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的冲绳之痛

    1965年，大江健三郎应邀赴冲绳演讲，演讲后作短暂旅行。之后他痛切地感叹道：自己只是个浅薄无知的游客。于是决定一个人留下来，继续寻找和发现冲绳。1970年，有关冲绳的散记结集为《冲绳札记》，由岩波书店出版。2005年8月，二战末期的冲绳战中驻守冲绳座间味岛的守备队长梅泽裕少佐和渡嘉敷岛的守备队长赤松嘉次大尉的弟弟向大阪地方法院提起诉讼，状告大江健三郎和岩波书店，称《冲绳札记》记述的冲绳战中日军强令冲绳民众集体自杀事件是“虚构的事实”，以“名誉受到损毁”为由，要求停止发售该书，并赔偿两千万日元精神损害。大江健三郎凭借证据充分在一审和二审中胜诉；而日本右翼势力则在各种集会上强烈抗议大阪法院裁判不公，在寄给大江健三郎的新年明信片上詈骂大江是丑化日本的“非国民”，让他滚出日本国。

    也有人因此称大江以及如他一样批判国内政权的德国作家钧特·格拉斯是“用粪弄脏自己巢的鸟”，大江很喜欢这个比喻，并欣然接受。在他看来，用粪弄脏了自己的巢，正是对自己的巢之所爱最确切的表达。作为一名民主主义文学家，他的关注点始终在处于各种权力结构中被压抑的边缘人。

    冲绳，是日本近代化以来换取自己和平与繁荣的棋子；二战结束后，它旋即成为美军在东北亚最重要的军事据点，同时也成为日本转嫁危机的弃子。至于直接以冲绳为题材并且将其写作生涯执著于此的，为数甚少。大江健三郎就是这少数中的一个。以冲绳为切入点，不断逼迫自己与冲绳历史废墟上的幽灵对话，与拒绝自己的冲绳人对话，重新探讨日本这个国家的中心文化、学习处于日本文化圈边缘而又一直保持亚洲个性特色的琉球文化，成了大江健三郎进行自我文学训练的重要支撑，同时是他践行公共知识分子职责的重要场域，更是他反过来在为与智障长子共生寻找可能性。从这一点来说，大江健三郎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把生活、行动和思想熔为一炉的作家。《冲绳札记》这本书清晰表明了大江健三郎如何思考，又是怎样形成他对那个时代的判断；而围绕《冲绳札记》的诉讼案也彰显了大江介入现实政治的意义。通过这本书，我们或许可以走近大江，走近冲绳。

    我们通常所说的“战后”，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如何对待战争罪责。1945年3月，美军为掌握整个琉球群岛的制海权和制空权，建立进攻日本本土的基地，攻占冲绳岛。驻守冲绳的日军第三十二军司令官命令“军民同生共死”，同时还下达“为了不妨碍部队行动，为了向部队提供粮食，民众需要英勇自决”的命令。军方宣传“一旦投降，男人便会被杀死，女人则将遭到强暴”，并且向岛民提供手榴弹，在美军进攻之际，为此而进行的所有这些准备使得集体自杀一下子成为事实。针对这场集体自杀事件，大江健三郎认为，不能把引发悲剧的罪责全部加在具体行为者身上，应该是每个普通的日本人都要接受审判，否则，那就是一种“集体自我欺骗”和“集体失忆”。所以，《冲绳札记》没有出现冲绳集体自杀事件中日军责任者的名字，而是努力挖掘日本近代化以来的皇民化教育渗透到冲绳民众思想的过程。大江还痛心地讲述了这样的事实：集体自杀事件的责任人至今也没有对冲绳进行任何赎罪；相反，他们不遗余力地篡改历史真相。

    而二战结束后，冲绳又成了贮藏美军核武器的基地，并且成为朝鲜战争直至越战的后方战场。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带着出身日本本土的原罪感，大江在其《冲绳札记》中提出一系列难以回避的问题：在琉球和冲绳发生了什么，在“琉球人”转变成“冲绳人”的过程中，他们承受了怎样的痛苦、付出了怎样的牺牲？是谁以怎样的名义制造了这一切？而这一切又何以成为可能？在将矛头对准战后日本的民主主义的同时，大江希望日本的年轻一代能够运用自己的判断去思考日本民族的存在方式，希望他们在面对亚洲和世界的时候，成为不靠说谎去生活的日本人。

    那么问题是：其一、《冲绳札记》并没出现原告的名字，他们的名誉怎么就受到损毁了呢？其二、集体自杀事件发生在二战末期，《冲绳札记》刊行于1970年，为什么时隔几十年后以损坏名誉之罪提起诉讼？其三、《冲绳札记》并非首次、也不是唯一揭露冲绳战中集体自杀的书，那么，为什么大江氏会成为被告？

    我们都知道，战后对日本军国主义战争责任的清算极不彻底，再加上九十年代经济的持续衰退造成心理不安，日本政界渐趋保守的“新民族主义”抬头，兴起一股右翼势力美化、淡化或是否定侵略战争的潮流。右翼组织“自由史观研究会”极力否定冲绳战中日军下达集体自杀的命令。在他们举办的活动中，梅泽裕也通过视频作证。日本文部省也以“有关强制集体自杀的记述，是否由于军方下达命令尚不明确”为由，将“军方强制”字样从历史教科书中删去。在自由史观的理论教唆下，在强大的国家机器扶持下，借庞大的三十人的律师团壮胆，就这样，尚未通读过《冲绳札记》的当年的刽子手及其遗属理直气壮地提起这桩“冲绳集体自杀冤罪诉讼”，将战时国家机器操纵的犯罪行为巧妙地转换为个人的名誉问题。历经两次败诉之后，原告声明自己提起诉讼的目的并非仅在挽回个人名誉，而是让它成为一个事件，敦促通过审查的教科书删除“命令”、“强制”的字眼，重写历史教科书，进而重塑国民的历史认识。

    《冲绳札记》所讨论的主题异常丰富，然而由于近四十年后的一场诉讼，使得这本书仅仅由于记述冲绳战中的集体自杀事件这一点而备受瞩目，使得大江健三郎反对简单化、追求多样化的苦心孤诣化为泡影。尽管如此，大江健三郎仍自信地说：“我一生只有唯一一次被告，但是我绝不能输！”他希望通过《冲绳札记》所传递的政治主张来抵御社会的强权和日本社会右倾化的危险。

    本文作者为《冲绳札记》的中文版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