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中国IT业管理阵痛：富士康员工不是机器人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2月28日 01:41  第一财经日报
编者按：
对利益相关者——顾客、供应商、员工、投资者和环境，以及社区和政府，企业应该如何处理与之的关系？这种关系中，“具有活力的区域” (Area of Strength)如何变得更大？“令人担忧的区域” (Area of Concern)如何被减小甚至被消灭？我们盘点了2010年中国和全球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管理阵痛”，目标直指那些“令人担忧的区域”。希望借此引起企业的关切，如何更好地发展企业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具有活力区域”，通过更好的管理手段，提升双方的价值。
富士康员工不是机器人
刘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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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小时轮班、多品种多批次批量生产、快速转换(产品生命周期较短)，当初正是凭借“人海战术”，“全球代工大王”富士康击败了众多的日美等国的行业竞争对手。
今年上半年接连发生的多起富士康员工坠楼事件，在引起社会对富士康“半军事化”管理方式广泛关注的同时，也为企业老板们敲响了警钟。
事实上，在珠三角的企业中，由于竞争日益激烈，像富士康这样的代工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在“多挣钱、快挣钱”的理念下，采用整套极其严格的“制度管理”，用各种条条框框的制度，或者命令式的军事化，对企业进行“约束式”、“强制式”的管理，给员工造成巨大的工作和心理压力。
在这种“泰罗制”的“唯效率”的管理方法下，劳动者如同流水线上的螺丝钉，机械、重复地铆在一处，丝毫地享受不到生命的尊严、自由与快乐。无法预见未来的群体氛围，足以让自杀成为脆弱个体的解脱方式。
管理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劳动者经历了由最初被视为机械人、经济人，到社会人、自我实现人、复杂人等各个层次。而像富士康这种低端生产领域中的低级管理理念，使得劳动者在劳动过程当中失去了人文关怀，失去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
不单单是富士康，所有企业都应该从连续坠楼事件中吸取教训，重视新生代员工的思想情绪和心理需求，尊重员工、爱护员工，建立适应新时期要求、体现人文关怀的管理体制。
国美股权纷争
刘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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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家丑不可外扬。但2010年一场横跨内地与香港的公开战——创始人、大股东黄光裕和职业经理人陈晓的国美股权之争，却闹得沸沸扬扬、举世皆知。企业到底属于谁？按照中国企业界的传统理念，职业经理人受聘于公司，应该对公司的股东忠诚或负责；而依照法治观念，职业经理人应该对董事会负责，而不是直接对创始人或大股东负责。
事实上，国美纷争，究其根本是因为中国公司治理中情与法的混淆。股权之争在国内上市公司中并不鲜见，但此次国美之争之所以受到广泛关注，是因为这场股权争夺战无关职业道德，也无关江湖式的忠诚与背叛，而是关乎中国法律及公司章程规定的游戏规则。
国美之争，使得部分企业家担心，中国民营企业的公司治理可能会由于对职业经理人的不信任，发展之路变得更加曲折。
对此，正略钧策管理咨询合伙人李培恩的建议是，作为职业经理人，应该本着完全为公司的态度，处理家族成员之间错综复杂的人际、利益关系，这也是在家族企业中的生存之道。而对于民营企业家而言，只有对现代企业治理有了清醒的认识，并将公司利益放在最重要的地位，才能处理好家族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关系。双方要在决策权和管理权方面达成互信与平衡，建立有效的治理架构与规则，并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不断加以完善，最终形成一个稳定的家族(决策)——经理人(管理)的管理架构。
唐骏“学历门”
惠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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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皇帝”唐骏向来是高调的，出书是不能少的，于是，《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一书出现在大大小小的书店。然而出书给“皇帝”带来的不是风光而是噩梦。
2010年7月1日晚上8时20分至7月4日，方舟子博士在微博上连续发21条记录，矛头直指新华都集团总裁兼CEO、著名的“打工皇帝”唐骏。
通过微博，方舟子对唐骏《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一书提出多个质疑，称唐骏“美国加州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和“卡拉OK打分、大头贴照相机”两项专利以及个人创建公司的经历均系造假。
或许是被打蒙了，面对方舟子凌厉的攻击，唐骏最初选择了沉默。6天后，“皇帝”还击，唐骏向媒体传来博士学位证书，其上显示Jun Tang(唐骏)确实是一家名为Pacific Western University(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学位获得者。“皇帝”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定没有查过“黄历”，他太小看对手了。很快，方舟子就发布了“鉴定结果”，称Pacific Western University是一家卖文凭的“野鸡大学”。
很快他的“校友”们便被网友一一翻出。国内多家国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人员赫然在列。
至此，学历风波不再是唐骏个人的事情，引发了一场公众讨论。网上有一段经典评论，“唐骏这件事，在美国，他要辞职，100个人只有一个价值观：诚实；在日本，他要谢罪，100个人只有一个价值观：担当；在中国，他要狡辩，100个人有100个价值观：他的事跟你有什么关系？”
在中国的职业经理人眼中，诚信价值几何？唐骏没有辞职，没有谢罪，但是毫无疑问地狡辩了。事发之后，唐骏一度扬言起诉方舟子。然而很快，唐骏表示不起诉不辞职。随后出席2010中国企业领袖年会时，唐骏依旧选择高调，而本计划与他同场的企业家却选择了退场。底线在哪儿，不同的人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安永遭指控
郑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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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寂一年多之后，曾经为金融帝国——雷曼及其负责审计的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在2010年再次吸引了全球的视线。事件源于雷曼兄弟的倒闭案件，雷曼在财务方面误导投资者时，安永因没有尽到职责却只是“袖手旁观”而遭民事欺诈指控。
安永因此也成为因金融危机期间失职而遭起诉的首家会计师事务所。身为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安永，在专业操守上理应了解雷曼财务操作背后隐藏的实质问题并有告知的责任。它的这种“不作为”虽然满足了其短期的利益需求，却给公司的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
不管最后指控是否成立，也不管安永能否在立案前“摆平”此事，其“短视”的行为都已使企业声誉遭受影响。声誉对一个企业有多重要？它已超过财务业绩成为衡量企业成功的重要指标。而良好的企业声誉能够直接支持企业有强劲的财务表现，那些任何不顾企业声誉的行为只会是得不偿失，最后可能让公司陷于险境。
2001年安达信因与安然破产有关的审计失职和销毁有关文件而信誉受损，从此这家公司在业界销声匿迹。时至今日，安达信仍然被作为反面教材，企业声誉之重要，不言而喻。
惠普前CEO桃花劫
惠正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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惹上风流债，为美人丢了官。惠普前CEO马克·赫德或许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的事业会栽在桃花劫上。
赫德一度被视为硅谷最佳商界领袖，Fortune杂志称他为“经济衰退时期治理公司的理想人选”。他曾将NCR从亏损边缘拯救过来。2005年4月被惠普挖过来任总裁兼CEO,2006年提升为董事会主席。然而，功劳显赫的他却由于性骚扰投诉而身败名裂。
2010年8月基于惠普公司前营销顾问、女演员乔迪·费希尔的“性骚扰”指控，董事会对赫德展开调查，虽然性骚扰指控尚缺乏确凿证据，但却牵出一桩总额2万美元左右的虚假报销。最终赫德失去了董事会的信任，并且丢了饭碗。
赫德的噩运并没有因为和惠普决裂而结束。离职一个月后，赫德受聘于惠普的对手甲骨文。讽刺的是，甲骨文原联合总裁之一查尔斯·菲利普斯也是因为桃色丑闻而被迫离职，赫德正好顶了菲利普斯的缺。然而赫德还来不及庆祝自己饭碗“失而复得”就被老东家惠普告上了法庭。原因是，受雇对手公司令惠普商业机密受到威胁，惠普要求法院阻止马克·赫德入主甲骨文。最新消息称，美国证监会已经开始调查赫德。看来，赫德一时半会还难以走出桃花劫带来的噩运。
惠普有一条行为守则：员工要确定一项行为是否妥当，应当自己做一项简单的测试：在做决定之前，要考虑这个决定如被新闻报道，会给人带来什么影响。身处高位的人本该更加注重自己的行为，因为聚光灯随时会照亮他们的身影。然而，赫德显然没有通过这样的测试。对于高管而言，这样的行为守则无疑是烂熟于心并且时时拿出来警醒自己的。而对公司而言，无论高管还是普通员工，有关行为守则的培训也应该时常进行。唯有从两方面出发，最终才能真正规范员工和高管行为，保证公司品牌形象不因此受到影响。
谷歌退场
马可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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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商业环境的融合，犹如一场“博弈”，已经成为企业发展的关键一步。
谷歌在中国的发展已经进退维谷，当网民登录Google.cn，他们看到的是一个不能使用的搜索框，并自动跳转至：“Google.com.hk”。
这是震惊全球互联网的行业事件，2010年3月23日凌晨3时3分，谷歌公司高级副总裁、首席法律官大卫·德拉蒙德公开发表声明，再次借黑客攻击问题指责中国，宣布停止对谷歌中国搜索服务的“过滤审查”，并将搜索服务由中国内地转至香港。却在中国内地保留了销售团队以及研发工作，谷歌中国网站也没有关闭。
这种“似是而非”的离开令谷歌已经收获了一些“残酷”的评价，英国《金融时报》认为，“如果谷歌曾经期盼竞争对手响应自己的号召，那么它失败了”；“如果谷歌曾经打算掀起一场有关互联网自由的全球辩论，从而让中国难堪，那么它也失败了”；而谷歌“在华业务的新方式”令其“坚持原则的说法大打折扣”。
根据公开资料，从2006年到2009年，谷歌在中国内地市场的收入均保持着高速增长。2009年，谷歌中国内地的收入为22.7亿元，在中国内地搜索引擎市场的收入份额达到了31.8%。因此，对谷歌来说，退出中国内地市场的损失不仅仅只是每年几十亿元的利润，还包括全球最大的互联网用户群以及一个具备巨大发展潜力的市场。同时，当谷歌退出中国内地的消息不断蔓延之时，影响最大的是其在内地整个商业链条的各个伙伴，和各级代理商。
谷歌的离场给了百度更高的市值和发展机会，谷歌即将面对的，是否是一次“冲动的惩罚”？
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如何监管“信息跨国公司”已成为摆在世界各国面前的一道新课题。喧嚣已久的“谷歌事件”已经告一段落，中国开放的互联网环境仍需不断完善，中国的互联网也仍然在快速发展并正在吸引越来越多外国企业的参与。
3Q之争挟“上帝”以令对手
刘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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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几乎每个商家都在不断地宣称“顾客是上帝”和“顾客利益高于一切”。然而，“上帝”们的遭遇往往却不乐观，企业挟“上帝”以打击竞争对手的情况时有发生，比如今年的360与腾讯之争。
这场纠纷的导火索是360发布的隐私保护器，称QQ涉嫌扫描网民电脑隐私文件。对此，腾讯则矢口否认，并在此后公告称，在双方纠纷解决之前，腾讯将在装有360软件的电脑上停止运行QQ软件。
暂且不论360与腾讯在技术方面的孰是孰非，但在没有权威机构认定QQ窥视用户隐私的情形下，360向用户推广安装“扣扣保镖”，限制了QQ软件的部分盈利功能，这可能会侵犯腾讯的相关权利，涉嫌不正当竞争行为。
对此举措，腾讯本该依法通过法院或工商管理机关进行维权处理，但腾讯却选择了“有你无我”的策略，单方终止QQ软件“在装有360软件的用户端上使用”。且不论这种做法是否侵犯了360的权益，毫无疑问的是，这侵犯了广大QQ用户的权利。
“上帝遭到绑架”，这两家在各自领域均为中国最大的客户端软件公司，以自身的上亿中国用户资源作为武器，争夺对方的市场，企图“挟上帝以令对手”，其行为已超出市场经济道德范畴的恶性竞争，违反了正当竞争的市场原则。
不过，要想损害社会及公众利益的商业战争不再出现，除了重整商业伦理外，亟待新的市场监管法规来给企业重新划定跑道。
美的九阳终端暴力
郑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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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怨即是江湖。2010年美的与其竞争对手们上演的“暴力门”正是这句话的真实写照。
10月1日，美的员工张大伟成了美的与格力空调竞争的牺牲品；中秋和国庆期间，美的与九阳因在豆浆机市场上的竞争，在全国发生了50多起暴力冲突。
商业上的血腥正蔓延成了终端营销人员的暴力竞争，这是企业的悲哀也是整个行业的悲哀。
商场从不乏白热化和激烈的竞争，这本就是个强者生存的舞台，但这绝不是暴力竞争得以蔓延的理由。企业商业道德以及营销伦理体系的缺失乃至崩溃，才是酿成这一幕幕悲剧的真相。
无休止的价格战、低劣的促销策略以及攻击性的网络营销都是道德和伦理溃败的产物。如果美的及其竞争对手不重塑整个行业有序良性竞争的格局，最后殃及的只会是自己。
商业道德和营销伦理涉及企业每一个员工的道德问题，而他们的道德水准将影响企业最终的营销行为。如果一个企业及其领导者只以市场占有率、销售额为目标，这种商业伦理经过层层员工以及制度的传递之后，最终指向的只能是一条无所不用其极的恶性竞争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