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闻人简介 【夏国初 搜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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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1866—1925年),翠亨村人,诞生于1866年11月12日,是我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深受全国各族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尊崇和景仰。   孙中山出身于农家,乳名帝象,学名文,字德明,号日新,后改逸仙。在日本时化名为中山樵,在长期奔走革命活动中曾多次改名杜嘉诺、高野长雄、陈文、陈载之、中山二郎、吴仲、高达生、艾斯高野、阿罗哈(DrAlaha)等。辛亥革命后始称孙中山,日本称孙文,欧美各国则称孙逸仙,在公文、函电中多自署孙文。   孙中山祖籍广东省东莞县,五世祖于明代中叶迁居香山县,十四世祖殿朝公始定居翠亨村。自小就参予家中农业辅助劳动,自谓本“农家子也,生于畎亩,早知稼穑之艰难”。其家无田产,佃二亩半高租田耕种,难以糊口,其父达成还在村中打更报时。孙中山6岁时便上山打柴牧牛,到溪涧捕鱼虾,随外祖父到海边打蚝,还到邻村三合会人办的武馆偷学拳术,故从小就养成勤劳勇敢的精神。10岁时始进村塾求学,聪颖过人,仅三年就成为全家中最有文化的一员。当时与从上海回乡的陆皓东相识,并成莫逆之交。1878年,得长兄孙眉的帮助,到檀香山就学达5年之久。回国后曾偕陆皓东到村庙,见病者求神服食香灰,二人不满巫医骗人,遂分头将神像捣坏,因而出走香港。到香港后洗礼入基督教,并继续读书,不久转学到广州博济医学院,结识了三合会首领郑仕良。后又闻香港西医书院招生,旋即以优异成绩考入该校。在学期间,除学习本科外,对欧美各国的政治、经济、农业、乃至天文地理知识,无不涉猎,被友人称之为“通天晓”。当时因深感清廷政治腐败,经常与同乡杨鹤龄以及陈少白、尤列等人共议国事,抨击朝政,时人认为此举为大不敬,称之为“四大寇”。其间曾致书濠头乡退休官吏郑藻如,提出禁鸦片、种蚕桑、办教育的主张。每逢假期回乡,就帮助农民选种施肥,改良水利,扩宽道路,并与乡绅商议改革乡政,制订预防盗贼的措施。有意以一村作示范,冀能做出成绩推广全国。   在医学院毕业后,曾在澳门、广州设馆行医,每天定时义诊赠药,故求医者门庭若市。1894年春在翠亨家中草拟了《上李鸿章书》,并偕同陆皓东远赴天津求见李鸿章,希望他接纳其“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的宏图伟略。但不获接见,于是他转赴檀香山,在孙眉的帮助下,几经艰辛,发动起广大华侨,组成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该会的誓词鲜明地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并且即时筹集资金伺机起义。   1866年11月12日(清同治五年十月初六日寅时),他出生于中国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农民之家,为家中第三子,幼名“帝象”,七岁时入私塾接受传统教育。由于家道贫寒,平时,孙中山还要去捡猪粪。贫寒的幼年生活,使得孙中山对于旧中国的民生疾苦有了切身的体会。 1879年,十四岁的孙中山受长兄孙眉接济,随母乘轮船赴夏威夷檀香山,始见“沧海之阔,轮舟之奇”。在当地英国国教会开办的用英语授课的小学“意奥兰尼书院”(Iolani School),他修读英语、英国历史、数学、化学、物理、圣经等科目。1881年孙中山毕业,获夏威夷王亲颁英文文法优胜奖。之后,他进入当地最高学府、美国教会学校“奥阿胡学院”(Oahu College,相当于中学程度)继续学业。   1883年,由于孙中山有信奉基督教的意向,被兄长送回家乡。于同年冬天到香港,与陆皓东一同在公理会受洗入基督教,并就读于拔萃书屋(今日之拔萃男书院)。1884年,进入中央书院(今日之皇仁书院),1887年进入香港西医书院(香港大学的前身),1892年7月以首届毕业生中第二的成绩毕业,并获当时港英政府总督威廉·罗便臣亲自颁奖。   之后,他在澳门、广州等地行医。在广州行医期间,常常与尢列、陈少白、杨鹤龄、陆皓东等人畅谈、批评国事,也常谈革命,故广州人将此四人名为“四大寇”,甚至在文旁边加上水字旁,成为“汶”,以示贬损。虽然他最初未言革命,但这一期间的社会活动,对他后来的革命事业,有着重要的实践意义。

早期革命

  1894年6月,孙中山尝于《上李傅相书》中,提出多项改革建议,惟李鸿章断拒。失望之余,他于11月24日赴檀香山茂宜岛,筹划通过募款,创建生平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并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计划以“振兴中华”为目标,以排满思想为其革命事业铺路。   1895年,孙中山到香港,会见旧友陆皓东、郑士良、陈少白、杨鹤龄等人。同年2月12日,孙中山在中环士丹顿街13号正式成立了“香港兴中会总会”。其时,杨衢云、谢缵泰等人已经以“开通民智、改造中国”为宗旨,先行创立了“辅仁文社”。因志业相近,孙中山遂与辅仁文社接洽,而衢云等欣然同意,举全社并入兴中会。其后租赁总会所一处,托名“乾亨行”。同年2月20日,孙中山在香港大学作公开演讲时提到,他的革命思想源于香港。[1]   1895年2月21日(正月二十七日),兴中会总会在香港正式成立,与会者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誓,选出杨衢云为会办(President,当时译为“伯理玺德天”),孙中山为秘书。3月16日(阴历二月二十日),首次干部会议决定,先攻取广州为根据地,并采用陆皓东所设计之青天白日旗为起义军旗,随后即分工展开各种活动。   当时,衢云主持后方支援工作,孙中山主持前方发难任务。于是他进入广州,创农学会为机关,并广征同志,定10月26日(重阳节)为起义之日。可是因为事先泄密,这次起义以失败告终。陆皓东等多位重要成员被捕处刑,孙中山则被清廷通缉,遭香港当局驱逐出境,流亡海外。   同年11月,孙中山避往日本,并于此时起剪掉辫子,改穿西服。1896年初与其妻儿抵达夏威夷,再转往美国,希望在旅美华侨中发展兴中会及筹款。    1896年秋,孙中山转往英国伦敦,在当地被清廷特务缉捕入中国使馆,成为国际事件。事件后来被称为“伦敦蒙难记”(Kidnapped in London,又译作“伦敦被难记”),孙中山被邀以英文写作出书,描述其遭遇,亦因此事而名声大噪。 1897年,孙中山经加拿大,转往日本。先结识宫崎寅藏、平山周,二人后来成为孙中山的长期支持者;透过宫崎及平山,孙中山再结识日本军政、帮会中人,包括犬养毅、大隈重信、山田良政等人;并一度接触梁启超等保皇派。   1900年,庚子国变引来八国联军,孙中山借机联系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希望能筹划南方诸省独立,成立类似美国的合众国政府,李鸿章也答应与其会见。但在日本友人协助下,却发觉一切不过是个清廷陷阱。而后李鸿章赴北京协调条约之事,此会面也无疾而终。   同年9月,孙中山与日本友人及原兴中会骨干人物,先赴香港,被禁入境后转往台湾,得当地日本官员答允,支持在广东发动起义(称惠州三洲田起义)。后因日本官员临时改变态度,起义失败,孙遂返回日本。   1903年夏,孙中山在日本青山开办革命军事学校起,再度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设为革命誓词。同年9月,孙中山再赴檀香山,希望在华侨中发展革命。   1904年初,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洪门,成为致公堂洪棍。同年赴美国,一度被美国移民局扣留在旧金山。后得旧金山致公堂保释,代聘律师之后,方才免被遣送回中国。接着,他又到美国东岸寻求华侨支持革命,并于纽约首度发表对外宣言,希望博得外国人士对革命的支持与好感,但并未取得甚大成果。年底收到中国旅欧学生资助,转往欧洲活动,在伦敦、巴黎、布鲁塞尔等地中国留学生中,进行革命宣传,并从留学生中筹得款项。   1905年,孙中山再赴远东,7月抵达日本横滨。在宫崎寅藏介绍下,与黄兴见面,并开始筹划联合各革命组织。   1905年8月,在日本人内田良平的牵线下,结合孙中山的“兴中会”、黄兴与宋教仁等人的“华兴会”、蔡元培与吴敬恒等人的“爱国学社”、张继的“青年会”等组织,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推为同盟会总理,再度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确定为革命政纲,并将华兴会机关刊物《二十世纪之支那》改组成为《民报》。   他在发刊词首次提出“三民主义”学说,即“民族、民权、民生”,与梁启超、康有为等改良派激烈论战。继而编定“同盟会革命方略”,正式宣示进行国民革命,举所誓之四纲,力图创立“中华民国”,并定“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程序。   1906年,孙中山由法国到日本,中途逗留新加坡,抵日后又重返新加坡。同年6月,孙中山在晚晴园主持成立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新加坡由此成为革命党人在南洋的活动中心。1907年,日本政府受清廷压力,以一万五千元请孙中山离开日本。孙中山收款后,于3月离开日本。由于此事未经同盟会内部商议,于是引起会内分裂。孙中山赴南洋后,在胡汉民、汪精卫等支持下,在南洋另成立同盟会总部。自1907年7月至1911年,孙中山多次授命其他革命同志,在全国各地发动起义(见“起义年表”),甚至经越南亲赴广西主持镇南关起义,最终被法国当局拒绝入境,一直至辛亥革命成功以后,才再度踏足中国国土。   1909年至1911年期间,孙中山大部份时间花在旅途之上,多次在各国华侨、留学生中筹划革命经费及外国政府支持,然而所得极为有限。与此同时,同盟会及其周边组织快速扩张规模,并于1910年1月,成立同盟会美洲地区总会,期望能吸收更多海外华侨参与革命。直至1911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日)的武昌起义,革命才取得第一次成功,武汉当日光复,各省同志纷纷响应。   1912年8月,同盟会联合其他党派改组成立国民党,孙中山被推举为理事长。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指使特务暗杀热衷于议会民主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袁世凯为掩盖罪行真相,还装腔作势,要严惩凶手。但调查结果表明,谋杀的指使人就是袁世凯,真相大白,全国舆论哗然。这时,孙中山从日本回到上海,他看清了袁世凯的反动面目,认识到“非去袁不可”,极力主张出兵讨袁,发动“二次革命”。袁世凯一方面阻挠宋案的司法审判,一方面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达成了2500万英镑的大贷款,以充实军费。袁世凯的胆子更大了,先后罢免了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的都督职务,同时命令事先已集结在九江、南京附近的军队发起进攻。9月1日,南京被攻占,原来宣布独立的各省,在战争失利的情况下,先后撤销独立。“二次革命”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失败了。 1914年7月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1917年9月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军政府,当选为陆海军大元帅,宣告与北京袁世凯政府对立。1918年5月因受西南桂系和政学系军阀的挟制,被迫辞去大元帅之职。1919年10月,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并发表所著《孙文学说》、《建国方略》。1921年4月,在广州重组军政府,任非常大总统。   1922年6月,陈炯明武装叛变,孙中山被迫退居上海,至1923年2月陈炯明被驱逐后,才回到广州重建大元帅府,就大元帅职。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发表改组国民党宣言;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通过新党纲、新党章,把旧三民主义重新解释为新三民主义;将中国国民党改组为包含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从而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年11月,应冯玉祥电请北上“讨论国是”。在北上途中重申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主张,并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当时孙中山在天津肝病发作,但仍扶病于31日由津入京,受到北京各界群众10万人的热烈欢迎,并发表了《入京宣言》。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不幸病逝,终年59岁。临终前在遗嘱里指出“革命尚未成功”,“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据统计,自1894年到1911年之间发动的革命起义事件计有29次之多,其实1911年的武昌起义是共进会与湖北新军革命团体文学社共同策划的,甚至只是一次偶然的擦枪走火事件。据《凤凰周刊》报道,当时的孙中山还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典华城(今译丹佛)打工,因此并不知情,所以用孙中山的话来说:“武昌之功,乃成于意外。”[1]

临时组阁

  自1907年起,受到清朝政府全力追缉的影响,孙中山便长期居留欧美各国。初闻革命成功时,孙中山还有些讶异,但随即在海外华人与美国的同情者间筹集资金。1911年12月20日,孙中山赶赴上海,并于28日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辛亥十一月十三日),在南京宣誓就任,并循革命军与袁世凯的秘密协议,特申“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至专制政府既倒,民国卓立于世界,即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月底临时参议院组成。 当时,虽然大部分的省份已脱离清政府的控制,可主要的军事凭借却是各地的团练与新军,或是混入部分华侨以及洪门与旗下哥老会的成员。孙中山领导的临时政府实力有限,无论在装备与士兵素质上,皆无法与清朝主力北洋军抗衡。此外,由于他并未实际投入革命战事,故各省的革命势力纷纷推出自己的领导,使革命势力呈现多头马车的情形。   革命军被北洋军接连击败后,孙中山决定与北洋军的统帅袁世凯和谈,希望通过给予袁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袁成为清朝垮台的最后关键。最后与袁达成协议:临时大总统由袁接任,袁则以实际行动迫使清朝皇帝退位。[2]   1912年(民国元年)2月12日,清帝溥仪发布《退位诏书》,13日孙中山即向参议院请辞,并举荐袁世凯代任。此后又苦心孤诣,协助袁世凯依民主程序选任、就职、组职内阁,尤其重视向国民宣誓一事。为了引导袁世凯步入民主程阶,4月1日,孙中山亲自去参议院,宣布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一职。

二次革命

  1912年8月24日,孙中山应袁世凯之邀到北京会见,向袁表示退出政界,建设中国铁道。1912年8月,经宋教仁从中斡 旋,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合并,改组为“国民党”。25日,孙中山在北京举行的国民党成立大会中被选为理事长,但孙中山以“决不愿居政界,惟愿作自由国民。”为理由谢绝,并委任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自己出任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理,设总部于上海。   1913年3月,宋教仁被暗杀,袁世凯嫌疑为原凶。孙中山力主南方各省起兵反袁,称为“二次革命”。由于实力不足,二次革命旋即失败。孙中山被通缉,不得不再次赴日本寻求援助。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并两次发表讨袁宣言,要求党员向孙中山个人绝对效忠,要按手模宣誓。因部份同时流亡日本的国民党员对此反对,原同盟会中重要人物如黄兴、李烈钧、柏文蔚、谭人凤等俱未加入中华革命党。

护法运动

   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孙中山重回中国。1917年,段祺瑞在张勋复辟后“再造共和”,废止了1913年选出的国会。身在上海的孙中山展开护法运动(亦称“三次革命”),号召国会议员一起到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政府并就职为“大元帅”,誓师北伐。但广州护法政府逐渐由桂、滇系军人控制,孙中山实力有限,甚至出现“政令不出士敏土厂(大元帅府)”的情况。孙中山曾尝试发动兵变而未果。   1918年桂、滇各系控制国会改组护法政府,以七总裁取代大元帅,孙中山被架空,被迫去职。1919年10月,改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1920年,陈炯明成功击退盘踞广州一带的桂、滇系,请孙中山重回广州。次年,广州非常国会取消军政府,选孙中山为大总统(习惯上称为非常大总统),开始第二次护法运动。   孙中山就职后,力主军事北伐,最终与主张“暂缓军事、联省自治”的陈炯明产生激烈冲突。1922年6月,陈炯明发难,爆发炮击总统府事件,孙中山化装离粤,退居上海。

联俄联共

  自陈炯明兵变后,孙中山开始考虑与共产党合作的可能。1923年1月,孙中山与苏联政府全权代表越飞在上海会面,正式讨论与共产党合作,会面后二人曾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   1923年1月16日,在拥护孙中山的滇军杨希闵部、桂军刘震寰部,以及倒戈粤军联合组成的西路讨贼军的攻击下,陈炯明部被逐出广州,败退至东江。2月21日,孙中山得以重回广州,设立大元帅府。12月29日,接受列宁和共产国际的协助重建大元帅府,共产国际派出鲍罗廷到广州为孙中山顾问,以苏共为模式重组中国国民党。   1924年1月,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布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接受中国共产党和苏俄共产党帮助,改组国民党。并于3月组建黄埔军校,任命蒋介石为校长。   国民党“一大”的成功,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这次合作实现后,以广州为中心,汇集全国的革命力量,很快开创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3]

病危

  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9月4日,孙中山在广州组建北伐讨贼军,任命谭延恺为总司令,联合卢永祥、张作霖、段祺瑞,“共抗直系”,准    备进行北伐。10月10日,广州发生商团事变,10月15日,孙中山率师回广州,击溃广州商团武装。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在北京发动北京政变,推倒大总统曹锟,邀孙中山北上共襄国事。此时,孙中山健康已急转直下,但为了国家的前途,同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作斗争,他毅然北上,并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和“废除不平等条约”两大号召。[4]   1924年11月,孙中山离开广州,绕道日本,开始北上之行。12月4日,到达天津,由于一路颠簸和北地严寒,旧病复发,他边接受治疗,边接见京津要人,并计划22日入京。18日,因得知“临时执政府行文各国使署,有尊重历来条约之意”,孙中山大失所望,病情随之加剧。段祺瑞致电相催:“时局未定,庶政待商,务祈速驾,以慰众望。”孙中山复电:“准于十二月三十一日入京。”   1924年12月31日,孙中山抵京入住北京饭店后,次年1月即开始病发。1月26日,被确诊为肝癌,在协和医院接受手术。1925年2月18日,他移至行馆接受中医治疗,3月11日,自知不起,临终时由夫人宋庆龄扶腕,在汪兆铭(即汪精卫)所代笔的《总理遗训》及《致苏联政府书》上签字。   后世国人常提到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出自孙中山留给国人的政治遗嘱。他当日托咐何香凝要“善视孙夫人(宋庆龄)”,“弗以其夫人无产而轻视”,何香凝回答:“先生,我亲近先生二十多年,同受甘苦,万一先生不测,我们当尽力保护夫人及先生遗族。我虽然知识能力都很薄弱,但是总算能够亲受总理三民主义的教诲,我有一分力量,必定尽力宣传。”[

逝世

  1925年3月12日9时30分,孙中山因原发胆管腺癌转移到肝部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享年59岁。弥留之际,他提到国事的遗言是:“和平……奋斗……救中国!”   长久以来外界都一直以为孙中山死于肝癌,其实他并非因肝癌去世,而是原发胆管腺癌转移到肝部。北京协和医院病案室原主任马家润找到1925年1月26日孙先生的病案(13页的英文病例记录,编号为9954,上面的名字是“孙逸仙”,其中有几张器官标本的照片),证明原发病确是胆管腺癌。直至1999年海峡两岸学者交流孙中山事迹时,协和医院医生展示了这份报告,才揭示了孙中山死于胆囊癌的真相。[6]   香港《华字日报》翌日报道了孙中山的死讯:“孙文吐呕大作。不能进食。脉搏骤增至一百六十度。呼吸十八次。极危险。克礼医生在左右看护。终夜不离。戴天仇为孙草遗嘱。唯孙尚未签字……孙文病至十日晚大变。腹胀加增。克礼为之打针放水。今日上午九点三十五分钟逝世。当弥留时。戴天仇代草遗嘱。孙科急电粤民党要人来京。”    同日,胡汉民饬令各地停止宴会:“十二日午一时胡汉民接汪精卫来电、谓孙中山于十二日上午九时四十分病终京寓,胡汉民即分饬各大小机关、由十二日起、下半旗七天、并令公安局分饬市内酒楼、即日起停止宴会、市民停止七天、在职人员则停止一个月、各机关用蓝印一月、兵士及各机关职停员缠黑纱一月。”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在北京签名吊唁者竟达74万多人,参加送殡者30余万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是治丧处成员,并敬献长挽联:“广东是现代思潮汇注之区,自明季迄于今兹,汉种孑遗、外邦通市、乃至太平崛起,类皆孕育萌兴于斯乡,先生挺生其间,砥柱于革命中流,启后承先、涤新淘旧,扬民族大义,决将再造乾坤,四十余年,殚心瘁力,誓以唤起自由独立之精神,要为人间留正气;中华为世界列强竞争所在,由泰西以至日本,政治掠取、经济侵凌、甚至共管阴谋,争思奴隶牛马尔家国,吾党适丁此会,丧失我建国山斗,云凄海咽、地暗天愁,问继起何人,毅然重整旗鼓,亿兆有众,惟工与农,须本三民五权、群策群力,遵依牺牲奋斗诸遗训,成厥大业慰英灵。” [7]    1925年4月2日起,孙中山灵柩停放于北京西山碧云寺内石塔中。北伐成功后,于1929年6月1日,永久迁葬于南京紫金山中山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