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范泓：梅贻琦与清华大学(南方都市报 2008-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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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贻琦与清华大学
日期：[2008年9月14日] 版次：[TM07] 版名：[评论周刊 文化评论] 稿源：[南方都市报] 网友评论： 0 条
◎范泓知名作家
梅贻琦这个名字是与清华大学联系在一起的。这不仅在于他是历任清华大学校长中任职最久的一位，也是奠定“清华校风”成效最卓著的人之一。清华著名校训来自蔡元培，但真正能够将之充分发挥者则是梅贻琦。梅氏说过的那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至今为学界所激赏和推崇。而梅氏一生身体力行，形成办学的特殊风格，“造就清华校史上名家辈出的黄金时代”，被认为是近代华人世界极重要的教育家。
从事实看，1949年前后，梅贻琦没有选择留在大陆，而是去了美国。以叶公超的说法，梅氏去美国并不是去做寓公，“而是继续保管清华的基金”，这也是梅氏在当时为“长远的科学计划”所作的一个具体打算。1955年11月，梅贻琦从美国到台湾，筹办清华原子科学院研究所，并在这个基础上开始再建台湾的“清华大学”。在当时背景下，这是一项筚路蓝缕的努力，不仅缺少资金，人才更是难得。梅贻琦决定先行招考原子科学研究所研究生，没有考场，就借台北师大的体育馆；没有课舍，先借台大上课。在梅氏看来，这些比盖房子或作宣传更为重要，那些有限的资金要用于“实在的科学发展”。招考第一批研究生时，梅氏打破常规，没有成立所谓“招生委员会”，据其助手赵庚飏回忆，当时“只备便餐在中华路请了命题的台大师大几位教授，记得有台静农、梁实秋、戴运轨、陈可忠、管公度先生”。而新竹校舍建设，梅贻琦一再嘱咐“要简单节省，绝不要华丽辉煌”，其理由依然是“大学的第一要件是大师（良好教师），第二要的是图书仪器，第三则是供应维护研究实验的费用”。梅氏在其任内，办公室从未添置过沙发，只有一张藤椅，卧室、汽车里没有冷气设备。个人生活用品如火柴、茶叶、肥皂等完全自付，“不得报公账”。在那段艰苦创业的日子里，为储备未来的研究人才，梅氏将有培养前途的学生送到海外进修或考察，并先后邀请袁家骝、吴大猷、邓昌黎等人自美来台讲学数周或数月，其目的是要“将原子理论予以常识化与社会化”。后任台湾“清华大学”校长的徐贤修这样说过，“五十年代梅先生以他卓越的远见和敬业的精神，创办清华和平用途的原子科学研究所，多方奔走，罗致物理、化学、核工、数学人才，先期派人受训，完成远东第一座原子炉，以致有今日核能发电的发展，而有关人才的培养，以致有后来理学院的脱颖而出……”
注重人才与学术创新，可谓是梅贻琦一生最突显的教育理念。早在1931年，他在清华大学就职演说中，即特别标举“研究学术”和“造就人才”两项要务。在台再建“清华”时，依然强调这两项要务的重要性。1957年正式开始招收本科生。梅贻琦既担任过北京清华大学的校长，也是台湾“清华大学”的创校校长。如果说北京清华大学百年来人才辈出，那么台湾的“清华大学”建校五十年，也培养出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这些想必都与梅氏这位两岸“清华”的承传者的办学理念密切相关。从规模看，台湾的“清华大学”虽远不如北京的清华，却也发展成与北京的清华相同的理工科、文科综合性名牌大学，这实际上是在梅氏教育理念的引领下，历任台湾“清华大学”校长莫不重视延揽人才与鼓励学术创新的一个必然结果。
梅贻琦是一个做事必有准备的人，付之实施后即坚定不移。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在当时荒郊僻壤的新竹重整“清华”，其一生功绩在教育，影响了日后台湾的学术走向，也为台湾社会开创了不断翻新的知识价值。在友人和学生的眼中，梅氏平时沉默寡言，做事则不寡断，“与胡适之先生的光彩照人不同，但许多事往往不知不觉中办了。他任校长三十余年，校风亦受此影响”（沈君山语）。叶公超则说，梅贻琦做人、读书、做事，可用“慢、稳、刚”三个字来形容。“而最令人想念他的，就是他的真诚。处于中国的社会，他不说假话，不说虚伪的话，不恭维人，是很不容易的一桩事。”
对于一位教育家来说，梅贻琦重整“清华”旗帜，既体现了自己坚定的教育理念，同时亦彰显其人格的魅力，这样的人在今天显然不多了。
http://epaper.nddaily.com/F/html/2008-09/14/content_572583.htm
日期：[2008年9月14日] 版次：[TM07] 版名：[评论周刊 文化评论] 稿源：[南方都市报] 网友评论： 0 条
◎范泓知名作家
梅贻琦这个名字是与清华大学联系在一起的。这不仅在于他是历任清华大学校长中任职最久的一位，也是奠定“清华校风”成效最卓著的人之一。清华著名校训来自蔡元培，但真正能够将之充分发挥者则是梅贻琦。梅氏说过的那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至今为学界所激赏和推崇。而梅氏一生身体力行，形成办学的特殊风格，“造就清华校史上名家辈出的黄金时代”，被认为是近代华人世界极重要的教育家。
从事实看，1949年前后，梅贻琦没有选择留在大陆，而是去了美国。以叶公超的说法，梅氏去美国并不是去做寓公，“而是继续保管清华的基金”，这也是梅氏在当时为“长远的科学计划”所作的一个具体打算。1955年11月，梅贻琦从美国到台湾，筹办清华原子科学院研究所，并在这个基础上开始再建台湾的“清华大学”。在当时背景下，这是一项筚路蓝缕的努力，不仅缺少资金，人才更是难得。梅贻琦决定先行招考原子科学研究所研究生，没有考场，就借台北师大的体育馆；没有课舍，先借台大上课。在梅氏看来，这些比盖房子或作宣传更为重要，那些有限的资金要用于“实在的科学发展”。招考第一批研究生时，梅氏打破常规，没有成立所谓“招生委员会”，据其助手赵庚飏回忆，当时“只备便餐在中华路请了命题的台大师大几位教授，记得有台静农、梁实秋、戴运轨、陈可忠、管公度先生”。而新竹校舍建设，梅贻琦一再嘱咐“要简单节省，绝不要华丽辉煌”，其理由依然是“大学的第一要件是大师（良好教师），第二要的是图书仪器，第三则是供应维护研究实验的费用”。梅氏在其任内，办公室从未添置过沙发，只有一张藤椅，卧室、汽车里没有冷气设备。个人生活用品如火柴、茶叶、肥皂等完全自付，“不得报公账”。在那段艰苦创业的日子里，为储备未来的研究人才，梅氏将有培养前途的学生送到海外进修或考察，并先后邀请袁家骝、吴大猷、邓昌黎等人自美来台讲学数周或数月，其目的是要“将原子理论予以常识化与社会化”。后任台湾“清华大学”校长的徐贤修这样说过，“五十年代梅先生以他卓越的远见和敬业的精神，创办清华和平用途的原子科学研究所，多方奔走，罗致物理、化学、核工、数学人才，先期派人受训，完成远东第一座原子炉，以致有今日核能发电的发展，而有关人才的培养，以致有后来理学院的脱颖而出……”
注重人才与学术创新，可谓是梅贻琦一生最突显的教育理念。早在1931年，他在清华大学就职演说中，即特别标举“研究学术”和“造就人才”两项要务。在台再建“清华”时，依然强调这两项要务的重要性。1957年正式开始招收本科生。梅贻琦既担任过北京清华大学的校长，也是台湾“清华大学”的创校校长。如果说北京清华大学百年来人才辈出，那么台湾的“清华大学”建校五十年，也培养出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这些想必都与梅氏这位两岸“清华”的承传者的办学理念密切相关。从规模看，台湾的“清华大学”虽远不如北京的清华，却也发展成与北京的清华相同的理工科、文科综合性名牌大学，这实际上是在梅氏教育理念的引领下，历任台湾“清华大学”校长莫不重视延揽人才与鼓励学术创新的一个必然结果。
梅贻琦是一个做事必有准备的人，付之实施后即坚定不移。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在当时荒郊僻壤的新竹重整“清华”，其一生功绩在教育，影响了日后台湾的学术走向，也为台湾社会开创了不断翻新的知识价值。在友人和学生的眼中，梅氏平时沉默寡言，做事则不寡断，“与胡适之先生的光彩照人不同，但许多事往往不知不觉中办了。他任校长三十余年，校风亦受此影响”（沈君山语）。叶公超则说，梅贻琦做人、读书、做事，可用“慢、稳、刚”三个字来形容。“而最令人想念他的，就是他的真诚。处于中国的社会，他不说假话，不说虚伪的话，不恭维人，是很不容易的一桩事。”
对于一位教育家来说，梅贻琦重整“清华”旗帜，既体现了自己坚定的教育理念，同时亦彰显其人格的魅力，这样的人在今天显然不多了。
http://epaper.nddaily.com/F/html/2008-09/14/content_57258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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