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罕默德- 尤努斯：穷人的银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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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宣布，孟加拉国银行家穆罕默德- 尤努斯及其创办的孟加拉乡村银行获得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他们获奖的原因是"为表彰他们从社会底层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努力"，他们将分享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137万美元)的奖金。

　　持久的和平只有在大量的人口找到摆脱贫困的方法才会成为可能。小额贷款就是这样的一种方法，从社会的低层发展也有利于提高民主和民权。

　　穆罕默德- 尤努斯已证明自己是一位可以将构想转变为数百万人们获益的政治行动的领导者。他的构想不仅使孟加拉国而且许多其它国家的数百万人受益。在未获得任何抵押的情况下向穷人发放贷款过去曾被认为是一件行不通的主意。尤努斯在三十年前首先也是主要通过孟加拉乡村银行使小额贷款成为摆脱贫困的重要工具。孟加拉乡村银行是世界各地在小额贷款领域兴起的许多机构的典范。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有可能和有权过上体面的生活。穆罕默德- 尤努斯和孟加拉乡村银行已证实哪怕是最穷的穷人也可以为自身的发展作出努力。这适用于任何文化和文明。对那些在压迫性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下挣扎的妇女来说，小额贷款被证实是一种重要的解放性力量。在女性无法实现与男性的平等时，经济增长和政治民主就无法实现它的全部潜力。

　　穆罕默德- 尤努斯长期构想是消除世界范围内的贫困，这一构想不可能通过小额贷款这一种手段实现，但穆罕默德- 尤努斯和孟加拉乡村银行已表明，在继续实现这一构想的努力中，小额贷款必须发挥重要作用。

注释  (隐藏注释)

　　不用任何抵押，穷人也能贷款；没有一点利息，乞丐也能借钱。这就是孟加拉国穆罕默德- 尤努斯博士倡导的小额信贷项目。尤努斯博士创建的格莱珉银行，在农村全面开展小额信贷业务的成功模式，已经在全球100多个国家得到推广，数百万贫困人口成功脱贫。

　　他没有简单地向穷人捐款，而是以做研究的态度深入分析贫穷的原因。最后他认为向穷人发放贷款，帮助他们个体创业是最有效的方法。可银行的法则是只给有钱人贷款，绝不给穷人贷款。于是，1983年他创立了为穷人发放小额贷款的格莱珉银行。虽然发放的贷款数额小，但是作用巨大，渐渐地，穷人找到自信，生意越做越大。如今，全球已有100多个国家的250多个机构效仿格莱珉银行的模式运作。他，就是令人无比崇拜的孟加拉经济学教授穆罕默德- 尤努斯。

　　1983年，穆罕默德- 尤努斯创立了格莱珉银行，专注于向最穷苦的孟加拉人提供小额贷款。他的目标是：帮助穷人实现个体创业，从而使他们永远地摆脱贫困生活。

　　这个理想诞生于1976年，那天，他自己拿出27美元借给村子里42个制作竹凳子的农妇。只需要这一点点钱，她们就能够购买原材料，从而做起生意。尤努斯的小额贷款帮助她们永远摆脱了贫困。

　　尤努斯坚信，借贷是一项基本的人权，他提出了简单而充满智慧的解决贫困的方案：为穷人提供适合他们的贷款，教给他们几个有效的财务原则，然后，他们就可以自己帮助自己。

　　尤努斯的理论被实践证实了，格莱珉银行已经向240万个盂加拉农村家庭提供了38亿美元的贷款。今天，有250多个机构在将近100个国家里基于格莱珉的模式运作着，而格莱珉银行领导着这个以小额贷款消除贫困的席卷全球的运动。

　　众所周知，在现有的金融体系中，贷款需要抵押担保已经成为一种顽固的习惯。因为经济学中有一个最基本的"自利最大化假定"，根据这个假定，传统的商业银行总是设想每个借款人都打算赖帐，于是他们用繁密的法律条款来限制客户，保证自己不受损失。然而，尤努斯创建的格莱珉银行却相反，它的基本假设是，每一个借款者都是诚实的。"我们确信，建立银行的基础应该是对人类的信任，而不是毫无意义的纸上合同。格莱珉的胜败，会取决于我们的人际关系的力量。"事实证明，只要制度设计可取，穷人比富人值得信任。格莱珉银行的成功，是对嫌贫爱富这种傲慢与偏见的有力回击。正如尤努斯博士自己所说："穷人的信用丝毫都不比富人差，他们努力地工作，诚实地还贷。"

　　格莱珉银行，也被人们称为孟加拉乡村银行，尤努斯教授，这个在美国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在孟加拉吉大港大学任经济系主任的孟加拉上层精英人士，以满腔的激情、虔诚而强烈的道义感去关注那些处于饥饿与赤贫中的穷人，以百折不挠的精神和无比的坚韧挑战传统的金融体系与无效率的官僚体制，从1976年开始，在短短的三十年中，从27美元（借给42个赤贫农妇）微不足道的贷款艰难起步发展成为拥有近四百万借款者（96％为妇女）、1277个分行（分行遍及46620个村庄）、12546个员工、贷款总额达40多亿美元、还款率高达98.89％的庞大的银行网络。其为贫困农户小额贷款的成功模式，被复制到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和地区，连美国这样现代金融高度发达的国家也成功地建立了格莱珉网络并有效实施反贫困项目。

　　感谢尤努斯博士给了穷人证明自己信用和智慧的机会。按照传统的信贷哲学的假定，穷人根本没有还款能力，给他们发放贷款只能是一种浪费，穷人的信用与智慧都不足以使他们利用贷款创造合理的增值，因而银行向这些穷人贷款得不偿失。格莱珉银行一直保持低于1％的坏帐率的事实无疑给了那些鄙视穷人的所谓社会精英一记响亮的耳光。在尤努斯自传《穷人的银行家》里，博士是这么说的："如果我们把给予富人的相同或相似的机会给予穷人的话，他们是能够使自己摆脱贫困的。穷人本身能够创造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我们必须去做的只是解开我们加在他们身上的枷锁而已。"是的，穷人对文明世界的最大要求无非是信任、理解和公平。有了这些，他们一样能够获得体面而富有尊严的生活。

吴士宏：我从未这么崇拜过一个人
"打工皇后"退隐三年来首次接受媒体专访，披露翻译《穷人的银行家》的幕后故事

　　1983年，曾任孟加拉国经济学家的穆罕默德- 尤努斯创立了格莱珉银行，专注于向最穷苦的孟加拉人提供小额贷款。尤努斯将自己的事迹写成传记《穷人的银行家》，近日这本书被引进中国，而书的译者正是已在公众面前消失三年多的昔日"打工皇后"吴士宏。淡出商界的吴
士宏这些年都做了些什么？是什么原因让她对小额贷款和尤努斯产生兴趣？

　　再次回到公众面前的吴士宏身上多了很多生活的气息，她热衷于公益事业，热爱生活，读书弹琴，在被问到是否曾为自己的抉择后悔时，她回答："不，我就不后悔，后悔没有用。"

　　重新回到公众视野的吴士宏，把她谈话的关键词锁定在了"穷人"上。

• 如果今后有事业可言的话，那应该是做公益事业。

• 这次采访是我3年多来第一次跟媒体说话，而且是因为我翻译的两本书。我一直没有出来说话，因为没有什么值得说的。

• 我太崇拜尤努斯了，我从未这么崇拜过一个人！这个人太棒了！颠覆了银行业的传统，创造了穷人经济学。

• 我喜欢现实状态，如果我不喜欢我肯定要改变，如果现在觉得寂寞，我早就蹦出去了。

• 大事上我不商量，都是自己决定。

我就是想把尤努斯介绍给中国人

　　新京报：你淡出公众视野已经3年多了，当时为什么决定在巅峰时隐退？

　　吴士宏：我应该是2003年初的时候隐退，进入了自己的生活。起初有不得已的原因，我心脏出了问题，不想影响工作，决定休息一段时间。就是在这段时间里，我重新思考，并走到另外一条路上，我看了很多很多的书，对公益的兴趣也越来越大。我在想，如果今后有事业可言的话，那应该是做公益事业。

　　这次采访是我3年多来第一次跟媒体说话，而且是因为我翻译的两本书。我一直没有出来说话，因为没有什么值得说的。

　　新京报：是什么原因让你翻译《穷人的银行家》这本书？

　　吴士宏：翻译《穷人的银行家》纯粹是我自己的激动。

　　我在此之前曾经翻译过另一本书，叫《如何改变世界》，在这本书里也提到了小额贷款，那时我就对尤努斯教授产生了兴趣和崇敬。对于小额贷款，有两个事情让我觉得不可思议：一个是，银行界从来没有给赤贫者的贷款，任何人都需要有担保和抵押才可以借到钱。第二点就是，它没有法律约束，全凭自觉还款。

　　2004年底，我在美国曾经对《如何改变世界》的作者说，我太崇拜尤努斯了，并且冒失地问，尤努斯有没有写过自传，我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我跑了好几个书店，最后花了20多美元买到了。我看这本书的时候，都会掉眼泪，二十几年了，尤努斯坚持做这么一件事，太不容易了，这个人太伟大了。

　　于是，我不管不顾地就按照书上的邮件地址给尤努斯发了一封邮件，说明了我是谁，以及我想把他的书翻译成中文的想法。我在那封邮件里跟他说，我在商场里面做了20多年，我说我觉得他特别伟大，做成了让千万穷人受益的事业。我还跟他说，我不是想靠翻译挣钱，我就是想把他和格莱珉介绍给中国人，虽然我之前只翻译过一本书，但我还是希望他能给我一个机会，在信里我还附了一份我的简历。没想到第三天他就回信说："我怎么可能拒绝这个请求"。这就是翻译这本书的契机。

　　新京报：从事翻译工作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吴士宏：翻译得很辛苦，不过最辛苦的还是第一本《如何改变世界》，我以前觉得能看懂就能翻译，但是真做起来，发现不是那么简单。到最后，我觉得像我这种光凭着热情做事的性格真得改改了。翻译《穷人的银行家》时，我已经比前一本流畅多了。

　　新京报：前后翻译的这两本书，感觉有什么不同？

　　吴士宏：收获不一样，虽然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第一本书就像是一个速成的MBA课程，里面有实际案例，有行业内的过去、现状和前景，到尤努斯这本书，就是进入了一个研究领域。看到了30年里他从开始有这个想法，到最终影响了那么多赤贫者，做成一个伟大的事业。30年的精华浓缩于此，这本书是一个精神案例，视野非常广阔，我看到了从事这个事业可以预见的艰辛，还有对常识的颠覆。在我翻译完成时，我完全信服了。

做成极端事业的人自己就挺极端

　　新京报：你曾经两次下农村，来到四川和云南，了解最基层人民的生活状态。在这两次行程中，你有什么样的收获和感悟？尤其是你2004年在云南禄劝看到的小额贷款的实例，那是怎样的一种模式与状况？

　　吴士宏：这两次行程更多的是自己的感觉，缺乏研究。我通过李昌平有机会与香港乐施会在2004年9月一起去云南待了5天，我估计在那里看到的就是中国的赤贫阶层。那时候我还没有看到尤努斯的这本书，只是在《如何改变世界》里知道了格莱珉银行。乐施会在云南禄劝推行了一个由村民拥有的项目，当我听到这个项目内容时，惊讶得跳起来，我说："这不就是格莱珉模式吗！"乐施会会给村子贷款资金，如果村子这一年的还款能力高，下一年资金还可以提高。但是村民必须说明白每家借了多少钱，拿来干什么用。当然这个贷款也是有利息的，只是利息不再收回，而是作为本村发展基金，给村里修公路，救助贫困户。

　　正是因为亲自来到了这样赤贫、干涸的土地，我后来看到《穷人的银行家》，才会对格莱珉模式以及它的影响更有感触。以前听李昌平说起农民和穷人，也很感动，但是不会有亲身到达的这种感觉。在现场，你能感受到尤努斯二十几年的努力，已经渗透到了土壤，他们点点滴滴的努力在生根发芽。

　　新京报：尤努斯在书中反复强调一个观点，穷人知道如何维生，只是缺少机会，而贷款则是他们的那个机会。你是否同意这样的观点？

　　吴士宏：对于尤努斯我无限崇拜，但书中有两点我不是完全同意，但完全能理解。第一点就是你说的这个，我觉得农民需要钱也需要技能。尤努斯说的是基本生存的本能，比如多了两块钱，他们会好好想想该怎么使用，会特别珍惜，把自己的生存能力迸发。我认为，基本生存技能，比如在高山上、深谷中生存下去的能力，他们是有的。但是现在已经进入现代社会，技能还是需要的，否则，这些人不管怎样，还是永远会在相对赤贫的层次。

　　还有一点是，尤努斯在看到赤贫者没有人理睬的时候很愤怒，这种极端化印在脑子里，造成后来他不要任何捐款，我在想他为什么不最大限度利用社会资源呢？但这是他屡屡遭遇腐败、官僚等情况下产生的想法，于是我又能理解他的愤怒了。

　　真的，我太崇拜尤努斯了，我从未这么崇拜过一个人！这个人太棒了！颠覆了银行业的传统，创造了穷人经济学。虽然他有时说话挺极端，还挺理想主义的，但是做成极端事业的人，恐怕自己就挺极端的。

　　新京报：你想过会有一天加入这个事业吗？

　　吴士宏：我给自己选择的是要有一个平衡的生活，可以有相当一部分时间，为有需要的人做事。但我不知道，如果有机会，我会不会去做这样的事情。但目前我对此是有兴趣的，至于做不做得成，跟谁做，我真的不知道，这是随缘的事情。

后悔完全没有用，我就不后悔

　　新京报：你现在是怎样的一种生活状态，每天都做些什么事？

　　吴士宏：前几年过得特别充实丰富，一年看100多本书，看的小说越来越少，哲学、文化、历史、艺术越来越多。然后就是养身体，学会生活，学做菜，还学钢琴，学了两年多，现在考级9级过了，每天弹两个小时。

　　新京报：比起当年在办公室里和衣而卧，和今日的居家生活，你更喜欢哪样的生活方式？

　　吴士宏：我是一个比较喜欢现实状态的人，当时那种状态我非常喜欢，觉得非常有意思。现在呢，有时候看书看得像学究一样，也特别喜欢这个文化的过程。我喜欢现实状态，如果我不喜欢我肯定要改变，如果现在觉得寂寞，我早就蹦出去了。我想以后，对于生活，我会有一个更切实际的判断和思考。

　　新京报：可不可以八卦一下你的星座和血型？

　　吴士宏：我是金牛座，B型血的。

　　新京报：金牛座的人都特别倔，很执着，而B型血的人又是那种有些大大咧咧的，和你像吗？

　　吴士宏：我觉得挺像的，我就是挺大大咧咧的，不太管我管不到的东西，但是如果我选择了一个东西，就特别特别专注，从来不考虑能不能做成，根本不管那个。而且大事上我不商量，都是自己决定。

　　新京报：都是自己决定的话，回过头来看，有没有什么决定是错的，让你后悔的？

　　吴士宏：我从来都不后悔，不是因为自己做得对，而是后悔完全没有用，我就不后悔，我觉得我挺好的（笑）。我也会去想一件事情失败的话，我失败在哪里，但不是后悔，是想明白罢了。

　　新京报：你淡出公众的视线已经太久了，前年有一篇《吴士宏感恩》的博客帖曾经被网友们争相传阅，人们都在奇怪，觉得昔日打工皇后，摇身一变成为了享受生活的小女人。为什么后来没有再看到你别的博客呢？

　　吴士宏：我太感谢你问这个问题了，也不知道谁疼我，给我写了这么个博客，我家阿姨看了以后特别生气，说"我不叫这个名字，为什么给我改这个名字"（笑）。我从来就没有写过一个字的博客，在我可预见的未来生活中，我也没有写博客的时间。

背景

　　《穷人的银行家》中文版由三联书店出版。书封上的人就是书的作者、吴士宏崇拜的穆罕默德- 尤努斯。

　　尤努斯1940年生于孟加拉国吉大港的一个宝石加工场主的家庭。少年时代的他并没有因为家境殷实而沾沾自喜，相反，他所目睹的本国的愚昧和贫穷影响了他之后的人生路程。本国大学毕业并赴美留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后，他回国担任家乡吉大港大学经济系主任。

　　1983年尤努斯创办格莱珉银行，在不需要抵押的情况下向穷人提供小额贷款。迄今，格莱珉银行已经向240万个农村家庭提供了38亿美元的贷款。格莱珉模式也已经被引入到全球将近100个国家。

———评《穷人的银行家》

作者：李华芳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

　　由于人口数量而带来的贫穷问题一直是经济学家心头挥之不去的梦魇，出于对效率追求而达成的均衡，远非像马歇尔剪刀理论描述的那样精妙。科斯那句经济学家"对理论的追求使他们忘记睁眼看基本的事实"的谴责引起了共鸣。是的，如果理性驱动下的追求效率的行为能达成帕累托最优，那么帕累托本人何以要警告这种均衡思路是值得警惕的呢？原因就在于，一个有效率的社会可以达成均衡，但贫富差距极大的状态也可能是一种均衡，但这显然不是"好社会"应当追求的，尤其是当有众多人在赤贫的生活中挣扎时，经济理论的梦想不能掩盖嗷嗷待哺的婴儿、衣衫褴褛的乞丐、形容枯槁的艾滋病患者......

　　对于南亚的经济学者而言，触目惊心的现实迫使他们反思当下的经济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印度的阿玛蒂亚- 森在经济学上阐明了印度大饥荒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因为粮食供给不足，而是因为制度缺陷造成的。而孟加拉的尤努斯则从理论投身实践，试图重新开辟一条新的路径，解决贫穷问题。

　　1974年，孟加拉爆发大饥荒，尤努斯所在的吉大港的村子里每天都有人饿死，这一残酷的事实使尤努斯对穷困有痛彻心肺的感受。 帮助穷人的想法无法用理性加以束缚，这一刻，尤努斯处于休谟名言的笼罩之下，"理性是激情的奴隶"。这位经济学家开始用自己的理性为实现激情的梦想而努力，他的思考和行动都写在这本自传《穷人的银行家》里。

　　如何让穷人脱贫致富，对此有不同的认识，但经济学者基本都会同意应该"授之以渔"，而非"授之以鱼"。不过要从经济理念上完成效率社会到良好社会的转型，却并不容易。长久以来，人们忽视亚当- 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关于以"同情共感"为基础的构建社会的方式，而夸大了价格机制的重要性，但斯密实际上认为没有德性的社会是不值得追求的。而在《道德情操论》中斯密提到的"体面社会"有助于我们理解尤努斯在孟加拉开展的"扶贫活动"。在尤努斯看来，解决贫穷问题的根本方法是给穷人机会让他们参与竞争，这听起来不可思议，但恰恰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要帮助穷人，了解穷人为什么穷困可能是首要的事务。在赤贫线上的人们为温饱已经发展出各种令人难以想象的能力，人类求生的本能使他们得以忍受极其严苛的条件，在不确定的坏境里艰难存活，他们所需要的仅仅是一个机会，摆脱每天的费用仅够维持当天消费的窘境。他们需要抵御突发的灾害，也需要有盈余来改善生活。

　　尤努斯从贷款27美元给42个赤贫的制作竹凳的妇女开始，慢慢体会到一个珍贵的事实：穷人是讲信用的。所以"贷款给穷人，不要担保"的"疯狂"想法占据了尤努斯的脑海，他一心一意创立了格莱珉银行。因为尤努斯比那些书斋里的经济学者明白，有东西可以担保的人境况要好于那些一无所有的，而真正需要帮助的人恰恰是那些赤贫的人，而格莱珉银行要做的是真正的穷人的银行。

　　不过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们对尤努斯的试验并不热心，因为这超出了哈佛或者芝加哥大学课堂上教给他们的东西。在传统观念里，原本就有借钱不还的道德风险，更何况没有担保！但现实毕竟比理论要复杂得多。如果我们仔细研究格莱珉的模式，不难发现其中的制衡机制。赤贫的贷款者需要组成一个5人小组自己管理，这样就变成了一个小的熟人社会而遭受监督，这种监督是互相的，如果一个人不还贷，那么其他人就会帮助他，或者延长还款期限或者让他每天少还一点，但总而言之，他还在熟人社会里，还处于监督之下。因此若他拒绝还贷的话，他在这个熟人社会中的信用就会受损，而很难在熟人社会中继续生活下去。这样，熟人社会的相互监督就能极大消除道德风险。

　　事实是，格莱珉银行的还贷率高于表现最优异的商业银行。传统分析对此无计可施，因为那些现实中的细节并不为人知晓，这可能是因为经济学家们的自负，不过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尤努斯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些目空一切者的无知，在对待贫穷问题上，没有面向真实世界的态度，就会陷入"理性的自负"而不能自拔，对于真正推进扶贫却没有半点好处。这是当下经济学家们的普遍尴尬。

　　当然，仅仅消除道德风险是不够的，格莱珉银行还不能安枕无忧，推行小额贷款仍然遭到了多重困难。最大的困难来自孟加拉世界的男权和宗教禁忌。在孟加拉社会，妇女的地位受到极端的歧视和打压，妇女甚至不能接触外人、不能碰钱。一个赤贫的孟加拉妇女在生活的各个层面都遭受抱怨，例如她只会给家庭带来不幸，家人无力负担她的嫁妆，父母会抱怨不如将她流产，或在出生的时候就弄死，或者把她饿死算了等等。这种对女性天然的敌意，加上超声波技术对胎儿性别的判断，使得孟加拉、印度等国每年都有大量女孩从子宫中"失踪"。面对如此绝境，妇女第一次从一个陌生的机构———格莱珉银行———中得到了信任，获得了贷款，于是"她发誓，绝对不会辜负这个机构，也不会辜负自己。她一定会竭尽所能，还清每一分钱"。而尤努斯和他的伙伴也凭借超凡的耐心和毅力，克服了与当事人不能直接见面的困难，消除了穷人的种种疑虑，终于让格莱珉银行从星星之火壮大成燎原之势。

　　有志于改变贫穷状况的学者必须了解，在穷困的绝境中挣扎的人们，对现实的机会有更深刻的体察，只要辅以相关的金融服务———小额贷款，穷人就能抓住机会。正如尤努斯确信的：贫穷的位置，只应在博物馆里。格莱珉模式的成功不仅是因为尤努斯认识到捐钱的慈善活动只是权宜之计，真正重要的是为所有人———包括穷人和富人———创造一个平等的竞技场，给每一个人公平的机会。当然这一切也离不开尤努斯的那种近乎狂热的激情，而正是这种"将贫穷永远抛入历史"的激情给强调理性的沉闷的经济学注入了生机。

尤努斯：穷人的银行家

2006年11月02日 13:38 《财经》杂志
本刊记者 凌华薇 叶伟强 本刊实习记者 徐可 发自北京 本刊特派记者李昕 发自美国首都华盛顿

　　向传统银行信贷挑战，对穷无立锥之地者贷款，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穆罕默德- 尤努斯证明义利兼顾的银行可以存在。

　　"穷人的银行家"——穆罕默德- 尤努斯(Yunus)的自传以此为名。对于这位66岁的孟加拉人来说，再没有比这更恰当的头衔了。

　　他及其一手创办的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意为"乡村银行")，因"从社会底层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努力，于10月13日获得2006年度诺贝尔和平奖。

　　近30年前，尤努斯在首创格莱珉银行之时，只是希望帮助孟加拉的贫困人民获得必需的资本；其时他并未曾想到，会为时势所推动，从此开创了小额融资的一种现代模式。这在今天亦被世人评价为一项非凡的成就。

　　本届和平奖揭晓之前，尤努斯并非大热门。爱尔兰摇滚乐队U2主唱博诺、曾促成印尼亚齐地区实现停火的芬兰前总统阿赫蒂萨里、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以及澳大利亚和平运动领导人埃文思等人，都是本届诺贝尔和平奖的焦点人选。

　　对于尤努斯的获奖，诺贝尔评奖委员会的评论很有说服力："当大量的人口找到摆脱贫困的出路时，持久的和平才能得以实现。"

　　突如其来的荣誉，使尤努斯既定的中国行程受到了空前的关注。

　　10月21日，尤努斯到华当天，《财经》记者如约赶到他下榻的北京梅地亚宾馆，并陪伴他出席了孟加拉大使馆为他举办的盛大酒会。尤努斯的行程如此紧张，早已约定的专访不得不在他的专车、大使馆和宾馆之间辗转进行，直到深夜。10月23日，《财经》记者受邀列席了央行副行长吴晓灵与尤努斯的会谈。

　　10月24日，尤努斯结束中国之行。三天的全面接触中，记者眼中的他，中等身材，两鬓如雪，经常身着一件格莱珉格子的传统半长袍(出自格莱珉银行借款者之手，并因此得名)。采访之时，尤努斯的英文流利生动，数十年艰辛奋斗娓娓道来，感染力毋庸置疑。他曾经在美发表长篇演讲，"两个小时间听众无人看表"，一位当时在场的人士告诉记者。

　　"和平奖是颁发给我和格莱珉银行的。由于格莱珉银行是由贫苦妇女所拥有的，这意味着诺贝尔和平奖第一次颁发给了贫苦人民。"尤努斯说。

"基本上，我们借钱给最穷的人"

　　《财经》：祝贺你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你认为自己为什么能获此殊荣？

　　尤努斯：我们向传统的银行体系挑战。他们说不能借钱给穷人，因为穷人不会还钱。我们却创立了一套向穷人贷款的银行系统，并且证明，这套系统是商业上可行的，也是可持续的。一开始，人们认为这种体系只适用于孟加拉国，不能适用于其他国家。事实却证明，这种体系逐渐地延伸到全世界包括那些富国。

　　获奖不仅仅是对我们这一银行系统的肯定，也证明我们确实可以帮助人们脱离贫困。消除贫困与维护世界和平息息相关。诺贝尔和平奖评委会看到了这一点。

　　《财经》：你一手创办格莱珉银行，20多年来，它如何实现了你这个模式？

　　尤努斯：基本上，我们借钱给最穷的人，其中大多数是贫穷的妇女，无需抵押，无需担保，不用签署法律文件，也不存在连带责任。也就是说，我们颠覆了人们对于银行的一般意义上的理解。

　　此外，我们也提供住房贷款，为大学生提供助学贷款，向乞丐贷款等。

　　《财经》：你如何平衡运作一家谋利的商业机构和服务穷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尤努斯：这对我们来说从来都不是问题。我们给乞丐的贷款是没有利息的，我们给学生发奖学金，我们有足够的钱来支持这些项目。

　　我们提供的住房贷款利率是8%，我们的学生贷款是5%，都低于我们最低的存款利率(8.5%)。但是我们可以用较高的创收目的的贷款利率(20%)来弥补这些低息的贷款，同时也能保持盈利。

记者评述

　　1972年，尤努斯从美国回归独立不久的孟加拉国。他在担任吉大港大学经济系主任两年后，一场席卷而来的大饥馑，彻底改变了尤努斯的人生轨迹。面对遍地饿殍，他在自传中写道：

　　"我所教授的经济理论对周遭生活没有任何的反映，我怎么能以经济学的名义继续给我的学生讲述虚幻的故事呢？我想从学术生活中逃离，我需要从这些理论、从我的课本中逃离，去发现有关穷人生存的那种实实在在的经济学。"

　　接下来发生的，是现在人们已经耳熟能详的故事。饥荒之后，1976年，尤努斯在吉大港附近的乔布拉村调查时发现，他只需要拿出27美元，就可以让42个有贷款需求的穷人购买原料，操持小生意，就可以改变他们的命运！

　　震惊之余，尤努斯认识到，穷人无法得到贷款的权利；而这种权利，正是足以改变他们命运的关键。这一认识，使尤努斯的人生从此发生根本性的转折。

　　1977年10月，尤努斯在吉大港乔布拉村创办孟加拉农业银行格莱珉试验分行。从此，尤努斯定义小额融资的两个基本原则：其一，只对贫困人口贷款；其二，不需提供任何抵押和担保。

　　1978年初，孟加拉中央银行组织的"资助乡村穷人"研讨会后，尤努斯获得孟加拉中央银行提供的机会，着手在其他商业银行中建立格莱珉分行。

　　1979年6月，在孟加拉中央银行的指示下，每一家国有银行提供三家分行启动乡村银行项目。尤努斯辞去教授职务，开始了银行家生涯。

　　传统银行业难以解决向穷人贷款的问题。原因在于，第一，穷人没有抵押品；第二，单笔贷款金额较小，相应而言，放贷成本太高。格莱珉模式的巨大贡献，正如尤努斯在接受《财经》专访时所说，在于独创了一套向穷人贷款的体系和技术，解决了上述两大瓶颈，从而证明穷人也是可以被银行接受的(bankable)。

　　格莱珉银行创立的小组联保贷款、分期贷款、分期还款、中心会议等机制，有效地降低了交易成本和保证还款率。通过这些创新，格莱珉银行把部分组织成本转移到小组，从而减少了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使得金融服务能够到达底层贫困人口。这些做法，成为格莱珉的经典模型，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复制。

"迄今格莱珉银行借款者共有58%脱贫"

　　《财经》：评价小额贷款的效果，"覆盖率"(penetration ratio)和"覆盖面"是两个公认的指标。在格莱珉银行，两个指标的情况怎样？

　　尤努斯：孟加拉国是世界上小额贷款最为普及的一个国家。现在有85%的贫穷家庭可以申请小额贷款，很快可以接近90%甚至更高。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接近这个水平。小额贷款在孟加拉国的总额是15亿美元，其中超过一半是由格莱珉银行借出的。我们有670万名借贷者。每笔贷款平均约130美元。我们的贷款额都来自于存款和自有资金。我们不要捐款和赠款，是一个完全自负盈亏的金融机构。

　　《财经》：孟加拉国依然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如何评价你的机构在减贫方面所做的贡献？

　　尤努斯：我们自己以及其他人，比如世界银行的萨伊德坎克尔(Shahid Khandker)对此都有过研究。这些内外部研究报告都得出了积极的结论。我们的贷款户中，许多家庭收入提高，儿童死亡率下降，住房条件得到改变，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每年格莱珉银行的借贷者中有5%脱贫。我们自己的调查显示，迄今格莱珉银行借款者共有58%脱贫。

　　孟加拉国正在发生许多变化。比如GDP以6%-7%的年均速度增长。20世纪90年代的十年间，全国的贫困率以平均每年1%的速度降低；过去五年间，贫困率以平均每年2%的速度降低。据估计，从2006到2010年的五年间，这个速度将继续提高到2.5%。联合国千年计划所规定的首要目标就是，到2015年贫困人口比例减少一半。孟加拉国被认为是较有可能达到这一目标的国家之一。不过，很难断定究竟有多少是来自格莱珉银行的贡献。

　　在孟加拉，过去妇女只是躲在家里，现在，妇女参与到各个行业当中，经商、任教、在工厂里工作。这在3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教育也起到减贫的作用。过去全国有一半的文盲率，中学里面的男生多女生少。现在的情况大不一样，中学女生人数已经超过了男生。根据去年的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力发展指标，中国排第一，孟加拉国排第三。"

记者述评

　　格莱珉银行对其成员的"脱贫"有着非常具体的操作定义：有一个有锡顶的房子；家里所有成员都有床或者吊床(帆布床)；能得到安全的饮用水；有卫生的公共厕所；所有学龄儿童都在上学；过冬有足够的御寒衣物；有蚊帐；有一个家庭菜园；不短缺食物，甚至在一个很困难的年头的最困难时期也不短缺；家里所有的成年成员有足够的挣钱养家的机会。

　　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CGAP(The Consultative Group to Assist the Poor)资深经济学家萨伊德哈瑟米曾与尤努斯共事六年。他的一份报告指出，格莱珉银行借贷者中每年有5%脱贫。他在美国华盛顿接受《财经》记者访问时说，尤努斯试图解决的是一个根本问题——如何给贫困人口建立一个机制，使他们通过这个机制获得力量，掌控自己的生活。

　　正因如此，尤努斯把借贷看作一项基本的人权。在这种理念指导下的格莱珉银行不是一家利润最大化的银行，但其所作所为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扶贫，而是以一种商业上可持续的模式来消除贫困。

　　为了改变妇女处于社会底层的现实，尤努斯订立了一个目标：试验项目贷款的50%要贷给妇女。结果他们发现，贷款给妇女效果更为显著。妇女流动性低，违约可能性低。也正是由于妇女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她们更有决心和毅力使自己和家庭摆脱贫困，故而更为珍惜借贷的机会。试验项目员工们不懈的努力，以及妇女们摆脱贫困的强烈愿望，最终克服种种困难——包括固有观念的抵触以及保守宗教人士的反对。成功的个案不断激发妇女们参与的热情。如今，格莱珉银行的贷款人中，妇女占96%以上。

"证明给他们看"

　　《财经》：30年前，当你刚开始给穷人贷款的时候，你对格莱珉银行未来有何设想？

　　尤努斯：完全没有。我没有蓝图，没有计划，甚至都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在那时候，我只是要解决当下的问题。当一个问题解决了，我想，就这样了，我可以回去教书了。结果解决了一个问题，又会带来三四个新的问题——总是无法罢手。

　　我做着的这份工作始终在挑战政府，挑战传统意义的银行以及怀疑论者。他们会说，"证明给我们看！"我就只好证明给他们看，银行还可以这么办。

　　他们会问："你能不能收回贷款？能不能覆盖支出？能不能持续发展？"我就证明我们能。现在，格莱珉银行的还款率近99%，除了少数年份，年年盈利。

　　他们会说："你在吉大港(格莱珉最早的试验田)成功是有特殊性的，在孟加拉北部就不行。"于是我就要把格莱珉拓展到北方。现在我们银行有2211家分支机构，遍布孟加拉全国7万多个乡村。

　　他们还会说："你这个模式不能在最穷的人那里取得成功。最穷的人没有创业精神，不具备控制风险的能力，没有技能，没有想法，他们只能接受救济。"我说，不是这样的——从2002年开始，我给乞丐贷款。

　　现在，格莱珉的借款者中有一半是赤贫者。我们对借款者有非常严格的限制，在贷款之前会去他家里查看，如果有任何家具，包括床在内，都不能从我们这里贷款。只有那些一家人都睡在地上的才够贷款条件。

　　《财经》：格莱珉银行有非常独特的所有者结构，96%的股份属于借款人，另外4%由政府持有，为什么要这样安排？

　　尤努斯：我们会告诉每一个将要在格莱珉银行贷款的人，有朝一日，他们可以购买格莱珉银行的股份，成为一名股东。每一股的价格大概是1.5美元，只要他们有这笔钱，就可以购买一股——每个人限买一股。作为股东，他们可以投票选董事会，也有资格成为董事会成员。这使人们觉得银行是属于自己的。这已经成为格莱珉银行的一种文化，没有人会把它漏掉。

　　《财经》：这近30年中，你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尤努斯：第一个困难，是说服政府颁布有关法律，使我们这种有别于一般商业银行的金融机构可以存活，这很困难。

　　第二个困难，则是修改这一法律。因为政府立法之时规定，银行的一半股权为政府所有，另外一半为借款者所有，而我们希望银行百分之百为贷款的穷人所有。我们后来修改了法律，才实现了银行96%股权为借款者拥有。这非常重要，如果格莱珉银行是一个政府机构，这一套早就行不通了。

　　第三个困难发生在1998年孟加拉大洪灾之后，我们需要资金来支持人们重建家园。然而自1995年以后，我们决定不再接受捐款人的捐助，所以我们从政府贷款，然后发行债券，从其它银行那里得到钱。

　　第四个困难，是从格莱珉经典模型向格莱珉二代的转变。这一转型从2000年开始，至2004年年底完成。好比电脑升级，我们通过升级使每个人都习惯于更便捷的系统。这是一件很令人激动的事情。

　　《财经》：什么是"格莱珉二代"？为什么需要进行这一转型？

　　尤努斯：在创业初期，由于穷人从来都不知道还可以申请贷款，所以我们把一切都设计得非常简单明了，以便于他们理解：每笔贷款都是一年期的，每周固定数额还款。借款者无需复杂的计算就能记住要还多少钱，这被称为经典的格莱珉模式，它是一个普适性的固定模式。

　　"格莱珉二代"则是订制型的，可以满足不同借款者的不同借贷需要。贷款期限可以是一年，也可以是两年；还款也更为灵活，可以选择在自己收入多的时候多还款，在自己收入少的时候少还款。我们还增加了更多的存款业务，比如说引入退休金基金(Pension Fund)、学生贷款、乞丐贷款等。这是对经典格莱珉这个简单而固定模式的充实和提高，使其变得更方便。

　　举个例子。在"经典格莱珉"阶段，我们规定了贷款数额的上限；在"格莱珉二代"阶段，这个限制被取消了，借款者可以依据他的偿还能力借款。这为人们创造了更多的快速发展的机会。在"经典格莱珉"阶段，我们认为目的不应是让一两个人迅速变富；但在"格莱珉二代"阶段，我们发现这样可以鼓励人们的发展。

　　其实所有这些服务，在"经典格莱珉"阶段的不同的分行有过试验，但是"格莱珉二代"是在整个银行范围内对以前服务的改进和提高，看上去好像是上升到了更高的阶段，所以我们称其为"格莱珉二代"。

记者述评

　　从1983年10月2日起，格莱珉银行从一个在充满敌意的银行体系中运作的试验项目，终于转为一家为穷人服务的独立银行。银行的股权结构经过了多次调整，最早是借款者占有60%，政府占有40%；后调整为借款者拥有75%，25%留给政府、国有的索纳里银行和孟加拉农业银行；最终变成借款者拥有96%，政府拥有4%的现有格局。

　　尤努斯本人的身份也发生了关键的变化。根据专门法案，格莱珉银行的负责人——也就是尤努斯本人，必须由董事会而不是政府任命。由此，他从一名随时可以被政府撤换的公务员变成了格莱珉银行的雇员。更重要的是，格莱珉银行可以选择一名为其股东利益服务的总裁，而不必听命于政府。

　　尤努斯说，格莱珉接受最后一笔捐助款是在1998年。现在格莱珉不断增长的储蓄额足以偿付其现存的贷款，商业上可持续的运营模式大体形成。

　　也是在1998年，格莱珉银行遭遇创办以来的最大危机。当年孟加拉发生严重洪灾，很多家庭的所有财产付诸流水，格莱珉银行的不良贷款一下子上升到30%左右。根据"格莱珉经典模型"的设计，一旦借款者无法归还贷款，就将被永远取消格莱珉成员的资格。整个模式岌岌可危。

　　美国《华尔街日报》于2001年、英国《金融时报》于2002年分别发表文章，认为格莱珉银行依赖外部捐赠，贷款利息过低，内部坏账尺度把握过松，未能真正实现商业化可持续运营。

　　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中，尤努斯言及自己一直在回应挑战中不断证明自己。在内外双重压力下，他开始了自2001年到2004年的"格莱珉二代"的转型。"格莱珉二代"的特点是，采取建立在借款者个人信用基础上的弹性贷款机制，只要信用良好，借款者就可以提升贷款规模，直至贷款额度上限；如果无法如期偿还，其贷款额度上限就会下调。

　　长期跟踪研究"格莱珉模式"的纽约大学著名学者乔纳森莫多克在发给《财经》的一篇论文中指出，"格莱珉二代"的业务基础，事实上已经从联保小组转移到了会员个人，小组的作用减弱了；其次，贷款期限灵活，分期还款额度及期限也可以调整；此外，格莱珉银行承认，借贷者可能面临无法控制的风险，为化解这些风险，他们着手为借款者建立新的储蓄和保险体系。

　　不过，在对"格莱珉二代"的努力予以肯定之后，莫多克仍然对《财经》记者表示，格莱珉的透明度仍然不够，这对外界分析其资金来源和成本构成一定困难。

"我们是个干净的伙计"

　　《财经》：与其它小额信贷机构相比，格莱珉银行的成本显得特别低，你是怎样做到的？

　　尤努斯：关键在于效率。在"格莱珉二代"实施之后，每一个工作人员要服务于最少600个借贷者——你再看一下其他小额信贷机构，就会发现这是问题的关键。每个工作人员负责的借款者越多，能为银行带来的收入就越多。格莱珉银行的成本大概占到10%，而平均贷款利率约为19%，利差达到8%-9%。自格莱珉创立以来，只有三年亏损，其他时候都盈利。近几年赚得较多，去年的净利润是700万美元，今年将是2000万美元左右。

　　《财经》：过去几年间，对格莱珉银行创建的这一模式，国际上存在一些争议，这些争议大多针对格莱珉银行的信息透明度。比如，微小金融机构信息交流的著名网站MIX搜集了全世界800多家商业化运作的小额信贷机构的数据，却没有格莱珉银行。再比如，作为一家享有极高国际知名度的机构，你们为何不聘请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呢？

　　尤努斯：他们(MIX)之所以不高兴，是因为我们不会告诉他们说，"是的，老板，我们是个干净的伙计"。他们既不是我们的老板，也不是我们的监管者——我为什么要向他们报告呢？

　　我们每个月都向孟加拉中央银行报告，因为它是我们的监管者。我们的一切资料都在我们自己的网站上面，并制作成光盘。每年有两家孟加拉国的独立审计单位依据国际会计准则对我们审计。

　　《财经》：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在学习格莱珉银行的模式，你是否相信这是最好的微型金融模式？

　　尤努斯：我们从来没有说这是最好的形式。今天诺贝尔奖颁给了我们，这就是最大的肯定。但别人是否采取这种模式，要由他们自己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

　　我想说，格莱珉银行好比莱特兄弟发明的第一架飞机。它能"飞"起来，虽然只飞了30多秒，120多英尺，但创造了历史。格莱珉银行是第一家不需要抵押的银行，而且成功了。我可以肯定未来更多的人可以做得更好。

　　《财经》：印尼国家人民银行(BRI)从事小额信贷业务也获得了较高的国际声誉。对他们的模式，你有什么评价？

　　尤努斯：这是一个令我感到困惑的模式。原因在于，他们并不是只服务于穷人的。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它叫做小额信贷呢？我个人对于小额信贷的定义是——对穷人特别是贫困妇女的、不需要抵押的小型贷款。印尼国家人民银行不是这样做的。人们告诉我，他们的贷款并不是专门针对穷人的。不过，我并不是说他们这一模式不好——只要可行，那就去做吧！我向所有从事小额贷款事业的人致敬。

记者述评

　　在完成转型之后，格莱珉银行业务飞快发展。格莱珉银行方面提供的数字几近完美：

　　——服务人群由2001年的230万增加到2006年的650万，贷款累计总额从30亿美元增至50亿美元。到2005年底，该银行有650万借款者，存款8.47亿美元；当年贷款约7亿美元，还款率高达98.58%。近年来盈利状况也连续翻番：2004年底盈利700万美元，2005年底1500万美元。迄今有79000个乞丐成为该银行的会员得到近77万美元的贷款。

　　尽管国际社会对"格莱珉模式"及其转型赞赏有加，但对格莱珉是否提供了一种可普遍适用的模式，仍存在相当尖锐的不同意见。

　　最大的争议是：格莱珉银行追求的双重目标是否可持续？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格莱珉基金会致力于在全世界推广格莱珉模式，其总裁阿历克斯康茨(Alex Counts)对《财经》的采访书面作答，称格莱珉银行与国际上其他微型金融机构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服务于最贫穷的人，并致力于扶贫和财务可持续的双重目的。这既是尤努斯和格莱珉银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主要原因，也正是尤努斯与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CGAP(The Consultative Group to Assist the Poor)等机构意见不一的关键之处。

　　《财经》记者在美国华盛顿采访了CGAP发起的信息门户小额信贷信息交流中心(MIX，Microfinance Information Exchange)的研究总监布莱恩斯蒂芬斯。他说，MIX在全球统计的800多家小额信贷机构中，只有不到40%能实现自负盈亏，但是他们服务于超过90%的客户。在小额信贷机构中，努力采用商业标准，试图融入商业金融系统，对成本进行有效控制的，比较容易成功。

　　格莱珉银行平均利率接近20%，比孟加拉国央行规定的小额信贷机构的指导利率22%还低。有学者认为，格莱珉银行贷款利率应该达到30%左右，才可以维持财务可持续。但尤努斯认为，扶贫是必要的社会责任，小额贷款机构要追求商业可持续，但不能追求利润最大化。在此次访华期间会见中国央行副行长吴晓灵时，他特别表示，小额信贷的利率，相当于不超过资金成本加上10到15个百分点，否则"就有高利贷的嫌疑"。他说："CGAP总跟我说不要管利率，让市场决定，我不想听他们的。"

　　相当一部分小额信贷研究者猜测，格莱珉银行之所以能够提供较优的利率，是因为受益于捐赠。1999年，乔纳森莫多克指出，格莱珉银行从1985年到1996年间实现了总额约150万美元的利润，但在此期间，却有1600万美元的直接捐赠、8100万美元的软贷款和4700万美元的权益投资形成的间接补贴，以及所有者追加的2700万美元的贷款损失准备金。其他商业性机构不可能有同样的待遇，这也许是格莱珉模式在世界其他地方并未取得孟加拉式成功的原因之一。

　　在回答《财经》记者关于捐赠资金的问题时，尤努斯则强调，自1998年以后，格莱珉银行没有接受过一分钱的捐赠。

　　姑且不论对于透明度的疑问，格莱珉银行追求商业化可持续目标的决心无庸置疑。事实上，从格莱珉经典模型向格莱珉二代转型的过程，也是格莱珉努力摆脱依赖外来资金、依赖重塑商业化可持续形象的过程。这已经成为国际小额信贷组织发展的主流。

　　世界银行高级金融专家王君认为，不要把孟加拉格莱珉银行当作小额信贷的惟一模式，试图简单复制。对于那些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地区例如江浙一带沿海城市，以单个借款人为对象的微小贷款更合适。无论什么模式，都必须不断探索努力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才能实现足够大的覆盖面和可持续性。要实现这些，需要有多元化的、治理良好的金融机构，有适度竞争和有效的监管，以及好的金融政策和基础设施的建设。"毕竟，像尤努斯这样的理想主义者可遇而不可求。"

　　"我想还是继续做我现在的事吧"

　　《财经》：问一个私人的问题：你在格莱珉银行的收入情况如何？

　　尤努斯：我每个月拿回家的现金收入是350美元。这是孟加拉国的公务员工资级别里面最高的。我和其他同事住在同一幢五层公寓楼里，我的公寓在底层，面积不到90平方米。我和我的家人都没有在格莱珉银行或是任何一个格莱珉银行关联公司里拥有任何股份。

　　《财经》：有人说，你在做着许多政府应该做的事情？以你现在的威望，从政也许可以为穷人做更多的事，不是吗？

　　尤努斯：我觉得我是在做一个公民应该做的事情。如果从政，我可以做很多事；但是不从政的话，我也能在格莱珉银行做很多事。

　　一直都有人想让我从政。因为我们的政府存在许多腐败和笨拙的地方。我不想做，因为从政将进入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最大的问题是，如果从政，我将必须要放弃在格莱珉银行的事业，因为两者不可能兼顾。如果不做与贫困有关的事情，我就什么都不是了。我想还是继续做我现在的事吧！

记者述评

　　1990年12月，统治了孟加拉国十年的军政权下台，次年举行了孟加拉的首次自由大选。格莱珉银行全体工作人员在大选前的几周全力以赴，终于确保所有成年的格莱珉银行借款者都成为登记选民。

　　1992年，大约400名格莱珉银行借款者被选为联邦议员。

　　1996年，格莱珉银行借款者率先取得了一个几乎无法想象的胜利：在全国大选中，借款者中的妇女当选议员的数量多过男性。

　　1997年，1753名格莱珉银行借款者(其中女性1485人，男性268人)，以及1570名格莱珉银行借款者家庭的成员被选入各地政府机关。

　　尤努斯曾经说过，直接向穷人发放现金贷款，"使他们能够立即实践自己已经掌握的技能——编织、脱粒、养牛、拉人力车等等，他们挣到的钱继而能转变为一把开启一系列其他能力的钥匙。"

　　事实证明，他的预言是对的。

资料：穆罕默德- 尤努斯

　　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曾获得过总计60多项荣誉，如1978年孟加拉总统奖、1985年孟加拉银行奖、1994年世界粮食奖、1998年悉尼和平奖，以及2004《经济学人》颁发的社会经济创新奖等。

　　1940年，出生于孟加拉吉大港一个富庶的穆斯林家庭，毕业于达卡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和硕士学位。毕业后任教于吉大港大学。

　　1966年，获富布赖特奖学金赴美留学。

　　1969年，获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经济学博士学位。

　　1972年，尤努斯于孟加拉国独立后不久回国，任吉大港大学经济系主任。

　　1974年，孟加拉国发生严重的饥荒，他开始寻找解决饥饿与贫困的对策，到村庄里试验高产种植的办法。

　　1976年，在一次乡村调查中，他把27美元借给了42位贫困的村民，以支付他们用以制作竹凳的微薄成本，免受高利贷的盘剥。

　　1979年，他在国有商业银行体系内部创立了格莱珉(意为"乡村")分行，开始为贫困的孟加拉妇女提供小额贷款业务。

　　1983年10月2日，格莱珉银行正式独立，其向贫困人口发放贷款的方式自成一体，被称为"格莱珉模式"。

　　1998年，受孟加拉洪灾等影响，格莱珉银行险遭困境。

　　2001年到2004年，格莱珉银行完成了从"经典模式"到"格莱珉二代"的转型。

不以赚钱为第一目的　日本"草根银行"萌芽

2009-01-05 联合早报
符祝慧 东京特派员

　　当金融海啸把大银行吹得东歪西倒之际，日本民间有一种称作"草根银行"的小资本融资机构开始萌芽。它们没有如华尔街上"雷曼兄弟"那样的大资金和大排场，不过是日本金融界中的"小逗号"。但是，不以赚钱为第一目的，只把资金借给对社会、人类有贡献的投资家们的铁律，却使它们在这金融界混沌时代获得了高评价。

　　根据报道，日本目前一共有11家以"草根"（NPO）理念作为出发点的小型融资银行。自三年前第一号成立后，累计的总融资额超过16亿日元（约2544万新元）。

　　当雷曼兄弟倒台，各地股价一下子跌入深渊的9月份，日本各地银行都在担心资金的流通会否遭遇问题时，这些草根银行却没有任何风吹草动。相反的，由于它们用钱有道，贷款的公司"安分守己"，让人们看到了这些草根银行"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好处。

　　一日本环保公司老板回顾他决定向一家草根银行借钱的经过："两年前，我与一些好友研究出将纸尿片焚烧成燃料的新技术，当我向大型银行申请融资成立公司时，它们却一口拒绝，理由是：你们没有实际的业绩。之后，经朋友介绍，我们认识了AP银行，它们看了我们的报告，与其负责人有了深谈后，它们便决定给我们贷款500万日元。（约7万9500新元）"

利息平均只在1%左右

　　"草根银行"的一个铁律是低利息，平均只在1%左右。它的融资的最先考虑是借方能为社会人群做出什么样的贡献，在产品上有什么新概念。此外，为安全，借款最长期限只限于10年以内。

　　"AP"草根银行的创业者是日本乐界名人坂本龙一以及他的两名音乐伙伴。成立宗旨是希望以乐界力量（Artist Power），为社会人群做出贡献。出资一亿日元为资金设立基金后，他们雇用了三井住友银行的前职员见山谦一（41岁）掌管业务。

　　在银行界经过1990年代金融危机的见山谦一告诉记者："草根银行是在还原银行的本质。当年，我还在银行工作时，最让我痛心的是看到大银行往往只是顾及本身利益，忘记了'公共'理念。这次从美国的次贷引发的金融问题，实际上就是在不充分考虑大众、聆听民声下造成的恶果。"

推动草根银行人士不少都是对大银行不满

　　据了解，在日本不少推动草根银行的人士，不少都是在对大银行不满的情况下自立门户。 31岁的木村真树大学毕业后，就在故乡名古屋的一家银行工作，后来因为不满银行只以申请表格来判断融资对象，而决定以"人性化"开发小型银行。他设立一称为"Community youth bank MOMO"的草根融资机构，专门给名古屋一带的自然农业团体出资。为让出资者了解所投资的钱用在什么地方，该行定期举行农业实地体验团。

　　一名37岁日本男士向媒体指出："我和家人参加了这个农业考察团，感到自己投下去的钱确实用在很有意义的地方。与网上将钱投到看不到目的的基金上相比，这样的投资方法透明度很高。"

　　值得关注的一个转变是，日本金融街东京中央区内已开始有"草根银行"进驻。一称为"区域重建"的基金，目前结合15人的3亿5000万日元正朝向开发老人住宅，规划乡间经济出发。

　　报道指出，这些现象显示在遭遇金融海啸后，日本一些投资人正渐渐反省以往只以"赚钱"为第一目的"投资"观念。至今，常被边缘化的草根活动、社会投资，或将成为人们修正投资的一条有意义的途径。

对银行来说，资金的安全高于一切，盈利不是首先考虑的因素。但是不以赚钱为第一目的，而是判断项目是否有益于公众，这是有社会良知的银行家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