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品質與優質生活

人的品質與優質生活

【高希均】

黨可以替換，政治人物可以替換，公共政策上對人的品質的重視不能替換。台灣之所以能立足於世界，所依靠的就是二千三百萬人民的品質。整體反映出來的，就是台灣的生命力……

「人本」世紀

台灣社會的媒體報導，經年累月淹沒在政治議題中及政治人物身上。一些電視上的叩應節目，助長了泛政治化的發酵，鎖住了民眾對這些爭議的注意力。

這一個在其他民主國家中罕見的現象，誤導了社會應有的全面關注，模糊了民眾長期利益的焦點。當政治議題「過熱」時，其他與人民福祉密切相關的議題酖酖教育、就業、環保、人文……就相對地被「冷卻」了。這種報導上的排擠效果，扭曲了政府資源的合理分配，以及社會上應有的優先次序。

進入二十一世紀，先進國家對公共政策的一個重要共識：不是政治性的，而是知識性的，那就是要盡全力酖酖個人的、社區的、企業的、政府的──來提升人的品質。所謂「以知識為根基」的新經濟，就是不斷地對個人要持續投資，對人力資源要充分利用。從這個角度來看，二十一世紀可以稱為「人本」世紀──以人的品質為本、以人的福祉為核心，以人類幸福的提升為共同目標。

追求優質生活

現代人有慾望，也有權利，要追求優質生活；政府有責任，也有義務，要提供優質生活。

當今天台灣的每人所得接近一萬三千美元時，我們已經進入了世界上前三十名的「高所得經濟」。

一九五○年代的台灣，國民所得不及二百美元，是一個典型的落後地區。當時所全力追求的是生活水準（食、衣、住、行……）的改善；擺脫了貧窮的桎梏之後，近二十年來，全民所應當追求的是「優質生活」(Quality of Life)。如果用西方學者馬斯洛(Abraham Maslow)學說中六個階段來說，台灣已由低層次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歸屬需求，走向較高層次的自尊自重、自我實現與超越自我。

優質生活是由「溫飽」進入「小康」後的新境界。它不再以量取勝，不再以增加財富為唯一目標，不再以小我為中心，不再為了經濟成長而犧牲生態保育。換句話說，衣食不足時代中所嚮往的「更多」、「更快」、「更方便」、「更新奇」，在優質生活的世界中，不再等於「更好」；而永續發展的理念，也替代了狹義的「經濟發展」。

回顧台灣社會在謀求改善生活的過程中，大家都付出了可貴的代價。它包括了工作的過勞、生涯規劃的扭曲、健康的耗損及家庭團聚的犧牲；對整個社會所產生的外部成本，至少也包括了交通的擁擠、生態的破壞、資源的消耗、犯罪的增加、人際關係的淡薄……。

因此，當「小康」已經普遍出現在台灣社會時，人民應當要及時修正貧窮時代心理上常出現的貪婪、自私與占有慾。

快樂、財富、慾望

從經濟觀點來看，個人的快樂常常取決於財富的多寡與慾望的強烈。我們常用一個簡單的命題來表示：

快樂＝財富÷慾望

(1)當財富的增加大過慾望的增加時，快樂就增加。這就是過去半世紀台灣人民的普遍感受。

(2)當財富的增加慢於慾望的增加時，快樂就下降，痛苦就增加。這正說明「知足常樂」的智慧。這當然也說明：為什麼有錢人不一定快樂，因為他們常常慾望更高。我們不是聽說過：「失眠的皇帝最羨慕酣睡的乞丐。」

優質生活是要在財富與慾望之間取得平衡；優質生活的最終目的即是要活得快樂；活得快樂比活得富裕更重要。因此，在西方社會，也常看到富豪們年輕時拚命累積財富，晚年時努力回饋社會。一位大富豪說過：「使我滿足的是賺錢，使我快樂的是捐錢。」

小我的「自立」

個人真要追求到「優質生活」，則必須要擁有三個「自立」的條件：

(1)經濟獨立：沒有經濟上的獨立，自己就缺少「自尊」。伸手要錢是缺少自尊的；有了適當的財力，才能過自己的生活。因此，人必須要有適當的工作、適當的收入、適當的儲蓄，以及適當的退休規劃。

(2)思考獨立：沒有思考上的獨立，自己就缺少「自主」。在這不確定的年代，自己就容易迷失方向──追時髦、比財富、爭名利──陷入庸俗的物質漩渦之中，難以自拔。

(3)人格獨立：沒有人格上的獨立，自己就缺少「自信」。做一個堂堂正正、有自信的人，就不需要扭曲自己、奉順別人。現代社會中的「人人平等」是要建築在每一個人的人格獨立上。敢說「不」、敢獨排眾議、敢擇善固執，是優質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面。

<ｂ>參與、分享、奉獻

沒有「自立」的條件，就無法追求生活上的「優質」。離群索居與孤芳自賞，構成不了優質生活。現代公民社會的群體面是要和諧共存、相互合作、彼此協助。群體生活中的最高境界，不是「獨樂樂」，而是「眾樂樂」。因此，現代公民要同時擁有參與、分享與奉獻的三種氣質；參與是投入、分享是惜福、奉獻是大愛。

擁有這種氣質的人民，雖然無法與有財力的人比財富，與有權力的人比權勢，但他們會在不同場合，展現出更多的關懷、更多的感恩、更多的有所不為的堅持。

當我們擁有了三種「自立」的條件以及三項公民氣質，優質生活就不再是空中樓閣。

優質生活的內涵

讓我們來描繪一幅「優質生活」的圖像：

(1)工作要做得出色。

(2)家庭要細心愛護。

(3)財富要取之有道。

(4)言行要表現品味。

(5)消費要知所節制。

(6)時間要合理安排。

(7)閱讀要養成習慣。

(8)嗜好要長期培養。

(9)公益活動要參與。

(10)永續發展要支持。

這樣的優質生活，是今天每一個人都可以擁有的。它不需要靠大量財富、權勢、名位來獲得；但它需要一些智慧、一些品味、一些割捨來追求。

這樣追求所贏得的是快樂，是分享，是奉獻。我們終於追求到了優雅的優質生活，而非俗氣的優裕生活。

勿讓「濫」攪局

追求「品質」的路上，最怕出現「濫」來攪局。

台灣社會正在經歷一個廣義的供給過剩(over-supply)的現象。試看當前的狀況：太多的銀行、太多的媒體、太多的大學、太多的民意代表、太多的選舉……。

這個開放、多元、民主的社會，一面有多姿多彩，充滿生命力；另一面，在多姿多彩的背後出現了揮不掉的陰影：盈利少、研發少、人才差、品質差、待遇低、士氣低。

這些陰影所反射的是，經營者最怕面對的兩項事實：

(1)供給超過社會需要，變得「多」。

(2)「多」帶來惡性競爭，造成「濫」。

簡單地說，超過需要的「量」就是「多」，一「多」就不容易獲利；不適當的「多」就是「濫」，一「濫」就破壞品質。

凡是低品質的、不入流的、不守信譽的產品、服務、個人言行、政治承諾、社會現象，過度的發生及持續的出現，就是「濫」。因此，大家常聽到了這些名詞：濫貨、濫造、濫取、濫伐、濫調、氾濫成災……。

「多」與「濫」互為因果。太「多」的電視台，就容易製作「濫」節目；太「多」的出版社，就容易出版「濫」書；太「多」的民代人數，就容易冒出「濫」的民代；太「多」的政治考量，就容易使政治人物「濫」信。

當供給「太多」時，當然要讓市場的力量決定存活。以銀行為例，該倒的讓它倒，該判刑的就要坐牢。一九九七年金融風暴，韓國政府即以鐵腕重整誠信，南韓前總統金大中的兩個兒子也因受賄先後判刑。日本金融界十年來不敢開刀，就難以使日本經濟再振雄風。

以平面媒體為例，因為強烈競爭，按理產品品質會更好，價格會更低，讀者得到更多實惠；可惜的是，有些媒體為了銷售，犧牲了品質與專業，從事惡性競爭，啟動了「劣幣逐良幣」的風潮。目前八卦之氾濫，就是明證。

當「濫」持續存在，就會產生失去紀律與犧牲品質的惡性循環，更是喪失淘汰劣幣的機制。這不應當是台灣的宿命。扭轉的起點，就是要從淘汰「濫」開始，這應當要從各方面同時著手。

【2004/08/22 聯合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