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中国人的官僚主义病ll

中国人的官僚主义病

胡星斗

       何为官僚主义病？

       官僚主义病的症状有，机构臃肿症——由于行政权力支配社会，安排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由于干部铁交椅，能上不能下，同时又要“培养接班人”，加入新人，因此，导致政府机构庞大，部门林立，企事业单位机构重叠、人浮于事的状况。如县镇有党、政、人大、政协、工会、妇联、文联、共青团等机构，环保局、土地局、粮食局等几十个科局，以及精神文明办、拥军优属办等数不清的办公室；一个单位也往往有党、政、工会、职代会、妇联、共青团、党校、计生委，甚至公检法、各科局等众多机构。

       办事扯皮症——由于机构重叠，管事的“婆婆”多，因此容易形成滥加干预、政企不分、部门利益主义，以及办事扯皮、踢皮球、不负责任的现象；欲办事，不把上上下下、左邻右舍的关节打通，往往很难办成；企业成天围着政府转，到处“烧香磕头”，要资金，要指标，要外汇，要批示，无暇顾及企业管理。据报道：一家工厂的基建项目在申报过程中一共盖了745个大印；南京中央大厦工程项目所盖图章超过1000个。每个图章都代表舍我莫过的关卡。

       懒散作风症——“一杯茶，一盒烟，一张报纸看半天”，这形象地描绘了官僚主义的懒散作风。李鸿章曾说：“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做官，倘使这人连官都不会做，那就太无用了。”一百年后，恐怕还可以这么说。在一些办公室里，溜须拍马，吹牛聊天，打牌玩乐，浮夸作假，墨守陈规，蠢材政治盛行；这些父母官们遇事则敷衍塞责，官气十足，难怪老百姓称之“门难进，事难办，脸难看”。

       官重民轻症、主仆倒挂症：少数人从革命者倒退为封建官僚，不讲为人民服务，只讲权势、利益、享乐；口头上称“人民公仆”，实际上成为称王称霸的社会主人；他们独霸一方，官官相护，仗势欺民，视人民为草芥；或“吃喝嫖赌全报销”，或“公安司法一手遮天”；凡事迎官而解，群众望官兴叹。老百姓说：“一等公民是公仆，人民为他谋幸福！”而且，老百性由于长期受压抑，地位低下，因此自卑心理浓重，自觉低官一等，见官则受宠若惊，热泪盈眶，点头哈腰，曲意奉承。

       官僚主义并发症之一是终身制。干部终身，只要不犯“错误”就不降职；因此，惹得官员们以保官为第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即使犯了错误，只要没得罪顶头上司，也可易地做官；再说，有好几类情况不算犯错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因为各地情况不一样，要“实事求是”地办，所以不算；地方主义、部门主义——是为了搞活经济，不算；吃吃喝喝，滥花乱发，只要不把钱往自己兜里放，不算；瞎指挥，造成国家重大损失，其出发点是好的，情有可原，再说银行、计委、企业及其他部门都有责任，所以不算……。官员捱到离休，也有平衡法：封为局级巡视员，处级调研员，等等，待遇不变，所以终身享受富贵。

       官僚主义并发症之二是腐败症，也叫腐败定律：在封建社会，皇帝视天下为私有，因此，天下的珍玩美女尽归自己；但皇帝不能仅自己占有，也得收买人心，让大臣们沾点光，所以，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甚至公然地让大臣们贪；再说由于没有监督机制，皇帝想管也管不住啊。因此可以说，封建时代存在着有组织的贪污受贿现象。权臣梁冀、和珅的家财甚至达到中央政府每年财政收入的几倍。“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钱”，即是官场腐败的写照。到如今，官僚主义的腐败症并未随着末代皇帝而消失，而是仍然十分严重。企业尽可亏损，但一些领导照样大吃大喝，损公肥私；照样拿回扣，拿好处费，收取贿赂；甚至企业破产，他还可在处置企业财产时贱卖国有集体资产，捞取个人好处；还可易地当官，重新开始一轮发财之旅。老百姓称之“穷庙富方丈”，“亏国家不亏自己”，“企业的蛀虫”。在政府机关，腐败大案也屡见不鲜，权钱交易，权力寻租，官倒，批文，指标，充当保护伞，等等，腐败手段各式各样，屡有翻新。待到腐败之风甚炽，民怨沸腾时，政府则开始“严打”，可惜治标未治本，制度、法制的弊端、漏洞依然，因此，腐败虽暂时有所收敛，但“严打”之后依然，甚至更盛。难怪孟德斯鸠说：“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败”，此即腐败定律，千古不变。

       君不见官僚主义做官法？他们党同伐异，互相倾轧，唯我独尊；大事小事请示汇报，一字不错低头念稿，多多重复报上口号；对上司满脸堆笑，对下属板起面孔，对百姓趾高气扬；“决心在嘴上，行动在会上，落实在纸上”；“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发财靠胡来，当官靠后台”；“口头上马列主义，实际上封建主义”。

       还有官僚主义相官法：真正的人才往往有棱有角，不太听话，不甘平庸，不愿阿谀奉承、委屈求全，因此当官要庸才，难怪有人说：“干部无才便是德”。再说，人才难驾驭，万一人家高升了，还不得气死自己！中国官员最不服的，就是曾为自己部下的人当官比自己大。所以，人们总结出教训、经验谈：“武大郎开店，不要比自己高的”，“选官不要有德有才，只要听话有后台”。在官僚那里，“听话”，成为评判标准；有没有后台，成为提升的关键。

       一些人还发明了小官大做法。即使是乡长、科长，甚至股长之类的小官，也有摆官架子、抖威风的做官法，求见先经秘书，办事且遭冷落，天天大摆宴席，出外前呼后拥，见到更小的官儿先大加训斥，来个下马威，等等。

       ——大官小做法：有时官做大了，才知道谨小慎微，不露峥嵘，才能爬得更高；当两派斗争激烈、无法取舍时，当权者往往选拔默默无闻、中立中庸的部下。因此，聪明者得出结论：大官应当小做！不声张，不露馅，不独断，不自以为是，尽量做出团结同事、亲近民众、倾听呼声、为民排忧解难的样子，才算高明。

       ——闲官忙做法：有些闲职之官奈不住寂寞、闲静，搞繁文缛节，文山会海，不仅大会小会一概参加，而且再亲自策划、主持一二个“学先进”、“经验交流”之类的会，因此他整天看似忙作一团，其实，几乎没做几件正经事。

       ——忙官闲做法：有些人本是忙官，身系百姓安危，负责一方一事，可他熟谙官场，游刃有余，知道得过且过，敷衍塞责，只要稳稳当当，不犯大错误，就能步步高升。因此他只顾天天“取经”、“参观”、作报告，在各种会上“泡”，乐得逍遥。有人写了一首《会海铭》，对这类官僚主义者刻画得惟妙惟肖：

      “心不在会，到场则诚；话不在妙，开口就行。斯是会海，唯我畅泳。摆摆龙门阵，唠唠山海经。累了伸懒腰，闷了看电影。可以打呼噜，挖鼻孔。无群言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还可喝两盅。心里云：何苦之有？”

       还有人借李清照的《声声慢》，作词讽刺懒惰的“命官”：

      “慢条斯理，圈圈点点，不慌不忙不急。酒足饭饱时候，最好休息。一摞一摞文件，怎奈我，懒得动笔。不批示，不费心，好在责任不负，画个圈儿何意？天晓得，谁能予以解析！圈阅，圈阅，单表老子已阅！不干事最相宜，人宁事息。这次第，却一个懒字了得！”

       ——无风险做官法：画圈法。林彪说：“主席画圈我画圈”。“紧跟”上司最保险。上司没表态的不说，上司没批准的不做；点头法：对上司只管拼命点头，唯唯诺诺，不表现自己，不求政绩；查办术：对于媒体已经曝光的、上司知晓的事情，要雷厉风行，彻底查办。其余的则可敷衍了事，息事宁人，得过且过，保证无人追查。万一底下有人告状，则斥之无理取闹，同时给他“穿上小鞋”；表现术：在上级主持的会议上，要率先发言，及时称赞上级决策的英明正确，同时表一表自己的坚定决心，吹一吹自己的政绩。下面人做过的一切事情都可揽为己有，成绩不妨拔高，数字不妨大改。还要密察上司的私欲和要求，千方百计、不惜代价也要给予满足，可以送手机汽车，可以给买房买地，也可以报销一切费用；会议术：多多主持召开会议，练就能熟背报纸的口若悬河的说话本领。把开会当成政治待遇，笼络人心，谁坐主席台、谁的名字见报、谁作代表发言、谁出席先进分子会议，都当作自己的做官砝码。另外，还要注重运用奖励、封官、许愿等手段，让别人为自己效劳，增加吹捧自己的人数。如此来做，必可保证官位稳当无忧。

       官僚主义病因何在？

       病因在于权能主义政治，官本位意识，专制主义文化，小农经济与资源的官方垄断，封建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而非改革中的社会主义）的混合毒素。如斯大林的“干部决定一切”的思想在作怪；“党委挥手，政府动手，人大举手，政协拍手”，以及党与政府、人大、政协、武装力量、公检法、基层单位八位一体的传统体制存在弊端；官僚阶层、知识阶层、民众阶层三者分立，知识阶层的向导和舆论批评作用发挥不够，民众阶层的监督不力。

       如何治疗官僚主义病？

       官僚主义病的处方是民主和法治。列宁说：“民主是医治官僚政治体制的解毒剂。”此为真知灼见。可是，以往我们往往把官僚主义仅仅当作旧社会和剥削阶级的遗毒，不承认社会主义本身存在官僚主义的病毒因素。这是荒谬的鸵鸟式的自欺欺人的态度。有些见识的人早就看清了这一点。陈独秀晚年就希望社会主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吸取民主制的精华，以消除官僚主义等病症，其见解可谓深刻而大胆。几百年前的孟德斯鸠早就指出：“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只有把权力建立在人民群众的监督制约之中，官僚主义的癌症才无生存扩散之地。

       要建立民主政治，必须遵循民主三原则：多数原则----少数服从多数，大政决策服从民意；程序原则----执政、决策皆依法依程序而行；少数原则----保护少数人的正当权益，对不同意见的少数不能歧视或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