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蔽战线英雄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3/29 00:34:43

毛泽东惟一赞扬隐蔽战线英雄的诗    “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毛泽东1950年1月上旬写的赞 “密使一号” 吴石的五言绝句。

吴石,字虞薰,1894年生。1911年与好友吴仲禧参加福建北伐学生军,参加辛亥革命。武昌预备军官学校和保定军官学校受业4年,与张治中、白崇禧为同学,1924年为何遂第十四师军械处处长,南苑干部学校上校教官、第四师参谋长、北伐军总参谋部作战科科长。北伐结束,方声涛回闽主政,委任吴石为军事厅参谋长。1929年以保定军校状元由福建省政府派往日本炮兵学校、日本陆军大学学习。1935年秋回国,任参谋本部第二厅处长,专事日本情报研究。,陆军大学任教多年,公认日本通。政治背景属于国民党桂系。 1936年2月少将。抗战中任大本营第一部第二组副组长、军事委员会委员、桂林行营参谋处长、柳州第四战区参谋长。 1940年重逢分别20余年的老友吴仲禧,吴仲禧任国民党第四战区长官部军务处处长和韶关警备司令。吴仲禧1937年秘密加入中共。吴仲禧回忆:“吴石对共产党人是有好感的。他读过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在武汉珞珈山听过周恩来的演讲,还同叶剑英等有过交往。”  吴石不满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倾向革命。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指示吴仲禧(新中国任政协五届委员、广东省司法厅厅长、省政协副主席),通过与吴石的关系,吴仲禧任国防部监察局中将首席监察官。            1942年1月吴石任国民党军政部主任参谋兼部长办公室中将主任,1942年,吴石被调往国民党军四战区,与日军作战时,还救过被误当日军间谍抓住并差点就地枪决的胡志明(后任越共主席)。1946年任国防部史政局局长。1948年春夏之间通过吴仲禧介绍参加“民联”,投身革命阵线,直接受何遂(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司法部长)领导,单线联系。1948年,吴石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1948年,中共中央社会部在福州设置工作站,并派遣谢筱迺(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委会副主任)到福州领导福州站情报工作。中共中央社会部秘密电台设在中共地下党员蔡训忠家中,开辟了联系中共中央、华东局的空中秘密通道。按党的指示,吴石通过何遂与谢筱接上了关系,单线联系。吴石向谢筱迺提供了不少重要军事情报,使得解放大军南下福建进军顺利。他们的工作成绩得到中央和华东局的高度肯定。

 1948年6月淮海战役前夕,吴仲禧派往徐州剿匪总指挥部。吴仲禧到南京见到吴石,吴石写信给他的学生、徐州剿总参谋长李树正,说吴仲禧是他多年的挚友,请李多加关照。李见了吴石的信,对吴仲禧格外客气,亲自带他到总部机要室看作战地图。吴仲禧说:“今天不早了,等有空还想看看,以便回国防部好汇报。”第二天,李树正派参谋带吴仲禧去机要室,吴仲禧把主要部署用笔记下来。他托病回南京就医,赶到上海把情报向潘汉年作了报告。 

 1949年,解放大军横渡长江,转战上海,挺进东南,吴石为这些战役提供了重要情报,如《国防部全国军备部署图》、《沪宁沿线军事部署图》等核心情报。

1949年元旦前后,吴石频繁地往来于福州、广州两地,多次潜往香港与李济深策划起义。1月解放军逼近南京。国民党国防部500箱重要军事机要档案,国防部长白崇禧、参谋总长陈诚主张直运台湾,吴石以福州“进则返京容易,退则转台便捷”为理由,建议暂移福州。国民党当局采纳意见。吴石得悉将出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他打算在福州起义,将这批军事机要档案献给解放军。5月台湾的国民党当局电促速将档案运台。吴石以“军运紧,调船难”为借口,仅以百余箱参考资料、军事图书权充绝密档案,列为第一批,先运台湾。吴石下死命令,当晚将档案全部转移到福建省研究院匿藏,向院长黄觉民(黄是吴的挚友、民主人士)作好交代。

   5月,吴石在福州出任绥靖公署副主任,到香港和地下党联系。吴仲禧代表组织告诉他,已介绍谢筱迩与他联系,有什么重要材料都可交给他。吴石回福州后,与谢筱迩秘密见面。谢向吴石转达周恩来的问候。谢便不断从吴石那里得到各种重要情报。有一次,毛主席来电询问,请吴石再核实一个国民党军队的番号和所在地。吴石知道他送的情报引起毛主席的重视,很是高兴。重要情报,其中包括蒋介石的“全国作战部署”,特别是台湾及东南的部署及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动向情报;国民党军在福建的战斗序列及兵力统计等。吴石还努力拖延了国民党军在福州外围构筑一道永久性防御工事的计划,使得福州这座千年古城在解放时免遭战火洗劫。

7月经广州到香港,最后一次和吴仲禧见面,他即将调任台湾当局国防部参谋次长。“虞薰兄,这太危险了!你不去不行吗?”吴仲禧说。  “我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得了什么?”吴石说,“组织上给我的联络代号是‘密使一号’。为了避免蒋介石嫌疑,除了大儿子韶成、大女儿兰成留在大陆外,夫人王璧奎和两个未成年的儿女都随我一同去台。”8月14日,吴石将军突接台湾来的急电,电文中,蒋介石命令其即日携眷赴台。迫于形势,吴石只能服从。吴石去台湾之前与吴仲禧见了最后一面。吴仲禧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他告诉我,福建绥靖公署使命已经结束,他已被调任国民党国防部次长,要到台湾去任职。我曾请他考虑,到台湾去是否有把握,如果不去,也可以就此留下,转赴解放区。15日他密召亲信参谋王强到公馆,作了简要而严肃的面示:“我奉命明天即飞台北,这里的事情就交给你了,你要尽到军人天职,‘人在档案在’。下一步怎么办,想必你自己懂得。为万无一失,可征求黄院长和刘通先生(原国民党立法院立法委员)意见而行。”次日凌晨吴即携眷飞台。两天后福州解放。王强即在黄、刘两位前辈认可下,将298箱保存无损的国民党军事绝密档案献给解放军。

他坚决表示,自己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个人风险算不了什么。他接着说,为了避免嫌疑,他的夫人王碧奎和两个小儿女也要去台湾。留下大儿子韶成、大女儿兰成在大陆,虽已作了安排,还请我在必要时给予照顾……”赴台前,中共华东局给他的代号是“密使一号”。赴台后,任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帮助一些地下党员安全撤离台湾,

10月和11月攻打金门和舟山群岛失利。这两仗敲响了警钟。解放台北比原先预计的更加困难了。为尽快取回吴石掌握的重要军事情报,华东局领导决定派长期在上海、香港从事情报的女党员朱谌之赴台与吴石联系。11月27日朱谌之从香港抵台,与华东局台湾工作委员会负责人“老郑”取得联系。

  12月初,吴石在台北寓所接待一位穿漂亮旗袍的中年女人。对方取出一封信交给吴石。吴石看后,说:“哦,朱枫女士!”他再看落款“刘栋平”的署名时,心中顿时明白,她就是组织上派来的交通员。

    中共华东局特派员朱枫说,“不久前,我女儿女婿写信要我来玩,现住在我女婿王昌诚家。”

  朱枫,原名朱贻荫,改名朱湛之。,1905年出生。抗战爆发后,朱枫加入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的新知书店做书刊邮购、会计, 1945年入。1948年调香港合众贸易公司任职,从事情报工作。她在上海接受秘密使命,布置任务的是舒同、刘栋平。舒同是内定的台湾省委书记,刘栋平是老练的地下党员,与吴石有联系。

  舒同说:“现在中央对解放台湾的工作抓得很紧,只有通过我们的‘密使一号’吴石,才能获得准确的情报。这就要有人赴台亲取,我们认为只有朱枫最合适。”

  “关于和‘密使一号’联系的问题,吴石赴台前,我们在香港见过面。我给他写一封信,你带给他。”刘栋平递给朱枫一张小纸条。

  “你到台湾后,还要和台湾地下工作委员会取得联系。”舒同说,“台湾工委的负责人是蔡孝干,代号‘老郑’。你与‘老郑’和‘密使一号’只能分别单独见面。”

  吴石从小保险箱中取出一圆铁盒:“盒里装的微缩胶卷全是绝密军事情报,望你以最快的速度,送回大陆。”这些缩微胶卷内有:《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最新编绘的舟山群岛,大、小金门《海防前线阵地兵力、火器配备图》;台湾海峡、台湾海区的海流资料;台湾岛各个战略登陆点的地理资料分析;海军基地舰队部署、分布情况;空军机场并机群种类、飞机架数。还有《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等。

  朱枫,三天后,在基隆港码头,她把第一批重要情报交到华东局情报部特别交通员——定期往返香港、基隆的“安福”号海轮的张大副。很快从香港送到华东局,舒同亲自送到北京,直接交到毛泽东。

  朱枫在此后的40多天,分别和吴石、蔡孝干多次见面,获得几批情报,交张大副安全带走。  台工委委员陈泽民被捕叛变,供出蔡孝干。1950年1月29日国民党特务逮捕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蔡孝乾。蔡孝乾叛变,供出所有名单资料, 400多名地下共产党人被捕,变节者活命,坚贞不屈者被押马场町刑场枪决。国民党保密局逮捕蔡孝乾时,蔡供出吴石。蒋介石得悉,震怒。

  吴石派交际科长聂羲紧急约见朱枫,说:“‘老郑’被捕叛变,你必须立即转移!”他冒险为朱枫签发了一张“特别通行证”,朱枫便以探病为名, 2月4日傍晚搭乘军用运输机飞往舟山。

  敌人从蔡孝干的笔记本上发现吴石的名字,立即扑向吴石寓所,很快从吴宅中搜出他签发给朱枫前往舟山的“特别通行证”。蒋介石当即下令:立即逮捕吴石、朱枫!

 31日台湾当局以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罪名逮捕吴石。在其寓所搜出他亲笔签发给朱谌之前往舟山的特别通行证的有关书面材料。摸清了失踪多日的朱谌之去向,也为吴石的叛逆最后定罪。朱谌之便被国民党军警从舟山抓回台湾。此案涉及高级军官多人,吴石在国民党军界有很多朋友和门生,国民党需要给海内外一个明确的交待。吴石、朱枫、王璧奎相继被捕,被牵连的还有吴石的老战友、“联勤总部”中将总监陈宝仓等国民党高级军官。48吴石案的承办人李资生在香港的国民党刊物《新闻天地》上发表长文,详述逮捕吴石和朱谌之等的始末。受该案牵连而后被捕的人有:朱谌之(女,吴石的联络人)、王璧奎(吴石妻)、聂曦(××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长,吴石的老部下)、陈宝仓(前 “联勤总部第四兵站中将总监)、方克华(××公署主管人事的中校参谋)、江爱训(主管补给的×处参谋)、王正均(吴石的副官)。

  1950610 日吴石、陈宝仓、聂曦、朱谌之被台特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枪决了6人,其余的人被判刑

他们4人被押往台北马场町刑场,临刑前,朱枫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新中国万岁!”她身中7颗子弹,英勇就义, 45岁。吴石在临刑前写绝笔诗:

“天意茫茫未可窥,悠悠世事更难知。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五十七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嗟堪对我翁。”

他遥望大陆说:“台湾大陆都是一家人,这是血脉民心。几十年后,我会回到故里的。”他们的遗体被埋在台北市郊 “六张犁”的乱葬岗子上。这一案件当时震动了台湾岛。

       吴石夫人王碧奎一起被捕,判刑9年。吴石遗书中表达了对夫人的无限思念:“余与碧奎结婚,壮年气盛,家中事稍不当意,便辞色俱厉,然余心地温厚,待碧奎亦克尽夫道,碧奎既能忍受余之愤怒无怨色,待余亦甚亲切,卅年夫妇,极见和睦,此次累及碧奎亦陷羁缧绁,余诚有负渠矣。……思之不禁泪涔下矣!”

1951年7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向朱枫家属颁发《革命烈士光荣证书》。1973年为了表彰吴石为祖国统一大业作出的特殊贡献,周总理力排众议,在毛主席的支持下,由国务院追认吴石为革命烈士。1975年12月20日,周总理说,我党不会忘记在台湾的老朋友。其中提到张学良和吴石。

吴石的夫人后获释,1980年定居美国。1993年病逝后,其子女将父母骨灰合葬于京郊福田公墓。他在福州老家的侄儿,在改革开放后,才得知叔叔原来很早就为我党工作了。其长子吴韶成、女儿吴兰成在大陆,吴韶成定居郑州;幼子吴健成定居美国。

1983年4月,针对“文革”中有人对朱枫的污蔑之词,中共中央组织部作出《关于朱枫同志的组织结论》,肯定“朱枫同志在敌人面前表现出一个革命者、共产党人为革命、为人民忠贞不屈的革命精神”。

1990年6月29日,朱枫烈士牺牲40周年纪念座谈会在京举行,她被称为“台湾的江姐”。1995年镇海区镇海中学旁边的朱枫烈士故居因该校体育场扩建,被圈入校园中。学校对这所二层小楼房十分重视,维修和整理,辟为“朱枫烈士纪念楼”。

2007年下半年,吴石故乡福州市有关部门在仓山区螺洲镇筹建吴石烈士纪念馆。吴石故居保留完好。

法庭上,朱枫(左,站立)、吴石(正写字)。吴石临刑前留下遗言

朱枫 临刑前的朱枫

陈宝仓 1945年10月25日陈宝仓将军(中)与美国海军第6师谢勃尔少将在青岛汇泉路跑马场主持接受日军投降

陈宝仓于刑场

 陈宝仓(1900—1950)1923年毕业保定军校第9期工兵科,晋军任职,后在张发奎将军麾下。抗战,任国民党第四战区副参谋长兼靖西指挥所主任。1940年12月少将,1944年第4兵站总监,中将,抗战胜利时一度兼军政部胶济区接收特派员。1945年10月25日代表中国政府和美国代表谢勃尔,在青岛汇泉赛马场举行青岛地区日本占领军受降仪式。大陆解放前夕,陈宝仓受李济深委派随国民党前往台湾潜伏。由于叛徒告密后被捕, 1950年 6月10日在台北被国民党情报机关杀害。陈宝仓的骨灰从台湾通过教会人士运往香港又运至北京,毛主席签署颁发《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授予陈宝仓革命烈士称号。 1953年隆重公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李济深主祭,宣读长篇祭文。陈宝仓骨灰安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聂曦

为信仰牺牲的“潜伏者”——在台湾秘密潜伏的人

他们是当年肩负使命,在台湾秘密潜伏的人。在当年台湾当局的口径中,他们是“匪谍”、“共谍”,在海峡对岸的记忆中,他们有个响亮的名字──台湾地下党。

台湾地下党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名称,而是在中共领导下,隐藏潜伏在台湾,从事谍报工作的地下工作者的一个统称。

左翼力量早在台湾光复之前便有萌芽,并产生了台湾的共产党组织。不过,日据时代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影响的台共组织并不隶属于中国共产党,而是日本共产党的分支。

1928年,在上海参与创立台湾共产党的台湾留俄学生谢阿女不会想到,二十年后,世人记住的是她另一个名字:谢雪红。谢雪红1901年出生于台湾彰化,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在1928年参与创建的台共组织被称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1945年台湾光复后,她和她的同志重新开始了曾被日本殖民统治者扼杀的左翼政治活动,并在“二·二八”事件中领导了台中地区的武装斗争,后经香港返回大陆,创立大陆的民主党派之一──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谢雪红是一类台湾地下党成员的典型。他们与余则成不同,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在组织上同共产国际、日共、中共都有关系。

1945年8月,台湾籍干部蔡孝干被中共中央派遣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成为台湾地下党的领导人。蔡孝干不仅和谢雪红一道参与过1928年台共的创办,还参加过长征,是在中共党内成长起来的台籍革命者。蔡孝干于1946年7月到达台湾,标志着岛内的台共活动有了相对统一的组织领导。事实上,蔡孝干代表着台湾地下党的另一类组成人员──曾长期在大陆奋斗的台湾人。中共党内的历炼使他们获得信任,台湾籍的出身又是他们展开工作的宝贵财富。不过,正由于他们长期的大陆经验,跟本土成长起来“旧台共”和台湾本地人有一定隔阂。按照台湾的习惯,他们被称作“半山”。

蔡孝干到达台湾后,与陈泽民、洪细樵、张志忠等人一道完善党组织,开展联系潜在台共人士和左翼积极分子等活动,并在1947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就北平发生美军强奸女学生事件发动大规模反美示威。至于秘密搜集传递情报,则主要依靠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潜伏者。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台湾当局称这场席卷全岛的民众反抗运动 “受到共党匪谍的煽动、主导”,其实中共台湾省工委并没有积极参与。然而,谢雪红、张志忠两人却分别成为台中、嘉义两地武装反抗的领袖。“二·二八”事件之后,由于当时的国民党当局丧失民心,在台湾的中共党组织迅速发展,人数激增一倍。

“二·二八”事件前,地下党的组织延伸主要集中在高等院校和知识精英当中,在台湾土生土长的吴克泰、刘青石等人便在这个阶段加入,其中还包括一个日后人尽皆知的名字——李登辉。根据李登辉当年的入党介绍人吴克泰回忆:李登辉1946年由东京帝国大学毕业返台后,便向吴克泰流露出信奉共产主义的思想。后来,在吴克泰的介绍下,李登辉表示愿意加入共产党,并向张志忠递交了自传,蔡孝干不久就批准李登辉入党,并由吴克泰与其进行单线联系。

据刘青石回忆,当时他在蔡孝干的领导下,负责台湾地下党与中共华东局的联系。一次,他乘渔船返回大陆,在港口接受检查时,用药水写在点心盒包装纸上的文件在日光下隐约显形。他情急之下主动打开包装纸给检查人员看,涉险过关。为了保证安全,他精心选择了一条台湾和上海之间走私菠萝罐头的路线传递档案和指示,并向蔡孝干建议,一旦情况危急,就用这条走私线路离开台湾。

出生于北京的汪声和在上海打入国民党政府民航局,担任无线电报务员。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他奉命潜入台湾。他先到香港与同为地下工作者的妻子裴俊会合,借着国民党政府民航局撤退到台湾的机会,到达台湾。随后,他在台北市厦门街设立秘密电台,发回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吴石。这位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的军事专家在抗战中屡立战功,同时也在官场沉浮和派系倾轧中逐渐对国民党当局失望。到抗战末期,吴石升任重庆军政部部长办公室中将主任,曾帮助地下党人吴仲禧谋求国民党内职位。1947年到1948年间,中共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吴石在吴仲禧介绍下,正式开始为党工作,接受地下党员何遂的领导。此后吴石历任“国防部”中将部员、福建“绥靖公署副主任”,借这些职务之便,将大量机密情报、档案等送交党组织。

1949年7月,已被调任“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吴石在香港见到吴仲禧,后者表示他可以不去台湾,转赴解放区。吴石当即表态:自己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有机会,个人的风险算不了什么。为了避嫌,他还携夫人和一对小儿女一同赴台,留下大儿子和大女儿在大陆。

吴石到台后,代号为“密使一号”。从他所处的职位,可想而知他所能接触和掌握到何等机密的情报。此时,中共华东局决定派遣长期在沪、港之间从事情报工作的女谍报员朱谌之与吴石联系。朱谌之于1949年11月27日由香港抵达台北,她先与蔡孝干取得联系,随即与吴石在其寓所中会面。通过朱谌之,吴石将包括台湾、金门等地的军事地图、军队部署、机场及飞机状况等情报经香港转交中共华东局。毛泽东叮嘱有关人员“一定要给他们记上一功”,并挥毫赋诗:“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有奋斗有牺牲有叛卖

由于台湾的历史结局与全国其他地区迥异,让他们的牺牲更显悲壮。变节者中最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党组织的最高负责人蔡孝干。

1949年,撤离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为了保住最后一块立足之地,采用了更加残酷、严密的抓捕和镇压行动。这种做法实际上延续多年,造成台湾历史上的白色恐怖时期,许多无辜的人被殃及,真正的中共地下组织更受到严重摧残。

1949年12月,台湾当局建立“国防部总政治部”,由蒋经国出任主任,对军队和保安机构实施特务控制。在这个机构的策划下,国民党军警对中共地下党组织展开有效破坏。从1950年1月起,军警相继逮捕杀害多名地下党员。1950年2月,汪声和设在台北厦门街的电台被保密局人员发现,汪声和同妻子裴俊等四人被捕,不久后殉难。

1月29日,蔡孝干被捕。这位经过长征考验的领导者一周后就叛变了,并供出了有关台湾地下党的所有名单资料,400多名地下党员由此被捕。变节招供的活命,立场坚定的不屈者马上押赴刑场执行枪决。鲜血染红了台北近郊马场町刑场的弹丸之地。

1950年2月2 日,朱谌之的身份暴露,此时前往香港、上海的海上和空中航线都被封锁。吴石本人虽已处于极度危险之中,仍冒死为朱谌之签发特别通行证,送她飞往舟山。不久,由于叛徒的出卖,吴石也暴露了。由于他在国民党内特殊的身份和职位,此案令蒋介石极为震惊,他亲自下令逮捕吴石,朱谌之也由舟山被押回台湾。这便是举世震惊的吴石案。1950年6月10日,吴石、朱谌之等四人英勇就义。

这一年,被杀害的中共地下党员和左翼人士数以千计。

2000年8月25日,《1950仲夏的马场町——战争、人权、和平的省思》特展在台北“二·二八纪念馆”揭幕。这是台湾地区第一次打破禁忌,客观展示了当年国民党政权在台北马场町刑场杀害共产党员与左翼人士的情形。

变节者苟活一时,但人生的故事并未结束。蔡孝干后来出任台湾当局安全部门少将副参议副主任,从此开始了低调的著述生活,著作有《台湾人的长征纪录》等。1982年在台北病逝。

谢雪红、吴克泰等早在“二·二八”事件后便返回大陆,见证了新中国诞生、成长,也经历了数十年的沧桑沉浮。台湾党组织在1950年被破坏后,刘青石历经艰辛,直到1956年才经香港返回大陆。此后,他在北京清河农场劳动了22年,直到文革后才获得平反。

还有一些人幸未蒙难,也未返回大陆,便在台湾定居。近年来,随着两岸时局的变化,台湾岛内不时有人站出来声称是当年潜伏下来的地下党员。有的确实是地下党外围活动者或同情者,有的则是冒充。

台湾地下党组织的历程也许是整个中共党史上最复杂、最难解的部分之一,直到今天,众多资料还矛盾重重,一些人口中的英雄和烈士,在另一处却被指为叛徒。后人唯一能做的,是在精神深处珍视那些真正为理想、信仰不畏艰难、流血牺牲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