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夫

   陈立夫
陈立夫（1898年—2001年），浙江省吴兴（现湖州市）人，名祖燕，号立夫。父陈其业，字勤士，兄陈祖焘，字果夫。另外曾化名李融清、辜君明。陈立夫是20世纪中国的重要人物之一，中国国民党政治家，大半生纵横政海，曾历任蒋介石机要秘书、国民党秘书长、教育部长、立法院副院长等各项要职。尤其作为有留美背景的教育部长，在战乱期间对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著的贡献。国民政府迁台后移居美国，潜心研究中华文化，推动中医药的发展和国际认可，晚年竭力推动海峡两岸的交流。
中文名：陈祖燕
别名：陈立夫
国籍：中华民国
出生地：清浙江省湖州府(今吴兴区)
出生日期：1900-8-21
逝世日期：2001-2-8
职业：政治家
毕业院校：北洋大学、匹兹堡大学
父：陈其业
叔：陈其美(陈英士)
兄：陈果夫
个人年表
1922年 毕业于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采矿系。
1925年 获美国匹兹堡大学采矿学硕士学位。
   陈立夫青年照
1925年 9月回国，任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办公厅机要秘书，随侍蒋介石。
1928年 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
1929年 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是国民党历史上最年轻的秘书长。
1931年 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
1934年 任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主任委员。
1938年—1944年 任教育部部长。
1939年 任（国民政府）战地党政委员会委员
1948年6月18日—1948年12月22日 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副院长
1949年 去台湾。
1951年 定居美国
1966年 贺蒋介石八十大寿，首次回台。
1969年 返回台湾定居，历任总统府资政、中央评议会主席团主席、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副会长、中国医药学院董事长、孔孟学会理事长等职。
2000年10月 因为肺炎住进医院、并发心肌梗塞。
2001年2月8日 晚近九时在台中市中国医药学院附设医院病逝，享年103 岁。
传奇人生
和蒋介石源远流长
蒋、陈两家的渊源，始于陈其美与蒋介石的关系。蒋介石年轻时在日本留学认识了比他大9岁的陈其美，两人结拜为兄弟。1916年，陈其美被袁世凯派人
   陈立夫和蒋经国
暗杀，当时没人敢去处理，只有蒋介石来为他收尸，在祭词里自称“盟弟”，由此可见两人交情匪浅。陈家的下一辈也习惯称蒋介石为“蒋三叔”（当年陈其美与蒋介石、黄郛结拜，陈其美为老大，黄郛为老二，蒋介石为老三）。
1917年，陈立夫在上海以第5名的成绩考入天津北洋大学学工矿，毕业后又赴美留学。就在他准备接受中兴煤矿公司聘请任采矿工程师时，大哥陈果夫转来了蒋介石的两份电报，蒋介石表示希望他能到广州协助自己。公公的志向本不在政治，但因哥哥劝说以及与蒋介石的叔辈关系，还是去了广州。陈立夫从此踏入政坛，没成为一名工程师，引为终生憾事。
陈立夫知道蒋先生的脾气，他在蒋公馆工作时常见蒋介石骂人。所以在接这个职务前，他就对蒋先生说：我没有别的要求，就是不能骂我。“校长如果对我发大脾气，第二天我便辞职不干。”在他为蒋介石服务的25年里，蒋介石也果然没有骂过他。
抗战时期的教育部长
获得美国硕士学位的陈立夫，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可谓是奇货可居，从知识结构与对学术的修养来说，陈立夫无疑在当时的中国政界也是凤毛麟角。也可能是这种特殊的才能，抗战爆发后，陈立夫被蒋介石相中做了七年的教育部长。
   陈立夫
对于这段经历，陈立夫颇感自豪，在他的回忆中，他这样评价自己的功过：
我献身党国数十年，于党政工作，多所参与，成败得失，有待公平，唯有战时这一段教育行政工作，虽然未必能达到理想，总算对于国家，竭尽绵薄。我总觉得百年树人的教育文化工作，乃是最有意义积极的工作，而教育文化事业的兴办，乃是最有收获的“长途”的投资。
抗战时期，正是中国社会步入最艰难的时期，而陈立夫确实竭尽所能，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了不少事。短短七年时间，陈立夫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
首先，适应抗战的需要，建立了一套有利于战时教育的制度与纲领。抗战爆发后，为躲避战火的灾难，内地的高校纷纷内迁。但由于战争炮火的洗劫，内迁的高校几乎都受到了重创。据不完全统计：战前的108所高校，内迁的有94所。校舍图书、仪器损失的平均值在60％以上，其中的18所已无法重开。另外，受抗战的影响，教师、学生皆义愤填膺，反对上课，要求投笔从戎、血洒疆场。陈立夫走马上任后，认为学生仍然应以读书为职责，掌握知识，学就本领后再谈救国与抗战。于是，他亲自拟定了《战时各级教育实施方针纲要》，包括“九大方针”和“十七项实施要点”。其中心是“为在德智体各方面培养健全之公民，使其分负建国之艰巨责任，故青年之入校修业，自国家立场观之，读书实为其应尽之义务。使青年而有废学之现象，实为国家衰亡之危机”。这样，不仅将学生的抗日热情作了肯定，而且还为战时的教育指明了一个方向，从而使混乱的教育界有了一定的稳定与规范。
其次，励精图治，兴办中国的大学。中国的大学由于受西方教育制度的影响，实行的都是西方的教学内容，缺少中国自己的有关中国历史与中国社会的教学内容。陈立夫将这种大学的反常现象斥之为“外国租界”。陈立夫下决心改变这一现象，他修改了大学的科目表，确定了大学里要必修中国人须备的知识。比如
   孙中山
中国历史科目中的中国法治史、中国政治史等等。还改革了过去任教授或副教授必以留学回国得学位者的制度，为那些本国大学毕业任教多年有成绩、有著作，甚至所教学科与国外研究无关的教员提供了晋升之路。
第三，对教育制度进行改革。改革的主要内容有招生制度、考试制度、训育制度和贷金制度。以前，招生机构多方自招，陈立夫改变了这种杂乱无章的招生制度，使其为一家牵头，统一招生；在考试上，陈立夫也下决心在后方的十九个省市分区举行大学统一考试的办法，使中国大学的入学考试与毕业考试有了统一的标准；训育教育则是陈立夫在大学里的创造，他将蒋介石训练国民党的办法放在了大学之中，将三民主义等内容作为学生无法回避的教学内容；贷金制度主要用以对青年的救济和训练，陈立夫用这个办法来资助那些来自战区的没有经济来源的学生。据统计，战时由中学至大学毕业，全部靠贷金或公费完成学业的，大约有l2万多人，包括像李政道、杨振宁这些后来的知名学者，顺利地念完西南联大，皆得益于贷金制度，这项制度，为中国培养出大批的优秀高级人才起了很大的作用。
对于贷金制度的改革，陈立夫一直到他的晚年都非常得意，在回忆录中，他津津乐道地写到：
据民国七十七年去美国参加第五届中国科学史国际会议的一位刘广定教授回来说："我这次赴会，过数位六七十岁之大陆学者成言：抗战期中，得以公费就读国立大学，实为先生之恩泽特予禀告。"我认为我人在台湾，而在大陆上的学者，还怀念者我，这贷金制所产生的久远影响，尤使我格外欣慰。
第四，推进国民教育运动。国民教育以前皆为地方政府主办，这种制度，使得小学不普及，学龄前的儿
   陈立夫
童就学率极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940年，在陈立夫的努力下，国民政府颁布了《国民教育实施纲要》，将国民教育的近期目标具体化。章程规定，国民教育的普及分三期推进，第一期自1940年8月起至1942年7月止，目标为：各镇(乡)均应成立中心小学一所，至少每三保成立国民学校一所。入学儿童要达到学龄儿童总数的65％以上，入学民众总数要达到失学民众总数的30％以上。第二期自1942年8月起至1944年7月止，目标为：保国民学校应逐渐增加，或原有的保国民学校增加班级。入学儿童要达到学龄儿童总数的80％以上，入学民众达到失学民众总数的50％以上。第三期自1944年8月起至1950年7月止，目标为：保国民学校数继续增加，以期达到每保一校。入学儿童要达到学龄儿童的90％以上，入学民众达到失学民众总数的60％以上。从前四年的实施情况来看，计划的目标基本实现，遗憾的是，在第三期计划实施期间，陈立夫已离开了教育部。陈立夫一心想当个采矿工程师，夙愿未成终成一生遗憾。抚今忆昔，他常常将七年的教育作为自己平衡得失的弥补。在自述中他这样写道："我想我既无机会采煤矿，何不转而开开'文化矿'呢?"这对国家民族来说，倒是"从根救起"的工作。因此，每每忆及七年教育的历史，他总觉得“百年树人的教育文化工作”，是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作为。
与周恩来正面交锋
周恩来曾说过：在敌人之中，陈立夫这个人是值得重视的。1945年10月，国共两党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周恩来与陈立夫终于有了一次正面交锋的机会，两人唇枪舌剑，为了自己的理想与主义，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陈立夫书法
国共两党代表在重庆经过多天的谈判，终于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国民党被迫同意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方针，承认民主政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保证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等。
《双十协定》签订以后，中国共产党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诺言，着手将长江以南--苏南、皖南、浙东、浙西的新四军撤往江北，再次用实际行动向全国人民表明和平建国的诚意。可是，签字的墨迹未干，蒋介石就在10月13 日向全国各战区将领下达“剿匪”手令。
面对内战阴云密布的险恶形势，中共代表为维护国内和平，于12月27日提出了关于无条件停止内战的三条建议，国民党也提出三项办法作为对中共提议的答复。 这时，美国政府采取了调解国共两党争端的政策。11月27日，杜鲁门批准赫尔利辞去驻华大使职务，并派陆军上将马歇尔为特使，来到中国，参加国共停战谈判。
经过商议，1946年1月5日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1月10日，又由张群、周恩来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由双方所属部队发布停战令，并规定于1946年1月10日午夜12时停火。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对于召开政协会议，陈果夫、陈立夫一直有抵触情绪，甚至坚决反对。陈立夫多次提醒蒋介石别上了共产党的当。
在这次政治协商会议上，陈立夫与中共代表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后人的回忆将这段会议中的辩论具体地描述了下来。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在重庆的国民政府礼堂举行。
由于停战协定签署的好消息已经传开，参加会议的38名代表和列席会议的中外记者，个个喜形于色，兴高采烈。而致开幕词的蒋介石也发表了诸如确保人民自由权利、释放政治犯等等，蒋介石的“诚意”使会场的气氛更是充满了喜悦。开幕式过后，政协会议便开始讨论各项议案。
列入会议日程表的，主要有政府改组、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宪法草案等五大议案。
五大议案一展开讨论，立刻引起了激烈争论，特别是国共两党的立场不同，分歧就更加明显，尤其对一些重大原则问题，各方代表争论相当激烈。争论的焦点，实际上仍是重庆谈判时未能解决的重大问题。即能不能实现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及如何实现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
陈立夫踌躇满志地参加了这次会议，上次遭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驳斥以后，他内心一直窝着火，今
   西南联大
天，他要力陈自己的观点，把面子挽回来，也给中共以有力的回击。 会议刚一组织发言，陈立夫首先站了起来，慷慨陈词道：“我极力主张首先军队国家化然后政治民主化，这本无可争议。”陈立夫刚说完，还未落座，张群也跟着附和。
周恩来站了起来，义正严词地对陈立夫说：“现在的政府还是一党专制的政府，把军队交给政府，实际是交给了国民党，人民的军队就等于变成国民党的军队。故此，中共方面坚持政治民主化是军队国家化的前提条件，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应同时进行，没有先后。”
周恩来的话，一些代表们表示赞同。陈立夫和张群面面相觑，无话可辩。通过激烈的争论，最终达成了折中的协议，确定了军队属于国家，军党分立、军民分治的原则以及以政治军，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的办法。陈立夫要求中共将军队交给国民党的企图未能实现。
关于国民大会的问题，围绕十年前国民党包办选出的旧代表是否有效问题，一党专政还是多党专政问题，关于宪章问题等，会议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陈立夫刚才在军队问题上被周恩来等击败了，现在到了党的问题，陈立夫感到优势在自己一方，所以，他又显得十分活跃。
陈立夫说：“拿历史的眼光看，中国必须实行一党专政，如果多党专政，势必造成国家混乱，政权无核心无权威性。”陈立夫停了一下，又接着说：“我认为，旧代表仍然有效，不应有争议。”
周恩来则针锋相对：“陈先生，请不要言辞过激，旧代表是国民党一党创办的，是在国民党控制之下选举的，这是不合法的，更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陈立夫辩解道：“有人批评国大选举法有指定代表为不民主，我仍有不同意见。其实，中国要进人民主，还要相当的时间，请各位代表要正确看待。”
陈立夫刚说完，中共代表邓颖超马上站起来反驳：“中国民主化进程固然要一定时间，但即使是现在的中国，指定代表本身是不民主，也是不必要的。”
陈立夫丝毫不让，继续辩解道：“希望中共方面不可忽视这个问题，中国的国情是很多有能力有地位人士崇尚清高而不愿意选，须三顾茅庐去请，故指定代表有其必要。”
这时，中共方面代表陆定一听不下去了，也站起来反驳陈立夫：“陈先生认为，中国人民有不愿意参加
   周恩来
竞选的习惯，这在某些老先生中或有些事实，但数量极少。相反，曾琦先生昨天就曾说，当时青年党是放弃竞选的，中共更是被迫无法参加竞选。如果中共有好环境，会不参加竞选吗?要说国情，国情主要的是在这里，许多政党都愿竞选，满足这一要求很重要。”
面对中共代表的夹击，陈立夫无话可说了，他在等待着下一个问题的争论。
关于实施政治制度问题，争论仍然十分激烈。
陈立夫又首先发言：“国民党以党治国是效仿苏联，今天大家以多党制的理论来批评一党制，那是什么也不能解决的，希望大家要充分认识一党制的实际情况。”
接着，陈立夫还对中共解放区实行三三制政权，提出指控：“众所周知，相信国民党代表在国大代表中比例甚少，比中共方面所说的'三三制'还要少。”
陆定一又站起来反驳陈立夫：“国民大会旧代表的名单已经发表，据说国民党员占半数，加上当然代表与指定代表，合计起来，如说国民党代表在国民大会中的数目比‘三三制’下中共党员在民意机关中所占人数还少，这是难以令人相信的。”
   双十协定
陈立夫还要说什么，陆定一接着说下去：“我们认为苏联制度的特点是使无数的工农知识分子有权。国民党学习这一制度，如能使工农知识分子有权，那就不胜感激，而事实确是大家共见的。不是吗，陈先生?”
陈立夫被陆定一驳得无言以对，他不得不胡乱为自己辩护：“学习苏联，不也是中共所推崇的吗?”
陆定一打断陈立夫的话，继续道：“苏联并不是一切事情由党包办，而是由党领导人民工作。在中国则一党专政，这是办不通的，中国
   毛泽东等赴重庆谈判
应实行多党政治。”
陆定一还回顾了过去国共两党合作的历史，指出：“在大革命到抗战中，国民党有其功绩，但所能有其功绩，乃因实行了两党或多党合作，这一点，陈先生不能不承认吧?”
陆定一的发言，得到了多数代表的赞同，陈立夫一时无言可辩，默不作声。
在中共和多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国民党内民主主义分子的积极努力下，政协会议就大多数问题达成了协议。
陈立夫有些闷闷不乐。于是，他三番五次找蒋介石，聆听他的指示。蒋介石命令陈立夫对政协决议“就其荦荦之大端，妥筹补救”。
6月下旬，上海各界人士鉴于蒋介石已决心发动内战，联合发起组织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由马叙伦、胡厥文、胡子婴、雷洁琼等为代表，于6月23 日赴南京请愿。
然而，当他们到达南京下关火车站时，陈立夫早已布置好的CC特务们蜂拥而上，对代表们围攻殴打。
马叙伦、雷洁琼等多人受伤，陈立夫又酿成了下关惨案。后来，陈立夫曾对自己的部下说：“对付共产党，我什么都不怕!”
坚决维护祖国统一
远在1973年，陈立夫便满怀热情地在香港《中华月刊》上发表文章呼吁祖国统一。文中说：“中国统一
   重庆谈判
的真正实现，使世界知道，中国人是不可欺的。”并尖锐地指出：“没有一个帝国主义者愿中国统一，要统一只能靠中国人自己的觉悟。在双方分裂对峙中，靠帝国主义在后撑腰，这些撑腰是为中国吗？不，是为他们自己，这是很清楚的。中国人无论在大陆或在台湾以及海外各地，势必额手称颂化干戈为玉帛。”
为了推动祖国统一，陈立夫先生不断地探求沟通的途径。他认为国共两党曾有过两次合作成功的先例。第一次合作，促成北伐；第二次合作，赢得了抗战最后胜利。特别是第二次合作，国共两党能从民族利益出发，顾全大局，捐弃十年内战的深仇，重握合作之手，那么，时至海峡两岸如今隔绝几十年以后，为了祖国的统一，国共两党应能实行第三次合作。1975 年春节后，蒋介石秘密找来已经从美国回台湾担任“总统府资政”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让他通过在香港的秘密渠道，向中共方面表示：可以请毛泽东来台湾访问。陈立夫和谈心切，在没有得到回音的情况下，就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了一篇题为《假如我是毛泽东》的文章。陈立夫在文中欢迎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和人民。陈立夫特别呼吁毛泽东能“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两度合作的先例，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时值大陆正处于“文革”，动乱年月，自然不可能有结果。
然而，尽管他发出的信息，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应，但陈立夫并不悲观，仍在坚持探索祖国统一的途径。这时，1976年10月，恰逢中国大陆粉碎了“四人帮”，接着召开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全会公报中，陈立夫先生注意到第一次没有用“解放”台湾一词，而代之以“台湾回到祖国的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提法。自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二十多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叶剑英、胡耀邦、廖承志、江泽民都先后用不同的声音，呼吁国民党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共同振兴中华之大业。
这一切陈立夫先生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对中国大陆对统一祖国做出的不懈努力，很受感动。他觉得仿佛看到了两岸言和的曙光。于是他在1988年7月国民党召开的“第十一届中央评议委员会”上，联合34名“评议委员”，提出了两岸“和平统一案”。提案明确指出“中国之统一为台湾海峡两岸及海外全体同胞之共同愿望”，提出了“以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统一中国，建立共信”。提案在台湾引起震动，不少民众和爱国人士纷纷响应。然而台湾当局却无动于衷。 《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认为该提案是“顺应两岸人民强烈要求和平统一，振兴中华历史潮流的……这种谋求祖国统一的积极态度令人感佩。”
国民党“十三大”后不久，在一次会见台湾“中国统一联盟”代表时，陈立夫慷慨陈词，他认为，海峡两岸若通过合作而达到中国统一，中国必将壮大起来，在世界上发挥无比的影响力。这位89岁高龄的老人感慨万千，他真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国的统一。
养生之道
陈立夫一生历经风风雨雨，却身体安康长寿，享年103岁，其中确实有些养生之道。
1990年8月27日晚，陈氏家族在美国纽约举行了一个盛大宴会，庆祝陈立夫和夫人孙禄卿90大寿。为了感谢
   晚年陈立夫
前来祝寿的亲朋好友、校友门生、国民党元老，陈立夫以介绍他的养生之道作为答谢致辞。
陈立夫说，他的长寿之道分为四个“老”，共32字：“老健：养身在动，养心在静；老伴：爱其所同，敬其所异；老友：以诚相见，以礼相待；老本：取之有道，用之有度。”
在宴会上，陈立夫的致辞如下：
人生活到90岁是一件不简单的事，尤其夫妇二人都到90。我今天答谢诸位第一句话就是“祝诸位全体健康和长寿。”同时要乘此机会报告大家，老年人之四大需要，以及达到四大条件之要点如下：
1、老健。
老而不健康，是不幸福的，所以要保持健康为最重要。让我奉赠你们八个字：“养身在动，养心在静。”
古人云：“户枢不蠹，流水不腐。”因为它常动之故。人体亦然，多动使其血液流通，增进健康，其理易明。人都了解自己身体方面的缺点何在，就得在这方面多做运动。我每天清早5时半一起身，就要淋浴，淋浴时当水冲到哪里，就按摩到哪里，从头顶到脚心，每处用两手按摩100下，一共需要40分钟，连洗脸拭牙等约需1小时。早饭后，再散步1000步。如此做来，已有28年，决没有一天间断。持之以恒为最重要，此之所谓“养身在动”。
养心在静。首在不发脾气，不寻烦恼，知足常乐。我随蒋公服务25年，从未向他做任何要求，故心常快乐。他要我做这事做那事，我尽心竭力去做，做不好，是非所学（我是学采矿工程的），非我之罪也。故心常安，所以睡眠甚佳，不厌不游，此之谓“养心在静”。
2、老伴。
中国人的夫妇观念与现代美国不同，是要“白头偕老”的。所以要慎择于始而和顺至终，惟如何能达到“和顺”二字，必须做到下列八字：“爱其所同，敬其所异”。须知天地间没有两个全同的人，就是亲兄弟姊妹，都是个个不同的，强人同我，就是自私，自私是争吵之主因，为“老伴”之大敌。所以只要大体相同，不必求对方一定要同我，则得之矣。大同世界，如何达致，亦就靠上述之八个字，国与国、家与家、人与人，相处的原理是一样的。我与内人结婚已63年，从未吵过架，就是靠上面的八个字。夫妇和顺，对于下一代有很大的影响，我们的儿孙，似乎亦没有听到有任何问题。这八个字是我创造的，谨供大家参考。
3、老友。
人不能孤陋寡闻，友直、友谅、友多闻，是人人应交的益友。昔人云“君子之交淡如水”，以友不是酒肉之交，而是道义之交，以文会友，交友辅仁为目的也。为欲维持长久友谊，亦有八个字，供大家作参考：“以诚相见，以礼相待。”
4、老本。
老本者，指老而有储蓄也，亦即经济方面有独立能力，而无须求于人（包括儿女在内）也。于此我亦有八字奉献如下：“取之有道，用之有度。”
以上四点，仅述以往之经验，仅供诸位之参考，仍请指教。
   1945年，陈立夫全家摄于公馆
据采访过陈立夫的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的描述，陈立夫“身体虚弱，面色清秀”。百岁寿诞时，陈立夫写过一篇《我怎么会活到100岁》的长文，文章开卷语写道：“长命百岁，是人人所期望的，但是非人人所能达到的。其原因甚多：有属于先天所禀赋、有属于后天的保养、有灾难而能逃过、有俗务而能减少。”在《我怎么会活到100岁》的长文中，他谈了自己独到的体会：先天的禀赋，人人不同，而最可贵者，则具有四种 一、能熟睡。二、不发脾气。三、记忆力强。四、有恒心。 长寿关键在于后天的保养,有七点为要。
一、养身在动，养心在静。
在上海进入中学受学时，各种球类运动均好参与。其他如赛跑、游泳、滑冰、打拳等等，亦莫不参与。年岁越老越不中断。 养心在静，要淡泊明志。余诚无志于仕途，对于勾心斗角之争，决不愿见其出现。
二、饮食有节，起居有时。
他的家既非富有亦非贫乏。因其二叔辛亥革命起义上海，事成而家亦不复穷困。但不久反袁称帝，又遭迫害，复归于贫困。故饮食终归贫乏之，其能维持学业不辍，则全赖其三叔在银行服务以协助有以成之也，故饮食有节、起居有时二者勉强做到。
三、多食果菜，少食肉类。
家贫其能不断餐者，因上一代兄弟友善从不分家，故能免于三餐不断。祖母茹素，固然两素两荤，家里女人吃素的多，自然适合，其实正合乎养生之道。
四、物熟始食，水沸始饮。
吃生牛肉、海鲜等已成为人类之普通习惯，认为好吃不问其他。他则认为癌症日见其多，其原因可能在此。故终守“物熟始食，水沸始饮”，从不破例。
五、头部宜凉，足部宜热。
有一美国老年人活至120岁，究其长寿原因在于：“保持头部冷，保持足部暖。”此正与中国老年人睡眠前以热水洗脚，非至极寒冷之日，不戴帽子同一理由。
六、知足常乐，无求乃安。
昔人云：“登天难，求人更难。”故常以自立自强，好学博学诲人。“无求于人品自高。”求人常使其心不安，而受制于人，不可称为自主，欲求心之安乐必从知足无求做起。
七、减少俗务，寻求安宁。
陈于80岁生日之起，自限“不为”之事如下：不剪彩；不证婚；参加婚礼及寿宴不发言；不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如此做法减少年高时之麻烦。
陈坦言，他的身体并不特别强壮，自58岁起，即患糖尿病，亦曾因胆结石及膀胱结石，动过外科手术，其他的病亦曾生过，今居然能活到100岁，不亦乐乎。后天的保养是长寿的关键。 1949年冬，蒋介石逃到台湾后，为保住政权,先拿陈立夫开刀。陈立夫的原则是“不生气”。他去了美国，隐居在新泽西州湖林镇，埋头研究起《易经》来。 为了维持生计，他找孔祥熙等故人借了近2万美金，买了一个养鸡场。没有帮手，他就自己动手，喂食、捡蛋、买饲料、卖鸡蛋、清理鸡粪，肩挑背扛。他自学养殖专业知识，很快就学会了给鸡喂药、打针。 养鸡不仅让陈立夫摆脱了经济上的困窘，还让他的精神得到了振奋。更令他高兴的是，他因多年伏案工作，背部肌肉劳损，常年背部疼痛，从事体力劳动竟然治好了这个病。陈立夫还在家中制作皮蛋、咸蛋、豆腐乳、粽子，为唐人街的中餐馆供货。 闲下来的时间，陈立夫和夫人读书、写字、绘画，还担任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客座教授，隔几天就去大学讲课，进入了无忧、无辱、常乐的人生境界。
2000年9月6日是陈立夫先生的百岁寿诞，他将多年亲身经历所得整理成《我怎么会活到一百岁》，详述了养生之道。
陈立夫先生认为，长命百岁，是人人所期望的，但是非人人所能达到的，其原因甚多。
一、有属于先天的禀赋。
二、有属于后天的保养。
三、有灾难而能逃过。
四、有俗务而能减少。
下面是陈立夫先生的详细讲述。
一、先天的禀赋
先天的禀赋，人人不同，而最可贵者，我则具有四种，述之如下：
1.我能熟睡
我一睡下去，不到几分钟，就能睡着，而且不久就睡得很熟，这是恢复疲劳的最有效方法。内人孙禄卿女士常常妒忌我，说我有这好福气。但是因为熟睡，从幼年起就犯了一种毛病“尿床”。这是一种极讨厌而难治的毛病。母亲痛打不见效，服药亦于事无补。中医说是肾亏，不易治好，年纪大了自然会好。此病最怕出门，把人家褥单弄湿了，真不好意思。幸亏过了23岁(这年我结婚)渐渐好了。小时候在家里陪我同睡的年长表姐，骂我“尿仔仔”，我亦只好忍受了。
2.不发脾气
我每次遇到困难，往往只怪自己，不怪人家，所以不会发脾气，更不会因此和人家冲突，所以小朋友都喜欢和我玩。当我担任蒋校长(蒋介石——编者注)机要秘书，以补邵力子先生之缺时，我仅27岁。一个人在蒋公馆办公，一天忙到晚，亦没有一位同事，更无发脾气的对象。后来由科长进而代理了秘书处长，亦未发过脾气。我29岁担任了中央党部秘书长及32岁担任组织部长等职，下面都是前任留下来的人，我客客气气待他们，他们亦恭恭敬敬待我，无一次发过脾气。所有部下，都对我很好，不知脾气何用。
我常常在蒋校长公馆，见他对学生及部属发大脾气。我知道他这时候遇到困难，心情不好。我曾劝他要学德国的兴登堡将军，一生从来不发脾气，兴登堡将军说“发脾气是自己责备自己”，“要做到常自责，才是修身之道”。蒋公听了默默不语，我又说“校长如果对我发大脾气，我第二天就辞职不干了。”蒋校长怕我不干，他在我为他服务25年中，始终没有对我发过脾气，我真的感谢他。
3.记忆力强
我小时候在私塾中就以记忆力强胜同学，例如一本“孟子”，别人需要半个月才能背熟，我则只需三四天。塾师认为我是好学生，常常带我去南门外，买水产放生。这种行善方式，现在已不再见了；我凭记忆力强，平时往往不带书包回家，去私塾中背诵如流，塾师认为是好学生。后来到了上海进南洋路矿学校中学部，我除了英文学得迟了，比不上人家，国文则常在班中同学之上，其他数、理、化因记忆力强，考在同学之前，总分数第一，每一学期可得奖状一张，四年得了八张。墙上都贴满了奖状，他人见了赞美不已。
我后来去北伐军总司令部担任机要科长，对前方拍来军事电报，每日来者必须把回电发清，才能休息，每晚必至12时，始能睡觉。军事贵速，机要科工作效率极高，此事竟引起参谋处盛世才的钦佩，后来产生了好印象，为我所意想不到的事。为加强记忆，我发明了“五笔检字法”，依“、一 / ”五种不同的笔型，分成五五二十五类，将密码名称分为二十五类，例如“立”码可从“、一”类去找，一找即得。何应钦之密本可从“亻”类去找即得，帮助记忆不少。后来中央党部之党员姓名排列，即照我的“五笔检字法”排列的，要从500万党员中去找一个党员，只需一分钟，就可找到，岂不便捷得多吗？
4.有恒心
上私塾时，我每天第一到馆，因此放馆亦是第一了(先到先放)。写论文亦要赶上人家，及早交卷，名列第一。后来进入中学，数学总是交卷最快，经常可得满分。推其原因，仍为记忆力强而又能守之以恒。我的早起，在家中为第一人，上学路上天天碰到一位茅山僧人，背上背有一韦陀像用以托缘，三步一拜从不间断。有一天我忍不住了，去问他，说：“请问老师父，你天天一早就在街上，三步一拜是为的什么？”老师父说：“你年纪太小，不懂的。”我再问他，他说：“我要为大家造一座寺。”我又问他：“你天天行拜，人家怎么会拿钱，助你造寺？”他回答：“会的，你年纪太小，不懂的。”说完他就拜着走了。过了18年，我在北洋大学快毕业了，要写论文，我和叶秀峰同学合写一篇论文名曰《弁山的地质及矿产》。弁山就在我的家乡湖州北门外，我俩就在山中考察地质及矿产，有一天很热，忽遇雷电交加，我俩迷失了路径，忽遇一僧人，带我俩至其尚未完工之庙中避雨，细细谈来始知此道士即是余18年前在路上所遇背有韦陀三步一跪拜之人也。这位僧人极有恒，拜了近20年而寺粗成，内部佛像尚未镀金而已。此一重遇，证明有恒的人，如背韦陀之僧人，已以多年之有恒作为达成造寺之目的，他给我影响至深且巨。我以后为事，更觉有恒之重要。
二、后天的保养
1.养身在动，养心在静
古人云：“户枢不蠹，流水不腐，以其常动故也”。人能好动，则体内体外，均因好动而受其益。为加强新陈代谢之功能，余每天5时半即起，做全身自身按摩之运动，迄今已将近半世纪矣。在上海进入中学时，各种球类运动均好参与。其他，如赛跑、游泳、滑水、打拳等等，亦莫不参与，非求胜也，乃求动也。故年岁愈老亦不中断。老年自身按摩之法，为东北秦太太所口授，称之曰“内八段锦”，后面详细说明(详见本文附件)。
余每日三顿饭后走路，由护士陪同，每次约走500至600步，行此已有20年矣。
余一向不好政治，因其争权夺利，各种卑鄙手段，莫不采用无忌。余若非蒋公之强留任职，则早已在中兴煤矿公司任采矿工程师矣。余亲见胡汉民与汪精卫不相容，宁与军阀合作以反抗国军，而不知耻，即无志可同，何能称同志耶？
养心在静，第一在淡泊明志。余诚无志于仕途，对于钩心斗角之争，绝不愿见其出现，故见蒋公之被迫去俄，出而阻之，果然被蒋公接受，遂使乾旋坤转，北伐事成，此岂国人之所预料及之哉。蒋公此时虽掌握两广军事全权，但在“以党治政，以政治军”之口号下，蒋公犹居第三级，一切党政大权尽在汪精卫掌握之中，若不采取断然手段，必被人所制。
蒋公此一大转，一切大权尽入其手中，北伐大计始能实行，岂非天意乎？
2.饮食有节，起居有时
我们的家，非富有亦非贫乏，推因二叔辛亥革命起义上海，事成而家亦不复穷困。但不久反袁称帝，又遭迫害，复归于贫困。故饮食终归贫乏之。我能维持学业不辍，则全赖三叔在银行服务以协助有以成之也，故饮食有节，起居有时二者勉强有恒做到。古人云“早起三天当一工”，盖早起去学校可用脚走去不必坐车也，70岁过后，每晨6时半至7时半练书法，并服药煮燕窝一杯(详见本文附件)。
3.多食果菜，少食肉类
家贫其能不断餐者，因上一代兄弟友善从不分家，故能免于三餐不继。祖母茹素，家中每日所费于买菜之数，仅一元之十分之三而已。固然两素两荤，家里女人吃素的多，自然适合，我亦无所谓，其实正合乎养生之道。不过吃到鱼头、鸡头、鸭头，大家必让我独吃，而且说：“让你吃了，念书念得好，考第一”。我说：“谢谢”。
4.物熟始食，水沸始饮
吃生牛肉、海鲜等已成为人类之普通习惯，认为好吃不问其他，余则认为癌症日见其多，其原因可能在此。古人云“病从口入”，余有一文发表在菲律宾召开之世界医学大会，其论文之名曰“癌症成因之新理论”。惜乎世界医学家不重视之，余信将来余之主张仍将为治癌之方向也。故余终守“物熟始食，水沸始饮”，从不破例。
5.头部宜凉，足部宜热
有一美国老年人活至120岁，新闻记者及小书店老板前往其家，问其父亲如此长寿，有无遗著，答曰“有”，愿以一万美元出售其书稿。次日双方交书交钱，启而读之则仅有一页，写有两句话：“保持头部冷，保持足部暖”。此正与中国老年人睡眠前以热水洗脚，非至极寒冷之日，不戴帽子同一理由。余信其理而保持此习惯。陈立夫的长寿秘诀复兴中国文化我怎么会活到一百岁6知足常乐，无求乃安
古人云：“登天难，求人更难”。故常以自立自强，好学博学诲人，以不求人为最好。换言之“无求于人品自高”。有了独立人格，乃可以与人讲平等，故从小即勉人以好学。“好学近乎智”，“智者不惑”，自无求人之必要，故曰“淡泊明志”。考试制度之建立，亦欲使人之求己而不求人也，求人则成败之权操之在人，非在己也。求人常使其心不安，而受制于人，不可称为自主。欲求心之安乐，必从知足无求做起。
三、大难的逃避
余之一生遇生命危险，多至十余次，幸自身机警灵敏，都能避免。计在煤矿中有四次，天空中有五次，在地面上有两次，兹述之如下：
1.煤矿中遇险四次
(1)煤矿中工作，为一极危险之工作，稍一不慎随时可遇危险。在匹兹堡烟煤矿实习四月，幸未遇危险，及改至Seraneton(塞兰顿)白煤矿实习，遇有四次危险。余因大学硕士毕业生，去煤矿实习与普通工人不同，有经验丰富之矿工领导工作，领导余之工人名曰Kelly(凯利)，修理坑道上面之电线时，余忽然听到顶上有破裂之声，急急将Kelly拖开工作地点，不到数秒钟，头上有一块大逾一英尺(1米=32808英尺)见方之石块坠下，幸我将Kelly拖开，否则必遭压死，Kelly非常感恩，而愿将其经验告我。
(2)Kelly与我正在修理导风向之木门时，忽闻坡上有声自远而近，余急把Kelly拉离开门处，有两煤车脱钩由坡上滑下，其势甚猛，将门撞碎，而Kelly与我幸免于难，亦幸余听觉灵敏，赶早离开此门，否则不死亦将受伤。Kelly逃过此劫，对我更加友善，凡有所问，必详以告我，我得益不少。
(3)余之工作改为预测该区煤气情况，在一般工人入坑工作之前一小时，余先入内测知煤气之实况。其煤气重者，该区应暂时停止工作。而以木板上书Danger(危险)，以禁工人入内。是日有一地区，煤气过重。余乃以Danger之木板数块阻止工人入内，不料有一匈牙利籍工人，名Jimmy(吉米)者不听指挥，擅自入内大便及吸烟，不料煤气爆炸，而被烧死于内。余当时一闻煤气爆炸声，即扑在地上而幸免于难。公司立即派人调查，见该区四面道路，均有我放置Danger之板。而Jimmy之死，为其犯规入内吸烟，自己烧死，而又害及他人，而我无罪。
(4)我之工作又改在通风。矿内通风，全靠通风机之送空气入矿，而以门导之，使之畅流无阻，使每处气流畅流而无煤气停滞。余此时之工作，就是使矿中空气流畅。一日，时在下午4时半，工友均纷纷准备下工，走至升降机等候，我稍迟下工，正在走向升降机途中，忽然感到自己忘记右肩之工具(一斧及一锯)，乃回去取，正转回取工具时，忽听到身后之隧道之顶坍下，我幸回头取工具，否则必然压死在坠顶之下矣。其实我并未忘记，工具全在我右肩上，其时灯光熄灭，在黑暗中寻找出路，幸我主持通风工作，何处有小洞可通，摸索而得之。越过小洞，可通至另一隧道而外出，工友知隧道顶坍塌，以为Chen(陈立夫)必压死在内了。不料，我竟由小洞出来与众晤聚。于是大家共同将我举起，以示庆祝，余亦以不被压死而私自庆幸，认为祖宗积德所致。
采矿生活，是一件极危险之工作，随时有被压死、炸死之危险，幸煤矿工会负责人十分能干，时时派人去各矿视察，将不符合安全之处，立即要求矿主纠正改善，否则为省事省钱不管工人死活之矿主可以违反条约，而违约可使工人死于非命，徒呼枉死而已。余适逢美国白煤矿区大罢工，而又适逢蒋校长之催返而回国，但对矿内之实习经验已亲自经过不少矣。
2.空中遇险五次
(1)奉命飞新疆与盛世才交涉，安放汽油从阿拉木图至兰州之间各站，以备将苏联军援物品能陆续运到，以应所需。由于盛世才素所最崇敬者为我，所以蒋公特派本人前往交涉。盛对我所要求者，全部允诺。当初出发之时，在芜湖登机，同行者有回国之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盛世才率大批卫队将去飞机场迎接。飞机在芜湖起飞数分钟后，日机来投弹，幸吾机已起飞离去矣。接洽事毕，飞返汉口，机中满载盛所赠与之哈密瓜。飞机到了哈密，狂风飞沙大作，飞机迫降。次晨起来，知飞机被风吹走了，以汽车找寻，找到飞机拖回再起飞。
(2)经兰州向西安飞行约25分钟前，飞机师来报，有日本军机一队十余架飞向西安，机师请示是否仍向西安飞，余问：“如退回兰州，油够不够？”答曰：“勉强。”余即作决定而答曰：“向西安飞”。三分钟后，飞机师又报，曰：“敌机已向南飞汉中矣”。吾机安抵西安上空，地面人员均在防空洞中，无法降落，只好在上空转圈数分钟后，始能下降。省主席蒋鼎文亲来迎接，在省府吃完午饭后，即飞汉口。
(3)不料汉口亦正在紧急警报中，匆匆下机，飞机则西飞宜昌避难，而日机仍投炸弹，伤及侍从室飞机，余则安然抵达汉口矣。此行回程飞机在哈密遇大风迫降，将抵西安，又遇日机，到汉口时又遇紧急警报中，然余均无恙，可谓大幸矣。
(4)民国二十六年底总司令部退守汉口，不久又将退守重庆，陈布雷兄决定乘船经洞庭湖再由陆路经贵州去重庆，朱家骅兄拟乘飞机直飞重庆，二人均约我同行，各赠我一票，余难作决定。是晚忽得一梦(余不常有梦)，有老虎从天上下来，欲吃我。醒来余认为“虎”与“祸”同音，祸从天上来，则余应向天上去，遂决定与朱家骅兄同飞，而归还陈布雷兄之船票。不料日机见洞庭湖中有大船，遂向下以机枪扫射。原来预备余所睡之床，得有三颗机枪子弹。陈布雷兄在湘上岸后，即来电告以此事，谓幸余未接受其邀请，否则危矣。
(5)民国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日“闽变”事起，蒋公在杭州，政府在南京开会主张讨伐，命余将决议案乘飞机去杭州，呈送公事至蒋公。其时南京只有教练机可乘，机师为石曼牛，彼坐在前余坐在后。飞至半途，忽遇狂风大雨，及抵达杭州笕桥，雾重见不到地面。环绕数周，始勉强下降。石曼牛告曰，如再有五分钟下不去，则油尽危矣。
3.地面上遇险两次
(1)民国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为胡汉民老同志国葬于广东番禺县龙眼洞狮岭斗文，余被委员长蒋公派为代表前往致祭。墓地为新辟，其大道引入墓地，由新辟泥路导入。余在前导行，忽感觉向前行去不安，提前右向而再向左转，而达墓地。一切礼节均已安排就绪，余因代表委员长故走在最前面。余见前面之民众堆里，人数杂乱，离预定右转之处约十五步远时便向左转，向墓地前去，然后再向左向右转向墓地。礼成，未发生任何事情。回到住处即接到自汉口来电称，杨永泰于汉口渡江时被人枪击身亡，凶手被捕，由军法审讯，后由凶手口中知，此事为刘芦隐主使，原计划拟同时打死二人，杨永泰与陈立夫是也。余受天佑，去国葬场临时改变路程而逃避暗算，则为又一次余得天保佑而逃脱一劫。
(2)上海北车站，是我去上海下车之站。有一次我在快到上海之一个小车站“真如”，突然感到心地不宁而下车，搭一计程车至上海。不料此一预知之感觉，竟避去上海北车站的一次狙击。
四书中有云，“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余之遇险，都在工作之中，而能死中逃生，都在感觉灵敏，预先有灵感者，可称为祖宗之积德，亦可称为命不该死，此均使余已活到一百岁也。
文化贡献
陈立夫在文化
   1941年2月教育部长陈立夫于重庆
上的工作，主要有根据共产党「唯物论」而撰《唯生论》、《生之原理》两书，加以阐明并比较优劣。国民政府播迁来台后，即退出政界。旅居美国19年，并从事《四书道贯》一书之写作，现已有英、日、韩文译本。1969年返台，专事文化工作，任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副会长，兼孔孟学会理事长。还有《孟子之政治思想》、《孟子之伦理道德思想》、《人理学》，并主编《孔子学说对世界之影响》、《中华文化概述》、《易学应用之研究》三辑，及主持译印英人李约瑟所着《中国之科技与文明》。此外又主张改良中国医药，曾任中国医药学院董事长。撰有《寒风集》、《苦笑录》、《八年来的回忆》、《我的信仰和希望》、《中医科学理论基础之发现，及中医合作之必然性》与《中华医药专辑》等书。
立夫先生虽无心做书家，但自幼爱好书法，几十年临池不辍，毕生共创作书法3万余件。1999年百岁生日过后，陈公正式宣布封笔。台湾岛内及美国等地收藏陈立夫先生的书作皆须支付润笔费，而对于来自大陆的收藏他都是赠送。
中医贡献　　陈立夫先生另一个永远值得人们记起的，是他在多半个世纪以来对中国中医中药事业的发展方面所做的贡献。他的许多经历与话语，今天重温起来仍然十分感人。
陈立夫认为
   1941年2月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在重庆
：“真理不分中西，文化为世人所共有，”“在医学方面，如果中医和西医均有治一种病的特效药和特效治法的发明，我们应该使其并存。如中医有桑叶、薄荷发汗，西药有阿斯匹林发汗，就不必用阿斯匹林来打倒桑叶、薄荷，使乡间病者非走十多里路去买西药不可”。他坚决主张“道并行而不相悖”，并决心为融合中西医两种医学理论体系而努力。他反对把“中医现代化”看作是“中医西医化”，主张中西医各取所长、携手并进。“中西医合作具有远大的前景和意义，要在前进的道路上看到光明”。告诫中医界必须虚心学习现代科学知识，不要自我陶醉；并要求西医要相信中医，不要妄自尊大。这样“二者如能精诚合作，通力研究对方之所长，则能为创新世界上最新之医学奠定坚实的基础”。对临床诊疗疾病的方法，陈立夫主张以疗效为衡量标准。“登山千条路，同仰一月高”。不管是中医之法还是西医之法，无论是药物疗法还是非药物疗法，都必须根据病情之需要而用，不要轻视任何一种治病方法。
陈立夫最反对某些人把单味药的某些成份当作该药唯一功用的做法。并猛烈抨击说这样一来只能把中药研究引向没有希望的死胡同。同时，他对把动物试验强加于人体的实验方法保留自己的意见，认为动物试验也有许多不科学之处，不能以此为借口来否定中医。经几千年对人来做临床实验所得的统计资料，就是今日之中医；用老鼠、兔子等动物，经百十次的实验所得到的统计资料，再用之于人，就是今日之西医。前者缺乏数千年书面的统计，而其实验对象为人；后者有数百次实验的书面的统汁，而其实验对象先为动物再及于人，后者其表面上较为慎重，而实际上动物与人究有不同，所以问题在于信仰与否。比如人吃少量巴豆必大泻无疑，而对小白鼠来说则多多益善，越吃越想吃，若把小白鼠之试验结果用之于人体，岂不谬哉！他始终认为，中药的药理研究必须从药物配伍入手、从复方研究入手，利用现代先进的科学手段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研究，从而使中药的现代研究更具有中医特色。
“我是采矿工程师，对于科学并不陌生，我深恶不学而好武断的人，所以我反对对于未读过一本中医药书籍的人，就一口认定中医为“不科学”。科学必须根据事实，无事实而遽作结论，其本身头脑就是不科学”。如中药的花、叶、根、茎各药用部位的药用效能分得很清楚，这就是科学；又如大黄用得少会健胃，轻度利尿，过量又会引起腹泻。这些都是累积几千年的人身实验所得到的科学实验结果。我们老祖宗以生命换取的宝贵经验，国人怎可将它看成一文不值，这点我不赞成。“中医靠祖宗吃饭，西医靠外国人吃饭”。我们要设法创造自己的东西不要仅是靠人家。更切忌拿别人的东西来砸自己的东西，这是最不应该，最错误的观念。我们千万不要相信西方人比我们聪明，在人文科学方面，我们远超过于他们。在自然科学方面，以前认为一切都是西方人的成就，现在经过英国李约瑟博士的发掘，证明许多东西，中国人早有发明，医学亦然，西人的观念都已经渐渐改变了，独有我们的崇洋自弃者还在入迷。中医之复兴，是中华文化复兴之一环，这绝对不是复古或排外，但也不同意媚外而排内，而是应融会中西医药学二者之所长，以创造世界最新最进步的医药学。真理无中西之分，文化成果应为全人类共享，西医今日所用的一切工具和材料，大部份为其它科学专家所发明，非西医所可自诩为独有，中医尽可使用。
自陈立夫担任台湾“中国医药学院”董事长30年以来，大力促进台湾中医中药事业的发展，大力推进海峡两岸中医药学术交流，被誉为台湾中医中药事业的“守护神”。
人物评价
抗战时期，陈立夫时任教育部长，建立起贷金制度来资助那些来自战区的没有经济来源的学生。像李政道、杨振宁这些后来的知名学者，顺利地念完西南联大，皆得益贷金制度。这项制度，为中国培养出大批优秀的高级人才起了很大的作用。对于这段经历，陈立夫颇感自豪，在他的回忆中，他这样评价自己的功过：“我献身党国数十年，于党政工作，多所参与，成败得失，有待公平，唯有战时这一段教育行政工作，虽然未必能达到理想，总算对于国家，竭尽绵薄。我总觉得百年树人的教育文化工作，乃是最有意义积极的工作，而教育文化事业的兴办，乃是最有收获的‘长途’的投资。”
陈立夫是20世纪中国的重要人物之一，在100年的漫长生涯中，以20世纪50年代成为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替罪羊为界，正好分前后两个50年。前50年，他是政治人物；后50年，他潜心于研究中国文化，著述甚丰，著作等身，再度引起华人学术界重视。但他对中华文化的挚爱以及期盼中华文化复兴的殷切情怀，却是当今海峡两岸中国人共同的心声。
有评论认为：“陈立夫众多著述留给人类最有价值的东西，也许是他对西方文明负面的严厉批判。他在西方资本主义头号强国美国前后生活了20年，他对这个金元帝国可谓知根知底，他认为所谓美国模式决不可以成为世界的样板。他对资本和商人统治这个世界感到忧心如焚。在追求最大利润的驱使下，资本和商人是绝对不会考虑我们这个小小地球的承受能力的，无限的发展，为发展而发展，将把人类带向灾难的深渊。陈立夫呼吁人类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生存智慧，回归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这种“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不仅体现在陈立夫的学术思想中，而且在他对人生、对健康养生的态度上，也无不闪现着崇仰自然、顺应命运的智慧之光。
家庭情况
陈立夫与孙禄卿结为夫妻，育三子一女，孙禄卿为国画大师刘海栗弟子。
陈立夫子女中唯一留在台湾的只有最小的儿子陈泽宠一家，其他人都在美国定居。
陈泽宠，曾接手担任财团法人立夫医药研究文教基金会董事长。2005年8月赴北京旅游，因感冒不适到北京中日友好医院检查，却被建议切除肝肿瘤，手术中大量出血，术后病情恶化，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却无积极处理，转至武警总医院紧急换肝后仍告不治，享年六十四岁。其妻林颖曾为此，提出非常多的证据有关北京中日友好医院严重失责并试图隐瞒事实，据此提醒中国医疗水平让人堪忧。
陈泽宠长子陈绍诚近来由于被台湾媒体报道注目而又引起一般民众对陈家的好奇。
相关采访
“养身在动，养心在静” ——听陈立夫谈养生之道
魏秀堂
国民党元老陈立夫是2001年2月8日在台中市“中国医药学院”附属医院病逝的，享年一百零三岁。一个曾数十年深陷政治漩涡，却能保持身心健康、长命过百岁的人，自然是很有资格谈自己的养生之道的。
陈立夫，浙江省吴兴县(现湖州市)人，北洋大学采矿系毕业，美国匹兹堡大学采矿学硕士。1925年9月返国，担任黄埔陆军官校校长办公厅机要秘书，随侍蒋介石左右。1928年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主任，1929年出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时年二十九岁。1931年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1934年任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主任委员。1938年出任教育部部长，至1944年止。这位国民党内的重要人物，曾与兄弟陈果夫一同主理国民党的特务机构，人称“CC系”(取两兄弟英文姓名头一个字母的缩写)。陈氏兄弟深为蒋介石器重，替蒋介石负责党内外特务工作。他又曾是国民党有史以来最年轻的秘书长。当时国民党内有所谓的“蒋家军、陈家党”之说。以双陈为首的CC派还深深影响国民党政策一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权倾一时的陈立夫在国民党派系斗争最严重的失势，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被外放美国过了一段养鸡生活，七十年代回到台湾后创立“中国医药学院”，开始研究中医，并有专著面世。他还身兼孔孟学会荣誉会长。九十年代，他对自己基于中国传统医学和儒家学说的养生之道，第一次做了概括，这便是:“养身在动，养心在静。”
陈立夫的这八个字，是在接受大陆记者采访时公之于众的。当时他已经是93岁的老人了。
“1992年9月5日，包括我在内的首批大陆记者抵达台湾进行为期一周的采访。八日下午三点，其中的我们五人来到了台北郊区阳明山脚下陈立夫先生的家里。
我那时在宋庆龄创办的《今日中国》杂志社任中文版编辑部主任。因为陈立夫曾为我们的刊物创办四十周年题过词，还为我们写过文章，所以我很想用这个机会向他表达感谢和问候之意；又因为知道晚年的陈立夫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非常关注，也想就此向他请教。但是他应对记者有自己的风格，就是见面后全然不问记者想让他说什么，一下子就先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完，不允许记者打断或岔开话题。于是我们只好耐心地听下去。好不容易等他停了下来，到预定采访结束的时间只有10分钟了。我抢先提出了自己的问题:“请您谈谈自己的日常起居吧！”
当时的陈立夫，步履稳健，腰板挺直，别看满头白发，却气色极好，真格是鹤发童颜。而且，听他谈话，可以发现他思维敏捷、条理清晰，对几十年以前的往事仍能如数家珍。
“这个我用五分钟就可以说清楚！”老先生刚才一口气说了半小时，但一点倦容也没有，听了我的提问，显得更为兴奋，一面说，一在举起了右手。他说:“我至今不觉得自己老。”他概括为八个字:“养身在动，养心在静。”
关于头四个字，陈立夫是这样说的:他每天晚上九点准时上床休息，早上五点就起床。起床后先用温水洗澡，同时自我按摩身上穴位。水流到哪里就按摩哪里，每个部位反复按摩一百次，共计用时四十分钟。他认为这样可以促进血液循环，而血液循环畅通的话，健康便得到了。他说:“这件事情看起来简单，但贵在有恒。我已经坚持三十四年了，从没间断过。”他这样做，当然和他对中医的认识是分不开的。许多人都知道，陈立夫回到台湾后，曾致力于中医学的研究。在场者，包括更多闻讯赶来的台湾同行在内，听后都表示赞赏，还有人说要马上付诸行动。陈立夫也就在得意当中打住了话语。我当然不会忘记他只说了前四个字:“您还有四个字没讲呢！”在嘈杂声中又是秘书一番耳语，他抱歉地说:“我忘了……”接着又重新开讲，兴致还是那么高。
对于“养心在静”这个“静”字，他着重强调要淡泊名利，就是“不给自己找麻烦”。他自己的人生观是以创造与服务为中心，并且引以为乐。“人生意义何由明？创造牺牲与服务”——在他八十岁生日时，他曾以此自勉。平时有亲友求字，他也常题“创造与服务是人生两大乐事”。服务社会中，尤其在政治斗争中，常有风云变幻，何以能“静”？他的回答是，除了社会发展、人民安乐，个人别无所求。他跟蒋介石二十多年，“从来没有向他要过一个官，没有主动向他要过一分钱。”
这次，他是真的讲完了，恰巧预定时间已到，采访结束。陈立夫站起来，主动邀我们到院里大榕树下一一合影。当我在他身边站好后，他突然侧过脸来打量着我说:“我好像见过你。”我答道:“那就是神交了！”他笑了，我也笑了。这有当时的留影作证。
十多年过去了，但他的笑声仿佛还在我耳边回响，更时常想起“养身在动，养心在静”这八字箴言。”
陈立夫晚年生活：挺中医 反台独 呼吁毛泽东访台
核心提示：基于这一想法，陈立夫以“总统府资政”的名义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发出邀请毛泽东到台湾访问的信息。但当时中国大陆正进行“文革”，因此，陈立夫的这一信息没有引起任何反响……1994年，陈立夫向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赠送一幅墨宝，书云：“求统一不谈小节，为和平先天至诚”，表达了他渴求祖国统一的心情。李登辉上台后，鼓吹“台独”，对要求统一的台湾爱国人士进行打压，不仅不尊重陈立夫等人有关统一的设想和建议，连陈立夫的“总统府资政”的头衔也给拿掉，对此，陈立夫既感到愤懑，又感到忧虑。

晚年陈立夫 资料图
本文摘自《43位战犯的后半生》 作者：李永铭 范小方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先后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的陈立夫，并没被“西化”掉，他始终坚持认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出路在于民族文化的自我复兴。他担任了文化复兴会副会长，不辞辛苦，踏踏实实做了很多工作，主要有：一是重振和弘扬中医药事业。陈立夫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者，也是中医药文化的守护者。他认为，应从舆论入手，改变人们对中医药的偏见。他亲自写文章、作演讲，宣传中医药的好处。
他在《我对于中西医药的看法》的演讲中，公开提出，要为中医打抱不平，他说：“我支持中医的主要原因是看不入眼社会上不平的事，尤其是借外人的势力来欺侮中国人，西医压迫中医，我是要‘打不平’的。”
陈立夫认为中医衰落的原因有三：一是五四以来，把中医当作是封建文化加以反对，使中医的理论基础动摇；二是教育制度，西医由于外国教会介入而建立学校，而中医却始终沿习师徒传授，使之后继无人；三是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多由西医霸占，使中医受排挤、歧视。
他认为大陆方面做得好，所有卫生机构都是中西医并重，中医药列入劳保范围，中医院校遍及各省，中医、中药学研究成绩斐然，就是“文革”也没有把中医“革”去。陈立夫进一步指出，文化本身没有中西之分，古今之别，只要对人类有益、是科学的，都应该采纳并用。中医发汗采用桑叶、薄荷，西医发汗采用阿斯匹林，两者都适用，允许并存，而不应用阿斯匹林打倒桑叶、薄荷，使乡间病人非走十多里路进城买西药不可。这叫“道并行不相悖”。西医有西医的长处，中医也有西医无可取代的优势，应该爱其所同，敬其所异。
陈立夫的演讲由于持理公允，说理有据，又事关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所以深受公众欢迎，一时间引起轰动，为中医正名奠定了基础。1972年，陈立夫担任了“中国医药学院”董事长。他到任后，解散了原来的董事会，选了5个中医、5个西医、5个对学院关心而非医生者，共15人组成董事会。院长一职，由于一时无法找到兼中西医二者之长者担任，不得已，只好聘请著名教育家郑通和先生担任。在陈立夫指导、郑通和具体领导下，“中国医药学院”发展很快，他们从香港请来教授，自己编写教材，克服很多困难。开始，学院没有自己的教学医院。陈立夫亲自找到蒋经国，请予支持，蒋经国即专门拨出款项，建起了教学医院，有病床800多张，成为台湾唯一的一所中西医合作的医院。
学院也逐步具备了培养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资格，每年毕业700多学生，深受社会欢迎，为中医、中药事业的发展准备了人才。后来，陈立夫继续努力，在台湾确立了中医的法律地位，在台湾一些公、私立医院陆续设立中医部，台湾卫生署对中医的态度也逐渐改变。
二是翻译《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国科学技术史》是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所著，分7卷共12册，总计850万字，此书涵盖了中国古代的自然科技，并兼及中国古代人文和社会科学。李约瑟以大量的史实证明，当西方还在黑暗中摸索时，中国的祖先已在数学、天文、地理、物理、化学、生物以及医学方面作出了相当大的成绩。他认为没有中国先进的科技对西方的辐射和影响，也就没有16世纪近代科学在欧洲的发展。
在抗日战争期间，陈立夫任教育部部长，在他的支持下，中外科学家鼎力合作，中英联络处的研究工作进展十分顺利，李约瑟的足迹遍及大后方各主要研究机构、学术文化中心，收集了大量资料，并与中国工匠进行接触，探讨一些器物的制造方法。这些，都为李约瑟写作《中国科学技术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是由于陈立夫与李约瑟长期形成的这种非同寻常的友谊，所以当陈立夫提出翻译《中国科学技术史》巨著时，李约瑟即表示赞成，并致函说明：“翻译我这本书时，可以不必依其原本厚度，可拆开依照其分量分成几本。”
陈立夫要译《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消息传出后，得到各方大力支持，经济上得到著名船王董浩云(董建华之父)、嘉新水泥公司张敏钰等企业的财力资助，董先拿出4万美元、张则拿出1万美元。出版上得到台湾商务印书馆王云五的承诺。于是，陈立夫很快成立了编译委员会，由孙科任召集人，王云五为顾问，委员会下成立由陈立夫为主译，刘拓为辅助的理事机构，遴选各方专家学者共策进行，这样，译事工作全面启动。
翻译《中国科学技术史》，这一工程十分浩大，蔚为大观，参与人数之多、涉猎范围之广，均为台湾过去所没有。到1986年，已译成并出版计14册。与此同时，陈立夫又利用各种资料之便，编成了一套《中华科学技艺史丛书》，计25册，涵盖我国所有科技如农业、水力、盐业、蚕业、工艺等，以补充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的不足。
三是阐扬儒学。陈立夫认为，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流文化，“用之于身则身修，用之于家则家齐，用之于国则国治，用之于天下则天下平，像这样精致推展的系统理论乃我国独有之宝贝”。他说：“我们中华民族之所以集合12亿人民为一家，持续五千年光荣历史而不坠，并具有大刚中正之民族特性者，是因为我们祖先发明人类共生、共存、共进化之原理。此一原理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相继不绝，及孔子集大成，以公、诚、仁、中、行立教形成道统。”这就是儒学。
陈立夫提出，要“重建儒学，再造国魂，发皇内圣之学，新开外王事功”，因为儒学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儒学应该流芳千古。为了更好地阐扬儒学，陈立夫担任了台湾孔孟学会理事长的职务(蒋介石为荣誉理事长)。他到任后，为孔孟学会制定了两条工作方针：一是向下扎根；二是向外发展。为了向下扎根，学会办了两个刊物，一是每月发行的《孔孟月刊》，二是每年出版两次的《孔孟学报》。除此外，每月举办一次讲演会；在大中学中举行有关儒学的论文竞赛；在小学举行书写四书文句的比赛；暑假中举办国学研究会，分教师班和学生班，每班各100多人，进行学习研究；在台湾各地促成建立孔庙并建立地方分会。
为了向外发展，召开了孔孟国际学术讨论会；在美国加州圣荷西市，协助当地建立文化公园，公园中建有孔子铜像、中山纪念堂、中国式牌楼、梅花亭等；在德国、日本，协助当地建立孔庙；凡与台北市建立姊妹市的外国城市，由台北市政府赠送孔子像；促成美国、加拿大一些城市举办祭孔大典等。　除进行以上工作外，陈立夫本人还亲自到台湾师范大学为博士生讲《伦理学》课程，宣传儒家经典。他本人撰写了大量文章和专著，研究、阐释儒学的大义，如《伦理学》、《孟子之政治思想》、《孟子之道德伦理思想》、《从根救起》、《中国文化概论》、《四书中的常理及故事》、《陈立夫儒家研究言论集》、《孔子何以被尊称为万世师表》、《孔子思想对世界之影响》、《易学应用之研究》等。由于陈立夫在阐扬中国文化方面的努力和成绩，在他80岁生辰时，蒋经国亲自为他颁发了中山文化奖，以表彰他弘扬文化之功。1982年，台湾当局又为他颁发了“国家文化奖".
四是倡导“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倡议国共第三次合作，反对“台独”。陈立夫在潜心研究学问的时候，并非完全钻进故纸堆，忘记了政治、忘记了自己的国家。几十年的风风雨雨，陈立夫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反省自己的过去，更着眼于未来。晚年的陈立夫十分关心中华民族的发展，他对海峡两岸的统一大业表现出极大的关心与兴趣。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的前进，他希望祖国统一的心情更加迫切。他对实现统一的思想基础、形式、进程、前景等方面都作了很深的思考，并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和主张，并为此大力呼吁、多方联络、积极行动，为促进台湾当局改善与大陆的关系，做了很多工作。
1973年，陈立夫满怀热情，写了一篇呼吁祖国统一的文章，限于当时海峡两岸的客观形势，在香港《中华月刊》发表时，用了辜君明(意即姑隐其名)的化名。在文中，陈立夫指出：“中国统一的真正实现，使世界知道中国人是不可欺的”，“要使中国成为文化大国，为全人类所崇仰，帝国主义者无从破坏”。陈立夫已经认识到，要使中国强大起来，经济发展，文化发达，两岸必须统一。
同时，陈立夫还认为，中国的统一必须靠中国人自己的努力。他说：“没有一个帝国主义者愿中国统一，要统一只能靠中国人自己的觉悟。在双方分裂对峙中，靠帝国主义在后撑腰，这些撑腰是为中国吗？不，是为他们自己，这是很清楚的。”文章的结尾，陈立夫对祖国的统一充满了信心和希望，他说：“中国人无论在大陆或台湾以及海外各地，势必额手称颂，化干戈为玉帛。”
1975年，陈立夫开始生出一种想法，他认为国共两党有过北伐时期和抗战时期合作的先例，特别是抗战时期，国共两党从民族利益和国家前途出发，能够捐弃十年内战的血海深仇，在互相接触、谈判的基础上重新握手，进行合作；那么，在海峡两岸隔绝了几十年后，为了国家的统一，国共两党也一定能够通过谈判而渡尽劫波，再度合作的。基于这一想法，陈立夫以“总统府资政”的名义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发出邀请毛泽东到台湾访问的信息。但当时中国大陆正进行“文革”，因此，陈立夫的这一信息没有引起任何反响。
虽然如此，陈立夫希望国共两党进行和谈的心情依然十分迫切，他在没有得到中共回音的情况下，写了《假如我是毛泽东》一文，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他在文章中殷切欢迎毛泽东或者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和人民。他特别呼吁，希望毛泽东能“以大事小”，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国共合作的先例，握手一笑，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然而此时两岸的最高领导人都已病入膏肓，卧病在床。陈立夫的呼吁自然无法成为现实。
怎样统一中国，以什么思想来统一中国呢？这是陈立夫经常思考的问题。1980年年底，他看了王思诚主编的《中国向何处去》一书的文稿，一时很多感慨，第二年新春伊始，便为此书写一篇序言。在序言中，他写道：中国近百年来思想之演变，由传统进入现代化之改革运动，始自洋务运动，中经戊戌变法、维新，而成于辛亥革命。每一运动虽各有其时代背景，而成败不一，唯其中心思想皆以中国传统之仁政为原动力，以救国救民为目标。故前此数十年，虽以内忧外患，相继不绝，政局未能稳定，人民生活困苦，而立国精神，尚未尽丧……余确认三民义统一中国有其必然性，犹表之与影，若呼之与响，无可置疑，惟视国人努力何如耳。
这里，陈立夫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爱国主义精神对于维系祖国统一的强大作用，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他将这种思想发展最后归结到三民主义，又明显表现出他的历史局限性。陈立夫在正确与错误的十字路口上下求索，希望找出一条统一祖国的正确道路。随着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陈立夫的思想也在不断变化。
1988年7月14日，陈立夫在国民党第十三届中央评议委员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联合蒋纬国、赵耀东等30多名国民党中委（“中央评议委员”），提出了“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建立共信；以投资共同实行国父实业计划，建立共信；并以争取大陆民心，以利和平统一案”。
在这个提案中，陈立夫等人明确指出：“中国之统一为海峡两岸及海外全体同胞之共同愿望，故仅为时间问题”，同时还强调，中国的统一“必须由中国人以自力达成之，非第三者所愿或所能助成者”。怎样实现祖国统一呢？陈立夫等人认为：“谋求统一，必行建立共信，有了共信，互信乃生。互信生，自会团结统一”，在这些方面，共信是最重要的。
因为“中华文化为建立共信的最佳条件”，所以陈立夫等人明确提出以中国文化作为实现祖国统一的思想基础。关于实现祖国统一的进程，陈立夫等人认为，有了共信，才有互信，然后以台湾的科技潜力，与大陆的人力、物力资源，合为互助的基础，“共同成立国家实业计划推进委员会”，以开展两岸经济的合作，进而在合作的过程中消除双方的敌对行为，在此基础上，通过“政治整合之协商”，实现两岸经济、政治等的全面合作。为了建立互信，陈立夫等人主张“惟若统一有望，有限度的接触，为不可避免”。
陈立夫等人的提案尽管在某些方面还有些不适宜的提法，但是主张祖国和平统一，提倡两岸对话协商，互信合作，并有一些具体的设想，这是顺应两岸人民强烈要求和平统一、振兴中华的历史潮流的。
同时，陈立夫首次肯定国共两党可以通过中华文化的认同，达到经济合作互惠，消除敌对情绪，建立互信，然后在此基础上实现统一大业，这是颇有见地的。陈立夫等人的提案公布后，立即在海峡两岸和海外侨胞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中国共产党对这一提案表示赞赏，《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认为陈立夫等人的提案“顺应两岸人民强烈要求和平统一、振兴中华的历史潮流”，“这种谋求祖国统一的积极态度，令人感佩”。
该文还明确指出：“中华民族文化具有巨大的凝聚力，是海峡两岸建立共信和互信的一个重要基础。中华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几千年来维系着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使中华民族历经劫难而不灭，是所有中国人的根。”这就肯定了陈立夫等人关于统一祖国的思想基础的提法，认为该提案如能付诸实施，“必将对两岸关系的发展和祖国和平统一事业产生积极影响”。世界各地的华人和侨胞也对这一提案表示肯定，他们纷纷撰文表明自己的看法。
这些，使陈立夫深受鼓舞。此后，他在各种场合多次发表谈话，表明自己对祖国统一的迫切心情。1988年8月，陈立夫向台湾《中国时报》记者表示：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中国的统一。8月20日，陈立夫会见台湾“中国统一联盟”代表时说：“现在海峡两岸若透过合作而达到中国统一，中国必将在世界上壮大起来，发挥无比的影响力。”在另一次接受台湾《联合导报》杂志社记者访问时，陈立夫表示：假如中国大陆的邓小平请他去谈一谈“如何以中国文化来统一中国”的话，他一定去，但又说，台湾的“三不政策”使他出不去。
陈立夫的提案及一系列谈话，对国民党长期坚持的“三不”政策是一个有力的冲击，国民党当局既对他不满，但又无可奈何，最后武断地否决了他们的提案。这对陈立夫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他一下子陷入迷茫之中。他不理解台湾当局为什么如此顽固，他在信中深为惋惜地说：“我与赵耀东同志，连同中央评议委员32人，提案以中国文化建立两岸之共信，并以美金100亿元与大陆共同开始建设国父实业计划之一部分，藉以建立互信，进而达致两岸之和平统一，此案通过中央评议会议，此一构想有胜于三民义统一中国之号召，中共方面有反应赞成，但吾政府方面，似怕蒋经国之乏诚意，未有进行”，尽管“海内外各方对之反应虽佳，此案仍不免胎死腹中，殊为可惜”。中国文化统一论的提出，以及陈立夫诸多有关统一的言论，奠定了他在海峡两岸关系上的特殊地位，台湾媒体尊之为“促进两岸交流与和平”的“基磐”，他还当选为“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促进会”的名誉会长。
1994年，陈立夫向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赠送一幅墨宝，书云：“求统一不谈小节，为和平先天至诚”，表达了他渴求祖国统一的心情。李登辉上台后，鼓吹“台独”，对要求统一的台湾爱国人士进行打压，不仅不尊重陈立夫等人有关统一的设想和建议，连陈立夫的“总统府资政”的头衔也给拿掉，对此，陈立夫既感到愤懑，又感到忧虑。
1999年4月，《财讯》杂志采访陈立夫时提起此事。陈立夫说：“曾经有人帮我问过李总统，为什么不让陈立夫做资政了？他说，因为我常常在美国。其实我没有，我去美国不超过三个月，每次都请假，回来也会销假。”原因是什么呢？陈立夫说：“他有时候要搞‘台独’。”对李登辉上台后的言行，陈立夫十分不满，他说，蒋经国逝世后，推李登辉代之，“及国大召开，一部分代表有不同意见，拟另推他人，乃有八大元老出面斡旋之举，不料事后老国代被迫退休，二届国代，另行产生，并主修宪，‘台独’嚣张……”当记者问如何看两岸统一问题时，他信心十足地说：“现在是中国发展的最好时刻，美、苏两强都有困难，只要两岸把真话讲出来，统一蛮容易”，“我相信不要多少年，中国会世界第一”。
对于台独，陈立夫坚决反对，他接受大陆学者陈秀惠访问时说：“在自己漫长一生中，从小时候起就知道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要说有什么问题，也就是谁代表中国的正统之争。　如果台湾有人宣布世界上有*，我想事情一定会变得相当严重，不但我们的文化生命会立刻紧张起来，整个民族生命也会立刻紧张起来，一定会国无宁日。”
1945年陈立夫全家福
陈立夫2001年2月8日逝世，享年103岁。
五、附件
1.秦太太口授之“内八段锦”动作如下：
(1)头部：
A以两手盖住耳朵，再以食指、中指打击脑后百下。
B以双手食指及中指在两方太阳穴摩擦百下。
(2)眼部：
以两手盖住两眼，左右移动百下。
(3)耳部：
A以两手盖住两耳，开开关关百次。
B以两手食指按住两耳垂上下移动百次。
C以食指插入耳孔转旋百次。
(4)鼻部：
以两食指在鼻子两边上下摩擦百次。
(5)胸部及腹部：
A以右手转圈，在右胸部同时以左手转圈在腹部一百次。
B以左手转圈，在左胸部同时以右手转圈在腹部一百次。
(6)腰部：
以左右两手同时上下摩擦腰部共一百次。
(7)腿部与脚部：
A以双手摩擦左右两大腿及小腿各一百次。
B以右手摩擦左脚心，以左手摩擦右脚心各一百次。
(8)睾丸部：
A以两手摩擦睾丸两边一百次。
B以两手搓阴茎一百次。
2.陈立夫自制治心肌阻塞症之药方
(1)用大白芹菜(降血压通血管)半棵，切成小块，用打果机打烂。
(2)加黑木耳(美国认为可使血小板不凝结)浸水后，一饭碗之量，加入打果机打烂。
(3)加冬菇(日本一研究所认为冬菇是血管之清道夫)浸水后去蒂，一饭碗之量，加入打果机打烂。
(4)加山楂粉(我国认为可平血压通血管)二两及水若干于打果机，打烂成薄浆。
(5)加丹参粉(大陆治心肌阻塞之有效药粉)二两及黄芪粉二两于打果机加水，打烂成薄浆。
(6)加黄芪粉(大陆治心肌之阻塞有效药粉)二两及水若干于打果机，打烂成薄浆。
(7)将此薄浆倒在锅中煮滚后，倒在瓶中，置入冰箱，分五六天与燕窝同于早饭前煮食之。
按此为立夫自己发明，使心脏不致阻塞。现已服了六年之久，有友人服之有效，认为确有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