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公羊作俑，让儒家蒙冤---翻一个两千多年的案

是公羊作俑，让儒家蒙冤---翻一个两千多年的案

一

自汉以后，“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被普遍视为孔子编纂删定《春秋》时的原则态度，进而被视为历代避讳的总原则。这是五四以来儒家受到批判最多而儒家最难反驳的一条罪行。这堪称对儒家和孔子最严重、最悠久的一个误会。

“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非孔子说、非圣人说，不是儒家的原则义理。它出自于公羊家，是公羊家对《春秋》的冒昧总结和过度解读。是公羊家或者后人将公羊家言强加给儒家的。

《春秋-闵公元年》原文是：“春王正月。齐人救邢。夏六月辛酉，葬我君庄公。秋八月，公及齐侯盟于落姑。季子来归。冬，齐仲孙来。”《春秋公羊傳》对“冬，齐仲孙来” 一句的釋文曰：

“是冬，齐仲孙来。齐仲孙者何？公子庆父也。公子庆父则曷为谓之齐仲孙？系之齐也。曷为系之齐？外之也。曷为外之？《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子女子曰：以春秋为《春秋》，齐无仲孙，其诸吾仲孙与!”

据董仲舒解释，齐本无仲孙，书"齐仲孙"实指公子庆父。公子庆父乃庄公庶兄，称之为"齐仲孙"，是为了系之于齐，乃为亲者讳。为什么讳？讳其弑二君之大恶也。（详见《春秋繁露·玉英》）

《春秋公羊傳》和《春秋繁露》都有妄自猜测和过度解读之嫌。

据《左传》：“冬，齐仲孙湫来省难。书曰仲孙。亦嘉之也。仲孙归曰：不去庆父，鲁难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对曰：难不已，将自毙，君其待之。公四：鲁可取乎?，对曰：不可，犹秉周礼。……”

赵伯雄先生按：左氏在为这条经文作传的时候，一定是有《春秋》以外的其他史料(很可能是齐国的史册)作依据的，看他详细地记述仲孙与齐君的对话可知。而公羊家显然缺乏这一项史料依据，他们不知道“齐仲孙”究竟是齐国的什么人，于是乎想当然地认为“齐仲孙”就是原来鲁国的那个公子庆父，他之所以被称为“齐仲孙”，是由于他逃到了齐国的缘故。《公羊传》同时引本派先师“子女子”的话说：“以春秋为《春秋》，齐无仲孙，其诸吾仲孙与!”完全是一种猜测。这种猜测固定下来，遂成为《公羊》的“义”。（《春秋学史》）

过度解读堪称公羊学家的习惯。他们所读出来的《春秋》大义微言，有的符合儒家义理，有的偏离，有的近乎“画鬼”。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因其（经学）材料残阙寡少及解释无定之故，转可利用一二细微疑似之单证，以附会其广泛难征之结论。……譬诸图画鬼物，苟形态略具，则能事已毕，其真状之果肖似与否，画者与观者两皆不知也。”

公羊家解读、阐发的不少符合儒家原则的《春秋》大义、外王正理，由于不符合专制主义的根本利益，汉朝以后郁而难彰。而出于《春秋公羊傳》的“三讳”因为容易且适合被重权利用，遂作为春秋大义而隆重宣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

孔子的《春秋》根本不是当做纪实性的史书来写作的，故不能用史书的标准去衡量。

据公羊家言，《春秋》以孔子诞生为基点,将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十二世分为孔子所传闻世,孔子所闻世、孔子所见世。真实的情况是，春秋时代，诸侯挟持天子，大夫放逐诸侯，家臣反叛大夫，“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所传闻世”固然为据乱世,“所闻世”和“所见世”更是“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虽然春秋时代距孔子愈近而世愈乱，但在《春秋》经中正好相反，“世愈乱而文愈治，春秋笔法愈谨严，礼法愈完备”，与历史事实是完全颠倒的。如果按照史书标准，简直可以说孔子造假历史呢。为什么呢？

因为《春秋》一经所写乃孔子“理想化的历史”，以孔子传闻世为据乱世，以孔子所闻世为升平世，以孔子所见世为太平世，以鲁国二百四十二年象征人类历史之缩影。（公羊学“张三世”，将人类历史分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个阶段。）

以所闻世为升平世，以所见世为太平世，必然要省略掉所闻世所见世某些“大人物”的糗事，目的不在于“讳”什么，而是为了让历史符合王心所加的“理想”。

因此，就算《春秋》一书“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说法成立，“三讳”也仅是“托史寄义、托事明义”之书的特征，有它的局限性和适用范围，不能将它扩展为修史原则，更不能延伸为政治原则。

另外，孔子修《春秋》，但不可能毁去鲁国、其它各国及周王朝的史书，更无法逆料秦始皇的焚书浩劫。他一定以为，在《春秋》经中省略掉所闻世所见世某些丑恶不会影响历史事件及人物的真实。后人只要把鲁史及有关史料与他所修的《春秋》对照一下，就更明白了。

三

根据儒家义理，孔子不可能认同“三讳”为修史原则和政治原则。

《论语卫灵公篇》载：“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孔子盛赞卫国大夫史鱼言行正直刚直像射出去的箭一样，可见孔子是以“直”为史官美德的。

孔子还曾盛赞晋国上大夫叔向之直。“叔向，古之遗直也。治国制刑，不隐于亲。三数叔鱼之恶，不为末减，由义也夫，可谓直矣！”（《左传·昭公十四年》）如果是无关大局的“攘羊”小事，孔子主张“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如果象叔向弟弟叔鱼那样激起朝廷动乱，威胁到社稷稳定，触犯了礼制的上限，孔子则赞赏“不隐于亲”，认同叔向“三数叔鱼之恶”，付诸刑律。

《春秋左氏传》宣公二年言：“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可见孔子的思想取向。上述孔子之言，比起公羊家的解读来，不仅可信度更高，而且更符合儒家仁义礼智信等基本原则吧。

至于说“孔子在《春秋》中为掌权者讳，对于当时那些不利于“尊者”的事件和史实往往讳而不言”云云，更是无知的污蔑。相反，《春秋》责备贤者，“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乃直言、“直书”的典范。

杜预《春秋序》说：“尽而不污，直书其事，具文见义，丹楹刻桷、天王求车、齐侯献捷之类是也。”朱熹指出“《春秋》只是直载当时之事”，“孔子但据直书而善恶自著”，李晚芳言：“昔孔子之作《春秋》也，心天地之心，法帝王之法，据事直书，而善恶自见。”

公羊家的过度误读和后儒的“无限上纲”，加上专制主义的利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和恶劣的影响。历代王朝从中引申出避讳史学并将之制度化生活化，使“三项基本原则”在历史编纂、政治生活乃至日常生活中大行其道，“避讳学”亦不断发扬光大，什么君讳、圣讳、宪讳、家讳、师讳、俗讳等。然而将此“三项基本原则”的“发明权”归之于孔子，实在是冤哉枉也。“三讳”本非儒家大义，误读误导达两千年呀。2010-10-22东海儒者余樟法

附言一：

《公羊春秋》作为家学，最初只是口耳相传，至公羊高的玄孙、汉景帝时人公羊寿方与齐人胡毋生（《汉书》作胡母生）合作，将《春秋公羊传》定稿“著于竹帛”。所以《公羊传》的作者，班固《汉书·艺文志》笼统地称之为“公羊子”，颜师古说是战国时齐人公羊高，《四库全书总目》则署作汉公羊寿。

附言二：

《春秋》不是史书是什么书呢？那是一部托史寄义、托事明义的儒家经书，是“文以载道”在史学领域的应用，“借史传道”。

孔子自己说过：“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孟子》）孔子既非史官，更非天子，却在《春秋》中借用史笔的褒贬、体现天子的赏罚，故自称“窃取”，可见孔子自己明明白白地承认，他作《春秋》是别有用心和目的的，是“制《春秋》之义以俟后圣”。

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以《春秋》代行天子之事（贬退讨）。本来天子才有“制法”的资格和权力，孔子作为一介布衣这样做，从理想层面言是尽自己的文化历史责任，从现实角度看是越俎代庖大僭越，有大罪。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

司马迁称《春秋》为礼义之大宗，又说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又说：有国家者，不可不知《春秋》。又说：“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史记》）。司马公明明白白说孔子作《春秋》是为了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

史重事实，经重义理。朱子言：“以三传言之，《左氏》是史学，《公》、《穀》是经学。史学者记得事却详，于道理上便差；经学者于义理上有功，然记事多误。”在对待《春秋》的态度上，汉初以来就一直存在着“今古文”之争。古文学家仅以史学家教育家目孔子，贬《春秋》为史，今文家认为孔子更是政治家哲学家，褒《春秋》为孔子“行天子是事”、为万世立法的外王经典（关于政治、社会的学说）。

清代著名今文学家皮锡瑞曰：“经史体例，判然不同，经所以垂世立教，有一字褒贬之文，史止是据事直书，无特立褒贬之义”所以皮氏断言：“但知借事明义之旨，斯可以无疑矣”、“《春秋》是经，《左氏》是史，后人不知经史之分，以《左氏》之说为《春秋》，而《春秋》之旨晦，又以杜预之说诬《左氏》，而《春秋》之旨愈晦。”皮氏区分了经史的不同，指出了《春秋》是经非史。

熊十力先生对《春秋》十分推崇，在《读经示要》中说：“二经（指《易经》和《春秋》）制作皆极特别，皆义在言外”，“易假像以表意”而“春秋假事以明义”，认为《大易》和《春秋》皆为经而非史。公羊家当然不是不知道“《春秋》是经非史”这一点。我想，在总结“三讳”原则时，他（戓他们）可能是采取双重标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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