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解决后市民放鞭炮到机场迎接蒋介石

被掩埋的细节：西安事变解决后市民放鞭炮到机场迎接蒋介石

2009年12月15日

1936年12月14日这天，南京《中央日报》突然洛阳纸贵，刚上摊儿一会儿工夫就销售告罄。因为就在昨天，《中央日报》在第三版刊出了一则新闻——《张学良率部叛变》，短短六百多字，一时间引来街头巷尾议论纷纷：蒋介石被拜把兄弟给武力扣留在西安了，消息是真的吗？

事情究竟会如何发展，“官报”《中央日报》自然比一般报纸消息更加可靠。果然，12月14日“京市新闻”版上，《市府布告严禁造谣》的标题赫然出现在头条。文章告知各界，两天前的西安事变“中央有适当处置，望市民力持镇静各安生业。京各界致电慰问蒋委员长。”然而在这条消息的周围，围绕的是《京市今日举行冬季大扫除》、《第六届集团结婚明日举行》、《玄武湖捕鱼，两日捕鱼百余担》这样的“市民”新闻。对于南京而言，西安事变，这似乎只是一个来自西安的不幸消息，事实果真如此吗？

戴季陶铁汤池公馆内下跪“主和”

1936年12月12日晨5时，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蒋介石被武力扣留，西安事变爆发。由于事发突然，南京的高层得到消息已是这天的下午。

据冯玉祥日记记载，12日下午，在位于南京斗鸡闸4号何应钦家中，政要们聚集在一起.刚刚切入到实质问题，分歧出现了。“一、协和(李烈钧)主张安全介石为主。二、陈璧君主安全。三、陈公博亦然。四、朱益之主打。五、何敬之主打。六、叶楚伧主打。七、戴季陶主打。”意见没有得到统一，他们决定用最快的速度将蒋介石“蒙难”西安的事情告知国民政府的官员们，并商讨对策。

从国民政府《中央日报》12月14日的新闻可见，国民党中央是于12日当晚12时召开紧急会议，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铨叙部政务次长、几次中常委会议记录的王子壮在他的日记手稿本中记载，但凡能够及时赶回南京出现在会场的人员基本到齐，共计38人。

第二天晨，宋美龄、孔祥熙从上海赶到南京。当天下午3时至5时半在位于丁家桥16号的中央党部召开会议，紧急磋商。随后至蒋介石返回南京为止的14天时间里，这里车流不息，召开的大会小会一个接着一个，前后不下20次。会议的焦点就在于对张学良“打”或“不打”。

考试院长戴季陶认为对张学良、杨虎城应坚决开战，态度异常激烈。与何应钦不同的是，何是为了自己取而代之，而戴是为了蒋介石的安全。但宋美龄和孔祥熙主和，力陈利弊，戴季陶最终也改变主意。

当时以何应钦预定的参谋长资格参加高级会议的黄绍竑，在《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回忆，这次会议召开的地点在中山东路128号、国民政府财政部内的孔祥熙南京铁汤池公馆。休会时，戴季陶出其不意地向与会者磕头，说:“我是信佛的。活佛在拉萨，去拉萨拜佛有三条路，一是由西康经昌都，二是由青海经玉树，还有一条是由印度越大吉岭。这三条路都可通拉萨，诚心拜佛的人三条路都走，这条不通走另一条，总有一条走得通的，不要光走一条路。”说完又磕了一个响头，退了席。与会者都看见这一幕，特别是反对和平手段的人，知戴季陶转了向，也不再提反对意见了。

南京各界组织赴难团，空谈“救主”

蒋介石在西安“蒙难”的消息传来，“民间”也忙得热火朝天起来。各机关各行业，包括学校、工商界等团体都纷纷表示要“效忠党国，”并“通电讨逆”。

接着是付出实际行动的问题。《发现》周刊记者在12月23日的《中央日报》上看到，12月22日上午九点，召集的各界扩大纪念周大会上，有关方面做出决定，“即日组织首都各界救国赴难团，营救蒋委员长出险。”会场气氛悲壮紧张，各代表均奋不顾身，愿赴西安营救蒋委员长，至11时，始高呼口号散会。散会后，各界代表自动报名参加营救蒋委员长赴难团者，甚为踊跃。

而南京童军组织营救会长(编者注：指蒋介石)讨逆服务团也很快成立，南京城里许多小学的学生都报名踊跃，拟定参加资格并推定领队人员，待截止报名后即准备出发。

南京市民众代表及各机关都宣传讨逆，当时的情景可谓是“首都百万市民，咸欲争食张逆之肉而寝其皮以为快”。

各类赴难团成立了不少，只是到蒋介石回到南京为止，没有一个赴难团有离开南京、奔赴西安的“壮举”。

市政府宣布全面停止娱乐宴会

南京作为国民政府首都，以往都是夜夜笙歌。蒋介石被困西安的消息传来后，人们也一如往常。南京市政府社会局觉得不妥，遂于12月21日通过南京的各种纸媒，从《中央日报》到广受欢迎的《南京人报》宣布，在领袖蒙难期间，全市停止娱乐宴会，并禁止跳舞。并建议中央转明广播电台，在此期间，停止音乐游戏节目。很快，中央电台广播节目对内容进行调整，侧重时事要闻，以唤起全体国民讨逆杀贼，音乐节目改播军乐、国乐及雄壮的爱国歌曲。

此外，戏院业协会决定停业三天，以伸义愤，这三天时间是22日到24日。原本计划上映的电影往后顺延。

1936年帮助父亲在南京下关一带经营茶馆的王女士还记得，茶馆里原本说书唱小调的艺人在那段时间被禁止表演。“但茶客反而比以前多了，原本不爱喝茶的也来了，茶馆成了大家打探消息的地方。以前下午三四点就打烊，西安事变期间，都要到天黑了才关门。”

而家住孝陵卫经营酒坊的86岁的江家华老人也记得，那段时间，自家酒坊的订酒量急剧减少。“虽然禁止宴会的时间有限，但在蒋介石回南京之前，谁也不敢摆酒席，那段时间，南京城里没人办喜事。我们家在那年的十二月生意不好做，全靠周边一些零散的销售在维持。”

南京宣布戒严，病人就医需持警察证明

与此同时，国民党当局考虑到南京作为首都所在地，可能会有极端分子来“趁乱打劫”，扰乱秩序，遂决定加强防范。首都宪警当局接到命令后，对治安尤为注意，南京警备司令部更是于12月16日起宣布戒严。

之后，南京街头的宪警明显增多。宪兵方面加派步哨巡逻，昼夜警戒。警察方面，自下午五点起到翌日上午七点戒备。而且，宪警联合检查旅店、对特种户口比如外来临时户口随时加紧检查。此外，公共汽车行车时间及茶楼酒馆营业时间均不得过夜间十二点。为了避免误会，禁止燃放爆竹，这个规定由警察挨户通知。 每日夜间自十二点起各宪警步哨岗位，得检查行人车辆，对普通人给予警告，而对可疑人暂行扣留；夜间一点以后，市民不得再行外出，但遇病人求医或产妇，经所在地警察证明，得许通过。凡于禁止通行时间，各军事要地及各重要机关附近，自夜间十二点起，绝对禁止闲人接近或无故通行。

“总的来说，西安事变后对于南京绝大多数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来说影响不是很大。”王女士说。

南京童家巷17号陷入一片悲哀

但对于少部分南京百姓来说，西安事变的爆发，无异于当头一棒:他们的亲人已随同蒋介石到了西安，近况如何，无从知晓。

在惶恐不安中度过几天后，12月15日，位于南京童家巷17号的邵宅隐约得到消息，说跟随蒋介石前往西安的邵元冲在事变中受伤。邵宅陷入一片慌乱，邵夫人即大名鼎鼎的民国女权运动家张默君赶紧电询张学良，被告知12日当天，邵元冲从西京招待所跳窗逃遁时，被士兵开枪击伤，送到医院救治，于13日晚医治无效离世。年仅46岁的邵元冲英年早逝让邵宅陷入一片悲哀中。

邵元冲，字翼如。博学多才，曾是民国第一任杭州市市长，曾是孙中山的机要秘书。因此，他是国民党中当之无愧的元老级人物。邵元冲的身故一方面令家人悲恸欲绝，另外一方面，又成了国民政府号召民众“讨逆”的幌子。

12月21日《中央日报》第一张第三版头条位置上，邵宅关于邵元冲的讣告赫然显目，上书“报丧 顷接西安电 邵翼如先生于十二月十三日晚因西安叛变不幸殉难哀此报 南京童家巷十七号邵宅谨启”。接下来直到蒋介石返回南京的三天里，邵元冲的讣告都出现在头版的位置上。

这个讣告成功地激起了市民对张学良的仇恨。国民政府趁热打铁，一面派各种要员前往邵宅吊唁，发表各式慷慨激昂的“讨张檄文”，一面在《中央日报》上发文，准备在25日遥祭尸体还在西安的邵元冲。12月25日，《中央日报》第三张第一版专发了“中央遥祭邵翼如先生暨在西安殉难诸同志特刊”，林森、李烈钧、冯玉祥都在特刊中题词悼念。

那么，跟随蒋介石前往西安的其他人员情况又如何呢？据国民党《中央日报》当年12月23日的文章说，蒋介石此次前往西安时，随从官佐共五十二人，殉难者四十六人，其中包括他的侄子蒋孝先。

有南京市民要求枪毙张学良

除此之外，南京方面开始了对西安事变的“始作俑者”张学良展开了各种攻击。比如，在12月19日《中央日报》副刊“中央公园”上，刊登了一篇署名为“浣花”的文章。

文中说，大概民国十七八年，有一群匪寇，在某地猖獗起来，这匪寇的大头目，却是“行不改名，坐不改姓”的张学良。关于这个假黑旋风的消息，自然很快地传到了真黑旋风的耳朵里，张学良赫然震怒道:“他也配叫张学良？”于是在一纸命令之下，那个张学良，不“学良”而“学狼”了。这不知是哪位秘书的高见，因为古时流匪，叫做白狼，那么，在良字上加个反犬旁，遂十足道地画出一个强盗形来。其后，东北军旅方面，有个上尉副官，名字也和张学良一般无二，在某次的呈文里，被张学良发觉了，随即在后面批诫道:“冒用长官名字，实属不敬；该张学良饬即改名。”这位无权无勇的张学良，虽没有被派做学狼，但在咫尺权威的压迫下，只有奉命维护，偷偷不学良了。

文章中还质疑，从以上两件事可以看出，张学良对他自己的名字是如何爱惜，何以现在又“形同匪寇”，背叛党国，劫持统帅，不“学良”而“学狼”。

“西安事变的消息刚传到南京，茶馆里的茶客谈起来都不相信，说张学良怎么可能把自己的拜把兄弟给扣下来了呢？许是有什么误会吧。但几天之后，随着报纸上对此事的分析，茶客们就越来越认定张学良真的不是个东西了。”王女士告诉记者，张学良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在南京形象十分高大，但这次事件后，张学良就“声名狼藉”了。后来，他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后，许多市民都要求枪毙张学良。

大批市民拥到大校场机场迎接蒋介石

在各方势力的斡旋下，12月25日，蒋介石安全离开西安。当天下午五点半，抵达洛阳。而消息传到南京，是在他抵达洛阳二十分钟之后。而最先得知消息的，便是《中央日报》。该报在六点之前，一面开始印号外，并通知各电影院，将这个好消息用幻灯片报告观众，一面在报馆的门口立即贴了两张“临时壁报”，写着“蒋委员长安抵洛阳”几个字。

该报报馆还预备了一辆大卡车，围上“蒋委员长安抵洛阳”的布标语，边开边燃放鞭炮。卡车先向夫子庙方向开去，沿途许许多多人都被鞭炮声吸引了出来。当《中央日报》的工作人员第二次(六点半)带了号外再向夫子庙驶去时，一路上老百姓燃放的鞭炮声已不绝于耳。从华侨路一直到夫子庙，沿路人山人海，许多商店都挂起国旗来，以示庆祝。12月26日的《中央日报》在第二张第三版上以《昨晚全市狂欢，本报散发号外》为题，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报道了相关情况。

26日，蒋介石返回南京，一时太平路、中山东路、黄埔路、明故宫及由明故宫至中华门一带，有超过四十万人出门迎接。大校场机场四周挤满了热情的市民。

“我13岁，读小学高年级，老师带我们上午8点钟从孝陵卫出发，赶到大校场，已经快11点半了，我们排着长长的队，走了整整三个多小时的路，很兴奋，没觉着累。”江家华老人告诉记者，那个时候，百姓们对蒋介石平安归来的热忱都是发自内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