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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没有不对的孩子，只有不对的方法（三）

卢勤作品集 《没有不对的孩子 只有不对的 2010-08-03 20:02:41 阅读0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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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愉快 的 没有不对的孩子，只有不对的方法（三）

 没有差的孩子，只有差的家长 (11)

    2000年3月，全国少工委、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共同创办了“知心家庭学校”。我们倡导这样一种理念:在“知心家庭学校”里，爸爸妈妈和孩子，既是同学，又是朋友，大家相互信任、相互沟通、相互学习，建立起一种新型的家庭关系。全国第一个挂牌的城市就是金华市。我荣幸地担任了“金华市知心家庭学校”名誉校长。   

    事隔八个月，“知心家庭学校”如雨后春笋，在金华市中、小学校建立起来。11月11日，全国“知心家庭学校”现场推进会议在金华召开。我欣喜地看到，金华市刮起了“知心风暴”。   

    在徐力读书的金华四中率先建立起“知心家庭学校”，开办了知心信箱、知心报、知心辅导室、心灵之桥演播室、知心热线等以知心为主题的心理健康教育系列。“知心家庭学校”不定期地以座谈会、专家报告会、家长现身说法等形式进行家庭教育方面的知识传授。针对家庭中母亲与子女接触较多的现状，“知心家庭学校”开办了“现代母亲素质讲座”。金华四中的知心信箱就挂在学校通知栏旁边。同学们学习上、生活上的烦恼，对同学、老师、学校的建议等等都可以写在信上，投进知心信箱。知心信箱为每一位来信的同学保密。知心信箱的辅导老师，通过信函的形式尽快给来信的同学答复。普遍的问题，还在学校的知心报上予以解答。目前，学校收到的来信中有诉说自己感到孤单没有朋友的，有询问学习方法的，也有讨教如何与同学、老师、父母相处的等等，内容涉及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知心家庭学校”对每一封来信都有回信，而且由专人送到来信人手中。“知心热线”曾接到一位爸爸的来电，问该如何教育他的儿子。经询问得知这是一个单亲家庭，父母离异后，已懂事的儿子整天郁郁寡欢，觉得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来，经常把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间里。接热线的老师问这位父亲:“可以和您的孩子谈谈吗?您先问问儿子愿不愿意?”父亲小心翼翼地询问子，儿子慢慢地走过来，拿起话筒，辅导老师就与他商量能否与他交个朋友，与他谈谈知心话?那孩子答应了，第二天来到了“知心辅导室”，在辅导员的耐心开导下，终于揭开了多年的心结。   

    这样的学校在北京，在辽宁营口，在山东青岛，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建立起来，2001年将建起300所。   

    在金华，当我提出再去看看徐力时，我听到一个好消息:徐力已由原来的15年徒刑改判为12年，现在已经转到杭州少年管教所。可是，听说徐力曾说，15年和12年对他来说都是一样的。   

    我心里很不安。看来徐力对自己的前途尚没有信心。我想，别的少年犯会有父母去看望，而徐力呢，没有了妈妈，他更需要的是母爱。于是，我便决定推迟一天返京，去杭州看他。我要让天下的父母都相信一个事实:环境可以改变人!好的环境可以把孩子变好!阳光可以融化一个少年心头的冰雪!11月16日，我来到杭州少年管教所。在宽敞明亮的探视室里，少管所负责人说，徐力刚来半个月，但表现很好。所里组织少年犯学习时，他朗读文章，还会出板报。听了这些，我十分高兴。   

    一会儿，教官把徐力带来了。他剃光了头发，身穿少年犯的服装。   

    “你认识她吗?”教官问道。   

    “知心姐姐!”徐力亲切地叫着，脸上露出好看的笑容。天天都会听见有人叫我“知心姐姐”，不知怎么，今天听到徐力这样叫我，我心里的滋味却不寻常。看得出，在徐力的内心世界里，“知心姐姐”占着多么重要的位置!   

    我们并排坐着。我仔细端详着他:比起八个月前，他白了，也长胖、长高了，令人欣慰的是，他苍白的脸上有了红晕。“听说你减刑了，祝贺你。”我真诚地对他说。   

    “是的，同学们联名上书法院要求为我减刑，我爸也到处奔走为我说话，法院终于判了，减了三年。我很感动也很难过，我犯的罪，判多少年也不算多啊!”徐力低下头动情地说。我的心放下了，原来徐力所说的“15年和12年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的话，并不是出于自悲而是自责。   

    “这说明大家对你还抱着很大的希望啊!你要有决心重新开始!你在少管所每天都做些什么呢?”   

    “上午学习政治文化，下午劳动。我只要有空就学习，我叫我爸把我的书包和课本都带来了，我要好好学习，出去还要考大学。”徐力坚定地说。   

    “你很有志气。少管所也是一所学校，你只要珍惜大好时光，会学到好多知识。方志敏烈士生前在国民党的监狱里，条件那么恶劣还写下了《可爱的中国》那样不朽的著作，因为他坚信共产主义的理想一定会实现;你现在的条件比他好得不知多少倍，又有那么多人关心你，你可不能虚度年华，要相信，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将来出去要为祖国效力，没有科学文化知识不行!再说，这也是你妈妈一生的希望……”一提到妈妈，徐力的眼睛红了，眼眶里噙满了泪水。“我会努力的，知心姐姐您放心。我还让我爸带来了《红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还借给别的人看。我还要学习外语和电脑，21世纪是高科技时代，没有本领不行!”   

    “有志者事竟成，你一定行!需要什么的话，你可以给我写信。”   

    俗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我相信，12年后的徐力会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我让徐力抽空儿把他和他母亲的事情写成书，用来唤醒天下的“徐母”，也来警示天下的“徐力”。   

    临走，我们把事先买的毛衣、袜子、水果塞在他手里，徐力又惊又喜，连声说“谢谢”。   

    我和徐力并肩照了一张照片。回来洗出来看时，照片上，徐力的脸上露出了甜蜜的微笑。每每看到这张照片，我这个做母亲的心中，仿佛又多了一份对儿子的牵挂!

当新世纪的太阳升起的时候，我收到徐力从少管所寄来的信。可以说，这是进入21世纪以来最让我高兴的一件事。信是这样写的———知心姐姐:您好!   

    由于时间安排的原因，我直到现在才给您写信，我在这里先说声“对不起”，希望您能谅解我。   

    当我时隔半年在少管所再次见到您时，除了惊讶，更多的是激动。惊讶的是我没想到您“不辞千里”来看我这个失足少年，激动的是我终于又见到了心目中的“知心姐姐”。您在谈话中对我的开导和教育使我受益匪浅。当我得知您以我们四中为基点建立了一个“知心家庭学校”，建起了我们与父母沟通的桥梁，我的喜悦自不必说。我们终于能够找到与父母沟通的途径，通过“知心家庭学校”的建立，我们逐渐拉近了与父母的距离，虽然我没有机会深切体验，但我更能感受到这种作用。知心姐姐，我一定会尽我所能支持这项活动，把我的亲身体验和感受告诉大家，不再酿成我这种“悲剧”。   

    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对父母普遍存在着距离感。主要由于孩子与父母沟通的时间不多，心中的一些不悦和困惑无人倾诉。再加上现在的父母在对孩子的管束上普遍偏紧，特别是在学习上，只注重孩子的成绩和名次，不去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这种过高的要求会使孩子的压力越来越重，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心理上的畸形，这对于孩子的成长将构成严重的影响。所以我希望全世界的父母能够多关心孩子，不仅在“物质”上，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抚慰。让孩子真正拥有一个倾诉的对象，在孩子与父母之间建起一条沟通的桥梁。   

    我也希望孩子们能多与父母沟通，也许最初的沟通会充满苦涩，但基于父母对孩子和孩子对父母的那份深爱，沟通的最终结果一定是圆满的。由于孩子与父母之间久未交流真实思想，要一下子面对面交谈会很难，下面我建议几种办法供大家参考:   

    1.给父母写一封信;   

    2.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   

    3.用自己喜欢的方法让他们阅;   

    4.写几篇日记;   

    5.诉说自己的苦恼;   

    6.有意放在父母可以看到的地方;   

    7.请老师、阿姨等你和父母都信任的人向父母说明你的状况。   

    上述办法的作用是引起父母对孩子的状况的了解与关注，创造孩子与父母进一步沟通的条件，请相信，当父母明白了这一切后，一定会认识到考重点高中、重点大学远不如让儿女身心健康、拥有幸福快乐更重要，而孩子卸下了沉重的包袱后，不但会心情愉快，学习也变得轻松。   

    我就是没找到与父母沟通的正确途径，所以才酿成今天的悲剧。我真的不想让这种悲剧重演。我希望知心姐姐能把我的切身体验告诉所有的父母和孩子，这也是我现在惟一的心愿。   

    知心姐姐，新年将至，我希望你们一家幸福美满，也希望所有的人都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我希望在新的一年里能再次看到您那慈祥和蔼的面容，更希望您能组建更多的“知心家庭”。就此搁笔。   

    祝家人幸福!徐力   

    2000年12月28日徐力的心愿，也是知心姐姐的心愿:   

    让所有的孩子都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让所有的家庭都成为“知心家庭”!   

    春节前，徐力的爸爸给我打来电话，他泣不成声地感谢“知心姐姐”两次去看望他的儿子，答应一定常去看徐力，鼓励他重新做人。   

    我相信，“知心风暴”一定会压倒“心灵尘暴”。当和谐的家庭气氛建立起来，当父母与孩子成为“知心朋友”之日，家庭将成为“知心的小屋”，成为“和谐”人才的培训地，而不是“沙尘暴”的发源地。   

    让我们期待着那一天早日到来，让“知心风暴”刮得更猛烈吧!

考上大学的苦恼考不上大学的苦恼(1)

     在中国，上大学是多少人的梦想。无论对家长、学生还是学校，中小学长达12年的教育，归根结底目的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考上大学。然而，当成千上万的考生挥汗如雨奋力拼搏饥不择食般地从拥挤不堪的高考独木桥中挣脱，总算闯进大学的校门时，迎接他们的难道只有鲜花与欢笑吗?不!当他们如梦初醒，发现自己原本选择志愿的权利被无情剥夺、进入的大学和专业是学非所爱、对大学的陈旧的教材和平庸的教师都大失所望的时候，苦涩与无奈便不可避免。走近被称作“天之骄子”的当代中国大学生群体，你会发现，这些经历了炼狱般的苦难好不容易挤过独木桥的大学生，他们中的许多人似乎并没有胜利者的喜悦，相反心里充满了失望和迷惘……   

    那是个星期天，上午还一片阳光灿烂，下午却突然刮起了北风。那不知从何而来的风携着沙尘，不到一个时辰就将北京城搅得天昏地暗。我和小路约好在报社见面。这是我和小路的第二次见面，第一次见面是在2000年8月。   

    那天，一位朋友从香港来北京，晚上约了几位新知旧友在城东的一家酒楼小聚。席间，朋友的一位旧友谈起了她的儿子，说:“苦熬了十几年，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可是没读到一半他就跑出来了，连文凭也不要了。他的一个同学，以高分考进上海一所重点大学的计算机专业，只读了一年也跑出来了。还有我老同学的儿子，在北京上大学，也在闹着要退学。你说，这些年轻人是怎么了?就是不喜欢自己所学的专业，想做自己感兴趣的事，也得先拿到文凭啊……”在座的人听了，也都唏嘘不已。   

    饭吃到一半，一位高个儿、背着黑色摄影包的年轻人推门进来。   

    “这是我儿子小路。”他妈妈站起来给大家介绍说。梳着马尾辫，穿着大红T恤的小路，朝大家微笑着点点头。因为是母亲的老友请客，他似乎也没有什么客套，坐下来便狼吞虎咽。   

    分手时，小路母亲悄悄跟我说:“你是记者，也许他愿意跟你谈谈，你问问他，他是怎么想的。”这之后，我曾多次给小路打电话，都是他母亲接的。他不是在忙着拍电影就是去法语班听课或是去酒吧看电影会朋友。   

    不久前的一个深夜，我终于在电话那头逮着了小路。他答应和我聊聊。   

    18岁以前，所有的人都告诉我:人生的路只有一条，这就是上大学从小学到高中，我一直都是好学生，虽然初中毕业以几分之差没考上重点高中，但是高中三年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那些年，我满脑子就想着一件事:一定要考上大学。我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虽然他们不像我有些同学的父母那样将考大学挂在嘴边上，但是他们每一点细致入微的关怀，每一句殷殷叮嘱的话语，都能使我感觉到那份沉甸甸的期望。我还有一位姐姐，她在国内读了大学后，又留学日本，每逢谈起她，爸爸妈妈总流露出掩饰不住的骄傲。那时，姐姐就是我的榜样，姐姐走的路似乎也是我应该走的路。后来我才明白，不管我和我的同龄人愿不愿意，上大学，这似乎是一条规定好了的路，在我们前面，已有无数师哥师姐从这条路上走过;在我们后面，还将有无数的师弟师妹从这条路上走过。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告诉我们，你们人生的路只有一条，这就是考大学。   

    为了考上大学，虽然我没有头悬梁锥刺股，学习也算是刻苦的。我不喜欢英语课，可是为了高考不拉分，我不得不硬着头皮背单词，记句型，那些日子背单词我背得昏天黑地。虽然下了这样的苦功夫，后来进了大学，我对英语也没热爱起来。上课时，我不得不跟着老师的指挥棒走，因为老师告诉我们，只有跟着他走，才能考上大学。   

    记得上高中时，一次，语文老师让我们给一篇课文分段，并写出段落大意和课文的中心思想。我向来就对这种划分段落、总结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的作业很反感。一篇好文章，一千个人阅读，会有一千种不同的理解和感悟，怎么可能只有一种答案。况且，划分段落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怎么可能只有一种划分。那次，我的作业得了低分。老师在课堂上严肃地说，有不同的看法可以保留，但是考试时，必须按标准答案答题。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随心所欲地答题了。因为我知道，如果随心所欲下去，我也许就考不上大学。   

    还有一次，化学老师给我们布置课堂练习。我做错了一道题，是因为粗心大意，而不是不会做。老师将我狠狠训了一顿，罚我回家后做100道化学题。那天晚上，我做题一直做到凌晨。心里虽然百般委屈，却不敢说半个“不”字。如果当时不是一心想上大学，我一定受不了这份委屈。   

    上小学三年级时，我爱上了摄影。开始，也就是拍拍风景照、人物照。后来，我进行了一种尝试，就是将正活动着的人或动物拍成一组，有点像动画片。我将这种反映连续动作的照片给同学看，同学说，你这拍得有点像电影。我一下子很振奋，觉得拍电影也许并不是什么难事。虽然当时的想法很幼稚，但是后来我知道了，我的兴趣和爱好其实早在小学时就开始潜伏在身上，只是为了考大学我闭目不见而已。因为上大学与玩摄影比起来，前者似乎实惠得多。但是，上高一时，我又一次产生了搞摄影的冲动。一天，我无意间看到了一篇报道，说由于城市建设，北京的胡同正在逐渐消失。我产生了一个冲动，我想去拍胡同，去将那些正在逐渐消失的胡同拍下来，留下一份史照。那年的寒暑假，做完作业，我就背着相机、骑着自行车出去，见胡同就钻，拍完了，还找那些爷爷奶奶或大伯大妈们打听胡同的起源和历史，记下了不少资料。一直到上高二，寒暑假时，我还骑自行车出去拍照。那时候，我陆陆续续已经拍下了几十条胡同。可是到了高三，一日重似一日的学习压力终于使我不得不中断了拍摄计划。

为了考上大学，我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爱好，那是我对自己内心欲望的一次妥协。后来我才明白，那种欲望并不是我自己的，它是外界强加给我的，因为我并没有想过:上大学以后呢?以后的路怎么走?回想初中到高中那六年，其实是糊里糊涂过来的。我从来就没有问过自己将来想干什么，从来没有真正审视过自己。因为在那时，上大学似乎已成为我的终极目标。   

    这种随波逐流，在我填报大学志愿时又可略见一斑。1997年，我参加了高考，总分超过了重点大学本科录取分数线。填报学校和专业时，虽然我很想上电影学院，可是听说电影学院不是重点大学便犹豫了，觉得亏了。父母建议我报考上海一所重点大学。母亲是上海人，对上海怀有一份特殊感情，我也很喜欢上海这座城市，于是，学校很快就敲定了。父母问我想学什么专业，我将那所大学所有的专业都看了一遍，似乎没什么感兴趣的，后来觉得自己化学还可以，就胡乱填报了“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当时我的感觉，就好像一场马拉松比赛终于跑到了终点，我只知道自己是胜利者，其他我就不关心了。   

    进了大学才发现我犯了一个错误，所学的并不是自己所热爱的刚进大学时有一阵子兴奋和新鲜。可不到一个月，这种感觉就没有了，随之而来的是沮丧、失望、苦闷和彷徨。因为我发现，所学的并不是自己所热爱的。我对“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压根儿就没兴趣。这时我才知道，当初一个轻率的选择已铸成了一个多么严重的错误。我为自己错误的选择懊悔。但是，我已没有改正的机会，学校不允许转系换专业。最初，我也曾试图说服自己学一行爱一行，也曾尝试着进入学习状态，但是，我最终不能说服自己，如果学了一辈子、干了一辈子，也不爱这一行怎么办?我为这个假设的结果不寒而栗。   

    不热爱自己所学的专业，也就没有了学习的热情和动力。第一个学期，我算是硬着头皮撑过来了，各门功课勉强及格。可是到了第二个学期，我再也打不起精神去听课了，同学去上课，我就躲在宿舍里读自己喜欢的书。我还开始写诗，不是为了发表，也不是想当诗人，而是宣泄内心的苦闷。   

    那段时间我很彷徨，我不知道脚下的路该怎么走。如果就此放弃，寒窗十几年的努力将付之东流;如果不放弃，学一门自己不喜欢的专业是一种痛苦，也许会是终生痛苦。就在这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计算机系一年级的S君（请原谅我不说出他的名字）。S君来自青岛，虽然他学的专业令许多人羡慕，可他自己并不喜欢，他喜欢的是音乐，他收藏了一千多张CD，书桌抽屉里、放衣服的箱子里、纸盒子里装的全是CD。自从进了大学，S君就很少去听课，不是躺在床上听CD，就是趴在桌子上写词作曲。大一上学期，他每门功课都亮了红灯。我没有问过S君，他为什么要读自己不喜欢的专业，也许是父母武断的决定，也许是阴差阳错的无奈，也许是像我这样糊里糊涂进错了门。因为在我的同学中，不少人就是这样进来的。   

    如果在大学生中作一个“你所学的专业是你喜欢的吗”的调查，我敢肯定，起码有一半人会答“不是”。因为当初，大多数人都将考上大学作为底线，而并非将志趣和爱好作为底线，不管是考前填报志愿还是考后填报志愿，都会有人为了能上大学而做出无奈的选择。   

    如果这个调查结果成立，该是一件多么可怕而又不幸的事啊，也就是说，大学生中有一半人是在学自己不感兴趣的专业。不知有没有人对大学生的就业去向进行过追踪调查，他们中有多少人是在干本行?如果学了四年又干别的去了，对于个人来说，辛辛苦苦拿到的文凭只不过是一块敲门砖。可是对于教育资源本就短缺的国家来说，却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当然，我是进了大学以后才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的，是进了大学以后才知道，真正理想的专业是建立在个人兴趣、爱好基础上的，只有那样，学习才是一件快乐的事。可是，我已悔之晚矣。   

    认识S君后，我们常在一起唱歌、弹吉它、聊天，也倾诉各自心里的苦闷。我们觉得，仅仅为了一张文凭在学校混下去，是浪费生命，不如离开学校去做自己感兴趣的、喜欢做的事。到那个时候我已经明白了，我之所以对所学的专业提不起兴趣，是因为那个在儿时就潜伏着的梦苏醒了———摄影才是我最喜欢最热爱的。

考上大学的苦恼考不上大学的苦恼(2)

    1998年5月，我给父母写了一封信，态度坚决地提出要退学，并谈了退学的种种理由，我说，我不愿将生命耗费在我不感兴趣的学习上。我不知道我的信给父母带来怎样的震惊和不安。几天后，母亲从北京赶到上海。我以为母亲一定会严厉地训斥我、数落我，没想到，她见到我后平静地说，你不喜欢现在的专业，我跟你爸都能理解，但是，你不能不上大学。那天晚上，我和母亲在学校旁边的林阴道上一边散步一边交谈，母亲讲了许多鼓励我继续上大学的话。她说，这个社会是一个重文凭重学历的社会，没有大学文凭你将如何在社会立足?她说，我不反对你以后去干自己感兴趣的事，但是必须先拿到文凭，即使以后不干这一行了，有个大学文凭，出去的身份是大学生而不是其他。最后，母亲答应让我转校，改学文科专业。从不求人的父母，几乎动用了他们所有的关系，上海另一所重点大学终于同意让我转到该校广告专业。虽然这并不是我喜欢的专业，但我不忍心伤害四处为我奔走的父亲和母亲。   

    1998年9月，我作为该校98级新生入校学习。既然结论有了，还是惟一的，还用得着学吗刚进校我就打定了主意，好歹将四年学完，拿到本科文凭后再去干自己喜欢干的。   

    没想到，不到一年我就坚持不下去了。我的失望是从哲学课开始的。我对哲学一直怀有好感，如果没有哲学家，人类也许还在黑暗中摸索。可是学校开的哲学课却让人失望。单一、陈旧的教材，死板、僵化、照本宣科的教学，使这门课变得索然无味。   

    哲学本是引发人思考的学问，本是思想火花的撞击，可是我们的哲学教材却已经将自认为正确的观点和结论告诉你了，不管你同不同意，你只能接受这样一种现成的观点和结论。考试时，你的回答也只能是这种现成的观点和结论，只能是一种标准答案。往往在考试前，老师就告诉我们哪些是重点，哪些内容应该背记，让我们在教材上划出来。没有谁敢斗胆将自己的观点和结论交上去，除非你不在乎那门课的学分。所以，就是一个学期不去听课，只要考前背几个晚上也一定能过。既然别人已经代替我思考了，我还需要思想吗?这样的哲学课培养的只会是思想的懒汉和惟命是从的思想奴隶。   

    这个世界一刻也没停止过思考，每一个时代都有以思考为职业的哲学家。从古希腊哲学到现代哲学，从泰勒斯、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培根、笛卡尔、休谟、康德到20世纪分析哲学家群体，在浩瀚无边的思想海洋里该有多少智慧的浪花，可是我们的哲学课却视而不见。这样的哲学课只会使我们成为井底之蛙，使思想神经萎缩。   

    大一上学期临近期末考试时，老师让我们写一篇论文，我写的题目是“哲学的末路”，探讨的是哲学的危机和困境。几天后，老师找我谈话，说:“你可以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最后评价你的还是考试，如果考试时你这样答题肯定不行。你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但是答题时，你必须按标准答案做。”当时我心里就很悲哀，不知是为老师，还是为自己。既然结论和观点都是现成的，而且还被规定为是惟一的，还用得着我去学吗，还用得着我去思考吗?记得哲学家康德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人不应该被作为手段，不应被作为一部机器上的齿轮。人是有自我目的的，他是自主、自律、自觉、自立的，是由他自己来引导内心，是出于自身的理智并按自身的意义来行动的。”   

    而我们的哲学课，从一开始就不打算教我们如何去思考，从一开始就不打算培养我们具有批评性思考的能力，而是用统一的思想和观点、统一的训练手段，让我们在强大的社会机器上做一个特定的垫片或铆钉。这样的哲学课不听也罢。从那以后，哲学课我基本上不去听了。   

    这一切都让我失望，这就是我十几年寒窗苦读梦寐以求的大学吗英国人纽曼说:“大学不是诗人的生地，但一所大学如果不能激起年轻人的一些诗心的回荡、一些对人类问题的思索，那么，这所大学之缺少感染力是无可置疑的。”   

    而我们的大学，大多都是缺少感染力的大学，她既难以激起我们诗心的回荡，也难以引发我们对人类问题的思索。她像一座庞大的专业工厂，在一条巨大的生产线上，怀着热情和梦想的年轻人被整齐地打造成同型、同质的产品。   

    大一下学期开了现代诗歌课。这本是我很喜欢的一门课，可是听了几课后，我再也不想去听了。   

    记得有一次，老师讲冯至的诗。冯至的爱情诗我读过一些，特别是他的十四行诗，他的诗一般比较柔婉并略含感伤，我还记得那首“我是一条小河/我无心由你的身边绕过/你无心把你彩霞般的影儿/投入我软软的柔波……”有着不同心情、不同经历和故事的人读这首诗时会有不同的感受和心灵体验。可是老师在讲冯至的诗时，却大谈冯至在写这首诗时是如何如何想的，他为什么会这么想。诗人当时想了什么，谁知道啊，更别说诗人当时为什么要这么想了。也许诗人心仪一位姑娘，却不知道姑娘是否也心仪于他，为此而苦恼;也许这是一种拟人写法，暗喻的也许是诗人萦绕于心的另一种情愫。谁能说得清呢，除非诗人自己来说明。更要命的是，考试时你还必须按老师的要求回答问题，给冯至加上莫须有的想法，还莫须有地编造一堆他为什么这么想的理由。

那个学期还开了现代文学课。这门课应该是能讲得很生动的一门课。可是老师讲起来却味同嚼蜡。听课的后果是，失去了看这些作品的兴趣。   

    教育应该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可是我没有那种被摇动的感觉，也没有被推动的感觉，更没有灵魂被唤醒的感觉。   

    当然，也不是每门课都讲得不好。大二上学期开的广告创意课就讲得不错。讲这门课的老师本身就是一位很成功的广告人，他讲课的方法是一种聊天式。他会用他智慧的火花撞击你，让你与他一起互动。他会用一种既轻松而又充满睿智的语言激活你，使你不知不觉地张开幻想的翅膀。但是，这样的老师在大学里确实太少了。这一切都让我失望，我想，这就是我十几年寒窗苦读梦寐以求的大学吗?我来这里求知，可是我又学到了什么呢?有的老师十几年讲一本教材，有的专业甚至还在使用六七十年代出版的课本。计算机硬件和软件技术的升级更新，已经在以“月”和“日”计，可是我们使用的计算机教材还是90年代初的版本。   

    失望还来自周围的环境。我有一位同学，每天都过着机械、刻板的生活，专业课不怎么上心，却拼命在学外语。我问他学了外语以后干什么，他回答说:“出国。”我又问:“你出国以后干什么?”他一脸茫然。在大学里，像这样的同学为数不少。还有一些同学终日无所事事，经常逃课到校外泡网吧，在网上聊天玩游戏，因为他们太空虚太无聊。   

    到了大二上学期，爱好音乐的S君已义无反顾地退学回了青岛，快乐地做着自己想做的事。那些日子，我一次次问自己，仅仅为了一张文凭付出四年时光值得吗?虽然一百次一千次地认为不值得，但是我怕又一次伤了父母的心，所以一直迟迟不能下决心。也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老师将经常旷课的学生名单交到了学校，那上面就有我。有关领导找我们谈话，让写个检查保证以后不旷课。其他同学都写了，只有我没有写。我想，我该下决心了，如果再拖下去，也许我会失去今天的激情。   

    2000年2月，我去学校办了退学手续。   

    离开大学后我活得充实和快乐，父亲说他最欣赏的是这一年里的我感谢我的父母，他们平静地接受了我退学的事实，使我没有太大的心理负担和压力。   

    他们每个月给我200元零花钱，他们说，这条路是你自己选择的，希望你走好。我将父母每个月给我的200元钱几乎都花在买影碟上，我常常通宵达旦地泡在影碟机前，大半年时间，我就看了四五百部中外影片，一些优秀的大片和艺术片我反复看，分析和研究各种镜头的运用。   

    除了看电影，其他的时间几乎都放在阅读有关电影摄像、电影导演的书籍上。一位朋友告诉我，北京电影学院后面有一家黄亭子酒吧，每周六、周日放电影，在那里看电影的大都是一些电影爱好者。从这以后，黄亭子酒吧成了我每个星期必去的地方。在那里，不但能看到在电影院难以看到的欧洲艺术片、亚洲的新电影，还能看到很多独立电影、纪录片、留学生短片、“实践社”社员的DV作品。“实践社”是一个由喜欢看电影和拍电影的年轻人组成的民间组织。   

    去年四月，我随父母去日本探亲带回了一台小型数码摄像机。拿着这台摄像机，我急不可奈地开始了尝试，急不可奈地要将自己的电影理念用镜头语言表达出来。我的处女作是一部实验片。讲的是两个年轻人甲和乙的故事。甲在一家机关上班，每天都过着机械、呆板却很平稳的生活，这样的生活似乎将甲变成了一个中规中矩、四平八稳的人。乙是做音乐的，喝酒、打架，有点玩世不恭。可是这两个有着不同生活背景、不同性格的人，内心却有着几乎相同的苦闷和压抑。我将两个人同时表现在一个画面上，屏幕一分为二，这一半讲这个人的故事，那一半讲那个人的故事。拍完素材给圈内人看，有人说看了很新奇很震撼。   

    去年国庆节，我一天都没休息，日夜赶拍一部新影片，片名叫《试探或恋爱的魅力》。剧本写的是一个没有开始也没有结局的故事。通过一对青年在恋爱中相互躲藏又相互寻找，表达了人们对于爱情不可把握的困惑。影片中，我采用双镜头相叠的手法，强烈地营造出一个或虚或实的意境。白天，我背着摄像机乘公共汽车从一个外景点赶到另一个外景点，晚上进行剪辑，常常忙到天亮才回家。片子拍完后，我们拿到北大、清华和三味书屋放映，受到欢迎，网上还出现了评论文章。   

    前不久，我与一位朋友合拍的短片《明天》，获得了“三星”数码专题片优秀奖。这个短片还被推荐参加纽约短片节，最近，我们已得到了入围通知。   

    最近，我又构思了一个短片，正在筹备拍摄。这是一个看起来有点荒诞的故事。一位疲惫的男人，推开一扇熟悉的门，他发现那不是他要去的地方。他又推开了一扇熟悉的门，发现仍不是他要去的地方。他执著地推开一扇又一扇熟悉的门，最后发现自己站在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的大街上。我是想通过这个片子说点什么。其实我们的生活常常充满了这种荒诞。比如说，我苦读了12年就是为了能考上大学，可是进了大学后却发现，那不是我想像的大学，我走进了一个让我陌生的莫名其妙的地方。   

    这一年，我是在忙忙碌碌中度过的，可是却过得充实和快乐，每一次创作的过程都是一次神秘的游历，充满了探索、困惑和喜悦。那天，父亲笑着说，他最欣赏的是这一年里的我。其实，在这22年的人生中，我最欣赏的也是这一年里的自己。   

    说到这里，小路舒心地笑了。

考上大学的苦恼考不上大学的苦恼(3)

    窗外，风已经停了，一缕夕阳正奋力穿过云层，似乎要给这个灰蒙蒙的下午抹一笔亮色。   

    小路说他的朋友里，有不少是像他一样逃出大学的。他说前不久那个跟他一起逃出大学的S君到北京来了，他带着S君几乎跑遍了北京城里所有的音像店，S君喜滋滋地买了一大堆CD、VCD，直到兜里只剩下返程的车票钱才罢手。临走时，S君对他说:“我也许不会成功，但是我很快乐，这就足够了。”   

    我送小路出门时，他告诉我，他正在法语培训中心学习法语。他说:“我想去欧洲学习电影摄影或电影导演，但是我一定会回来，因为，我想拍的东西是中国的。”当我在“服从调剂”一栏上签字后，我就交出了自己的理想，交出了自己选择的权利与王姗见面的那天，太阳像个火球挂在天上，空气燥热得彷佛一点就着。路边的树上，那些往日爱扯着嗓子嘶叫的蝉儿也热得失了声。   

    我和王姗相约在学院路附近的一家酒吧见面。   

    这次见面缘于我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我为何逃出大学》，在那篇文章里，我讲述了小路的故事。稿子见报的当天我就接到了十几个电话，他们中，有在校的大学生，也有已走出大学的年轻人。有向我诉说不喜欢所学专业的苦恼和茫然无措的彷徨，有的向我抱怨大学里生活乏味、教材乏味、教师乏味。也有的向我打听那位逃出了大学的年轻人的电话及通信地址，他们认为他是一个勇敢者，做出了他们想作而不敢作的选择，走了一条他们想走而不敢走的路。在这之后的一段日子里，我不断接到类似的电话，并收到了一摞来自四面八方的信。   

    王姗没有给我打电话，她的信也姗姗来迟。收到她写给我的信时，距离发表那篇文章已经一个多月了。那是一封字迹娟秀的信。信很简短，却一下抓住了我的心:   

    我是一名大二学生，提笔给您写这封信之前，我想了很多，也想了很久。   

    在世人眼里，在父母和亲友的眼里，我是一个幸运儿，我考上了我一直希望考上的这所名牌大学。可是两年来，我无时无刻不生活在痛苦中，因为我不喜欢我现在所学的专业，一点也不喜欢。开始，我也想培养自己对这门专业的兴趣，希望自己能喜欢上它，结果发现，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可是，我每天仍必须面对这些令我憎恶的面孔:一本本教材和讲这些教材的老师。痛苦中，我选择了逃课，选择了沉沦，选择了玩世不恭，可是在我的心灵深处，有一个声音总在向我呼唤，你不能这样，你不能就这样毁了自己。我知道，如果这样下去，我也许连文凭也拿不到，即使拿到了文凭，走出大学校园的我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又如何在社会立足?写到这里，我的心又沉入了黑暗……   

    我很佩服那位逃出了大学的大学生，我也曾无数次地想逃出去，但是面对父母期望的目光，面对校园外那个复杂多变的社会，我缺乏像他那样的勇气和胆量。我正站在十字路口，很迷茫，也很恐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后面的两年时间如何度过。   

    给您写信，我并没有期望能得到您的回信，我只是想倾诉，因为我心里实在太压抑，太痛苦。您知道我的理想是什么吗?告诉您吧，就是想当一名像您那样的记者。谢谢您抽出宝贵的时间看这封信。   

    我的呼机号是:191××××××××苦恼的叶子   

    第二天，我试着拨出了那个呼机号，并留下了我的名字和电话。没想到一会儿她就给我来电话了:“您好，我是叶子。”“叶子，我看了你的信，知道你很苦恼，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跟我聊聊。”   

    她在电话那端沉默了一会儿后说:“可以，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如果您要写文章，请不要写我们学校的名字好吗?”我答应了她的要求。   

    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我正准备放下电话，她说:“我不叫叶子，我叫王姗。”   

    见面地点是王姗定的，那里离她学校不远。当我裹着一股热浪走进那间酒吧时，发现靠窗的一张小桌旁已坐着一位女孩儿，虽然她背对着门，但我猜想那一定就是王姗了。我径直走到那张小桌旁。女孩儿站起来笑了笑，说:“您是吴老师吧，我是王姗。”   

    面前的王姗，高挑个儿，肤色白皙，细眯眯的眼睛，笑起来像一弯月亮，很温柔，很妩媚。可是那天下午，我只见她笑过一次。   

    我们的交谈开始有点滞涩，后来才渐渐流畅起来———在父母眼里，我是个乖女孩儿。因为从小到大，我几乎没让他们操过心。上小学时，我是老师宠爱、同学羡慕嫉妒的好学生，小学毕业那年，一所省级重点中学招生，我轻轻松松地就考上了。   

    那时，我的理想是多彩的，也是多变的。上初一时认为医生救死扶伤很伟大，穿上白大褂也很神气，便想当医生。初二那年迷上了刘德华，成了追星族，又想做一夜成名的歌星。   

    初三时，读了夏绿蒂姐妹的《简爱》和《呼啸山庄》，便一心想当作家。一直到高一下学期我的理想才算定型。   

    那个学期开学不久，班上组织了一次班会，题目是“新闻幕后的故事”，前来讲故事的是一位很有名的女记者。我一下子就被她吸引住了，她所讲的那些亲身经历的故事，更是让我激动不已。我喜欢那种每天都有激情撞击的生活，喜欢那种具有冒险性和挑战性的工作。我讨厌四平八稳、按部就班，更讨厌死水一潭的生活。如果说过去的我，理想是孩子气的，是模糊的、摇摆不定的，那么，那天下午，那位女记者就像一支火把，照亮了我理想的隧道，我第一次严肃地思考理想和未来这个重大的问题，第一次清晰地知道自己真正喜欢的是什么，热爱的是什么，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在那天下午，我将做一名记者的理想装进了心里。参加高考那年，我所在的省实行考前填报志愿。有人说高考靠实力，填志愿靠运气，因为即使考出了高分，如果志愿没填好，兴许也会落榜。每年都会有一些因志愿没填好而落榜的倒霉蛋为此而痛不欲生。所以，也有人说填报志愿是赌博，敢赌的人，要么赢得莫名其妙，要么输得精光。就好比扔手中的骰子，抛出去是六点还是一点，全凭运气。说到这里，王姗一脸苦笑。

考后填报志愿，仍有如此大的风险，考前填报志愿，风险就更大了。我们填报志愿的时间是6月15日～16日。那两天，父亲、母亲和我将1996年～1998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在省招生录取统计资料研究来研究去，最后决定报考我现在所在的这所大学。这是一所我心仪已久的大学，它的新闻专业也是在全国叫得响的。   

    我之所以敢报这所竞争性很强的大学，是因为我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心，在那所重点中学里，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在年级前20名。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新闻，后面几个志愿分别是汉语言文学、社会学等。总之，都是文科类专业。志愿表上，有“是否愿意服从调剂”一栏。我犹豫了，久久不敢下笔。因为在此之前，我听到了太多的带有悲剧性的故事。不喜欢学地理的被调剂到地理专业，不喜欢学数学的进了数学系，喜欢学生物的被调剂到机械制造系，喜欢法学专业的被调剂去学中国革命史。可是我父亲坚持认为，应填上“愿意服从调剂”，应该给自己多留一条后路，这样就会多一份被录取的希望。他说，假如你前几个志愿都未被录取，如果不愿服从调剂，你的档案也许马上就会被抛给第二批院校，这就等于你与重点大学无缘。   

    父亲的话不无道理，可是我仍很犹豫。填报志愿的截止时间是16日下午6点。6点钟，在向老师交志愿表的最后一刻，我咬咬牙填上了“愿意服从调剂”几个字。那时我心存侥幸，觉得那倒霉的事不会在我身上发生。可是没想到，这种倒霉的事还真的在我身上发生了。高考成绩出来的那天是7月24日，当查分热线报出我的成绩是615分的时候，就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虽然我的成绩比第一批文科重点院校最低录取分数线要高出几十分，但是我所报考的这所大学在省里的最低录取分数线却一直徘徊在610分左右。8月18日，我终于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录取我的学校正是我填报的学校。可是，我还没来得及高兴，马上就跌入了失望的深渊，因为我看到在录取专业一行写着:图书馆系。我的头一下就大了，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怎么可能，录取我的怎么会是图书馆系?虽然在那段等待的日子里，我也曾作过种种不好的假设，比如，如果不被新闻系录取，也许会去中文系;如果中文系不被录取，也许会去社会学系;可是从就没想到过会去与我的爱好风马牛不相及的图书馆系。这时我才痛心疾首地认识到，我填写了“服从调剂”，就等于交出了自己的意愿，交出了自己的理想，交出了自己选择的权力。填写了“服从调剂”，就不得不接受任人摆布的命运。我的心被一种深深的失望笼罩着。当我的老师、同学和亲友兴奋地向我表示祝贺时，我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父亲和母亲知道我的兴趣和爱好，也知道我想当一名记者，所以接到录取通知后他们也有一点遗憾，但是他们仍然很兴奋、很激动，因为他们的女儿考上的毕竟是一所令许多人都羡慕不已的重点大学。   

    父母他们看重的也许是面子，是我给他们带来的骄傲，因为人们问起来，总会说“你女儿考进了哪所大学?”却很少有人问“学什么专业”，何况，图书馆专业和新闻专业也没有高低之分。没有人会关心你的兴趣、你的爱好，没有人会关心你的理想。在千军万马仍在挤独木桥的现实中，能考上大学已是幸运了，能考上重点大学就更是幸运中的幸运。当大多数人还在以能上大学为第一目标时，个人的兴趣、爱好、理想便成了一种很奢侈的东西。这种无可奈何的现实，扼杀了多少人的梦想，埋没了多少人的兴趣和爱好啊!   

    拿到录取通知书虽然很失望，但是那时候，我仍抱有一丝幻想，因为我听别人说，有些学校允许学生入学后调换专业。进了大学，我没有了理想的旗帜，一切都变得不堪忍受起来去学校报到的第一天，我就四处向人打听转系的事。结果是令人失望的。虽然学校允许学生转系，但却有严格的规定，最关键的一条是，你想去的那个系具有扩容的空间。那一年，是大学实行扩大招生的第一年，全国招生计划一下就增加了30万，在校舍、教师、学生宿舍基本都没增加的情况下，一下就多招进了30万大学生，几乎每所学校都喊挤。新闻系的招生人数已大大超过了计划数，由于招生人数多于往年，已经没有扩容空间。转系的希望破灭了，我的情绪更是一落千丈，我甚至后悔不该来报到，后悔没有回校复读第二年再考。但是，如果我真的不来报到，真的回校复读，一定会有不少人说我有病，考上了重点大学不去上，而要回校复读，说什么他们也不能理解。   

    也许是我在电话中无意间透露了我的消沉和失望，父亲给我写来了长长的信，满纸的担忧和勉励。他一遍又一遍地叮嘱我，一定要学一行爱一行，他告诉我，兴趣和爱好是可以培养的。既然现实已经无法改变，我就不得不调整自己的心态，像父亲告诫的那样，学一行爱一行。

考上大学的苦恼考不上大学的苦恼(4)

    在中学，我一直都是一个很勤奋的学生，因为，那时候有一面理想的旗帜在前方不远处高高地飘扬着。每当我在茫茫题海里游得累了、困了，我就会抬头看看那面旗帜，它像一剂解乏治困的药，让我又重新兴奋起来，拼命地游起来。每当我不堪忍受高三那地狱般的生活时，我就会看看那面旗帜，它让我有了忍耐的勇气和力量。   

    可是进了大学，我没有了理想的旗帜，一切都变得不堪忍受起来。我记得进大学后的第一节课是政治课。那位头发已经有点花白的老师站在讲台上，口若悬河地讲得唇干舌燥，并在黑板上写满了板书，可是我看见教室里几乎有三分之一的人在睡觉和看别的书，可老师似乎没看见，他目中无人地自说自听。我当时的感觉是，那位老师也许认为讲课是他的一项任务，他只是将他应该讲的内容讲完，至于学生愿不愿听，在不在听，他并不在乎。这样的政治课听得索然无味。后来，每次上政治课我都带一本书去看，有时是小说，有时是随便抓到手的一本杂志。进了大学没多久我就发现，这里与中学似乎并没有多大区别，还是在搞应试教育那一套，教师还是满堂灌，学生还是埋头刷刷地记笔记，考试还是考背功，谁能背，谁就能得高分。   

    前不久，我在西单图书大厦看到一本书，是一位北大毕业生写的，他在文章中将目前仍未摆脱应试教育的大学生活，称为“后中学时代”。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准确，我们的大学生活其实是中学生活的延续，如果说有什么改变的话，是我们不需每天都面对一板正经地教训我们的老师，不需每天面对那几张每天都是相同的老师的脸，大学里的老师上完课夹着讲义就走了，有的恐怕连他的学生姓甚名谁都知道得不全。   

    虽然我努力想学一行爱一行，但是我的理智总在排斥那些我不喜欢的、也不感兴趣的课程。由于不喜欢，也就没有学习的热情，书里的文字读起来味同嚼蜡，那些概念、定义更是让人觉得面目可憎。所以，每摊开课本，我要么是不由自主地犯困、昏昏欲睡，要么是手里捧着书，灵魂却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   

    对我来说，学习成了一种痛苦的事，成了一种折磨。我无比绝望地发现，无论我怎么努力，我仍不能爱上这门专业。我第一次逃课，是大一下学期。   

    在这之前，我已有很长时间没有认真听课了。因为大一上学期我就发现了一个秘密，每次上课，总有一些同学早早地就去了教室，他们提前去不为别的，为的是抢占教室最后一排座位，因为那是与老师距离最远、最不容易被老师关注的地方，他们可以放心大胆地看其他的书或睡觉。   

    同学中，有人经过长期细心观察和研究得出结论，课堂上，老师重点关注的范围是前三排。他们将前三排称作“死亡地带”。虽然“研究者”提供不了极具说服力的理论根据，但据我细心观察，发现所言极是，老师的目光确实很少落到坐在三排以后的同学身上。发现了这个秘密后，我也成了一名后排座位的积极争夺者。每次上课，我都提前去教室，进去后就直奔最后一排最偏的一个角落，那是全教室里的最佳位置，因而也是争夺进行得最激烈的地方。如果抢不到最后一排，我就抢倒数第二排，总之，决不悲惨地落入“死亡地带”。躲在老师看不到或习惯不看的角落，我打发着无聊的、漫长的时间，有时看小说，有时戴上耳塞听音乐，有时什么都不干，呆呆地看窗外呆滞不变的风景。   

    在抢占后排座位的争夺战中，我和一些竞争对手竟成了朋友。跟他们聊得深了，我发现，这些抢占后排座位、不认真听课的同学大都是因为对这些课不感兴趣，有的是压根儿就不喜欢自己所学的专业，像我一样阴差阳错地进对了大门，却进错了小门。有的是对某一门或某几门课不感兴趣，所以不想听课。他们中，有一位来自陕西的同学，叫冬冬。冬冬是他在网上的名字。   

    认识冬冬，是在上大公共课的时候。大公共课在阶梯教室上，听课的除了我们图书馆系，还有其他系的同学。每次上大公共课，总是逃课率最高的时候，因为人多，老师一般不点名，就是点名，请同学代为应答也能蒙混过关，上大课的老师是分辨不出真假李逵的。那个时候，我还没有逃课的胆量，虽然身在曹营心在汉，但是每堂课还是会去。那天的课是在下午，知道是上大公共课，抢占后排的同学多，我便提前了十几分钟去教室，当我直奔后排最右边的座位时，发现那里已有人捷足先登了。捷足先登者是一个男生，塞着耳塞正很沉醉地听着音乐。我便退而求次之，在他旁边的位置上坐下，拿出一本书看起来，是刚出炉的林白的《玻璃虫》。

过了一会儿，同学陆陆续续都进来了，老师也夹着讲义上了讲台，坐在我旁边的男生仍旁若无人地听着音乐。也许是要倒带，他拔下了耳塞，见我在看书没听课，他悄悄问了一句:“喂，你是哪个系的?”我和冬冬就这样认识了。   

    冬冬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我羡慕地说:“你真幸福啊，念中文多好。”   

    “好什么好，好个屁!”没想到冬冬的脸竟一下涨得通红。后来我才知道，冬冬的兴趣和爱好是搞音乐，我还知道他是复读生。1998年，冬冬报考了中央音乐学院，结果没考上。复读了一年后，他还是想再次报考中央音乐学院，可是他的父母坚决不同意，他们本就不赞成他搞音乐，见考了一年没考上，就更不让他报了。结果，填写志愿表时，他和父母之间发生了冲突，父母要他填报文理兼收的经济学专业，他执意要报考中央音乐学院。父母后来以不给他提供学费、生活费相威胁。他妥协了，但是妥协的同时他提出一个条件，他可以不报考中央音乐学院，但是他也不报考经济学专业，因为，他对经济学一点兴趣都没有，看见数字头就大了。妥协的结果是他报考了汉语言文学专业。   

    我和冬冬同病相怜。我们常在一起聊天、听音乐，有时也一起去附近的一家迪厅疯狂地宣泄一番。我和冬冬像情侣一样形影相随。但是我知道这不是爱情，冬冬也知道这一点，因为他从来就没对我说过“我爱你”。他总是说:“你很可爱。”我们在一起，是因为我需要他，他也需要我。因为我们都很孤独，都很无助。我们需要刺激，我们害怕单调乏味的生活会使我们的生命窒息，会使我们的青春过早地凋谢。我开始跟冬冬一起逃课。不过，我逃得很巧妙，尽量不让老师发现。我们逃课后，有时躲在宿舍听音乐，有时去北大东门的“雕刻时光”酒吧和北大西门的EveryDay酒吧看电影。在那里看电影的都是一些“新新人类”和电影发烧友，也有不少逃课的大学生。可是每次逃了课后，我总会有一种深深的犯罪感，还有一种对父母的愧疚感。特别是每次去邮局领家里给我寄来的生活费时，我就很自责，觉得自己愧对那份寄托着父母希望的汇款。爸爸和妈妈一直为我骄傲，如果他们知道了这一切，知道我这样消沉，这样自暴自弃，他们一定很伤心很失望。   

    我也曾一次次地想振作起来，可我就是打不起精神，翻开课本我就心烦意乱地看不进去。每次临到考试，我就借同学的笔记临时抱佛脚地背它个昏天黑地，居然也能每次混及格。   

    可是这个学期的期末考试我就没这么幸运，有一门课亮了红灯。得知有一门课不及格的那天晚上，我哭了一整夜，不是自责，也不是懊悔，而是很迷茫，很害怕，很绝望。我也曾想过逃出大学，与其这样混日子，真不如一走了之，出去后，再重新走一条自己愿意走的路。可是，我始终缺少这样的勇气，也缺少这样的胆量。如果我放弃了上大学，回去后，我如何面对父母，面对亲友，面对我的老师和同学?如果我放弃了上大学，在这个重文凭的社会，我是否真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这些问题，日日夜夜在我的脑海里翻腾着，令我痛苦万分。我越来越感觉到生活的无聊和乏味，却找不到改变这种生活的契机。我已经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正在滑向深渊，却找不到拯救自己的办法。   

    时间正在一天一天地过去，我似乎能听到时间流动的哗哗声，我很心痛，却又无奈。有时，我真想放纵自己，让灵魂已经麻木的肉体随波逐流。有时，我真想就此沉沦下去，任由命运之舟推到哪里算哪里。但是，在我内心深处，总有一个声音在呼唤着:你还年轻，你不能就这样自暴自弃。   

    如今，我正站在一个充满分岔的路口，不知道哪一条是归属自己双脚的路。   

    王姗将目光茫然地投向窗外。   

    窗外，那轮像火一样燃烧的太阳已经下山了，炙人的热浪正一步一步退去，一辆洒水车播着悠扬的乐曲、喷射着水花从窗前开过。街灯开始一盏一盏地亮了，酒吧也渐渐失去了午后的宁静。我不知道该对王姗说什么。有人估计，目前在校大学生中，可能有40%的人在学习自己不感兴趣的专业。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也是一个不能不引人深思的数字!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就意味着有40%的大学生不是在快乐地学习，而是痛苦地或无奈地学习。当一个人痛苦、无奈地学习时，这种学习就很难是智慧的学习，很难是创造性的学习。因为，只有当一个人视学习为快乐时，他智慧的源泉才会被发掘，他的创造潜能才会被激活。“志愿”是什么，它是一个人喜欢的、感兴趣的、愿意去学习的知识领域，是一个人向社会公开表明的志向和愿望。它应该首先得到尊重和保护。学校要尊重和保护学生的志愿，父母也同样应该尊重和保护孩子的志愿。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学生的“志愿”常常被学校移植或嫁接，常常被父母的意志所左右。

2001年6月2日，北京市高校招生咨询会在地坛公园举行。不到九点钟，咨询现场已是摩肩接踵，人声鼎沸。一个个扯着横幅、摆放着宣传板的大专院校咨询点被围得水泄不通。在现场采访的我，惊讶地发现，前来咨询的大都是学生家长，而作为当事人的学生，却少有光顾者。   

    父母们汗流浃背地挤进一个咨询点问了情况，买下资料，又挤进另一个咨询点打听情况，买下资料。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咨询点，四十多岁的李先生好不容易挤到咨询台前，他向负责咨询的老师打听该校经济学专业去年理科录取分数线，然后又仔细询问该专业开设的课程，一一作了记录后，将装着资料的袋子举过头顶从人缝里挤出来。   

    我问他，孩子怎么没来。他笑着说:“我怕耽误他复习，没让他来。”   

    我说:“孩子自己不来了解各个学校的情况，怎么作决定?”他说:“嗨，让他操那份心干啥?你看，我拿了这么多资料，就是为了回去后好好研究，最后作决定的还不是父母?孩子他知道啥，只要好好学习就行。”说着，李先生又向北京理工大学咨询点挤去。在清华大学咨询台前，我见到一位从山东专程赶来的学生家长，她说她是从网上看到了举办高招咨询会的消息，因为想让孩子报考北京的学校，前一天下午她就赶到了北京。我问她选择上北京的学校是孩子的意愿还是父母的决定，她笑着说:“主要是我们的意见，因为报考大学是孩子人生的重大选择，选择不当，也许会影响他的一生。”这位母亲还告诉我，她是北京知青，当年插队去了山东，后来在当地结了婚，一直回不了北京，她让儿子报考北京的学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她要让儿子实现她多年来的梦想，成为有北京户口的北京人。   

    报考什么大学，选择什么专业，本是人生的一次重大选择。这个选择的权利是学生，而不应该是父母。父母越俎代庖，不但剥夺了孩子选择的权利，而且还有可能会扼杀他们的创造热情和潜能，使本应该幸福一生、快乐一生的他们，终生吞咽懊悔和遗憾的苦果，使本有可能成为有能力、有趣味的人的他们，成为平庸的、乏味的人。父母的志愿不应该成为孩子的志愿，父母的理想也不应该成为孩子的理想。因为高中毕业的他们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他们有能力、也有权利选择他们自己的未来。   

    杨东平说，学习的自由是人的一种基本权利，人有权利去学习自己所喜爱的专业，有权选择自己的学习方式。他认为，要使学生真正拥有更多的学习的自由，一是要继续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和培养能力，使大学教育真正走向大众;二是要进一步改革教育教学制度，增加学制的弹性、灵活性和学生的选择性，给学生提供更大的选择和发展的空间。只有充分尊重、张扬人的个性，使人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使学习成为一件乐事，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这种热情正是创新的心理基础和动力。面对贫穷，他们选择了妥协可是在大学里发生的理想错位的悲剧，有的并不是学校造成的，也不是父母造成的，而是学生自己一手造成的。他们，或是因为信息闭塞、或是因为盲目轻率、或是因为幼稚无知而填错了志愿，也有的人却是为了能上大学或出于经济考虑而不得不做出妥协。   

    那天，在午后的酒吧，在听着王姗的倾诉时，一张清瘦苍白的脸从记忆的深处，清晰地浮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