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吁2011年养老金调整时解决183号令造成的不公平

 

　　最近人资社保部称2011年全国将继续上调企业养老金，这是国家兑现“连续三年给企业退休职工增加养老金”承诺之后，又一个意内之举。北京已经连续十多年这么做了，更有1999年下了“双黄蛋”（一年内涨了两次）。即便如此，冷酷的现实是，相对于公务员和教师的养老金水平，企业相差的绝不止一两个量级。
　　现在，北京企业退休职工的养老金待遇存在三个不公平，一个外部的，两个内部的。
　　第一个不公平：这是与外部（公务员和教师）横比产生的。公务员教师在职时享有体面的工资和或明或暗的种种实惠，自己不需要交一分钱社保费，退休后却继续拿着远高于同等资历企业职工的养老金，这段理能讲得通吗？花着纳税人的钱如此恣意自肥，社会诸多不和谐根源可不必往别处找了。
　　不错，企业养老金年年涨，可每次都是抠抠唆唆的百十多元，连涨四五次也赶不上公务员教师涨一次的多。这种数学应该有它的玄妙之处，看看每年给企业涨时大张旗鼓的宣传，而给公务员和教师涨时的遮遮掩掩，就不难明白了。
　　这暂且按下，收回目光看看企业内部退休待遇的不公平，这就有了——
　　第二个不公平：随着每年社会平均工资的不断上涨，以此为基数测算出的退休金也在相应梯度上涨，若干年后，相同资历的较早与较晚退休者待遇就差出一大截。实事求是地说，北京为此做出了努力，已连续五年为65岁以上退休者普调之外再特调。但也应该指出，这很不够，一是没有覆盖到50岁左右合法退休的人，二是没有形成联动机制，即间隔一定年数按社会平均工资增幅确定全覆盖的退休金增长比例。
　　第三个不公平：北京市政府2006年第183号令造成更大的不公平。这个政策使数十万2005年底以前退休的职工利益相对受损，与同等资历者相比，至少相差20%！2008年起我数次致函“首都之窗”的“市长信箱”，得到的回复都是“今后调整养老金时会考虑您的意见”，令人遗憾的是2009、2010年两次养老金调整时根本未予理睬。
　　我所说的“利益受损的退休职工”是指2005年12月31日以前退休到2009年底尚不满65岁者（包括1990—2005年退休的有毒有害工种女工人、1995—2005年退休的女工人、2000—2005年退休的女干部和有毒有害工种男工人、2005年退休的男干部和男工人）。这个不公平涉及面广幅度大，远超过所谓的“退休早待遇低”的问题。
　　以上提到的三个不公平，前一个是外部的，后两个是内部的。解决外部的可能比较复杂，不妨小步推进。两个内部的长久存在毫无道理，现在第二个已着手解决但不到位，第三个却不予理会，这实在说不过去。早退休就活该倒霉吗？这是一个和谐社会的正义逻辑吗？类似的倒霉蛋多了，不觉得那些漂亮的主旋律话语有些不知所云吗？
　　为此，我强烈要求，立即在这次调整养老金时，消除这一因政策改变造成的不公平，政府没有理由再拖延下去了。
　　需要声明的是，第三个不公平不是183号令本身造成的，实施这个文件，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与公务员和教师的养老金差距，所以183号令是个良法。问题出在没有配套措施跟进，说句“文词”是“只要新人笑，哪管旧人哭”，那几十万早退休的人被抛弃了，没能“雨露同沾”。
　　大幅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已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要维稳吗？这个问题不解决，增加多少维稳经费也是南辕北辙。明摆着的不公平假装看不见，一年两年行，三年五年也行，再长了就不好说了。社会和谐稳定归根到底源于社会公平，古人早就看到了“不患寡而患不均”。这个“均”不是绝对平均，那是遥远的共产主义的承诺，可望不可即。我们要的是合理范围内的差别，也就是公平或叫“平均”。国人大多有这样的经验：贫富差别小时，社会就和谐稳定得多，反之则戾气弥漫冲突不绝。今天的中国，单纯的增量发展已经不是硬道理了，经济成果的公平分配至关紧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会误大事，这个原则该倒过来用了。
　　我相信，多数人会认同以下原则：一个真正以民为本的社会，它付给退休者的基础养老金（无论源自社保基金还是财政拨款），不应因职业类别和级别高低导致过大差距，合理的差距只能来自工龄长短。需要说明的是，个人缴费属于零存零取性质，不在论列之中，但也应相对于基础养老金控制一个适当比例。
　　现在广大的退休者都在计划体制下为国家干了二三十年，个人帐户交的钱只在养老金中占百分之二三，还是工龄长短和社会平均工资基数起决定作用。可见，工龄相同者，无论退休早晚，享受的养老金待遇不应该差得太离谱。183号令的“单兵突进”就造就了这种离谱状态。政府缺钱吗？哪里也能挤出来，钱花在这上头叫名正言顺，比花在扩编维稳队伍升级管控手段上管用的多，不信就试试。当政者们不要得过且过一拖再拖了，也不要挤牙膏似地敷衍了，望你们大大方方干脆利落地消除上述的不公平！


我完全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