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知死，焉知生：死亡分析

一、有待与无待
对一个处于正常状态下不想死的人来说，他的基本态度是：不知何时死，但有待于死。
那么，无待于死会怎样呢？
譬如有两个人都是四十岁，患了同样的慢性症症。
医生对甲说：你只能活到六十岁；对乙，什么也没说。后来，甲真的活到六十而亡，乙呢，活到五十就死了。看来，甲比乙更幸福。实则不然。
甲时刻都在计算这二十年的光阴该怎么度过，怎么过都觉得不值。他经常梦见死神尾随在他后面，老是踩他的鞋跟儿，还往他跟前扔西瓜皮。他焦虑于死神的脚步声，即使白天在走廊里也能听见。他的这种生存状态就是：有待。
乙不知自己能活多久，也就每天都希望明天能和太阳一同升起。到晚上，又和月亮一起睡下。他从来也不计算自己的寿命和死期，因为他不知道。他活得很快乐，和一般人没啥两样儿。这就是：无待。
然而人生又时刻充满了有待，人生就是在一个个有待里不断接力下去的。每天太阳都会升起，每天的太阳都是有待的一个象征。
于是，人们在对待死亡时，也存着有待的心态。比如，计算保险回报，期待儿女养老送终，培养接班人，建造墓室，买棺材板儿，求见马克思。人们是在计算死神与自己的距离，自己到死还有多少站地。
那么，隐士可以无待么？
我们喜欢说，小隐隐于林，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这句话实在胡诌。隐士要隐藏的无非两样，一个是身体、踪迹，一个是心、思想、观念。于是，隐身是小隐，而隐心必是大隐了。似乎更难能可贵的是，不隐身而能隐心。那为什么自己的心思就不能为天下人所知呢，为什么就不能以内之不化来化外呢？
隐士的出现是以世道不古为先决的，若是尧舜盛世、大唐开元，隐士更像是动物园里的小丑了。他们在乱世隐身的原因无非是，怕人迫害全身而退，怕人了解自己的心机而逃避，同流合污又要出淤泥而不染。这些目的里包含了多少的期待，真不知做这样的隐士还能有什么滋味，不得人格分裂已谢天谢地了。可见隐士的有待之心比起一般人来有过之而无不及，实在令人失望。
那么，作为隐士特殊一种的和尚呢？和尚是带了宗教信仰的隐士，他们为什么会皈依我佛自有原因种种，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期待自己能成佛悟禅、能够最终坐化升天。不想成佛的和尚不是好和尚。纵使各种放下执着心的教义与公案遍布和尚课程的各个角落，但还是能从中看出执着来，那就是为了放下执着而执着。而且这样的执着是直接面向死亡的，就是在死后得到什么、能够怎样怎样。
几乎所有的宗教都是与死亡相关的，都在布置死后的内容：羽化、坐化、圆寂、不死、轮回、前世来生的因果报应、天堂、地狱……。因而，都可称为关于死亡的有待哲学。
看来先前举的那个例子是一相情愿了。一个人可以在这里无待于死，却又会在别处有待于死。纵然他怕死，纵然他自以为自己不会死，却还是在时时刻刻、不知不觉中计算着死、期待着死、仰望着死……
二、一个人的世界
不管怎样，我终究得一个人去面对死亡，没人能与我分享这种经验。正如老子之孤，又与作梦类似。
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其实他的意思是，可知生，不可知死。这里的知，就是指共同的知识。可以交流体会的，只能是关于生的。而死是一个人的知识，虽然每个死者在濒死时都会产生这样的知识。但他还是独自吞下了，一言不发，好似饮弹一般。
我回到了自己的第一故乡，那里曾经是我的诞生地，如今又目睹我归来。而这个故乡，就是一个人的世界。难道生时与死时竟然可以是居于一个地方吗，好大胆的假想啊。
还是先说说出生吧。出生的时候，我是无意识的，我根本不可能记得我生之前在羊水中的经验以及刚出生时在襁褓中的体会。但这些都是实实在在曾经发生的啊，那么这些体验哪里去了呢？它们保存在我大脑的最隐秘的地方，作为我出生的那个故乡的标志与鉴证。而后呢，这个烙印就成为一种精神气质，来帮助我寻找自己的故乡与归宿。于是，当我即将死去的时候，它又出现了。
一般来说，人们总是把去处与来处相提并论的：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质本洁来还洁去，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返老还童，寻找归宿……这里，“归宿”何意呢？肯定是说，曾经从此而来，所以才叫“归”——即人死之时，亦复归到那个来处。
好了，经过这一番思维折腾，我终于对于死有了新的知识，那就是“一个人的世界”在出生时到底是怎样的。
我出生前后是被羊水包裹的，靠母体的胎盘获得营养。我还能听到一些来自母亲的和母体之外的声音，但我不知道那是啥意思。我只能把那些体验记录下来，贮藏我的记忆磁带库里。它们被我藏得很深，以至于我根本就不懂得如何才能恢复、唤醒、找到它们。
于是，我似乎可以预测一下临死时的那个“一个人的世界”了。我在这个时候终于找到了那些孕育、出生时期的经验，我一样能听到一些声音，看来声音远比图像更为原始、本初。我以一生的经验去体味它们，最终融化在母体羊水一般的境界里。
附一、倒置孔子
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这句话的意思相当明白：不能确实地通晓生的意义，怎么能确认死的价值呢？孔子的所有思想、教义就是从这句话上起飞的，正是为了生，才有仁义理智信。儒学也因此滥觞，逐渐渗入中国人的血液里、脑细胞里。中国以往的哲学都是生存哲学、生活哲学。中国人是不愿意思考死亡的，因而谈不上信仰。信仰是对死亡的追问。所以，中国人要把佛偷换成帮助芸芸众生具体生活的菩萨，从佛教发展出富于生活气息的禅来，而把死亡的问题悬挂起来。
把“未知生，焉知死”倒置过来，就是：未知死，焉知生。从这个倒置出发，就是另外半个哲学的思想探险了。我们不仅要倒置这句话，还要倒置《论语》、倒置孔子、倒置儒学。惟有这样，才能找到新思想。
孔子的学说只算得上半个哲学，也就是生的哲学。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仁的前提是生，在生存之中才有仁者爱人。而后就有了我（仁者）与他人的各种关系：孝悌忠义信。对仁的倒置，就是要探求孤独。这里的孤独，不是为了达济天下修身准备，而是我与世界的赤裸裸的对视。
“朝闻道，夕死可也”。把可闻之道与死放在两头，以为求得生之道就可满足而死。这是孔子的典型做法。将之倒置过来便是：夕将死，朝可闻道。
从死亡的地平线上传来的道虽然寒气逼人，却比暖洋洋的朝阳之道更清晰、更接近本质。死亡离人并不远，而且如影随行。每一个矿井里都有死神，它们吞噬矿工如家常便饭。每一条马路都有命案，如同鱼肉上下的刀俎。但中国人总是避讳死，也就不能真切地认识生。于沸腾的热辣的兴高采烈的生存（生活）当中忘却死的必然和可能，又如何能以静观之心来体味死的境界。在中国鬼话中所包含的那些故事，不过是人间的一个副本。
更为关键的是，要细致描绘的不是死亡的体验，而是死亡对于生存的价值。而在孔子看来，只有生存对于死亡的价值。
更多地倒置孔子，就会发现人生更多的秘密。因这些秘密一直被儒学这片草皮所覆盖，就更显得神秘起来。在儒学的草皮上生长起来的，是规则的树林，有显、有隐。儒学的本来规则是礼教，但儒学也衍生出诸多的潜规则。二者被仁所发源出来的各个儒家理念所纠缠、所装饰、所解析，渐渐莫辨你我了。儒学的困境也就由此而来，君子是小人里的君子，小人是君子中的小人。
我们历来喜欢从大门、二门而入厅堂，就如同学习、掌握、践行儒家的思想。可当将孔子倒置过来之后，尽管他老人家的脸憋得通红，他的双脚却为我们踹开了一扇思考的天窗。顺着这天窗望出去，是另一半的更大的视野。
附二、非正常的正常死亡
几乎年年都会出现若干重大矿难，许许多多矿工因此葬身。一发生重大事故，那些国家安全生产监督局的人就会立马赶到现场，组织抢险救人。据统计，我国每生产一百万吨煤，就要死三个矿工。这样的生产死亡率是美国的一百倍，还是印度的十三倍。
我们还在以这样原始的方式来采掘能源矿藏，来增添不夜城的美丽，来标榜形象工程的魅力。我们每开一次灯，每开一次空调，每开一次灶，每开一次暖风，都会有几滴矿工的鲜血从天花板上滴下来，从墙壁里渗出来，从地板下洇上来。
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报道，也就习以为常。这是很自然的，死者长已矣。那么，这样的死亡到底是正常的呢，还是非正常的呢。说它正常，可以说每年都肯定会发生这样的事故，不在这里便在那里。说它不正常，这毕竟是事故啊。而所谓“事故”，就是按照正常程序、正常规则不应该发生的事件。
不如这样来表述：在中国，发生矿难就和人死一样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没见过不死的人，于是就说人是必死的。我们没见中国的矿难有减少的趋势，只好说那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可以规定操作流程，发明更先进的机械，采用更安全的控制系统，却不能改变原始资本积累的方向。这些原始资本就是要用人的生命来换取廉价资源，这是它的既定方针。
我们可以制定更严格的法律，规定更高的人命赔偿价格（可参考吴思的《血酬定律》，也建议吴思在《血酬定律》修订版中增加“矿难血价”一章），却无法使那些矿主在事先感到丝毫的畏惧。
我们可以继续开展各种教育运动，把精神文明和人文关怀置于经济发展之上，却难以让那些和矿主勾结的贪官污吏们享受到教训二字。
我们可以加强新闻监督的力度，把国家安全生产监督局升格为总局，却从来也没有动摇过那种垂直的监督体制。这样的体制，在各个行业与领域中，发挥着事后诸葛亮的效能。
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非正常的正常死亡。
附三、教授余虹的自杀分析
余虹走了，他自杀了。据说他看透了生死，自杀得很有哲学意味。死者似乎为大，但这样的死实在有些小。
余虹是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学科文艺学学科带头人，比较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
说他的死有些小，意思不是说他死得不值得，而是说，他还是属于没有想明白就匆匆而死的。他读了很多西方哲学和文艺书籍，一直生活、活动在各个学院、大学里。他并没真的掌握住现实世界的生命力，当然更没有把握到网络的力量，而仅仅是在通过书本去复制生活，即作为西方思想的代理来图解中国社会。
他没有了解到，中国现实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独一无二的世界，根本不可能“由西方引入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术语还必须在中国语境中经由能指移用和所指置换的处理才能成为反思中国文学理论的路标。（引自余虹的《革命、审美、解构》）”
毋宁说，余虹也是一个教徒，他为了自己的西方哲学教主而殉教，为这样的真理而殉教。他没有实实在在地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活。
余虹在《我与中国》里说，“作为一个生活在中国的中国人，‘我’与‘中国’发生着某种非此不可的关系。我生活在中国，这是生我养我的地方，也是鲁迅所说的那个‘吃人’的地方吗？我与这个被称为中国的地方究竟发生了什么关系？细察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我’（个体中国人）与中国这个地方发生的关系几乎全然是被动的，也就是说，我只是被动地、无可奈何地生活在这个地方，我几乎没有任何主动建构和改造它的权利与现实可能。”
显然，这里也包含着余虹作为“我”的深深的痛苦，即他不能参与到影响现实的活动、行动、运动当中去，而只能做一个写字者。
我以前不知道余虹的名字，毕竟不是干学术的，虽然常去人大食堂吃饭。于是我浏览了一些他的文章，觉得里面引号太多。为何这些学者的文章老是要打引号呢。原来，他们要不断地引用别人的话，这样显得严谨，却不注重培养属于自己的语言，最终丢失了自己的语言。
余虹也是这样。
当他用那些晦涩的语言、学术的语言一而再、再而三地试图表达自己的思想时，他发现在这里面丝毫没有自己，有的只是尼采、海德格尔、福柯的喉舌。于是我发现，自杀的不是余虹，而是这个喉舌。
余虹虽然身为人文学科教授，却是《我与中国》中所说的那个个体，没有自我言说的能力。
所谓自我言说，就是用自己的语言去解说世界。
余虹只能引进、吸收，和大多学者一样以西方智慧图解中国当下。自然的，痛苦就难免了。
而很多人没有自我言说的能力，但他们并不想去言说，因而活得好好的，快乐死了。只有那些想自我言说却没这能力的，才会整日以头试墙，直到以身试地。
艺术家自有办法，他们用艺术语言去自我言说，因而比较难懂。至于那些写实主义风格的绘画，因为太像现实还达不到自我言说的地步。这就是为啥艺术非常深奥、晦涩又充满活力的原因。由此也可以推论，那些一眼就看穿一耳就听到底的作品并不能被叫作艺术了。
再说回余虹。
他的死震惊了世人。人们觉得他有这么好的事业，又正处在学术生涯的巅峰（以比较优势论），本可以好好活下去。可他自有一本难念的经，这也是人之常情。一时想不开，自杀了，然后就被赋予了哲学的和社会学的意义，就因为他是一个人文学科的教授。
由此又想到那些自杀的诗人，海子、顾城等。他们可说是通过自杀完成了最后的一篇诗歌，从而这样的自杀行为具有了艺术作品的价值，而无论其血腥程度如何（顾城在杀妻后自杀）。
但能说余虹以自杀完成了最后一篇论文吗。
我觉得不能。艺术作品可以是一个自杀行为，但一次自杀决构不成一篇充满了引号的判断。或许那份没得公开的遗书有些学术价值，但估计不会有很完整的创意。
由于余虹并没有完成他的自我言说，所以他的自杀显得有些小了。
还是安息吧，上帝会替他言说的。
三、自我言说
在面对死亡的一个人的世界里，我惟一要做的，就是自我言说。
言说者怀着生成之喜悦赴死，视死如归。这个“归”的意思就是，归于自己的言说。看着挺像车轱辘话的吧，其实就是自成体系。而不能自我言说，只得痛苦而死。有时因不能自我言说，也会主动选择死，也就是自杀。
为什么而活，就意味着为什么而死。当我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是在追问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正因其没有答案，活着才有意义——在这个追问的过程中，产生了意义。为什么而死的追问也正伴随着为什么而活。它们一起构成了那句废话（而不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言说者的言说既面向死亡，也面对自我。我要把自己从一个纷乱复杂看不清头绪的人生中解脱出来，必须依靠这样的言说。那么，言说的模式又是什么呢？
我自出生始，就思考着这个世界的角角落落。春去秋来，冬储夏藏，万物的运行自在我心。我一直在思考着为人生的目的，无论是咿呀学语、嗷嗷待哺、小松鼠快长大，还是小二郎上学堂、德智体美劳、上课说话被罚站，抑或是谈情说爱、结婚生子、第三者插足，还或者是生老病死、沧海一声笑、都付笑谈中。我始终没有偏离自我言说的航道，我始终都在仰望宇宙的星空。
我在这世上活着的时间相当短暂，因而我会以以下方式来追求某种永恒性：
1、生殖方式：养育子女，靠子嗣来传递自己的基因。这需要祭祀来维持，就像一个电工维护电器设备那样；
2、事业方式：譬如资本家、企业家，他们赚的钱足够其挥霍一辈子，但他们依旧还在工作，为何？为了使企业、公司能不断传承下来，也就传承了他们的精神，如同薪尽火传；
3、思想方式：作家、思想家、学者通过写作来把自己的思想、精神基因固化在文化的地层里，靠社会交流的代代相继而获得永恒性；
4、政治方式：政治家开创一个国家或一个新时代，将使得他能彪炳史册，记于万民之心中；
5、艺术方式：艺术家靠着自己的作品流传后世来博得永恒的名声，不过能幸存下来的数量非常少；
还有别的方式么，或许吧。
这五种方式当中，生殖【生理】方式最低级，所以它可以和其它方式并行不悖。事业方式和政治方式都与社会、他人有着无限紧密的联系，因而不适合作为自我言说的模式。思想方式与艺术方式都可实现创造者与观赏者合一，也就能适应面对死亡的那个“一个人的世界”了。而思想方式和艺术方式还可结合在一起，从而成为自我言说的基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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