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版《技术史》：最早的文字

牛津版《技术史》是牛津大学出版社历时30年才出齐的目前世界上最具权威性、篇幅最大、资料最全的世界技术与社会发展通史，涵盖自远古至20世纪中叶人类技术的历程。全书800余万字，有3000余幅珍贵图片和插图。由相关领域200余位国际知名学者撰写。

最早的文字

在人类创造的被我们称之为文明的所有发现和发明中，最具决定性意义的是使人类能够永久记录他们的成就和历史的手段，这种手段就是书写技术（art of writing）。

晚期旧石器时代的某些绘画体现了一种杰出的技艺，这种技艺显然具有悠久的传统和某些正规的训练。这些作品被认为包含巫术的因素，通常企图使猎物进入猎人的掌握之中。但是偶尔这些绘画也记录真实的事件或想像的事件。雕刻在拉斯科（Lascaux）洞穴（多尔多涅）墙壁上的一组图画，记录了用标枪攻击水牛的情形。标枪刺透了水牛的内脏，垂死的水牛给予猎人以致命一击。这位艺术家的作品历经20000年，讲述了他希望讲述的事情（图544）。 

图544　犀牛、水牛和猎人。拉斯科洞穴雕刻画。旧石器时代后期。

这样有艺术才能的人可以很好地把有关日常生活的图形信息传递给他们的后人。我们对旧石器时代的这种图形还一无所知，但应记住，当时试图传递信息的图形流传下来的机会微乎其微。它们必然存在于露天之中，也没有人会费劲地把它们雕刻或刻画到耐久的石头上去。不过我们已从生活在新石器时代的人类那里寻到了大量易损的图画。为了迅速描出外形，人、动物或物体的图形都被简化为简单的图示符号。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表意文字，即一种仍在汉字中使用的记录方式。较早的象形符号来自前王朝时期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最早期文明。两者代表着真正的象形文字的开始。

考古学证据表明，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4000年间，美索不达米亚的两河三角洲居住的人群被称为苏美尔人。他们的文化构成了那个地区所有后续文明发展的基础。苏美尔人留给后世最重要的遗产是他们的记录体系，这种体系从仅仅是象形符号的领域迅速流通开来。可称之为文字的已知最早的例子，出现在埃雷克的伊南那神庙的泥板上。这些泥板上雕刻了据猜测是数字的记号和物体，诸如动物的头颅、鸟、鱼、植物、家用器具和人体器官的图画（图545）。因此，可以确信，在苏美尔如同在埃及那样，文字起源于图画并由此发展起来。在这两个国家，人们已经发现如何运用图画表示读音和物体。一旦达到这一点，文字就开始了。

 

图545　来自埃雷克的刻有象形符号的泥板，可能是神庙记账告示。约公元前3500年。 

引起文字发明的动机是经济上的。到公元前第四千年中期，低地美索不达米亚人已经跨越了新石器时代的蛮荒。苏美尔地区和邻近的阿卡德地区已经分成了许多小城邦。每个城邦都包含一个或多个拥有大量僧侣的神庙。城邦之神被认为是全部城邦土地的所有者。由于是以农产品来支付神庙的费用的，于是产生了对记账体系和记录应收费用与应付费用的需求。一般公认，在来自埃雷克、杰姆德特纳斯尔以及其他苏美尔城邦的早期泥板上，关于神庙收入的记录是由僧侣记录和保存的。一个刻有牛头、谷穗、鱼的图案和可能是数字的环形印记的泥板，可能就是个人或村落交给神庙多少牛头、谷穗和鱼的记录。在另一个类似的泥板中心有个洞，可能是已付账的记录，换句话说就是收据。

我们认为，这些泥板代表着文字的真正开端。它们的目的显然是记录。那些来自埃雷克、储存在神庙存档中的泥板，是用于交流经济信息的。这些早期泥板上的记号是复合的，显示出表达动词观念或行为的最初尝试。例如，人的头和嘴的图画与面包或食品的图画相结合，表达了吃的动作。这类复合的记号也有一些可能表示专有名称。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把它们作为使用象形记号表示声音的开始。

现在一般称为字符的早期象形文字自身，显然不能使记录（即以可见的形式表示清晰的论述）思想活动的发达体系的基本功能完善起来。例如，尝试书写“这是国王的房子”这一简单的句子时，将“国王”和“房子”的图形符号并置不能明确地表达意义。可能有多种方式来阅读它，如“国王去一栋房子”或“房子是给国王的”等。苏美尔和埃及的书写历史都表明，这两个国家是沿不同途径寻求这一难题的解决方法的。

第一种方法是，增加图形记号的细节，换句话说就是使图形担任更多的工作。因此，在埃及的象形文字体系中，以许多不同的方式使用“人”这一基本图形。由加德纳爵士（Sir Alan Gardiner）搜集整理的埃及字符表中，至少有53种表示不同状态和活动下的人的符号。然而，苏美尔记录者又运用了另一种方式。他们用一种叫“估努线”（gunu-lines）来标识图形记号；这些记号表示对其本意的某些修正。因此，在人头图形的下巴位置上划线就表示只提及嘴，从而表示“头”的记号SAG就转变为表示“嘴”的记号KA。这种趋势极大地增加了所使用的图形记号的数量。加德纳的记号表包含732个记号，体现了这个中王国时期埃及人的惯用法，而来自苏美尔埃雷克的早期文件中使用的记号数，估计约有2000个。除了它的繁琐的特征外，这种体系的最大局限性是，不论如何增加细节的数量，它们既不能用图形记号表示所有可能的引申意义，也不能成功地用一个句子表示出字与字之间的所有关系。 沿着已证实的文字发展历程出现的另一种解决方法是，使图形记号表示读音而不管其意义。这一过程也许最初由埃及语和苏美尔语中的同音字，即那些读音相同而意义不同的字（比如“Pole”和“pole”）的存在所提示；Pole其人可以用记号pole表示。这种扩展图形记号意义范围的方法已知的最早例子，可能出现在发现于巴比伦偏北底格里斯河的杰姆德特纳斯尔的约公元前3000年的泥板上。在这些泥板中，有人名En-lil-ti——在苏美尔语中的意思是“Enlil ［神］带来生活”。字符TI用图形表示一支箭，但苏美尔语中ti的读音既表示箭也表示生活，而生活的含义是很难用图形表示的。类似地，在埃及语中我们也发现了熟知的记号，圣甲虫（hpr）转义为同音字hpr，表示存在的意思。这种方法扩大了图形记号的表达范围。不幸的是，这同时也增加了歧义，而且这种方法的使用受限于为数不多的同音字。不过，这种用同音字扩大单一记号使用范围的方法表明，文字注定要进步，音义分离是发展主线。苏美尔语词汇主要是单音节的事实，促进了这一进程。我们在公元前第三千年初期发现了三种很发达的趋势：（a） 对读音相似而意义不同的字使用相同的字符，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音节符号的发展。（b） 限定词的引入。 （c） 按照读或说的顺序将记号排列在泥板栏目中。建立音节符号的作用是减少现在使用的符号数。因此，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乌鲁克（埃雷克）时期后期的某一阶段（乌鲁克IVb地层，约公元前3600年）有2000个符号在使用；约300—400年后出土于法拉的泥板表明，符号数量已减少至约800个。到了拉格什的乌鲁卡基那国王（King Urukagina）时期（约公元前2900年），法拉文本中使用的符号又消失了200个。这一过程中符号UDU的故事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子（苏美尔语中UDU是“绵羊”的意思）。这些早期的泥板主要是神庙账目中赠品的名单，因此羊的符号经常出现就不足为奇了。在从埃雷克IVb地层获得的资料中至少有31种不同的UDU符号的变体，无疑对应着神庙中用于礼俗仪式的许多不同种类和状况的绵羊和山羊。但在下一主要地层中仅有3种符号表示绵羊，在最上层只有2种。这是一种对自由分化趋势的有意拒绝。限定词的应用，是苏美尔和埃及书写体系发展初期消除歧义的一种策略。限定词是一种用于表示人或事物种类的特定符号，它们被置于受限定的符号之前或之后。最早的这种符号可能是苏美尔语中的DINGIR（神），置于神的名称之前。苏美尔符号GIS（木头）被置于整体或部分是木制物体的名称之前。于是，原先表示犁的字符——一幅犁的图画——可能表示犁或者耕作者，而通过使用限定词可以限定它的含义。加前缀符号GIS就表示犁，加前缀符号LU（人），就表示耕作者。另外两个非常常见的限定词是KUR和KI， KUR用在被限定的符号之前， KI用在被限定的符号之后，分别用于表示国家和城市的名称。决定限定词的应用和位置的传统规则很早就确立了。在读音与意义分离的发展过程中，表示简单读音并不像字母那样使用字符，而是使用音节。这样音节表产生时就包含了300多个符号。这些符号是对那些继续被用作没有音节意义的字符的符号的补充。音节符号的发展使得有可能用文字来表达话语的语法元素，例如格尾、代词性前缀和后缀、介词、副词和连词，这些词就其性质来说是不能用图形表示的。音节符号作为明确意义的辅助手段的另一个重要应用，是作为语音补符。这在早期的埃及和苏美尔文字体系中都能找到。可以用一个例子来很好地解释。创制苏美尔文字的人不得不克服的歧义在于，许多苏美尔字符是多音字，即它们可以用两种或多种方式读出来，具有两种或多种意义。这种困难本身来自于文字的图形起源。例如，苏美尔符号DU，原来的形态是人的脚，可以表示与脚有关的各种活动，描述这类活动的词自然地可以由不同的读音来表示。于是，符号DU可以表示这样一些字gin（去）、gub（立）、tum（拿来）。写字者通过在符号DU之后分别书写音节符号NA、BA和MA，以指明将赋予其什么含义。因此，在其后写有音节符号NA的符号DU，读作ginna（要去），加上述的其他词也类似。 上面提到的第三种趋势，即按照读的顺序在泥板栏目安排符号，完成了苏美尔文字固有发展的早期阶段。最初的泥板没有分栏，每块泥板中所包含的少数符号被任意安排。当分栏开始出现时，泥板中包含的符号也没有排列的迹象。这无疑是因为这些早期的文件不过是与神庙业务相关的仅有临时作用的记录。对书写它们的人来说是十分清楚的，但不打算把它们当作永久性的记录。然而，当城市统治者（比如拉格什）对永久记录他的业绩变得有兴趣时，这种作临时记录的潦草方式，就由泥板栏目中以连续行方式有序排列的符号所取代。这一过程似乎到艾那顿王（King Eannatum）时代（约公元前3000年）就已经完成了。这样到公元前第四千年末，苏美尔文字体系由含有500—600个符号的音节表（即符号表）所组成。其中约100个是表音的，表示元音a、 e、 i、 o、 u，以及这些元音和辅音读音的多种组合。然而，与埃及体系不同，苏美尔体系没有表示简单辅音读音的方法，即他们还未达到也从未达到文字发展的最终阶段——创造字母。有趣的是，尽管埃及人很早就已经发现了文字的字母表原理，但是他们从未跨出符合逻辑的放弃字符、限定词和语音补符这样的繁琐方式的一步。直到他们文明的末期，埃及人继续直接使用文字的字母方法作为其余的古老传统体系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