落后走向进步，蜕变为一个对世界经济、国际政治举足轻重的大国。通过媒体展现的中国国家形象，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个渐变的轨迹。

　　《联合早报》是在中国开设记者站最多的外国媒体，可以说，几乎中国开放（外国记者常驻）到哪里，早报就派驻记者到哪里。目前的驻点包括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当然也包括台北和香港。我们用自己的眼睛同时接触到中国大陆最发达都市和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的两极，能够以理解、客观的态度观察中国的进步与不足，向新加坡读者，以及通过早报网向数百万的海外华人读者传递完整的中国形象。

　　《联合早报》对中国如此关注，是因为新中两国有着特殊的渊源，两国人民有着血缘、历史和文化的深厚关系。今年是正式建交20周年，但建交之前已经频密交往。目前，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民间往来等方面，新加坡应该是世界上和中国关系最密切的国家之一。

　　早报报道中国课题，力求以“第三只眼睛”的视角，进行客观报道及冷静分析。和西方媒体相比，因为历史、文化、语言的因素，我们相信自己比他们更了解中国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对新闻的掌握，除了从点、线、面进行报道，我们更希望能帮助读者透视新闻的本质、原由和背后承载的历史、文化。

不把事件危机变成形象危机　　天灾人祸、贪污滥权、行政失误、群体事件等等，很多国家都会发生，所谓的负面新闻无时无刻无地不在，事情无可掩盖，考验的是如何应对与处理，这就影响到国家公共形象的确立。 如果采取开放、透明的方式解决应对，尤其是在公共传播、对外传播上处理得当，不避讳、不追求“负面新闻的洁癖”，实际上可以创造对国家形象有利的正面结果，汶川地震、西藏事件、新疆事件都有这样的例子。在西藏3·14事件后，中国做了一件超出外界预期的事，就是在事发两周后组织外媒到西藏进行现场采访，我们的记者参加了那次采访活动，在当局的安排下采访了宗教界人士、被扣押在看守所的两名打砸抢烧疑犯，以及一些受害市民。虽然采访时间非常有限，但是中国政府这个举措的诚意值得充分肯定。我们的报道反映客观事实，照样包含一些批评意见，这样的报道反而能够让各界认真阅读，一些西方的藏独学者也特别关注报道内容。

　　反过来说，越要掩盖事实、越不透明，就越会助长谣传、误报、假消息，以及外国媒体的犀利批评，对国家形象造成很大的损害，2003年的非典（沙斯）可谓前车之鉴。因此，在国际传播中，要确立这样的意识，不把事件危机变成政府危机，也不把事件危机变成形象危机。

　　《联合早报》受惠于中国的开放进程，基于“负责任的新闻自由”理念，我们对中国各个层面进行报道，根据新闻专业原则自由报道和评论。由于一来不受限制，二来没有滥用这种自由，而是“负责任”地运用，因此可以准确、完整、客观、不耸动地将中国的实际情况呈现给读者，无论是批评，还是赞赏，从而在读者群中建立对中国新闻的公信力。

　　只要开放透明，西方媒体也会看得到。那些视而不见、带着偏见的媒体会在传播过程中被迫不断纠正，否则会失去公信力，失去自身的市场。

国家形象的基础在于本土形象

　　争取外媒作较平衡准确的报道和评论，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中国政府强烈意识到提升国家形象的迫切性，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加强本国媒体的国际影响力，向世界发出中国的声音，掌握话语权。

　　从硬件上看，中国传媒的规模和实力已经得到了充分保证，但是声音说出去之后，还要别人听得进，这就需要建立长期的外在公信力。当前的“指令性新闻模式”对中国媒体形成限制，不利于公信力的建立。中国的媒体人才济济，资源充沛，创意和热情令人刮目相看。但在“指令新闻模式”的大环境下，一些优秀的传媒人才也只好在突破约束和干预上体现创意，进行博弈，反而成为外界观察中国管制形象的指标之一。

　　主流媒体在本国和地方新闻方面占有“首发优势”，若不受限制和干预，享有“负责任的新闻自由”，完全可以抢占“第一报道者”的制高点，掌握话语优势，引领网络媒体甚至国外媒体，影响舆论走向，并藉此展示中国开放的国家形象。

　　公信力并不是一朝一夕就可建立起来，必须长期耕耘，先建基于本土，取信于本国受众，才能在这个基础上巩固增强，受到国际的重视和信任。法国《费加罗报》的报头上印着一句话：“若批评无自由，则赞美无意义。”因此，与其对国内媒体严密控制，不如给予适当空间，这才有益于公共形象。　　此外，中国媒体在对外传播方面也必须建立“亲和力”，传播真实的中国，让世界能够接受的中国。对外传播应该用外国人听得懂的语言，而不是中国式的套话、中国人惯用的“正确”说法。 众多的事件提醒着中国，也提醒着世界，中国已经投入环球化大潮，成为与国际社会利益攸关的重要成员。中国的地方事件，可以成为国际新闻；中国的地方性问题，可以影响国际。但不是中国的每个省份、部门都能够意识到这一点，需要在不断进步的同时不断适应，国家的崛起要有相应的公共形象配合，才能跟得上。

　　这么多年来，《联合早报》在报道中国新闻时感受到了众多的正面变化。我认为，国家形象包括国际形象和国内形象。国内形象是国际形象的基础。近年来的多个实例证明，外国媒体塑造中国形象时，除了媒体立场外，其实与中国自身的姿态密切相关。当中国以自信的姿态对外国媒体开放，同时对中国媒体摒弃“指令新闻思维”，采取“负责任的新闻自由”，将让民众对国内形象更为认同，同时也有助于中国国家形象和公共外交的确立与推广。

作者是本报总编辑。文章是作者今年10月在“察哈尔公共外交研讨会——上海2010”发表的主旨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