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揭秘：中国人为什么热衷当官？？

没有权力的人梦想获得权力，拥有权力的人需要享受权力——大凡头上有顶官帽的人总喜欢视察工作、发表讲话，招摇一下，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是九品“领导干部”；权力小的人想扩大权力，处于权力金字塔顶端的人要巩固权力——中华帝国历史上最残酷的权力斗争往往发生在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皇室内部。又有哪个朝代没有弑父杀兄、骨肉相残的皇室悲剧？权力和人们追逐权力的欲望广泛存在于中国历史的各个方面、各个时期。

清朝乾隆年间，常州有个叫钱豁五的读书人，书读得不错，文采也好，可就是科举运气不好，从小参加科举一直考到壮年连个秀才也没有考上。没有功名就做不了官，那时候的读书人做不了官就很少有其他出路。做生意，钱豁五不会；当塾师，钱豁五嫌没钱；上山修炼，钱豁五的境界还没到。剩下来的就只有一条路了：混社会。

钱豁五在故乡常州混了一段时间后，名声臭了，欠债多了，混不下去了，只好背井离乡，远投广西。钱豁五先去投奔在广西衙门里当幕僚的一个族兄。他这个人很聪明，虽然没资格当官，却很快把官场里上下其手、交通关节和来往公文等道道摸得一清二楚，知道幕僚、衙役和帮闲的人怎么吃“衙门饭”。于是，钱豁五脱离族兄，自立门户，私置官员的行头，租房雇人摆起了官员的架子，专干坑蒙拐骗的勾当，此后长期流窜在广西、湖南、江西等地行骗。他最杰出的骗局是将江西学政给诓了进来。钱豁五得知新任江西学政是江苏人，就在南昌置办宅院，招揽江苏戏班唱戏，然后以同乡之情结交学政。学政大人在钱豁五的宅院里乐不思蜀，而钱豁五在外面以学政的名义招摇撞骗，聚敛了不少钱财。学政离任，钱豁五把钱财挥霍一空后，只得返回广西。

盐运使守着肥缺，正需要钱豁五这样的人才协助捞钱。主宾二人臭味相投、相互配合，都赚得喜笑颜开。钱豁五身家过十万后，还换了一个名字花钱捐了一个五品官。正当他得到了货真价实的顶戴花翎，准备在“正途”上大展拳脚之时，盐运使被革职查办，钱豁五也连带被发配充军去了，漫长的行骗生涯正式结束。

钱豁五的骗局并不高明，为什么能屡屡得手，没有受骗者出来揭发他呢？其中奥妙就在于钱豁五是冒充官员身份来行骗的。行骗时，钱豁五的官员身份颇能迷惑人、吓唬人，受害者的智商因为盲从或害怕而大幅下降；受骗后，受害者即使义愤填膺，也忌惮他的官员身份，害怕官官相护，只好忍气吞声。

比钱豁五的骗局稍晚，河南开封也出了一桩假冒官员行骗案。这个骗局的层次更高，设计得非常巧妙。话说，当时的河南省会开封城内的一处寺院来了几十个操北京口音的借住客。他们穿着打扮精致高贵，不像是住不起客栈的人，更奇怪的是他们入住后紧锁门户，禁止闲杂人员在门前窥探流连，搞得神秘兮兮的。很快，这咄咄怪事就被报告给了官府，震动了开封官场。

原来时任河南巡抚刚遭到弹劾，官场盛传朝廷正暗中调查巡抚。巡抚本人很紧张，底下官员们也很紧张。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要真查起来，巡抚的问题少不了；而底下多少人和巡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大家正担心着，突然来了几十个低调神秘的北京人，巡抚等人怎么能不紧张呢？

不会是朝廷查案的钦差来了吧？巡抚马上派了一个亲信去寺院查探虚实。那个亲信在寺院周围守候到黄昏，才看到有个人从寺院里走出来。那人很年轻，太监打扮，一副不谙世事的模样，提着一只葫芦去沽酒。巡抚亲信尾随其后，寻机与他搭讪。那年轻人警惕性很高，没搭理巡抚亲信。亲信不气馁，第二天守在原地等，果然又候着了那年轻人。年轻人还是不搭理亲信，亲信就抢着替他付酒钱，又邀请他喝酒。年轻人不再排斥，落座和亲信边喝边聊起来。等舌头开始打卷了，巡抚亲信开始套年轻人的真实身份。年轻人告诉他，听说河南巡抚贪赃枉法，自己跟随主子前来密访，一旦查到确凿证据就回京复命了。临别，年轻人再三嘱托巡抚亲信不要告诉第三个人。

亲信一转身就报告了巡抚。巡抚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第二天带上大小官员，前往寺院拜访。院门紧闭，巡抚等人正踌躇着，突然听到院子里面传来呼爹喊娘的惨叫声，中间夹杂着棍棒呼啸声。叫声一阵惨过一阵，让外面一干人等直皱眉头。好一会儿，惨叫声停了，院门突然打开，两个差役打扮的人拖着一个奄奄一息的人出来了，地上划出一溜血迹。巡抚亲信一看，这被打得不成人样的人正是昨日的年轻人，赶忙耳语告诉巡抚。巡抚和大小官吏大惊失色，立刻整理衣装，由巡抚大人领头一一报名求见。一干人等被带进一个房间，看到一个穿黄马褂、戴珊瑚顶、插孔雀翎的老人，正要向他行礼，那老人摆摆手，指着坐在一旁的少年说：“爷在此，可行礼。”巡抚一想，幸亏刚才膝盖没跪下去，敢情主子另有其人。仔细一看，那少年相貌清秀、气质高傲，周围的人对他毕恭毕敬，极可能是京城里的哪位王爷贝勒。巡抚急忙向少年行大礼参拜。少年点点头，示意老人躬身过来，低声向他说了些什么。老人应了声，仰身对巡抚等人说：“我们明天就回京了，不给地方添麻烦了。都回吧。”

怀着忐忑的心情，巡抚回去后，深信自己的前途就寄在那个少年钦差身上了。看样子，钦差找到了不利于自己的证据要回京复命了，自己头上的顶戴不保。越想越害怕，巡抚连夜悄悄送了一万两银子进寺院。第二天钦差就要走了，巡抚抓紧一切机会巴结人家，一大早就带着开封大小官员在城门口摆下酒宴，预备给钦差大人饯行。等了一上午，钦差没有来，派人去寺院“问安”，发现早已不见了钦差的人影。

中国古代假冒官员行骗的案子层出不穷。除了前面提到的直接假冒外，还有两种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假冒行骗：第一种属于“狐假虎威”的做法。古代官员或者准官员阶层享有许多特权，比如不用纳税。于是就有商旅雇佣官员或者举人等同行，假冒是该名官员或者举人的货物，沿途逃避商税。这在流失国税的同时也给许多官员、读书人带来了许多额外收入。北宋苏轼在杭州做官时，下属抓到一名逃税商人。这商人不知道苏轼已经调任杭州，还以汴梁苏府的名义采购货物，贴上假冒的苏东坡题签逃税。苏轼知情后，很豪爽地给这个商人写了真的题签，让他往返行商。像苏轼这样的好人还是少，同时代就有许多姓赵的无赖伪造出生材料，私刻王府印记，假冒宗室子弟，打扮成宗室的模样出入州县衙门，包办刑狱，骗取赋税，敲诈商旅，甚至行凶打人。直到事情闹大了，这些假宗室才锒铛入狱。

第二种现象是“编制外官员”挤入官员行列，吃起了“衙门饭”。他们分担了部分政府权力，在百姓眼中就是官员，可并不在正式法律文本之中，没有正式的任命文件。晚清李榕曾揭露编制外衙役的生财之道：“剑州（四川剑阁）有查牌差役，或四五人，或七八人，四散于乡，不知其差自何时，所查何事，乡人但呼之曰查牌而已。所到之处，市镇街坊头人，或为具酒食，或量给盘费。临路小店及乡僻零星之户，必索一餐。自道其苦差，而亦莫敢有抗之者。遇有酗酒、赌博、偷窃瓜果鸡狗之贼，乡愚不忍小忿，若辈窜入其中，横架大题，动辄黑索拘拿，视其肥瘠而讹之，从未有事发到官者。”可见，这些编制外的衙役假借公务（查牌），一方面免费吃喝、役使百姓，一方面寻机敲诈勒索百姓，吸的都是民脂民膏。他们尚且是整个系统的“小虾米”，更高级的大鱼大虾的生财门路就更让人咋舌了，百姓们受到的压迫和危害也就更重了。

为什么人们前仆后继假冒官员或者吃衙门饭，乐此不疲呢？因为官员身份能给他们带来巨大的收益。中国人都知道，当官好，人人都想当官。哪怕只能摆一天官老爷的架子，人们都趋之若鹜。顺带着，假冒官员尽管不能获得真官那样的待遇，但也能享受到若干官员的甘露，比冒充农民、工人或者商号老板的收益要高得多。

都说当官好，那么当官到底有哪些好处，能好到让外人挤破了脑袋要往里面钻，钻不进去就是冒充也要过一把官瘾呢？

首先，古代官员的收入很高。

官员的法定收入由以下几部分组成：1.工资，包括正俸、职钱、服装等实实在在的钱物。以清朝中期一个中级官员为例：县令的年工资为48两白银，儒学教授的年工资为50两白银，折合成现在货币大约在四五万元之间，已经足够维持正常的日常生活了。

2.免费开销，包括发的烟茶酒粮薪炭等实物、免费使用驿站和办公场所等。如果担任实职，官员还能免费使用官衙，入住富丽堂皇的府邸，幕僚随从的部分费用也能让官方买单。元朝之前，朝廷还给官员“授田”，按照级别高低授予数以顷计的良田，解决官员的“吃饭”问题。各级官府都开有官办的医馆或者配备了医生，官员可以免费获得医疗和药物。这些日常开销都不是具体的钱财可以衡量的，单单医疗一项就是无底洞，而官员可以免费享用。

3.免费劳力。官员能够任意指使下属和差役。官员许多非工作事情，比如搬家、过生日、老婆买胭脂、儿子选学校等等，不用他明说，总会有人热情、主动地提前替他做好。如果雇人来做，这些私人事务会耗费官员不菲的钱财。

4.退休工资。官员退休，一般能从朝廷得到一笔退休费，并且领取从退休前工资百分之五十到几倍不等的退休金。

5.不定期的赏赐。皇帝作为大老板，经常会给干得好的员工发奖金——比如过年、过生日、天下大丰收或者出现祥瑞等等。张三把皇帝伺候高兴了，皇帝随手把书桌上的一幅书法赏给了张三。张三回家仔细一看，竟然是东晋王羲之的真迹，张家一下子就发达了。

官员还有大量非法定但不算非法的收入。《官场现形记》曾生动描述地方官吏的这类收入：“向来州、县衙门，凡遇过年、过节以及督、抚、藩、臬、道、府六重上司或有喜庆等事，做属员的孝敬都有一定数目，什么缺应该多少，一任任相沿下来，都不敢增减毫分。此外还有上司衙门里的幕宾，以及什么监印、文案、文武巡捕，或是年节，或是到任，应得应酬的地方，亦都有一定尺寸。至于门敬、跟敬，更是各种衙门所不能免。另外府考、院考办差，总督大阅办差，钦差过境办差，还有查驿站的委员，查地丁的委员，查钱粮的委员，查监狱的委员，重重叠叠，一时也说他不尽。”

官场内外的人都很难说清楚官场的非正常收入到底有哪些、有多少，“重重叠叠，一时也说他不尽”。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比如京官有各种各样的地方孝敬。一个道台离京赴任，京城里各方面都要打点到，比如要给各位军机大臣送百两告别金，给军机处的各个办事人员送几两到几十两，如此类推，送遍各部委署衙门，没有一万两银子他这个道台还真离不了京。又比如举子和新官进京，需要同乡京官出具身世清白的证明。各省京官就自发组织起来，向同乡出售证明文书。他们根本就不认识那些小老乡，也不需要认识他们，只要留印章在年长者处预备盖章就可以。同乡京官定期划分这笔收入，定期更换掌印的年长者。对于地方官来说，能带来额外收入的陈规陋习就更多了，单单他们在税收上做的手脚就够他们吃好几辈子了。例如地方征收皇粮官税，在储存、运输的时候难免有损耗，因此朝廷允许各地“酌情”提高一点税率来弥补这部分损耗。明朝之后，各种赋税折合成银两征收。老百姓交上来的散碎银子需要官府熔铸成官银，由于成色不同和制作有差，难免造成损耗，朝廷也允许各地适当加征银两。额外征收的部分，完全由地方官说了算，征多少、用多少、怎么用都是不违法且缺乏监督的。这就是“耗羡”陋规。清朝中期，各地方税银每两加征四至五钱不等，官粮一石加征二升到一斗几升不等，除了弥补正常损耗之外（正常损耗率不会高达百分之四五十的），剩余银粮全都进入了州县官员的私囊，成为包括清官在内整个官场公开的收入。贪婪之徒，往往到任即提高耗羡标准，甚至有加征比例超过正税本身的。

各项收入合计，一个官员一年能赚多少呢？一个清朝知府，不贪不占，一年收入稳超一万两，而且还能获得百姓赞誉。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并非虚言。在西部小县城，典吏（县领导班子成员）的年收入超过一千两白银，一般差役（编制外人员）年收入也在一千两左右。这是什么概念呢？北京城的一套平常四合院，售价在二百两银子左右，这还算是高房价（京城地段好，买的人非富即贵）；南方一亩农田的售价在四五两银子之间，这还得是良田。一个典吏如果不吃不喝不应酬，一年下来可以在北京买五套宅院，或在南方置办百亩良田。

我们再拿官员的收入和其他行业收入做横向比较。一个教书先生，一年的馆金在十到二十两银子之间；一个成功的小商人，顺利的话一年能赚到一二百两银子。这两个行业还是社会上赚钱比较多的行业，客栈小二、饭店伙计、通州码头搬运漕粮的苦力、茶马古道上的马帮向导可赚不了这么多钱。光绪年间，美国驻华公使何天爵从天津来北京，雇佣的搬运行李的苦力，走完全程只讨要酬金几个铜板，而且还自带干粮。中国劳动力之廉价，让何天爵瞠目结舌。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而资源相对匮乏的国家，就业的压力极大，多数中国人需要为生计而奔波劳累。人人都有趋利本性，本能地拥挤向高收入的行业。如果算上免费医疗、退休工资等隐性收入，官员的收入无疑处于行业金字塔的顶端。如此一比较，中国人完全有理由挤破头皮、各显神通去争夺有限的官场职位了。

其次，古代官员社会地位高，拥有诸多的特权。

如果一定要列举官员的特权，只要列举两项，就能让平民百姓嫉妒得两眼发光。第一，古代官员有通畅的升迁机制。比如宋朝对文官三年一“磨勘”，武职官员四年一“磨勘”，也就是考核你这个人的德能勤智劳，没有大错都给考核通过，一通过就可以升官，升官后各种待遇跟着水涨船高。到明清时期，定期考核就是走走过场而已，人人皆大欢喜，有人被考评为不尽忠职守反而成了咄咄怪事。熬了三五年，古代官员就能升一级，没有实职授予他也有更高的待遇等着他；其他哪个行业能保证一个从业者短时间内一路升迁呢？

第二，古代官员能够解决子孙就业问题。朝廷允许官宦子孙接班做官，负责给官员家人安排工作，也就是“荫补”制度。一定级别的官员的近亲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不用考核，不用竞争进入官场。皇帝过生日，或者听到某个官员退休、死亡，往往会大发龙恩，授予官员子弟官爵。各朝还有世袭的官职，用来报答官员的功绩或者交换他们手中的权力。比如大名鼎鼎的司马光、戚继光就出生在世袭官宦家庭，一到年纪就能当官。

为什么年轻人蜂拥而上，去挤官场的独木桥？这就好像买卖“期权”一样。虽然进入之后只是底层小官僚，但只要没有谋反叛逆、攻击领导的行为，都会定期得到提拔。穿上官服的那一天，绝大多数的年轻官员都能看到购得的权力期权的日后收益。这个投资收益既高又几乎没有风险，而且还可以惠及子孙。

最后，古代官员职位稳定，进入官场等于捧得了一个铁饭碗。任命官员容易，裁撤官员困难。不信，你试试。正式编制的官员，比如县令、知府、巡抚和给皇上端盘子的太监，你能裁撤掉哪一个？就是编制之外的、吃衙门饭的大大小小的胥吏、差役等人也裁撤不了，“一个都不能少”。

农民出身的皇帝朱元璋即位不久，惊奇地发现自己竟然要给许多并不在员工名册里的“闲人”发工资，大发雷霆。比如朱元璋发现衙门里的役吏皂隶，依附官威，不务正业，一意害民，仅松江府就有1350名“编外官吏”，苏州府有1521名。朱元璋痛心地看到自己精挑细选雇佣的官员们坐上位子后，一心享受政府的阳光，另外雇佣了大批幕僚衙役胥吏来办事，把繁杂的政务都推给他们。而这些编外的临时工坐稳位置之后，接着雇佣“二等临时工”，把脏活累活又推给他们做，坐享其成。这样，政府机构越来越庞杂，吃衙门饭的人越来越多。“若必欲搜索其尽，每府不下二千人。”编制外人员和编制内官员的比例是多少呢？道光年间四川巴县吃衙役饭的约有七千人，而朝廷给该县额定的官吏编制是七十个，也就是说帮闲之人和法定官吏的比例是100：1。后来，朱元璋雷厉风行，专门治理官僚队伍膨胀问题，抓编制抓透明度，规定各省、府、州、县衙门都要把皂隶差役的名额张榜公告，“除榜上有名外，余有假以衙门名色，称皂隶、称簿书者，诸人擒拿赴京”。在他统治时期，明朝的官员编制控制得比较严格，也发生过百姓将狐假虎威的“官场临时工”扭送朝廷的事件，但他

一死，制度就废弛了，明朝成为了官场最腐败的朝代之一。

嘉靖皇帝即位时，内阁首辅杨廷和借新皇帝登基之际，用登基诏书的形式裁撤编制外人员14。87万人，仅口粮一项每年就可为朝廷节省漕粮153。2万石。应该说这是一件对国家有利的事情，但对杨廷和个人极其不利。此后杨廷和上下班都要由嘉靖皇帝特旨派遣的上百名禁军团团护卫，否则就有生命危险。因为遭到裁撤的人都是花了各种成本混入官僚队伍的，将生计都寄托在上面了，杨廷和砸了他们的饭碗，他们哪能善罢甘休，还不把杨廷和视作头号仇敌，必欲除之而后快。找七大姑八大姨向杨廷和施加压力、扛出老爸老妈到杨家上吊抹脖子、破坏杨廷和的轿子给他的马下毒，这都算是轻的。被裁撤掉的人整杨廷和的黑材料送到嘉靖皇帝的案头，甚至朝杨家射箭、埋伏在杨廷和上朝的必经之路旁行刺。考虑到这些危险因素，嘉靖皇帝调动禁军给杨廷和保驾护航就可以理解了。

明末清初的名士侯方域曾在《壮悔堂文集》中从赋役角度分析官员膨胀的恶果：百姓要承担赋税，进学校读书就可以免除，当吏胥也可以免除。免除的结果是什么呢？十个人中逃避掉一人，就要把那个人逃避的份额加于剩下的九人。百人中逃避掉十人，就要将那十人的份额加于剩下的九十人。如此恶性循环，老百姓的压力越来越大。百姓进入官场的竞争越来越激烈，难以禁止。于是，天下的生员和胥吏渐渐增多，百姓渐渐减少。开始还是学校学生和胥吏把压力加在百姓头上，后来就是百姓和百姓恶性竞争了。历史学家吴思将之称为“淘汰良民定律”。在人人热衷官场的时代，良民只有三种出路：或者挤入官吏队伍，或者死于沟壑，或者沦为盗贼。

无独有偶，民国时期著名实业家、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在1948年批评中国的教育说：“我们国家之所以弄到今天全无办法，情势非常可怕，就是因为这种读书人太多了！在农村，本来可在田里做庄稼的小孩，读了书就不能做庄稼了，往哪里去？到都市，到政府机关去。此外便无事可做了。在都市，商店里的小孩，本可做生意的，读了书也不能守商店了，往哪里去？往更大的都市，还是往政府机关去。在工厂，工人的小孩，读了书，还是不得当工人了，往哪里去？如无更多的银行、公司，还是到政府机关去。目前我国每年中学毕业的学生以十万计，大学毕业的也以万计，读书人年年加多，政府机关的人也年年加多。如果一国人口，全读了书，岂不全是公务员，会没有一个老百姓了？”

西方政治学理论认为，政府的产生是百姓为了保护财产和安全，通过契约的形式将部分权力授予政府。在本质上，政府来源于百姓，要为百姓服务，也就是中国俗语说的：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所以当官场中人以满足自身享受和发展为目的时，当官就异化成了一个行业、一口饭碗，背离了建立官场的原始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